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版本古籍的修复要求比较单纯，一般只要把破损之处修补完成，装订成册，便于经常翻阅即可。但对善本、珍本古籍的修复，要求就高得多。善本、珍本大多是年代较早而具有版本价值和文物价值的书籍。为了妥善保持不同时代的善本、珍本的原来风貌，保存它在版刻和装帧方面的艺术特色，修复工作要尽可能按照这些古籍原来的式样进行。所以善本、珍本古籍修复的基本原则是“整旧如旧”。“整旧如旧”在修补和装帧技术上是很细致、复杂的。它不仅要求古籍修复工作者掌握精湛的修整技术，而且还要具备一些版本知识，并对我国历代古籍用纸和装帧特色等有所了解，以便在修复中做到心中有数。在开展工作前，首先要按照“整旧如旧”的原则，针对古籍破损的具体情况，制定适当的修复方案，再根据方案做好工具和材料的准备，然后进行修复工作。
⑴ 计划性原则 ⑵ 顺序性原则 ⑶ 批判性原则 ⑷ 同时性原则求采纳
古典语言学起源于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和古代希腊。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7世纪的西方古典语言学研究中，定性研究占主导地位，实证研究比较少。此阶段，对语言的研究集中于对“词法和句法范围内的个体语言研究”[3]。在研究某些语言现象时，研究者的哲学理念和主观分析占主导地位。这些研究方法似乎缺乏科学性，但是正是这些哲学理念促进了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加深了人们对语言这个交际工具的了解。最初的希腊语法是通过辩论产生的，在对语言进行详细的观察和描述后，他们把语言分成若干句子，然后把词归类，进而探讨了人和自然以及自然界和人类语言的关系。中世纪出现的思辨语法（speculative grammar ）开始对句法进行探讨，并对词类的功能进行了描写。与此相呼应的是我国“语文学”研究阶段，此阶段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定性研究。“中国文学家所从事的考据学作为方法论的总原则，用训诂、勘校和资料收集整理的方法对语言和历史进行考核和例证的归纳，从中得出结论，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定性研究。”[4]古典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以规定为主，在推导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方面略有不足。 历史比较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经过古典语言学时期的积累，19世纪语言学研究进入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时期。19世纪蓬勃发展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深深地影响了语言学研究。语言学研究不再局限于辩论以及对具体句法和词类功能的描写。受哲学，生物学和人类学的影响，语言学的研究方法逐步“科学化，非宗教化和理性化”[5]。他们试图找出语言的原始结构并且认为人类的语言与生物体一样，有其谱系发展历程。基于这样一种设想，历史比较方法是此时期语言学研究采用较多的方法。很多学者通过对语言的实地调查，搜集了大量资料；系统地研究一种语言的总体结构，而不是具体的几个句子或词汇，来与另一种语言进行比较。通过系统的比较同一种语言的历时发展以及不同语言之间的异同，画出了语言的谱系分类。在收集了诸多语言的语料基础上，对这些语料进行对比分类，区分出语言的基本类型。 现代语言学时期的语言学研究方法现代语言学时期即指在语言学的发展历史上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到乔姆斯基1957年转换生成语法提出这样一段时间。经过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语言学的发展有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1916年《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发表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开端，描写的方法开始在语言学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索绪尔之后的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以及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秉承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衣钵，对语言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布拉格学派侧重于语言功能的研究，对语音和音位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归类；哥本哈根学派则侧重于语言结构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美国结构主义学派采用分布和描写的方法对语言的句子进行了详细切分和描写。 当代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1957年，乔姆斯基《句法结构》的发表标志着语言学的研究进入当代语言学时期。乔姆斯基认为对语言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语言的表层结构，而应该专注于其深层结构。乔姆斯基试图采用形式化的方法推导人类大脑语言的产生机制，语言学的研究开始和数学及生物学联系起来。乔姆斯基一反传统的以归纳为主的研究方法，其对语言机制的研究以演绎为主，所有的研究不是为了描写而是为了解释。他要“通过研究人类语言为人脑的特定结构建立一个解释性的理论模型”[1,p9]。基于构建理论模型的需要，他提出若干转换规则，在此规则上，各种有标记特征的词进行转换和推导。“语言的词汇好像公理系统的初始元”[1,p9]而后在这些初始元的基础上进行演算，进而形成公理。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不仅充分使用了数学和生物学的术语，而且系统运用了数学和生物学的研究方法，使语言学的研究更加科学化。“乔姆斯基的具体研究方法主要有：比较归纳法、理想化的方法、形式化的方法。”[6]比较归纳法（comparison）首先对语言体系中同一句法构建现象进行比较，然后进行归纳。例如首先对谈话者的语言进行观察，而后概括出最简规则。如乔姆斯基通过对语言的观察提出了短语结构规则、转换规则、语素音位规则等
考据又称考证、考正、考核、考信、考订、考鉴等，其初义是指对人或事物进行稽考取以据信，如《礼·学记》“中年考校”，《礼运》“以考其信”等；后引申为对书籍的考辨校订，如《史记·伯夷列传》“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南史·萧子显传》“考正同异，为一家之言”等。而以其为学术之专名，则始于宋人。如朱熹《答孙季和》信中论“读书玩理外，考证又是一种工夫，所得无几而费力不少”。又如《宋史·郑樵传》即称郑氏“好为考证伦类之学”，考证即考据，伦类则指编纂而言。到了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关于考据学之称名与界定，在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如戴震、段玉裁、凌廷堪等人常称考核学，《四库提要》多称考证学，孙星衍、江藩等人则称考据学，另有朴学、实学、汉学、制数学、名物典制之学等通称，近今人则多称为乾嘉学术或乾嘉考据学。这些称名皆以该学术的某一特征为命名之由，如称考据学、考证学、考核学是指其纠缪考辨、注重证据的治学特征；称朴学、实学是指其质朴求实、不尚虚谈的学术风气；称汉学是指其宗尚汉儒重小学训诂与名物考辨的学术特质；称制数学、名物典制之学则是指其注重辨名当物与考订典制；而称乾嘉学术或乾嘉考据学则是因其极盛于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故以时代为学术之代名。诸家称名相殊，界定各异。即考据学一词，各家所论也相去甚远，如段玉裁谓“考核者，学问之全体，学者所以学为人也。故考核在身心、性命、伦理之间，而以读书之考核辅之”；而戴震、姚鼐、章学诚等人则以义理、考据、词章三分学术，王鸣盛更以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四分学术，以义理归之宋，以考据归之汉，具体所论又大相径庭；又袁枚以“补苴掇拾之学”即钞撮辑佚之学为考据学；江藩则认为“考据者，考历代之名物象数、典章制度，实而有据者也”；而阮元更以广引博证经传旧文者为“浩博之考据”，以明辨音训精审会通者为“精核之考据”，等等 1。近现代学者或认为考据学仅为一种治学的方法，如钱穆在《〈新亚学报〉发刊辞》中即论其学“是一种求真相的学术，遇有疑难，必通考据”；而顾颉刚在《〈古籍考辨丛刊〉序》中则又认为考据学“以书籍为主，要彻底弄明白许多书籍的文字意义和社会意义，来帮助人们了解历史”，因此他建议应当称为“史料学”。诸家所论考据学之范畴，或概括学问之全体，或仅指学问之一端，大到无所不包，小到仅为名物典制之考辨，论者纷纷，莫衷一是。如果总前人之论及乾嘉考据学家所治之学来看，笔者认为，考据学是对传统古文献的考据之学，包括对传世古文献的整理、考订与研究，是古文献学的主干学科。其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名物典制、天算、金石、地理、职官、避讳、乐律等学科门类，相对于古文献学而言，考据学一般不包括义理之学，但比今天学术界所常说的考据学广泛复杂得多。就乾嘉考据学而论，与历代不同之处在于：在考据学诸学科中，以小学为先导与枢扭，小学之中又绝重音韵学；四部书中经史子集兼治但又以经史为主；考据与义理兼治但又偏重考据；词章之学与释道之学被排斥在学术以外。此可称为“广义考据学”。而如江藩所云考历代之名物象数、典章制度，实而有据者，此可称为“狭义考据学”，近今人所论多指此而言。本书所论乾嘉考据学则是指“广义考据学”，而“狭义考据学”则包含在其中。二在中国两千年儒学发展史上，儒家经典的诠释与流布，主要以两种方式进行：即考据训诂的方式，推阐义理的方式。有了文字，有了书籍，有了对书籍的阐释，考据与义理两种训释方式便同时并生，共存发展，且互为消涨。就考据学而言，其学萌芽于先秦，初创于两汉，一盛于南宋，再盛于清乾嘉时期。乾嘉学者在进行探源工作时，也正是由清初而上溯，将考据学的根源追寻到了先秦。同时，对乾嘉考据学进行总结、整理、研究与评价，也并不始于近代，可以说，当时考据学家如焦循、凌廷堪、江藩、阮元等人就已经开始了对当代学术的总结与评价，焦、凌二氏之同名论文《辨学》等针对当时考据学发展之现状与流弊，已有了认真而求实的总结和反思，而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经师经义目录》、《经解入门》，阮元主纂之《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国史·儒林传稿》、《畴人传》以及后来王先谦的《续皇清经解》，皮锡瑞的《经学历史》、《经学通论》等书更是总结与研究当代学术成果的代表之作，对近现代学术界了解与研究乾嘉考据学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然而，自嘉道之际，随着清王朝的衰微和今文经学兴起，在学术界义理之学又蔚为主流，考据学在高潮过后不仅走向了回落，而且从此受到冷遇，屡遭贬斥，对其学的研究也时断时续，或有或无。究其原因，一方面随着清廷的衰亡和列强的入侵，与清王朝盛衰相同步的考据学在社会各种矛盾空前激烈的情形之下，又适逢学术界各种学派交织相轧、门户之见如隔天地的时期，因之被加以“学术误国”的古老罪名，成为社会各界集中攻击的靶子，到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甚至成为“烦琐”、“落后”、“反动”等的代名词，很少有人正视其学。另一方面，乾嘉时期距今不过二百余年，当时学者之著述大多数完整地留传到了今天，真可谓森森插架、浩如烟海；同时，乾嘉学者所治之学，上起先秦，下迄当时，凡经史子集之书，莫不泛览杂取，或博通诸学，或精于一家，加之其学又艰涩枯燥，不嗜声华。这些因素也为乾嘉考据学的整理与研究增添了不少难度。直到80年代以来，这种状况才稍有好转，对清代学术尤其是乾嘉考据学的研究渐趋热门，至少是在表面上人们对其学表示了多方的关注，这当然与近些年来学术史研究的热热闹闹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学术界逐渐认识到，作为有清一代的主导学术和异于累代学术的鲜明特征，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乾嘉考据学与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义疏之学、宋明理学一样，有着很大的影响与重要的学术地位。同时，人们在探究近现代学术时，也开始认识到“五四”以来新的学术与文化并不像过去所表述的那样与前代毫无瓜葛，乾嘉时期学者的学术与思想对后来都起过或大或小的作用，而新文化运动前后的革命者或学者无论思想新旧，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鲁迅、钱穆、黄侃、刘师培等等，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濡染过甚或接受了清儒之思想与治学方法。近年来人们的研究还表明，无论政治、经济还是学术文化上，18世纪都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时期，不对这一时期学术与思想进行梳理，则很难对其前后之学术与思想进行探源导流的工作。同时，面对今日学术界“玄谈”浮躁之风，人们也多多少少对乾嘉考据学家那种踏实勤奋、甘于寂寞、不趋名利的学术风气有了些微的致意。因之，那种把乾嘉考据学视为“异端”、“怪胎”的说法尽管仍时有声响，但对其学正视的学者日渐增多，人们对乾嘉考据学从认识到评价，逐渐走向了客观与平实。但总起说来，对乾嘉考据学的总结、整理与研究还相当不够，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对乾嘉考据学家的著述及他们的学术成果缺少系统的总结与整理，二是人们的研究尚多为从哲学、政治、历史及文化等外围对乾嘉考据学进行探究，或是在自己的研究中偶尔涉及考据学相关之问题。相对而言，对乾嘉考据学和当时考据学家本身的研究却少有专论，本书便正是试图在此方面做一尝试。 三 今天对传统国学包括乾嘉考据学进行研究，有着清人和清末以来人所不能及的许多便利条件。首先，清儒认为“圣人之言，万世无弊”，故“治经断不敢驳经”，而今人完全可以不受六经的拘牵；其次，清人治学，如顾炎武、陈启源等人看不到一部“始一终亥”的《说文解字》，即乾嘉学者也难以遍阅所谓“四部七阁”之书，而今天的图书资料与阅读条件则是他们所万难设想和不可比拟的；再次，前人治清学，往往处于政治与学术的纠葛之中，同时，又受今古文之争、汉宋之争、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考据与义理之争、信古与疑古之争等学派之争的制约，今天则完全可以摆脱这些门户之见的束缚；其四，自近现代以来在四部古籍的整理与研究方面成果甚为丰富，而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金石、职官、舆地、避讳、天算、乐律诸学科的研究也是成就斐然，即乾嘉学术的研究，也在梁启超、钱穆之同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书之后，海内外继起之作不断出现，近十余年来尤为突出。所有这些，都是今天研究的基础和津梁。因此，现在应该也有可能将乾嘉考据学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做得更好。乾嘉考据学兴起于明末清初，全盛于乾嘉时期，式微于晚清。本书的探究兼及有清一代考据学之发展脉络，而主要以乾嘉时期为主，所论人物上起康、雍时期的惠士奇、沈彤、惠栋、江永等人，下及道、咸时期的阮元、江藩、马瑞辰、陈奂诸人；其范围所含，主要指梁启超所论“正统派”，即以惠栋、戴震、钱大昕为代表的考据学家，浙东学派如章学诚，辨伪学派如崔述，桐城派如方苞、姚鼐，今文学家如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魏源等，因其学术宗主与考据学派迥异，故不在讨论之列。本书在方法上试图将古文献学研究与学术史研究相结合，对乾嘉考据学既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其成因、兴盛与衰微作纵向的探讨，又对其方法、派别、代表人物、得失及学术地位等做横向的辨析，而考据学各学科特点与成就也散见于各章节的论述之中；在学术观点的提出及论证材料的运用上，本书遵信清儒实事求是、注重证佐的治学原则，注重以当时人的言论引证当时的学术，有的放矢，不为空言，同时兼重对乾嘉考据学思想及乾嘉学者本身思想的考察，力图历史地、真实地对乾嘉考据学进行全面论述。另外，本书尚有以下诸方面要向读者特别说明：其一，本书对乾嘉考据学的论述，有一个很重要的立足点就是：将乾嘉考据学视为既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较盛的一代学术，又是学术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畸形”甚或“反动”的学术；将乾嘉考据学家视作有血有肉、直面人生的学人，而不是在淫威或屠刀之下苟活残喘、无有灵魂的僵尸。笔者最初也是在前人或时贤观点的影响下读清人之书，但后来发现这些观点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故为纠其失，本书不惜在第一、二、四、八章中用大量的篇幅来讨论乾嘉考据学的成因及乾嘉学者之思想，这并不是有意标新立异，而是经过实事求是考察后所得之结果。其二，本书所研究的是传统的论题，在方法上也不大趋新，这可能是今日的读者最难惬意的。乾嘉时人焦循谓“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而就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也”。陈寅恪先生的话，更为学界所熟知，他讲运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为“预流”，否则谓之“未入流”。处今日之世而治乾嘉考据学，显然既是“寄人篱下”，又未“入流”。然焦氏同时人凌廷堪又说，学术“当其将盛也，一二豪杰振而兴之，千百庸众忿而争之；及其既衰也，千百庸众坐而废之，一二豪杰守而待之”。此话与焦、陈二氏之语似相反而实相成，笔者不敢说自己就是待守的“豪杰”，但总觉得，自孔子至今，在中国古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上，或者大点里说，在中国传统文化薪火相继的承传发展史上，两千来学者日积月累，不断舍旧创新的研究方法，其中有许多精华今天尚未很好地加以总结和利用，长此以往，传统国学之续与绝，其结果将不待智者而可知。笔者绝不反对在传统国学的研究中运用与借鉴国内外最新方法和最新成果，而且也尽力赴之，但如果将时下学术界盛行的“偷桃换李”魔术与“腾挪搬运”大法称为“一代之所胜”或“预流”的话，则笔者宁愿“寄人篱下”受“未入流”之讥，也不敢不愿以身趋之。此则请读者谅之。其三，本书所论，主要是围绕乾嘉考据学内部理路的发展来论其兴衰成败，这是针对以往学者只是在其外围进行分析评判的不足而进行纠偏。然矫枉而过正，因此对其他方面的论述有所不够，此在王俊义先生的《序》中已经指出；同时，由于今人对乾嘉考据学的研究较少，本书也想尽量将方方面面的问题都提出来，或尽量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或希望引起学界同仁的注意，然因求面面俱到，结果大有顾东弃西、掩膝露肘之失；各章节的论述，尽量避免重出互叠，故有时一个问题的探究，可能会出现在不同的章节中，如关于“古书通例归纳法”的讨论，既出现在第三章，又出现在第十章等等。这些在书中都尽量加了注释或提示。然零碎之嫌，恐亦难免。上述诸弊，既有时日仓匆之因，更是学力不逮之故，读者罪我，无可置辩。因业师孙钦善先生与前辈王俊义先生在为本书所赐序文中，呵护弟子、鼓励后学，所以多谬奖之辞而少批评之语，然如人饮冰，冷暖自知，故笔者在此对本书之弊略加交待。乾嘉考据学研究的著述尚不多见，本书旨在于抛砖引玉，美玉所出之日，当然就是砖块弃置之时。倘能引起学术界对乾嘉考据学能有更多的关注与研究，就已达到了著者的一点微意。书中所论，多与前辈时贤不同，至其当否，尚热切希冀学界师长与同仁的批评指正。
思想上： A提出“仁”的思想 B为政以德 教育上是大教育家： A开私人讲学之风，打破教育上贵贱贫富的等级。 B提出“有教无类”思想，不分贵贱都有教育的权利。 C提出“因材施教”、“学思并重”、“举一反三”、“启发诱导”等教育思想。 （2）文化上： 晚年编订文化典籍了《诗》、《书》、《礼》、《易》、《乐》、《春秋》，我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传统曾经遭到意识形态的阉割，以致于我们除了做些典籍的贵族式研究，很难看到传统的踪影。以前的国学热仍旧是一种旁观者式的复归传统，毕竟我们的习俗、文化传承方式，以及各类文物被文革所破坏。如今，长期处于“传统”迷惘的上一代、这一代和下一代，又要面对全球化的冲击。看到很多人为中国加入全球化而欢欣鼓舞，心中颇多感慨。要知道，传统的困境又将进入“全球化”旗帜下西方现代文明的“合法”侵袭。本来，任何文化尤其弱势文化在全球化面前不堪一击，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为了保护自己的传统，很多国家都有文化委员会（Council)，包括西方国家，还有相关的法律，这是政府层面的。反观中国，政府除了由于某些领导人的偏好做些弘扬民族文化的表示，并没有对传统文化做真正的、全面的考虑和保护。比如，古籍出版大量依靠市场选择，若大的中国对于自己悠久的文化典籍竟只有400万人民币的政府资助，何等的悲哀！地方政府也仅仅为了旅游来假造历史，对地方风俗、古迹的保护非常有限。传统文化类学术机构的正常运作缺乏资金和规范，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学者像中国这样忙于建立所谓的新学科，在处理传统学科与现代课程的关系方面缺乏经验。藏于民间的传统文化，一天天衰弱，学者与民间的关系还是那么遥远。希望政府、学术机构（学者）和民间力量合作，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有并丰富我们的传统文化。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对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内涵的认识。该学科是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传统学科的基础上，吸收现代文献学理论与方法而形成的学科。其内涵包括以下层次：传统的“小学”层面；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之书，即中国文化元典；历史地理学和官职等；在此基础上，才进入各个历史阶段、各种体裁的专门研究。二是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培养古典文献学专业研究生的体会。首先要热爱本专业，认识所从事专业的重要性。该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一定要通过古籍整理的实践培养研究生。一、对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内涵的认识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是因为它涉及的内容是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而对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太遥远的不说，从孔老夫子序《书》、记《礼》、正《乐》、订《诗》、解《易》、作《春秋》算起，少说也有两千五六百年的历史了。但是中国古代文献学家大多偏重于实践，不重视理论的探讨，所以除了唐初刘知几《史通》、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等少数几部带有理论探讨性质的著作之外，最早的文献学理论著作要算郑鹤声出版于1933年的《中国文献学概要》（商务印书馆）。但作为一门学科体系的确立，才是近二十年的事。所以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各家的认识并不一致，这一点，我们从全国高校研究生招生目录的古典文献学专业方向设置方面可以大致了解。 正因为古典文献学是有关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与整理的学科，因此与古代文化各个分支的研究都有密切的关系，比如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史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内涵都与中国古典文献学有重合的部分。但是既然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一定有自己独特的内涵。 我的理解，中国古典文献学是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传统学科的基础上，吸收现代文献学理论与方法而形成的学科，它为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以及其它涉古学科提供有关典籍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文献处理方法。所以它更测重“横”的规律的探讨，而不是像古代文学那样更重视“史”的规律的研究。就其内涵的层次而言，至少包括以下层次：第一是传统的“小学”层面，即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这是古典文献学的基础。第二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之书，即中国文化元典，像《尚书》《周易》《诗经》《左传》《老子》《论语》《庄子》《孟子》《荀子》《楚辞》等。第三是历史地理学和官职等，吕思勉曾说，历史地理学和官职之学是研究中国学问的两把钥匙。在此基础上，才进入各个历史阶段、各种体裁的专门研究。第四层是古典文学研究的基础学科，包括：古典文学基本资料的整理，如文学作品总集、历代作家别集的校点、笺注、辑佚、新编；作家、作品基本史料的整理研究，如撰写作家传记、文学活动编年、作品系年、以及写作本事、流派演变的记述与考证等；基本工具书的编纂，如古代文学家辞典、文学书录、诗词曲语词辞典、戏曲小说俗语辞典、文学典籍专书辞典、断代文学语言辞典等。这些研究是各类专题研究赖以进行的基本条件，具有相对的长期稳定的特点。中国古典文献的内容如此之多，而且都是专门之学，一个人当然不可能样样精通。即使那些通人硕儒也是学有专攻的。但是在个人专门从事的学科方向上，力求“辨彰学术，考镜源流”，能够处于较前沿的境地。所以，作为浓缩了中国古典文献学各层次知识的《古典文献学》这门课，应当是硕士研究生的理论必修课。学习这门课的目的，就是要关注、跟踪相关学科的进展情况。这样，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涉及到某一方面的问题，可以知道到哪里去寻找最重要、最权威的资料。二、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培养古典文献学专业研究生的体会首先要热爱本专业、了解学习本专业的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专业和经济效益关系十分密切。申请科研立项，申请经费资助，申报科研奖励，几乎每一项填表工作都有“能否创造经济效益”的问题。对研究学习古典文献学专业的人来说，遇到这类表格，往往十分尴尬，不知不觉当中，对自己所从事的专业的意义产生了怀疑，减少了学习的信心。所以，应当给同学讲清楚，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传统是它的根。传统典籍，则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因而传统文化的研究是一项寻求民族之根、筑造民族灵魂的伟大工作，它是社会主义新文化大厦的基础。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而其文明传承没有间断，民族文字、民族典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试想，如果我们用的不是方块表义汉字，而是拼音文字，那么，我们面对粤语写的小说、吴语写的诗歌、闽南语写的散文等，恐怕只有经过九曲重译才能略知其大意一二。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我们都是一个民族，那是无法理解的。中国古典文献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所谓实践性强，主要指的在大量阅读原典基础上的整理实践。理论再多，那怕讲的头头是道，不亲自拿着古籍字酌句斟，午夜篝灯，残宵不倦，最终只能是纸上谈兵。所以，硕士研究生期间，在老师的指导下，认真仔细地校勘一些古籍，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使研究生沉潜到典籍的最低处，了解它生成的最细微因素，就如同从事生物研究者对其研究对象进行细胞解剖一样。当然，中国古典文献学并不排斥理论，实际上，没有理论，我们面对的古籍只能是一盘散沙。聚沙成塔是理论的伟大魔力。当前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界，理论的建树处于低谷。古典文献学的学习和研究应当努力摆脱对一切现成理论的依傍，尽量从材料中发现问题。研究者应当沉潜于史料的宝藏之中，并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提炼出理论结晶。研究的灵感应当来自典籍本身，不是用实证去证实现成的理论，而是从大量的古籍整理实践中提炼出自己的理论。
论从史出
文献阅读的四个原则：1、知识管理。形成知识管理体系，不要怕被剧透。读文献不像读悬疑小说，不用担心作者给你剧透凶手是谁，也没有必要跟着作者的思路一步一步进行阅读，我们要做的是快速找到结果和结论，以及主要矛盾。2、去伪存真。敢于拒绝，随时喊停。阅读文献要时刻牢记自己的阅读所需，当自己需要学习的内容已经了解到，那么这篇文章的价值就已经发挥出来了。3、目标导向。敢于批判。读文献要自信，敢于对作者观点提出批判性建议，提出异议和问题。4、尊重客观事实。这是进行文献综述的首要原则，即不能捏造事实或者扭曲文献的含义。对于研究者而言，既要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学术、对待论文，同时又需要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文献阅读方法一、结构式阅读通过阅读文章的题目、摘要、关键词、结论以及创新点，了解文章的研究背景和解决的问题。阅读文献目录。通过阅读目录章节了解文章整体的研究脉络，进而筛选重点内容进行阅读。会占用研究者一部分时间(大约为整个文献学习时间的20%)，但却非常重要，是不可或缺的两步。浏览文中图表，以及前后讨论部分;阅读引言，了解研究背景，以及工作重点;根据重点，精读结果与讨论，逐字逐句进行分析;实验部分，学习实验方法。二、批判式阅读批判式阅读的核心是评价内容，以审稿人的视角阅读文献，逐渐培养研究者批判式的阅读习惯。例如：以审稿人的审稿书为依据，在阅读文献过程中，对阅读的内容进行评价打分，对整篇文章进行总结，最后提出处理意见。处理意见可以是：放弃阅读、泛读、重点章节详读、精读全文等。三、扩展式阅读扩展式阅读是帮助研究者快速开拓阅读范围和阅读思路的方法。一篇高质量的文章来之不易，研究者要对文章内容进行深度挖掘，获取可利用的信息。例如：期刊来源、作者发文、主题词相关内容、参考文献等。
古典语言学起源于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和古代希腊。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7世纪的西方古典语言学研究中，定性研究占主导地位，实证研究比较少。此阶段，对语言的研究集中于对“词法和句法范围内的个体语言研究”[3]。在研究某些语言现象时，研究者的哲学理念和主观分析占主导地位。这些研究方法似乎缺乏科学性，但是正是这些哲学理念促进了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加深了人们对语言这个交际工具的了解。最初的希腊语法是通过辩论产生的，在对语言进行详细的观察和描述后，他们把语言分成若干句子，然后把词归类，进而探讨了人和自然以及自然界和人类语言的关系。中世纪出现的思辨语法（speculative grammar ）开始对句法进行探讨，并对词类的功能进行了描写。与此相呼应的是我国“语文学”研究阶段，此阶段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定性研究。“中国文学家所从事的考据学作为方法论的总原则，用训诂、勘校和资料收集整理的方法对语言和历史进行考核和例证的归纳，从中得出结论，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定性研究。”[4]古典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以规定为主，在推导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方面略有不足。 历史比较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经过古典语言学时期的积累，19世纪语言学研究进入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时期。19世纪蓬勃发展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深深地影响了语言学研究。语言学研究不再局限于辩论以及对具体句法和词类功能的描写。受哲学，生物学和人类学的影响，语言学的研究方法逐步“科学化，非宗教化和理性化”[5]。他们试图找出语言的原始结构并且认为人类的语言与生物体一样，有其谱系发展历程。基于这样一种设想，历史比较方法是此时期语言学研究采用较多的方法。很多学者通过对语言的实地调查，搜集了大量资料；系统地研究一种语言的总体结构，而不是具体的几个句子或词汇，来与另一种语言进行比较。通过系统的比较同一种语言的历时发展以及不同语言之间的异同，画出了语言的谱系分类。在收集了诸多语言的语料基础上，对这些语料进行对比分类，区分出语言的基本类型。 现代语言学时期的语言学研究方法现代语言学时期即指在语言学的发展历史上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到乔姆斯基1957年转换生成语法提出这样一段时间。经过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语言学的发展有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1916年《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发表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开端，描写的方法开始在语言学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索绪尔之后的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以及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秉承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衣钵，对语言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布拉格学派侧重于语言功能的研究，对语音和音位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归类；哥本哈根学派则侧重于语言结构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美国结构主义学派采用分布和描写的方法对语言的句子进行了详细切分和描写。 当代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1957年，乔姆斯基《句法结构》的发表标志着语言学的研究进入当代语言学时期。乔姆斯基认为对语言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语言的表层结构，而应该专注于其深层结构。乔姆斯基试图采用形式化的方法推导人类大脑语言的产生机制，语言学的研究开始和数学及生物学联系起来。乔姆斯基一反传统的以归纳为主的研究方法，其对语言机制的研究以演绎为主，所有的研究不是为了描写而是为了解释。他要“通过研究人类语言为人脑的特定结构建立一个解释性的理论模型”[1,p9]。基于构建理论模型的需要，他提出若干转换规则，在此规则上，各种有标记特征的词进行转换和推导。“语言的词汇好像公理系统的初始元”[1,p9]而后在这些初始元的基础上进行演算，进而形成公理。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不仅充分使用了数学和生物学的术语，而且系统运用了数学和生物学的研究方法，使语言学的研究更加科学化。“乔姆斯基的具体研究方法主要有：比较归纳法、理想化的方法、形式化的方法。”[6]比较归纳法（comparison）首先对语言体系中同一句法构建现象进行比较，然后进行归纳。例如首先对谈话者的语言进行观察，而后概括出最简规则。如乔姆斯基通过对语言的观察提出了短语结构规则、转换规则、语素音位规则等
支持二楼，补充一句，以古藉今，论从史出的精神。以下为摘抄的历史主义原则：历史主义原则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一切史学研究，都要从历史事实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都要用发展的眼光，站在历史进步的立场上研究历史；都要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都要重视历史的内在联系，尊重历史的客观规律；都要批判继承地对待历史遗产。
客观公正，严谨的学术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
古文献研究的内容主要有古文献目录、古籍版本、古籍校勘、古籍辨伪、古文献辑佚。针对不同的内容有不同的方法。但是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法：首先是“古典文献的普查登记与学科分类方法”。古典文献学最首要的任务就是系统全面地认识了解自己的研究对象——中国古典文献的总体面貌，只有通过全国范围的古典文献普查登记，并对普查登记材料进行条分缕析，使之分门别类，才能掌握其数量和大致的学科类别。因此，普查登记与分类是古典文献学最基础的工作，也是最基本的方法。 其次是“古典文献的编目与著录方法”。古典文献的典藏与查阅都需要目录书和目录卡片提供按图索撰的途径，而编制书本式目录和卡片式目录，既要遵循一定的编目原则，又要按照一定的著录规则，这就需要掌握科学的方法。由此可见，“编目与著录方法”也是中国少数民族古典文献学的重要方法之一。再者是“古典文献的鉴定与辨伪方法”。古典文献学在考辨古典文献的源流、判断某一部书或某一篇文献的价值、分析不同文献版本之间的关系时，都需要对文献的特征和内容予以鉴别，特别是对那些伪造的书籍和文献档案子以断定。
埋在故纸堆里了··
就是对古典文学的管理，保护！有的也对古典文学的研究！！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是由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与全国高校古委会共建的单位，重组后的本中心成员也主要这两个单位人员构成。现中心主任为安平秋教授，副主任为裘锡圭教授与孙钦善教授，下设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古文献学研究、传世文献整理研究与海外汉学研究四个研究室。首次进入本中心的专职人员共有18人，其中安平秋、裘锡圭、孙钦善为学术带头人。同时，在校内外聘任了8位兼职研究人员。中心现有人员年龄结构基本合理，已经形成学术梯队，老、中、青结合，目前仍在加强学术梯队的建设，以保持在全国的领先优势。在日常工作中，本中心采取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方式，相辅相成，互相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