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美学的核心思想

发布时间：2024-05-30 17:55:35

东方美学的核心思想

东方美学，关于美的本质的探讨，古代有儒家、道家和禅宗三种说法。其中儒家探索人性美、人格美，认为美的本质为善；道家以无为而无不为是绝对自由，认为美是绝对的自由；禅宗是中式佛教，与道家结合，认为美就是超脱。基于此我们可以看到东方美学的脉络。东方美学对于中国现代设计，尤其是新中式设计上影响深远，是新中式设计的本源。

在中国古代，关于对美的本质的探讨，有几个特点。一是不明确的，是自觉的意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不思辨；二是没有维心和维物之分，维心与维物的区分是真真正正的舶来品；三是这些探讨基本上都从属于伦理学范畴。关于美的本质的探讨，古代东方有儒家、道家和禅宗三中说法。　　儒家：其代表有孔子、孟子、荀子。他们在探索人性美、人格美时涉及到美的本质。他们认为，美的本质就是善。人之所以为人是有道德的，是知仁义的，而仁义在道德上就是讲善，就是充实的。所以孔子说：显任为美。美就是道德理想的完美实现。　　道家：以庄子为代表。道家在谈人生、谈人格时，由宇宙观发展的对美的本质的探索。他们认为世界的本源就是“道”，看不清摸不着，但可以体会到，是衍生事物的根本。在老庄看来，有“道”就是自然无为的。没有意识，没有目的追求，一切都是自然的发生，自然的消亡。无为而无不为，即处在绝对自由的世界。因此，道家认为：美是绝对自由的。　　禅宗：禅宗是中国式的佛教，与到家相结合。佛家认为现实世界充满罪恶，没有美，美在神明的世界里，而道家则讲求自由。二者结合就形成了禅宗的美论：禅宗认为，人生下来就充满痛苦，要摆脱痛苦，就要停止一切精神活动，泯灭天物，抛弃一切追求欲望（人生而有情），达到涅磐的境界，即对痛苦的彻底解脱，得以绝对的精神自由，也就是悟道。因此他们认为，美就是对世俗痛苦的彻底超脱，就是清静自在。也即：美就是超脱。

毋庸讳言，“现代设计”这个概念，本是源自西方，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其审美的基础便是“标准”。东方美学的根源自农耕文明，是习惯和经验的延续，带有“悟”的禅学意味。它的表现显得情感不那么奔放，嗓门不那么高，力气不使得那么狠，颜色不着得那么浓。

古代东方美学寻求天人合一、和谐共生。如今为了解决人、机器、自然和社会的可持续的发展，演变为新中式东方美学，在继承传统中式风格的古朴韵味和含蓄秀美的基础上，将丰富的经典中式元素与现代都市风尚进行改良融合。设计中国（）定位于新中式的美学生活平台，传承中国文化，传播东方美学，运用文化创意及设计创新为大众提供高品质的新中式产品及内容服务。

汉代美学思想的核心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秦是一个短命的王朝，秦始皇对先秦学术的百家争鸣局面大为敏感和忌讳，亲自导演了一场“焚书坑儒”的历史悲剧。秦王朝钳制思想，摧残文化，燔灭文章，坑杀儒生，加上刑法统治，使文学在这个时期留下的值得一提的东西太少。现在留下来的有价值的仅有少数不多的刻石之文和诏令、奏议之类的应用文字，吕不韦组织编著的杂家著作《吕氏春秋》和李斯的《谏逐客书》，是比较有文学意义的作品。但这两部（篇）作品从创作时间上讲，仍在公元前221年之前，属先秦作品。真正的秦王朝的有文学意味的作品，从目前保存的资料看，除去李斯的刻石作品，已无留存。另外，秦代尚有“杂赋”、“仙真人诗”著录于《汉书·艺文志》，也久已失传。西汉承秦建制，许多方面继承秦的作法，但在刑法和文化控制方面，汉初吸取秦朝的经验教训，采取简约宽松的政策。汉立国之初，朝中盛行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对百姓生活极少干涉，并大量搜罗文献，允许多家学说并行。汉初君臣，皆起于楚地。建国以后，他们对楚歌、楚声也多所偏爱。因此，楚辞在汉初得到极大的流行。“秦焚烧《诗》、《书》……故在文章，则楚汉之际，诗教已熄，民间多乐楚声，刘邦以一亭之长登帝位，其风遂被宫掖。盖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誓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汉文学史纲要》第六篇《汉宫之楚声》）汉初的政论散文家有贾谊和晁错，其中贾谊的《过秦论》、《陈政事疏》等文章很著名，文学性也较强。汉初之辞赋主要继承骚体传统，并开始向新体赋转化。汉初的骚体赋作者因为缺少屈原那样的果敢精神，其赋作也往往强为呻吟，并没有多么深刻的思想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故而辞赋由抒发个人的强烈感情转向铺张扬历，宣扬统治阶级的华贵生活和享乐生活，由严峻的责斥变为温和的讽劝。赋体的变化也必然成就一些实践这种体裁的诗人作家，贾谊是汉初骚体赋作的唯一优秀作家。西汉的经济力量雄厚，疆域广阔，汉代文学呈现出八方荟萃、气度恢宏的文化主流气象。如汉之乐府，就广泛采集代、赵、秦、楚各地的歌谣，以“观风俗、知薄厚”。同时武帝大规模扩大乐府机构，重视采纳民间和异域的新声变曲，为文学的发展引进了民间的文化营养，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此举在文学史上意义重大。汉武帝时的诗人、辞赋家和文章家其眼光和胸襟也大为开放，或写下了“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安书》）的史著，或以赋家之心，包举宇宙，总揽人物，大开大合，成就气象万千之辞赋。《史记》是史传散文的典范之作，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记传体的通史。记载了从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三千多年的历史，全书由五种体例构成。其中本纪、世家和列传是《史记》中最具文学价值的部分。无论是在人物形象的刻划上，还是在文章自身的结构及语言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这个阶段的大赋兼综南北、融绘古今，描绘千秋帝业，是汉赋的鼎盛时期。标志着汉大赋正式形成的作品是枚乘的《七发》。汉代的统一繁荣为文人提供了广阔的视域，使山川风物可以走到他们的笔下，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是汉大赋的代表作。但是，汉家独尊儒术，大兴经学，使生动活泼的《诗三百》变为“诗经学”。伦理化、政治化了的“诗三百”其文学意义则降到了极其次要的地位。汉代士人常要凭借解经之功得官职，他们不象先秦士人那样可以用外交、军事等手段为君主夺取霸权，士的地位及主体人格在这个阶段降到很低的位置。一些赋家也更多地表现出宫廷文人的特色，主要以文学活动为君王提供精神享受，同时，提一些建议和批评。因而汉文人的赋作大多是“润色鸿业，劝百讽一”的作品。宣帝时辞赋也盛极一时，王褒、刘向等都是当时著名的作者。西汉后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王莽开始托古改制，然而改制并没有成功。王莽在学术上提倡古文经学，古文经学被立为官学。扬雄是此期的代表作家。他的《法言》、《太玄》力求自成一家之言，不傍经典，一改他以前作品的复古特色，但行文流于艰深。其杂文《解嘲》与东方朔《答客难》前呼后应，倒是很有现实意义。王莽的新朝在农民起义中结束。公元25年，刘秀建立东汉政权，称光武帝。他加强皇帝集权，缓和社会矛盾，大兴学校，严格选举标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控制士人思想的目的。刘秀借着图谶的帮助当上了天子。东汉的经学，也就走上了神学的道路。东汉初期的士人因此缺乏怀疑精神。建制以来，光武、明帝、章帝三代社会经济发展势头很好。自和帝后，高层权力结构不够稳定，但洛阳首都的经济繁荣却远远超过了西汉首都长安。东都的兴起，对汉代文人眼界的开阔是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的。这在傅毅、班固、张衡诸人的京都诸赋中可以领略到。然而两汉的易代也让一些士人对正宗思想产生了怀疑。从桓谭的《新论》到王充的《论衡》，正是显示了一条由“非圣无法”到“离经叛道”的思想转变的过程。东汉后期的权力不稳定主要原因是出现了几个年少登极的小皇帝，这些小皇帝往往为外戚和宦官控制，而由他们独断专权，封建统治的管理网络被破坏了，仕进无门的文人们或滞留太学、或穷居野处，周游郡国，逐渐也形成了一些文人集团。随着豪门强臣权势的壮大，士人集团意识的强化，社会上危机四伏。士人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他们开始轻视与皇权关系紧密的儒学。桓、灵之世，士人与一部分正直的官僚结合，形成了一定的“清议”力量，一时影响很大，后来引起宦官的恐惧，终于酿成了两次“党锢之祸”。但这也标志着从东汉到魏晋，开始形成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思想自由的局面。今文经学特别是谶纬之学代表着东汉王朝的统治思想，但从东汉初年以来，桓谭、王充、张衡等人都不断地产生一些反谶纬的科学思想。王充的《论衡》，举起“疾虚妄”的旗帜，对神学迷信进行有力的批判，表现了唯物主义的精神。由于西汉以来散文和辞赋的发展，东汉开始出现了“文章”的概念，贾谊、司马相如等散文家和辞赋家都被视为文章家。同时不少文士“以文章显”，《后汉书》在《儒林传》之外，特立《文苑传》，更具体地反映了文章家和经学家在这个时期的分化。在《史记》影响下，东汉产生了不少历史著作，班固《汉书》则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依《史记》体例，“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反映西汉一朝的历史，是我国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东汉政论文继西汉的传统，以王符的《潜夫论》、崔宴的《政论》，仲长统《昌言》为最著名。东汉赋不如西汉赋兴盛，司马相如《子虚》、《上林》影响下的班固的《两都赋》具有恢宏的篇制。张衡《两京赋》在夸张铺叙中引入针砭现实的议论，《归田赋》则突破了旧传统，抒发了抑郁的感情。桓灵之世赵壹的《刺世疾邪赋》也是很著名的赋作。辞赋是汉代文学的主流。此后，直到清末，辞赋尽管发生过许多变化，如有大赋、小赋、骈赋、律赋等，但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始终存在。在辞赋的推动下，汉代还出现了各种四言韵文样式，如颂、连珠、赞、箴、铭、吊文等等，汉代在文学上的特点是文学地位的提高和汉赋的兴盛，文学在汉代普遍受到重视，以汉武帝时代为例，写作辞赋的，有武帝本人，有淮南王等诸侯，有御史大夫倪宽等公卿大臣，有董仲舒、司马迁这样的名儒学者，更不用说还有司马相如等一批专家。作品的数量与先秦相比可谓惊人。据班固《两都赋序》说，成帝时整理从武帝以来各种人士献给朝廷并且还保存着辞赋，总数有一千余篇。东汉张衡更用“作者鼎沸”来形容他那时的辞赋创作的情况。东汉乐府继承西汉的传统，也采集民间声乐与歌谣，现存汉乐府民歌大都是东汉的作品。东汉末的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就是一篇脍炙人口的民间故事乐歌。东汉乐府民歌中的诗歌有四言的旧形式，也出现了五言的新形式，五言诗是东汉中后期才开始在文人中流行的。班固作《咏史》诗，单纯咏事，少有寄托，是文人五言诗的雏型诗作。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娇娆》的出现，说明文人五言诗的写作已达到了一定的程度，而今存文人五言诗《古诗十九首》是文人五言诗的代表作，诗体成熟，思想富于张力。《古诗十九首》非一时一人一地之作，作者是中下层失意的知识分子，大概产生于东汉顺帝至献帝之间。这些短诗发泄诗人的愁苦和愤怒，时代的纷乱，家园的残败，生死的难以预料，生活的奔波与分离，是贯穿诗歌的主题。《古诗十九首》以“比兴”的手法，本色的语言，创造了“怨而不怒”的含蓄风格，成为“温柔敦厚”一派诗风的源头。汉代形成的这种诗体在魏晋南北朝文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唐以后又与七言诗并列，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基本样式，并且，七言诗也是在汉代就开始孕育的，只是尚未成熟。近人刘师培讲：“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中国中古文学史》）指出了汉代文学的特点。事实上，文体的发展是文学发展的必然，随着社会内容的变化，作为文学形式的文体自然也要有所变化。汉朝艺术最大的特点是大气磅礴，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的雕塑，最具特点，其中马没有精雕细啄的修饰，而是用非常大气的大的轮廓去生动的表现出了马的形象，具体的图片你可以自己看。“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

中国古典美学理论是在与上层建筑和其它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广泛联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除艺术外，哲学、宗教、伦理、政治都给它以极大的影响。在诸多思想流派中，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以屈原为代表的楚骚文艺思想，以禅宗为代表的佛教思想，对中国古典美学影响最为巨大。它们本身也便成为构成中国古典美学的四大思潮或流派。儒家思想构成中国古典美学的伦理基础。它给终不脱离人与社会的关系去观察美和艺术问题，高度重视道德精神的美以及审美与艺术对陶冶人的道德情操、实现社会和谐的重大作用。道家思想构成中国古典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它把美与艺术同人类生活中超功利的自由境界联系起来，从必然与自由的统一上来观察美与艺术问题。道家的崇尚自然，主张心灵观照、无为而无不为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对审美和艺术实践有着深远影响。楚骚美学把深沉、热烈、高尚的社会道德情操同个体的奔放自由的想象、情感，以及对给人以感官愉悦的声色之美的大胆追求完满地统一起来。唐以后，佛学（主要是禅宗）也渗透到美学中，它那一整套内省体验的认识方法，对中国古典美学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特征是强调主观心灵感受和意趣抒发，讲求写意、情感寄托，将理性、功利、伦理道德溶于美感直觉，不主张对现实外貌作机械琐细的摹拟或直说抽象玄想。中国美学的上述特征在艺术领域得到充分运用，认为艺术最根本的审美属性是表现人的情感意绪；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的基本特征是情以物兴，物以情观，在这种情往兴来、神与物游的关系中，主客体达到融和无间，产生艺术的表现；艺术创造既要外师造化，又须中得心源；人被现实生活感发而情动于中，并借助各种手段把情志表现出来，形成各类艺术。但又认为人的情感必须与一定社会原则相容，艺术的美应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求得中正无邪。这就把艺术与生活和严肃的人生课题联系起来。在艺术表现上，中国古典美学不追求单纯形似，而是追求神似，追求外物与主观审美理想相契合的精神特质。它讲求意到，推崇虚实相生，得之象外，无迹可求，不着一字而尽得风流。在形式美问题上，往往把形式因素同主观情志相联系，即不是把形式作为孤立的纯粹外饰，而是作为作者情志、意趣、气概的体现。它十分重视艺术家道德和审美趣味的修养，即重视“养气”。它从讽谏和教化两方面规定艺术的特殊社会功能，即诉诸人的情感，以其动人的美感力量来感动和影响欣赏者。

任何一个时代的艺术，都是这个时代心态的写照。汉代艺术遗存在后世的除了汉代画像石刻外，汉代的书法碑刻、汉代的印章、汉代雕塑、汉代音乐等，都以其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的艺术特征，从不同的侧面，以不同方式和载体，诠释这个时代集体的审美意识。　　面向无垠、天人一体的包容气概　　汉帝国的勃勃生机和放于四海的广阔视野，使繁富巨大的生活场景成为艺术　　首要表现的物象。汉大赋写景图貌、铺排列叙的夸饰，将辽阔的疆土、宏伟的山川、繁华的都市、巍峨的宫殿、广袤的林苑、富足的物产以及帝王恢丽典礼、庄严仪仗、宏大歌舞、豪奢宴饮结合起来，是对自然的美妙和人的创造之功的礼赞。向人们展示了数量众多、体积宏伟、场面广阔、威势无比的巨丽之美。王充的《论衡、定贤篇》论诸家赋在于“文丽而务巨”，是以铺排宏丽的文辞，以夸饰的手法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穷造化之精神，尽万类之变态，瑰丽窈冥，无可端倪”，“总众类而不厌具繁”(2)“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称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迭出者，吐无不畅，畅无不竭。”（3）赋者在广大宇宙间移步换形，游思畅怀，展示出纷芸驳杂、多彩多姿的美。因此，赋的空间感之浩大，犹如背负青天，九万里扶摇的大鹏，俯瞰着大千世界滚滚红尘。司马相如说:“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也。”（4）闻一多先生称汉赋“凡大为美，其美无以名之”（5）都深切地揭示了汉赋最基本的美学特征。　　汉代文人面对风云激荡的世界，一种建功立业的豪情与人生若短的哀叹如影随形充溢在作品中。司马迁发奋着史记的内心动力是“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于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汉代奋进、强健、博大的时代精神在司马迁身上典型表现。　　汉代建筑同样在追求体天象地、包蕴山海的气派，早在西汉天下初定时，萧何就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理由是“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6）体现了相容并包而开朗自信的文化意向，力求空前绝后巨丽的建树，以展示出汉代“天人一体”的审美风度。“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放太紫之圆方”。“据坤灵之宝势，承苍昊之纯殷，包阴阳之变化，含元气之烟氢” （7）将有限的建筑空间，以六合为本，顺应天地运转之规律，延伸到一种超越时空的无限空间中去。建筑布局样式到名称一律以天象为准，讲究建筑与天体世界的对应，各种精美的建筑材料的堆砌、罗列，层迭的结构群体铺排、对称，而又附以总览天地人物的壁饰和带有夸张浪漫色彩的飞檐翘脊，形成极致欲令后世人无可复加的宏丽风格。　　我们今天所见的汉代建筑实物资料，是各地墓葬中出土的汉代建筑明器。这些作为随葬器物的建筑模型，是汉代建筑现实的反映。这些建筑风格有着高大凌空的体势和向上耸立的多层结构。而作为庄园建筑的群体，其楼观、回廊、高台、仓阁、门阙等交错纵横。一个地方庄园尚且如此。那么在汉赋中所夸饰的宫殿建筑其规模的庞大、结构的复杂也并非空穴来风。宫殿之间“接比相连，云起波骇”其间用飞阁通道相连结，这就是班固《西都赋》所写的：“辇路经营，修除飞阁。自未央而连桂宫，北弥明光而亘长乐”，群体结构是汉代宫殿建筑的基本模式，不仅是王都，地方藩王也不次于下，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所写的鲁恭王为追求“似乎帝室之威神”，“依冈连岭而建殿，连阁承宫，驰道周环，阳榭外望，高楼飞观，长途升降，轩槛蔓延……千门相似，万户如一。岩突洞出，逶迤诘屈，周行数里，仰不见日”（8）庞大的群体结构，正表明了汉代建筑艺术的精美，在建筑装饰上，追求涂彩饰金的绚丽华美，以致形成“屋不呈材，墙不露形”。《后汉书•梁冀传》说梁冀的第舍柱壁雕镂，加以铜漆，窗牖皆有绮疏青锁，图以云气仙灵”。（9）宠臣董贤的第宅“柱壁皆画、云气萼蘤、山灵水怪，或衣以绨绵，或饰以金玉”。（10）真如王延寿的赞叹：“何宏丽之靡靡，咨用力之妙勤，非夫通神之俊才，谁能克成乎此勋。”（11）　　汉代音乐风格，是将一种充沛的生命精气与深邃的天人同构意念，与蓬勃奋进的时代气息融会贯通、互相激荡冲决，而形成了洋洋大观。经过了对先秦音乐管理机构乐府的继承和各个地域音乐的广采博纳、特别是楚国音乐的吸纳。两汉音乐艺术质量得到了升华，形态得到了综合发展。无论是相和歌的真挚，鼓吹乐之雄健，祭祀乐的浪漫迷离，还是乐舞百戏之绮丽华美和宏大规模，都展现出汉代音乐雅俗共融、兼收并蓄、包罗万象的时代精神。这种集音乐、舞蹈、竞技、幻术、杂技等各种技艺为一体的综合音乐艺术形式，集中地展示出汉代人集先秦音乐文化之大成，开创一代音乐风格的典型时代特征。最为典型是《上林赋》对宏大音乐场面的描述：“《巴俞》、宋、蔡，淮南《于遮》，文成、颠歌，族举递奏，金鼓迭起，铿锵铛答，洞心骇耳。荆、吴、郑、卫之声，《韶》《濩》、《武》、《像》之乐，阴淫案衍之音，鄢郢缤纷，《激楚》结风，徘优侏儒，狄靼之倡，所以娱耳日而乐心意者，丽靡烂漫于前，靡曼美色于后。”（12）汉代乐舞有着“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的磅礴气象。　　汉代书法作为一种抽象艺术，可见的遗存主其一是西汉初年的楚地简帛，以湖北江陵凤凰山、张家山汉墓、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为主，其书法之体流动古拙、带有楚人浪漫流丽之风，与之后出现的汉代画像一样，带有楚风浸淫下的奇肆汪洋，显示出汉初南北汇融的最初状态。　　其次是武帝时期的西北汉简，以居延肩水金关遗址出土汉简为主，书法笔划的错落不一、刚健豪迈，对字体形势节律的探索与宏阔气度的渲染，是汉时西北职业化的汉简书写者—书佐，对书艺笔意与章法的创新和开拓。　　再者就是豫鲁川陕的碑刻与摩崖石刻，“碑”最早是立在宫殿宗庙之前，为观察日影推测时间之用，或为了拴住祭祀之牲。而立在墓前或放置墓圹中，则是为了施以滑卢，用绳系棺以下墓。碑上内容，以述德记事彰功美名为主，则自东汉开始。“自东汉以后，碑碣大盛”这意味着东汉碑刻与这一时代多记主人生前事迹的墓室壁画、画像砖、画像石等空前发达是相通相辅的，都是“事死如生” “大象其生，以送其死”的丧葬观念之产物，是旨在彰显人生事功、追求生命不朽的一种特殊形式。这种碑刻多出于黄河流域汉代王族贵胄、官吏地主较为密集的地区。风格更是多样，结体用笔富于变化。张迁碑的方正雄健，礼器碑的法度森严、鲜于璜碑的遒劲浑穆，曹全碑的飞动舒展，摩崖刻石的粗犷雄浑，都在磅礴大气中透出天然古拙。　　汉代书法所追求的“力在字中,下笔用力”,要求“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的境地，都可在以上三种书体中找到端倪。（13）　　清代学者高积厚在其《印述》中说：“（玺印）特盛于秦，而工于汉。汉印体裁，平方正直，朴质浑茂。其材则取诸金、玉，金之类，有凿、有镂、有铸，玉之类，有璃、有琢，流传后世者，悉可为模范，无异史家之于迁、固也。”（14）将汉代玺印之境界提至史记、汉书之地位。可见其对后世治印艺术的影响。　　汉印以其数量、种类的繁多和艺术水平的登峰造极，数万枚汉印在印章史上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是后世印章篆刻艺术的楷模。汉印有官印、私印之分。官印以白文居多，有铸有凿，文官多用铸印，隶书的兴起，给汉印带来书体上较大的变化。印文采用的是汉代特有的“缪篆”，是根据小篆变化而来，接近于隶书的篆书，字体平正，笔划平直，缪篆本身的扩张性、和无界格风格，使汉印自然以一种博大的视觉效果，更显示浑厚朴拙。汉代私印形状各异，朱白皆备，除了姓名之外，往往有吉语、籍贯、表字以及“之印”、“私印”等辅助文字，方寸之间，尽显工匠之巧思。即使是小小的肖形印中也往往容纳着天地之间的乘龙升仙、神虎逐鬼、斗蛇戏熊、舞乐杂技等丰富的内容。因为汉印的数量和形式的变化，使其呈现的面目也是千变万化，圆浑与朴厚相和，娟秀与平实者兼之，雄快与奇肆共存，与汉代社会集大成之风貌相通。　　汉代画像砖，是汉代陶塑与地下冥宅的结合，与汉代画像石刻一样，是汉代崇尚厚葬，事死者如生的产物。同样表现出汉代社会的诸多方面，画像砖是汉墓的建筑材料，由于地域和用途的不同，砖形变化多种，大多为长方形、三角形、矩形等，或空心大砖，或实心小砖。西汉的画像多是阴线刻，或是小印模依次在泥坯上排列压印出来，前者给人以简洁明快之感。后者则浅浮雕与阳线相结合，图案繁密朴拙。东汉的画像砖所用技法则是浅浮雕、高浮雕、阴线与阳线相交兼施，根据题材而灵活多变。这种图像将生者对死者的祝愿，内容与汉代画像石刻相同，将现实的和幻想的世界全部嚢括。画像砖以简洁刚健的线条塑造形象，粗放遒劲中不失细腻。古朴丰满的意境，夸张奔放的运动节奏，壮阔深远的场面，都给后人以不可磨灭的印象。南阳新野县出土的杂技戏车、泗水捞鼎、胡汉战争画像砖，使人不仅为其高超的构图、精心的安排、细节的处理所折服。郑州洛阳一带的画像砖，又以不同于豫南的崭新面目和流转飞动、刚劲婀娜的线条而使人为之一振。　　汉代简牍的错落有致、奇诡怪异的洒落；汉画像砖石的古往今来，天上人间的大世界；汉代百戏的种类繁多、盛况空前，汉代建筑的繁采竞丽、遮天铺地，以及遍布于铜器、银器纹饰的精雕细镂。这是汉代艺术扑面而来的“铺锦列绣，雕缋满眼”之美。　　传神写心、夸张多变的心灵世界　　汉代美学中一种注重生命力量的内核，带来了汉代艺术体写万物风姿神貌的意识。在“天人合一”观念看来，生命充溢于广大的宇宙，流贯于整个天地自然。天地万物无不充满着昂然奋进之生命，人类与万物无不是生命的结晶。因此，艺术表现的最高境界就是表现心灵。艺术的本质是体现人之鲜活的感性生命和充沛的精神活力。所谓“言，心声也”、“文，心学也”、“书，心画者”，（15）汉代人树立了中国古代艺术中以人的生命为本位的审美意识。　　中国古人言书法尤重“势”、言“文”而重“气”、言“诗”而重“味”、言音而重“韵”，这种气势与韵味诠释，都是对艺术作品中生命特征的深刻感悟和认识。书法是中国特有的艺术，汉代书法空前的发达，书法美学也随之而起，汉代书法艺术最大的变革，是脱离了“随体诘诎”古文字的象形体系变而为抽象的符号体系，从一种表意的语言纪录发展为自由写意的、心灵写照以观美的艺术。杨雄(《法言•问神》)把书称为“心画”，认为书法能表现出人的人格与情感世界，这实际上提出了书法艺术与心灵相通这一美学特征。　　汉代隶书上承篆书遗绪，下开楷书之源，更能体现中国书法的变形与夸张。将战国小篆的纵向伸展的字型结构改变为隶书字型结构纵横左右、波拂分张的体势，使对称端庄的古书体变得欹斜错落，姿势多样。两汉的隶书便文字书写产生主次向背的分明，蚕头雁尾意味深长的笔锋，结构的递变独具神韵，线条的粗细和装饰性用笔结合。这一个时期的属于书法范畴的作品包括了碑刻、简帛、印章、砖文、金文等众多载体，特别是汉代简牍中的墨书，直接来自汉人手笔，其总体笔触显出的率真自然，有着随心所欲，奔放张扬，疏密不拘，潇洒自得的美感。有的波挑披拂，似见笔者翩翩气度；有的劲健爽利，似见笔者飘逸风姿；有的则雄浑飞扬，似见笔者之气宇轩昂。真可称文如其人，字如其人。蔡邕在其《笔论》的陈述中有指出：“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彩，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16）这实际是以心观照而进行艺术创作的状态描述。　　汉印是中国篆刻艺术史上难以企及的高峰，印之宗汉与诗之宗唐,字之宗晋一样，成为后世追慕的对象。汉印的“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章法，以及布局严谨、布白匀称、虚实均衡、气势雄壮的构图，出乎心而合于道。在中国先哲看来，“道”不仅是宇宙万物的本源、而且也是美和艺术的本原、本体。刘勰《文心雕龙•原道》说：“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刘熙载《艺概序》有：“艺者，道之形也。”杨表正《弹琴杂说》认为弹琴的佳境在于“与道妙合，神与道融”。因此与道合一，与道冥化，正构成艺术最高境界。汉印大方朴厚，有浑然天成之美。其挪让屈伸、轻重疏密、虚实朱白的呼应，“方寸之间，气象万千”，都见出治印者的艺风匠心。造成了多变而又统一含蓄的美，对后世有很大的启发。徐坚在《印戋说》中说：“汉人作印，无所谓章法、刀法，而法自在有意无意之间。”“ 今观秦、汉印中，壮如鼓剑，细如抽茧，端庄如搢笏垂绅，妍丽如春葩，坚卓如山丘，婀娜如风柳，-------纵如纵鹰，收如勒马，厥状非一，其妙莫穷者，惟一片神行其间，以故能出于无法，臻于极法。” （17）这种有意无意与有法无法间，表现了汉代治印所蕴含有创造之“道”。　　汉代的石刻、陶塑在继承秦以来的写实艺术的基础上，更注重人与动物内心精神气质的表达，那种神彩飞扬的礼赞人世，夸张的造型，为抒情而省略了大部分细节的大胆与投入，正是汉代人对生命价值的表征。用高度概括的手法取大势、去繁缛，追求神似，以简练、明快而又古拙的风格，兴趣盎然地投入现实生活，表现人的世界，这种充满艺术活力的艺术格调，这正是处于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期大气磅礴的精神写照，　　汉代的陶俑为追求神情韵致，不讲究细节，对五官、衣纹等只作简单交待，进退俯仰、节奏感强，这与秦俑的一丝不苟的写实形成对比。在汉代动物雕塑中，马奔驰嘶鸣的气势、羊的且行且嗅的温顺，狗警觉凶猛的神态，猪硕腹凹腰的肥重，护雏的母鸡、昂首的公鸡，都抓住了动物最为典型的一瞬，观察入微，表现自如，从气质的表现上张扬其活力，这就是汉代陶塑的魅力所在。　　马在汉代人中，多表现得强壮骄健，神形俱备，头呈方形，鼻宽口方，唇沿如兔，眼如瞪铃，耳如削竹，颈长身短，胸廓发达，腿蹄线条遒劲流利，接近奔突强劲的阿拉伯马系之特点。与秦陶马的头大身长肢短的蒙古型不同，与唐宋马的精致华丽的士大夫情调也不相同。而汉代的陶狗，姿态多样有狂吠、静卧、漫步、疾跑、凝神等，外形夸张，均是决眦瞠目，双耳竖立，两颊肥大，头项粗直。将狗的警觉、凶猛的个性通过局部的夸大而绘声绘色。均以神韵充沛、拙中寓巧而见长。其审美意味在某种程度上与汉大赋感物造端、铺张夸饰之风有异曲同工之妙，具有较为鲜明的纵横捭阖、沉雄豪放的“大美”气象。　　汉代艺术的美学风格　　本文重点评析了汉代艺术的气势与古拙的美学风格，作者在掌握大量艺术史料的基础上，用灵动流畅的笔为我们勾勒出了汉代那充满力量、运动、气势感的艺术品貌。　　阅读本文，注意体会作者在评价这种艺术现象时用了哪些评论方法，起到了什么作用。　　人对世界的征服和琳琅满目的对象，表现在具体形象、图景和意境上，则是力量、运动和速度，它们构成汉代艺术的气势与古拙的基本美学风貌。　　你看那弯弓射鸟的画像石，你看那长袖善舞的陶俑，你看那奔驰的马，你看那说书的人，你看那刺秦王的图景，你看那车马战斗的情节，你看那卜千秋墓壁画中的人神动物的行进行列，……这里统统没有细节，没有修饰，没有个性表达，也没有主观抒情。相反，突出的是高度夸张的形体姿态，是手舞足蹈的大动作，是异常单纯简洁的整体形象。这是一种粗线条粗轮廓的图景形象，然而整个汉代艺术生命也就在这里。就在这不事细节修饰的夸张姿态和大型动作中，就在这种粗轮廓的整体形象的飞扬流动中，表现出力量、运动、速度以及由之而形成的“气势”的美。在汉代艺术中，运动、力量、“气势”就是它的本质。这种“气势”甚至经常表现为速度感。而所谓速度感，不正是以动荡而流逝的瞬间状态集中表现着运动加力量吗?你看那著名的“马踏飞燕”，不就是速度吗?你看那“荆轲刺秦王”，匕首插入柱中的一瞬间，那不也是速度吗?激烈紧张的各种战斗，戏剧性的场面、故事，都是在一种快速运动和力量中以展现出磅礴的“气势”。所以，在这里，动物具有更多的野性。它们狂奔乱跑，活泼跳跃，远不是那么安静驯良。它们根本不像唐代那样尽管威武雄壮却静态伫立。同样，在这里，不管是神话幻想、历史故事或人物形象，虽然有时表面上也是静止形态，却仍然包含着内在的运动、力量的气势感。在这里，人物不是以其精神、心灵、个性或内在状态，而是以其事迹、行动，亦即其对世界的直接的外在关系(不管是历史情节或现实活动)，来表现他的存在价值的。这不也是一种运动吗?正因为如此，行为、事迹、动态和戏剧性的情节才成为这里的主要题材和形象图景。一往无前不可阻挡的气势、运动和力量，构成了汉代艺术的美学风格。它与六朝以后的安祥凝练的静态姿式和内在精神是何等鲜明的对照。　　也正因为是靠行动、动作、情节而不是靠细微的精神面容、声音笑貌来表现对世界的征服，于是粗轮廓的写实，缺乏也不需要任何细部的忠实描绘，便构成汉代艺术的“古拙”外貌。汉代艺术形象看来是那样笨拙古老，姿态不符常情，长短不合比例，直线、棱角、方形又是那样突出、缺乏柔和……，但这一切都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上述运动、力量、气势的美，“古拙”反而构成这种气势美的不可分割的必要因素。就是说，如果没有这种种“拙笨”，也就很难展示出那种种外在动作姿态的运动、力量、气势感了。过分弯的腰，过分长的袖，过分显示的动作姿态……，“笨拙”得不合现实比例，却非常合乎展示出运动、力量的夸张需要。包括直线直角也是如此，它一点也不柔和，却恰恰增添了力量。“气势”与“古拙”在这里是浑然一体的。　　如果拿汉代画像石与唐宋画像石相比较，如果拿汉俑与唐俑相比较，如果拿汉代雕刻与唐代雕刻相比较，汉代艺术尽管由于处在草创阶段，显得幼稚、粗糙、简单和拙笨，但是上述那种运动、速度的韵律感，那种生动活跃的气势力量，就反而由之而愈显其优越和高明。尽管唐俑也有动作姿态，却总缺少那种狂放的运动、速度和气势；尽管汉俑也有静立静坐形象，却仍然充满了雄浑厚重的运动力量。同样，唐的三彩马俑尽管何等鲜艳夺目，比起汉代古拙的马，那造型的气势、力量和运动感就相差很远。天龙山的唐雕尽管如何肌肉凸出相貌吓人，比起汉代“笨拙”的石雕，也仍然逊色。宋画像砖尽管如何细微工整，面容姣好，秀色纤纤，比起汉代来，那生命感和艺术价值也距离很大。汉代艺术那种蓬勃旺盛的生命，那种整体性的力量和气势，是后代艺术所难以企及的。　　形象如此，构图亦然。汉代艺术还不懂后代讲求的以虚当实、计白当黑之类的规律，它铺天盖地，满幅而来，画面塞得满满的，几乎不留空白。这也似乎“笨拙”。然而，它却给予人们以后代空灵精致的艺术所不能替代的丰满朴实的意境。它比后代空灵的美更使人感到饱满和实在。与后代的巧、细、轻相比，它确乎显得分外的拙、粗、重。然而，它不华丽却单纯，它无细部而洗练。它由于不以自身形象为自足目的，就反而显得开放而不封闭。它由于以简化的轮廓为形象，就使粗犷的气势不受束缚而更带有非写实的浪漫风味。但它又根本不同于后世文人浪漫艺术的“写意”。它是因为气势与古拙的结合，充满了整体性的运动、力量感而具有浪漫风貌的，并不同于后世艺术中个人情感的浪漫抒发(如盛唐草书的气势美)。当时民间艺术与文人艺术尚未分化，从画像石到汉乐府，从壁画到工艺，从陶俑到隶书，汉代艺术呈现出来的毋宁更多是整体性的民族精神。如果说，唐代艺术更多表现了中外艺术的交融，从而颇有“胡气”的话；那么，汉代艺术却更突出地呈现着中华本土的音调传统：那由楚文化而来的天真狂放的浪漫主义，那在满目琳琅的人对世界的行动征服之中的古拙气势的美。

中国美学的核心思想

中华美学精神可以从一些人物方面和一些思想一些道德观念来判别。

可以从七个层面分别是爱国敬业文明以及社会金矿。

中华美学呢涉及到对人类的灵魂的探索过程。例如咱们说精卫填海，那么他向往的一个自由向往的一个人间的团聚过程。美好的幸福生活，所以中华的美学从故事里面就可以得到。发展。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美有很多种，我觉得我们中国的美，就是真、善、美三者！

什么是东方文化的核心思想

儒释道三家，只要你精通这三家就掌握了核心思想体系

希腊

最早的事苏格拉底，他主张探索人心，以善为美，后来他的徒弟柏拉图还有后一代的亚里士多德，都为西方文化做出了贡献。

其实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含义来说文化是谁塑造的，只能说文化是很多学者来要化成的。文化不是一个人的文化，是全世界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