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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人类学论文题目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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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论文题目有哪些

(现代人类学)里面有题材你可以参考下,不过你自己还是得多思考

文化人类学给人的概念太复杂,让人类文化基础认知完全让西方学者牵着走,论文写作强调的是创新、是深入浅出的思想理论,不是你抄我和我抄你的文字拼接。我有三点基本的认知:一是人类学本身就是研究文化的,人之所以是一种高级动物就是因为有文化,文化是人类的一种高级认知行为,是源于自然又超越自然的一种创新,而动物不可能有超越自然的行为文化,因此,讲人类学就是讲区别于动物的文化学;二是人类文化创新的本源是“耕种”,这种源于自然又超越自然的行为充分展现了人类对自然高级认知的行为过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人类创新结果;三是文化创新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界面,不要再用石器时代的工具区分人类,因为纯天然的石头什么样的都有,但基于文化创新的飞机坦克除了人类谁也造不出来。因此,人类文化学就应该是组织文化管理学,它是人类自我超越的创新行为。写这些创新题材的论文才有意义。

论文选题一般都分为哪几种类型?在确定好论文写作的方向点后,后面就是要对论文作选题了,也是比较重要的,是论文的起点,就像一篇文章的标题一样,标题能否吸引到阅读者,但也要跟自己的论文相关的内容相符,毕竟论文还是严谨性的。今天papercrazy就论文选题为我作相应的解答,论文主题的选择可以大致分为两种:约束性和非约束性两种类型。    限制性主题选择的目的很强,它是要完成一定的科学研究任务,包括横向科学研究和纵向科学研究,例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项目等。限制性主题选择没有太多技巧。通常,它是预先详细规定的,并由高级研究人员应用和组织。对于初级研究者,尤其是大学生和研究生,论文写作的大多数主题都是自由选择的。  通常,它属于一个多层次的学科体系,根据系统理论的方法进行划分,并由不同的专家完成。这种选题起点高,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都比较大,并且有资金支持。但是,这种主题选择不能是任意的,必须根据项目计划和预先宣布的项目的内部联系来确定。从此类主题衍生而来的论文通常用于项目接受和主题结论。毕业论文或学位论文显然也属于此类。    不受限制的主题选择是自由选择,通常基于您自己的兴趣,当前的信息和研究基础以及完成的可能性。这种类型的主题选择通常相对“小”,资金较少。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对限制性主题选择的补充,但它具有很大的自由度,可以充分反映一个人的专业优势和研究兴趣。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主题选择“小”是相对于多级主题系统而言的,这通常意味着主题选择范围是单一的,并且论文可以是单篇论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研究的价值很小。有时,自由选择主题更有可能产生创新成果,因为在没有外部力量干预的情况下,研究人员可以放弃功利主义思维,最大化主观能动性,动员所有有利因素,并产生创新成果。    因此,大学和研究机构非常重视主题的自由选择,并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以确保研究的自由和自治。例如,日本筑波大学被誉为新大学发展的里程碑,它认为自由选择主题是尊重教师学术自由,培养其研究能力和实现跨学科整合的重要手段。  通过平等地资助每位教师的自主选题,利用经费纽带集成不同学术背景的人群,进而巩固学系和学群,实现促进学科融合的办学目标。    以上就是papercrazy带来的论文选题的介绍,选题是论文写作的起点,在选好题目的情况才能写好后面的论文,所以摆在大部分毕业生面前的选择也有很多,无论是论文选题还是引用书目,无论是查重软件还是查重方法。这些都成为困扰毕业生的一个又一个问题。但是只有直面这些问题,才能解决这些问题。PaperCrazy是一款针对毕业生论文问题的查重软件,其主要功能就是在大数据之下帮助毕业生查重论文,并提供专业团队帮助修改论文。

经济全球化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和现代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它具有促进生产力提高和全球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国可望在全球经济密切交往中实现资源优势互补,发挥各自优势;可望科技成果在全球快速传播;可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实现“后发优势”的宝贵机遇;可望更好地解决环境、资源、人口等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 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进行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弊端。 其一,经济全球化包含着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市场经济所具有的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等缺点也被全球化了。 其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利用经济全球化推行经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全球范围内实施资源的不公平分配和不平等的国际贸易。由此,发达国家是最大的受益者,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不利的位置,南北差距加大了。 其三,局部危机极易引起全球化的动荡甚至危机。 经济全球化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给每个国家都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舞台,另一方面,由于不合理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存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激化。 二、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的发展 (一)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 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 ①国际贸易的加快发展,有利于我国扩大出口,发展对外贸易。 ②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的发展,使我国能够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一方面可以引进更多资金、技术及先进管理经验,另一方面也可以“走出去”,参与跨国投资,利用海外资源。 ③经济全球化加速了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进程,中国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产业向全球转移的机会,加速自己工业化、信息化的进程,使我国的经济结构不断改善和升级。 ④可以利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机会改善我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等。 当然,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来说还意味着挑战和风险,我们应采取积极的态度,审时度势,趋利避害。 (二)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①着眼于增强综合国力,充分发挥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从广度和深度上扩大对外开放,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②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国际竞争,既开放国内市场,允许外商进来,又勇敢地走向世界经济舞台,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开放型经济。 ③以提高效益为中心,优化进出口结构,坚持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加强其宏观调控,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的提高。 ④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 ⑤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三)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合作与竞争,提高国际竞争力 从外向型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在更广阔领域和更深层次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不仅要坚持“引进来”的政策,还要采取“走出去”的战略,充分利用国外的资源、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 要发展我国在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产业。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劳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就业压力大,这就需要重点发挥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 (四)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两种社会制度的并存与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与资本主义国家共存和共同发展。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既竞争又合作,既有矛盾斗争,又要和平共处。社会主义国家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国家既要警惕国际反动势力“和平演变”的阴谋,又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科学技术和科技文化交流,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切科学的有益的东西为我所用,以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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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硕士:古代文学专业、现当代文学、文艺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社会学

后来的文学人类学研究的收到了很多理论的影响,受到了荷的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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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类学)里面有题材你可以参考下,不过你自己还是得多思考

人为万物之灵,有智慧,有特别发达的大脑,能劳动,能制造工具等。但归根结蒂,人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人仍旧是动物。在林奈的分类系统中,人、猿、猩猩等都属灵长目,人属灵长目的人种人类是由古猿进化来的,是从猿的系统中分化出来的独立的一支,其出现及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古人类学的研究表明, 在距今2 000—3 000万年前,森林古猿在茂密的森林里过着树栖生活。在距今约1500万年前后,地球上的热带森林地区出现了多种森林古猿,如槲猿、拉玛古猿、非洲南猿等等。人类是由哪一种古猿演变而来的呢?说法不一。目前,较为普遍的看法是:森林古猿属中的几个种,如槲猿,是现代猿类的祖先;非洲南猿可能是进化中绝灭的旁支,也可能其中一支是人类的直接祖先;拉玛古猿是人类的早期祖先。拉玛古猿演化成20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进一步发展成为现代人类。  从古猿到人有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一种观点认为,古猿在森林里过树栖生活,以果实为食。它们的体质结构与现代的黑猩猩、猩猩很相似,全身被毛,颌部发达,犬齿大而尖锐。后来,它们所栖息的地方发生了变化。喜马拉雅山地带上升,山北地区得不到海洋暖湿气流,气候变冷,森林逐渐减少,食物缺乏。一部分古猿被迫南迁,找到森林后,仍过树栖生活,身体结构变化不大,逐渐发展为现代类人猿;另一部分古猿仍留在原地,不得不由树栖转到地面上觅食。新的生活方式,终于引起了直立行走、前后肢分工、脑容量增加等一系列变化。经过千百万年,逐渐发展成为现代人类。  在从古猿转变到人的过程中,劳动无疑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传统的观点认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对于下到地面上生活的古猿来说,由于劳动,促使其上下肢分工越来越明显,上肢逐渐解放出来,以至最后达到身体直立。直立姿势的产生,使手脚进一步分工,并使躯体进一步变化,终于形成了人所特有的体态。另外,在劳动中,人与人之间必然发生联系,促使了语言的形成。劳动和语言,又促进了脑的发展。而手、脑、语言的发展又提高了劳动效率,增进劳动的成果,加速了从古猿到人的转变。  近年来,有另一种观点认为,在从古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凡是身体直立、前肢能灵活地使用和制造“工具”的古猿,也就是说凡是能够劳动的古猿,就能获取更多的食物,或更能有效地抵御敌害,获取更大的生存机会,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得以更好地存活下来,繁殖后代并继续进化。反之,就被自然选择淘汰。所以,在从古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劳动是一种选择因素而不是创造因素。  人类的进化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1.早期猿人阶段:生活在距今约180万年的“能人”,便属于这个阶段,其外貌像猿,脑容量达680毫升,身体矮小,大约2~3米。这个时期的人类已具有人的基本特点,仍有许多原始性,他们能直立行走,能制造简单的工具。晚期猿人阶段:包括猿人和直立人的一切类型,大约生存于距今200或150万年到20~30万年前。这个时期的猿人化石,以我国北京市西南周口店的北京猿人遗址的材料最为丰富。北京猿人生活于50~60万年前,高约6米,眉嵴粗壮,嘴部突出,类似于猿。他们过着群居生活,以采集植物性食物为主,以狩猎为辅。这个时期的人类,已经能制造较为进步的旧石器,并且已经开始用火。3.早期智人(古人)阶段:这个时期的人类已逐步脱离了猿的性质,与现代人很接近,生存于距今约10~20万年到5万年前。这个时期的人类化石,最早是在德国的尼安德特河谷发现的,称为尼安德特人(简称尼人):其脑量已和现代人差不多,能制造石器,还能人工取火。4.晚期智人(新人)阶段:这个时期的人类,出现于4~5万年前,直到现代的人类。山顶洞人化石,是1993年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山顶洞发现的,生活于距今18 000年前。他们已能加工石器、骨器,生产力也进一步提高,会用大兽皮修建简单的房屋,原始宗教已经产生。这个时期已进入母系氏族社会,有雕刻和绘画艺术。在晚期智人阶段,现代人种已经开始分化和形成,并分布到世界各地。人类进化的最近一个阶段,是包括现代人在内的智人阶段。可分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早期智人生活在距今约25万~4万年前,是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古人类。晚期智人在解剖结构上属于现代人,大约是在距今四五万年前开始出现的。在晚期智人阶段,人类的分布范围扩大了,从旧大陆到达了澳洲和美洲。这样,由现有发现的化石来追溯人类进化的各个阶段 ,已可以循着由近及远的序列,从晚期智人—早期智人—直立人—能人,一直追溯到南方古猿。比南方古猿更早、形态更原始的人类的早期代表,则还在探索之中人种人种(race)是根据体质上可遗传的性状而划分的人群。通常根据肤色、发形等体质特征把全世界的人划分为4个人种:蒙古利亚人(Mongoloid)或称黄种人,肤色黄、头发直、脸扁平、鼻扁、鼻孔宽大;高加索人(Caucasoid)或称白种人。皮肤白、鼻子高而狭,眼睛颜色和头发类型多种多样;尼格罗人(Negroid)或称黑种人,皮肤黑、嘴唇厚、鼻子宽、头发卷曲;澳大利亚人(Australoid)或你棕种人,皮肤棕色或巧克力色,头发棕黑色而卷曲,鼻宽,胡须及体毛发达。  人种或种族是根据某些体质特征所作的生物学的划分,而不是文化上的分类,应该严格地将它同“民族”这样的概念区别开来。人种作为生物学概念,我们必须看到以下几点:首先,任何一个人种都没有某个或某些专有的基因,人种之间的差别仅仅是某种或某些基因的频率不同。例如,决定血型的IA等位基因在欧洲白种人中频率比较高,IB等位基因在亚洲黄种人中频率比较高。Ii等位基因在南美印第安人中比较高。但它们都有Ii、IA、IB3种等位基因。其次,由于各种中间类型的存在,各种族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例如,埃塞俄比亚人和南印度人的特征介于白种人和黑种人之间,南西伯利亚人和乌拉尔人的特征介于白种人和黄种人之间,而千岛人则具有白种、黄种、黑种3个主要人种的特征。我们还应看到,虽然在一定条件下,不同人群之间存在地理隔离和文化隔离,但是这些并没有导致生殖隔离。种族在遗传上是“开放”的,不同种族之间可以通婚,都能产生生命力强的后裔。人类是迁徒能力很强的物种,各种各样的隔离都会由于迁徒而引起的相互作用所打破。由此可知,任何企图进行“纯”种族分类的想法都是错误的。  人们通常按肤色、鼻形等体质特征来划分人种,这些特征主要是由于对气候的适应而产生的。造成肤色差异的主要因素即是血管的分布和一定皮肤区域中黑色素的数量。黑色素多的皮肤显黑色,中等的显黄色,很少的显浅色。黑色素有吸收太阳光中的紫外线的能力。生活在横跨赤道的非洲的黑种人和西太平洋赤道附近的棕种人具有深色的皮肤,可使皮肤不至因过多的紫外线照射而受损害。紫外线可以刺激维生素D的产生,因而,深色的皮肤可以防止产生过多的维生素D,而导致维生素D中毒。相反,白种人原先生活在北欧,那里阳光不像赤道附近那么强烈,阳光中的紫外线不会危害身体,而且能刺激必要的维生素D的形成,因而北欧白人皮肤里的色素极少。  鼻形也是如此。生活在热带森林的人,鼻孔一般是宽阔的。这里的气候温暖湿润,鼻子的温暖湿润空气的功能不很重要。而生活在高纬度的白人有较长而突的鼻子,可以帮助暖化和湿润进入肺部的空气。黄种人的眼褶可能与亚洲中部风沙地带的气候有关;扁平的脸型和半满的脂肪层能够保护脸部不受冻伤。  这些种族特征大约是在化石智人阶段形成的。由于人类物质文化的进步,大多数种族特征早已失去适应上的意义。今天,一个黑人可以很好地生活在高纬度的北欧,他完全不需要靠阳光中的紫外光去产生维生素D,而可以从食物中获得必要的维生素D。白种人也可以借助衣服、帽子以及房屋等设施很好地生活在赤道附近。

有一本现代人类学能参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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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律师的本分就是打赢官司,但是在遇到道德伦理时,大部分社会倾向于做好自身的本分,即使违背道德伦理。那么人类什么时候可以进化到不用设定这么多身份界限,也可以使整个事情变得完美。人的思维灵魂意识 本体是什么,确定是存在于脑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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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选择一些与全人类相关的话题,比如说环境保护,自然灾害的预防控制,战争,资源开发利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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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类学用于史前研究存在的问题摘 要:本文以考古材料为基础,列举、大量事实和案例,说明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材料用于史前,无论在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方面都会存在明显的,同时也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即是: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材料,对原始人类和原始文化的认识,均是来自或建立于现-     摘; 要:本文以考古材料为基础,列举、大量事实和案例,说明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材料用于史前,无论在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方面都会存在明显的,同时也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即是: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材料,对原始人类和原始文化的认识,均是来自或建立于现当代地球上仍然残存的原始民族、土著居民生活和生存之状况,它们与古代、埃及、西亚、印度、印第安人文明、米诺斯文明这些人类文明的“主流”各是一回事,二者不能人为等同;文章还着重分析了中国“图腾”问题,认为图腾在中国古代文化或史前文化中难以证实,值得怀疑,同时指出文化人类学中没有“文化”这一项目或是其先天性重要缺失,故不能据此去判定和推测人类古代文明、文化之“主流”。;  关键词:文化人类学;; 史前研究;; 问题和原因;; 科学文化;  一方面由于记载有限或残损不全,更由于相当于史前而言,现存古代文献一般都显得非常晚近,而神话传说非史实记录,其中事象多被人们视为古人想象、幻想、虚构之情景(这由中国“古史辩”派的认识及各种相关的工具书与研究对于“神话”的定义可以看出[1]),另一方面现今的学者多相信西方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考察现当代地球上仍然存在的原始民族、土著居民所得关于原始文化的结论,相信中国上古及史前时代文化、程度与现在地球上仍然存在的那些原始民族、土著居民是处于同样的发展阶段、状况,所以学者在考察中国古代和史前时代文化时常用、多用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结论、认识和方法去比对、观照。本来,这是一个正常的、有益的现象和方法,但是在当代中国、在学术界,似乎有一种滥用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资料的现象和倾向,文化人类学及有些观念、认识被抬高到了一个不恰当的地位,乃至可能存在被人用于装潢门面或用于摆脱话语困境、研究困境的情形。我们在有关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宗教、文学、制度、神话等研究领域尤其是有关上古和史前时代考古研究及有关著述中,常常可以看到作者或帮助宣传者介绍说“运用了文化人类学”、“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研究”等等用语,而这些研究和著述中又的确充斥着图腾、神灵、巫术、崇拜、祭祀、母系、父系、公有、私有等等诸如此类的语汇和相关论述。其中既有系统的著述、建构,也有零星的或简单的相互比对、参照,甚至也不乏直接将图腾、巫术、祭祀、种种“崇拜”等用于史前遗存及文化现象,所得结论、认识正确与否多半经不起检验、质问或不容易判断、无法判断。作为研究人类文化起源及进化[2]的文化人类学本身的先天性缺失及局限,文化人类学用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尤其是史前考古、史前研究存在的问题,似乎少有人谈及,所以本文主要谈一谈文化人类学用于中国史前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先例举现象和事实,后谈为什么会“存在问题”,不妥之处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 一、“问题”列举和分析;  无论史前时代或历史时期,我们都可以把整个人类文化划做三大块,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含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关于社会制度,涉及家庭、氏族(胞族)、部落、由母系发展到父系、由公有发展到私有等一系列概念、术语和理论,这些东西在面临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材料时的不适应笔者在《“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10—11)》中已有一些例举和涉及,这里不再重复。这里谈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两方面(当然事实上物质、精神、制度三者是相互关联的)。;  1、关于物质文化;  摩尔根将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三个阶段,其中野蛮时代又分为低级、中级、高级三段。关于低级野蛮时代(约当新石器时代初期)之社会,摩尔根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认为该时期或社会在东半球是指“那些流行制陶术而尚不知饲养动物的部落”,而在西半球是指从懂得制陶术到“用灌溉法种植玉蜀黍等作物以及用土坯和石头来建筑房屋”之前的阶段[3]。摩尔根的论断主要来自对美洲印第安人的考察,所以关于西半球的认识大体上是不错的,但关于东半球,摩尔根的认识却与后来的考古发掘结果不相吻合:人类文明最早的起源地西亚地区中石器时代的凯巴拉文化(约前6万年—前1万年),其“居民过着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生活,有矛、镞等细石器,并以刮刀剥制兽皮蔽体。从兽骨较集中的情况看,可能已有畜牧的萌芽,如佩特拉附近的马达马格遗址,山羊骨占全部兽骨的82%;卡尔迈勒山附近的法拉赫遗址,羚羊骨已占74%。一般认为,这种现象表明可能已出现放牧,这些山羊或羚羊可能即是最早的家畜”。此时凯巴拉文化居民尚未发明陶器,即使由凯巴拉文化发展而来的呐吐夫文化,仍然是一种“无陶新石器文化”[4]。在西亚的前陶新石器时期,许多地方都已有成熟的家畜饲养:如黎凡特南部的耶利哥已种植小麦、豌豆、燕麦,出现了“确实的家畜山羊”,土耳其恰约尼遗址发现有小麦、大麦、豌豆、扁豆的种植,有绵羊、山羊、猪等家畜,安纳托利亚地区也已产生最初的农耕和畜牧,家畜有猪、绵羊、山羊,伊拉克东北部的耶莫遗址也已种植小麦、大麦,驯养家畜,它们的年代都在前6000年前,此未出现陶器[5]。东半球的另一个农业起源中心中国,畜牧的发生也不迟于制陶业,而是大体上同时:在距今约一万年前,陶器开始出现,同时可能已有鸡、猪、狗的饲养,如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出土的鸡骨、猪骨、狗骨,被认为可能是家畜;尤其是同一时期广西桂林甑瓦皮岩洞穴遗址上下层都有较多猪骨出土,“据鉴定有67个个体,猪的年龄数值比较集中,以1—2岁间的成年猪最多,罕见长大粗壮的犬齿,门齿一般都较细弱,未见有磨蚀深重的第三臼齿,这些都是反映人工饲养和被宰杀的结果,饲养的时间又较偏长”。而到距今8000年左右,制陶业初步发展起来时,鸡、猪、狗等家畜的饲养也亦很普遍和成熟,牛、养的饲养可能也已开始,如裴李岗、磁山、贾湖、大地湾、跨湖桥等遗址的相关发现[6]。 ;  陶器是新石器时代人类生活中使用最普遍的一类日用品,也被考古学家视为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和标志之一。关于陶器的起源,恩格斯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常常被学者引用:“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形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7]。恩格斯这个论断受到摩尔根《古代社会》的,而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说法又来自人类学家泰勒《人类远古史研究》,泰勒又是借鉴了别人的观点:戈盖“于上一个世纪最先提醒大家注意陶器发明的过程,他说,人们先将粘土涂在这样一些容易着火的容器之上以免被烧毁,以至后来他们发现单单用粘土本身即可达到这个目的,于是世界上便出现制陶术了”[8]。民族学资料中的确有这种情况,比如林惠祥先生就列举了南美洲的土人、亚里桑那的哈瓦苏派人都将纺织物敷泥,然后用于盛物在火上烧烤,用以说明有些陶器可能是这样制成的[9],但是说陶器起源于在编织物上敷泥,经烧烤而成,迄今在考古学上并无确凿而充分的证据。;;;; 学者一般都认为陶器的发明是伴随着定居和种植农业的发生而出现的,是应谷物贮藏、炊煮以及盛水盛汤之需而产生[10]。这种认识实际上意味着陶器的起源和发明是因为人类进化历程、生活方式中某些内在的及动力因素在起作用,而不是因为敷泥于编织物烧烤或因偶然失火而导致。这种认识大体上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而且可以认为它就是来自于现代考古发掘和研究。现知人类各种不同的古代文明中,早期陶器出现的时间有早有晚,也不都与种植农业相伴生,但是没有发现陶器起源于编织物敷泥烧烤的证据。以人类历史上农业起源最早的西亚为例:西亚地区在陶器起源之前曾经历大约1000年的前陶新石器时期(约8000前—前7000年),而此期已有比较成熟的种植农业和家畜饲养,甚至在年代更早的中石器时代如纳吐夫文化中已有农业起源的迹象并已开始家畜饲养[11]。在已有种植农业的无陶新石器时期,应该存在能够代替陶容器的器物(能够盛装汤水,能在火上烧烤、蒸煮)。考古发掘表明,这类器物在西亚的前陶新石器时代应该是木、石类容器(木器可盛汤水)尤其是石器:贝达遗址文化堆积为前陶期及中石器时代遗存,其石制品有臼、杵、碗、盆等,哈吉拉尔遗址前陶器遗存有大理石碗碎片,基罗基蒂亚遗址前陶期遗存有类型各异、大小不一的石制容器,其器型有带流的盆、碗,也有盘、长柄勺等,耶莫遗址前陶期也发现石臼、石杵、马鞍形手磨、户枢、石球、石斧等[12]。西亚最早的陶器发现于黎凡特北部的穆赖拜特遗址,“这些陶器过于粗糙,烧得不透,气孔犹存,不能盛水,还不能代替木石制作的空器”[13];在土耳其恰塔尔休于遗址出土的早期陶器“胎中掺有草和砂砾,颜色为奶黄色或浅灰色,表面光亮,器型常见平底的深碗、浅盆,火候较低”,考古学家认为当时“陶器数量不多,可能是由于当时的居民使用木、石制容器及篮子之故”[14]。由于人工用火的出现远远早于种植农业的发明,火能使泥土坚硬乃至不透水这种认识和知识的形成也当早于种植农业的出现,同时编织物的产生也当早于种植农业(因为采集所需),所以如果陶器因敷泥于编织物再经烧烤而发明,那么在西亚的前陶新石器时代应该已普遍使用陶器而不会是制作更为困难、更费工时的石质容器,而最早陶器的出现有可能上溯到西亚的中石器时代,因为其时种植农业已开始萌芽。显然在西亚,陶器的出现更多的是模仿和替代木、石容器尤其是石器(前陶时期制作和使用木、石容器应该是所谓“木器时代”、石器时代传统的一种延续,这导致西亚陶器的出现滞后于种植农业的发生)而非编织物,当然并不排除陶器在造型上会模仿编织物。在亚洲另一个农业起源中心中国,已有证据表明制陶业的出现正是与原始农业存在着共生关系[15],早期的制陶方法主要是捏制、片状贴塑(泥条盘筑法应更晚一点),但是发现最早陶器有捏制而成的证据而无敷泥于筐篮烧制的证据[16]。陶器如因在编织物(或木制容器)上敷泥烧烤而起源,那么在早期陶器、陶片上必会留下证据(或者陶器、陶片里面有编织物痕迹,或者陶胎的中间层有编织物痕迹),但是迄今为止并未见有这种证据或相关报道。 ;;;; 日本的农业起源时间很晚,但它却是世界上最早出现陶器的地区:日本爱媛县上黑岩阴遗址曾出土距今约1·2万年前的陶器,后来在除北海道和冲绳以外的地区都发现了早期陶器。“最近在长野县下茂内和鹿儿岛县简仙山,都出土了经测定约为距今1·5万年前的陶片,其中鹿儿岛的陶片烧成温度只有400度——500度,质地疏松,还没有完全陶化,可谓名符其实的土器。1999年,日本青森县大平山元一号遗址出土了无纹饰陶器,其陶片附着碳化物的碳测校正年代为1·6520万年——1·4920万年,在国际考古界引起了轰动”[17],但是没有发现这些陶器的制作和生产与编织物有关。据研究,我国和日本、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等世界上最早出现陶器地区的早期陶器大多是圆形球体,平底器很少,其原因除了模仿陶器出现之前人类广泛使用的植物果壳形状、制作相对容易、容积又较大以外,“最初的陶器首先考虑的是满足炊事需要,然后才是盛储需要,或者说先有煮饭的锅,后有盛饭的碗。圜底器物支架在几块石头上,便能生火加热,也较为稳固,而且采热功能好” [18]。显然,早期陶器制作成圜底形,不会是模仿编织物而成,因为后者一般不会是圜底,既不实用也没有必要。可见恩格斯关于陶器起源的论断是不正确的,来自文化人类学的资料和认识是不能直接与人类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现象划等号的。 ;;; 严文明先生在分析半坡、姜寨等遗址发现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聚落、房屋及当时的家庭、婚姻形态时,认为那些有灶有炊具和饮食器、有5米宽土床而粮食储备很少的小房子应该是供过对偶婚姻生活的夫妻和他们的婴幼儿居住的地方,而老人和较大的孩子可能要住中等房子或其他小房子。与此同时,他发表了一番议论:有人说“原始社会生产技术水平那么低下,盖一座房子很不容易,哪能象我们现在住得那么宽敞?从前彝族的穷苦人披个麻袋在屋檐下一蹲就能睡一夜觉,仰韶一二十平方米的房子不是足以蹲一二十人吗?这从表面看起来也好象有些道理。如果全部都是空房子,就没有法子驳倒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法”[19]。这是说不能用民族学材料去衡量和比对史前考古所发现的材料。如果放开眼界,我们会发现,严先生这里所论及的现象和情形并不是孤立的:;  在西亚,距今约9000—8000年的有陶器新石器时代,具备一定规模的聚落遗址已普遍出现技术高超的原始建筑及房屋、居所:哈吉拉尔遗址的前陶新石器时期已有用泥砖建造的方形房屋,其大墙有石基,壁面及地面涂有灰泥,重要房间的地面铺小石子或卵石,门道可能设于屋顶;进入有陶新石器后期,该遗址见有9座房屋,均长5米、宽6米左右,方砖墙厚达1米,以石为基,每座房屋开有两门[20]。基罗基蒂亚遗址位于一座陡峭的小山上,其房屋墙壁的下半部一般用石灰石砌筑,上部和圆形屋顶用粘土、土坯等材料建造,有些房子建有双层墙;大型房屋内则有两根石柱,用来支撑半圆形的阁楼,阁楼有小梯上下,可能是睡觉之处,屋内石铺地面上设有灶等生活设施,屋外有用墙围起来的院落;有些房屋中还建有走廊、仓库、碾谷房、厨房、石桌等[21]。恰塔尔休于遗址发现的房屋“由土坯砌成,每一房屋由一面积5米×4米的起居室和一个至几个附属房间组成。房屋平顶,在两根大梁和许多小梁上铺苇草和干砖。屋顶有长方形入口以供进出,起居室与附属房间有低矮的门洞相通,门洞高仅77厘米。屋内南部有木梯和炉灶以及放燃料的柜子,另有平台和长凳以供坐卧……”[22]。索万遗址内“有砖坯结构的T形建筑3座,均由许多大小房间组成,布局规整。房屋的地面和墙壁涂抹泥灰,以外扶壁墙承托支撑屋顶的木板。其中的一座建筑似具有宗教的职能,在一房间的壁龛内发现一“母神像”[23]。1999—2000年,德国考古学家汉斯·格奥尔格·格贝尔领导的一个国际考古小组在约旦的巴亚村发现一座新石器时代早期墓室及许多壁画,同时该遗址还表明:约在9000年前人们建有一些两层的房子,显示出当时居民极高的建筑水平。考古学家说,考虑到巴亚村是建在约1000米高的岩石陡坡上,跟外界很难沟通,这一成就更显得了不起[24]。在中国,距今7000—5000年的仰韶时代,房屋建筑技术和取得的成就也非常可观:甘肃秦安县大地湾仰韶文化大型房基F901被称为“原始宫殿遗址”,其总面积达420平方米,由主殿、左右侧室、后室及前沿附属建筑构成;其主殿按后世构架原理当是十柱九间,其顶梁大柱直径达57厘米;在主室中辅助顶梁大柱的两个较大的木柱之外侧,又各增立了三个直径为10厘米左右的小木柱或木板作附衬,然后用草泥包裹为一体,组成一个外径为80厘米的大柱,再抹上白灰面;其墙体用红烧土筑成,壁面抹石灰压实,居住面用碳性料礓石铺垫,打磨得光亮照人,坚硬尤如今日的水磨石地面,而据甘肃省博物馆化验室技术鉴定,这种料礓石经火烧粉碎后的物理性能,相当于现代所使用的100号矾土水泥[25]。湖北枣阳雕龙碑遗址15号房址以及陕西扶风案板遗址的大型房址,其建筑规模、技术与大地湾F901不相上下,前者的墙壁以密集的木料栽立而成,木柱之间的间隔仅有1—10厘米,“所有的木材都经精选和细加工,形状方正,棱角分明,十分规整”[26],后者“在主室内近四角处,对称地分布着4个直径达4—5米的大柱洞”[27]。河姆渡遗址发现距今7000年前的干栏式长屋,现存桩木和长圆木220余根,较规则地排成四列,计宽约7米,最长一列桩木为23米,所以其室内面积应在160平方米以上[28]。1999年至2001年,中国的考古学家在河南灵宝西坡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距今5500年前仰韶文化的特大型房址,其整体面积达到516平方米,四周有回廊,其柱洞直径大都在45米—7米之间,室内居住面自上而下分五层处理,各层均十分致密而坚硬,其中第三、四层近似当代混凝土,最上层为灰白色细泥。考古学家认为:依下部结构推测,该房屋可能为四面坡式建筑,由于面积大、跨度广、布局复杂,也可能为重檐结构,“仅从保存较好的下部房址便不难想象,此房屋曾经是一座多么宏伟的建筑”[29]。无论是西亚新石器文化或是中国新石器文化仰韶时代房屋建筑所取得的成就、达到的高度,都是现、当代地球上那些原始部落、土著居民所不及的,更不用说古代埃及的金字塔、方尖塔、神庙,古代印度哈拉巴文明、巴比伦和苏美尔、玛雅文明以及米诺斯文明的城市、宫殿、神庙建筑。故知文化人类学所考察的现、当代仍存之原始部落、落后民族材料与中国、西亚、埃及、印度的古代文明及其新石器时代可比性甚微。 ;  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的大量“灰坑”历来被视为“垃圾坑”、“祭祀坑”,近年来有学者研究,“灰坑”中其实有一部分可能是“粮食窖”,另有一部分则可能是“小水田”或“水坑”、“水塘”、“水井”、“水渠”、“鱼塘”等农田水利设施。刘志一先生认为“祭祀坑”一说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在“远古时代原始祭祀中,即使祭地神也没有挖坑祭祀的习俗。只有到了商、周时期或早一点的夏代才有挖坑祭祀的习俗出现的可能”[30]。最近四川的考古学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茂县营盘山遗址发现120余座灰坑,其形制规格各异。他们对这些灰坑作了具体的分析和推测,认为“一些灰坑底部及四周采用卵石(有的内含大型砾石)垒砌而成,推测应是进行石器加工的场所或有其他用途。个别灰坑内还发现涂有鲜红色颜料的石块,可能具有某种宗教含义。有的坑内还发现数量较为丰富的陶器堆积,应是以理葬陶器为主、具有特殊含义的器物坑。少量口小底大的圆形袋状灰坑底部平整且较深,可能为贮存粮食等实物的窖穴[31]。曾经,在湖北天门肖家屋基遗址的发掘过程中,遗址中部发现一个面积颇大的水塘,先被断为具有宗教性质的遗迹。后来注意对水塘细部的清理和观察,通过水塘边缘、塘底及水塘附近的遗迹、遗物留存和堆积的分析、推断发现,认为该水塘应是“一处与盥洗、制作石器也许还包括汲取生活用水等活动有关的场所,而基本否定了原有的宗教性质遗迹等推测[32]。杨鸿勋先生在谈到建筑考古学时说:“将新石器时代古池塘底的木构井干挖出,而解释为‘原始崇拜建筑’的遗迹;将殷商宫殿‘土阶’的残迹误认为完整的‘祭坛’……”等等,这些错误都是缺乏专业知识所造成的[33]。将很多生产、生活性遗迹、遗存断为宗教性遗迹、祭祀场所,除了与工作细致程度不够、专业知识不够有关外,可能还有一种潜在或显在的观念和印象在起作用,即认为新石器时代的人类(亦即原始人类)很愚昧、生活中凡事皆有神灵,处处要崇拜、祭祀,这种观念和印象的存在显然与文化人类学的一些认识和观点有关。 ;  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出土了大量的“骨耜”和稻谷遗存,以前学者依据文献资料、民族学材料对河姆渡“骨耜”的形制、用途以及当时的耕作方式等作了不少研究,其说纷纭。黄渭金先生详尽地分析了各类“骨耜”的加工、使用特征和痕迹,认为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耜”实际上包含了专门用于翻耕农田的“骨耒”、修整水田的“骨耜”和平整农田的“平田器”,“至于双齿刃、斜刃和平刃等刃部特征是由于骨料的再加工、再利用所形成”,而河姆渡遗址的耕作方式应该是“踏耕”和“耜耕”并存,“它们是一种并存关系,并不互相矛盾。‘刀耕火种’不适于河姆渡的平原沼泽型稻作农业”。他最后说:“以前学者对河姆渡骨耜的论述,大多偏重于古代文献史料的考证及民族学材料的引用,忽视了对现成考古实物资料的探索,笔者在此并非贬低和鄙视文献史料及民族学材料在考古研究中的地位,而旨在说明考古学的研究还是要以考古发掘资料为主,文献史料和民族学材料可作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补充和旁证,如此才会使我们的研究更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34]。著名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在其著作中说:“猪、羊在原始生活中居较不重要的位置”[35],这一认识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显然是相违背的,因为无论是作为食物、营养来源、物质财富或者是作为精神信仰、原始宗教方面的象征、借代物,猪在原始人类的生活中都是非常重要的[36]。林先生的认识显然不是“以考古发掘资料为主”而得出的。   2、关于精神文化;  关于原始社会、史前时代的精神文化,原始人类最重要的精神信仰和崇拜对象,人们最普遍的印象可能就是“图腾”。如果将这个问题交给中学生去回答,十之八九他们都会说:图腾;电视、书刊里面如果出现某个古代文化、器物中的动、植物图像,看起来很重要的样子,有文化的人多半会脱口而出,那就是图腾。“图胖”就是这样普遍地存在于原始人类的生活和现代人的头脑之中,不仅“大多数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认为新石器时代彩陶上的动物纹样及其象征性纹样是古代氏族部落的图腾标志”[37],而且“目前只有触及到中国各民族古代社会的文化,不仅有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提到图腾,民族学家、宗教学家、古文字学家、家、美学家、美术史学家、神话学专家、民间文学专家和民俗学专家也几乎都要照讲图腾。然而,许多著述往往是将‘图腾’一同做简单的套用,普遍缺少应有的论证和具体的说明”[38]。研究原始文化的著名学者也不例外,如朱狄先生就有这样直接而简洁的判断:“1963年,山东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中,在一件石器上发现的兽面纹饰和饕餮纹十分相似,而半坡彩陶上有鹿纹;江苏邳县大汶口遗址(此处似有误会:大汶口遗址在山东泰安县,而江苏邳县有大汶口文化大墩子遗址——王先胜)中发现有猪头纹;马家窑文化类型和辛店文化的彩陶上有狗纹。这样,地下发掘说明图腾之说不无根据”[39]。丁山先生说:“在氏族社会,以图腾为宗神,每个家族的闾里之口都立有图腾柱(Totompole)以保护他们的氏族。所谓图腾柱,大抵雕刻为鸟兽怪物形”[40]。陆思贤先生继续发挥说:“其为鸟兽怪物形,在中国古史的传说中,龙、凤是其中最有名的,其他虎、豹、熊、罴、龟、鳖、蛇、鱼,包括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中游的,还有住洞穴里钻的,无所不有,又有神柱圣树,奇花异木,都应是图腾形象的实录。它们被装置在图腾柱上,氏族林立,图腾柱也林立,在当时祖国的大地上,有多少图腾柱,大概是不计其数的。或可以说,氏族制时代也就是图腾时代、图腾世界,那么图腾文化、图腾,也就是原始文化的核心或纲领”[41]。也有学者将现今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图腾”作了统计、归纳,不少民族的图腾多达几十种,也有的仅有一、二种[42]。大约哪个民族经常和哪些动植物打交道、对其有所礼敬,在日常生活的器物上有所表现、在礼仪活动中需加以利用,那便成为该民族的图腾。“图腾”真是这样广泛而深刻地存在于中国史前时代和原始民族的生活及精神世界中吗?对此,我们需略加认真地考察一番。 ;  权威的《辞海》解释“图腾崇拜”,说它是“原始社会一种最早的宗教信仰,约与氏族公社同时发生”,而氏族公社“产生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的晚期”[43]。研究图腾文化的学者说:“世界上大多数学者认为图腾文化形成于旧石器中期或晚期,而新石器时代是图腾文化的衰退落和演变期”、“根据国外考古学资料,图腾文化发生于旧石器中期,繁荣于旧石器晚期和中石器时代。欧洲发现的众多的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和雕塑等,证实当时图腾仪式、图腾歌舞是丰富多彩的”,而“新石器时代是图腾文化开始衰落的时期

1、历史方面的最重要的课题应该是如何分析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点、内涵及其基本价值,为我们继承和扬弃作出明确的选择。2、考古方面的课题有2个。第一个是中国文明起源的过程、路径及其动力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古代文明模式在世界范围内的价值和定位,对世界人类文明起源发展的规律提供一种参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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