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风。
《文艺报》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全国第六大名报，对开大报，每周三期。《文艺报》创办于建国前夕1949年5月4日，历任主编有文化巨匠、文学大师和卓有建树的文艺理论家茅盾、丁玲、冯雪峰、张光年、冯牧等，新中国的文艺风云均与《文艺报》有着密切关系，毛泽东、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生前曾对《文艺报》的工作做过重要指示。历史奠定了《文艺报》在中国文艺界的影响和权威地位，是展示名家风采，纵览文学艺术新潮，让世界了解中国文艺界的主要窗口之一。
新的文学园地:《人民文学》与新中国文学制度构想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8-09-26 14:33:00 ] 作者： 郁 勤 编辑：Studa_hasgo122 摘要：建国初期“人民文学”文艺思想开始贯穿整个文艺界。《人民文学》作为“人民文学”的全新载体，成为新中国在文学制度重建初期的国家权威文学期刊。《人民文学》在此阶段的办刊思想、方针及创作风貌充分的呈现出鲜明的“人民文学”特征，同时它也影响着同时代其它文学期刊的办刊方针和方向。新中国文学制度构想在《人民文学》初显端倪。《人民文学》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期刊，通过勘察它于此期间的办刊特色，从而为更全面、清晰地勾勒出当代文学传播史面貌打开了一个通道。 关键词：“人民文学”；《人民文学》；文学制度；文学期刊 “人民文学”的确立急需开创属于自己的文学阵地，它急于消除“五四”以来在文学艺术领域占主流导向的“人的文学”的影响。“人的文学”中所弘扬的个人、审美、启蒙等现代观念遭到了“人民文学”的篡改和摈弃，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文学”开始牢牢地控制着话语权。“大凡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政治集团，在夺取政权取得胜利之后，为巩固新政权，总要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1〕(P125)1949年10月和12月中国作协领导的《人民文学》和中国文联领导的《文艺报》分别创刊，毛泽东为《人民文学》创刊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此后这两个文艺刊物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自己在当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作用。文联和它所属的各种协会是50年代之后惟一的文艺机构。其他的文学社团、组织都不再可能存在。在各个协会中，中国作家协会的地位最为重要。从中可以看出文学艺术领域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文学生态环境较之建国前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政权领导下的文艺阵营初步形成，“人民文学”的秩序初具雏形。 建国初，新中国文学期刊出版行业，除《人民文学》、《大众演唱》、《民间故事》一类艺术性刊物外，有影响的刊物寥寥可数。1949年文艺刊物总共只有18种而且风格相近，印刷粗糙、装帧简陋、题材趋同。期刊的面貌是文学生产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毛泽东对《人民文学》的题词，既是对《人民文学》的勉励与期望，同时也是对《人民文学》在文学刊物中首屈一指地位的确认及对《人民文学》办刊方向的规定。《人民文学》是以刊载短篇创作（散文、短篇小说、诗、通讯报告、电影剧本）为主的月刊，同时也刊发理论批评文字。“文艺刊物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文学创作、评论和理论研究最重要的载体和传播媒介，同时也是时代政治风云变幻的晴雨表。刊物在传播文艺作品的同时，也担负着引导方向，宣传阐释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讨论重大理论问题的“阵地”的职能”。〔2〕(P185)与政权紧密结合，这既是《人民文学》的一种历史殊荣，又是它备受世人争议的缘起。从创刊时起，它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对当代文学生产的影响让文学史家不容忽视。 “那一时代新创办人文、学术和文艺刊物，在发刊词上，都无一例外地要写上最流行的政治语言，以表达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2〕(P186)毫不例外的，《人民文学》在创刊词中由主编茅盾明确地宣布了自己的文学任务和工作中心：“作为全国文协的机关刊物，本刊的编辑方针当然要遵循全国文协章程中所规定的我们的集团的任务。这一任务就是这样的：一、积极参加人民解放斗争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通过各种文学形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表现和赞扬人民大众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的伟大业绩，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以发挥其教育人民的伟大效能。二、肃清为帝国主义者、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的文学及其在新文学中的影响，改革在人民中间流行的旧文学，使之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服务，批判地接受中国的和世界的文学遗产，特别要继承和发展中国人民的优良的文学传统。三、积极帮助并指导全国各地区群众文学活动，使新的文学在工厂、农村、部队中更普遍更深入的开展，并培养群众中新的文学力量。四、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形式相结合，各民族间互相交流经验，以促进新中国多方面的发展。五、加强革命理论的学习，组织有关文学问题的研究与讨论，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六、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学的交流，发扬革命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精神，参加以苏联为首的世界人民争取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的运动。”〔3〕《人民文学》的发刊词从六个方面为自己的编辑工作做了限定和要求，而这六个方面不仅是《人民文学》在今后所必须执行的大编辑方针，而且也是当时所有文学刊物首要的宗旨和使命。 1949年以后，同人刊物被取缔，只有国家拥有出版刊物的权力，此时的《人民文学》无疑代表着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乃至权威。它的权威性从历届编委会的名单中就可以得到体现： 1949年—1952年的主编为茅盾，副主编为艾青； 1952年时主编为丁玲，编委成员为艾青、何其芳、周立波、赵树理； 1953年第7期—1955年第12期，主编是邵荃麟，副主编为严文井，编委组成有何其芳、沙汀、邵荃麟、袁水拍、葛洛、严文井； 1955年12月—1957年11月，主编为严文井，副主编是秦兆阳、葛洛，编委有何其芳、葛洛、张天翼、秦兆阳、吴组缃、严文井； 1957年12月起，主编换为张天翼，副主编为陈白尘、韦君宜、葛洛，编委构成为艾芜、周立波、陈白尘、吴组缃、袁水拍、韦君宜、赵树理、葛洛、张天翼。 历届主编都是文艺界党内外的知名人物，一方面说明了它地位的重要，一方面也反映了这块“阵地”的敏感性（由这些人物的政治立场可以看出）。另外，可以从中窥出：作为国家权威文学期刊的《人民文学》对编辑人员的挑剔和选择跟这些人于建国以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是密切相关的。编辑成员名单更换频繁，但这些人员的更迭也给刊物的办刊面貌带来了相应的变化。虽然“人民文学”的“人民”主流方向不可动摇，但在政治环境稍微宽松时它仍能出现让人为之振奋的革新，如“百花时代”对主流权威话语的挑战。 创办文学刊物是新中国文学立足和发展的重要手段，而此时期的文学刊物则有着与解放前文学迥然不同的性质。20年代的文学杂志带有更多同人和学院性质，30、40年代则转向商业操作。这些时代中报刊的发行与经济利益始终密切相连。为了让刊物生存下去，并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刊物编辑会更重视文学读者，会想方设法提高刊物质量，促使文学市场形成。而到了建国之后报刊业却被打上了鲜明的政治烙印，被纳入“一体化”框架中。期刊的政治化，促使办刊人及其创作者和阅读群的构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刊物的发行不再考虑市场的需求，它的一切经费均由党的文艺机构来支付，从刊物的组稿到发行都离不开党的支持、监督、管理。即是说不管它的盈亏与否、是否受读者喜欢，它只需要扮演好一个角色： 政治的文学解说员。计划经济的推行使以往以市场赢利为办刊方向的文学刊物的商业色彩削弱，但随即又给它涂上了一层新的颜色，商业色彩的削弱和政治话语的加强构成了当代报刊制度两难的窘境。 “人民文学”文学制度取消了现代文学允许的同人办刊、资本办刊，而仅仅留下了文学期刊唯一的生存方式——政党办刊。政党办刊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就有为其政权服务的《前锋周刊》、《前锋月报》等，另有“左联”领导下的《北斗》、《萌芽》、《拓荒者》、《前哨》等。当时的国共两党“双方都不讳言政党的背景，沿着这种办刊思路，40年代的边区党政机关，自觉地把办好期刊包括文学期刊，当作从中央到地方宣传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4〕这种办刊思想一直延续到建国后，《人民文学》的创刊与发行基本上也是围绕着党中央的文艺方针政策来运行的。较之解放前，文学杂志和出版社的生存环境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40年代后期，原有的文学杂志陆续停刊，如著名的《文学杂志》（朱光潜）、《文艺复兴》（郑振铎、李健吾），以及《文讯》、《野草》、《文艺春秋》等。即使是解放区的文学刊物，也大体如此。个别杂志，如茅盾等主持的《小说》，延续到1952年初，可能是例外。中国近现代发展起来的，具有独立性质、带有流派、同人色彩的文学杂志，失去存在的可能。文学报刊都明确其“机关”报刊的性质。“1949年后自然创办了许多刊物，但是刊物的性质有了很大变化。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的现象。说它重要，是基本结束了晚清以来以杂志和报纸副刊为中心的文学流派、文学社团的组织方式。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随着期刊性质的改变，基本上结束了”〔5〕。在此期间，曾有过试图创办具有流派或同人色彩的刊物的尝试，大抵都以悲剧告终。如胡风等50年代初曾有的设想，丁玲、冯雪峰等在1957年创办同人刊物的计划，江苏青年作家陆文夫、高晓声等人的《探求者》杂志的流产，四川《星星》诗刊探索的失败等等。“中央”的《文艺报》、《人民文学》等杂志，“地方”的各省市的文学刊物，在大多数时间中，严格执行统一的规范，保持声音的基本一致，从而有效地保证文学“一体化”的实施。 1949年以后，文学的意义秩序被规定在政治意识形态范畴内，它被要求能阐释新中国“新”之所在。一个崭新的中国诞生了，红旗飘飘、豪情万丈，诗歌、小说等都由过去多反映苦难和斗争转为抒写建设和歌颂新生活为主题，一种以崇高神圣为基调的社会主义英雄史诗唱响人民狂欢的主旋律。《人民文学》上的小说创作，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生活题材占了极大分量。世俗的日常生活场景因其琐碎、平庸而被拒绝，就连老舍，他最终还是放弃了反映旗人生活的小说《正红旗下》的写作。菲舍尔·科勒克说过：“无一社会制度允许充分的艺术自由。每个社会制度都要求作家严守一定的界限”，“社会制度限制自由更主要的是通过以下途径：期待、希望和欢迎一类创作，排斥、鄙视另一类创作。这样，每个社会制度——经常无意识、无计划地——运用书报检查手段，决定性干预作家的工作。”〔6〕(P38)一个党的机关文学刊物每一期刊发何人的作品、何种题材、作品所占的版面位置等等，这些都成了极其细微敏感的问题。1956年前《人民文学》的作品多为工农立传，写热火朝天的工业建设及工农阶级中的英雄，几乎看不到描写知识分子、描写人们复杂内心世界的作品。整个文坛弥漫着开天辟地的豪言壮语和具钢铁意志的群体塑像。有学者讲到“读者成份的改变，势必要求文学作品从思想内容到审美趣味都发生相应的改变。1949年以后，大陆的文学对象被明确地规定为工农兵以及其他劳动人民。他们在一个新的政权建立之初，渴望了解这个政权是怎样取得胜利的，以及自己如何适应投入到新政权所领导的事业中去。这就决定了这一阶段的文学作品所包含的教育作用特别强。”〔7〕(P6) 作为国家权威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在每一时期都必须紧跟政治形势和政治运动，在刊物的约稿、组稿与编排等环节上紧锣密鼓地配合政策、“赶任务”。“紧密配合中心任务就是个小框子。一个具体政策来了，一个具体任务来了，于是要求文艺刊物紧密配合，否则就是脱离实际，就要受到上级的批评。”〔8〕政策是党的文艺思想的具体表现，是党的宗旨、人民利益的具体体现，因此，配合政策、为政策服务就成为文艺为政治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自然而然的合理要求。“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作家，应该时时刻刻把他的写作作为一种宣传教育工作。这样的赶任务是完全应该的。”邵荃麟：《论文艺创作与政策和任务相结合》，《文艺报》第3卷(1)。“我们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脱离政治运动，不能不描写政治运动和配合政治任务。我们要从这样的配合政治任务的作品中产生不朽的艺术品，而且也一定可以产生不朽的艺术品。”萧殷：《论“赶任务”》，《文艺报》第4卷，第5期。众多的理论批评从不同角度论证了配合政治、“赶任务”需要的合理性和重要性。朝鲜战争爆发，全国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人民文学》上就出现了大量反映抗美援朝的作品，有《在朝鲜战场上有这样一个人》（李瑛，1952年8月号）、《朝鲜战地的报告》（巴金，1952年8月号）、《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巴金，1952年9月号）、《三千里江山》(杨朔，1952年9月号)等。1955年为配合党领导下的工业建设高潮，《人民文学》1955年3月号登出了《本刊为发起〈在工业战线上〉的征文启事》，坚持每一期都有反映工业建设战线上的文章。 此次征文活动持续了两年，配合政策、国情的需要将文学活动规范化、组织化，紧跟党的文艺方针来办刊。 随着对“胡风集团”的批判运动不断升级，虽然《人民文学》办刊内容侧重的不是理论建树，但它仍十分注重自己的理论权威。在对胡风的批判中，《人民文学》紧跟党中央的脚步，在期刊上接连几期发表了火药味极浓的批判文章：《胡风先生及其小集团曾经怎样斗争过？》（王智亮，1955年2月号）、《请脱下外衣来！》（丁力，1955年2月号）、《评胡风的“有关现实主义一个基本问题”》（王速，1955年3月号）、《在接受民族遗产问题上胡风怎样歪曲了鲁迅先生》（沛翔，1955年4月号）、《胡风——最阴险的敌人》（刘白羽，1955年6月号）等等。然而事实是在此种“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观念指导下的文学创作却难以产生既符合“赶任务”又具“艺术性”的文艺杰作，这一系列举措并没能从中挖掘出比较优秀的创作和培养出杰出的人民作家。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文学刊物，它本应有自己的特色，但更多地却要受制于政治环境的约束，来自更高层的权力迫使《人民文学》不可能成为一个纯粹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虽拥有十分尊贵的文坛地位：“现在在国内国外，都把本刊看作一个代表新中国的文学方面的刊物。”《人民文学》(第2卷)，1950年版，第3期。但社会上各种文学刊物均以《人民文学》为指南，这无疑使得刊物的运作更加谨慎。 《人民文学》自创刊起有一个重要的栏目——“读者来信”。“读者来信”虽然在报刊的版面栏目中已是司空见惯，但于《人民文学》而言则更显出重要意义。1950年6月1号版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编辑部的集体检讨：《改进我们的工作——本刊第一卷编辑工作检讨》，这次检讨是为了响应中央委员会《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并结合读者的批评意见而进行的。虽然《人民文学》才出版了六期，但编辑们丝毫不敢有所怠慢。从这六期里他们自我发现了许多问题，如缺乏有计划地组织理论批评，尽管这不是《人民文学》的中心任务所在。接着它还批评了组稿上存在的小说题材分布面狭窄（多写工人，农兵题材不多）的缺点。此时期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工农小说在政治宣传上的功利性被强化到了极端的地步，成为跟在政治后面亦步亦趋的工具。 “进入当代，思想环境要求作家进一步放弃知识分子精神独立的幻想，对知识分子的批判运动几乎没有间断过。文学界、美术界、理论界的检讨之声不绝于耳。作家已没有可能以松弛的心态去从事精神生产。而心态又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作品的风貌和它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9〕(P31)这样的创作环境迫使作家们纷纷生产出了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的“概念作品”“任务作品”。 从《人民文学》该阶段所刊发的作品来看，众多创作显露出那时知识分子已广泛地逐步放弃了独立思考的权力，默认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然而知识分子的思考，恰是现代文明发展所不可或缺的。这时“人民文学”主流中普遍存在以肯定歌颂代替解剖批评，和气善言掩盖了激流中的矛盾冲突。但是应该看到，假使如此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此后一系列矛盾冲突逐渐浮出了水面并愈演愈烈，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使新中国全力建构的“人民文学”处于一个尴尬的窘境。 〔参考文献〕 〔1〕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孟繁华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3〕刘宏全主编中国百年期刊发刊词600篇〔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4〕刘增人40年代的文学期刊〔A〕现代文学研究丛刊〔J〕2003，(2) 〔5〕洪子诚问题与方法〔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 〔6〕〔德〕菲舍尔·科勒克文学社会学〔A〕张英进、于沛现当代西方文艺社会学探索〔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7〕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M〕台湾:业强出版社， 〔8〕蓝翎了了录〔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9〕孟繁华梦幻与宿命——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历程〔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文艺生活》创刊于1956年，茅盾题写刊名。《文艺生活》前身为《文艺生活·精品故事》、《文艺生活·精品小小说》和《文艺生活·智慧幽默》。2009年4月，《文艺生活》通过中国新闻出版总署，正式改版。
貌似良友，没出版了吧
文艺稿就是刊登在报纸副刊上的文艺作品,包括诗歌,散文和小说等 副刊最初出现于1833年由外国传教士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这是我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个近代报刊这份报纸发表过一组五言诗《兰墩十咏》（按：“兰墩”即伦敦），注明为“汉士住大英国京都兰墩所写”，这大概是发表在报纸上的最早的汉文诗，其中有一首是这样： 海遥西北极 有国号英仑 地冷宜亲火 楼高可摘星 意诚尊礼拜 心好尚持经 独恨佛啷嘶 干戈不暂停 1861年，字林洋行在上海出版《上海新报》，这是上海第一家汉文报纸，其后期有时也登些诗歌之类的文艺作品，如1870年曾登过一些惩恶劝善的歌词，如《劝戒鸦片歌》以及竹枝词之类，但不多。 1872年，《申报》在上海创办。这是我国最早的商业化报纸，公开宣称以谋利为目的。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该报采取了多种措施，其中之一，便是刊登诗词等文学作品，以联系当时社会上有影响的“文人韵士”。《申报》第一号所刊《申报馆条例》第一条为报纸定价，第二条即是“如有骚人韵士有愿以短什长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名区竹枝词，及长歌记事之类，概不取值”。原来以前要在报上发表文艺作品，不但没有稿费，还要像登广告一样，作者要付一定的钱，《申报》申明不收费，这对那些舞文弄墨的文人骚客自然是个很大的鼓舞，所以征文启事一出，诗词稿件源源而来，报纸登不下，申报馆便增出《瀛寰琐记》、《四溟锁记》等刊（月出一册，是我国最早的文艺期刊），报纸销数也因此增加不少。上引《申报》条例，可说是目前所见汉文报刊上最早的征求文艺性稿件的启事。 《申报》先例既开，各报纷纷仿效，于是，文艺作品渐渐成为报纸一项必备的内容。但这时尚无固定地盘，一般都和新闻稿夹杂在一起。渐渐地，除了诗词之外，有的报纸还发表一些小说，如由容闳发起于1874年在上海创办的《汇报》就有小说连载。这表明报纸的文艺稿开始由单纯的诗词作品向综合性方面发展了。 1883年创办的《字林沪报》对推动副刊的出现起了重要作用。《字林沪报》创办时，《申报》已有十年历史，它实力雄厚，业务经验丰富，《字林沪报》在新闻和广告方面很难与之竞争，这就促使它在刊登文艺稿方面寻找出路。他们一方面继续发表诗词，保持和一批旧式文人的联络，并在体例上突破《申报》以竹枝词为主的做法，品种比较多样化。另一方面，又致力于争取中下层读者，采用为一般群众所爱看的文艺体裁，创刊初期发表的小说《野叟曝言》（清夏敬渠作，一百五十四回，叙述主人公文素臣由充军到拜相的曲折经历）是一重要尝试，可说是开汉文报纸连载小说之先河（英文报《香港纪录报》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曾译载《三国演义》），所引起的广泛兴趣，尤为他报所不及。1897年5月2日，《字林沪报》开始连载王韬的《老饕赘言》，王韬自己介绍：“凡景物之新奇，鬼狐之变幻，篇章之清丽，儿女之情怀，以及可惊可乐可歌可泣之事，亦无不详载其中。”这篇连载属于随笔体裁，凝练隽永，富有知识性趣味性，确是适于副刊登载的好材料。以前报纸发表诗词都没有固定地位，《字林沪报》刊登《野叟曝言》和《老饕赘言》时却固定放在最后一版，这就是所谓“报屁股”的由来。这时虽然还没有脱开报纸正张，但已是与正张明显不同的独立单页，这说明副刊的诞生已经临近。六个多月之后，1897年11月24日，被认为我国第一个报纸副刊的《消闲报》终于出世了。该报有两版，内容有诗词、掌故、笔记、传记、谐文等，并杂载一些新闻材料，是一个综合性副刊，由高太痴主编，随《字林沪报》分送，不取分文。当时尚无“副刊”这个名称，称作“附章”，后来又称“附张”，但并非今天所说的“副刊”的意思，因为当时凡独立于正张之外的单页，不管什么内容，都叫“附张”。1900年，《字林沪报》卖给了日本的东亚同文会，报名改为《同文沪报》，副刊《消闲报》也随之改名为《同文消闲报》，1901年复改原名，1903年再改名为《消闲录》。
《申报》从发刊到终刊，历时77年，出版时间之长，影响之广泛，同时其他报纸难以企及，在中国新闻史和社会史研究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因《申报》见证、记录晚清以来中国曲折复杂的发展历程，被人称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在外国人办的报刊中，由中国人主持笔政的，《申报》是第一家。《申报》创刊时，《上海新报》独占中文商业报坛，创刊后《申报》即以压报价和刊登文艺性材料战胜了《上海新报》。接着《申报》又对新闻业务进行改革： 一是发表政论文章。《申报》创刊时头版就刊载“论说”，打破了《上海新报》不发表论文的惯例，美查等人重视报纸言论，他们认为“利”和“义”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办报虽要得利，但必要时经济之需，下知小民稼穑之苦”①。因此《申报》的论说内容丰富，从对苛政陋规的笔伐到现代化建设的鼓吹，在启发民智上还是起过积极作用的。 二是改革新闻报道。首先报社重视新闻的真实性。1874年5月，日本兴兵侵略台湾，为了解事实真相，美查还派人去台湾采访，发表了具体生动的《台湾军事实录》等战地通讯。其次是注重反映社会实际生活。1873年 11月，浙江余杭（杭州）发生了轰动朝野的。“杨乃武冤案”，《申报》从1874年1月6日开始报道到1877年4月7日止，连续报道三年多。这是当时中文报刊中最早最长的连续报道。披露了冤案的真相，形成了社会舆论，对这个问题的最后解决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是重视发表副刊性的文字。《申报》公开征集、发表文艺性作品，特别是语言通俗、音调轻快的竹枝词更受欢迎，这就容易符合当时主要读者群即旧式文人和市民的兴趣和需求。这一创造性的举措，为后起的《字林沪报》、《新闻报》所效仿。 《申报》馆除了出版《申报》外，还充分利用自己的人力、物力经营副业。一是创办文艺杂志。1872年11月11日，《申报》馆出版发行我国最早的文艺期刊《瀛寰琐记》，1875年后又先后出版《四溟琐记》和《环宇琐记》，这些都是我国近代早期著名的文艺期刊。二是出版白话新闻报。1876年3月30日，《申报》创办了通俗易懂的白话小说《民报》，其发刊告白说：“此报专为故字句俱如寻常说话”，使女流、童稚、贩夫、工匠等“稍识字者，便于解释”。这是我国最早的白话报刊。三是编印画报。1877年5月《申报》出版了《瀛寰画报》，专门刊载各国时事风俗、山川地理，有图有文，实为中国画报之祖。1884年5月又出版了时事画报《点石斋画报》，选择新闻中可喜可惊之事，绘制成图，并附事略，因而深受读者欢迎。四是印书。《申报》创刊不久就开始印书，出版过一百六十多种孤本名著，特别是1885?1888年出版的由1628册图书组成的《古今图书集成》，更是为保存中国古代文化作出了贡献。此外，《申报》馆还开办了点石斋石印书局、图书集成铅印书局、申昌书局、隧昌火柴厂、江苏药水厂、肥皂厂等，井由。此在 1889年组成“美查有限公司”，总资产达白银 30万两，超过创刊基金1600两的180多倍，实现了美查的“赢利” 的目的。 继《申报》之后，1882年4月字林洋行又创办了《字林沪报》，聘请上海著名报人蔡尔康担任主笔，为了吸引读者曾连载长篇小说《野叟曝言》凡还于1897年11月24日创办我国第一个副刊：《消闲报》，在社会上也很有影响。1893年2月17日英商丹福土创办了《新闻报》，它以经济新闻特别是商业新闻为重点，以工商业者为主要读者对象，并以低于《申报》价格卖给读者，不几年，发行量大增，成了《申报》的劲敌。19世纪90年代上海报坛已形成“申、新、沪”三报鼎立的格局，在报业发展上上海后来居上，取代了香港、广州而成为全国新兴的报业中心。
我国近代著名民营大报《申报》的发展历程 《申报》，上海的第二家中文商业报纸，创刊于1872年，由英商美查等四人集资创办，目的完全为盈利，因而十分重视办报质量。在外国人所办报刊中，申报为第一家一直由中国人主持笔政的。 初创时期特点： 重视新闻报道，重视猎奇性、趣味性强的社会新闻。在其他城市聘请特约记者，以报道当地新闻 注重新闻的真实性，派记者实地采访，不断拓宽新闻报道面，大量报道社会新闻。如报道杨乃武与葛华氏通奸一案，最早刊登旅行通信等。 为提高实效性，在国内报纸中最早使用电报传送新闻稿。如刊出第一条国内报纸的电报新闻，第一条国内新闻电讯，第一次用电报传递有关科举考试的消息，在国内报纸中最早发布号外。 为迎合中国读者，从办报人员到风格都尽量中国化。报纸版式采用中国传统书册式。 加强报纸言论工作，声称“利”与“义”不完全对立。重视发表副刊性文字也是其一大创举。 在发行、广告等报业经营业务上，《申报》也有不少成功的经验。采用廉价销售的营销策略，雇用报童在街头叫卖报纸，请人给各商号上门送报，同时加强外埠发行工作。大力招刊广告。 申报馆除了出版《申报》外，还利用其人力物力资源优势经营其他出版事业，出版文艺副刊和实事画报，经营书局。 ①出版发行各类期刊包括我国最早的文艺期刊《瀛寰琐记》；在国内率先出版以图画为主的刊物《瀛寰画报》；发行我国最早使用白话文和标点符号的报纸《民报》。 ②兼营书籍出版业务。 影响：申报的创办与飞速发展，标志我国中文商业报纸发展到了成熟阶段，申报成为我国商业性报纸的一个成功典范。1912年史量才接办后的《申报》 1912年史量才接办后，对《申报》进行改革： （1）大力开展广告业务，设广告推广科，使广告成为该报赢利首要来源；（2）抓好发行环节，设立报纸推广科，并向外埠发展：（3）加强基础建设，不断更新技术设备，使其成为当时全国设备最新、最完备的报纸；（4）为避免政争牵连，该报实行政治不偏不倚，轻言论重新闻的编辑方针，聘请名记者黄远生、邵飘萍任驻京特派记者，用大量专电等政治新闻补充言论不足，同时加重报纸的知识性、趣味性内容。 北伐时期的《申报》： 这一时期的《申报》稳步发展，营业上升。这一时期的特点是： （1）扩大版面，增设多种专栏、专刊、附张、增刊 （2）报纸的内容趋向综合化、杂志化，加大广告、商业经济、文化娱乐方面的版面，同时削减实事评论，对评论的写作持谨慎态度，尽量避免以言论取祸。 九一八事变后申报的进步与改革： 这一时期的《申报》改变了先前保守的政治态度和单纯营业性质，转向爱国进步立场，要求抗日和民主，批评国民党的内政外交政策，吸收了黄炎培、陶行知等民主人士参与到办报中来，1932年11月发表了《申报六十周年革新计划宣言》，在报纸业务上进行了重大改革： （1）言论态度鲜明，加强政治时事评论，迅速报道“九一八”国难，呼吁民众奋起猛醒，全力报道支持淞沪抗战，发表宋庆龄批驳国民党反动派的文章，积极报道支持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成立和活动 （2）革新副刊《自由谈》，摒弃庸俗和低级趣味，把其办成“一种站在时代前面的副刊”，在鲁迅等进步作家的支持下，《自由谈》成为反文化围剿的进步文化阵地 （3）聘请李公朴主持开展社会文化服务事业，发动教育青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4）创办申报月刊，发行申报年鉴 这一系列改革及服务了社会又增强了报纸声誉，促进了报纸销路，但是申报的民主进步取向和爱国举动却触怒了国民党反动当局，1934年国民党特务杀害了史量才，此后，言论重趋保守。上海沦陷时，曾在日伪控制下出版。抗战胜利后，为国民党接收，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停刊
1 发表政论文章，美查等人重视报纸言论，他们认为办报虽要得利，但必要时还要仗义执言，报纸的言论要关乎国际民生。2 改革新闻报道，首先要新闻的真实性，其次是注重反映社会实际生活。3 重视发表副刊性文字。《申报》公开征集、发表文艺性作品。这一创造性的举措，为后起的《字林沪报》、《新闻报》所效仿，也开了报纸副刊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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