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彬彬，1916年起，继黄远生担任上海《申报》、《时报》驻京特派记者，《京报》创刊后，又被聘为特约撰述。他以熟悉历史掌故著名，所写新闻通讯注意有关人物历史背景的介绍，文笔美畅又富于趣味，很能引人入胜。他对中国传统戏曲也很有研究，是民国初年著名的报刊剧评专栏作家之一。 徐彬彬，民国初年一批有影响的新闻记者之一，江苏宜兴人，任上海《申报》和《时报》驻京特派记者，其通讯文笔流畅风趣，反来曾主编《北京》、《大公报》副刊，专干文学，娴于经史，所写随笔等均受读者欢迎。 到清朝末年，新闻电报开始减半收费。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交通部特地颁发了《新闻电报章程》，规定：“国内往来新闻电报，华文明语电报每字收银元三分，英文明语每字收银元六分。”（据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新闻电报费用的降低，使报纸可以更多地使用专电。 有线电报的不断架设、电报费用的降低以及铁路线的延伸，使当时的各大报纸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建立通讯网成为可能，这在客观上也对中国报业在民国初年开始由“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过渡、确立新闻在报纸上的“中心地位”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1912年10月起，《申报》上就开始出现“北京特派员”的名称。《时报》、《新闻报》等沪上大报为了在竞争中不落下风，也纷纷聘请驻北京的特派员。黄远生、邵飘萍、徐彬彬等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代名记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他们为远在上海的报馆，或拍发专电，或撰写“特别通讯”。电讯在这些报纸上所占据的版面越来越多，遇到重大政治事件，甚至会整版地刊登电讯。因为电讯数量很多，报纸开始将电讯分为专电、外电、通电、公电等种类。 所以说，电讯的增多大大提高了报纸的新闻报道水平。 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我国新闻界曾涌现出一批著名的报刊政论家，现在则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新闻记者，他们是黄远生、徐彬彬（凌霄）、刘少少、邵飘萍、林白水、胡政之、张季鸾等人，其中黄远生和徐彬彬、刘少少，有民国初年新闻界“三杰”之称。这些名记者大都是留日学生，受过资产阶级教育，有一定的现代新闻学知识和办报经验，有敏锐的思想，有熟练的驾驭文字的能力，他们为中国报刊向新闻时代的转变做了重要贡献。 “民初三大名记者”：黄远生、刘少少、徐彬彬。 徐凌霄（1888～1961） 笔名彬彬、凌霄汉阁主。江苏宜兴人。 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伯父徐致靖是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的积极支持者，他深受影响。民国5年（1916年）起继黄远生之后担任上海《申报》、《时报》驻北京特派记者，撰写《北京通讯》，由于他对当时一些政界要员的身世经历较熟悉，通讯报道中常透露一些有趣的内幕材料，文笔流畅，颇受读者欢迎，成为民国初期最负盛名的记者之一。邵飘萍的《京报》创刊后，他应邀担任特约编辑，主编副刊并撰写剧评。从民国16年（1927年）7月起，曾和其弟一士合撰《凌霄一士随笔》，在《国闻周报》上连载，达10年之久，内有不少新闻界的掌故。30年代前后，担任天津《大公报》、《戏剧周刊》和《小公园》主编。1961年逝世于北京。 袁称帝时，张季鸾和曾通一、康心如等创办《民信日报》，任总编辑，每天撰文抨击。袁死黎继，他任《新闻报》北京特约记者，以"一苇"通信和《申报》的"飘萍"通讯、《时报》记者徐凌霄的"彬彬"通信同时脍炙人口。 徐凌霄和他的《古城返照记》 徐凌霄，原名徐仁锦，笔名霄、汉、凌霄、凌霄汉阁主、彬彬、烛尘、一尘等，徐凌霄这个名字，就起源于他的一个最常用的笔名。他原籍江苏宜兴，祖父那一辈起，因应顺天府乡试而入了宛平籍，成了北京人。他出身世家，父兄辈中有不少人在晚清的政坛中赫赫有名。他的伯父徐致靖，官至礼部右侍郎，堂兄徐仁铸官至湖南学政，另一个堂兄徐仁镜，官至翰林院编修，都倾向于维新变法，都是著名的维新派官员，也都因此在戊戌政变中获罪。一个被判绞监候，两个被革职永不叙用。受家世的影响，徐凌霄青少年时代受过很好的儒家传统教育，长于文学，娴于经史。后来又考入了北大前身的京师大学堂，学习的是土木工程，但他一生中主要从事的，还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活动。 徐凌霄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首先是一个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从1910年起，他从事过三十余年的新闻工作。曾先后为上海的《时报》、《申报》，北京的《中国新报》、《京报》、《实报》，天津的《大公报》等著名报纸撰写过通讯和评论。并担任过北京《京报》、《晨报》和天津《大公报》的副刊主编。在应聘为上海《时报》驻北京特派记者期间，他用彬彬这一笔名，为该报撰写了大量的北京通讯，以观察细致、剖析入微、才思敏捷、文笔美畅，蜚声于时。一度和黄远生、刘少少并称为民初三大名记者。刘少少脱离报坛后，又和黄远生、邵飘萍一道，被当时的新闻界誉为“报界三杰”。其次，他还是一个著名的历史掌故家。他亲身经历过戊戌以来的一系列重大的政治事件，结识过不少清末民初的朝野政要和遗老遗少，既熟悉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又十分注意相关资料的积累，对清代历史烂熟于胸。他在北京《京报》、上海《时报》等报上开辟的《凌霄汉阁随笔》、《凌霄汉阁谈荟》等专栏，以及和他的胞弟徐一士合作在上海《国闻周报》等刊物上开辟的《凌霄一士随笔》、《曾胡谈荟》等专栏，所写的就是这一类历史掌故文章。这些文章，累计达一百多万字，后来都结集成书，成为海内外清史和近代史研究工作者必不可少的重要参考读物。再次，他还是著名的诗人和剧评家。作为诗人，他所擅长的是旧体诗词，青年时代就以诗名于时，经常在报刊上发表他和袁寒云、沈南雅、徐半梦等人的唱和之作，曾被当时人誉为“京师四才子”。作为剧评家，他对京剧的历史、流派、剧本、角色和唱腔，都有十分精湛的研究，他在上海、北京等报上发表的以“凌霄汉阁评剧”为栏目名称的剧评，和他在主编《国剧月刊》时所写的剧评，都脍炙人口，拥有众多的读者，井深为演艺界所推重。青年时代的著名京剧演员如余叔岩、奚啸伯、梅兰芳、程砚秋等，都曾经得到过他的指点和奖掖。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成就之外，徐凌霄还是一个有影响的小说家。其代表作就是他所写的《古城返照记》。这部小说从1928年9月1日起，每天在上海《时报》上连载，到1931年2月才全部刊完，是一部80余万言的鸿篇巨构。内容从1793年即乾隆58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到热河行宫觐见引起的一系列纠葛写起，到1916年袁世凯帝制失败结束，时间跨度达一百多年。全书以这一段时期的历史为经，以虚实相间的人物和故事为纬，在这样的一个框架内，结合有关的情节，对北京这座古城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建筑、戏剧、宗教、伦理、语言、和民情民俗等各个方面，用文学的语言，作了详尽的描述。其间，还穿插了不少和北京这座古城有关的、趣味盎然的轶闻轶事和历史掌故。新闻工作者的丰富阅历，历史掌故家的渊博学识，戏剧评论家对京昆艺术及其发展源流的深刻了解，以及小说家写人叙事状物的生花妙笔，在这部小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从某种意义说来，这部小说不啻是一部全面了解清末民初的北京的百科全书。是一部可以与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曾朴的《孽海花》等名篇比肩的煌煌巨著。是应该在中国近现代的小说史中占一席之地的。 在中国，自从近代化报纸诞生以来，报刊和文学就始终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利用报刊的版面长篇连载小说，有着一百年以上的历史。最先使用长篇连载这种形式的报纸是上海的《申报》。这家报纸从1873年1月4日起，即在副刊《瀛寰琐纪》中连载蠡勺居士翻译的英国小说《听夕闲谈》。稍后，1879年创刊的上海《汇报》和1882年创刊的《字林沪报》，也都刊有连载小说。这些都可以算是报纸“长篇连载”这种形式的初步尝试。此后，这种方式逐渐为各报刊所普遍采用，不少著名小说家的作品，如巴金的《家》《春》《秋》，茅盾的《腐蚀》，老舍的《四世同堂》，张恨水的《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都是先在报刊上连载，受到欢迎，最后才由出版部门结集出版的。徐凌霄的这部《古城返照记》也属于这样的作品，刚开始连载，就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当时就有不少读者致函《时报》，询问全书出版的消息。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及时安排付印，此后迭遭战乱，遂被搁置，这是很令人惋惜的。 现在，经过各方面的努力，这部小说终于由北京日报同心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这是很值得高兴的一件事，小说的作者徐凌霄已于1961年逝世。这部充满了知识和趣味的文学作品的出版，不仅为读者们提供了一份高品位的精神食粮，也将是对徐凌霄这位在中国新闻史上以通达古今淹博多识著称的老新闻工作者的一个很好的纪念。 ……幸喜当时有一位谈剧名家凌霄汉阁主（原名徐凌霄），学通中外，文笔隽健，对于挖掘京剧的精华，致力极深，他曾《大公报》、《京报》创办戏剧周刊，维护京剧，不遗余力。我庆得知音，与他通讯投稿……研究所每月出版一期《剧学月刊》，刊载当代名家徐凌霄、陈墨香、杜颖陶等人的文章论著…… ……胡乔木还提到一些旧北京副刊上能写文章的人，比如徐凌霄和徐一士…… 梅兰芳谈昆曲：……「我先从北京唱开了昆曲，观众看了并不讨厌。每次叫座的成绩，往往超出我的预计之外。舆论上也都用很好的批评来鼓励我。这一来引起了社会上多数人的注意，有两个大学里面，还增加了研究南北曲的一门课程。聘请专家去教授，当地报纸如顾君义主编的「又新日报」，邵飘萍、徐凌霄、王小隐办的「京报」都常发表有关昆曲的消息和评论。」…… 徐凌霄《旧都百话》关于酸梅汤有这样的记载： 暑天之冰，以冰梅汤为最流行，大街小巷，干鲜果铺的门 口，都可以看见“冰镇梅汤”四字的木檐横额。有的黄底黑字， 甚为工致，迎风招展，好似酒家的帘子一样，使过往的热人， 望梅止渴，富于吸引力。昔年京朝大老，贵客雅流，有闲工夫， 常常要到琉璃厂逛逛书铺，品吕骨董，考考版本，消磨长昼。 天热口干，辄以信远斋梅汤为解渴之需。 徐凌霄遗著《古城返照记》问世 与黄远生、邵飘萍并誉为我国报界早期三杰的徐凌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创作的京味长篇纪实小说《古城返照记》，日前由北京日报集团同心出版社隆重推出。北大教授、著名学者吴小如先生为该书作序，人大新闻学院教授、著名新闻史专家方汉奇教授撰文称“这部小说不啻是一部全面了解清末民初的北京的百科全书。” 徐凌霄先生从事过30余年新闻工作，昔日应聘为上海《时报》驻京特派记者期间，为该报撰写了大量的北京通讯和随笔，蜚声于时。由他创作的《古城返照记》1928年9月至1931年2月在上海《时报》连载刊出，一时洛阳纸贵，好评如云。这次结集出版，约60余万字，分上下卷。上卷反映袁世凯称帝前后政坛人物明争暗斗种种鲜为人知的故事；下卷记述京剧的发展、变迁及历史上几位著名演员如谭鑫培、梅兰芳的“走红”史。 …… 这些新型知识分子报国的方式也改变了。他们不是前代士大夫靠科举做官“兼济天下”了，而是从事各种类型的知识性的活动，对社会、国家产生影响。如徐凌霄曾在京师大学堂学土木工程，本来打算搞工程设计，曾到长江考察，后来蒿目时艰、目睹腐败，愤而给报纸投稿，引起了社会关注，遂进入了新闻界，成为民初与黄远生、邵飘萍齐名的三大名记者。后来徐凌霄与其弟徐一士都以写作谋生，并借以表达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关切。 徐凌霄的《古城返照记》是他的代表作品，此时他与叔父徐致靖及堂兄们的社会地位不同了，这本书中所反映的思想观念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又向前进了一步。民初徐凌霄给上海报纸写专栏“北京通讯”，外交家顾维钧出使北美，爱读徐凌霄写的“北京通讯”，称赞他的文章“有组织、有思想”。可见徐凌霄虽然出身于旧式士大夫家庭，但其思想颇能跟上时代，一点不落伍。 草草一看，《古城返照记》很像旧式文人写的笔记掌故，零零碎碎记载一些有趣的事件以为谈资。实际不然，从形式上看，这是一部以记述掌故轶闻为主的长篇小说，其中有人物、有故事，虽然人物形象不是那么鲜明，故事情节也缺少戏剧冲突，但有了人物与故事这两项，就与单纯的笔记掌故划清了界限，成为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从思想内容来看，书中所记录无非是清末民初古城北京的官场、学界和梨园的趣闻轶事，也都是士大夫们感兴趣的事情，而其中所体现的思想倾向与“五四运动”时期大声疾呼变革的先驱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北京是古城，五朝故都，现在我们都怀念古城的原貌，尤其当我们想到梁思成先生关于北京是个“大文物”的评价，更使我们对老北京思念不置。这多是因为想到这些古代遗存中所负载的文化信息，从而惋惜它被拆被毁。如果倒退一百年，您生活在末代皇帝的都城，就不一定对它倾注这么多的感情。因为作为皇帝所在的“首善之区”，首先是封建专制政治堡垒，是统治全国的神经中枢。匍匐在“天子脚下”的“老北京”以“生在帝王边”自夸自大。“说到江南人，他们叫做蛮子，山东人叫老东儿，山西人叫老西儿，其他各处的人，在北京人眼里嘴里不是‘土’就是‘怯’，若是一个人够得上称‘老北京’的，他的脸上是刷了一层金，真不亚于《九更天》的文天祥。”从这段对“老北京”的调侃上可见徐凌霄对北京这座古都的态度。在徐氏眼中北京的内外城、皇城、紫禁城大致不过是“大圈圈里有个小圈圈，小圈圈里有个皇圈圈”。这种类似监狱的“圈圈”不仅是控制百姓的核心，即对皇帝来说也是“锁上加封，永远圈禁”。徐氏这样新知识分子对古都的感受是“黑暗暗雾沉沉黄泉路上，阴惨惨来到了天日无光”。这不仅仅是说北京的“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水土气候，也是讲北京在专制皇权的统治下暗无天日的情景。书中以“五千年历史上最舒服、最威武”的皇帝——乾隆处理的两个事例作为开篇，解剖了专制制度及其代表者的残忍和昏聩。这两个掌故是王锡侯《字贯》文字狱案和英使马戛尔尼朝觐案。这两个看来不相关的事情，确实展示乾隆盛世的真相。 …… 从《古城返照记》想到徐凌霄一类民初重要的掌故与散文作家，他们所用的既非当时新文学作家所用的欧化白话，也非文言，而是用一种接近京剧语言（主要是京白）的文字写作。这种语言受到地域的局限，但读者也不算少，大约与京剧的观众差不太多。这类作者有徐凌霄、徐一士、老宣、齐如山等，后来到台湾后还有唐鲁孙、夏元瑜等。大陆的现代文学史很少提及他们是有些不公正的。 徐凌霄及其《古城返照记》 吴小如 （《古城返照记》序言） 《古城返照记》的作者徐凌霄先生（1886—1961），是我平生尊敬仰慕的前辈学者之一。早在读初中时，就爱读先生的文章。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有幸到先生寓所当面拜谒，同时还见到先生的令弟一士先生。当时一士先生脑血栓症初愈，言语已较艰难，故聆听凌霄先生的教言独多。所谈话题，以评述京戏为主。盖先生不仅是老顾曲家，而且能粉墨登场，所谈自然悉中肯綮。惟事隔多年，其内容今已不能省记了。 凌霄先生本名仁锦，字云甫，别署凌霄汉阁主，原籍江苏宜兴。幼时就读于济南高等学堂，旧学功底很深，为业师宋晋之所激赏。及长，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土木工程系。后以国势阽危，民生憔悴，乃思以文章报国，终其身以著述为业。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经常于报端读到凌霄先生的专栏文章，每天数百字，谈古论今，品戏评艺，言简意深，精美无匹。惜未经裒辑，今已成广陵散。其仅存者，只有先生于1928年在上海《时报》逐日连载之长篇说部《古城返照记》，惜当时亦未单行付梓。到上个世纪末，始由先生之从子泽星先生就报刊复印件进行董理，将原书上下两编八十万字略作删减，都六十余万字，并冠以回目，仍分上下两编。今北京同心出版社即将出版此书，乃嘱笔者通读，并撰写序言以为介绍。披诵既讫，谨约略言之如下—— 此书虽似自传体“纪实”小说，实不以故事情节为主。书中主要人物有余姓名陆贾者，即作者自谓，犹《老残游记》中之老残，即其书之作者刘鹗本人也。盖“余”字即取“徐”字之半以代作者之姓氏（书中人物姓名多用此法，如康有守即康有为，袁开士即袁世凯皆是）；而“陆贾”者，乃取西方电影界两大笑星陆克和贾波林（今译卓别林）中译名的首字以为己名，籍以自我嘲讽。其书上编自作者入京师大学堂写起，然后拓展开去，写到学界与政界，举凡学校风光、师生动态，以及官场丑态、政界风云，作者皆涉笔成趣。一直写到辛亥革命，清帝退位为止。中间则穿插老北京各种世相及风俗人情（如饭庄、茶肆、妓院、戏园、商店、医院之类），而以清末时事嬗变为主线。下编则着重写清末民初活跃于北京戏曲舞台上的皮黄和梆子腔两大剧种的诸多名演员的演出实录，其间自然也写到作者对艺人品德的月旦、艺术水平的高下以及各个剧目的演出特色等等。总之，上编内容对研究近代史和清末民俗的人有参考价值，下编内容则对研究戏曲的人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美学价值，是极为珍贵的戏曲史料。其中作者谈到京剧流派的传承问题，有一精辟见解。他认为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三人，都是程长庚的传人，但同时也具有他们各自的特色。如果这三个人都师学程长庚，那么这三位表演艺术家就不可能独自开创一派了。此外，他对杨小楼、梅兰芳等也有类似的评价。 作者对当时社会名流，只突出肯定了天津南开学校的创办人严修（字范孙），认为他品德高尚，学问渊博，办教育事业嘉惠后世，在上编结尾处对他表彰不遗余力。而对戏曲演员，则对梆子演员贾璧云（后亦兼演皮黄）赞誉备至，不仅评论其艺术水平高，而且对其人品更揄扬不已，是彼时德艺双馨的表率。从而看出凌霄先生在老一辈学者中，无论是思想水平还是价值观念，都是位居前列的。 此书我前后读了两遍。窃以为它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纪实”小说，值得用一点时间去披阅玩味。现在同心出版社把这部沉埋已久的优秀读物付梓问世，确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徐凌霄遗作尘封70年终出版 信报讯民初著名记者徐凌霄所著的京味长篇纪实小说《古城返照记》近日已由同心出版社出版发行。 徐凌霄原名徐仁锦，从1910年起，他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余年，撰写过大量通讯和评论，先后担任过《京报》、《晨报》、《大公报》的副刊主编和《时报》驻京记者等职，并与黄远生、邵飘萍一起被当时的新闻界并称为"报界三杰"。 1928年徐凌霄所著的《古城返照记》开始在上海《时报》上连载，小说一经刊出就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古城返照记》从1793年英国使臣到热河行宫觐见乾隆皇帝所引起的一系列纠葛写起，到袁世凯称帝失败结束，跨越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全书共分上下两卷，上卷主要描写的是宦海兴衰浮沉，反映了袁世凯称帝前后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明争暗斗的种种鲜为人知的故事，下卷记述了京剧的发展、变迁和著名演员谭鑫培、梅兰芳的"走红"史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京城的民俗风情和三教九流的生活状态。 由于种种原因，小说连载完成后未得到及时出版，后又因多次战乱而一直被搁置，而作者徐凌霄也于1961年去世。直到今年，《古城返照记》在尘封了近70年后终于由同心出版社出版。著名新闻史专家方汉奇曾称"《古城返照记》是一部全面了解清末民初北京生活的百科全书，是可以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等名篇比肩的煌煌巨著。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报纸原有的广告刊出式样很难完全满足广告主越来越多元化的需求。在不损害报纸品牌形象的前提下，报社的广告经营者可以积极探索广告刊出式样的创新，为广告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报纸不仅可以设立各种专版广告，也可以适时推出集资讯、信息、服务、广告等于一身的各种专刊，从而在广告主及读者之间搭建一个信息交流平台，以取得三者的互动和共赢。毫无疑问，这种寻求将广告客户和读者利益紧密结合的广告样式，不仅有利于读者，也更能增强广告的效果，从而将赢得广告客户的认可。2005年，山西日报报业集团广告总公司在《山西日报》上策划推出了国美电器大联版广告，由于别具一格的形势与前所未有的气势，广告格外引人注目。这种新型广告版面的出笼，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为其他企业投放报纸广告提供了更大的选择空间，也为报社创收另辟了蹊径。除了在单一广告刊出上的创新，报社也应当考虑到广告不仅是广告主的“广而告知”，而且也是读者的重要的信息来源。《山西日报》2004年正式开办行业性服务专刊“经济时讯”，形成“置业周刊”、“汽车周刊”、“通讯周刊”、“能源周刊”、“交通周刊”、“国土资源周刊”、“投资理财周刊”、“吃遍太原周刊”、“经济开发周刊”以及教育、品牌、收藏、就业等版块，宏大的信息量不但吸引了更多的读者关注，更为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的广告收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成为《山西日报》广告策划的一个重要平台。“经济时讯”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山西日报》的版面，增强了知识性、趣味性、实用性、可读性，有利于整体发行。 对于企业来说，广告仅仅是其营销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少广告主在进行资金预算时，并不仅仅满足于购买版面。他们不单要通过广告追求知名度，而且也希望借助报社的智力资源和报纸对读者较强的亲和力，通过各种公益性的活动来塑造和提升其产品和形象的美誉度及品牌形象。因此报纸在为客户提供广告服务时，不应将眼光仅仅局限于广告版面的销售上，还可以适当进行各种广告或公关活动的策划来满足广告客户的需求。2005年，《山西日报》行业周刊“经济时讯”以策划带动影响力、以活动带动广告增量，无论是与搜房网合作举办的“京沪两地顶级名盘赴晋房展会”，还是与中国房地产报合办的“晋商投资趋势论坛”，无论是对世界著名激励大师约翰·库缇斯演讲的爱心协办，还是对策划大师王志纲来山西的全程跟踪，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为使“经济时讯”广告收入有一个较大的提升，“经济时讯”先后策划了“五一假日周刊”、“金秋宝典”、“新年特刊”等多次特刊，不但满足的客户的需求，也为全年广告收益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广告投放的覆盖面是报纸广告服务的要素之一。为了提高广告投资收益，广告主投放广告时往往根据自身的营销战略和消费群体精打细算地制定其媒体组合和媒介购买计划，报纸在对其进行广告服务时，也应当相应为其提供更多的选择。不少报社旗下往往不止一家报纸，而每张报纸都有一定的覆盖面和自己较为固定的读者群。而一些生产厂商通过广告推销其大众化产品时，往往强调和追求最大化的覆盖面和产品知名度。这时，报社在销售广告时可以将几家报纸的版面采用交叉组合的销售方式为广告主提供服务。不仅为广告主提供了满意的服务，而且也整合和优化了报社内部的广告资源，增强了报社在广告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山西日报》一直以来，以强强联手，捆绑营销作为广告经营的重要手段，以省级党报与省内第一都市报的无缝衔接作为打拼市场的突破口，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尽管2005年中国报纸广告形势不容乐观，但山西日报广告总公司的收益并未滑坡。不同的传播媒介，由于有着不同的传播特性、传播优势和传播效果，广告主在投放广告时，往往也倾向于整合营销传播，即根据不同媒介的传播特性，购买不同媒介的版面和时间，形成立体化、全方位传播的媒介组合，以此达到最佳的广告效果。山西日报广告总公司不但整合纸质媒体，更将山西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山西新闻网作为推广的平台，同时可为客户提供路牌广告、灯箱广告、擎天柱广告、霓虹灯广告、印刷广告等套餐服务，减少了广告客户的搜寻成本，为广告客户提供更为科学、合理、便捷、完善的广告服务，最终也会增强报纸吸纳广告渠道的能力。报纸广告也应看到，与一些追求覆盖面宽广、产品知名度高的广告主相反，一些广告主出于自身战略、成本或消费人群考虑，往往倾向于区域化的广告投放。因此对于一些以客户需求为服务重点的报纸来说，采用区域化的广告分版形式就显得必要。《山西日报》设了省城版，吸引区域化的广告投放，下一步，我们将尝试在其他地市开设相关版面，以吸引更多的广告客户。区域化分版的广告服务不仅满足了客户的投放需求，而且也拓展了报纸的广告空间，减少了报社成本支出。 价格不仅是调节市场供求的主要手段，而且也是各项产品和服务营销组合的重要组成因素，价格与定价策略往往是许多营销者擅长使用的竞争手段。而在中国，由于报业发展尚不够成熟，报业广告服务的价格体系和定价计费方式比较单一，往往仅依据广告刊出的版面、位置和面积来进行定价和计费，未能依据市场变化及时经常地加以修改，并且对不同的产品品目、细分市场和购买环境，价格的差别变化也不够多样化，这就使得在广告刊登的高峰时节，容易出现报纸的版面供不应求的局面，而广告淡季时又供大于求。随着报业市场的逐步成熟以及媒体市场竞争的加剧，报社需要一个创新的价格体系、计费方式和定价策略使其提供的广告服务更适合市场的多样化的需求，以进一步为客户和自身创造价值。随着经营环境和广告客户的需求的不断变化，相信报纸广告服务形式也相应需要更多的创新、不断的调整甚至重新设计才能为广告客户提供“贴身服务”，才能取得更好的效益。
社长、总编辑。同为正厅
还是总编辑大，一般社长都兼任总编。正职。社长快退休时，选一个总编辑做为以后的接班人。而常务副社长再厉害也是副职。如：山西日报社，是直属于山西省委宣传部的省级党报，内部则有两个正厅级岗位，社长，正厅级，总编辑，正厅级。而副社长、副总编辑、纪检书记则都是副厅级。
如果是应试需要的话看一下丁柏铨主编的新闻采访与写作和人大版的新闻采访学、新闻写作学，另外南方周末、南风窗、三联生活周刊也是经典。如果是工作需要的话还是研究一下感兴趣的媒体，尤其是你将要涉及的那个口子的常用报道模式。不知道你是哪种工作性质，每个口子的稿子都有自己固定的模式，其实熟练了之后就是套。
1896年5月12日（农历三月三十日）出生于浙江镇海的一个贫寒人家，三岁时随父辈迁居于浙西距孝丰县城西十里之鹤鹿溪。1904年就读于私塾，自《三字经》学至“四书”、“五经”。1909年进入孝丰县城高等小学堂读书。1912年以第二名成绩毕业。1913年考入湖州公立吴兴中学。读中学时，各科成绩优良，尤以体育、地理两科更为突出。 1915年中学毕业后，先后受聘于孝丰县立小学和私立王氏小学，任国文、历史和地理教员。1921年利用暑假时间到处游历。1922年到1924年间，并任《孝丰日报》总编辑。后因与同校教员竞争校长职位失败，父亲又硬逼他与不相爱的女子成婚，遂决然离家出走。 1926年初升任第1军（何应钦）教导师第2团（团长胡公冕为共产党员）第2营营长；7月把同乡戴笠推荐给蒋介石，胡宗南在胡公冕的推荐下，升任教导师第2团上校团长,参加北伐战争；同月，参加了北伐战争，任第一师团长。10月，胡宗南在南昌城郊使用火攻计，以1个团的兵力打败孙传芳1个精锐师，俘虏军长李彦春等；11月教导师改为第1军第1师，隶属东路军（何应钦）序列，进军浙江。1927年3月20日攻克上海；5月任第1军第1师少将副师长兼第2团团长，成为国民党黄埔系学生的第1个将军；8月从杭州飞驰南京参加龙潭战役；10月26日，胡宗南升任第1军（刘峙）第22师师长；11月击毁直鲁联军白俄雇佣兵装甲车队。1928年4月参加第二期北伐。8月第22师缩编为第1师第2旅，任旅长,11月所部在蒋介石校阅中因训练成绩突出，被评为“模范旅”。1928年4月参加第二次北伐，一举攻占蚌埠；5月1日进济南，5日撤退到曲阜整训；10月第1军第22师整编为陆军第1师（刘峙）第2旅，胡宗南任少将旅长；11月蒋介石亲临徐州校阅第1师，第2旅被誉为“模范旅”，其第3团受阅成绩列全国陆军第一。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胡宗南率军警戒武汉，第2旅改成第1旅，胡宗南仍任旅长。1930年5月参加中原大战，在河南开封附近与反蒋部队作战，6月7日胡宗南任第1师代理师长，沿陇海路迎击西北军孙良诚部。1930年率部参加蒋冯阎战争，战后任第1师师长。1931年1月13日，胡宗南升任第1师中将师长，开始建立自己的军事体系，形成黄埔系“少壮派集团”；7月参加讨伐石友三。 1932年3月，胡宗南、贺衷寒、戴笠、康泽等参与组织“力行社”和“复兴社”，胡宗南居蒋介石“十三太保”之首，以黄埔系“太子”自诩；5月参加“围剿”大别山的红4方面军，胡宗南乘红军兵力分散之际，将红军第10师和第12师拦截包围于河口镇以东地区，红军伤亡很大，6月红4方面军向西北突围时，胡宗南等几十万大军尾追拦截，与杨虎城部将红军压缩在漫川关，徐向前、许世友等几经拼杀才突出重围，不久率领第1师进入甘南布防。1935年2月任“剿匪”第3路第2纵队司令官；4月9日叙任陆军中将；6月积极参加拦截围攻长征红军，在松潘差点被活捉，部队伤亡过半；9月任“西北剿匪”第1路军第2纵队司令，在川西北地区阻击红军；11月22日当选为国民党第5届中央监察委员，标志着黄埔系的势力开始进入中央决策机构。1936年4月21日，行政院任命胡宗南为第1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进攻陕北红军，彭德怀率领红军迎击，大败胡宗南；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胡宗南正在陕西惠安堡附近，得知蒋介石被扣的消息后，旋即赶到天水，支持戴笠赴西安营救蒋介石。 1937年2月第1军开赴陕西凤翔，受顾祝同指挥，向西安施加军事压力；4月24日辞第1师师长。7月7日抗战爆发，9月2日胡宗南率部参加淞沪会战，13日升任第17军团军团长，是黄埔学生中第1个军团长，由于第1军仓促上阵，两度参战部队损失很大；11月6日第17军团撤出战斗；12月回关中。1938年5月12日辞第1军军长，参加开封会战，指挥部下攻打兰封外围，扫清了通往城内的道路，但土肥原第14师团仍突围而去；6月18日兼任第27军军长；9月1日胡宗南辞军长，支援武汉会战，占领信阳，日军反攻信阳时，留守的团长马载文临阵脱逃，导致信阳失守，乃撤回西安。1939年1月14日任第34集团军副总司令；8月4日任第34集团军总司令，成为黄埔系学生的第1个集团军总司令；12月，胡宗南受蒋介石指使，集结部队准备向延安进攻。1940年1月，蒋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胡宗南奉命在空军的配合下，向陕甘宁边区纵深进犯，蚕食5个县，并公开喊出“消灭边区”的口号，严密封锁，构筑了一条长达700余里的由碉堡、工事组成的封锁线。1942年7月23日，胡宗南升任第8战区（朱绍良）副司令长官兼第34集团军总司令，掌握第8战区实权，屯兵西北，封锁、侵犯陕甘宁边区，号称“西北王”。1943年7月，胡宗南曾密谋突袭延安，被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地下党员熊向晖暴露而作罢。1944年4月，胡宗南被任命为第1战区副司令长官，因不服司令长官陈诚，称病赴华山休养；5月日寇土肥原部调集12万兵力突然进攻中原，守军连失数城，土肥原率兵向西急进，如入无人之境，6月13日中美空军大炸豫西之敌，胡宗南部猛烈反攻，取得胜利；8月17日被任命为第1战区副司令长官，与陈诚数次冲突；9月空运增援桂林、重庆；12月19日被任命为第1战区代理司令长官。1945年1月12日就任代理司令长官，辖4个集团军、16个军、42个师、5个特种兵团，计45万人；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7月31日被正式任命为第1战区司令长官，成为黄埔系学生中唯一的战区司令长官；8月21日被任命为洛阳、郑州、开封、新乡地区的受降主官，向石家庄发动进攻；9月22日在郑州接受日本第12军团司令官鹰森孝投降，共6万余人；10月3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此时第1战区指挥的部队有5个集团军、25个军，总兵力达50万人，势力分布到陕西、甘肃、宁夏、河南、晋东南地区；10月10日授予抗战胜利勋章。 1946年1月1日，胡宗南被任命为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副主任；3月1日获颁青天白日勋章；4月所部国军整编，军改“整编师”，师改“整编旅”，胡宗南部下20多万；7月4日整编第1军越过黄河，企图与阎锡山部南北夹击太岳部队；9月，其部队分两路进犯晋东南，与山西阎锡山部队配合欲“肃清”解放军太岳兵团（司令员陈赓），24日整编第1旅被全歼，旅长黄正诚被俘，接着整编第48旅遭受歼灭性打击，旅长何奇被击毙，胡宗南慌忙收兵。1947年3月4日被任命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3月11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刘戡的整编第29军和董钊的整编第1军组成左右两个兵团，采取钳型攻势，企图包围歼灭陕北解放军，占领延安以及整个边区；3月13日指挥15个旅（14万人）进犯延安；3月19日令整编第1师第1旅进入延安空城，胡宗南组织作战参谋捏造战报，大吹大擂“俘虏敌5万”的“重大胜利”，被授二等大绶云麾勋章，24日胡宗南将其前进指挥所由宜川移到延安，并抽出5个整编旅的兵力守备延安，机动进攻兵力减少为只有10个整编旅；3月25日，第31旅在青化砭大部被歼，旅长李纪云被俘，此后胡宗南行动变得更加谨慎，采取国防部制定的“方形战术”，稳扎稳进，乃令刘勘兵团和董钊兵团进行“扫荡”，寻找西北野战军主力决战，一次次扑空；4月16日第135旅在羊马河被全部歼灭，代理旅长麦宗禹被俘；5月7日第167旅在蟠龙被全歼，旅长李昆岗被俘，蟠龙的众多战略物资成为解放军战利品；6月胡宗南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8月6日，西北野战军为调动和牵制胡宗南主力，配合陈谢兵团挺进豫西，进攻榆林，胡宗南令整编第36师等部队增援，12日解放军主动撤围，胡宗南令部队追击，22日整编第36师在沙家店全军覆没，师长钟松化装逃脱；10月4日解放军猛攻清涧，10日守备清涧的整编第76师被全歼，师长廖昂被俘；至12月，陕甘宁边区大部分被解放军收复。1948年2月，解放军重兵包围关中的咽喉要地宜川，胡宗南令整编第29军增援，在瓦子街被包围，至3月1日，整编第29军全部被歼灭，中将军长刘戡自炸毙命，整编第90师少将师长严明被击毙，胡宗南向南京请罪，被撤职留任；3月5日西北野战军包围洛川，胡宗南急调5个整编师解了洛川之围；4月21日整编第17师撤出延安，延安解放；12月25日，新华社公布43名战犯名单，胡宗南列第30位。1949年2月1日兼第12编练司令部司令；5月19日，解放军军突破西安泾河南岸的胡军防线，胡宗南决定放弃西安向宝鸡转移，20日西安解放；7月14日宝鸡解放，胡宗南集团遭到毁灭性打击，胡宗南窜逃汉中，从此离开西北，部队有第5兵团（李文）、第7兵团（裴昌会）、第18兵团（李振）等13个军40万人；8月，胡宗南和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一起到重庆晋见巡视的蒋介石，欲放弃西南转进滇缅，被蒋介石训斥责骂；9月8日兼任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11月向成都转移；12月7日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长官顾祝同）副长官兼参谋长，代行军政长官职权；12月9日川康将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通电起义，云南也宣布起义，西南形势大变，20日胡宗南决定将军政长官部迁西昌，23日私自飞往海南三亚，留在四川的胡宗南部3个兵团全部战场起义，28日在顾祝同劝说下飞到西昌。 1950年3月26日解放军逼近西昌机场，胡宗南将剩余6万部队的指挥权交给参谋长罗列，自己悄悄飞逃台湾，其残余部队陆续被围歼；5月台湾“监察院”李梦彪等四十六位“监察委员”提出弹劾，经蒋介石、陈诚、顾祝同、蒋经国周旋，“立法院”108名委员签名上书“行政院长”陈诚求情，陈诚将弹劾案移交“国防部”处理，8月“国防部”答复“应免议处”。1951年9月9日，胡宗南化名为“秦东昌”，就任“江浙人民反共游击总指挥”，驻守大陈岛，指挥部队骚扰破坏大陆沿海。1952年10月19日当选为国民党第七届中央评议委员，兼任“浙江省政府主席”。1953年6月24日，解放军进军大陈岛，台湾当局撤消“江浙人民反共游击总指挥部”；7月23日胡宗南飞回台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上将顾问；8月进入“国防大学”进修。1954年2月从“国防大学”毕业，在台北家中闲居。1955年9月胡宗南就任“澎湖防守司令部”司令官，晋任陆军二级上将。1956年4月以考察名义到美国访问。1957年10月23日当选为国民党第八届中央评议委员。1959年，胡宗南在澎湖任期四年后正式退休，结束了长达三十五年的军旅生活。10月回台北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2月进入“国防研究院”第一期，任研究员。 1960年9月任国防研究院毕业同学会会长、国防研究院院务委员，深居简出，郁郁寡欢。1961年身体出现高血糖。1962年2月6日胡宗南病情恶化，7日“总统府副秘书长”蒋经国奉父命探望，10日蒋介石亲自探望，胡宗南激动万分，涕泪交流，14日凌晨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终年67岁，2月15日以台晋字第198号令，“故陆军二级上将胡宗南，追晋为陆军一级上将”，另颁“旌忠状”，“以永垂式范”，台湾成立以何应钦、顾祝同为正副主任的治丧委员会，移灵台北市极乐殡仪馆，17日公祭，蒋介石亲自参加祭奠，发表纪念讲话，挽“功着旗常”；3月13日颁发“褒扬令”；6月9日安葬于台北阳明山纱帽山麓。胡宗南可称得“天子门生”第一人，受到蒋介石的器重，乃至踌躇满志，野心勃勃，狂妄自大，抗战时避居西北拥兵称王，内战时则成了急先锋，但他志大才疏，不懂战略，对蒋介石盲目服从、不辨善恶，军事上远不是彭德怀的对手，部队被逐个歼灭，逃到台湾又被弹劾，狼狈不堪；著有《宗南文存》。
李骏虎“出道”较早，1995年就开始发表短篇小说。出版有长篇小说《奋斗期的爱情》、《公司春秋》、《婚姻之痒》、《母系氏家》，以及中短篇小说集《李骏虎小说选》，评论集《比南方更南》。这位年轻而高产的作家曾任山西省洪洞报社文艺科长，山西日报文化部编辑、记者，2005年挂职洪洞县县长助理，2007年任《山西日报》“黄河文化周刊”主编，2008年调入省作协。此次获奖的中篇小说《前面就是麦季》，就是他在家乡洪洞县挂职时创作的 。《前面就是麦季》是一部纯正的乡土小说。没有惊悚的外在事件，也没有常见的苦难倾吐，它是平静的，日常的，通过一户农家三位女性的纠葛，围绕抱养孩子、置办满月酒而展开乡村风俗画，含有诉不尽的温情与关爱。作者娓娓道来，浑然天成，毫无雕琢痕迹和“匠气”。正如李骏虎自己所说：我在晋南农村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做了18年真正的农民。我身体里流淌的是农民的血液，我是那样地渴望回到庄稼地里去劳作，我从灵魂深处对生我养我的那块土地充满了无法形容的热爱。《前面就是麦季》是一部关于付出爱，关于乡村生活的诗、关于生命的生生不息、关于灵魂的纯净的小说，但它首先是一部关于爱的付出的作品。付出爱，获得心灵的幸福和灵魂的安宁，这是主人公秀娟的信仰，是中国乡村女性的信仰，是和土地朝夕相处的人们的信仰，也是我这个泥土捏成的娃娃的信仰。李骏虎笔调质朴，平实，幽默。山西主流媒体评价，此次李骏虎的获奖，标志着山西省作家“后赵树理写作”所达到的新高度。对此赞誉，李骏虎感到荣幸。他对记者说：我是读着赵树理作品长大的，一直以来，“山药蛋派”作品滋养着我的小说创作。近年来，中国国内出现一批叫得响的农村题材作品，我觉得这源于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和归属感。面对冰冷的现实，人们越发追求心灵的纯净，渴望向上向善的力量。 1996年5月参加工作，历任山西省洪洞报社编辑、记者、文艺副科长、科长；1999年1月调入山西日报社，历任文艺部、文体部、文化部编辑、记者；2005年1月挂职山西省洪洞县县长助理；2007年3月任山西日报文化部《黄河文化周刊》主编。2008年12月调入山西省作家协会，历任创作研究部副主任、调研员、主任；兼任《山西创作研究》主编、《新批评文丛》执行主编、《中国赵树理研究》执行主编。2013年6月当选为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第一章 总则第一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为依法行使职权，提高议事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本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的实践经验，制定本规则。第二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议案，决定问题，应当充分发扬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第二章 召开会议第三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每两个月至少举行一次。 常务委员会会议由主任召集并主持。主任可以委托副主任召集并主持会议。第四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必须有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出席，才能举行。第五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草案由主任会议拟定。会议召开前举行预备会议，通过会议议程。第六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应当在七日前，由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将开会日期和建议的主要议程，通知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临时召集的会议，可以临时通知。第七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时候，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的负责人列席会议。 经主任会议决定下列人员可列席会议： （一）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副主任，工作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和顾问，地区人大工作联络组组长或副组长； （二）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 （三）山西日报、省广播电视厅总编辑或副总编辑； （四）部分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第八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必要时经主任会议决定可以邀请个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列席会议。 根据会议审议的事项，可以通知省人民政府指定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第九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时候，可以召开全体会议、分组会议或联组会议。第十条 常务委员会审议议案时，可以通知有关单位负责人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第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公开举行。必要的时候，经主任会议决定可以举行秘密会议。第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设立旁听席，可以邀请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大专院校和其他单位人到会旁听。第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时候，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必须按时报到并出席会议，因病或者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出席会议时，须办理请假和批准手续。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的情况，在常务委员会公报上公布。第三章 提出议案第十四条 主任会议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主任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委托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拟订议案草案，并向常务委员会会议作说明。第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办事机构研究提出意见，再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第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办事机构研究提出意见，再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不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可向提案人说明。第十七条 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地方性法规案或地方性法规修正案，必须附法规草案或法规修正案草案，以及关于草案的说明并提供有关资料。 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的人事任免案，应当附有被任免人员有关情况的说明。第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的议案，应在开会前将正式文本报送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议案，在交付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经主任会议同意，对该议案的审议即行终止。第二十条 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且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第四章 审议地方性法规案第二十二第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地方性法规草案，一般经两次以上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也可一次审议通过。 须经两次以上会议审议的法规草案，常务委员会第一次审议后，由有关办事机构根据审议的意见并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后进行修改，由主任会议决定再次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交付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的地方性法规草案文本，由主任会议提出。
社长、总编辑。同为正厅
还是总编辑大，一般社长都兼任总编。正职。社长快退休时，选一个总编辑做为以后的接班人。而常务副社长再厉害也是副职。如：山西日报社，是直属于山西省委宣传部的省级党报，内部则有两个正厅级岗位，社长，正厅级，总编辑，正厅级。而副社长、副总编辑、纪检书记则都是副厅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