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总干事财讯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中国国债协会理事《财经》杂志总编《证券市场周刊》社长哥伦比亚大学国际金融硕士。曾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任经济师,参与中国初期资本市场的建立，包括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筹建；参与设计了中国第一个投资基金，从而开创了中国机构投资者的先河；曾被世界经济论坛推选为“全球未来领导”成员。王波明作为证券市场的早期主要推动人之一积极推动、策划并参与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创建。
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纽约股票交易所。这一天成为金融界及实业界的噩梦。持续很久的牛市当天惊人下落，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指数骤跌508点，一天内跌去的股票价值总额是1929年华尔街大崩溃时跌去价值总额的两倍。混乱中，价值超过6亿美元的股票被抛售。震荡也冲击到东京和伦敦。一个中国的年轻人观望了这场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混乱。后来，有人称他为“华人圈里第一个目睹了‘黑色星期一’的人”。他就是王波明，中国证券市场创立中的自发推动者。那时，他刚从哥伦比亚大学拿到法学硕士学位，在纽约交易所做数据整理员，满怀着年轻人的激情，雄心勃勃地期待开创一番事业。在这个年轻人眼里，“黑色星期一”背后的传奇性和神秘，远远超过了它的灰暗和恐怖。旁观者清，王波明对证券市场的作用有了深入的了解。他觉得证券市场能为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大展身手。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成为他的理想之一。尽管历史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但是，总有一些身影在历史远去的时候异常清晰。王波明即是其一。 1988年下半年，王波明和同是海归的高西庆一起，给高层写了封信，大意是：中国的农村改革在1986年已经基本完成，而城市经济改革刚刚开始，而城市经济改革，首先就是金融改革、股份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他们是幸运的，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因为在同时，以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体改办为主的政府部门，也开始探讨建立中国资本市场的可行性。1988年9月8日，北京万寿宾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在这里悄然举行。这拉开了中国资本市场创立的序幕。该会议是以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体改办的名义组织的，名为“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当时，王波明刚从纽约股票交易所辞职回国大约两三个月，他也参加了这个会。当时到会的一共有一二十人，包括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中创公司总经理张晓彬、中农信公司总经理王岐山，以及时任外贸部部长助理的周小川等。多年以后，《证券市场周刊》总编方泉在一个讲述中国证券市场历史的会议上，称他们是“年轻的有先见头脑的金融官僚”。该会议就如何组建北京证券交易所方面进行了讨论。当时，张晓彬介绍了他和王岐山共同草拟的建立北京股票交易所的建议书。会议对交易所应该设在北京还是上海，争论很热烈。会议之后，人民银行牵头组织编写材料，最后定下来由中创公司组织策划，提供经费和办公场所。于是张晓彬、高西庆、陈大刚和王波明等人，共同编写了《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也就是后来被简称的“白皮书”）。他们充分运用在国外的所学，搭建起了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个基本框架。当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拿到了“白皮书”以后，很快就回复，表示要专门召开汇报会，这就有了1988年11月9日的“中南海汇报会”。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表示：先由基层自发研究，然后变自发为国家有组织地研究和筹划。后来被总结为“民间推动，政府支持”。1989年1月15日，九家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在北京饭店发起了一个会，讨论中国证券市场早期的筹备工作。很多国家级的金融机构也参加了会议。这被戏称为“北京华尔街会议”。“九大非银金融机构包括中信、光大、北京国投、中创等，最后确定，参与这个事情的公司要每家拿出50万元人民币，作为组建机构的经费。”方泉介绍说。这个机构就取名为“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后来又正式更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成立时间是1989年3月15日，王波明出任副总干事，理事长为经叔平。 证券交易所应该建在北京还是上海？这是一个问题。1990年三四月份，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知道“联办”后，向他们发出了邀请，并表示可以解决他们的户口问题。成立了筹划交易所小组，尉文渊任组长。1990年8月，中央出台《开发浦东纲要》，明确提出把上海建成远东金融中心。这时候，上海和深圳开始争夺中国第一个证券市场的开业权。北京，已经被落在后面。一个插曲是：朱镕基在加拿大访问时，就宣布上海要建立自己的证券交易所，而且年底就要开张。这使得深圳变得被动起来。不过，深圳还是抢在了前头，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试营业；同年12月19日，上交所开业。深交所开张的时候，中央还没有批，就用红布盖着牌子，仅搞了一个小仪式，宣布可以交易了，可想而知，交易单自然也寥寥。经过两年的努力，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了。而王波明自股市成型后，一直游离于核心圈外。他一直任职“联办”副总干事，以及“联办”旗下一揽子财经媒体的社长或总编，包括《财经》、《证券市场周刊》、和讯网等。王波明如今为人低调，《财经》联席主编杨大明回忆说，他只接受过王安的采访，当时王是在写一本书。或许，面对自己曾经那么投入的一个事业成果——在风雨中跌跌撞撞成长的中国股市，王波明应是无语最好。这位股市的设计者之一，依然率性，骨子里依然崇尚勇敢，依然用漫不经心的神态，悠然于这几大财经媒体；叼着烟卷，擎着老茶杯，在烟雾缭绕里，怀揣着对激情的膜拜，继续打造他的梦想。
你说的财经杂志吗？财经杂志的执行主编是何刚，管内容的；幕后老板是总编王波明，他同时也是《财经》隶属的联办传媒集团的董事局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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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纽约股票交易所。这一天成为金融界及实业界的噩梦。持续很久的牛市当天惊人下落，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指数骤跌508点，一天内跌去的股票价值总额是1929年华尔街大崩溃时跌去价值总额的两倍。混乱中，价值超过6亿美元的股票被抛售。震荡也冲击到东京和伦敦。一个中国的年轻人观望了这场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混乱。后来，有人称他为“华人圈里第一个目睹了‘黑色星期一’的人”。他就是王波明，中国证券市场创立中的自发推动者。那时，他刚从哥伦比亚大学拿到法学硕士学位，在纽约交易所做数据整理员，满怀着年轻人的激情，雄心勃勃地期待开创一番事业。在这个年轻人眼里，“黑色星期一”背后的传奇性和神秘，远远超过了它的灰暗和恐怖。旁观者清，王波明对证券市场的作用有了深入的了解。他觉得证券市场能为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大展身手。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成为他的理想之一。尽管历史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但是，总有一些身影在历史远去的时候异常清晰。王波明即是其一。 1988年下半年，王波明和同是海归的高西庆一起，给高层写了封信，大意是：中国的农村改革在1986年已经基本完成，而城市经济改革刚刚开始，而城市经济改革，首先就是金融改革、股份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他们是幸运的，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因为在同时，以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体改办为主的政府部门，也开始探讨建立中国资本市场的可行性。1988年9月8日，北京万寿宾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在这里悄然举行。这拉开了中国资本市场创立的序幕。该会议是以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体改办的名义组织的，名为“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当时，王波明刚从纽约股票交易所辞职回国大约两三个月，他也参加了这个会。当时到会的一共有一二十人，包括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中创公司总经理张晓彬、中农信公司总经理王岐山，以及时任外贸部部长助理的周小川等。多年以后，《证券市场周刊》总编方泉在一个讲述中国证券市场历史的会议上，称他们是“年轻的有先见头脑的金融官僚”。该会议就如何组建北京证券交易所方面进行了讨论。当时，张晓彬介绍了他和王岐山共同草拟的建立北京股票交易所的建议书。会议对交易所应该设在北京还是上海，争论很热烈。会议之后，人民银行牵头组织编写材料，最后定下来由中创公司组织策划，提供经费和办公场所。于是张晓彬、高西庆、陈大刚和王波明等人，共同编写了《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也就是后来被简称的“白皮书”）。他们充分运用在国外的所学，搭建起了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个基本框架。当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拿到了“白皮书”以后，很快就回复，表示要专门召开汇报会，这就有了1988年11月9日的“中南海汇报会”。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表示：先由基层自发研究，然后变自发为国家有组织地研究和筹划。后来被总结为“民间推动，政府支持”。1989年1月15日，九家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在北京饭店发起了一个会，讨论中国证券市场早期的筹备工作。很多国家级的金融机构也参加了会议。这被戏称为“北京华尔街会议”。“九大非银金融机构包括中信、光大、北京国投、中创等，最后确定，参与这个事情的公司要每家拿出50万元人民币，作为组建机构的经费。”方泉介绍说。这个机构就取名为“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后来又正式更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成立时间是1989年3月15日，王波明出任副总干事，理事长为经叔平。 证券交易所应该建在北京还是上海？这是一个问题。1990年三四月份，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知道“联办”后，向他们发出了邀请，并表示可以解决他们的户口问题。成立了筹划交易所小组，尉文渊任组长。1990年8月，中央出台《开发浦东纲要》，明确提出把上海建成远东金融中心。这时候，上海和深圳开始争夺中国第一个证券市场的开业权。北京，已经被落在后面。一个插曲是：朱镕基在加拿大访问时，就宣布上海要建立自己的证券交易所，而且年底就要开张。这使得深圳变得被动起来。不过，深圳还是抢在了前头，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试营业；同年12月19日，上交所开业。深交所开张的时候，中央还没有批，就用红布盖着牌子，仅搞了一个小仪式，宣布可以交易了，可想而知，交易单自然也寥寥。经过两年的努力，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了。而王波明自股市成型后，一直游离于核心圈外。他一直任职“联办”副总干事，以及“联办”旗下一揽子财经媒体的社长或总编，包括《财经》、《证券市场周刊》、和讯网等。王波明如今为人低调，《财经》联席主编杨大明回忆说，他只接受过王安的采访，当时王是在写一本书。或许，面对自己曾经那么投入的一个事业成果——在风雨中跌跌撞撞成长的中国股市，王波明应是无语最好。这位股市的设计者之一，依然率性，骨子里依然崇尚勇敢，依然用漫不经心的神态，悠然于这几大财经媒体；叼着烟卷，擎着老茶杯，在烟雾缭绕里，怀揣着对激情的膜拜，继续打造他的梦想。
去年以来A股的惊天变幻曾被认为是去杠杆所致，所谓“成也杠杆、败也杠杆”。在博鳌论坛“‘闯祸’的杠杆”分论坛上，围绕A股“股灾”，杠杆迷局，中国的顶尖智囊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加杠杆，已成为上周沪深股市最抢眼的主题词。而各方的不同解读，则形成了大盘3000点的合力。A股目前是否已经完成熊牛切换还不得而知，但关于股灾的反思已经全面提上了日程。 现象 证券营业部一夜之间业务又上来了 A股的“股灾”从去年6月份爆发之时算起已经9个多月了。近日，北京青年报记者走访多家证券营业部了解到，随着股市行情的好转，前往证券营业部开户的人群又多了起来。中信证券呼家楼营业部的业务经理感叹，“一夜之间业务又上来了。” 中国结算最新数据显示，3月14日至3月18日，新增投资者数量达到70万人，其中新增自然人61万人，非自然人08万人。由此期末投资者数量达到16万人，其中已开立A股账户的自然人投资者为58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新增开户数在2月22日~2月26日这一周突破40万人，创出自去年7月第二周（2015年7月13日~7月17日）以来的近7个多月新高后，上周已经是连续第四周持续上升。其中2月29日~3月4日、3月7日~3月11日，新增开户数分别达到14万人、49万人的水平，而上周新增投资者一举站上了50万人。 热点 资金杠杆重现A股 而在新增开户人数剧增的同时，上周，加杠杆再次成为沪深股市最受关注的主题词，一连串与杠杆有关的消息搅动着A股市场。 3月18日，证金公司公告，自2016年3月21日起，该公司恢复转融资业务182天、91天、28天、14天、7天等五个期限品种，并下调各期限转融资费率，具体为：182天期0%、91天期2%、28天期3%、14天期和7天期4%。3月21日，即证金恢复转融资业务消息的次日，券商板块集体涨停。紧接着，九州证券在内的多家券商对融资利率作出优惠，部分券商甚至给出了99%的融资利率促销价。另外平安证券等多家券商已恢复去年救市时期暂停的融券业务。 市场评论称，近日两融业务加杠杆是双向的，既包括融资业务，也包括融券业务。市场倾向于认为，此时放开融券业务，是监管层认同市场回归正常的表现。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91家公布了两融利率的证券公司融资利率平均值为49%。其中，融资利率水平最高为60%，最低为35%，有43家券商公示的融资利率水平都在此列。另据了解，少数券商为了抢客，将新开仓融资客户融资利率直接降至99%，这也是证券行业在两融业务上融资利率首次破7。 市场资深人士认为，从现实情况来看，当前投资者加杠杆的能力也受到较大限制，受今年1月份股市的再次大幅下挫影响，融资账户浮亏的现象比较普遍，这也限制了投资者加杠杆的能力。随着市场暖风渐起，银行股票配资业务出现回暖态势，相关业务量开始放大。 调查 部分互联网配资公司杠杆最高达15倍 在上证指数近期出现两个“七连阳”的背景下，场外配资嗅出了市场做多的气味，也成了市场的热词之一。根据北青报记者的调查，目前市场所提供的杠杆率在1:3至1:5之间；由于此前市场跌幅过大，时间过长，投资者的心态相对谨慎，抱着边走边看的态度，咨询的多，介入的少，市场正处于缓慢的回暖状态。另有一些互联网配资公司，在其官网显眼位置写到——股票配资：15倍杠杆、15倍利润、短线狙击神奇、涨停就赚150%等等。此外，不少互联网配资平台包装得比较隐蔽，以“马甲”的形式提供配资服务。业内人士表示，对互联网金融平台而言，目前仍处于监管空白，投资者切不可轻易介入。 据了解，券商融资融券的门槛按照要求是在50万元以上，开户时间一般在6个月以上，绝大部分股民达不到这一要求。这些有着融资需求却被券商拒之门外的股民，场外配资的极低门槛却能满足他们。很少人在意配资公司的资金从哪里来，有公司会用自有资金作为给客户的资金，更多资金是通过第三方机构向客户进行集资，这种集资多是被包装成为高息理财产品向固定人群出售，并游走在监管红线外。 分析 资金杠杆重现是为促A股有效复原？ 与杠杆有关的多重叠加消息，对市场意味着什么，正在左右大盘的走向，更左右投资者的心理变化。西部证券的张腾指出，关于证金公司的最新举动，应从去年清理杠杆资金的情况和A股当前运行态势来客观看待。目前非法杠杆资金基本清理完毕，而当前A股又需要增量资金加以支援。 他分析，A股元气未能有效恢复，即便3月21日沪指重新站上3000点关口，沪市成交量也仅为3808亿元，而2014年12月16日即上轮牛市首次站上3000点关口之日，沪市成交量为4927亿元，成交量低迷凸显当前A股市场的羸弱，新股上市发行因此放慢节奏。面对这样的局面，适当刺激资金入市就显得十分必要，而之所以选择转融资作为突破口，则有其原因。3月中旬，两市融资融券余额水平已降至2014年12月初水平，在8500亿元左右，与2015年峰值2万亿元相比，出现显著下降，此外，两市融资买入额占A股成交额比例不足10%，与2014年3月即牛市行情未启动时大体相当，与2015年峰值19%相比，同样出现明显下降。基于谨慎原则，监管层选择适度引导，转融资成为较好的选择。 而上周五证监会发言人邓舸表示，场外配资新型手法有所抬头，将对相关主题立案调查。 业内人士认为，监管层应该鼓励投资者进入资本市场参与投资，但绝不会欢迎非法资金进入市场投机；这也可能是证监会警示非法场外配资的重要原因 最新 博鳌论坛热议A股“股灾”和杠杆迷局 值得关注的是，博鳌论坛最后一天一场议题为“‘闯祸’的杠杆”的分论坛。论坛上，中国资本市场早期监管者、外资投行、学术界研究者等各方代表嘉宾以独到、犀利的发言指出去年中国股市暴涨暴跌的原因分析，并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参与讨论的嘉宾，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中投原副董事长、总经理高西庆认为，杠杆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就跟证券市场别的工具一样。不管2008年美国市场发生重大危机也罢，还是去年中国市场发生危机也罢，杠杆只是一个表象。高西庆表示，政府应该找一个中立的机构，来调查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证券市场的数字基本上还是保密的。美国市场上好几次大的危机包括1987年那次危机，相关的数字都是公开的。现在需要把这些数据拿出来研究，然后再说是杠杆问题还是不是杠杆问题、是哪儿出的杠杆。” 另一名与会嘉宾，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联席院长、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李剑阁也发表了对杠杆的看法。他认为股灾不仅仅是杠杆本身的问题。“股灾以后，许多市场从业人士跟我说，去年年初恒生电子系统直接接入券商的交易系统，是被监管部门作为互联网+、金融创新，提倡和鼓励的。于是大部分券商都争先恐后地搞场外配资，觉得都互联网+了，谁不接大家就会觉得是落后了。等到股市过快上涨以后，监管部门感到恐慌了，又要券商立即切断场外配资。” 李剑阁认为，回顾去年以来的A股，整个过程就是出于“人造牛市”的初衷，开始拼命把杠杆往上推，害怕了又匆匆忙忙向下砍，造成股市断崖式下跌。可见问题不完全出在杠杆本身。导致去年股市剧烈波动的原因非常多，对融资的杠杆率前后执行尺度变化过于剧烈，至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观点 “监管者带着监管对象救市不合国际惯例” 在本次“‘闯祸’的杠杆”分论坛中，嘉宾们就“股市出现去年年中断崖式下跌的情况下，要不要救市？什么情况下该出手救？怎么救？由谁来救？”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有种看法认为，去年的做法是有国际惯例可循的。比较多的是举了2008年美国和1998年香港的例子。 但李剑阁认为，认真对照所谓的国际惯例，去年的救市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目前举不出任何一个国家是由监管部门带着监管对象救市的例子。美国几次救市一般是财政部和联储出面，SEC根本不会参与。1998年香港救市，是香港财政司带着金管局几个人，极小范围决策，最大限度地防止了内幕信息的泄露，避免了“老鼠仓”和利益输送等犯罪行为的产生。整个决策过程香港证监会并不知情。事后证监会尽管对政府直接干预的做法不很满意，但至少给监管者留下了监督政府交易过程的超脱身份，给政府增加了社会公信力。 李剑阁认为，类似去年中国的救市，由监管部门带着一批自己指定的监管对象去救市，就相当于裁判带着特定的运动员去踢球。这个球是没法踢的。没有任何机制能够避免吹“黑哨”。 对于李剑阁的说法，财讯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明颇为认同，他认为，这个国际惯例他确实也查了。“没有一个市场在历史上直接拿钱买市场，这个没有。” 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海外业务总裁Mark Machin表示赞同政府离市场远一点，但表示在全球也会有各样的例子在极端的情况下干预市场。1999年的时候，当时香港政府大规模的抛售，还有美国政府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救市也带来了一些系统性的风险。
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纽约股票交易所。这一天成为金融界及实业界的噩梦。持续很久的牛市当天惊人下落，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指数骤跌508点，一天内跌去的股票价值总额是1929年华尔街大崩溃时跌去价值总额的两倍。混乱中，价值超过6亿美元的股票被抛售。震荡也冲击到东京和伦敦。一个中国的年轻人观望了这场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混乱。后来，有人称他为“华人圈里第一个目睹了‘黑色星期一’的人”。他就是王波明，中国证券市场创立中的自发推动者。那时，他刚从哥伦比亚大学拿到法学硕士学位，在纽约交易所做数据整理员，满怀着年轻人的激情，雄心勃勃地期待开创一番事业。在这个年轻人眼里，“黑色星期一”背后的传奇性和神秘，远远超过了它的灰暗和恐怖。旁观者清，王波明对证券市场的作用有了深入的了解。他觉得证券市场能为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大展身手。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成为他的理想之一。尽管历史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但是，总有一些身影在历史远去的时候异常清晰。王波明即是其一。 1988年下半年，王波明和同是海归的高西庆一起，给高层写了封信，大意是：中国的农村改革在1986年已经基本完成，而城市经济改革刚刚开始，而城市经济改革，首先就是金融改革、股份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他们是幸运的，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因为在同时，以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体改办为主的政府部门，也开始探讨建立中国资本市场的可行性。1988年9月8日，北京万寿宾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在这里悄然举行。这拉开了中国资本市场创立的序幕。该会议是以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体改办的名义组织的，名为“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当时，王波明刚从纽约股票交易所辞职回国大约两三个月，他也参加了这个会。当时到会的一共有一二十人，包括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中创公司总经理张晓彬、中农信公司总经理王岐山，以及时任外贸部部长助理的周小川等。多年以后，《证券市场周刊》总编方泉在一个讲述中国证券市场历史的会议上，称他们是“年轻的有先见头脑的金融官僚”。该会议就如何组建北京证券交易所方面进行了讨论。当时，张晓彬介绍了他和王岐山共同草拟的建立北京股票交易所的建议书。会议对交易所应该设在北京还是上海，争论很热烈。会议之后，人民银行牵头组织编写材料，最后定下来由中创公司组织策划，提供经费和办公场所。于是张晓彬、高西庆、陈大刚和王波明等人，共同编写了《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也就是后来被简称的“白皮书”）。他们充分运用在国外的所学，搭建起了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个基本框架。当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拿到了“白皮书”以后，很快就回复，表示要专门召开汇报会，这就有了1988年11月9日的“中南海汇报会”。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表示：先由基层自发研究，然后变自发为国家有组织地研究和筹划。后来被总结为“民间推动，政府支持”。1989年1月15日，九家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在北京饭店发起了一个会，讨论中国证券市场早期的筹备工作。很多国家级的金融机构也参加了会议。这被戏称为“北京华尔街会议”。“九大非银金融机构包括中信、光大、北京国投、中创等，最后确定，参与这个事情的公司要每家拿出50万元人民币，作为组建机构的经费。”方泉介绍说。这个机构就取名为“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后来又正式更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成立时间是1989年3月15日，王波明出任副总干事，理事长为经叔平。 证券交易所应该建在北京还是上海？这是一个问题。1990年三四月份，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知道“联办”后，向他们发出了邀请，并表示可以解决他们的户口问题。成立了筹划交易所小组，尉文渊任组长。1990年8月，中央出台《开发浦东纲要》，明确提出把上海建成远东金融中心。这时候，上海和深圳开始争夺中国第一个证券市场的开业权。北京，已经被落在后面。一个插曲是：朱镕基在加拿大访问时，就宣布上海要建立自己的证券交易所，而且年底就要开张。这使得深圳变得被动起来。不过，深圳还是抢在了前头，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试营业；同年12月19日，上交所开业。深交所开张的时候，中央还没有批，就用红布盖着牌子，仅搞了一个小仪式，宣布可以交易了，可想而知，交易单自然也寥寥。经过两年的努力，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了。而王波明自股市成型后，一直游离于核心圈外。他一直任职“联办”副总干事，以及“联办”旗下一揽子财经媒体的社长或总编，包括《财经》、《证券市场周刊》、和讯网等。王波明如今为人低调，《财经》联席主编杨大明回忆说，他只接受过王安的采访，当时王是在写一本书。或许，面对自己曾经那么投入的一个事业成果——在风雨中跌跌撞撞成长的中国股市，王波明应是无语最好。这位股市的设计者之一，依然率性，骨子里依然崇尚勇敢，依然用漫不经心的神态，悠然于这几大财经媒体；叼着烟卷，擎着老茶杯，在烟雾缭绕里，怀揣着对激情的膜拜，继续打造他的梦想。
你说的财经杂志吗？财经杂志的执行主编是何刚，管内容的；幕后老板是总编王波明，他同时也是《财经》隶属的联办传媒集团的董事局主席。
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总干事财讯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中国国债协会理事《财经》杂志总编《证券市场周刊》社长哥伦比亚大学国际金融硕士。曾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任经济师,参与中国初期资本市场的建立，包括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筹建；参与设计了中国第一个投资基金，从而开创了中国机构投资者的先河；曾被世界经济论坛推选为“全球未来领导”成员。王波明作为证券市场的早期主要推动人之一积极推动、策划并参与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创建。
美国国务院官员透露，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在担任国务卿时，没有开启政府电子邮箱，其助理也没按“联邦档案法”规定将她的电邮保留在国务院伺服器，因此希拉里只使用个人电子邮件账户来处理政府事务。这种做法并不违法，但可能违反了要求政府官员之间的通信应作为机构档案加以保留的联邦规定。文章中称，“对美国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是美国的债务。”在加强美国的经济安全方面，总统有许多措施可选，比如组织一次有中国领导人参加的闭门会议。议题是终止美国对台湾的军援和军售，在2015年以前废除美台防卫协议，以此交换中国豁免其持有的美债，这一数字已高达14万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