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岩茶具有绿茶之清香，红茶之甘醇，是乌龙茶中的极品。
茶文化从广义上讲，分茶的自然科学和茶的人文科学两方面，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与茶有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着重于茶的人文科学，主要指茶对精神和社会的功能。由于茶的自然科学已形成独立的体系，因而，现在常讲的茶文化偏重于人文科学。 随着茶文化的兴起，各地茶艺馆越办越多。国际茶文化研讨会已开到第五界，吸引了日、韩、美、斯及港台地区纷纷参加。各省各市及主产茶县份份主办“茶叶节”，如福建武夷市的岩茶节、云南的普洱茶节，浙江新昌、泰顺、湖北英山、河南信阳的茶叶节不胜枚举。都以茶为载体，促进全面的经济贸易发展。 1 三国以前的茶文化启蒙 很多书籍把茶的发现时间定为公元前2737-2697年，其历史可推到三皇五帝。东汉华佗《食经》中：“苦茶久食，益意思”记录了茶的医学价值。西汉以将茶的产地县命名为“荼陵”，即湖南的茶陵。到三国魏代《广雅》中已最早记载了饼茶的制法和饮用：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茶以物质形式出现而渗透至其他人文科学而形成茶文化。 2 晋代、南北朝茶文化的萌芽 随着文人饮茶之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走入文化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作用。 3 唐代茶文化的形成 780年陆羽著《茶经》，是唐代茶文化形成的标志。其概括了茶的自然和人文科学双重内容，探讨了饮茶艺术，把儒、道、佛三教融入饮茶中，首创中国茶道精神。以后又出现大量茶书、茶诗，有《茶述》、《煎茶水记》、《采茶记》、《十六汤品》等。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禅教的兴起有关，因茶有提神益思，生精止渴功能，故寺庙崇尚饮茶，在寺院周围植茶树，制定茶礼、设茶堂、选茶头，专呈茶事活动。在唐代形成的中国茶道分宫廷茶道、寺院茶礼、文人茶道。 4 宋代茶文化的兴盛 宋代茶业已有很大发展，推动了茶叶文化的发展，在文人中出现了专业品茶社团，有官员组成的“汤社”、佛教徒的“千人社”等 。宋太祖赵匡胤是位嗜茶之士，在宫庭中设立茶事机关，宫廷用茶已分等级。茶仪已成礼制，赐茶已成皇帝笼络大臣、眷怀亲族的重要手段，还赐给国外使节。至于下层社会，茶文化更是生机活泼，有人迁徙，邻里要“献茶”、有客来，要敬“元宝茶”，定婚时要：“下茶”，结婚时要“定茶”，同房时要“合茶”。民间斗茶风起，带来了采制烹点的一系列变化。 5明、清茶文化的普及 此时已出现蒸青、炒青、烘青等各茶类，茶的饮用已改成“撮泡法”，明代不少文人雅士留有传世之作，如唐伯虎的《烹茶画卷》、《品茶图》，文徵明的《惠山茶会记》、《陆羽烹茶图》、《品茶图》等。茶类的增多，泡茶的技艺有别，茶具的款式、质地、花纹千姿百态。到清朝茶叶出口已成一种正式行业，茶书、茶事、茶诗不计其数。 6 现代茶文化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茶叶从1949的年产7500T发展到1998年的60余万T。茶物质财富的大量增加为我国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982年，在杭州成立了第一个以宏扬茶文化为宗旨的社会团体--“茶人之家”，1983年湖北成立“陆羽茶文化研究会”，1990年“中国茶人联谊会”在北京成立，1993年“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在湖洲成立，1991年中国茶叶博物馆在杭州西湖乡正式开放。1998年中国国际和平茶文化交流馆建成。 唐代陆羽《茶经》称"茶之饮,发乎神农"。传说"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中国是发现与利用茶叶最早的国家，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茶树原产于中国的西南部，云南等地至今仍生存着树龄达千年以上的野生大茶树。四川、湖北一带的古代巴蜀地区据历史的记载是中华茶文化的发祥地。从唐代、宋代至元、明、清时期，茶叶生产区域不断扩大，茶文化不断发展，并逐渐传播至世界各地。茶，这一古老的饮料，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茶的发现与利用 中国是茶的故乡。经过漫长的历史跋涉，现在茶已经在全世界50多个国家中扎下了根，茶叶已经成为风靡世界的三大无酒精饮料之一。 如以神农时代开始算起，在中国，茶的发现和利用始于原始母系代族社会，距今大约有五六千年的历史了。 1、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与茶的发现 神农，也就是远古三皇之一的炎帝，相传在公元前2700多年以前的神农时代。神农为了给人治病，经常到深山野岭去采集草药，他不仅要走很多路，而且还要对采集的草药亲口尝试，体会、鉴别草药的功能。 有一天，神农在采药中尝到了一种有毒的草，顿时感到口干舌麻，头晕目眩，他赶紧找一棵大树背靠着坐下，闭目休息。这时，一阵风吹来，树上落下几片绿油油的带着清香的叶子，神农随后拣了两片放在嘴里咀嚼，没想到一股清香油然而生，顿时感觉舌底生津，精神振奋，刚才的不适一扫而空。他感到好奇怪，于是，再拾起几片叶子细细观察，他发现这种树叶的叶形、叶脉、叶缘均与一般的树木不同。神农便采集了一些带回去细细研究。后来，就把它命名为"茶"。 2、茶的文字及其演化传播 ⑴茶字的由来 在古代史料中，茶的名称很多，但"茶"则是正名，"茶"字在中唐之前一般都写作"荼"字。"荼"字有一字多义的性质，表示茶叶，是其中一项。由于茶叶生产的发展，饮茶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茶的文字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因此，民间的书写者，为了将茶的意义表达得更加清楚、直观，于是，就把"荼"字减去一划，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茶"字。"茶"字从"荼"中简化出来的萌芽，始发于汉代，古汉印中，有些"荼"字已减去一笔，成为"茶"字之形了。 ⑵茶的各种称呼、字形及其传播 中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因而在语言和文字上也是异态纷呈，对同一物，有多称呼，对同一称呼又有多种写法。 在古代史料中，有关茶的名称很多，如:荈诧、瓜芦木、荈、皋芦、檟、荼、茗、茶到了中唐时，茶的音、形、义已趋于统一，后来，又因陆羽《茶经》的广为流传，"茶"的字形进一步得到确立，直至今天。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方言的原因，同样的茶字，在发音上也有差异。如: 福州发音为ta 厦门、汕头发音为:de 长江流域及华北各地发音为chai、zhou、cha等。 少数民族的发音差别较大，如:傣族发音为:a 贵州苗族发音为chu、a 世界各国对茶的称谓，大多是由中国茶叶输出地区人民的语音直译过去的。如日语的"チセ"和印度语对茶的读音都与"茶"的原音很接近。俄语的"чай"与我国北方茶叶的发音相近似。英文的"ea"、法文的"he"、德文的"thee"、拉丁文的"hea"都是照我国广东、福建沿海地区的发音转译的。此外，如奥利亚语、印地语、乌尔都语等的茶字发音，也都是我国汉语茶字的音译。 从茶字的演变与确立，到世界各地的有关茶的读音，无不说明，茶出自中国，源于中国，中国是茶的原产地。 普洱茶是在云南大叶茶基础上培育出的一个新茶种。普洱茶亦称滇青茶，原运销集散地在普洱县，故此而得名，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它是用攸乐、萍登、倚帮等11个县的茶叶，在普洱县加工成而得名。 普洱茶的产区，气候温暖，雨量充足，湿度较大，土层深厚，有机质含量丰富。茶树分为乔木或乔木形态的高大茶树，芽叶极其肥壮而茸毫茂密，具有良好的持嫩性，芽叶品质优异。采摘期从3月开始，可以连续采至11月。在生产习惯上，划分为春、夏、秋茶三期。采茶的标准为二三叶。其制作方法为亚发酵青茶制法，经杀青、初揉、初堆发酵、复揉、再堆发酵、初干、再揉、烘干8道工序。 普洱茶有散茶与型茶两种。在古代，普洱茶是作为药用的。其品质特点是：香气高锐持久，带有云南大叶茶种特性的独特香型，滋味浓强富于刺激性；耐泡，经五六次冲泡仍持有香味，汤橙黄浓厚，芽壮叶厚，叶色黄绿间有红斑红茎叶，条形粗壮结实，白毫密布 茶叶产业是云南的重要传统优势产业。推进茶叶产业的发展，对提高云南省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带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应该发挥茶资源优势，加强茶文化研究，开展茶文化旅游，促进云南省旅游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转变观念，发挥优势，把握旅游业发展新机遇 旅游是人类文明的一种现象，现代旅游既是经济消费，更是文化消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和文化素养的提高，旅游的需求发生了变化，即由观光为主到集观光与休闲娱乐为—体文化的含量越来越高。这一深刻的变化，对旅游的内容和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文化旅游应运而生。人们开始重视文化旅游，研究文化旅游。 云南文化，在中华文化中有其显著的个性特征。多年来云南旅游业蓬勃发展，成为旅游人省，究其原因除独具特色的自然风光外，与民族文化的多姿多彩关系极大。当前，文化旅游的发展是云南旅游业发展的一个新机遇。 茶文化是中华优秀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茶不仅是一种饮料，更是一种令人回味无穷、悠长深厚的大众文化。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茶文化显现出灿烂夺目的光彩。以茶作诗、以茶作画，以茶歌舞，以茶会友，以茶健身、以茶休闲，已逐渐成为民众崇尚之风。茶中有道，道就是饮茶修身，品茶养性，达到人格上的完善，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和谐是茶文化的灵魂，在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茶文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以茶产地尤其是名茶产地的山水景观和人文景观、茶文化的历史遗痕和艺文韵迹、以茶树和茶艺的地方特色、以茶制品的千姿百态为内容的旅游，构成了茶文化旅游。云南是茶树原产地，茶叶种植遍布全省15个州(市)，ll0个县(市、区)，面积300万亩，600万农业人口种茶，涉茶人数上千万，可谓“衣食百万户，惠及千万人”的产业。茶文化旅游的开展，作为茶文化的一种活动，将使茶文化逐渐成为一种新的产业，对增加农民的收入，促进云南茶产业的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抓住重点，突出特色，形成茶文化旅游的新内容 云南是世界闻名的普洱茶产地，普洱茶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茶文化资源得天独厚、丰富多彩。根据云南茶文化资源的实际，发展茶文化旅游应该抓住重点，突出特色。 遗产文化。茶在云南分布极广，集中在滇西南，中心在澜沧江中下游。滇西南茶区以昆明为中心，怒山、无量山、哀牢山三大山脉和怒江、澜沧江、红河三大水系由北向南呈扇形展开，这里：土地肥沃、日照充足、山高雾大，适宜茶树生长。在这块沃土上，生长着几十万亩的千年野生古茶树、过渡型古茶树和栽培型古茶树、古茶园，还有几百万亩现代茶园，它们是大自然和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是宝贵的自然、文化遗产，是茶树的基因库，是茶文化的“博物馆”。 中国茶文化的一个特点是名山名水多名茶，诸如庐山云雾茶、恒山石廪茶、武夷山大红袍、西湖龙井茶、黄山毛峰茶等。滇西南也不乏名山大川，也出好茶，如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千家寨哀牢山上的野生古茶树群落，凤庆县小湾香竹箐的千年古茶树，双江县勐库大雪山千年古茶树群落，澜沧拉枯族自治县邦崴、景迈山的千年古茶树、万亩古茶园，勐海南糯山的千年古茶树、古茶园，普洱茶圣地古六大茶山“山山有茶树，处处有茶农”的盛况。这些都是云南茶文化的物质形态，既是宝贵的自然、文化遗产，也是天然的旅游景点。在这些地方开展茶文化旅游，游山玩水与晶茶休闲结合，既提升了云南山水的经济价值，又给人予独特的享受。 遗迹文化。云南茶文化底蕴深厚，茶文化遗迹异常丰富，保护和开发这些茶文化遗迹，可以让茶文化旅游充满历史文化的色彩。 一条从无量山脉的六大茶山起步，穿越滇、藏、川大三角地带的原野丛林，以传播普洱茶文化为特征的茶马大通道，古老而又神秘。这条上千年的古代茶马大通道，可作为人们探险求奇旅游的内容。 这条古代茶马大通道上分布着灿若繁星的古村镇，如易武，普洱、黑井、鲁史、巍山、腾冲、田江、丙中洛、香格里拉等上百个古村镇。这些古村镇，有的已列入世界遗产，有的已列为历史名城、名镇，而有的至今还原生态地躺在古道深山。遗留在古城中的大量石碑、牌匾、寺庙等艺文韵迹是茶文化研究的源泉，可成为开展茶文化旅游的重要内容。 饮茶文化。茶文化作为一种以物质为基础的社会现象，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云南茶区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加之纵横交错的江河，山脉的阻隔和分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原生态的茶文化。就茶饮文化来说，各民族异彩纷呈：布朗族饮用煮青竹茶，彝族、苗族喜欢饮用盐巴茶，哈尼族劳动、待客用火罐茶、土锅茶，拉祜族劳动时喜欢饮大锅茶、在家喜欢饮烤茶，佤族待客用铁板烧茶，傣族待客用竹简茶。即使是同一民族，不同的地域还有不同的饮茶习俗。开发各民族饮茶文化，观赏多姿多彩的民俗茶艺、民族服饰、茶歌茶舞，品尝各具特色的茶点、茶莱，会给游客无穷的乐趣，给旅游以强劲的生机。 工艺文化。云南茶山人民在千百年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普洱茶特有的传统生产工艺，至今仍有重要的技术和文化价值。 云南茶叶的生产加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1300多年。千百年来，尽管社会形态、经济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传统普洱茶的加工技术、生产工具，产品标准，甚至茶饮习俗，至今都还在延续。普洱茶这种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制作工艺，千姿百态的产品，充满传奇色彩的茶饮，对游人充满诱惑力、吸引力。开发普洱茶的工艺文化旅游，让游客到古茶山采茶、用传统工艺制茶。在古茶序品茶、以各种民俗饮茶、会给予游客新鲜，休闲的愉悦。 信仰文化。根据有关专家考证，我国以茶祭祀始于两晋以后，这是一种信仰文化。在人类发展史上，相信人与动物、植物或其他物件有亲缘关系的信仰观和物崇拜，对茶信仰文化的出现产生过重要影响．人们对茶叶利益的追求导致对茶树的崇拜，又发展为对茶王树的崇拜，从而将崇拜推向新的高度和境界。茶崇拜、茶信仰文化是云南省茶文化的一大特色。 深化认识，统筹规划，积极发展茶文化旅游 茶文化旅游既是一种文化活动，又是一种经济现象。开展茶文化旅游，有利于弘扬中华文明，传播先进文化，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可使山区人民脱贫，使农村经济发展。茶文化旅游是建设民族文化、发展绿色经济的一个较好的结合点，是云南省茶产业和旅游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性，全局性的工程。最近，省政府确定了加快茶叶发展的目标，提出把茶叶培育成继“云烟”、“云花”之后的又—个重要品牌，成为全国乃至世界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知名晶牌。有关部门应当围绕这一目标，明确茶文化旅游发展思路，作出规划。 开展云南茶文化旅游，在内容上要突出特异性，做到“稀、奇、古、怪”。“稀”就是打好普洱茶这张稀有牌，把它作为云南茶文化旅游的大名片，围绕普洱茶、滇红茶和下关沱茶为主导的三大品牌来经营：“奇”就是宣传普洱茶奇特的口味、奇特的功效；“古”就是让游人观看古茶树、古茶镇、古茶道等古遗迹，体味古茶文化的无穷余韵：“怪”就是让游人参与到茶事中，做采茶人、当制茶工，享受云南“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乐趣。 茶文化旅游景观的建设可以按“点、线，面”的布局进行设计。“点”是以昆明为中心，沿昆曼和滇缅公路上的城市来布局茶馆文化景点。茶馆(茶楼、茶坊等)文化在我国已有上千年历史，茶馆既是茶文化的重要形式，又是经济、贸易洽谈的好去处，是具有特色的娱乐场所，也是茶文化旅游的重要景观。当前，昆明等城市茶馆很多，但内容单一，缺乏文化含量，缺乏有影响力的社团开展大型的茶事活动。为此，应在昆明建设一个规模大、档次高、功能全，辐射广、带动力强，集文化、商贸、旅游为一体的“云南茶文化大观园”，其他城市也应布局茶馆文化景点，使我省的城市旅游与茶文化相结合，进一步提升城市的旅游价值，使城市的形象增添文化色彩。“线”是以滇藏茶马古道和澜沧江为主线，开辟茶文化走廊，开展茶文化旅游。“面”是设4个旅游景区：即以古茶山、古茶镇、传统七子饼茶加工为内容的古六大茶山旅游景区：以古茶山、茶科所、勐海茶厂为内容的旅游景区；以滇红茶、古茶树、风庆茶厂为内容的旅游景区：以古茶树、现代万亩茶园、普洱茶厂为内容的旅游景区，在这些景区建设一批茶文化生态休闲景点。在茶文化旅游景点的建设中，要坚持科学发展观，注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的统一，文化旅游和观光旅游的统一，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楼主 是武夷学院的吧 呵呵 可惜明天就要交啦 自保有余 救人不足啊 安息吧 一楼的不会是老师吧 这么牛啊 都追到百度上来啦 我的搞定了 自求多福吧
武夷山与朱子游道 【摘要】南宋理学家、教育家朱熹是东方文化圣哲，他的学说被称为后孔子主义(Noeo-Confuciansm)。朱熹一生有四五十年生活在武夷山，游遍了武夷山的山山水水。文章探讨朱熹在武夷山旅游活动所蕴含的游道，以便引起世人对这位哲人旅游活动与旅游思想的关注与思考。 【关键词】武夷山；朱熹；游道；旅游文化 在旅游文化领域讲究旅游理蕴与艺术，称之为游道。朱熹作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对旅游也情有独钟。奇秀甲于东南的武夷山水、杂五方之俗的地方风土人情和儒、释、道三家合流的文化氛围孕育出了朱熹的游观意境。本文试就其游道进行概括与浅析，以期抛砖引玉。 一、“书史之外，酷爱山水”——悠游有度 宋代的经济、文化繁荣，旅游活动盛极一时。风景佳处楼台、亭榭广泛建立，僧侣们在名山胜地开山创寺，修筑道路，旅游设施日趋完备。士人漫游成风 ，甚至到了贫者也解质借兑，带妻挟子，竟日嬉游，不醉不归的地步。 朱熹一生也爱好旅游，他曾说过：“予少好佳山水异甚。”[1]又说“书史之外，酷爱山水”。[1]但朱熹不同于苟且于淫奢旅游生活的病态旅游者，他并未耽于游乐，讲求旅游适度，秉持中庸而不丧志。他强调说：“那个优游和缓，须是做得八九分成了，方使得。”[1]而且是“令稍稍虚闲，依旧自要读书。”[1]有一次，他打点行装准备出游，这时收到好友吕祖谦的来信说要来他这里，朱熹认为，中辍山水之兴，虽未忘然，但杜门省事，未必不佳。正如清代董天工所说，在武夷山，朱熹“自辟（武夷）精舍，令从游者诵习其中，亦惟是山闲静，远少世纷，可以专意肆力于身心问学中，非必耽玩山水之胜。”[2]由此可见，朱熹不因游乐而废其时，只是把旅游作为学习、著述、讲学生活的调济。 二、“狂奴心事只风雩”——畅游有风 春秋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讲求旅游，形成了舞雩之风。《论语·先进》记载，暮春的时候，春服既成，孔子带着学生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在沂河洗洗澡，在求雨的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唱着歌回家。它描绘了孔子与学生们春游的愉快情景，这也是孔子及弟子们所向往的。 为什么孔子把登高山，嬉沂水作为志向呢？这验证了他“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的话。圣人往往比德于山水，孔子认为，山本身就象个宽厚的母亲，她出云播雨，繁衍鸟兽，滋生草木，有广泽人世之德；群山体大势高，稳重厚实，永不衰竭，有崇高之意与万寿之心。大山是伟大、恬静、仁厚的，符合仁者的生活信条。而“道”几乎接近于水，也就是说，水的形态变化多端、水的性质阴柔又刚强，它本身是一个丰富的知识体系。它的流变符合智者的认知活动过程，自然为智者所乐。 朱熹仰慕孔子的那种游兴，承续其畅游的遗风，发出了“狂奴心事只风雩”[1]的慨叹，把孔子当作效仿的榜样，从而形成幔亭之风。正如朱熹的朋友韩元吉所说：“吾友朱元晦居于五夫里，去武夷一舍而近。若其外圃，暇则游焉。舆其门生弟子挟书而诵，取古诗三百篇及楚人之辞，哦而歌之，萧洒啸咏，留必数日，盖山之乐，悉为元晦之私也。”[31]这说明朱熹居崇安五夫时，就已把几十里外的武夷山当作后花园了，闲暇时常与门生偕游，徜徉泉石间，体会泛舟九曲，畅游诸峰的乐趣。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主管武夷山幔亭峰麓的冲佑观及淳熙十年（1183年）在五曲建武夷精舍后，讲学论道之余，更是尽得山中之乐。朱熹这样做并不象道士，遁藏山谷，服气如芝。而是为了“以学行其乡，善其徒”，“元晦既有以识之，便咸自得其幔亭之风。”[1] 朱熹“近山思无穷，临水心未厌”[1]，从观想武夷山水动静中建立起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在《武夷精舍杂咏并序·仁智堂》中写道：“我惭仁智心，偶自爱山水。苍崖无古今，碧涧日千里。”[1]诗中委婉地表达了自号仁智堂主的朱熹既仁且智的博大心胸。 三、“弱龄慕丘壑，兹山屡游盘”——屡游不厌。 朱熹从武夷山五夫里到临安参加省试前，曾作《远游篇》：“愿子驰坚车，躐险摧其刚。”“朝登南极道，暮宿临太行。睥睨即万里，超忽凌八荒”。[1]他提倡旅游，奉劝世人不要裹足不前，终日独守空堂。诗中抒发自己年轻气盛，想游历四方的抱负和豪兴。朱熹一生游踪遍及中国半壁。 但是后来当他的好友吕祖谦写信邀他游浙江天台山，朱熹倦游此山，说：“书到令人愁，此山岂不幽？何必赋远游？”[1]因而朱熹更多的是以武夷山五夫家或以武夷精舍为中心的近游。他对所钟爱的山水不以一次游历为满足。象离五夫家七里远的仙洲山密庵及武夷山景区都是朱熹百游不厌的地方。密庵古木四合，泉石甚胜，绕涧百余步有昼寒亭，附近有瀑布，且住着高僧道谦。朱熹多次登临且还师事道谦学佛理，并常在这里吃斋饭。“弱龄慕丘壑，兹山屡游盘”[1]，说明他常来这里游玩，甚至到了仙梦肯来游的地步。他留下了大量的旅游诗文，描绘了仙洲山的险峻、密庵与昼寒亭的静谧及瀑布的奇绝。 朱熹不怕旅途的艰辛，往往旧游或重寻。他曾与学友门人数人早发五夫潭溪，夜登建阳云谷山，冒雨登建阳龙湖山，一日行程百余里。因为泉石的招引，使他忘记了旅途的疲劳。他知道无数风光在险峰的道理，因而寄语后来人，勿辞行路难。后来，他干脆在云谷山上筑“晦庵”，流连山间。林泉之胜、思想的自由及归途还可采薇蕨、蔬笋等乐趣，使他苦游不畏。朱熹具备如林语堂所说的胸中一幅别才，眉下一幅别眼，对旅游活动有较高的山水审美水平，故地重游每每有新的发现、新的感受。他能够随着一路景物的不同，时序的不同，随处留情随处乐，因而就不怕旅途的辛苦和屡次重游了。 四、“便将旧友寻山去，更喜新诗取意成”——游辞有艺 朱熹游目聘怀，题诗唱酬。他的武夷旅游诗雅赏风景，格调清新，情景交融，空灵轻逸，形神兼备，词意隽永，令人回味无穷。 首先，他善用比喻来摹写物态特征，使之精当、新颖、富有美感，既有形似之感，更兼传神之妙。例如《天柱峰》中“屹然天一柱，雄镇斡维东。”把大王峰比作天柱，突出了它的气势。把密庵瀑布比成“白龙飞下郁兰天”，[1]可谓形神俱显，活灵活现，令人心动魄摇，增加了艺术美感与诱人魅力。其次，他善用衬托的手法描绘他物，以对所咏之物起陪衬或烘托作用，收到较好的艺术效果。如《游密庵分韵赋诗得清字》：“误落尘中岁序惊，归来犹幸此身轻。便将旧友寻山去，更喜新诗取意成。晚翠乍看浑欲滴，寒流重听不胜清，个中有趣无人会，琴罢尊空月四更。”[1]通过寒流、四更月、辞官归乡、旧友，来衬托出“清”的气氛及无官一身轻而悠游、弹琴、赋诗、饮酒的闲适之情。再者，朱熹还善用拟人的手法来活化毫无生命之物，从而闪耀出不凡的光彩。如《九曲棹歌》描摹武夷山的玉女峰：“二曲亭亭玉女峰，插花临水为谁容？”[1]把一座山峰人格化了，描绘成婷婷玉立插花打扮的少女，突出了玉女峰的神韵。最后，朱熹旅游诗中也融入了丰富的典故和民间传说。如《九曲棹歌》中有：“虹桥一断无消息，万壑千岩锁翠烟。”“三曲君看架壑船，不知停棹几何年？”[1]就用到了“仙人葬”的神话传说。朱熹的旅游诗状物写景准确而形象，细致而生动，悠然与神谋，表现出作者精细的观察能力和运用语言的功夫,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五、“不学飞仙术，累累丘冢多”——穷游尽理 朱熹旅游振策寻源，往往直到山中无往躅才肯罢休。他在游赏山水中没有忘记探求人生和自然的种种哲理。作为儒、释、道三教同山的武夷山，深山穷谷中有不少道士、释子。一方面，朱熹心存仰慕，“飘飘学仙侣，遗世在云山”；另一方面对他们这种做法又不无表示怀疑，“我欲往从之，脱履谋非难。但恐逆天道，偷生讵能安？”他又说：“眷言羽衣子，俛仰曰婆娑。不学飞仙术，累累丘冢多”。[1]作为入世的理学家，他显然不同意佛、道的出世偷安的做法，但对他们的人格还是持褒意的。他说“是其绝灭伦类，虽不免得罪于先王之教，然其视世之贪利冒色沉溺而不厌者，则既贤矣。”[1] 朱熹寄情于山水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态度的反映。《论语·泰伯》里有孔子一句政治名言，叫“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朱熹浙东辞官归来退居武夷山讲学著述是他历来现实中四处碰壁后的另一种更深远的进取。他的喟叹“吾道不行”恰如孔子周游列国后的“道不行，乘槎浮于海”的决绝之言。好友陆游的诗“天下苍生未苏息，忧公遂与世两忘”吐露了对朱熹从此与世相忘的担心。而朱熹的《感春赋》提到的“悟往哲之明训”[1]回答了他想通过讲经宣道救世的愿望。 朱熹寓学、寓教于游，让学生亲近自然，把旅游当作求知的课堂。在《武夷图序》一文中，记录了他对“悬棺葬”进行的实地考察，“两岸绝壁人迹不到处，往往有枯杈插石罅间，以庋船棺之属”，世传为仙人葬处，披上了一层迷信的色彩。朱熹则大胆指出：“旧记相传诡妄，不足考信”，[1]而认为它是道阻未通、川雍未决时夷落所居。他在历史上第一次对悬棺提出了比较符合科学的独立见解。 朱熹认为世上万物皆有其理，通过旅游可以达到了健身的效果。在游云谷诗中他呤到：“沉疴何当平，膏肓今自砭。” [1]他平生三伏天不再出游，而是躲进深山避暑，为的是不欲暑行劳人，力争不伤不损。他穷游山中，往往循涧跻危蹬，披云得胜游，在游历观赏山水中领略玄趣，与月为朋与云为友，与环境合为一，从而达到物我相通、天人合一、独游不孤的精神境界，可谓因游及理，因景言理。 六、“共说新亭好，真堪妙墨留”——纪游不朽 朱熹观山临水有以诗文纪游的习惯，他在咏仙洲新亭的诗中吟到：“若无诗律好，清绝不成欢”、“共说新亭好，真堪妙墨留”[1]就说明这一点。他孜孜以求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的旅游诗，如《武夷精舍杂咏·并序》、《九曲棹歌》、《武夷七咏》、《过武夷作》、《游密庵》、《密庵瀑布》等等，为我们勾勒了宋代武夷山水风景图，其中《九曲棹歌》更是被后世尊为武夷首唱的千古之作。 朱熹也留下了一些题赞。如武夷山吴屯瑞岩寺为唐代高僧扣冰祖庭。扣冰俗姓翁，名藻光，因能在严冬扣冰而浴，故称其抑制情感的“惺惺”之说与朱熹“灭人欲”之说相近，朱熹对其大为赞，并曾策杖寻访遗迹，除了写有《咏瑞岩寺》诗外，也留下了对配祀的唐、葛、周三将军的题赞，这些都表达了朱熹对这些神灵的崇敬之情。 朱熹在武夷山还留下了十几处之多的匾额和刻石。水帘洞为武夷三先生刘子翚、胡宪、刘勉之讲学处，朱熹也曾在此受教，为纪念先贤，朱熹题有“百世如见”匾额挂于祠中。在武夷山一线天附近，有“天心明月”摩崖题刻。明月倍受朱子垂青，这大概是因其品行高洁及受月印万川启发，形成朱子理学“理一分殊”结论的缘故。此外如还有五曲“逝者如斯”石刻，下梅邹氏家祠“爱莲堂”匾等等。这些题刻给武夷山留下了永恒的历史文化魅力。 总之，朱熹对武夷山旅游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并形成自己的旅游之道。他赋予旅游更多的主观感受，以前很少涉及的山水在他的笔下得到了反映；其旅游有审美能力与意境领悟上的精进；他的旅游活动融入个人、国家和民族的遭际，从而丰富了武夷山旅游文化的内涵。明代周忱在他的《小西天游记》中说：天下山川，好之者未必能至；能至者未必能言；能言者未必能文。能至是旅游的第一境界，能至才能享受，才能领悟；能言，即善于向人说出旅游的审美体验和感受，为旅游第二境界；能文为旅游的最高境界，只有能文才能感受深刻，才能传之久远。朱熹既能至又能言又能文，他的旅游活动已达很高的境界。我们有必要对其旅游活动及其思想进行挖掘，对其遗迹进行整理、保护。 参考文献 [1]朱杰人主编朱子全书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董天工武夷山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 [3]建阳蔡氏九儒研究会考亭紫阳朱氏总谱[M]建阳：第三印刷厂，2000． [4]金良年论语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5]沈祖祥主编旅游文化概论[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 [6]林语堂林语堂著译人生小品集[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 仅供参考，请自借鉴。 希望对您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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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 你是武夷学院的吧 告诉你 在学校图书馆网站 cnki中国知网 等 有相当多的资料。非校园网时用不了）可以参考综合下写一篇
武夷山盛名岩茶，其产品主要分为：水仙、肉桂及大红袍和名丛、奇种这么五个系列。每个系列当中又分出很多不同的品质。1、肉桂。其属于灌木型，中叶类的晚生种，无性系。成品的肉桂茶叶香气比较浓郁酷似桂皮香。冲泡开来后其茶味醇厚中带有甘爽，又略带刺激性。茶汤的颜色呈现为金黄透明色。2、水仙，属于小乔木型，大叶类的晚生种。成品的水仙茶其叶背会有沙粒，茶叶的基脉宽扁比较明显。茶汤浓而醇厚，酷似朱砂的红边比较明显，也很耐泡。3、名丛，灌木型的中叶类晚生种茶叶。其成品带有天然的花香细而悠长。茶汤之中带有岩茶独有的韵味。大部分的名丛带有野茶的风味。4、奇种，是以当地的采茶为原料经过加工而成。成品的茶叶虽然带有天然的花香但却不是很强烈。其最大的特点便是就算与其他的茶叶相拼配，口感不但不会盖过其它茶，反而还会提高其茶水的口感。
6月12到15日在省科技馆将开幕“省首届茶文化艺术博览会”，将有全国各地的展商参展，你也许在会上能找到相关的资料
中国是茶的故乡，制茶、饮茶已有几千年历史，名品荟萃，主要品种有绿茶、红茶、乌龙茶、花茶、白茶、黄茶。茶有健身、治疾之药物疗效，又富欣赏情趣，可陶冶情操。品茶、待客是中国个人高雅的娱乐和社交活动，坐茶馆、茶话会则是中国人社会性群体茶艺活动。中国茶艺在世界享有盛誉，在唐代就传入日本，形成日本茶道。 饮茶始于中国。茶叶冲以煮沸的清水，顺乎自然，清饮雅尝，寻求茶的固有之味，重在意境，这是茶的中式品茶的特点。同样质量的茶叶，如用水不同、茶具不同或冲泡技术不一，泡出的茶汤会有不同的效果。我国自古以来就十分讲究茶的冲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泡好茶，要了解各类茶叶的特点，掌握科学的冲泡技术，使茶叶的固有品质能充分地表现出来。 中国人饮茶，注重一个“品”字。“品茶”不但是鉴别茶的优劣，也带有神思遐想和领略饮茶情趣之意。在百忙之中泡上一壶浓茶，择雅静之处，自斟自饮，可以消除疲劳、涤烦益思、振奋精神，也可以细啜慢饮，达到美的享受，使精神世界升华到高尚的艺术境界。品茶的环境一般由建筑物、园林、摆设、茶具等因素组成。饮茶要求安静、清新、舒适、干净。中国园林世界闻名，山水风景更是不可胜数。利用园林或自然山水间，搭设茶室，让人们小憩，意趣盎然。 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很重礼节。凡来了客人，沏茶、敬茶的礼仪是必不可少的。当有客来访，可争求意见，选用最合来客口味和最佳茶具待客。以茶敬客时，对茶叶适当拼配也是必要的。主人在陪伴客人饮茶时，要注意客人杯、壶中的茶水残留量，一般用茶杯泡茶，如已喝去一半，就要添加开水，随喝随添，使茶水浓度基本保持前后一致，水温适宜。在饮茶时也可适当佐以茶食、糖果、菜肴等，达到调节口味和点心之功效。 中国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是茶的故乡，是世界上最早发现茶树、利用茶叶和栽培茶树的国家。茶树的起源至少已有六七万年的历史。茶被人类发现和利用，大约有四五千年的历史。 茶的利用最初是孕育于野生采集活动之中的。古史传说中认为“神农乃玲珑玉体，能见其肺肝五脏”，理由是，“若非玲珑玉体，尝药一日遇十二毒，何以解之？”又有说“神农尝百草，日遇十二毒，得荼而解之。”两说虽均不能尽信，但一灵缕微弱的信息却值得注意：“荼”在长久的食用过程中，人们越来注重它的某些疗病的“药”用之性。这反映的是一种洪荒时代的传佚之事。 依照《诗经》等有关文献记录，在史前期，“荼”是泛指诸类苦味野生植物性食物原料的。在食医合一的历史时代，茶类植物油的止渴、清神、消食、除瘴、利便等到药用功能是不难为人们所发现的。然而，由一般性的药用发展为习常的专用饮料，还必须有某种特别的的因素，即人们实际生活中的某种特定需要。巴蜀地区，向为疾疫多发的“烟瘴”之地。“番民以茶为生，缺之必病。”（清·周蔼联《竺国游记》卷二）故巴蜀人俗常饮食偏辛辣，积习数千年，至今依然。正是这种地域自然条件和由此决定的人们的饮食习俗，使得巴蜀人首先“煎茶”服用以除瘴气，解热毒。久服成习，药用之旨逐渐隐没，茶于是成了一种日常饮料。秦人入巴蜀时，见到的可能就是这种作为日常饮料的饮茶习俗。 茶由药用转化为习常饮料，严格意义的“茶”便随之产生了，其典型标志便是“茶”（cha）音的出现。郭璞注《尔雅·释木》“槚”云：“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茶，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可见，汉时“荼”字已有特指饮料“茶”的读音了，“茶”由“荼”分离出来，并走上了“独立”发展道路。但“茶”字的出现则是伴随茶事的发展和商业活动的日益频繁，直到中唐以后的事，也正符合新符号的产生后于人们的社会生活这样一种文字变化的规律。 中国从何时开始饮茶，众说不一，西汉时已有饮茶之事的正式文献记载，饮茶的起始时间当比这更早一些。茶以文化面貌出现，是在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 茶文化从广义上讲，分茶的自然科学和茶的人文科学两方面，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与茶有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着重于茶的人文科学，主要指茶对精神和社会的功能。由于茶的自然科学已形成独立的体系，因而，现在常讲的茶文化偏重于人文科学。 ▲三国以前的茶文化启蒙 很多书籍把茶的发现时间定为公元前2737-2697年，其历史可推到三皇五帝。东汉华佗《食经》中：“苦茶久食，益意思”记录了茶的医学价值。西汉以将茶的产地县命名为“荼陵”，即湖南的茶陵。到三国魏代《广雅》中已最早记载了饼茶的制法和饮用：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茶以物质形式出现而渗透至其他人文科学而形成茶文化。 ▲晋代、南北朝茶文化的萌芽 随着文人饮茶之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走入文化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作用。两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业已形成，不仅帝王、贵族聚敛成风，一般官吏乃至士人皆以夸豪斗富为荣，多效膏梁厚味。在此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养廉”的问题。于是，出现了陆纳、桓温以茶代酒之举。南齐世祖武皇帝是个比较开明的帝王，他不喜游宴，死前下遗诏，说他死后丧礼要尽量节俭，不要以三牲为祭品，只放些干饭、果饼和茶饭便可以。并要“天下贵贱，咸同此制。”在陆纳、桓温、齐武帝那里，饮茶不仅为了提神解渴，它开始产生社会功以有，成为以茶待客、用以祭祀并表示一种精神、情操的手段。饮茶已不完全是以其自然使用使用价值为人所用，而是进入了精神领域。 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骚乱，各种文化思想交融碰撞，玄学相当流行。玄学是魏晋时期一种哲学思潮，主要是以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玄学家大都是所谓名士，重视门第、容貌、仪止，爱好虚无玄远的清淡。东晋、喃朝时，江南的富庶使士人得到暂时的满足，终日流连于青山秀水之间，清淡之风继续发展，以致出现许多清淡家。最初有清谈家多酒徒，后来，清谈之风渐渐发展到一般文人。玄学家喜演讲，普通清谈者也喜高谈阔论。酒能使人兴奋，但喝了多了便会举止失措、胡言乱语，有失雅观。而茶则可竟日长饮而始终清醒，令人思路清晰，心态平和。况且，对一般文人来讲，整天与酒肉打交道，经济条年也不允许。天是，许多玄学家、清谈家从好酒转向好茶。在他们那里，饮茶已经被当作精神现象来对待。 随着佛教传入、道教兴起，饮茶已与佛、道教联系起来。在道家看来，茶是帮助炼“内丹”，升清降浊，轻身换骨，修成长生不老之体的好办法；在佛家看来，茶又是禅定入静的必备之秀之物。尽管此时尚未形成完整的宗教饮茶仪式和阐明茶的思想原理，但茶已经脱离作为饮食的物态形式，具有显著的社会、文化功能，中国茶文化初见端倪。 ▲唐代茶文化的形成 780年陆羽著《茶经》，是唐代茶文化形成的标志。其概括了茶的自然和人文科学双重内容，探讨了饮茶艺术，把儒、道、佛三教融入饮茶中，首创中国茶道精神。以后又出现大量茶书、茶诗，有《茶述》、《煎茶水记》、《采茶记》、《十六汤品》等。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禅教的兴起有关，因茶有提神益思，生精止渴功能，故寺庙崇尚饮茶，在寺院周围植茶树，制定茶礼、设茶堂、选茶头，专呈茶事活动。在唐代形成的中国茶道分宫廷茶道、寺院茶礼、文人茶道。 ▲宋代茶文化的兴盛 宋代茶业已有很大发展，推动了茶叶文化的发展，在文人中出现了专业品茶社团，有官员组成的“汤社”、佛教徒的“千人社”等。宋太祖赵匡胤是位嗜茶之士，在宫庭中设立茶事机关，宫廷用茶已分等级。茶仪已成礼制，赐茶已成皇帝笼络大臣、眷怀亲族的重要手段，还赐给国外使节。至于下层社会，茶文化更是生机活泼，有人迁徙，邻里要“献茶”、有客来，要敬“元宝茶”，定婚时要“下茶”，结婚时要“定茶”，同房时要“合茶”。民间斗茶风起，带来了采制烹点的一系列变化。 自元代以后，茶文化进入了曲折发展期。宋人拓展了茶文化的社会层面和文化形式，茶事十分兴旺，但茶艺走向繁复、琐碎、奢侈，失去了唐代茶文化深刻的思想内涵，过于精细的茶艺淹没了茶文化的精神，失去了其高洁深邃的本质。在朝廷、贵族、文人那里，喝茶成了“喝礼儿”、“喝气派”、“玩茶”。 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标志着中华民族全面融合的步伐大大加快。一方面，北方少数民族虽喜欢茶，但主要是出于生活、生理上的需要，从文化上却对品茶煮茗之事举趣不大；另一方面，汉族文化人面对故国破碎，异族压迫，也无心再以茶事表现自己的风流倜傥，而希望通过饮茶表现自己的情操，磨砺自己的意志。这两股不同的思想潮流，在茶文化中契合后，促进了茶艺向简约、返璞归真方向发展。明代中叶以前，汉人有感于前代民族举亡，本趄一开国便国事艰难，于是仍怀砺节之志。茶文化仍承元代势，表现为茶艺简约化，茶文化精糖果与自然契合，以茶表现自己的苦节。 ▲明、清茶文化的普及 此时已出现蒸青、炒青、烘青等各茶类，茶的饮用已改成“撮泡法”，明代不少文人雅士留有传世之作，如唐伯虎的《烹茶画卷》、《品茶图》，文徵明的《惠山茶会记》、《陆羽烹茶图》、《品茶图》等。茶类的增多，泡茶的技艺有别，茶具的款式、质地、花纹千姿百态。到清朝茶叶出口已成一种正式行业，茶书、茶事、茶诗不计其数。 ▲现代茶文化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茶叶从1949的年产7500T发展到1998年的60余万T。茶物质财富的大量增加为我国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982年，在杭州成立了第一个以宏扬茶文化为宗旨的社会团体--“茶人之家”，1983年湖北成立“陆羽茶文化研究会”，1990年“中国茶人联谊会”在北京成立，1993年“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在湖洲成立，1991年中国茶叶博物馆在杭州西湖乡正式开放。1998年中国国际和平茶文化交流馆建成。随着茶文化的兴起，各地茶艺馆越办越多。国际茶文化研讨会已开到第五界，吸引了日、韩、美、斯及港台地区纷纷参加。各省各市及主产茶县份份主办“茶叶节”，如福建武夷市的岩茶节、云南的普洱茶节，浙江新昌、泰顺、湖北英山、河南信阳的茶叶节不胜枚举。都以茶为载体，促进全面的经济贸易发展。 总之，中国茶的历史及其发展，不仅仅是形成简单的一种饮食文化的过程，而同样映射出一个具有上下五千年历史的民族的精神特质。
武夷山市是双世遗所在地，在进行公路建设中，由于施工取土弃土的需要，会造成公路两侧大面积植被破坏，如何根据历史文化特点，道路的地形、地貌、气候环境条件等因素做好环境保护，对当前蓬勃发展的武夷山市公路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关键词：公路建设 环境保护近十多年来，武夷山市加快了以公路建设为主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公路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建成的高星公路、度假区0#公路 、石雄至洋庄战备公路，由于重视环保，加强了公路的绿化美化，为武夷山增添了亮丽的风景和勃勃生机。武夷山市有首批国家重点自然保护区，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旅游度假区，是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更重要的是武夷山申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在1999年12月获得成功，拥有了世界级的旅游经营品牌。良好的生态和独特的资源是武夷山发展的优势，也是最大的资本。发展生态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生态环境在武夷山市具有“一票否决权”。即再好的投资项目，只要污染环境，绝对禁止。1、环境保护在武夷山公路建设中的重要意义环境保护是人类为解决现实的或潜在的环境问题，协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保障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保护人类的生存和健康，所采取的各项措施的总称。武夷山的生态环境不只是祖宗的遗产，更是子孙的财富。在公路建设中，我们只有保护建设环境的责任，不能也无权恣意消费。环境出形象、也出效益；环境出吸引力、也出生产力。1、是武夷山市中心工作的需要旅游业是武夷山市的支柱产业，“国际性旅游度假城市”是武夷山市的总体定位目标。良好的生态和独特的旅游资源是武夷山生存和发展的保证。在公路建设中要重视沿线的环境保护，优先考虑公路建设可能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采取相应对策，尽可能避免生态环境和人文景观遭到破坏。将武夷山的公路建成一条条贯穿全市的绿色长廊，让一条路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使之带地动全市的生态环境，旅游环境及改善投资环境。2、是公路建设自身的需要公路建设时大量占用土地，大面积的挖方、填方，对植被的砍伐和破坏导致地质结构的改变，水土流失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变等问题，造成山体滑坡，泥石流引起公路的严重毁坏、中断。在公路建设中，注意节约用地、填挖平衡、保护水利设施等措施，采用多种方法进行边坡防护和绿化，可以有效地保护水土流失。减少公路的水毁，保证公路的安全。2、公路建设中的环保对策武夷山市的领导认为，武夷山已是世界双遗产地，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环境。“舍易求难、宁可多花钱、不可一片风景”在修建入闽通道福汾线（石雄~洋庄段）时，为了保住一棵千年古樟树，不惜多花费了30万元。公路建设中要把环保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上，统筹规划，认真实施，做到公路与环境同行。公路建到哪里，环保工作就跟到哪里，建设不忘环保，环保促进建设，珍惜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及人文景观，不因公路建设而忽视环保问题，甚至以牺牲对公路沿线环境的破坏，造成生态资源的损失和新的环境污染。武夷山市已建好的公路项目和在建的公路工程项目主要采取以下的环保对策。1、在路基施工中加强防护工作，不让开挖爆破的土石落入河流农田耕地中。武夷山市公路不少是沿河谷布线的，施工中大量土石容易滚落河谷、农田耕地中，阻塞河道，毁坏农田耕地。因此，施工中要在河流岸边、农田耕地村庄上修筑挡墙，控制爆破等，不让土石掉落溪谷农田里。已落入溪谷里或农田里的要及时清理运走，还河谷农田耕地的本面目。2、处理好公路建设中的废弃土石。武夷山境内山岭重叠，溪谷纵横。公路多数在崇山峻岭间蜿蜒前行，开挖土石方量大，除部分用于填筑路基外，大部分废弃土方要进行妥善处理，不能就地乱堆乱放造成新的环境破坏。最好的做法就是选择农田耕地少，不易引起水土流失的山洼作弃土场，把废弃的土运往填土场统一堆放，用压路机分层碾压达到一定压实度，然后进行植树、种草、绿化美化，恢复生态环境。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武夷山与朱子游道 【摘要】南宋理学家、教育家朱熹是东方文化圣哲，他的学说被称为后孔子主义(Noeo-Confuciansm)。朱熹一生有四五十年生活在武夷山，游遍了武夷山的山山水水。文章探讨朱熹在武夷山旅游活动所蕴含的游道，以便引起世人对这位哲人旅游活动与旅游思想的关注与思考。 【关键词】武夷山；朱熹；游道；旅游文化 在旅游文化领域讲究旅游理蕴与艺术，称之为游道。朱熹作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对旅游也情有独钟。奇秀甲于东南的武夷山水、杂五方之俗的地方风土人情和儒、释、道三家合流的文化氛围孕育出了朱熹的游观意境。本文试就其游道进行概括与浅析，以期抛砖引玉。 一、“书史之外，酷爱山水”——悠游有度 宋代的经济、文化繁荣，旅游活动盛极一时。风景佳处楼台、亭榭广泛建立，僧侣们在名山胜地开山创寺，修筑道路，旅游设施日趋完备。士人漫游成风 ，甚至到了贫者也解质借兑，带妻挟子，竟日嬉游，不醉不归的地步。 朱熹一生也爱好旅游，他曾说过：“予少好佳山水异甚。”[1]又说“书史之外，酷爱山水”。[1]但朱熹不同于苟且于淫奢旅游生活的病态旅游者，他并未耽于游乐，讲求旅游适度，秉持中庸而不丧志。他强调说：“那个优游和缓，须是做得八九分成了，方使得。”[1]而且是“令稍稍虚闲，依旧自要读书。”[1]有一次，他打点行装准备出游，这时收到好友吕祖谦的来信说要来他这里，朱熹认为，中辍山水之兴，虽未忘然，但杜门省事，未必不佳。正如清代董天工所说，在武夷山，朱熹“自辟（武夷）精舍，令从游者诵习其中，亦惟是山闲静，远少世纷，可以专意肆力于身心问学中，非必耽玩山水之胜。”[2]由此可见，朱熹不因游乐而废其时，只是把旅游作为学习、著述、讲学生活的调济。 二、“狂奴心事只风雩”——畅游有风 春秋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讲求旅游，形成了舞雩之风。《论语·先进》记载，暮春的时候，春服既成，孔子带着学生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在沂河洗洗澡，在求雨的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唱着歌回家。它描绘了孔子与学生们春游的愉快情景，这也是孔子及弟子们所向往的。 为什么孔子把登高山，嬉沂水作为志向呢？这验证了他“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的话。圣人往往比德于山水，孔子认为，山本身就象个宽厚的母亲，她出云播雨，繁衍鸟兽，滋生草木，有广泽人世之德；群山体大势高，稳重厚实，永不衰竭，有崇高之意与万寿之心。大山是伟大、恬静、仁厚的，符合仁者的生活信条。而“道”几乎接近于水，也就是说，水的形态变化多端、水的性质阴柔又刚强，它本身是一个丰富的知识体系。它的流变符合智者的认知活动过程，自然为智者所乐。 朱熹仰慕孔子的那种游兴，承续其畅游的遗风，发出了“狂奴心事只风雩”[1]的慨叹，把孔子当作效仿的榜样，从而形成幔亭之风。正如朱熹的朋友韩元吉所说：“吾友朱元晦居于五夫里，去武夷一舍而近。若其外圃，暇则游焉。舆其门生弟子挟书而诵，取古诗三百篇及楚人之辞，哦而歌之，萧洒啸咏，留必数日，盖山之乐，悉为元晦之私也。”[31]这说明朱熹居崇安五夫时，就已把几十里外的武夷山当作后花园了，闲暇时常与门生偕游，徜徉泉石间，体会泛舟九曲，畅游诸峰的乐趣。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主管武夷山幔亭峰麓的冲佑观及淳熙十年（1183年）在五曲建武夷精舍后，讲学论道之余，更是尽得山中之乐。朱熹这样做并不象道士，遁藏山谷，服气如芝。而是为了“以学行其乡，善其徒”，“元晦既有以识之，便咸自得其幔亭之风。”[1] 朱熹“近山思无穷，临水心未厌”[1]，从观想武夷山水动静中建立起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在《武夷精舍杂咏并序·仁智堂》中写道：“我惭仁智心，偶自爱山水。苍崖无古今，碧涧日千里。”[1]诗中委婉地表达了自号仁智堂主的朱熹既仁且智的博大心胸。 三、“弱龄慕丘壑，兹山屡游盘”——屡游不厌。 朱熹从武夷山五夫里到临安参加省试前，曾作《远游篇》：“愿子驰坚车，躐险摧其刚。”“朝登南极道，暮宿临太行。睥睨即万里，超忽凌八荒”。[1]他提倡旅游，奉劝世人不要裹足不前，终日独守空堂。诗中抒发自己年轻气盛，想游历四方的抱负和豪兴。朱熹一生游踪遍及中国半壁。 但是后来当他的好友吕祖谦写信邀他游浙江天台山，朱熹倦游此山，说：“书到令人愁，此山岂不幽？何必赋远游？”[1]因而朱熹更多的是以武夷山五夫家或以武夷精舍为中心的近游。他对所钟爱的山水不以一次游历为满足。象离五夫家七里远的仙洲山密庵及武夷山景区都是朱熹百游不厌的地方。密庵古木四合，泉石甚胜，绕涧百余步有昼寒亭，附近有瀑布，且住着高僧道谦。朱熹多次登临且还师事道谦学佛理，并常在这里吃斋饭。“弱龄慕丘壑，兹山屡游盘”[1]，说明他常来这里游玩，甚至到了仙梦肯来游的地步。他留下了大量的旅游诗文，描绘了仙洲山的险峻、密庵与昼寒亭的静谧及瀑布的奇绝。 朱熹不怕旅途的艰辛，往往旧游或重寻。他曾与学友门人数人早发五夫潭溪，夜登建阳云谷山，冒雨登建阳龙湖山，一日行程百余里。因为泉石的招引，使他忘记了旅途的疲劳。他知道无数风光在险峰的道理，因而寄语后来人，勿辞行路难。后来，他干脆在云谷山上筑“晦庵”，流连山间。林泉之胜、思想的自由及归途还可采薇蕨、蔬笋等乐趣，使他苦游不畏。朱熹具备如林语堂所说的胸中一幅别才，眉下一幅别眼，对旅游活动有较高的山水审美水平，故地重游每每有新的发现、新的感受。他能够随着一路景物的不同，时序的不同，随处留情随处乐，因而就不怕旅途的辛苦和屡次重游了。 四、“便将旧友寻山去，更喜新诗取意成”——游辞有艺 朱熹游目聘怀，题诗唱酬。他的武夷旅游诗雅赏风景，格调清新，情景交融，空灵轻逸，形神兼备，词意隽永，令人回味无穷。 首先，他善用比喻来摹写物态特征，使之精当、新颖、富有美感，既有形似之感，更兼传神之妙。例如《天柱峰》中“屹然天一柱，雄镇斡维东。”把大王峰比作天柱，突出了它的气势。把密庵瀑布比成“白龙飞下郁兰天”，[1]可谓形神俱显，活灵活现，令人心动魄摇，增加了艺术美感与诱人魅力。其次，他善用衬托的手法描绘他物，以对所咏之物起陪衬或烘托作用，收到较好的艺术效果。如《游密庵分韵赋诗得清字》：“误落尘中岁序惊，归来犹幸此身轻。便将旧友寻山去，更喜新诗取意成。晚翠乍看浑欲滴，寒流重听不胜清，个中有趣无人会，琴罢尊空月四更。”[1]通过寒流、四更月、辞官归乡、旧友，来衬托出“清”的气氛及无官一身轻而悠游、弹琴、赋诗、饮酒的闲适之情。再者，朱熹还善用拟人的手法来活化毫无生命之物，从而闪耀出不凡的光彩。如《九曲棹歌》描摹武夷山的玉女峰：“二曲亭亭玉女峰，插花临水为谁容？”[1]把一座山峰人格化了，描绘成婷婷玉立插花打扮的少女，突出了玉女峰的神韵。最后，朱熹旅游诗中也融入了丰富的典故和民间传说。如《九曲棹歌》中有：“虹桥一断无消息，万壑千岩锁翠烟。”“三曲君看架壑船，不知停棹几何年？”[1]就用到了“仙人葬”的神话传说。朱熹的旅游诗状物写景准确而形象，细致而生动，悠然与神谋，表现出作者精细的观察能力和运用语言的功夫,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五、“不学飞仙术，累累丘冢多”——穷游尽理 朱熹旅游振策寻源，往往直到山中无往躅才肯罢休。他在游赏山水中没有忘记探求人生和自然的种种哲理。作为儒、释、道三教同山的武夷山，深山穷谷中有不少道士、释子。一方面，朱熹心存仰慕，“飘飘学仙侣，遗世在云山”；另一方面对他们这种做法又不无表示怀疑，“我欲往从之，脱履谋非难。但恐逆天道，偷生讵能安？”他又说：“眷言羽衣子，俛仰曰婆娑。不学飞仙术，累累丘冢多”。[1]作为入世的理学家，他显然不同意佛、道的出世偷安的做法，但对他们的人格还是持褒意的。他说“是其绝灭伦类，虽不免得罪于先王之教，然其视世之贪利冒色沉溺而不厌者，则既贤矣。”[1] 朱熹寄情于山水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态度的反映。《论语·泰伯》里有孔子一句政治名言，叫“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朱熹浙东辞官归来退居武夷山讲学著述是他历来现实中四处碰壁后的另一种更深远的进取。他的喟叹“吾道不行”恰如孔子周游列国后的“道不行，乘槎浮于海”的决绝之言。好友陆游的诗“天下苍生未苏息，忧公遂与世两忘”吐露了对朱熹从此与世相忘的担心。而朱熹的《感春赋》提到的“悟往哲之明训”[1]回答了他想通过讲经宣道救世的愿望。 朱熹寓学、寓教于游，让学生亲近自然，把旅游当作求知的课堂。在《武夷图序》一文中，记录了他对“悬棺葬”进行的实地考察，“两岸绝壁人迹不到处，往往有枯杈插石罅间，以庋船棺之属”，世传为仙人葬处，披上了一层迷信的色彩。朱熹则大胆指出：“旧记相传诡妄，不足考信”，[1]而认为它是道阻未通、川雍未决时夷落所居。他在历史上第一次对悬棺提出了比较符合科学的独立见解。 朱熹认为世上万物皆有其理，通过旅游可以达到了健身的效果。在游云谷诗中他呤到：“沉疴何当平，膏肓今自砭。” [1]他平生三伏天不再出游，而是躲进深山避暑，为的是不欲暑行劳人，力争不伤不损。他穷游山中，往往循涧跻危蹬，披云得胜游，在游历观赏山水中领略玄趣，与月为朋与云为友，与环境合为一，从而达到物我相通、天人合一、独游不孤的精神境界，可谓因游及理，因景言理。 六、“共说新亭好，真堪妙墨留”——纪游不朽 朱熹观山临水有以诗文纪游的习惯，他在咏仙洲新亭的诗中吟到：“若无诗律好，清绝不成欢”、“共说新亭好，真堪妙墨留”[1]就说明这一点。他孜孜以求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的旅游诗，如《武夷精舍杂咏·并序》、《九曲棹歌》、《武夷七咏》、《过武夷作》、《游密庵》、《密庵瀑布》等等，为我们勾勒了宋代武夷山水风景图，其中《九曲棹歌》更是被后世尊为武夷首唱的千古之作。 朱熹也留下了一些题赞。如武夷山吴屯瑞岩寺为唐代高僧扣冰祖庭。扣冰俗姓翁，名藻光，因能在严冬扣冰而浴，故称其抑制情感的“惺惺”之说与朱熹“灭人欲”之说相近，朱熹对其大为赞，并曾策杖寻访遗迹，除了写有《咏瑞岩寺》诗外，也留下了对配祀的唐、葛、周三将军的题赞，这些都表达了朱熹对这些神灵的崇敬之情。 朱熹在武夷山还留下了十几处之多的匾额和刻石。水帘洞为武夷三先生刘子翚、胡宪、刘勉之讲学处，朱熹也曾在此受教，为纪念先贤，朱熹题有“百世如见”匾额挂于祠中。在武夷山一线天附近，有“天心明月”摩崖题刻。明月倍受朱子垂青，这大概是因其品行高洁及受月印万川启发，形成朱子理学“理一分殊”结论的缘故。此外如还有五曲“逝者如斯”石刻，下梅邹氏家祠“爱莲堂”匾等等。这些题刻给武夷山留下了永恒的历史文化魅力。 总之，朱熹对武夷山旅游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并形成自己的旅游之道。他赋予旅游更多的主观感受，以前很少涉及的山水在他的笔下得到了反映；其旅游有审美能力与意境领悟上的精进；他的旅游活动融入个人、国家和民族的遭际，从而丰富了武夷山旅游文化的内涵。明代周忱在他的《小西天游记》中说：天下山川，好之者未必能至；能至者未必能言；能言者未必能文。能至是旅游的第一境界，能至才能享受，才能领悟；能言，即善于向人说出旅游的审美体验和感受，为旅游第二境界；能文为旅游的最高境界，只有能文才能感受深刻，才能传之久远。朱熹既能至又能言又能文，他的旅游活动已达很高的境界。我们有必要对其旅游活动及其思想进行挖掘，对其遗迹进行整理、保护。 参考文献 [1]朱杰人主编朱子全书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董天工武夷山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 [3]建阳蔡氏九儒研究会考亭紫阳朱氏总谱[M]建阳：第三印刷厂，2000． [4]金良年论语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5]沈祖祥主编旅游文化概论[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 [6]林语堂林语堂著译人生小品集[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 仅供参考，请自借鉴。 希望对您有帮助。
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到福建省的武夷山去旅游。 我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就觉得它很雄壮，奇异，我真想一口气把它游完。 首先，我们参观了虎啸岩，一进大门就隐隐约约听见了老虎咆哮的声音，循声而去，除了听见小溪的流水声外，什么也没有听见，你说怪不怪？ 出了虎啸岩后，我们又去了好汉坡。啊，好汉坡真险呀，道路几乎是垂直的，坡度非常大，我爬好汉坡的时候非常害怕，生怕自己掉下来，我的心怦怦直跳，一直悬着，手紧紧抓着栏杆，一下也不敢松开。 爬上了好汉坡以后，我又上了坡顶的定命桥。我站在桥上往两侧看，两侧都是深深的峡谷，深得看不见底，只看到下面的云雾，迷迷蒙蒙的。我在定命桥上走了六个来回，祝愿自己六六大顺。 下了山后，我们游览了一线天。一线天，顾名思义就是两个大石头之间有一道狭长的缝，这条缝只有一线阳光，所以叫一线天。我一进去，发现里面都是黑的，大白天的还需要手电筒。听说这里“福气”很重，(注：这里有几只蝙蝠飞来飞去所以导游才这么说。) 我就在这里多逗留了几分钟，希望我带走的福气可以多一点。 最后的重头戏是我们去码头漂流，那可真是惊险刺激，让我大开“杀界”，我们在电闪雷鸣中下水，看着波涛汹涌的大海，我们勇往直前，毫不退缩，看到前面有一只船，我情不自禁地大喊一声“杀”，于是我们两条船开始你来我往打起了水仗，双方的战争真是激烈，我们打得不可开交，眼睛也睁不开，只顾拼命地拿盆子浇水，有时候甚至“敌我不分”，打到最后，我们两败俱伤，个个都成了“落汤鸡”。 朋友，你喜欢这样的旅游吗？如果喜欢，那就赶紧去武夷山吧，
武夷山与朱子游道 【摘要】南宋理学家、教育家朱熹是东方文化圣哲，他的学说被称为后孔子主义(Noeo-Confuciansm)。朱熹一生有四五十年生活在武夷山，游遍了武夷山的山山水水。文章探讨朱熹在武夷山旅游活动所蕴含的游道，以便引起世人对这位哲人旅游活动与旅游思想的关注与思考。 【关键词】武夷山；朱熹；游道；旅游文化 在旅游文化领域讲究旅游理蕴与艺术，称之为游道。朱熹作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对旅游也情有独钟。奇秀甲于东南的武夷山水、杂五方之俗的地方风土人情和儒、释、道三家合流的文化氛围孕育出了朱熹的游观意境。本文试就其游道进行概括与浅析，以期抛砖引玉。 一、“书史之外，酷爱山水”——悠游有度 宋代的经济、文化繁荣，旅游活动盛极一时。风景佳处楼台、亭榭广泛建立，僧侣们在名山胜地开山创寺，修筑道路，旅游设施日趋完备。士人漫游成风 ，甚至到了贫者也解质借兑，带妻挟子，竟日嬉游，不醉不归的地步。 朱熹一生也爱好旅游，他曾说过：“予少好佳山水异甚。”[1]又说“书史之外，酷爱山水”。[1]但朱熹不同于苟且于淫奢旅游生活的病态旅游者，他并未耽于游乐，讲求旅游适度，秉持中庸而不丧志。他强调说：“那个优游和缓，须是做得八九分成了，方使得。”[1]而且是“令稍稍虚闲，依旧自要读书。”[1]有一次，他打点行装准备出游，这时收到好友吕祖谦的来信说要来他这里，朱熹认为，中辍山水之兴，虽未忘然，但杜门省事，未必不佳。正如清代董天工所说，在武夷山，朱熹“自辟（武夷）精舍，令从游者诵习其中，亦惟是山闲静，远少世纷，可以专意肆力于身心问学中，非必耽玩山水之胜。”[2]由此可见，朱熹不因游乐而废其时，只是把旅游作为学习、著述、讲学生活的调济。 二、“狂奴心事只风雩”——畅游有风 春秋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讲求旅游，形成了舞雩之风。《论语·先进》记载，暮春的时候，春服既成，孔子带着学生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在沂河洗洗澡，在求雨的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唱着歌回家。它描绘了孔子与学生们春游的愉快情景，这也是孔子及弟子们所向往的。 为什么孔子把登高山，嬉沂水作为志向呢？这验证了他“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的话。圣人往往比德于山水，孔子认为，山本身就象个宽厚的母亲，她出云播雨，繁衍鸟兽，滋生草木，有广泽人世之德；群山体大势高，稳重厚实，永不衰竭，有崇高之意与万寿之心。大山是伟大、恬静、仁厚的，符合仁者的生活信条。而“道”几乎接近于水，也就是说，水的形态变化多端、水的性质阴柔又刚强，它本身是一个丰富的知识体系。它的流变符合智者的认知活动过程，自然为智者所乐。 朱熹仰慕孔子的那种游兴，承续其畅游的遗风，发出了“狂奴心事只风雩”[1]的慨叹，把孔子当作效仿的榜样，从而形成幔亭之风。正如朱熹的朋友韩元吉所说：“吾友朱元晦居于五夫里，去武夷一舍而近。若其外圃，暇则游焉。舆其门生弟子挟书而诵，取古诗三百篇及楚人之辞，哦而歌之，萧洒啸咏，留必数日，盖山之乐，悉为元晦之私也。”[31]这说明朱熹居崇安五夫时，就已把几十里外的武夷山当作后花园了，闲暇时常与门生偕游，徜徉泉石间，体会泛舟九曲，畅游诸峰的乐趣。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主管武夷山幔亭峰麓的冲佑观及淳熙十年（1183年）在五曲建武夷精舍后，讲学论道之余，更是尽得山中之乐。朱熹这样做并不象道士，遁藏山谷，服气如芝。而是为了“以学行其乡，善其徒”，“元晦既有以识之，便咸自得其幔亭之风。”[1] 朱熹“近山思无穷，临水心未厌”[1]，从观想武夷山水动静中建立起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在《武夷精舍杂咏并序·仁智堂》中写道：“我惭仁智心，偶自爱山水。苍崖无古今，碧涧日千里。”[1]诗中委婉地表达了自号仁智堂主的朱熹既仁且智的博大心胸。 三、“弱龄慕丘壑，兹山屡游盘”——屡游不厌。 朱熹从武夷山五夫里到临安参加省试前，曾作《远游篇》：“愿子驰坚车，躐险摧其刚。”“朝登南极道，暮宿临太行。睥睨即万里，超忽凌八荒”。[1]他提倡旅游，奉劝世人不要裹足不前，终日独守空堂。诗中抒发自己年轻气盛，想游历四方的抱负和豪兴。朱熹一生游踪遍及中国半壁。 但是后来当他的好友吕祖谦写信邀他游浙江天台山，朱熹倦游此山，说：“书到令人愁，此山岂不幽？何必赋远游？”[1]因而朱熹更多的是以武夷山五夫家或以武夷精舍为中心的近游。他对所钟爱的山水不以一次游历为满足。象离五夫家七里远的仙洲山密庵及武夷山景区都是朱熹百游不厌的地方。密庵古木四合，泉石甚胜，绕涧百余步有昼寒亭，附近有瀑布，且住着高僧道谦。朱熹多次登临且还师事道谦学佛理，并常在这里吃斋饭。“弱龄慕丘壑，兹山屡游盘”[1]，说明他常来这里游玩，甚至到了仙梦肯来游的地步。他留下了大量的旅游诗文，描绘了仙洲山的险峻、密庵与昼寒亭的静谧及瀑布的奇绝。 朱熹不怕旅途的艰辛，往往旧游或重寻。他曾与学友门人数人早发五夫潭溪，夜登建阳云谷山，冒雨登建阳龙湖山，一日行程百余里。因为泉石的招引，使他忘记了旅途的疲劳。他知道无数风光在险峰的道理，因而寄语后来人，勿辞行路难。后来，他干脆在云谷山上筑“晦庵”，流连山间。林泉之胜、思想的自由及归途还可采薇蕨、蔬笋等乐趣，使他苦游不畏。朱熹具备如林语堂所说的胸中一幅别才，眉下一幅别眼，对旅游活动有较高的山水审美水平，故地重游每每有新的发现、新的感受。他能够随着一路景物的不同，时序的不同，随处留情随处乐，因而就不怕旅途的辛苦和屡次重游了。 四、“便将旧友寻山去，更喜新诗取意成”——游辞有艺 朱熹游目聘怀，题诗唱酬。他的武夷旅游诗雅赏风景，格调清新，情景交融，空灵轻逸，形神兼备，词意隽永，令人回味无穷。 首先，他善用比喻来摹写物态特征，使之精当、新颖、富有美感，既有形似之感，更兼传神之妙。例如《天柱峰》中“屹然天一柱，雄镇斡维东。”把大王峰比作天柱，突出了它的气势。把密庵瀑布比成“白龙飞下郁兰天”，[1]可谓形神俱显，活灵活现，令人心动魄摇，增加了艺术美感与诱人魅力。其次，他善用衬托的手法描绘他物，以对所咏之物起陪衬或烘托作用，收到较好的艺术效果。如《游密庵分韵赋诗得清字》：“误落尘中岁序惊，归来犹幸此身轻。便将旧友寻山去，更喜新诗取意成。晚翠乍看浑欲滴，寒流重听不胜清，个中有趣无人会，琴罢尊空月四更。”[1]通过寒流、四更月、辞官归乡、旧友，来衬托出“清”的气氛及无官一身轻而悠游、弹琴、赋诗、饮酒的闲适之情。再者，朱熹还善用拟人的手法来活化毫无生命之物，从而闪耀出不凡的光彩。如《九曲棹歌》描摹武夷山的玉女峰：“二曲亭亭玉女峰，插花临水为谁容？”[1]把一座山峰人格化了，描绘成婷婷玉立插花打扮的少女，突出了玉女峰的神韵。最后，朱熹旅游诗中也融入了丰富的典故和民间传说。如《九曲棹歌》中有：“虹桥一断无消息，万壑千岩锁翠烟。”“三曲君看架壑船，不知停棹几何年？”[1]就用到了“仙人葬”的神话传说。朱熹的旅游诗状物写景准确而形象，细致而生动，悠然与神谋，表现出作者精细的观察能力和运用语言的功夫,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五、“不学飞仙术，累累丘冢多”——穷游尽理 朱熹旅游振策寻源，往往直到山中无往躅才肯罢休。他在游赏山水中没有忘记探求人生和自然的种种哲理。作为儒、释、道三教同山的武夷山，深山穷谷中有不少道士、释子。一方面，朱熹心存仰慕，“飘飘学仙侣，遗世在云山”；另一方面对他们这种做法又不无表示怀疑，“我欲往从之，脱履谋非难。但恐逆天道，偷生讵能安？”他又说：“眷言羽衣子，俛仰曰婆娑。不学飞仙术，累累丘冢多”。[1]作为入世的理学家，他显然不同意佛、道的出世偷安的做法，但对他们的人格还是持褒意的。他说“是其绝灭伦类，虽不免得罪于先王之教，然其视世之贪利冒色沉溺而不厌者，则既贤矣。”[1] 朱熹寄情于山水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态度的反映。《论语·泰伯》里有孔子一句政治名言，叫“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朱熹浙东辞官归来退居武夷山讲学著述是他历来现实中四处碰壁后的另一种更深远的进取。他的喟叹“吾道不行”恰如孔子周游列国后的“道不行，乘槎浮于海”的决绝之言。好友陆游的诗“天下苍生未苏息，忧公遂与世两忘”吐露了对朱熹从此与世相忘的担心。而朱熹的《感春赋》提到的“悟往哲之明训”[1]回答了他想通过讲经宣道救世的愿望。 朱熹寓学、寓教于游，让学生亲近自然，把旅游当作求知的课堂。在《武夷图序》一文中，记录了他对“悬棺葬”进行的实地考察，“两岸绝壁人迹不到处，往往有枯杈插石罅间，以庋船棺之属”，世传为仙人葬处，披上了一层迷信的色彩。朱熹则大胆指出：“旧记相传诡妄，不足考信”，[1]而认为它是道阻未通、川雍未决时夷落所居。他在历史上第一次对悬棺提出了比较符合科学的独立见解。 朱熹认为世上万物皆有其理，通过旅游可以达到了健身的效果。在游云谷诗中他呤到：“沉疴何当平，膏肓今自砭。” [1]他平生三伏天不再出游，而是躲进深山避暑，为的是不欲暑行劳人，力争不伤不损。他穷游山中，往往循涧跻危蹬，披云得胜游，在游历观赏山水中领略玄趣，与月为朋与云为友，与环境合为一，从而达到物我相通、天人合一、独游不孤的精神境界，可谓因游及理，因景言理。 六、“共说新亭好，真堪妙墨留”——纪游不朽 朱熹观山临水有以诗文纪游的习惯，他在咏仙洲新亭的诗中吟到：“若无诗律好，清绝不成欢”、“共说新亭好，真堪妙墨留”[1]就说明这一点。他孜孜以求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的旅游诗，如《武夷精舍杂咏·并序》、《九曲棹歌》、《武夷七咏》、《过武夷作》、《游密庵》、《密庵瀑布》等等，为我们勾勒了宋代武夷山水风景图，其中《九曲棹歌》更是被后世尊为武夷首唱的千古之作。 朱熹也留下了一些题赞。如武夷山吴屯瑞岩寺为唐代高僧扣冰祖庭。扣冰俗姓翁，名藻光，因能在严冬扣冰而浴，故称其抑制情感的“惺惺”之说与朱熹“灭人欲”之说相近，朱熹对其大为赞，并曾策杖寻访遗迹，除了写有《咏瑞岩寺》诗外，也留下了对配祀的唐、葛、周三将军的题赞，这些都表达了朱熹对这些神灵的崇敬之情。 朱熹在武夷山还留下了十几处之多的匾额和刻石。水帘洞为武夷三先生刘子翚、胡宪、刘勉之讲学处，朱熹也曾在此受教，为纪念先贤，朱熹题有“百世如见”匾额挂于祠中。在武夷山一线天附近，有“天心明月”摩崖题刻。明月倍受朱子垂青，这大概是因其品行高洁及受月印万川启发，形成朱子理学“理一分殊”结论的缘故。此外如还有五曲“逝者如斯”石刻，下梅邹氏家祠“爱莲堂”匾等等。这些题刻给武夷山留下了永恒的历史文化魅力。 总之，朱熹对武夷山旅游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并形成自己的旅游之道。他赋予旅游更多的主观感受，以前很少涉及的山水在他的笔下得到了反映；其旅游有审美能力与意境领悟上的精进；他的旅游活动融入个人、国家和民族的遭际，从而丰富了武夷山旅游文化的内涵。明代周忱在他的《小西天游记》中说：天下山川，好之者未必能至；能至者未必能言；能言者未必能文。能至是旅游的第一境界，能至才能享受，才能领悟；能言，即善于向人说出旅游的审美体验和感受，为旅游第二境界；能文为旅游的最高境界，只有能文才能感受深刻，才能传之久远。朱熹既能至又能言又能文，他的旅游活动已达很高的境界。我们有必要对其旅游活动及其思想进行挖掘，对其遗迹进行整理、保护。 参考文献 [1]朱杰人主编朱子全书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董天工武夷山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 [3]建阳蔡氏九儒研究会考亭紫阳朱氏总谱[M]建阳：第三印刷厂，2000． [4]金良年论语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5]沈祖祥主编旅游文化概论[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 [6]林语堂林语堂著译人生小品集[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 仅供参考，请自借鉴。 希望对您有帮助。
早就听说武夷山的奇峰怪石，山清水秀。这回终有亲眼目睹的机会。火车行驶了十几个小时，抵达了目的地。 二 古人日：“山不在高，有仙则铭。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武夷山水正好照应了这句话。说到游览山水，乘竹筏顺流而下，饱览美景，那是最愉快不过了。船夫喊了一声：“起程了！”竹筏慢慢得动起来。武夷山有著名的久曲溪，首先来到了二曲，有仙馆岩。三曲有小藏峰，试剑石，金鸡洞，仙钓台。四曲有大藏峰。五曲的更衣台……最令我感叹的是——九曲。前方不远，有一顶“乌纱帽”，跟古代官员戴的乌纱帽还真像呀！九曲的水最清，溪流漫过竹筏，脚踩在冰凉的碧水，眼观迷人的风景，真是令人心旷神怡。 三 武夷山传说是有个叫彭祖的人，带领他的两个儿子彭武和彭夷开辟了九十九峰、三十一岩，后人为了纪念他们的功劳，就用彭祖的两个儿子的名字，把这儿叫捉武夷山。 武夷山不光是山水美，还有许多的民间传说，朱熹与丽娘，樵子与渔郎还有一副对联：喜无樵子复观变，怕有渔郎来问津…… 人们常说：“桂林山水甲天下。”但我认为，武夷山水更美。 朋友，您是否有机会也会身临其境体味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