或许有人认为，英雄不问出处，但考古面对的是国家文物，如果”非专业人士独立考古”被认可，将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文物的安全将得不到保障。
考古学就是考古学,考古的学科
尹达与中国史前考古学 王世民尹达同志是老一辈考古学家中，对中国考古学的早期发展，做过重要贡献的学者。1931~1937年，他活跃在田野考古第一线，参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进行的安阳殷墟等项重要发掘。1954~1963年他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对于把握考古研究的正确发展方向，起了重要的作用。数十年来，尹达同志特别是在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奠定基础方面，有其可贵的业绩。一 中国考古学开始走上科学轨道的年代，首要任务是正确判别主要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尹达正是这个时刻，在李济和梁思永的领导下，坚持多年的田野发掘，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193l~1934年，他参加梁思永主持进行和自行负责的后冈遗址发掘工作。这项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掘，第一次从地层学上确定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殷文化的相对年代，使我国史前时期考古研究的水平大大地提高—步。这里无疑包含着尹达的辛勤劳动。后来，他在濬县大赍店遗址的发掘和安阳同乐寨遗址的调查中，也曾发现龙山文化叠压仰韶文化的地层关系，进一步证实中原地区两种原始文化的年代序列。这些在今天，早已成为中国考古学上的普通常识，当时却是我国考古学界的头等大事，是中国史前考古科学化的重要标志。 1936年夏，尹达又在梁思永的领导下，与祁延霈一道，发掘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大大地丰富对龙山文化文化内涵的认识。当时，这里曾发掘50多座墓葬，有的随葬品特别丰富。尹达参加革命前,已经将两城镇的发掘资料整理完毕，并且写好了报告的主体部分，由于没有来得及撰写结语便搁置起来。50年代中期，他曾根据自己手头的部分资料，准备继续进行两城镇遗址的整理研究，由于其他工作较忙未能写成专文。这项发掘的原始资料和报告初稿,现存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可望进一步整理后正式发表。 尹达对殷墟发掘也有重要贡献。他曾与石璋如、祁延霈等人鼓动梁思永，领导大家寻找殷代的王陵。于是确认侯家庄西北冈墓地，并于1934年春，对该墓地进行中国考古学史上少有的大规模发掘。从1934年秋到1935年秋的三个季度，共计发掘10座殷代王陵，以及上千座残杀“人牲”的祭祀坑，为殷代社会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尹达早年的突出成就，还包括根据一些遗址的系统发掘资料，第一次详细地论证安特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问题上的错误。上世纪20年代前半期，瑞典学者安特生来我国进行史前时期的考古工作，先后发现仰韶村等著名遗址，由于他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资料存在问题，所作错误论断在学术界造成了混乱。尹达从亲自参加后冈等遗址发掘所明确的仰韶、龙山两种文化年代序列出发，通过分析当时了解较多的龙山文化和仅有初步了解的仰韶文化两类陶器特征，较早地认识到“仰韶村遗址中实含有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遗存”，“安特生所谓仰韶文化实杂有龙山文化遗物，应加以分别，不得混为一谈”。1937年春，当安特生来史语所参观访问时，尹达曾当面向他提出质疑，但安特生固执己见，并不认输。于是尹达在当年7月，撰写《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文，详细阐述自己的见解(因抗日战争爆发搁置，迟至1947年3月发表)。该文又提出，安特生由于未能辨认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遗存，主要根据陶器的着色与否推测时间早晚，既然河南的龙山式陶器晚于仰韶式，那么所出陶器全是单色(某些特点和龙山文化遗存相似)的齐家坪遗址，“是否早于仰韶期，其问题正多，不能遽为定论”。这样，尹达对安特生当时划分并曾产生相当影响的甘肃远古文化六期，也已提出大胆的质疑。后来，夏鼐于1945年，通过甘肃宁定县阳洼湾齐家墓葬的发掘，找到齐家文化晚于仰韶文化的层位关系；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甘肃地区的大量田野考古工作，发掘过许多典型的遗址和墓地,使当地远古文化的年代序列得到更为圆满的解决。 尹达到达革命圣地延安以后，于1939~1940年撰写《中国原始社会》一书(1943年在延安出版)。该书的主要两个部分，分别从考古学上和古代传说上考察中国原始社会。这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中国原始社会研究的有益尝试。该书第一编，第一次在细致分析考古发掘所获可信资料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古代氏族制度的发展进程。现在看来，尽管书中的某些论断不甚妥贴，主要是对殷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了过低的估计，认为当时处于崩溃过程中的氏族社会，西周才是中国出现阶级社会的开始。但尹达以其一腔革命热情，在各方面条件都很困难的情况下，摸索了考古学与历史研究结合、服务于理论斗争的一条新路，有其不可埋没的开创之功。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初，是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时期。尹达于1954~1963年担任考古研究所的第一副所长和所长，先后十年之久。他与夏鼐一道，把握考古研究的发展方向，指导全面工作。当时，尹达的主要精力虽然用于历史研究方面的组织工作，但对考古研究的动向仍时刻关注。他经常向我们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考古研究，使考古学真正成为历史科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1954年底和1955年初，尹达刚刚回到考古战线的时候，先后发表《论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工作》、《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两篇文章。他从分析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基本情况、存在问题和进一步批判安特生在分期问题上的错误两个方面，阐明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当前的迫切任务，以及原始社会研究在理论斗争中的重要意义。并提出“早日建立起我国新石器时代分期的标准”，判明“新石器时代的不同的文化系统”等课题，较早地引导大家关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和文化谱系问题。 1958年和1959年，面对社会上“拔白旗，插红旗”的情况，尹达在考古学界及时提出“立中有破，边立边破”这一反潮流的发展方针，以及“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奋斗目标，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把我国各个阶段的各种文化遗存搞出一个科学的完整的系统”。同时，他又从领导的角度，明确表示对类型学方法的态度，批评一提“瓦罐排队”就全然否定的倾向。这样，便使全国的考古工作避免和减少错误思想的干扰，更加健康的发展。 编写《中国史稿》原始社会部分的时候，尹达为了进一步探讨我国原始社会的问题，于1962~1963年初，以《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一书所作综合为基础，逐一分析重要的具体资料，写了五万余言的长篇论文《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该文以高屋见瓴之势，更加概括地总结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其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已有研究成果，结合各地工作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指出尚待深入钻研的问题，展望进一步前进的道路。尹达反复强调，考古工作者必须努力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以理论斗争的责任感，密切注意大量资料所反映的复杂社会现象，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综合研究；必须努力提高田野考古的技术水平，以高度的学术责任感，严肃认真地对待田野工作，根据层位关系解决好不同文化遗存的相对年代和本身分期问题。尹达颇为独到地指出，要在考古研究中注意区分不同的工作阶段：(1)科学的考古发掘和发掘报告的整理出版。全面而系统地科学反映某一遗址的现象，是它的首要责任。(2)比较研究和综合研究。根据科学发掘的资料，从考古学理论的高度，深入分析其中反映的复杂现象，解决某些学术性、理论性的问题。(3)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历史的研究。他认为：“如果不弄清楚每个阶段应有的主要任务，从而混同起来，纠缠在一起，就会影响科学工作的进程。”“越过考古学的认真的综合研究，即进入氏族制度的社会历史的探索，就有可能制造一些学术上的混乱。”尹达还曾特别指出，必须认真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综合研究，透过一系列的科学探索，“把长时期内各种不同文化在不同地区的发展过程弄清楚”。强调这种文化发展系统(亦即文化谱系)的探讨，是考古研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忽视这一环节，就会造成学术上的损失”。为此，他针对当时仍然轻视类型学研究的情况，进一步阐述陶器在新石器时代研究中的作用，提出对新石器时代的大量陶片作目的性明确的全面而系统的研究。 当年，尹达在《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期盼，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园地，通过“园丁们的选种，培育，灌溉，锄草这一系列的大量劳动”，“出现杂草不生，百花盛开的、更为宜人的景象”。四十多年后的现在,这种更为宜人的百花盛开景象已经出现。在诸多考古学者的齐心努力下，各地陆续发掘一系列典型遗址和墓地，迅速出版许多大型考古报告，考古遗存年代序列和文化谱系的研究更加深入，农业起源、生态环境、聚落形态和文明起源的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中国史前考古学发展的历史，重温尹达同志的业绩，对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仍然是十分有益的。
考古是一项很细心的专业，然后也需要考验很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考古学家特别的了，不起。
考古学(Archaeology)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在中国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其他国家 多从属于人类学，也有划归艺术史的。其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物质资料，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实物资料包括各种遗迹和遗物，它们多埋没在地下，必须经过科学的调查发掘，才能被系统地、完整地揭示和收集。因此，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在于田野调查发掘工作。涵义考古学这一名词主要有3种涵义：第一种涵义是指考古研究所得的历史知识，有时还可引伸为记述这种知识的书籍第二种涵义是指借以获得这种知识的考古方法和技术，包括搜集和保存资料、审定和考证资料、编排和整理资料的方法和技术第三种涵义则是指理论性的研究和解释，用以阐明包含在各种考古资料中的因果关系，论证存在于古代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作为一门近代的科学，考古学已有它的充实的内容，周密的方法，系统的理论和明确的目标。虽然还没有一个被普遍确认的定义，但在全世界范围内，学术界对考古学一词的理解是大致相同的。因此，可以从共同的理解出发，考虑到上述的3种涵义，给考古学下定义说：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历史发展考古学的产生有长远的渊源，但到近代才发展成为一门科学。近代考古学发祥于欧洲，以后普及到世界各国。北宋以来的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以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才在中国出现。作为一门近代的科学，考古学有一套完整、严密的方法论。它包含史前考古学、历史考古学和田野考古学等分支，并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领域内的许多学科以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其他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考古学是通过发掘和调查古代人类的遗迹遗物和文献来研究古代社会的一门人文科学。传统上，考古学是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但是现在它越来越独立，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考古学家与只研究历史记载的历史学家不同，他们通过研究远古人类的遗留物，对没有历史记载的史前文化也进行研究。考古学家致力于探索人类文化的起源。
概述新考古学是1960年代在北美流行的一个考古学派。这个学派的发起人,是当时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年轻考古学家路易斯·宾佛(lewisbinford)和他的学生朗格(williamlongacre),希尔(jameshill)和佛兰内力(kentflannery)等。宾佛注重研究人类活动的行为和过程，其基本主张为:“一,要对考古遗物的解释进行严格的经验检验;二,用经过严格检验的考古证据重建史前人类生活。”曾在考古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在20世纪1980年代经考古工作者介绍到中国。编辑本段arcaheologyasanthropology－宾佛1962年宾佛在aa上发表的arcaheologyasanthropology,他引用了willey的话:"如果考古学不是人类学的话,那么就什么都不是"。也就是说,他的基本立场在于:相信考古学必须充分地借用人类学的理论与资料。他的中心思想可以简述为:人类的文化下由数个subsystem组成,要清楚了解文化要仔细研究每个subsystem他相信考古学资料与现生族群之间的连系有可靠的关联性(即middlerangetheory)因此可以运用民族志类比的方式，为考古学重建文化增加认识。他们反对franzboas以来的historicalparticularism那种精细研究单一文化的面貌，他们相信了解文化变迁的过程比了解文化本身更重要－因此称为过程学派．从culturalecology的态度,相信文化是因为适应(adaptation)而产生变迁的．编辑本段重视科技性的研究方法重视理论和方法学在考古学上的应用(methodandtheory)．新考古学还有很多重要的概念，像michaelschiffer的formationprocess，重视遗物从制造到进入考古学家桌上的过程，已经经过多次概念和实质上的转换，因此考古学者看到的材料和原本的材料在性质上已有一定的差距．新考古学当然有很多的问题存在．不过它仍然是主宰了1960-1990之间美国的考古学主流。
考古学就是考古学,考古的学科
3000字的小论文，建议你题目最好小一点！不知道你是刚刚涉及考古还是怎么？所以给你几个建议找一个遗址中的一种遗迹或遗物进行探讨。这个相对专业，但上中国知网就有很多。如：半坡的环壕研究，看《西安半坡》;汉代桂宫瓦当研究，看《汉长安城桂宫 1996~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讨论一下考古与其他专业的关系。如：中国考古学与文物学的关系（大一是我就写过类似的）看 中国考古学通论、中国考古史、考古十八讲、文物学概论之类的。这个相对简单。写一下区别、源流，写一下相互应该借鉴之处就可以了。
而且文献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前后时代的文化的延续，就像今天习惯于阅读白话文的我们，在阅读文言文时会感到吃力、晦涩一样。当唐朝的人去阅读汉代的文学典籍例如史记的时候同样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因此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对前代的文章进行解释、注释等。而且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古典文献的载体大多是纸质书籍，但是作为文献的载体实则有过众多的变迁，因为纸张没发明之前，古人所采用的记录用品可谓多种多样，例如兽骨、竹简等，这些记录品各有优缺点，而且不易书写，极大的影响了当时文化的发展以及文学的传播。古典文献而且文献的发展以及应用一直都是由文人来攥写的，文献越往后期发展则越成熟，越来越标准化，但是也就造成了后面的编纂文献的人不得不按照前人已有的格式来进行攥写，但是有的人却觉得这样过于形式单一，过于单调，反而不愿意采用相同的格式。因此就有着众多的大学者开始想办法自创一种文献编纂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因此在文献的编纂中就出现了众多不同的文献类型。从甲骨文到纸质文献的演变甲骨文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古典文献以及较为成熟的系统文字，迄今为止在殷墟出土的甲骨以及其上面所刻写的文字多达四千五百个，但是真正可以被解读的甲骨文字却不到一半，由此可见甲骨文的考证之艰难。但是通过已经解读出的文字依旧可以推算出甲骨文上面主要记载的是殷商时期的统治者进行占卜的相关事宜，一大部分是卜辞，有一部分也记载了当时的一些事件，对于研究商代的历史文化有着巨大的意义。之所以称其为甲骨文主要是由于这些文字刻写在龟甲、兽骨之上，主要是龟的腹板以及牛羊的肩胛骨等，这是我国最早的文献载体，而且甲骨相对之后的竹简等便于保存不易腐烂，但是却不容易获得，数量有限。甲骨文十二生肖而在甲骨文之后主要是将文学刻写于金石之上的，金，主要是指当时的青铜器皿，而且上面刻写的也大多是有关祭祀的事件，但是更为详尽，内容丰富；石，则是主要指雕刻于石头上的文字，例如秦刻石鼓文、曹魏时期的"三体石经"等皆是石刻文字，但是金石文字其最大的缺点就是难以刻写尤其是青铜器皿之上的文字，极为耗费人力，而石刻文字又极易磨损，而且重量太大，难以挪动，在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风吹日晒中，早已经失去了原本的样子。青铜器皿在先秦以及汉代的时候最为常见的书写物品乃是竹简以及帛书，但是其中缣帛作为书写材料极为不便，而且价格昂贵，不易保存，哪怕其质
一、古代文献学基础知识1、 文献一词首见于《论语·八佾》。2、 传统文献学又叫做校雠学，由西汉末年的刘向、刘歆所开创。3、 古典文献学的传统主干知识包括目录、版本、校勘。4、 目录学在学术研究中最大的功用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5、 古典文献按照问世或流传的方式来划分，可以分为两大类：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出土文献是商代的甲骨文，最早的传世文献是《易经》《诗经》《尚书》。6、 刘向开始了中国古典文献学史上第一次有政府组织的大规模有计划的文献整理工作，著有〈别录〉一书。刘歆在刘向〈别录〉的基础上，撮其指要，著为〈七略〉。7、 两汉古典文献学的集大成者是郑玄。8、 魏晋玄学以谈论三玄《周易》《老子》《庄子》为风尚。9、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古典文献的传播与发现上两件值得关注的大事是魏正始三体石经的刊刻和汲冢竹书的发现。10、单行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作。如《文心雕龙》《诗品》《沧浪诗话》《词律》。11、最早的诗文总集是《文选》12、《百川学海》刻于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流传较广，是中国最早刻印的一部丛书。13、《古今说海》是我国最早的小说专门丛书。14、《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型的综合性丛书。15、我国最早的书目是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编撰的《别录》《七略》；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书目是《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制》《四库全书总目》16、中国最早的字典和词典分别是《说文解字》《尔雅》；古代最常见的韵书是《广韵》，它代表了汉语中古语音系统。古代规模最大的词典兼韵书是清人编撰的《佩文韵府》；收汉字最多的现代字典是《汉语大字典》。17、类书是我国古代分类式的资料汇编性的工具书。最早的类书是魏文帝曹丕时编的《皇览》，历代著名的类书有宋代的《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18、十通是指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三通）《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续文献通考》19、我国最早的一书目录是《易·序卦传》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综合性群书目录是《汉书·艺文志》。我国最早的目录书是《别录》。古典文献发生错误的类型有讹、脱、衍、倒。旋风装又叫做龙鳞装 。23．东汉蔡邕的《蔡中郎集》，题“汉左中郎将蔡邕伯喈撰”，“左中郎将”是官职，“伯喈”是字；三国魏曹植的《曹子建集》，题“魏陈思王曹植撰”，“陈”是封地，“陈王”是封爵名，“思”谥号；南宋张炎的《山中白云词》，题“西秦玉田生张炎叔夏”，“西秦”（今甘肃天水）是他的原籍，“玉田生”是号，“叔夏”是字。 正史中只有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为私人修撰，其余均是官修。辨伪的核心内容是考证认定图书文献形成的真实年代。纪传本末体创始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27、我国著录甲骨文第一书是刘鹗的《铁云藏龟》28、金文，又叫铭文、钟鼎文、彝器款识29、孙诒让是最早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其《契文举例》是我国第一部考释甲骨文字的专著。30、汉代人将《左传》与《国语》看作《春秋》的内、外传，认为皆左丘明所作。31、古书注音方式有直音，反切，注解术语读若、读如、如字。编年体史书代表作有《春秋》《左传》《资治通鉴》纪传体三史是指《史记》《汉书》《后汉书》东汉荀悦所编的《汉纪》全称《东观汉纪》，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官修国史，也是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史记》，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是《汉书》。古书一般格式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周南关雎古训传第一”是小题，列于上；毛诗是大题，列于此行之下。汉代人将《左传》《国语》看做是《春秋》的内外传，作者都是左丘明。38、文献文字在传写中脱去一字或数字，称脱文，也叫夺文、阙文。39、蜀本是指宋代四川地区所刻的书，字体多使用颜体。40、杭本是指宋代浙江地区所刻的书，字体多使用柳体。二、名词解释1、十家九流：「九流」是指： 儒家，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荀子； 道家，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 墨家，代表人物是墨子； 法家，代表人物是李悝、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韩非； 名家，代表人物是公孙龙、惠施、邓析子； 阴阳家，代表人物是邹衍； 纵横家，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鬼谷子； 杂家，代表人物是吕不韦、淮南王； 农家，代表人物是许行。 「九流」之上再加上小说家 (代表人物是青史子)，就是「十家」了。由于小说家只是道听途说，没有有系统的理论，因而不大受世人重视，所以不入流，只能称做「家」。2、本校法：就是将本书前后文字互证，比较其异同，从而断定其中的错误的校勘方法。在没有同书别本可以对校的情况下，采用本校法是一种较好的方法。历代校勘学家根据本书的上下文义，相同的词语，相同相近的句式，校勘出本书错误的例子很多。3、祖本：即初刻本，是最早成书刻印的版本，为后来衍生的同一著作各种不同版本的来源和依据。4、善本：是指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或学术价值较高的本子。5、写本：又称手写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是指非经制版印刷而由手写成书的本子，狭义的写本是指人们约定俗成的唐以前的本子。6、九经正义：为了统一南北经学，解决“儒学多门，章句繁杂”之弊，唐太宗命令孔颖达等人撰写《易》《诗》《书》《左传》《礼记》的义疏，书成名为《五经正义》。高宗时作为官府教材和考试取士的标准经说。后来又有贾公彦作《周礼疏》《仪礼疏》，杨士勋作《谷梁传疏》，徐彦作《公羊传疏》，合成九经正义。7、别集：是指汇集某一个作者所著多种文体作品为一书的文献著作，与“总集”相对而言。如《陆放翁全集》《韩昌黎集》《文山先生集》《杜少陵集》等。别集比较系统地收载了某一个作者的著作，所以这就为研究该作者的生平事迹和他的创作提供了较重要的材料，为研究所涉及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它对保存历史文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也是编辑总集不可缺少的重要的依据。8、《十三经注疏》：宋佚名编，清阮元撰校勘记，嘉庆二十年（1815年）南昌府学刊本，中华书局1982年据原世界书局缩印本影印出版。十三经为儒家的经典著作，历代注疏本甚多，且单独成书。南宋绍兴间始有合刊本，共416卷。包括：《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周礼注疏》、《仪礼注疏》、《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春秋公羊传注疏》、《春秋谷梁传注疏》、《论语注疏》、《孝经注疏》、《尔雅注疏》、《孟子注疏》。9、十通：是指我国古代十部著名的政书，包括：唐代杜佑根据刘秩所编《通典》，宋代郑樵编纂的《通志》，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清朝的《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皇朝（清）通典》、《皇朝（清）通志》、《皇朝（清）文献通考》和清末刘锦藻所编《皇朝（清）续文献通考》。“十通”使我国几千年的古代典章制度有了系统完整的记载。10、三体石经：魏正始年间在石头上刊刻的经书。魏废帝齐王芳正始二年，按照古文、篆文、隶书三种字体刊刻儒家经典，故称三体石经或三字石经。其中完整刊立的有《尚书》《春秋》，未刊完的有《左传》。三体石经在古文字学和校勘学上都有很大价值。11、蜀本：宋代四川地区所刻的书，世称“蜀本”。蜀本特点是：字体多似颜体，字画肥劲朴厚，结构架势雄浑壮丽，版式疏朗悦目。版心大都是白口，左右双栏，没有耳子。版心下端多有刊工姓名。纸张洁白，校勘精当，可与浙本相媲美。由于在宋末元军进攻四川时大肆焚毁抢掠，因而蜀本流传至今，比浙本、建本要少得多了。蜀本中又可分为成都本、眉山本。
一个和教育系统一个，一个和历史学有关。但是这两个也是差不多的，不过个人觉得古典文献学比较没意思。
4车是第4节车厢，14f是车厢内座位号，14是第十四排，f找下这一排对应的位置坐下就好，都有标注提示的
因为古典管理理论经历实践的证实，经历了岁月的沉淀，还经久不衰，还在使用说明它是经典的，也只有是经典的才能长久。
对于古典的管理理论，很多东西都是特别经典的。特别是对于家族企业的管理，我们今天还验用着。
管理学是系统研究管理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管理学是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产生的，它的目的是：研究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通过合理的组织和配置人、财、物等因素，提高生产力的水平。管理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 管理活动自有人群出现便有之，与此同时管理思想也就逐步产生。事实上，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我们均可以找到古代哲人在管理思想方面的精彩论述。而现代管理学的诞生是以泰罗（F ．W． Taylor）的名著《科学管理原理》（ 1911年）以及法约尔（H．Fayol）的名著《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1916年）为标志。现代意义上的管理学至今不过经历了80多年。80多年来，管理学有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管理学的研究者、管理学的学习者、管理学方面的著作文献等等均呈指数级数上升，显示了作为一门年轻学科勃勃向上的生机和兴旺发达的景象。然而，管理学仍然需要发展，因为人类将进入21世纪，人类文明需要管理学。 管理学的规定性 管理学的规定性是指管理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内容。而管理学的规定性又取决于管理学研究对象的规定性，即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哈罗德•孔茨（ H Koontz，《管理学》）： ——“本书目的是阐明经营理论和管理科学的基础知识”。换句话说，孔茨认为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经营理论和管理科学，或者说管理学就是这两部分的组合。 詹姆斯•H•唐纳利（J． H． Donelly，《管理学基础》）： ——“讨论只与某一待定的（虽然也是相当广泛存在的）事例有关的管理过程。我们将就有限的资源（包括其他人的力量）的管理展开我们的讨论”，即管理学说是研究有限资源的管理。 罗纳德•科斯（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者，《企业的性质》） —— “经营意味着预测与通过签订新契约，利用价格机制进行操作。管理则恰恰意味着仅仅对价格变化作出反应，并在其控制之下重新安排生产要素。” 罗纳德•科斯教授对经营与管理的界定尽管是从契约、价格应变角度出发，但把握了管理的本质：即经营是与市场打交道，它利用价格机制使自己生产的产品和劳务在市场上获得有利于自己的利益。而管理则是一个组织内部如何用行政命令机制调配组织有限资源而获得最佳配置效率的过程；管理不与市场打交道，尽管它要对市场上价格作一定的反应。 如果按照科斯的定义，那么管理学就应该以这么一个规定性的管理作为研究对象。这样，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就应该是两大方面： 组织本身包括组织的动力学机制、组织的构造及运行等等； 组织内依靠行政机制运作的各种管理方式方法包括对资源配置的整体性系统方法和针对局部问题的各种职能性方法。 事实上大多数著名的管理学著作和教材，尽管其章节安排、行文方式、观点采纳均有各自的特点，但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两个方面展开论述，事实上哈罗德•孔茨和西里尔•奥唐奈的《管理学》也是如此。 管理学的定义：研究和探讨组织及组织内资源配置的构造、过程、方式、方法的学科，是一门应用性理论学科，是管理学科群中最为基础的学科。 对管理学的这么一种规定原本是美国管理学界的看法，其他一些国家如德国、日本的学者们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在把管理局限于企业时，认为管理学还应该包括经营这一内容，于是便有了经营学一说，之后在我国便有经营管理学的称法。 管理学的流派及构成 1、管理学的流派 20世纪初诞生的管理学随着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努力，理论与实践均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流派叠出，新理论新思想不断产生，人才辈出。哈罗德•孔茨曾写过两篇著名的论文《论管理理论的丛林》（1961年）和《再论管理理论的丛林》（1980年），对1980年前的管理学领域内精彩纷呈的理论、主张等作过一个精辟的归纳与分析。他认为到1980年为上，管理学至少已发展有十几个学派，典型的有：古典学派、行为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管理学派、经验主义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管理科学学派、组织行为学派、社会技术系统学派、经理角色学派、经营管理学派等等。 2、各流派研究的内容这些流派尽管各有自己对管理的看法，各有自己的理论主张，但从内容上来看不超出三大内容：即组织、管理方式以及经营。 科学管理原理代表人物泰罗，本质上可以归结为一种管理方式或方法，因为人的科学工作和协作及对人的激励与效率关系的研究实为发展出相应的管理方式方法而已。 古典组织理论法约尔和韦伯的典型的组织研究成果。 行为科学学派代表人物有梅奥（E．Mayo）、马斯洛（A．H．Maslow）、麦格雷戈（D．MeGregor）、卢因（K．Lewin）以及穆顿（J．S．Mouton）等，他们有的研究人际关系，有的研究人的需求与行为关系，也有的探讨人的本性及相应管理的问题，还有的研究正式组织中非正式组织问题以及双因素模式、管理方式方法等。前者可归结为组织的动力学过程，后者可归结为以人为本的管理方法方式的探讨。 社会系统学派代表人物巴纳德（CI．Barnard），其研究成果不过是从经理人员在组织中的作用角度看组织如何有效运作。 决策理论学派代表人物西蒙（H．A Simon）（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认为决策贯彻管理的全过程，管理就是决策，组织就是决策，组织是由作为决策者的个人所组成的系统。然综观其著作，除上述观点为组织方面的外，其余主要是发展了决策的科学方法体系。 权变理论学派、管理科学学派等等研究内容不过是组织及组织内管理的科学方式方法。 经营管理学派是专门研究经营理论及经营中的管理问题。 3、各流派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从另一个方面来看，20世纪的管理理论学派尽管派别林立，实际上从分析方法来看，每个学派均有那些代表人物习惯的学科分析方法来对管理进行研究。 行为科学学派是用典型的心理学知识、行为分析方法来研究组织、组织中的非正式组织、人际关系； 系统管理学派用系统理论和观点来考察企业组织，分析组织的构造； 经验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为德鲁克（P．Drucker）、戴尔（E．Dale）等，他们的研究方法是实证的、案例分析性的，对象直接是组织、组织中的管理问题。 管理科学学派数理分析方法 组织行为学派群体心理学分析方法 根据上述分析，狭义的管理学主要由组织研究和管理方法研究两块内容构成；广义一点的管理学则还要加上经营领域的研究，这一领域的研究与经济学相关。这三个方面的演进在过去5O多年中，基本上遵循了下述路径。 3、管理学各流派的演进路径 （l）组织理论研究的演进路径： 古典组织理论（古典理论、20年代）——组织行为学（组织行为、40年代）——组织（社会技术系统60年代）——领导科学（经理角色，7O年代）——组织文化（企业文化80年代）——？（90年代） （2）管理方式方法研究的演进路径：科学管理理论（泰罗20年代）——行为科学（梅奥30年代）——管理科学理论（伯法50年代）——决策理论（西蒙60年代）——生产管理、信息管理方法（7O-80年代）——？（90年代） （3）经营理论研究的演进路径：厂商理论（2O年代）——产业组织（贝恩、40年代）——市场学（科特勒60年代）——消费者理论（70年代）——策略学（战略管理）（波特80年代）——？（90年代） 在上述三个方面的演进路径中，90年代管理学的进展均为空白，这并不说明90年代管理学在上述三个方面无进展，而是难以将90年代管理学的进展分类，进而填入上述三个方面的空白之处。不过仍可以一试， 管理方式研究领域哈默（M．Hammer）和钱比（J．Champy）的《企业再造》； 组织理论研究领域彼得•圣吉（P． M．Senge）的《第五项修炼》。 经营管理理论研究领域哈默尔（Gary Hamel）和普拉哈拉德（C．K． Prahalad）的《竞争大未来》、波特（M． E． Porter）的《国家竞争优势》。 21世纪管理学所面临的课题 1、组织的资源由以劳动力、土地、资本为主向转以知识与信息为主传统的资源如劳动力、上地、资本和自然资源支撑了20世纪的发展。但有人说，到21世纪，知识与信息将成为发展的最大资源。假定这一说法成立，现行的资源配置模式是否应该放弃，未来的资源配置模式又应该如何？ 90年代风行欧美的组织改造理论与实践，似乎是先知先觉者的先行行为，然而确实有其历史的背景和未来的呼唤。 2．组织的成员由经济人向社会人，自我实现的人转变在物质不甚丰富而又在逐步丰富的20世纪中，大众迫于生计更多地像一个追逐利益的经济人，经济学家们以此构造了他们的理论体系和现实的经济体系，然而在物质甚为丰富、人类生活有了大步提高之后，人们也许开始摆脱经济人的头衔，此时不仅经济体系需要重构，对人们工作努力的驱动源恐怕也需要重构。现在不也有许多管理者在号称进行“以人为本”的管理，似乎在寻找一种未来的范式吗？ 3．组织内外环境的变化在不断加速发展的环境变化速度愈来愈快，一些巨大的僵化的组织已不能敏捷地变化自己以适应环境，从而导致衰落乃至消亡。新世纪的到来使得一些肩负组织重托的人不得不为组织的生存与发展而担心，于是便有“第五项修炼”一说，以针对现时组织。然而使组织真正成为有学习能力，有超然思维的有机体又谈何容易。21世纪中有哪些组织能真正成为这样的组织，从而保持不败的地位呢？ 4、21世纪人们的伦理将发生全新的变化 20世纪人的心智模式和思维方式是20世纪众多约束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产物。这些约束因素在21世纪发生变化之后，作为管理的出发者，其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都将发生不可预知的变化。然而，重利不重义的20世纪伦理道德和行为方式应该转为全新的伦理道德和行为方式，以此来构造未来的社会和经济体系。21世纪的管理学将覆盖全新的管理伦理、管理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现在开始探讨未来的管理伦理也许会给从今天走入未来的管理者以莫大的帮助。 5、信息爆炸将导致自信息搜索的困难 21世纪是信息的世纪，是信息爆炸的世纪，信息越是充分越是丰富，人们就越难及时搜索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除非有比现今更为有效的信息搜索方法与技术。信息社会中的人就像一艘孤立无援的船独自在大海中寻觅。从所需信息的角度来看，一个个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不充分信息的拥有者，如何在他们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可能是21世纪市场营销全新观念和体系的拓展方向，整合抑或是分工？渠道抑或是媒体？ 6、组织将在更大的范围内谋求整体而不是局部的利益人类只拥有一个地球，21世纪的人们将更多地体会世界的渺小、地球的可爱，人们将更多地超越自己的国界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在此意义上，人类是一个整体，他们将没有国界，人类的经济行为将从全球的长远角度来考察。如果说20世纪的那些跨国公司在跨国经营时还仅仅从比较利益、突破市场壁垒、谋求更大利益的角度出发，那么21世纪的跨国企业也许应为全球经济的发展、人类福利的增长而设想，这是否是天方夜谭？ 7．组织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发展是硬道理，21世纪也要发展。然而 20世纪的人们在发展时竭泽而渔，使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物种减少、气候反常等等，这一切给21世纪的发展带来困难，人们不禁要大声地问：人类社会还能持续发展吗？21世纪应该回答这个问题，作为支撑这个社会经济支柱的企业也应有自己的答案。企业首要的是生存，就像人类一样，然后才能有发展。21世纪中企业应以什么方式发展，才能与可持续发展的命题相一致，这应该是未来管理学研究的首要问题。 8、组织内部由分工走向综合即将过去的20世纪是专业化分工大发展的世纪，人类从专业化分工获得了巨大的收益，20世纪的文明可以说是专业化分工的文明。然而分工愈深愈细愈有可能偏离本原要旨，使综合性的问题难以处理和解决，如大至南极上空的臭氧层变薄的问题，小至一个企业拓展新市场的问题。21世纪可能是重返综合的世纪，人类或许可从综合中获得更大的收益，企业或许能在综合中获得新生，管理学或许要创造综合性的理论与方式方法。
内容摘要：农耕生活特有的认知方式决定了建筑方式的选择。在人与自然相互依存、亲和融洽的关系上，天人合一的建筑体认决定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方向。中国古代建筑的特征和优越之处，同它很早就认同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关 键 词：古代建筑 亲和 木构架 布局 中国古代建筑溯其源流，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从现有的考古材料来看，古代中国在新石器时期已经有了维持生存的农耕技术。农耕技术的出现意味着古代先民已经脱离了居无定所的原始居住状态，开始有意识地构筑与生相随的居住场所。伴随着周而复始的耕种劳作与不断变化的周遭环境，唯一不变的就是躲避风雨的安身之处。不难看出，建筑便成为古代先民生存自由的自觉选择，有意识地构筑安身之屋与本能寻求栖身之处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中国古代建筑自此便开始了它的历史进程。 农耕生活的认知方式决定了建筑方式的选择。古代先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寒来暑往，一枯一荣的自然现象；播种、收获，收获、播种的互动过程；与自然和周遭环境紧密相连的命运联系，构成了当时人们生存状态的全景图画。正因为处在为生存而忙碌的自然环境下，天时变化，节气交替，仰仗春夏秋冬耕种的古代先民，在得到自然的恩惠时，俯仰天地之间体察到宇宙万物循环往复、彼此联系的生命秩序，从而也认识到宇宙自然的不可抗拒，也确认了人与自然亲和融洽的相互关系。经年累月的观察和日常生活经验的积累反映在中国古代知识系统里便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基于这样的认识，天与人的关系便建立在一个互动合理的范围内，绝不是一味地向自然索取。尽管这一思想的历史背景，与当时人们自身的认识水平和有限的生存力量有关，但只有顺应自然，人的生存才得以发展，形而下之器的创造与形而上之道的自然规律才能和谐统一，天人合一才能获得生命存在的确认。“在世界古代各文化系统中，没有任何系统的文化，人与自然曾发生过像中国古代样亲和关系。”①所以，亲和之道在早先的境况下一方面是环境的驱使，另一方面又是文化价值上的取向。从此，中国古代建筑始终依恋在自然的怀抱里。 由于有了天人合一的建筑体认，中国古代建筑无论从形态上还是材料上都极力从宇宙自然中寻找创造的来源。与我们朝夕相处的树木是自然万物中的有机生命，不同的季节以不同的生命形态与人发生密切的关系。因此，中国古代建筑在材料的应用上特别钟情于木材。面对随处可见的石料而选择木料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这是建筑观念和文化信念的使然。不仅如此，选择木材还在于木材优越的物理特性和易于加工的材料性能，透过所加工的形态从中体现出柔韧、温和的品质，柱、梁、门、窗所散发的木质气息，以及那记录生长历程的纹理，都处处体现了与人的亲和关系，用木材营造的建筑自然会弥漫着家园的温暖。中国古代建筑之所以选择木材，无论是自然之木，还是心性之木，都反映出古代中国人心性对木性的认同，然而木性也适应心性的要求。 中国古代建筑由于把木材作为主要建材，木材良好的物性特质以及易于安装拼接的物理属性，为中国古代建筑构架体系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基本保证。中国古代建筑这种构架体系，柱、梁之间十分强调上下左右相互联结、互相共存的结构关系，以相对稳定的构架秩序来应对多变的建筑需求。同样的柱、梁构架可以在往复延伸上构成宽大开敞的空间场所，可以在纵深的推进里形成重重庭院。显然，柱、梁相互共存的结构关系与农耕社会特有的认知方式一脉相承，天人合一的建筑体认无疑建立在统一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上，植根在有无相生的变化里，融汇在循环往复的发展认识上。因此，中国古代建筑的构筑方式从一开始就从天人合一的理念出发，并始终认为人不能从宇宙自然中抽离出来，建筑不应该游离于自然之外。所以，中国古代建筑不刻意追逐房屋的高度，任何脱离地球引力的尝试，均归依到重重的院落里与树木为伴，与山水为邻。在建造房屋时其营造法式规定了“上分”“中分”“下分”，也就是屋顶、屋身、台基，与之相对应的便是天、人、地，天人合一的观念已经渗透到建筑的营造之中。“当西方建筑因应功能而改变时，传统中国建筑却以因应维持一种文化的价值或理想而保存，中国文化有多悠长，这三个部分的组合便多悠长。所以，当我们开始去看这几个看来只是基本部分时，其实我们也是在端详着整个中国文化的面目。”②中国古代建筑在木构架的体系里以“三分”的法式，不断满足并组合为各种功能要求的建筑。由此可见，古代中国的建筑从来以亲和的姿态回应自然，并从中寻找创造的灵感，从剖析具体的建筑营造中更能体会出中国古代建筑的特别之处。 中国古代建筑由于采用木柱、木梁组成房屋的基本框架，木梁和木柱承受来自屋顶和楼面的重量，建筑的墙壁实际上并不承重，这就赋予建筑物以极大的灵活性。它可以做成四面毫无遮挡，有顶无墙的亭榭。也可以做成四壁严实、空间封闭的仓房。由于木构架的原因，对于室内空间的划分同样也十分自由，为了在室内获得大面积空间，无须任何隔断，仅剩柱子的排列。与此相反，可以在柱子之间进行围隔，从而获得较小空间。特别是采用半通透的落地罩等隔断样式，既划定了空间范围，又不阻挡视线，做到隔而不断，虚实相间。木构架结构能灵活地适应各种地形，既能把单体建筑聚合成重重院落，形成庞大的建筑组群，又能依山傍水建构楼阁亭榭，不受高低不同的限制，这就为建筑组群的空间布局带来极大的可能性。以木构架为主体的中国古代建筑，从单体建筑来看，一般都是矩形的平面空间，房屋的几何形体不会有很大的变化，要想获得建筑空间的丰富性，解决的办法是通过单体建筑的排列组合形成院落，以满足人们对建筑空间的多重要求。如果一座座单体建筑通过平面纵深推进，就会产生迥然相异的空间聚合，如果作横向推移时会形成宽广的空间场所，沿四周修筑房屋和墙体就变成相对封闭的庭院。由此看来，中国古代建筑并不寻求突破自然的高度来体现征服自然的人工伟力，任何寻求建筑高度及征服自然的尝试都消解在平面的展开上，与自然相拥成为中国古代建筑所遵循的不二法则。中国古代建筑平面布局的规划既有中轴对称形式，又有依环境而顺势的自由展开方式，从而达到了既有理性的规范又有自然的巧妙。在借用自然的问题上不露痕迹、巧用天工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理想追求。 如果单从外部观看中国古代建筑组群，好似一组封闭而没有生命活力的房屋，但走进中国古代建筑的庭院内，明显感到人与自然密切相处而生机勃勃。庭院空间作为各个单体建筑的联结纽带，促使每一单体建筑的使用功能、交通联系归于一统，形成了一个共享的空间单元。特别是在民居建筑的庭院里房间的通风采光、人流、物流的交通联系、种树养花、儿童游戏、休闲聊天均在这个共享空间里进行。“从庭中阳光的移动，可以感觉‘天时’的变化。从庭中阴雨风雪的来临，可以知道‘节气’的变化。从空气的新鲜、阳光的温暖，可以感到人的生命与大自然的活力息息相关。”③人与人、人与自然在庭院里和谐相处，人们在这一方庭院里呼吸到生命自由的气息，一种与自然密切交流的回应。 庭院的建筑功能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成为人与自然对话的场所，而中轴对称则是获得整体空间布局的有序方式。中国古代建筑其布局采用对称形式，一方面满足功能上、技术上的要求，这是“天道”。另一方面也满足了宗法礼仪、人际规范的要求，这是“人道”。基于以上原因，无论是宫殿、衙署、寺观，还是南北地方的民宅院落，都毫无例外地采取对称方式，在中国古代建筑体系里以宫殿、坛庙为代表的正式建筑都严格地按照以纵轴为中心左右对称的空间格局。由单体建筑排列组合而形成的对称布局，呈现出一种方正、规整、井然有序的空间美感，营造出庄严平静、肃穆平和的环境氛围。一般而言，中轴对称的空间格局，其表现为主要建筑在中轴线上，次要建筑随横轴左右展开，其他的房屋则以主要建筑为中心沿周边布置，共同形成相对封闭的庭院。重点建筑被周遭的房屋和围墙所围系，在围合的环境下具有压倒一切的中心地位，也形成了通盘布局里的视觉焦点。在对称轴线下的建筑组群还可以沿着纵轴串连成若干院落，每组称一“进”，所谓庭院深深便是这层含义。然而更为宏大的建筑群落还可在主院落的侧边营建次要的庭院和多进院落，形成多条纵轴并列，主轴线称“中路”，两侧为“东路”和“西路”。有鉴于中国古代建筑在平面上纵深发展而取得建筑组群与庭院空间的多重变化，才使人们在穿行重重院落的进程中，把人的兴奋情绪调适到恰如其分的程度，起到起承转合、一收一放的心理调节作用。 中国古代建筑对自然的尊重，还体现在利用自然而不破坏自然的态度上，从建筑非对称的自由布局方式里可以看出践行这一建筑理念的积极表现。中国古代的大多数园林和一些民居建筑，因不规则地形和高低起伏的地势，而采取不对称的组群方式。由若干单体建筑沿着地势轴线作纵向移动，单体建筑之间的距离可长可短，在为数不多的建筑物之间便形成了纵深的空间序列，各座建筑之间的联系主要靠人流动线而串联。体察建筑空间的转换则以人流动线的时间过程来完成，形成了步移景移的动态变化。虽然单体建筑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然而采用流观的方法就很容易产生空间的节奏感，细微体察与瞬间把握在静止和流动中完成，不难看出，这是轴线距离的长短变化所带来的空间感受。在中国古典园林平面布局里，其轴线往往偏离直线的规定，根据起伏错落的自然景观，而采取灵活多变的应对方略，单体建筑可大可小、能方能圆；联通路线能曲可直；空间转换更显得曲折有致。所有建筑在起伏交错中进入曲径通幽、别有洞天的境界，把人工的迹象隐于自然境地里而不露声色，这是自由布局的基本手法。在中国古代建筑体系里，还有一种更为开放自由的散点式平面布局，以大隐于山、于水的手法，仰卧山水之间尽显自然亲情。由此可以看到：建筑房屋以点状的方式自由地散布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散点布置的建筑房屋，看似漫不经心，实则苦心经营，它没有沿轴线布局的霸气，也不看重曲折的线性串联。建筑组群的空间聚合、开放，以点的情状围绕在特定的自然区域里，依形就势，顺应构成。有的就山势而高低错落，起伏进退。有的依水流沿岸散布，没有明显的人流动线。散点式布局，不以方位朝向、规则定式为准绳，而是无拘无束、融洽地投入到自然环境之中，借景筑屋、自由空灵。因此，宁静致远、自然淳朴是散点式布局所祈望的空间境界。 我们考察了在“天人合一”的建筑体认下，中国古代建筑的构筑方式和空间布局，置身于自然之中的中国古代建筑对自然的回应方式，从来都是建立在天人互动的合理关系上，利用自然而不破坏自然，这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核心价值所在。 注释: ①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P ②赵广超不只中国木建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P ③王镇华华夏意象——中国建筑的具体手法与内涵中国文化新论·艺术篇·美感与造型，三联书店1992，P
中国古建筑以木材、砖瓦为主要建筑材料，以木构架结构为主要的结构方式 此结构方式，由立柱、横梁、顺檩等主要构件建造而成，各个构件之间的结点以榫卯相吻合，构成富有弹性的框架。中国古代木构架有抬梁、穿斗、井干三种不同的结构方式。抬梁式是在立柱上架梁，梁上又抬梁，所以称为“抬梁式”。宫殿、坛庙、寺院等大型建筑物中常采用这种结构方式。穿斗式是用穿枋把一排排的柱子穿连起来成为排架，然后用枋、檩斗接而成，故称作穿斗式。多用于民居和较小的建筑物。井干式是用木材交叉堆叠而成的，因其所围成的空间似井而得名。这种结构比较原始简单，现在除少数森林地区外已很少使用。木构架结构有很多优点，首先，承重与围护结构分工明确，屋顶重量由木构架来承担，外墙起遮挡阳光、隔热防寒的作用，内墙起分割室内空间的作用。由于墙壁不承重，这种结构赋予建筑物以极大的灵活性。其次，有利于防震、抗震，木构架结构很类似今天的框架结构，由于木材具有的特性，而构架的结构所用斗拱和榫卯又都有若干伸缩余地，因此在一定限度内可减少由地震对这种构架所引起的危害。“墙倒屋不塌”形象地表达了这种结构的特点。 中国古代建筑的高超技艺大体上是工匠之间口传身授，然而匠人社会地位 低下，少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每每暗于文字，虽然多有经典作品，可是作为一个群体，他们长期以来没有得到社会的重视。人微自然言轻，几千年来建筑学方面的专业著作屈指可数。现在我们对于中国古代那些辉煌一时的建筑，除了考古的证据，更多的是从文学作品中来玩味体会。“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诗句，既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充满人性关怀的一个凄婉追求，也成为对于一代代建筑工官、工匠默默奉献的最嘹亮的赞歌。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研究中国古建筑，并不能只看建筑，还要看城市。因为建筑的发展和当时的社会制度、法律体系、财产分配模式、宗教信仰、社会文化、风俗习惯、人口结构等都有关系，这些因素要站在城市这样的宏观角度，才能够分析。我们古代的城市规划是非常发达的，城市 规划的基本思想历代都在探讨。根据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赵红军所提出的看法，中国古代城市和欧洲前现代城市的基本区别在于，中国的城市是消费性的城市（消费农村剩余产品，有去无回的进贡形式），欧洲的城市大多是生产性的城市（与农村进行产品互换，贸易为主）；欧洲的城市大多起源于贸易，而中国的古代城市更多的起源于统治需要；中国的城市中心，被官府和衙门占据，而西方城市更多的是以宗教建筑和商业建筑为中心。我们不带着有色眼镜来看的话，中国古典的城市规划，确实为当时的人民提供了一种心灵上安宁，使用起来心安理得的城市空间。
帮我写一份谈谈对中国古建筑的看法和认识800字，中国股价五确实是历史悠久，有时间的话，真的应该谢谢观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