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辩权对于上述两项义务，有的著作认为是“附随义务”，对此，我有不同观点。我认为此两项义务是法条明确规定的，属法定义务或法定程序，而不是附随义务。只要先履行方行使不安抗辩权就应符合法定的条件或程序，履行法定义务。三、不安抗辩权的效力 传统上的不安抗辩权只是一时性的抗辩权，只是“抗辩”，产生中止履行的效力，即只是暂时停止履行或延期履行，不消灭履行义务。但仅仅中止履行并没有真正解决双方因法定情形出现而产生的矛盾。按照我国《合同法》的规定，不安抗辩权行使将产生两种效力，即中止履行和解除合同。这也是《合同法》对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与英美法系预期违约制度的结合。 （一）、中止合同履行的效力 1、先履行方可中止履行合同，但应通知对方，并给对方合理期限，使其恢复履行能力或提供适当的担保。中止履行既是行使权力的行为，又是合法行为，应当先履行方不履行债务或迟延履行在此并不构成违约。中止履行，是暂时停止履行或延期履行的意思，不同于合同的解除，其目的不在于使合同关系消灭，而是维持合同关系，等待对方恢复履行能力或提供担保。 2、在合理期限内，后履行方恢复了履行能力或提供了适当担保，先履行方应当继续履行合同。如果后履行方的履行能力恢复，即法定的四种情形好转，已能满足履行义务的要求，或者提供了担保，如提供了保证人，用财产作了抵押或质押，则不安抗辩权消灭，先履行方应继续履行合同。提供了适当的担保是消灭不安抗辩权的条件，先履行方中止履行合同的基础消失。此时，充分体现了不安抗辩权一时抗辩权的性质。原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因先履行方合法行使了不安抗辩权而应相应顺延，或由双方重新确定新的履行期限。 （二）、解除合同的效力 如果合理期限届满，后履行方的履行能力没有恢复，也没有提供适当的担保，则先履行方可行使合同解除权，解除合同。解除权是合同成立生效后由一方当事人解除合同的权利，并不需要对方同意，只要有约定或直接根据法律规定即可。《合同法》在此就给予了先履行方解除权。《合同法》关于先履行方解除权的规定是传统不安抗辩权制度中所没有的，这显然是吸收了英美法系预期违约制度中的做法，应该说是对不安抗辩权制度的重大发展。四、《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辩权与传统不安抗辩权及预期违约制度的比较 《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辩权是承继了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制度的同时，吸收和借鉴了英美法系预期违约制度，并结合我国国情，对传统不安抗辩权的不足加以了改进，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制度体系。 （一）、与传统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的比较 传统上的不安抗辩权，是指订立合同以后，后履行一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恶化，先履行一方可以要求对方立即履行合同或提供担保。在此之前，可以不履行自己的债务。如《德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都有相应的规定。我国的法律属大陆法系，但《合同法》关于不安抗辩权的规定与法、德等国的规定不尽相同。 1、成立条件上看，按照传统规定，发生不安抗辩权应具备两项条件：一是合同成立后后履行一方的财产状况恶化；二是财产的显著减少可能造成后履行一方不能履行合同义务。而《合同法》规定了发生不安抗辩权的四种情形，即（1）、经营状况严重恶化；（2）、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3）、丧失商业信誉；（4）、有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从此规定上看，成立的条件不仅仅是对财产状况的恶化，而且包括其他条件，要比传统的规定更宽。在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下，更有利于保护先履行方的利益。尤其是把商业信誉的丧失作为判断相对人失去履行能力的标准，充分体现了诚实信用的立法原则。 2、传统上的不安抗辩权不需要提出确切证据，允许先履行方较低限度的主观上的判断。而《合同法》规定必须提供“确切证据”证明。 3、传统上只规定了可以拒绝自己的给付，但对于后履行一方不为对待给付或提供担保时，先履行方是否可以解除合同没有规定，不安抗辩权只有抗辩的性质。而《合同法》规定了解除合同的具体条件，即后履行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约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 （二）、与预期违约制度的比较 在《合同法》中，与不安抗辩权制度相似的是预期违约，即第108条的规定。预期违约又称先期违约，包括明示的预期违约与默示的预期违约。明示的预期违约是指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到来或届满之前，一方当事人明确地表示他将不履行合同；默示的预期违约是指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到来或届满之前，一方当事人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其将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预期违约是英美法系的一项传统制度。在预期违约中，当事人并没有实际违约行为，但其行为已表明他已置合同于不顾，意图消灭有效的合同关系。预期违约表现为未来将不履行义务，而不象实际违约那样表现为现实的违反义务。实际上侵害的是期待的债权而非现实的债权。《合同法》在规定了不安抗辩权的同时，又在第108条规定了预期违约，即“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由于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特别是默示的预期违约极为相似，有人认为是法律条文的重合。但我个人认为，其二者还是有区别的。预期违约的适用不存在前提条件，即不以当事人履行债务的时间有先后顺序为条件。这就可以保护那些应后履行的一方当事人。如果该当事人发现对方不能履行时，可解除合同，而不必等待对方实际违约。这样显然可以减少其风险和损失。不安抗辩权的行使仅为依约为先履行一方，而预期违约制度则平等地赋予合同双方救济权，从而更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利益，维护交易秩序。《合同法》既规定不安抗辩权又规定预期违约制度，也有拾遗补缺，将一切预期的违约行为都纳入到法律规范中，以维护市场秩序的初衷。五、《合同法》中不安抗辩权的不足 （一）、举证责任过重 与英美法系的默示预期违约制度和大陆法系的不安抗辩权制度允许有较低限度的主观判断不同，《合同法》对举证责任的要求相当严格。当事人行使不安抗辩权要求“有确切证据”，否则将承担违约责任。行使不安抗辩权一方负举证责任是应该的，但即使在市场规则较完善的国家，要取得“确切证据”也非易事，更何况目前我国法制环境还不完善，要掌握“确切证据”相当困难，需付出大量人力和物力。此虽可避免权利被滥用，却将大大增加当事人的行使成本。证据的“确切”程度也不明确，怎样才算“确切证据”？这将出现你提出证据，对方会反驳证据不确切，造成扯皮局面。因此，有必要在要求先履行方负举证责任的同时，要求后履行方负一定的反证责任，以减少行使不安抗辩权的使用成本。 （二）、“适当担保”含义不清 当后履行一方提供了“适当担保”后，先履行方应恢复履行。但“适当担保”的“适当”程度法律没有做出规定，怎样才算“适当”？应以谁的标准为准？在后履行方提供其认为是“适当”的担保后，先履行方可以担保不适当为由拒绝履行其义务，从而造成后履行方的损失。因此应当对“适当担保”做出明确的解释。 （三）、“合理期限”不明确 当后履行一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先履行方可解除合同。那么多长时间才算“合理期限”？是由双方约定还是法律规定？在实践中较难操作。因此应借鉴英美法系中的有关规定，由司法解释根据我国国情做出确定为宜。 综上所述，《合同法》将大陆法系的不安抗辩权制度和英美法系预期制度有机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不安抗辩权制度，极大丰富了我国民法理论，使现实中许多问题有了充分的法律依据。尤其是对不安抗辩权的适用条件、法律救济措施的规定，使实践中更易操作，对于维护市场交易秩序，将起到积极作用。对于存在的一些问题，可以通过司法解释和庭审实践共同加以解决。
民 事 证 据 举 证 时 限 制 度 刍 议 一、 举证时限制度概述 对于举证时限，我国诉讼法学理论界并未见一致的定义与确定的内涵，而且其他国家也似乎没有明确的相同规定，依笔者的理解，举证时限是指在诉讼中应当向法院提交证据的时间及期限，以及未能提交证据时所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的法律制度。按“证据规定”的具体内容来看，举证时限可以分为二种类型，分别为指定举证时限及协商举证时限，但不论是何种类型人民法院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我国民事司法中的一个共同特点。在民事诉讼发展早期，司法公正占据主导地位，为了实现判决结果的公正法庭普遍认可案件当事人可以随时提交与案件有关的证据。但是，随着经济对社会的影响，人们发现这个权利也被一些当事人滥用，随时提交证据不仅违背了民事诉讼的诚实信用原则，而且有些当事人采用突然袭击提交证据的方式来影响到案件的审理时限，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案件的公正处理与判决，也严重地影响到了诉讼的效率。鉴于此，现代各国民诉法大多将随时提交证据改革为适时提交，最高法院的“证据规定”就是如此，至于其规定的作用与正当性如何，下文将予以简要分析。 二、 举证时限与证据失权 举证时限制度与证据失权制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谓证据失权，是指负有提交证据责任(而不是举证责任，请留意)的一方诉讼当事人如果未能按照约定或规定的时间向法庭提交证据时，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其提交的证据将不再予以组织质证，自然也就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证据规定”第34条就明确规定：“ 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 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笔者认为，证据失权的后果将及于当事人实体权利的实现，从而将实质性地决定裁判的结果，所以不能轻率处理。首先，证据失权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应属于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内容之一，应当由法律作出规定才行，所以最高法院的这一解释有越权的嫌疑;其次，过于严苛的证据失权制度并不利于做到法院的裁判符合案件的客观事实，很有可能会产生错误的裁判，从而无法实现公正司法的最基本要求;第三，由于我国并未建立完全的律师代理诉讼制度，而且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普遍较低，往往无法正确理解某一证据的作用及举证不能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如果严格依照规定来处理，必然会出现许多与客观事实不符的认定与处理，减损法律的根本目的与真正价值。这一点已经在司法实践中有着突出的表现。 三、 举证时限与证据交换问题 “证据规定”第37条规定：“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在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人民法院对于证据较多或者复杂疑难的案件，应当组织当事人在答辩期届满后、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第38条规定：“交换证据的时间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指定。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的，交换证据之日举证期限届满。当事人申请延期举证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据交换日相应顺延。”此时出现了“举证期限届满日”与“证据交换日”这两种日期，其关系如何呢，笔者试作简要分析。按照规定理解，证据交换日既可以是在举证时限届满日之前、之日及之后这三种关系。如果是在其后，则规定举证时限有何意义?而且，规定证据交换的目的是什么呢?仅仅是为了“互相传递证据”吗?需要确定双方争议的焦点(即有些同志所称的争点)吗?如果一方当事人在举证时限届满之前或届满之日才向法院提交相关证据，而且提出了其未答辩或虽然答辩但未在答辩中提出的新的观点及证据，此时对方当事人的举证时限因证据交换而届满，那么他所收集到的反驳证据如何提交与处理?如果一方当事人在举证时限届满日进行证据交换时提交了此前未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如何提出反驳的证据?等等。尽管规定第40条规定：“当事人收到对方交换的证据后提出反驳并提出新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当事人在指定的时间进行交换。”如果这个“指定的时间”会在原指定的证据交换时间之后，而此时举证时限因证据交换而届满，岂不是宣告原指定时限根本不起任何作用?这些问题似乎有些自相矛盾。这些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不仅让当事人及律师摸不着头脑，连法官也是稀里糊涂，莫衷一是。还有，关于证据交换的次数及规定、证据交换的内容与范围、证据交换的方式与程序，等等，都需要得到明确的规定，以免不具有操作性。笔者揣测，制定此解释的主要目的似乎是为了达到英美诉讼法律制度中的证据开示制度的类似效果，故笔者先援引英美证据法中的“证据开示”概念略作比较。依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证据开示”(Discovery)是“指在英格兰，民事诉讼当事人可在一定限度内获得有关双方争议事项的全部文件的内容和已经存在的信息的一种程序。该程序旨在于审理前开示相关文件，从而避免在审理中出现意外以促进公正处理案件。”1而我国学者沈达明先生则称之为“发现程序”，并明确指出，此程序“起着以下几种作用：(1)保全审理时不能出庭的证人的证言;(2)暴露事实;(3)明确争执点;(4)把证言冻结起来以防止伪造;(5)双方当事人发现他们之间惟一争执点为法律争执点时，便于援用简易判决程序;(6)经过仔细的调查，双方摸清了对方的事实与法律点的份量后，很可能进行和解;(7)即使不能避免进行审理，运用得当的发现方式能为审理作好准备，使审理的事项达到具体化程度。”2笔者不敢掠人之美，但引用原文如此之多的文字乃是沈达明先生的归纳似乎已经说明了证据开示制度的主要作用，足可借鉴。在英美法国家，证据开示制度得到较大的发展及进一步完善，并结合到相关法律制度及法制传统，较好的实现了预期的目的，尽管目前尚存在一些问题，但正在逐步的研究和解决。但笔者认为，“证据规定”的举证时限及证据交换制度与证据开示制度存在显著的区别，主要表现在证据开示的范围、内容、方式、程序等方面，而且需要结合到较详尽完整的证据规则及熟练掌握该程序的法律服务人士的专业帮助才能较好地发挥这一制度的作用并实现其目的。由于我国并未建立起律师全部代理的民事诉讼制度，因此这施行这一制度的客观条件与制度环境似嫌不足，同时由于该证据规定太简单粗糙而使得效果很不理想，并产生了许多新问题，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妥善处理。 四、 新证据问题 我国民诉法第125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但在“证据规定”中却被明确否定了。而且，什么叫做“新证据”呢?“证据规定”第41条第(1)项分一审及二审这2种程序进行了规定：“一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包括：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经人民法院准许，在延长的期限内仍无法提供的证据。”后一种情形容易理解也较合理，但第一种情形就不易掌握了。有的学者认为：“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既可能是举证时限届满后新产生的证据，也可能是原来已经存在但由于种种原因当事人没有发现也没有提交的证据。如果是客观原因或者是当事人不存在过错时，似乎可以向法庭说明情况后得到法庭的谅解与认可。但如果是当事人对证据的作用及结果的错误认识而未推荐阅读：民 事 证 据 能提交法院时，如何处理呢?笔者的一些同事就遇到过此类问题，有些当事人在诉讼中根本无法确定某件证据的作用与重要性，而是只到在法庭辩论时经法官的调查与提醒才知道该证据已有但未提交，如果严格执行“证据规定”去处理，对这些证据不组织质证并不将其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则有相当一部份的案件结果显失公正甚至明显错误，不仅有悖于司法公正的宗旨，肯定也会引起当事人的强烈不满;如果对这些证据组织质证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则实际上使得“证据规定”形同虚设，根本没有约束力。看来这个问题并不是简单地从法律上进行规定或者作出一个司法解释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可能需要改革某些重要的相关联的司法制度才能解决的问题，各级法院岂能轻率处之?!从“发现”的词义上来看，按照《现代汉语成语词典》的解释，“发现”是指“①经过研究、探索等，看到或找到前人没有看到的事物或规律;②发觉。”3而“发觉”是指“开始知道(隐藏的或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事)。”4由词义可见也就包括证据此前已经存在但却被忽视而未予以相应的注意并提交的情形。但词典对此后新产生的事物却并未提及，“无存在何来发现”，属于发现应无异议。因此，不认是从语言学的理解还是证据法学的角度去理解，不去重视处理这一“忽视”或“未注意”的情况的处理无疑是不全面的，这也是必须认真研究处理的事情，不能视而不见。二审程序中也有关于“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理由如上，不再赘述。 五、 评价与建议 笔者在此仅对 “证据规定”有关举证时限制度进行粗浅的讨论。笔者坚持认为，由于最高法院规定了时限制度及证据失权后果，严重限制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并实质上影响到判决的结果，所以有越权的嫌疑。这实际上也是司法公正与效率之争问题的一个具体表现。尽管从表面上来看，法院这样做似乎更有“效率”，但笔者坚持认为，作为法律，追求公正是其最根本的目的，只有在公正司法的基础上兼顾效率，才能实现法律的本质特征与目的。如果过于追求效率而忽视公正，无疑会让社会公众对法律与司法制度的公正性产生动摇，这也将会是最无效率的作法。笔者认为，举证时限制度的建立需要完善的审前准备程序、高质量的法律服务体系、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法制环境与法律意识的建立与提高、可行且有力的证人保护制度等等作为基础或提供支持，目前实行严格的证据失权制度并没有相应的法律制度提供保障且过于严苛，不利于我国的法制建设。对于举证时限与证据失权问题，笔者认为不如规定举证时限届满后，如果一方当事人提交新的证据导致审判结果改变时，可以由其承担支付诉讼费用并赔偿相应损失的作法，甚至可以规定对其进行必要的制裁，等等，既能解决司法公正这一最本质要求，又可对举证不力者予以制裁，在现阶段似乎更加可行。当然，笔者也建议大家都来研究寻找其他更为合适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笔者建议不如正式建立较为完善与具体的证据开示制度或审前准备制度，使其更具可操作性，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基础上提高司法效率，以达到建立该项制度的预期目。 注释： 1 、戴维·M·沃克著、李双元等译《牛津法律大辞典》，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29页。 2 、沈达明著《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87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40页。 4 、同上书，第338页。
证据分类，不同证据的特点，不同证据的证明力，证据链的双逻辑特征，证据形成立体逻辑，产生确证。
刑事证据运用中的认识误区证据是诉讼的灵魂和核心，在某种意义上，整个刑事诉讼过程就是一个发现、收集、固定保全、审查判断和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然而，在这个“证据流程”中存在许多认识误区需予澄清，否则将会影响到案件的正确处理。 被告人口供是“证据之王” 所谓被告人口供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就案件事实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口头或书面陈述。有人认为被告人口供是“证据之王”，是最有价值和证明力最强的证据，因而在办案中千方百计地获取口供，而一旦获得了嫌疑人、被告人口供就万事大吉，忽视相应证据的提取。不可否认，经查证属实的被告人口供能够详细、具体地反映犯罪的动机、目的和犯罪的时间、地点、行为、结果等，具有较强的证明力。但被告人口供往往存在虚假可能性。因而，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翻供是“不老实”的表现 所谓翻供是指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推翻其以前所作的供述。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司法实践中被告人翻供现象明显增多。对于这些翻供尤其是被告人推翻以前所作的有罪供述，我们不能一概认为是被告人拒不认罪，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有的被告人翻供的确是为了逃避罪责，但也有被告人以前因记忆错误或受刑讯逼供，现在将假的供述翻成真的，所以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认为只要被告人翻供就是“不老实”。那种认为被告人翻供就是抗拒法律的思想实质是有罪推定的思想。 司法人员的职责仅限于收集有罪证据，收集无罪证据是律师的事 有人认为，侦查机关的职责仅限于收集证明被告人有罪、罪重的证据，至于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则是律师的事了。这是极其错误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安、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肩负着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两大任务，他们不是一方当事人，不能仅仅追求打击犯罪的目的，更不能为了胜诉而不择手段。由其性质决定，在刑事诉讼中，公安、检察机关、对于不管是有利于被告人还是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都要收集，同时这也是公安司法机关查明案件事实的需要，所谓“偏听则暗，兼听则明”。 物证、书证可以随意替代 司法实践中，对于同一物品文件有时会出现原物、原件、复制品、复印件等不同的表现形式。对于这些不同的表现形式，有人认为物证、书证是可以随意替代的，因而在办案中不注意对原物、原件的收集、固定和保存，造成原物、原件的丢失，有的甚至图省事干脆拿替代品代替原始的物证、书证。这是错误的。原始证据的证明力大于传来证据，收集证据应尽可能忠实原物原件，保持证据的本来面貌，做到“原汁原味”。即使在特殊情况下，原物、原件不能获得而不得不采用复印件、复制品等替代时，也应遵守法定的条件，以保证这些复制品、复印件的真实性。 鉴定结论是“科学证据”，无需审查即可直接采纳 鉴定结论是鉴定人经司法机关指派或聘请，运用自己专业知识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所作的结论性意见。由于鉴定结论是具有专门知识的人依照科学原理所作出的，有人便认为其真实性无可怀疑，无需审查即可直接予以采纳。其实，任何证据都无预定的证明力，如同其他证据一样，鉴定结论因主客观的原因也有发生错误的可能，如鉴定设备是否先进、鉴定方法是否科学、送检材料是否充分、鉴定人的业务水平、鉴定过程是否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等等，都会影响到鉴定结论的正确性。此外，据以作出鉴定的科学原理还有一个准确率的问题，即使是目前认为可靠性极高的DNA检测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准确，也存在发生误差的可能。因此对于鉴定结论应当先予审查才能采纳。 法院庭外调查的证据无需经过质证，可予直接采纳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法官有时为了查明案情依法进行一些必要的庭外调查。对于法官庭外调查所得的证据，有人认为因它是由在审判程序中处于居中裁断的第三者-法官所获取的，一般比较客观真实，因而无需经过控辩双方质证即可直接采纳，这是错误的。先予质证是庭审认证的前提条件，任何证据都必须经当庭出示，并经控辩双方质证后才能被采纳，法官依职权调查所得的证据也不例外。之所以如此，一者法官调查所得的证据因主客观原因也可能发生错误，二者证据经控辩双方交叉质证，也是程序公正的一种重要体现。
为什么不要这样呢?其实原因很简单。一旦你把自己的位置放到敌对者这样一个角色，对方就会觉得你是不是太过于小心眼了。尤其是，当他认为他新认识的那个人并没有你说的这些缺点，而却遭到你的诋毁，这会让他觉得你对他还有所留恋，还想和他重新在一起。
按研究的学科，可将学术论文分为自然科学论文和社会科学论文。每类又可按各自的门类分下去。如社会科学论文，又可细分为文学、历史、哲学、教育、政治等学科论文。按研究的内容，可将学术论文分为理论研究论文和应用研究论文。理论研究，重在对各学科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研究；应用研究，侧重于如何将各学科的知识转化为专业技术和生产技术，直接服务于社会。按写作目的，可将学术论文分为交流性论文和考核性论文。交流性论文，目的只在于专业工作者进行学术探讨，发表各家之言，以显示各们学科发展的新态势；考核性论文，目的在于检验学术水平，成为有关专业人员升迁晋级的重要依据。
论证据裁判原则 [摘 要]证据裁判原则是目前为大多数国家所认可的一项刑事诉讼原则，是法治与理性对刑事裁判的必然要求。由于对作为证据裁判结果的事实以及作为证据裁判依据的证据理解和要求不同，各国形成了不同的证据裁判制度。而证据裁判原则在我国尚未得到应有的法律保障。为此，须对裁判事实的内涵和裁判证据的要求进行重新定位，并在观念和制度两个层面上进行相应改革，以完善我国证据裁判制度。 [关键词]证据裁判；裁判事实；诉因制度；裁判证据 证据裁判指裁判者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必须根据一定的证据作出，没有证据，不能认定事实。证据裁判是人类从非理性裁判走向理性裁判的一个重要标志，并且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时至今日，证据裁判原则已经在绝大多数国家的司法中获得了普遍的意义。但是，在不同的证据制度和不同的诉讼理念下，证据裁判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其中由于对作为证据裁判结果的事实以及作为证据裁判依据的证据理解和要求不同，从而形成了内容各异的证据裁判制度。 一、作为证据裁判结果的事实 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在裁判事实的问题上存在着较大区别。虽然基于控审分离的基本理念，两大法系都认可诉审同一原则，但两大法系对“同一”的理解并不相同。英美法系奉行严格的法律事实同一性原则，即诉审同一不仅仅是指事实的同一，而且包括对事实的法律评价即罪名的同一，法官审判的事实和罪名均应受起诉指控的限制。英美法系对诉审罪名同一的强调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体现了法官对控方处分权的尊重；另一方面则是基于保障被告人辩护权的需要。法律事实同一性原则构成了英美法系诉因制度的理论基础，根据诉因制度，检察官在起诉时，不仅要在起诉书中记载公诉事实，而且应明示诉因。所谓诉因，即诉讼请求原因，也称为起诉的理由，它指的是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具体事实，也即构成要件化的事实。诉因制度具有两项基本功能：确定审判对象与设定防御对象。根据诉因制度，裁判事实必须与控方提出指控的犯罪构成要件事实同一，因此，法院不能改变指控罪名，否则便改变了控方指控的犯罪构成要件事实。但这一点并不是绝对的，基于诉因制度的重点在于保障被告方的辩护权，因此，英美法系允许裁判者在不妨碍辩护权行使的基础上，改变指控罪名，但只能是缩小认定包容性犯罪。如《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31条Ｃ项（减轻罪行的定罪裁决）规定：“被告人可以被确定犯有包容于被控罪行之中的某项罪行，或者被确定意图实施被控罪行或者实施必然包容在被控罪行之中的某项罪行，如果意图构成犯罪的话。” 大
实践的效果是检验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确定的结论。其文字表述不准确、不科学。毛泽东主席的“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文字表述也不准确、不科学。准确的科学的文字表述是“实践的效果是检验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笔者所说的“实践的效果”就是实践取得的能够促进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结果，就是实践取得的成绩、成就，就是好的结果、利大于弊的结果。实践的效果不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检验实践的唯一标准。这个论断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修正、完善和发展。笔者认为，对现存的“真理标准”应当进行反思。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生产劳动和物质生活实践，其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的一切其他形式的实践活动都是在生产劳动和物质生活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现代社会和今后的社会中，教育实践、科学实验、生产劳动和物质生活实践都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都是最重要的实践活动。 实践的效果是检验实践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真理标准反思 （注：这是中国最新的哲学论文，是最新的哲学观点。但此文已公开发表了，在贵网站不是首发。特作说明。不知贵站是否能发表。此文和《论“真理标准”三要素》都是“真理标准”讨论的论文。《论“真理标准”三要素》也发表过。我有10多篇此类论文，也发表过，可用否？如果此文可用，我将陆续发其它论文。） 一、总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确定的结论。笔者认为，这个结论相对于“主观检验”论和“两个凡是”来说，是巨大的进步，是理论的飞跃，但其文字表述不准确、不科学。已故的毛泽东主席的“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等著名论断早于上述“结论”，在我国流传了几十年。我认为其文字表述也不准确、不科学。笔者认为，准确的科学的文字表述是“实践的效果是检验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笔者所说的“实践的效果”就是实践取得的能够促进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结果，就是实践取得的成绩、成就，就是好的结果、利大于弊的结果。实践的效果不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检验实践的唯一标准。这个论断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修正、完善和发展。它比后者更进一步。这个论断完全正确，是客观真理。笔者认为，对现存的“真理标准”应当进行反思。 二、什么是实践 笔者认为，实践是社会人（主体）有意识地作用于客观世界（客体）的现实的感性的各种形式的活动的总和。人们的一切有意识的物质活动都属于实践的范畴，人们有意识地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活动是最主要的实践活动，破坏自然和破坏社会的活动也是实践活动。侵略战争、恐怖活动、大屠杀、违法犯罪活动、乱砍滥伐等都属于“实践”的范畴。实践是主体和客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纽带和桥梁。“民以食为天”。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生产劳动和物质生活实践，其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的一切其他形式的实践活动都是在生产劳动和物质生活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现代社会和今后的社会中，教育实践、科学实验、生产劳动和物质生活实践都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都是最重要的实践活动。 实践活动具有两重性，既有积极作用、正面影响，又有消极作用、负面影响。实践分为正确实践（包含基本正确的实践）、错误实践、盲目实践、试验性实践。正确实践就是符合或基本符合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的实践，也是促进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实践。笔者认为，错误实践也可分为一般性错误实践、灾难性实践、反动实践三种类型。一切错误实践都会阻碍或破坏人类社会或局部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甚至会使人类社会或局部社会遭受灾难，或者说是不利于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盲目实践也会对人类社会或局部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很大的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盲目实践往往成为错误实践。盲目实践也可能取得或多或少的效益。一部分盲目实践可能会成为正确实践或基本正确的实践。试验性实践是为了察看某事的结果或某物的性能而进行的某种探索性实践活动，如种植试验田、新飞机试飞等等。试验性实践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成功之后广泛推广，失败之后进行多方面的改进再进行试验性实践直至成功或放弃某些试验项目。试验性实践具有积极探索的重要意义，不可忽视。我们对“实践”应当有一个清醒的全面的认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千万不要在“实践”和“正确”之间划等号，否则，对我们正确认识“真理标准”将产生不利影响。实践是否正确，必须经过客观“检验标准”的检验，检验之后才能判定其对错。 三、认识是什么 人们的认识来源于实践和客观世界，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认识分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就是思想。思想是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思想的内容为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制度的性质所决定，在阶级社会中思想有阶级性。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的认识上升为理论。理论就是人们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认识、思想、理论都有正确与错误之分。笔者认为，错误的思想或理论是不利于或有害于人类社会或局部社会生存、发展的，其可分为一般性错误的、灾难性的、反动的三种类型。正确的认识、思想、理论和科学知识就是真理。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的意识中的正确反映。其是有利于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也就是说，正确认识客观实际及其规律是会促进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真理具有客观性、相对性、绝对性。真理在实践中得到发展。思想或理论对人们的实践活动具有指导作用。在正确思想或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能取得促进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良好结果，反之，实践将产生阻碍或破坏人类社会或局部社会生存、发展的不良后果甚至恶劣后果，即不利于人类社会或局部社会的生存和发展。 四、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或唯一标准 检验真理的标准或唯一标准就是确认“认识、思想、理论”是真理的标准或唯一标准。要想知道“认识、思想、理论”是否正确，是不是真理，那么，“认识、思想、理论”就必须到“实践及其结果和历史”——真理的检验场中去接受检验。这是不容置疑的。笔者认为并特别强调，实践活动本身或说实践活动的过程、实践的结果和历史具有检验和证明真理的功能，并构成检验“认识、思想、理论、真理”的检验场，实践活动本身或说实践活动过程仅仅是检验和证明“认识、思想、理论”是不是真理的手段、方法、途径、过程，而不是检验“认识、思想、理论、真理”的客观尺度，更不是唯一标准。《现代汉语词典》说“‘标准’是衡量事物的准则，‘标准’也可以是本身合于准则，可供同类事物比较核对的事物”。笔者认为，“检验和证明真理的功能”与“检验和证明真理的手段、方法、途径、过程”、“检验场”不应当和“检验真理的标准或唯一标准”混为一谈，不应当把前者误认为是后者。这是一个关键性问题。如果对这个问题缺乏清醒、正确的认识，就会走进理论误区，留下遗憾。我们也不应当把证明思想、理论不是真理的“反面证据”——“实践的不良后果”和检验真理的“标准”或“唯一标准”混为一谈，不应当把前者误认为是后者。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缺乏正确认识，就会得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类的错误结论。 要想知道思想、理论（以下对“思想、理论”二词择一而用）是不是真理，首先要弄清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是否正确，即是否符合或基本符合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首先接受“客观检验标准”检验的是“实践”本身，而不是理论。只有经过“客观检验标准”的检验，才能判定实践本身是否正确或基本正确。任何未经过“客观检验标准”检验的实践都不能作为证明理论符合或基本符合客观实际及其规律亦即符合真理标准的直接证据、第一证据，所以，“实践活动”本身或说“实践活动过程”也就无法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或“唯一标准”了。实践活动都是受理论指导的，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实践都成为错误实践或称问题很严重的实践。用错误实践作为检验理论是否正确的“标准”或“唯一标准””说不通的，是不符合逻辑的。有的实践明显正确，似乎不必经过“实践效果”的检验，然而正是因为实践的效果太大、太明显，所以人们才判定实践是正确的，在实际上，实践已经经受了“实践效果”的检验。正确实践是根据“实践的效果”定的。 下面，笔者借用体育竞赛、升学考试、期末考试三个实例进行简单论证，用以证明“实践活动本身”或“实践活动过程”不是“检验标准”、“唯一标准”，仅仅是检验手段、检验方法、检验途径、检验过程而已。各种体育竞赛活动就是体育竞赛实践。竞赛过程仅仅是检验参赛各方指导思想、战略战术是否正确、谁胜谁负、名次排列对错的唯一手段、唯一方法、唯一途径、唯一过程，其无法成为检验参赛各方指导思想、战略战术是否正确、谁胜谁负、名次排列对错的“标准”或“唯一标准”。只有比赛取得的超越对手的优异成绩才最有发言权、证明力和说服力，只有它才是检验胜方指导思想、战略战术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只有它才是检验己方胜负、名次是否第一或靠前的唯一标准。强队战胜弱队属于自然现象，弱队战胜强队也屡见不鲜。竞赛过程可能精彩，令人为之鼓掌欢呼，也可能不精彩，令人惋惜、懊悔。尽管比赛有偶然性，但主要看比赛结果、特别是要看比赛成绩。比赛成绩决定胜负，而超越对手的优异成绩就是获胜的唯一证据，也是唯一的检验标准。较差的比赛成绩只是“作负”的证据即反面证据，它不能成为检验标准，因其不合准则。 升学考试活动就是升学考试实践。仅就学业和智育发展而言，考试活动过程仅仅是检验或证明学生是否完成学业、有无升学资格升学水平的唯一手段、唯一方法、唯一途径、唯一过程，但不是检验考生是否完成学业、有无升学资格升学水平的“标准”或“唯一标准”。国家规定的录取分数线是法定的录取标准，是唯一的检验标准。考生考取的优异成绩、合格成绩（录取分数线以上的成绩）与“被录取”发生直接关系，它合于录取标准即合于准则，它就是证明该考生完成学业、具有升学资格升学水平的唯一证据，它是检验考生是否完成学业、是否具有升学资格升学水平的唯一标准。（在这里，笔者把“录取标准”作为准则来看，把优异的、合格的考试成绩作为合于准则的比较核对物来看待。）而“考试活动”或说“考试过程”不能和“录取标准”作比较、核对，所以，它不能成为检验考生是否完成学业、是否具有升学资格升学水平的“标准”或“唯一标准”。此例是实践活动不可作为“真理标准”或“检验标准”或“唯一标准”的铁证。 学生的期末考试就是考试实践。除了平时测验、口试、实际操作测试之外，期末考试活动本身或说考试过程只是检验或证明学生一个学期学习成绩好差的唯一手段、唯一方法、唯一途径、唯一过程，而不是检验学生学习成绩好或差的标准，更不是唯一标准。在“百分制”的条件下，一百分应当是评价、判断学生学习成绩优秀的理论上的唯一标准。然而，在考试实践中，一百分较为难得，绝大多数人得不到一百分，所以，人们就借用了一个接近一百分的衡量标准，用以衡量学生的学习成绩。这个在实际上可以运用的检验标准就是“优异成绩”。学生在考试中取得的优异成绩，就是证明该生完成学业、学习好的直接证据、唯一证据。“优异成绩”就是检验学习成绩好不好的唯一标准。以上三个实例，把实践过程和实践结果混在一起作为检验标准或唯一标准是不正确的，因为竞赛过程、考试过程即实践过程无法成为检验标准或唯一标准，实践结果不一定合于准则。三个实例说的“检验标准”好象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是检验成绩的标准。笔者认为，检验成绩的标准应当附属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范畴。“真理标准”就是实践的效果，就是用实践所取得成果、成绩、成就去检验、证明理论是不是真理。上述三个实例分别属于体育实践、教育实践的范畴。 笔者再补说一例。吃药治病即医疗实践及其结果是检验“药”的检验场，是检验“药”的质量即确认“好药”的 唯一手段、唯一方法、唯一途径、唯一过程，其有检验“药”是不是好药的功能，但其不是检验“药”是不是好药的标准或唯一标准。因为吃药之后会出现良好的医疗效果，使病情逐渐好转或快速好转或痊愈，也可能出现治不好病的情况甚至会出现不良后果或恶果。良好的医疗效果是确认“此药”是好药的唯一标准，“没有良好的医疗效果或无明显疗效、有不良后果或恶果”只是证明“此药”不符合“好药标准”的有力证据即反面证据，其不可作为“好药的标准”或“好药的唯一标准”。“好药的标准”或“好药的唯一标准”只能是良好的医疗效果，别无选择。 退一步说，如果上述四个实例不属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范畴，那么，其也与“真理标准”问题具有极其密切的联系，二者的“论理”是相同的。用上述四个实例来论证“真理标准”问题是贴切的，是较为恰当的类比，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 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错在哪里 “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错误的论断、错误的结论。这是无可置疑的。其错误如下。第一，在于上述“论断”、“结论”的主张者（以下简称“主张者”）对“真理标准”的性质和“实践”的性质缺乏深入的思考和分析。“真理标准”是“正确”的代表，符合或基本符合客观实际及客观规律是它的根本特性，是它的准则。盲目实践、错误实践、试验性实践是决不可作为“真理标准”的，因其不合真理标准的“准则”。“真理标准”的第一要求是“必须正确”。“主张者”把包含盲目实践、错误实践、试验性实践、正确实践在内的“实践”作为“真理标准”或“唯一标准”是明显的错误。“主张者”没有把实践分成正确实践、盲目实践、错误实践、试验性实践，即没有按实践的性质进行分类，可能把“实践”和“正确”划等号了，可能把“实践”作为纯粹的褒义词来使用了。可能在“主张者”和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中或眼中，实践就是人们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有意识的活动，而不包含“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以外的活动。也许“主张者”和人们对“实践”还有别的看法。如果把人类的所有实践活动都归于人们有意识地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活动就错误了，因为人们的实践活动还包含有意识地破坏自然和破坏社会的活动等等错误实践。把正确实践作为“真理标准”或“唯一标准”也不正确。因为实践是否正确，必须接受“实践效果”——客观检验标准的检验之后才能确定。当“实践”被“实践的效果”验明为正确实践时，指导实践的“理论‘随之或同时被“实践的效果”验明是真理了，”理论“已没必要再接受“实践”的检验了，正确实践没有检验“理论”的机会了，因而，正确实践也不能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更不能成为“唯一标准”。笔者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感性认识还是可以理解的，作为理性认识是不准确、不科学的。第二，在于“主张者”没有把“实践”和“实践的结果”加以区分，更没有对“实践的结果”进行“良好结果”、“不良后果”的分类，在“论断”或“结论”中，没有单独提出“实践的效果”这一关键性概念，没有把“实践的效果”定为“真理标准”，而是把“实践”和“实践的结果”混在一起作为“真理标准”、“唯一标准”了，也就是把检验和证明真理的“手段、方法、途径、过程”、“检验场”及检验和证明理论是不是真理的“功能”和检验真理的“标准”、“唯一标准”相混淆了，把前者误认为是后者了。这是“主张者”及其“论断”、“结论”所犯的关键性错误。没有把“实践的效果”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唯一标准”是“主张者”所犯的最大错误。把“实践的结果”作为“真理标准”或“唯一标准”也不正确，因为实践的结果包含良好结果、不良后果、恶劣后果，所以，实践的结果不合于准则，不可作为“真理标准”或“唯一标准”。笔者认为，“主张者”把证明理论不是真理的证据，即“反面证据”和检验真理的“标准”或“唯一标准”混淆起来，把前者误认为是后者了。这是明显的错误。把“实践”作为“真理标准”或“唯一标准”，看起来是用词不妥当、不准确、不科学，但应当说有其思想根源，也可以说是思考还未进入深层次，还缺乏深入的分析。 “主张者”及其“论断”、“结论”产生错误的思想根源是没有弄清什么可以作为“真理标准”，什么不可以作为“真理标准”，没有认识到“实践”本身或说“实践活动过程”也必须接受“客观检验标准”的检验，也即必须接受“实践效果”的检验。毛泽东的“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等著名论断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结论思路相同，二者一脉相承，二者的错误之处是把“实践”作为“真理标准”，二者的正确之处是特别注重实践，这是很可贵的。二者仅有的差别是“只能”和“唯一”的文字差别，可以说“二者”没有根本差别。我认为，这和毛泽东的“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等著名论断对“真理标准讨论”产生的权威效应、重大影响有极大的关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真理标准”大讨论很难摆脱毛泽东“著名论断”的权威效应和重大影响。这是不容置疑的。 六、实践的效果是检验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认为，实践的“良好结果”和“不良后果”能从正反两个方面证实“实践”、“理论、真理”是否符合或基本符合客观实际及其规律。也就是说实践的“良好结果”和“不良后果”能从正反两方面证明“理论”是不是真理。《现代汉语词典》说“甲事物能证明乙事物的真实性，甲就是乙的证据”。据此，我们可以说实践的效果是证明“实践”、“理论、真理”符合或基本符合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的唯一直接证据，也即正面证据；实践的不良后果是证明“实践”、“理论、‘真理’”不符合或基本不符合客观实际及其规律即不符合真理标准的直接证据，也称反面证据。实践的效果既然是证明“实践”、“理论、真理”符合或基本符合客观实际及其规律的唯一直接证据，那么，笔者认为，我们就可以把实践的效果作为检验“实践”、“理论、真理”是否符合或基本符合客观实际及其规律的客观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 这就是说，实践的效果是检验实践的唯一标准，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为只有实践的效果能作为证明“实践”、“理论、真理”符合或基本符合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的唯一证据和唯一“比较核对物”，所以，实践的效果是检验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别无选择。 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经常发生严重错误，在很多条件下对客观事物和客观规律摸不着头脑，看不清它的本质，所以，人们无法用客观实际及其规律检验“认识、理论”是不是真理，只能借用一个符合准则的事物来作“比较核对物”，来作检验真理的标准。我认为，这个“比较核对物”是实践的效果，而不是实践。实践的效果作为实践的良好结果，作为主体改造客体取得的成果、成就，作为新产生的客观事实，最有证明力和说服力，最适合作“比较核对物”。事实胜于雄辩。它是直接的最明显最有证明力的能证实“理论”是真理的唯一证据，它具有伟大的检验力，具有检验“实践”的功能同时具有检验“理论、真理”的功能，因为实践的效果具有促进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积极作用、正面影响。实践产生的不良后果大于它取得的良好结果，就可以说实践的不良后果反证了实践活动是盲目的或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客观检验标准——“真理标准”的，即不符合或基本不符合客观实际及其规律，随之或同时也反证了指导实践的“理论”不正确，判定其不是真理。实践取得的良好结果大于不良后果，就证明了实践活动是符合或基本符合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的，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随之或同时也证实了指导实践的“理论”是真理。经过实践效果的检验，已经反证了中国文化大革命实践是灾难性实践，随之或同时反证了指导其实践的理论不合乎“真理标准”，是错误的，笔者称其为灾难性理论，因其使文化大革命成为灾难性实践；已经反证了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实践及其指导思想都是错误的、灾难性的、反动的，因为卢旺达在百天之内屠杀了80万至100万人，几乎造成种族灭绝，其恶果令世界震惊；已经反证了任何侵略战争实践及其指导思想都是灾难性的、反动的，侵略战争罪恶滔天，罄竹难书；已经反证了恐怖活动实践及其指导思想是灾难性的、反动的，是反人民、反人类的，因为恐怖活动实践及其指导思想使若干无辜民众（包括妇女、儿童）遭到袭击，倒在了血泊之中，使人们遭受灾难，并使人们陷入极度的恐惧之中，其破坏了社会秩序，破坏了人类社会或局部社会的生存发展。实践的不良后果、恶劣后果反证了大量的实践及其指导思想不符合真理标准，是错误的或者是灾难性的或者是反动的。实践的效果证实了数不清的实践及其指导思想是正确的、科学的或是基本正确的，是符合或基本符合客观实际及其规律的，证实了指导这些实践的思想是真理。 退一步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断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相对真理，其有一定的正确性，但不完全正确。“实践的效果是检验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断是比前者更正确、更科学的论断。前者已成为过时的真理，后者是对前者的修正、补充和发展。我们应当用后者取代前者。这是真理发展的必然趋势。 七、结论 综上所述，结论如下：实践的效果是能证实“实践”、“思想、理论、真理”符合或基本符合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的唯一直接证据；实践的效果是检验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简化的文字表述是“实践的效果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永恒的哲学命题，这是普遍的哲学原理。 “实践”、“思想、理论、真理”都不可避免地自然而然地通过实践这个手段、方法、途径、过程接受实践效果的检验，“实践”、“思想、理论、真理”要不断地反复地接受实践效果的检验，并且要根据客观事物或客观世界的变化对错误认识和过时的“真理”进行修正。在历史中被真理标准判定为“正确”的实践和真理也要经受“历史发展”的考验。 我们要特别强调、特别注重实践的积极作用、正面影响，也就是要特别强调、特别注重实践的效果。在实践活动过程中，我们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及早发现问题和错误，不断修正指导实践的思想或理论，尽快改正实践中的错误，减少失误，尽力消除负面影响，不要因为短期效益、眼前利益而牺牲或损害长远效益、重大利益，避免或扫除盲目实践和错误实践，争取让实践结出更多的丰硕之果，以促进人民、国家、人类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谐发展，以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快速发展，以促进人类和自然和谐发展。我们必须把握“实践的效果”这个检验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时要特别注重这个“唯一标准”的客观性、相对性、绝对性，也就是要正确把握并坚持这个“唯一标准”的辩证统一关系。 此文仅是笔者的浅见，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错误认识，敬请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斧正。（欢迎大家讨论我的观点，欢迎各位提出批评意见。） 辽宁省绥中县民政局 赵恕 二〇〇六年三月 2006年5月注：“民以食为天”。笔者认为，物质生活实践和生产劳动处于同等重要的基础地位。笔者把“物质生活实践”和“生产劳动”并列起来。 2007年2月1日注：此文作了少量修补。 （作者邮编：125200 宅电：0429-3932192）
季老师微课：议论文的花式教学
议论文开头作用： 激发读者阅读兴趣引出中心论点或论题作为事实论据，证明中心论点作为道理论据，证明中心论点引起读者的关注与思考引出下文论述议论文的结构：（1） 总分式：总——分。分——总。总分总。（2）并列式（3）递进式议论文中心论点的形式要求：是完整的句子，有明确的判断，不能用疑问句，反问句要改成陈述句，不能用比喻、拟人，往往有明确的主语。议论文某两段不能调换的理由：先答两段分别论述了xx，这两段是递进关系，或者这两段的顺序与上一段中xx的顺序句相对应。怎样写议论文：提出问题（提出论点或论题）分析问题（证明论点）解决问题（总结论点）中心论点是如何提出的？首先给XX下定义，明确什么是XX，然后引用名言论证XX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就文章特点提出中心论点。
回答 您好，您说的是论文答辩开头结尾吧？ 开场白 各位老师，上午好！我是xx专业xx班的xxx，我的毕业设计题目是xx公司xx结构厂房设计。本次毕业设计是在xx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在此我首先要向认真严谨的xx老师表示真挚的敬意和谢意，也向在坐的xx老师、xx老师、xx老师等所有老师四年来孜孜不倦的教诲、以及今天不辞辛苦参加我的论文答辩表示衷心的感谢。下面我将本论文设计的主要内容向各位老师作一汇报，恳请各位老师给予批评与指导。 结束语 在做这个设计的过程中，我尽可能多的收集资料，从中学到了许多有用的东西，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但由于自己学识浅薄，认识能力不足，在理解上有诸多偏颇和浅薄的地方；也由于理论功底的薄弱，存有不少逻辑不畅和辞不达意的问题；加之时间紧迫和自己的粗心，与老师的期望相差较远，许多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思考和探索，借此答辩机会，万分恳切的希望各位老师能够提出宝贵的意见，多指出这篇论文的错误和不足之处，我将虚心接受，从而进一步深入学习研究，使该设计得到完善和提高。我的介绍完了，谢谢！请各位老师提问。 更多3条
还要的可以找我，下面提供一些论文的结构。优秀论文的要素正确的选题、合适的切入点、简洁明了、说清自己的贡献、可靠的/可重现的结果、可重复的过程、好的文章结构和逻辑流程、精选的参考文献。误区Idea越多越好、一味追求革命性的、突破性的成果、数学、理论和公式越复杂越好、显示自己的聪明、追求最好，史无前例显示权威性、引文中大量引用自己的论文。优秀论文结构范例一、Abstract – 对自己工作及其贡献的总结1、阐述问题。2、说明自己的解决方案和结果。二、Introduction – 背景，以及文章的大纲1、题X是重要的。2、前人的工作A、B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3、A、B有一些缺陷。4、我们提出了方法D。5、D的基本特征，和A、B进行比较。6、实验证明D比A、B优越。7、文章的基本结构，大纲。三、Previous Work – 说明自己与前人的不同1、将历史上前人的工作分成类别。2、对每项重要的历史工作进行简短的回顾（一到几句），注意要回顾正确，抓住要点，避免歧义。3、和自己提出的工作进行比较。4、不要忽略前人的重要工作，要公正评价前人的工作，不要过于苛刻。5、强调自己的工作和前人工作的不同，最好举出各自适用例子。四、Our Work – 描述自己的工作，可以分成多个部分1、从读者的角度，阐明定义和表示法。2、提供算法的伪码，图解和相应解释。3、用设问的方式回答读者可能提出的潜在问题。4、复杂的冗长的证明和细节可以放在附录中，这里关键是把问题阐述清楚。5、特例和例外应该在脚注中给予说明。五、Experiments – 验证提出的方法和思路1、合理地设计实验（简洁的实验和详尽的实验步骤）。2、必要的比较，突出科学性。3、讨论，说明结果的意义。4、给出结论。六、Conclusion – 总结和前景展望，结文1、快速简短的总结。2、未来工作的展望。3、结束全文。七、References – 对相关重要背景文献的全面应用1、选择引文（众所周知的结论不必引用，其他人的工作要引用）。2、与前文保持一致。八、Others – 致谢、附录、脚注技巧有了，范例也有了，那还在等什么，赶快行动起来吧。如果你在写作过程中还有其它的问题，随时联系
①标题（Title）②署名（Authors）(包括单位及合作者)③摘要（Abstract）(包括中、英文摘要及关键词等)④引言（Introduction）⑤材料与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⑥结果（Results）(包括图表及其注解等)⑦讨论（Discussion）(包括结论)⑧致谢（Acknowledgements）⑨参考文献（References）摘 要为方便读者概略了解论文内容，在论文的正文之前，用醒目字体刊印约200～250字左右的摘要，简述研究工作的目的、方法、结果及结论等摘要力求精练，应反映全文的主要内容在摘要之下，根据内容选写3～8个关键词（Keywords），主要目的是为了方便编制或纳入电子计算机检索，尽可能用标准的 “主题词表”中的术语引 言亦称前言、导言或序言，是文章开头的一段短文，简要说明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指出研究方法和途径，亦包括这一研究的历史、现状、前人的方法、结果及见解，对自己的启发等引言对读者起到一定的定向作用，写引言切忌离题或公式化。在正文内首次出现不常用的英语术语缩写词时，应写明全称，并要有中文注释材料与方法材料部分应说明具体的实验观察对象，所用仪器和试剂的产地、型号及规格等，实验动物的来源、名称、种系、性别、体重及健康状况等在方法部分要着重介绍研究的对象与数据如何获得，使读者了解样本的代表性、组间可比性、指标与观测方法的精确性。详细写明实验步骤的细节，以便他人重复验证。生物学实验必须设立对照组结 果结果部分是论文的实质和精华，描述必须如实、具体和准确。把经过审核以后用统计学处理过的实验检测数据资料按照逻辑顺序在正文及图表中表达科学研究论文的结果多用3种形式，即表格、图及文字说明。表格应做到有表序和表题。图下应有图号图注，图中重要部位应有标志，应用原始的实验记录图或照片，不宜用复印件或影印件文字、数据和符号是表达科研成果和结论的重要手段。文字应简明、清楚和明确，多用数学式表达成果，正确运用各种符号，对不符合主观设想的数据和结论，应作客观的分析，不宜作过多的文字说明讨 论是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理论上对实验和观察结果进行分析比较、解释、推论或预测等，或者应用自己和定论的实验根据进行讨论，阐述实验结果的理论和实际意义。与国内外先进水平的比较，指出今后的研究方向。讨论中要避免与实验结果无关的主观推断或不成熟的结论谢 词一部论著的写成，必然要得到多方面的帮助。对于在工作中给予帮助的人员（如参加过部分工作，承担过某些任务、提出过有益的建议或给予过某些指导的同志与集体等）。应在文章的开始或结尾部分书面致谢。致谢的言辞应该恳切，实事求是，而不是单纯的客套参考文献列出参考文献的作用：①论证作者的论点，启发作者的思维；②同作者的实验结果相比较；③反映严肃的科学研究工作态度，亦为读者深入研究提供有关文献的线索所引用的参考文献篇数不宜过多，论著类论文要求在10篇左右，综述类文章以20篇左右为宜所引文献均应是作者亲自查阅过的，并注意多引用权威性、专业性杂志近年发表的相关论文参考文献列出时要按文献在文章中出现的先后，编数码，依次列出完整的参考文献（书籍）写法应列出文献的作者（译文注明译者）、书名、页数、出版者、出版时间、版次等完整的参考文献（论文）写法应列出文献的作者、文章标题、期刊名称、年/卷/期、起讫页数等、毕业论文格式的写作顺序是：标题、作者班级、作者姓名、指导教师姓名、中文摘要及关键词、英文摘要及英文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 2、毕业论文中附表的表头应写在表的上面，居中；论文附图的图题应写在图的下面，居中。按表、图、公式在论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分别编号。 3、毕业论文中参考文献的书写格式严格按以下顺序：序号、作者姓名、书名（或文章名）、出版社（或期刊名）、出版或发表时间。 4、论文格式的字体：各类标题（包括“参考文献”标题）用粗宋体；作者姓名、指导教师姓名、摘要、关键词、图表名、参考文献内容用楷体；正文、图表、页眉、页脚中的文字用宋体；英文用Times New Roman字体。 5、论文格式的字号：论文题目用三号字体，居中；一级标题用四号字体；二级标题、三级标题用小四号字体；页眉、页脚用小五号字体；其它用五号字体；图、表名居中。 6、格式正文打印页码，下面居中。 7、论文打印纸张规格：A4 210×297毫米。 8、在文件选项下的页面设置选项中，“字符数/行数”选使用默认字符数；页边距设为 上：3厘米；下：5厘米；左：8厘米；右：8厘米；装订线：8厘米；装订线位置：左侧；页眉：8厘米；页脚8厘米。 9、在格式选项下的段落设置选项中，“缩进”选0厘米，“间距”选0磅，“行距”选5倍，“特殊格式”选（无），“调整右缩进”选项为空，“根据页面设置确定行高格线”选项为空。 10、页眉用小五号字体打印“xx大学xx学院xx级XX专业学年论文”字样，并左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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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还可以，对你应该有帮助，拿走不谢。 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6%，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产品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略论-----兼谈对新证据规则关于产品侵权责任的理解杭州商学院法学院 蒋林川 谢安华摘要：产品侵权是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但长期以来的诉讼实践中，对产品侵权诉讼的举证分配存在很大的争议，其根源就在于对产品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理解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本文根据归责基本理论对产品侵权责任进行分析，认为，我国的产品侵权责任归责原则是严格责任归责。关键词：产品侵权责任 归责 无过失责任原则 严格责任原则 一、前引产品侵权是一种特殊侵权，产品侵权证明责任分配问题，历来都是学者们争议不止的论题，在实际的庭审过程中，对这一问题的把握也不尽相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出台以后，学者对《规定》第4条第6项关于“因缺陷产品置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体现的产品侵权责任的举证问题的把握不尽相同，有观点认为《规定》第4条第6项是对产品质量侵权如何适用举证倒置的规定1，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该条款体现的并非举证倒置。2本文试从对产品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着手来对这一问题作一分析。二、产品侵权责任的概念及构成所谓产品侵权责任，是指生产者、销售者因产品存在缺陷而造成的死亡、人身伤害和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及其他损失时，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这里涉及到赔偿义务主体的问题。从我国《民法通则》第122条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对于产品质量纠纷的赔偿义务主体不仅仅只有生产者、销售者，如果是运输者、仓储者造成产品的缺陷，那么运输者、仓储者也应是赔偿义务的主体。但是，应当注意的是，两种赔偿义务主体是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前两者适用产品质量侵权赔偿关系，后两者则是该侵权赔偿责任由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以后的另一种求偿关系，这是一种运输者、仓储者与生产者之间的违约责任。对于产品侵权责任来讲，其赔偿义务主体一般为生产者和销售者。因此，“受害人并不直接向仓储者、运输者请求赔偿，而是在销售者、生产者在承担了赔偿责任以后，对产品负有责任的运输者、仓储者有义务赔偿销售者、生产者的损失。”3本文主要的是对侵权关系进行分析。产品侵权是特殊侵权，其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跟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有所区别。前文已然说明，根据我国法律，产品侵权责任的赔偿义务有两种，一是生产者，一是销售者。对于这两种赔偿义务主体而言，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之后，赔偿者就可以适用过错原则再进行责任的追究。那么，对于受害人进行赔偿时所适用的是什么样的归责原则呢？ 三、产品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所谓归责，简而言之，即将责任以某种依据为判断标准归属于某主体，或者说，对于某主体来讲，以某种依据为标准，判断其某种责任是否成立、是否存在。从而可以认为，归责的任务是解决责任的依据问题，它并不等同于责任，责任是归责的结果，但归责的结果并不必然就是责任的产生。同时，由于归责解决的是责任的依据问题，也就是在法律价值判断范畴里的责任的“最后界点”问题，因此，归责应从主观意识因素出发，而不是以客观存在的损害事实、违法行为等方面为判识依据。因此，“归责”的定义，应当是：行为人因其行为和对象致人损害的事实发生以后，在法律的价值判断上以某种主观因素作为根据使其承担责任。4归责原则即归责的规则，它是基于一定的归责事由而确定责任成立的法律原则。在我国产品侵权领域，很多学者认为，其所适用的是无过失责任原则，但是，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我国产品侵权责任应该是严格责任原则归责。
民 事 证 据 举 证 时 限 制 度 刍 议 一、 举证时限制度概述 对于举证时限，我国诉讼法学理论界并未见一致的定义与确定的内涵，而且其他国家也似乎没有明确的相同规定，依笔者的理解，举证时限是指在诉讼中应当向法院提交证据的时间及期限，以及未能提交证据时所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的法律制度。按“证据规定”的具体内容来看，举证时限可以分为二种类型，分别为指定举证时限及协商举证时限，但不论是何种类型人民法院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我国民事司法中的一个共同特点。在民事诉讼发展早期，司法公正占据主导地位，为了实现判决结果的公正法庭普遍认可案件当事人可以随时提交与案件有关的证据。但是，随着经济对社会的影响，人们发现这个权利也被一些当事人滥用，随时提交证据不仅违背了民事诉讼的诚实信用原则，而且有些当事人采用突然袭击提交证据的方式来影响到案件的审理时限，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案件的公正处理与判决，也严重地影响到了诉讼的效率。鉴于此，现代各国民诉法大多将随时提交证据改革为适时提交，最高法院的“证据规定”就是如此，至于其规定的作用与正当性如何，下文将予以简要分析。 二、 举证时限与证据失权 举证时限制度与证据失权制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谓证据失权，是指负有提交证据责任(而不是举证责任，请留意)的一方诉讼当事人如果未能按照约定或规定的时间向法庭提交证据时，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其提交的证据将不再予以组织质证，自然也就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证据规定”第34条就明确规定：“ 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 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笔者认为，证据失权的后果将及于当事人实体权利的实现，从而将实质性地决定裁判的结果，所以不能轻率处理。首先，证据失权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应属于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内容之一，应当由法律作出规定才行，所以最高法院的这一解释有越权的嫌疑;其次，过于严苛的证据失权制度并不利于做到法院的裁判符合案件的客观事实，很有可能会产生错误的裁判，从而无法实现公正司法的最基本要求;第三，由于我国并未建立完全的律师代理诉讼制度，而且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普遍较低，往往无法正确理解某一证据的作用及举证不能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如果严格依照规定来处理，必然会出现许多与客观事实不符的认定与处理，减损法律的根本目的与真正价值。这一点已经在司法实践中有着突出的表现。 三、 举证时限与证据交换问题 “证据规定”第37条规定：“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在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人民法院对于证据较多或者复杂疑难的案件，应当组织当事人在答辩期届满后、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第38条规定：“交换证据的时间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指定。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的，交换证据之日举证期限届满。当事人申请延期举证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据交换日相应顺延。”此时出现了“举证期限届满日”与“证据交换日”这两种日期，其关系如何呢，笔者试作简要分析。按照规定理解，证据交换日既可以是在举证时限届满日之前、之日及之后这三种关系。如果是在其后，则规定举证时限有何意义?而且，规定证据交换的目的是什么呢?仅仅是为了“互相传递证据”吗?需要确定双方争议的焦点(即有些同志所称的争点)吗?如果一方当事人在举证时限届满之前或届满之日才向法院提交相关证据，而且提出了其未答辩或虽然答辩但未在答辩中提出的新的观点及证据，此时对方当事人的举证时限因证据交换而届满，那么他所收集到的反驳证据如何提交与处理?如果一方当事人在举证时限届满日进行证据交换时提交了此前未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如何提出反驳的证据?等等。尽管规定第40条规定：“当事人收到对方交换的证据后提出反驳并提出新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当事人在指定的时间进行交换。”如果这个“指定的时间”会在原指定的证据交换时间之后，而此时举证时限因证据交换而届满，岂不是宣告原指定时限根本不起任何作用?这些问题似乎有些自相矛盾。这些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不仅让当事人及律师摸不着头脑，连法官也是稀里糊涂，莫衷一是。还有，关于证据交换的次数及规定、证据交换的内容与范围、证据交换的方式与程序，等等，都需要得到明确的规定，以免不具有操作性。笔者揣测，制定此解释的主要目的似乎是为了达到英美诉讼法律制度中的证据开示制度的类似效果，故笔者先援引英美证据法中的“证据开示”概念略作比较。依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证据开示”(Discovery)是“指在英格兰，民事诉讼当事人可在一定限度内获得有关双方争议事项的全部文件的内容和已经存在的信息的一种程序。该程序旨在于审理前开示相关文件，从而避免在审理中出现意外以促进公正处理案件。”1而我国学者沈达明先生则称之为“发现程序”，并明确指出，此程序“起着以下几种作用：(1)保全审理时不能出庭的证人的证言;(2)暴露事实;(3)明确争执点;(4)把证言冻结起来以防止伪造;(5)双方当事人发现他们之间惟一争执点为法律争执点时，便于援用简易判决程序;(6)经过仔细的调查，双方摸清了对方的事实与法律点的份量后，很可能进行和解;(7)即使不能避免进行审理，运用得当的发现方式能为审理作好准备，使审理的事项达到具体化程度。”2笔者不敢掠人之美，但引用原文如此之多的文字乃是沈达明先生的归纳似乎已经说明了证据开示制度的主要作用，足可借鉴。在英美法国家，证据开示制度得到较大的发展及进一步完善，并结合到相关法律制度及法制传统，较好的实现了预期的目的，尽管目前尚存在一些问题，但正在逐步的研究和解决。但笔者认为，“证据规定”的举证时限及证据交换制度与证据开示制度存在显著的区别，主要表现在证据开示的范围、内容、方式、程序等方面，而且需要结合到较详尽完整的证据规则及熟练掌握该程序的法律服务人士的专业帮助才能较好地发挥这一制度的作用并实现其目的。由于我国并未建立起律师全部代理的民事诉讼制度，因此这施行这一制度的客观条件与制度环境似嫌不足，同时由于该证据规定太简单粗糙而使得效果很不理想，并产生了许多新问题，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妥善处理。 四、 新证据问题 我国民诉法第125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但在“证据规定”中却被明确否定了。而且，什么叫做“新证据”呢?“证据规定”第41条第(1)项分一审及二审这2种程序进行了规定：“一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包括：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经人民法院准许，在延长的期限内仍无法提供的证据。”后一种情形容易理解也较合理，但第一种情形就不易掌握了。有的学者认为：“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既可能是举证时限届满后新产生的证据，也可能是原来已经存在但由于种种原因当事人没有发现也没有提交的证据。如果是客观原因或者是当事人不存在过错时，似乎可以向法庭说明情况后得到法庭的谅解与认可。但如果是当事人对证据的作用及结果的错误认识而未推荐阅读：民 事 证 据 能提交法院时，如何处理呢?笔者的一些同事就遇到过此类问题，有些当事人在诉讼中根本无法确定某件证据的作用与重要性，而是只到在法庭辩论时经法官的调查与提醒才知道该证据已有但未提交，如果严格执行“证据规定”去处理，对这些证据不组织质证并不将其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则有相当一部份的案件结果显失公正甚至明显错误，不仅有悖于司法公正的宗旨，肯定也会引起当事人的强烈不满;如果对这些证据组织质证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则实际上使得“证据规定”形同虚设，根本没有约束力。看来这个问题并不是简单地从法律上进行规定或者作出一个司法解释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可能需要改革某些重要的相关联的司法制度才能解决的问题，各级法院岂能轻率处之?!从“发现”的词义上来看，按照《现代汉语成语词典》的解释，“发现”是指“①经过研究、探索等，看到或找到前人没有看到的事物或规律;②发觉。”3而“发觉”是指“开始知道(隐藏的或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事)。”4由词义可见也就包括证据此前已经存在但却被忽视而未予以相应的注意并提交的情形。但词典对此后新产生的事物却并未提及，“无存在何来发现”，属于发现应无异议。因此，不认是从语言学的理解还是证据法学的角度去理解，不去重视处理这一“忽视”或“未注意”的情况的处理无疑是不全面的，这也是必须认真研究处理的事情，不能视而不见。二审程序中也有关于“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理由如上，不再赘述。 五、 评价与建议 笔者在此仅对 “证据规定”有关举证时限制度进行粗浅的讨论。笔者坚持认为，由于最高法院规定了时限制度及证据失权后果，严重限制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并实质上影响到判决的结果，所以有越权的嫌疑。这实际上也是司法公正与效率之争问题的一个具体表现。尽管从表面上来看，法院这样做似乎更有“效率”，但笔者坚持认为，作为法律，追求公正是其最根本的目的，只有在公正司法的基础上兼顾效率，才能实现法律的本质特征与目的。如果过于追求效率而忽视公正，无疑会让社会公众对法律与司法制度的公正性产生动摇，这也将会是最无效率的作法。笔者认为，举证时限制度的建立需要完善的审前准备程序、高质量的法律服务体系、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法制环境与法律意识的建立与提高、可行且有力的证人保护制度等等作为基础或提供支持，目前实行严格的证据失权制度并没有相应的法律制度提供保障且过于严苛，不利于我国的法制建设。对于举证时限与证据失权问题，笔者认为不如规定举证时限届满后，如果一方当事人提交新的证据导致审判结果改变时，可以由其承担支付诉讼费用并赔偿相应损失的作法，甚至可以规定对其进行必要的制裁，等等，既能解决司法公正这一最本质要求，又可对举证不力者予以制裁，在现阶段似乎更加可行。当然，笔者也建议大家都来研究寻找其他更为合适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笔者建议不如正式建立较为完善与具体的证据开示制度或审前准备制度，使其更具可操作性，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基础上提高司法效率，以达到建立该项制度的预期目。 注释： 1 、戴维·M·沃克著、李双元等译《牛津法律大辞典》，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29页。 2 、沈达明著《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87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40页。 4 、同上书，第3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