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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市场期刊投稿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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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市场投稿经验

中国货币市场自改革开放以来,有了一定的发育。目前货币市场家族中,已经有了同业拆借市场、短期借贷市场(实质上是短期信用放款)、票据市场和存单市场四种。但是从总体上说,与资本市场的发展速度相比,特别是比起中央银行开展公开市场业务和再贴现政策操作所要求的货币市场工具、货币市场运行机制和纪律来,中国货币市场的发展仍嫌缓慢,人们对发展货币市场的认识和热情远不及发展资本市场。因此,正确认识货币市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中国货币市场运行的现状和问题,探讨如何通过政策促进其快速、健康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货币市场的现状和问题  中国货币市场孕育的最初动因是为了调剂由于临时性、区域性因素引起的货币资金的余缺,以抵消条块形式分配信贷规模的不合理性。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尽管已初步形成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对短期货币资金进行集散的格局,但是从总体上看,目前的货币市场仍表现出明显的缺陷:  市场形态单调,“头寸”市场有名无实。目前,国内货币市场的活跃部分实质上只是银行同业拆借,其他货币市场如票据市场、大额可转让存单市场等才刚刚起步,市场作用十分微弱。票据市场作为商业信用活动的高级形式,在发达国家货币市场中是一种非常活跃的市场形态,但国内票据市场的发展水平极低。据有关资料披露,到1991年底,国内商业信用总规模为2800多亿元,其中以商业汇票形式出现的商业信用仅占30%,另外70%的商业信用则是以“挂帐”形式出现的,没有法律约束,因而一旦银根趋紧,经济活动中的“三角债”便应运而生且日趋严重。这与大陆至今尚没有一家专门办理票据贴现、转让的机构,合理票据缺乏必要的安全性和流动性有很大关系。不仅《票据法》没有出台,票据权力无法保障,而且合格票据评定制度仍未确立,票据不能交换流通。  从大额可转让存单市场看,1992年工、农、中、建、交5大银行共发行大额可转让存单427亿元,在银行筹集短期资金、 改善银行负债结构中的作用非常微小。而一些货币市场发达的国家如美国,1984年末大额银行可转让存单未清偿额即达4100亿美元,约占其商业银行负债总额的15%。并且,大陆的大额可转让存单目前绝大部分是记名式的,不通兑,名为“转让存单”事实上流通困难,不利于持单人调整投资结构;存单利率与同期存款利率,基本持平,缺乏弹性,从而通过存单市场反映货币供求状况的利率机制未能形成。  从短期国债市场看,国债市场在西方发达货币市场上是一个最为活跃的市场,是中央银行据以进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主要场所。但在我国,一方面国债总体规模不大,1981—1994年,累计发行国库券2615亿元,1993年底国库券金额仅920亿元,约占个人金融资产的5%,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缺乏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国债期限单一,一般为3~5年,1年期以内的短期国债至今尚未推出, 加之中期国债的交易活动主要是在各证券商之间进行,中央银行未能参与进去,带有明显的自循环性质,因而国库券市场作为货币市场的一种重要形态,无论在政府的短期融资管理方面,还是在作为中央银行参与货币市场运作的手段方面,均未发挥应有的效应。  从同业拆借市场看,虽然同业拆借在我国发展迅速并成为货币市场的主体,但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应清醒地注意到这一市场并没有象预想的那样正常发育。本来人民银行规定,同业拆借应坚持短期融通原则,期限最长不得超过4个月,对期限长的拆借要有商业票据作抵押。 然而实际执行的结果表明,大多数金融机构拆出资金期限过长,最长期限高达3年。从拆出资金的投向看,流向信托公司、 证券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部分,大多数被用于入股、投资、弥补固定资产和债券占款缺口;流向银行的部分,拆入行也不是为了弥补存款准备金的不足,因为有些银行是在存有超额储备的情况下拆入资金的。拆入资金的目的是再批发给企业作为贷款使用。作为企业贷款,并不需要短期的,而是需要长期的,且越长越好。由此可见,国内银行间的同业拆借,从诞生起,就具有浓重的“批发贷款”色彩,各金融机构拆东墙补西墙,解决的多是企业流动资金不足或固定资产投资的缺口。  市场处于分割、封闭状态,没有形成全国性统一市场。表现之一是同业拆借市场的松散性和区域性。一方面,中国大陆同业拆借交易绝大部分是在无形市场上进行的,即通过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联系,直接进行对手交易,从而制约了统一市场功能的发挥,所谓“全国金融市场报价信息交易系统”形同虚设,客观上使得“全国性同业拆借行情中心”的作用难以发挥。 另一方面,各地本位主义严重,只准拆入,不准拆出,很大程度上靠长官意志办事,不考虑资金使用效益,结果使同业拆借这种横向资金融通的方式扭曲成了本地区、本系统资金调剂的工具。表现之二是拆借利率存在明显的差异性。除去高达25%以上的拆借资金“地下合同利率”不论,仅以部分省市拆借市场公布的利率加以分析,1993年5月11日至20日的7天期平均利率为393‰,平均离差581,其中最高利率与最低利率相差89个千分点;2个月期平均利率为 334‰,平均离差223,其中最高利率与最低利率相差61个千分点, 高低县殊2倍以上;3月—4月期平均利率105‰,平均离差596,其中最高利率与最低利率相差达到606个千分点, 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拆借市场活动的分割性。 表现之三是同业拆借和其他货币市场未形成相互联系和有机运行的整体。在发达货币市场上货币市场工具具有明显的替代性,市场参与者通过买卖各种短期金融商品将各个子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尤其是中央银行作为货币市场资金供求的最终调节者。对协调各子市场之间的联系起着巨大作用,强化了货币市场的一体化运作机能。显然,各货币子市场未能发育到这种水平,仍还处于一种分割和松散状态。  市场活动主体的非完全性与参与者行为不规范。考察西方国家的货币市场,其参与者主要有:(1)商业银行, 它们是货币市场最主要的参与者;(2)中央银行,货币资金供求的最终调节者;(3)财政部,经常在货币市场上通过发行国库券来弥补财政收支时差及支大于收造成的缺口;(4)证券交易商, 其最大的经济功能是充当各种短期金融商品的交易中介,并通过在大多数已发行的偿还期已定的票券上掌握活动头寸为各种票券“制造市场”;(5)企业, 商业票据的最大供给者以及各种证券的需求者。多元的货币市场参与者及其不同的经济机能作用,为货币市场的形成和有机运行奠定了基础。  一方面货币市场活动主体表现出非完全性特征:一是在拆借市场上,活动主体为几大专业银行,其中以工商银行为主,因而拆借活动表现为系统内的自循环性,而其他活动主体如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基本上被排斥在这一市场之外,其短期融资行为只能靠变相的方式进行,不规范;二是财政部未能成为短期金融工具的供给者,短期国库券定期发行制度未确立;三是货币市场交易商短缺,目前有形拆借市场交易商主要为人民银行组织的融资中介,作为单纯的资金拆借中介人,没有自己的基金,不能起到创造和活跃货币市场的作用;四是中央银行作为货币市场资金供求的最终调节者身份还未确立;五是由于企业对流动性管理的漠视而使其作为短期金融商品的供求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市场参与者的融资行为具有明显的不规范性特点。通常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一个主要区别是,资本市场是为融通中长期资金进行投资活动的机制,而货币市场的基本功能之一是为银行、企业、政府和家庭经济单位提供流动性管理便利。长期以来,由于我国资金供不应求,这一矛盾导致了货币市场基本经济功能的变形,货币市场融资出现了许多不规范行为;一是向非银行金融机构拆出大量资金,据调查,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主要拆出对象是一些非法金融性公司(当然这类公司是为地方政府承认的),这些资金大部分是为了逃避信贷规模监控或为了满足地方某些建设项目的资金需求;二是在市场活动中除收取利息和服务费外,还加收手续费,收取比例从1‰到8‰不等;三是在一些地区甚至使大量农副产品收购调销资金进入拆借市场,专业银行转而向人民银行申请短贷;四是有些基层人民银行将再贷款或拆入资金,通过专业银行和城市信用社,向其他非银行金融构构甚至向工商企业变相贷款,造成和助长了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超负荷经营,也逃避了规模控制。  市场工具的非票券性与市场利率缺乏弹性。发达货币市场上的工具主要有国库券(TB)、可转让存单(CD)、商业票据(CP)、银行承兑汇票(BA)、拆借交易期票、回购协议证券(RP)等。各种票据化和证券化的市场工具的有效运作,既将各个货币子市场连为一个有机整体,又为银行、企业、政府和家庭经济单位提供了流动性管理便利,更为重要的内容是为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也为再贷款和再贴现操作)调节货币和信贷量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手段。 一是中国货币市场工具表现出非票券特征,如同业拆借市场上的头寸买卖,不论是有形市场的中介交易还是无形市场的对手交易,一律套用银行贷款的借款立据程序来进行款项交割,只不过在头寸交易时,必须在拆入方出具的借据上由作为经纪人的融资中心签字公证,其余与银行发放贷款别、独立承担经营风险的真正的金融企业; 二是建立金融业的风险补偿和避险机制,为此应推行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办法,使银行的资产和负债在数量上、期限上以及利率的敏感性上保持合理的结构,以保证在可承受的风险条件下获得利润目标的最大化,从而增加银行进入货币市场的动力; 三是改变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资金供给制,增强商业银行创新金融工具进行融资的动力,使商业银行头寸的调度和二级储备结构的变更主要通过货币市场活动来进行,而中央银行则以最终调节者身份来对货币市场活动加以调节,进而影响商业银行的超额储备及其成本水平; 四是建立金融专业的竞争机制,贯彻金融业的“准入”和“准出”原则,允许多种形式和多种功能的中介机构的增设,尤其应注意发展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多种金融机构相互竞争的格局下,打破信贷资金条块垄断经营的局面; 五是建立可变的和结构式利率体制,应逐步放开利率,使利率水平能反映市场上的资金供求关系。(3)进行财政金融制度改革。要借鉴发达国家财政融资的经验,推行我国财政赤字融资债券化,建立短期国债的定期发行制度,发行为期3个月、6个月、9个月和1年的短期国库券,以弥补财政收支的月度和季节性不平衡,改善现有国债的期限结构,从而将政府财政部门推上货币市场活动主体的地位。  构造货币市场的有效运行机制。要构造以短期资金公司为主要交易中介的货币市场运行机制,培植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包括再贴现或再贷款)的直接作用对象。这一思路包含两项基本内容,一是在人民银行总行设立短期资金融通中心,使之建成一个大容量、高效率的全国性短期资金融通公司,成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直接“传感器”。二是将沈阳、天津、上海、武汉、西安、成都、重庆、广州等地的有形资金市场改造为区域性短期资金融通公司,这些短期资金融通公司与中央资金融通中心一起构成统一的货币市场中心交易活动网络和货币市场资金供求状况的信息源,以及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传导中介。 上述短期资金融通公司作为货币市场的经纪商,其业务应从现有的资金拆借中介业务扩大到经营短期国库券的发行和交易业务,各种票据的贴现和交易业务,有价证券的抵押贷款业务等,并且,中央银行应划定一笔专用资金给予这些公司,以及这些经纪商通过吸收会员资金,组建货币市场的平准基金,用之进行短期金融商品的自营买卖,为各种短期金融工具的交易“创造”市场。这些短期资金公司通过中介交易各种短期金融商品,将银行、企业、政府部门的活动联系在一起,而中央银行则通过短资公司买卖各种债券和票据,吞吐基础货币,来影响商业银行的超额储备和货币市场其他参与者的行为,达到调节市场货币供求的目的。  培植货币市场有效运行的保障机制。即通过制定一系列法律和制度来保证货币市场行为的规范化。其要点有:(1 )完善证券信誉评级制度,由权威性企业信誉评级机构对现有企业进行评级,只有获得A 级的企业才有资格发行商业票据;(2 )制定符合国际惯例的《票据法》,依法保护票据当事人的正当权益,这是使票据行为走向规范化的重要保证;(3)除已制定的《中央银行法》外, 还应加快制定《商业银行法》、《金融公司法》等一系列严格的法规,来确定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关系,确立各金融活动主体的行为准则;(4 )制定《结算法》来规范结算行为,严格结算纪律;(5 )可考虑建立金融业务特别法庭制度,配备专门的法律人才,对金融管理、控制和金融交易行为中的纠纷和非法行为作出合理公正的裁决,这一制度在许多国家有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 总之,中国货币市场的发展和畅通运行只有在与之相关的各项法规和制度的保护之下才能得以实现,其功能和作用才能得以正常发挥。

1998年以来实行稳健货币政策的基本经验主要有以下五点:第一,以稳定币值为目标,正确处理防范金融风险与支持经济增长的关系。  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稳定币值的内在要求。不论现代经济中货币形态发生多少变化,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与整个商品世界相对应,因而货币增长必须与经济增长相适应这一本质关系不会改变。坚持货币政策的稳健原则还是我国和世界各国货币政策的经验总结,这有大量的实践经验提供例证。以币值稳定为目标,正确处理防范金融风险与支持经济增长的关系,要求我们在货币政策操作过程中既要注重稳定,又要注重发展。发展是硬道理,要坚持在金融和经济的发展中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同时,在强调金融和经济发展时,又要兼顾短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保持长期稳定。货币政策不能只有短期目标而没有中长期目标,支持短期经济增长不能以牺牲长期经济和金融稳定为代价。以币值稳定为目标,正确处理防范金融风险与支持经济增长的关系,还要求我们必须正确处理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的关系。这方面在国外也有同样的经验。第二,从中国实际出发,确定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和操作目标。  中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币值稳定,应该主要指实体经济价格的稳定。对资产价格我们需要关注,但它不应作为目标。从中国的实践来看,中国股票价格与实体经济的波动经常是非常不一致的。理论上,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强调的不外乎是中间目标变量与最终目标变量的相关性、中央银行的可控性以及它的数据是否容易得到。关于中国的货币政策中间目标,1997年以前意见基本统一,1998年开始有不同意见,到2000年时出现公开争论。一方的观点认为,从1998年开始中国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就已经转变为利率,而不应该是货币供应量和贷款。现在看来,这一看法尚难以经受近几年实践的检验。中国的金融市场不够发达,长期实行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制,全社会金融资产的90%掌握在商业银行手中,而商业银行资产的 70%以上是贷款,存款大于贷款,存贷款的利率都没有市场化。虽然最近几年货币市场发展十分迅速,中央银行也已经能够有效地控制货币市场的利率,但是,货币市场利率对商业银行存贷款的利率仍然没有多大的影响。所以,从中国的实际来看,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渠道是不够畅通的,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主要还是信贷渠道。据此,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应主要是商业银行的超额储备水平。根据80年代和90年代的经验,M1和工业生产是高度相关的,而工业生产又是与物价高度相关的。近几年M1与工业生产的相关性减弱了,主要原因是由于 Ml的统计方法存在偏差而使M1的统计准确性出现问题。由于中国投资者对股市有特别的热情,而新股申购又要冻结资金,所以月底如有新股发行,大量的存款就由商业银行转到了证券公司的账户上,证券公司再回存商业银行表现为同业存款。存款在极短时间内的这种转移,本来不应改变其资金性质,它应列入货币供应量统计,但是实际上这部分存款一直未列入货币供应量统计。经过三年努力,人民银行有关部门于 2001年上半年终于将M2的统计口径改了过来。但是,M1的统计口径至今还没有改,因此M1的统计仍是不准确的。2006年3月份M1增长10.1%,4月份增长11.5%,5月份跳高到14.6%,不是决定货币供应的因素(如信贷、外汇占款、债券投资等)有了什么突然变化,而是新股发行办法由申购改为配售,干扰因素消失,M1统计基础自动回归原位。我们的基本结论是,货币政策中间目标与一个国家的金融结构和货币市场状况是紧密相关的。中国的货币政策中间目标要符合中国金融结构和货币市场发展实际。在讨论我国货币政策中间目标时,不少论者喜欢引用美国的做法和美国学者的说法。美国当时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的呢?当时在美国,主要是由于共同基金的快速发展,银行资产在全社会金融资产中的比重急剧下降,结果反映到以银行概览为基础的货币供应量统计覆盖面大大缩小,货币供应量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自然大大下降了。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中国商业银行资产占全社会金融资产的比重很高,货币供应量统计还很有意义。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来确定中国的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第三,在发展货币市场的基础上,推进货币政策工具的改革。  货币政策工具改革的方向,是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其目的是将配置金融资源的主动权更多地交给市场,以便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去发展中国的金融和经济。货币政策工具改革的基础是货币市场的发展,而货币市场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利率市场化。这几年我们整体推进货币市场的发展、利率市场化和货币政策工具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货币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发展很快,利率市场化已经取得了大面积的进步,货币政策工具改革使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成为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这些都是近几年所取得的货币政策改革最重要成果的一部分。第四,搞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收入政策的协调配合。  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之初,曾经有很多人担心,如果出现货币政策操作不当,可能会抵消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近几年,我们在货币政策操作中,时刻注意防止出现这种挤出效应,特别注意及时增加和保持商业银行适度流动性水平,让他们在参与购买财政部国债后,仍然有充足的资金用于增加贷款。商业银行贷款这几年基本平稳,并没有减少。公开市场操作促进了债券市场的发展和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国债发行成本大幅度降低。1997年10年期固定国债利率为11.83%,而7年期固定国债利率已降到2%。货币政策支持产业政策,主要是通过信贷政策支持有市场、有效益企业的发展,以及淘汰落后生产工艺和严重污染企业。货币政策与收入政策的协调配合,主要是支持下岗工人再就业和农村扶贫以及发放贫困学生助学贷款等,这些政策措施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五,适应经济开放的需要,搞好内部与外部的平衡。 我们有效地控制住了短期投机资本的冲击,由此我们取得了在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方面的主动权。由于把国际短期投机资本挡在了国门之外,因此我们躲过了亚洲金融危机这一场劫难。我们一直坚持对境内小额外币存款利率实行国家控制。当初在确定这个原则时,也有过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在仔细评估了境内外币利率对人民币利率和汇率可能会产生较大影响之后,还是决定对境内小额外币利率实行了控制。最近几年,在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出现大幅度波动的情况下,我们成功保持了中国货币政策特别是利率政策的独立性。当美国面对通货膨胀压力六次加息时,我们始终保持减息政策不动摇。实践证明,这是正确的。它适应了中国经济形势的需要,有力支持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支持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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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以来实行稳健货币政策的基本经验主要有以下五点:第一,以稳定币值为目标,正确处理防范金融风险与支持经济增长的关系。  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稳定币值的内在要求。不论现代经济中货币形态发生多少变化,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与整个商品世界相对应,因而货币增长必须与经济增长相适应这一本质关系不会改变。坚持货币政策的稳健原则还是我国和世界各国货币政策的经验总结,这有大量的实践经验提供例证。以币值稳定为目标,正确处理防范金融风险与支持经济增长的关系,要求我们在货币政策操作过程中既要注重稳定,又要注重发展。发展是硬道理,要坚持在金融和经济的发展中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同时,在强调金融和经济发展时,又要兼顾短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保持长期稳定。货币政策不能只有短期目标而没有中长期目标,支持短期经济增长不能以牺牲长期经济和金融稳定为代价。以币值稳定为目标,正确处理防范金融风险与支持经济增长的关系,还要求我们必须正确处理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的关系。这方面在国外也有同样的经验。第二,从中国实际出发,确定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和操作目标。  中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币值稳定,应该主要指实体经济价格的稳定。对资产价格我们需要关注,但它不应作为目标。从中国的实践来看,中国股票价格与实体经济的波动经常是非常不一致的。理论上,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强调的不外乎是中间目标变量与最终目标变量的相关性、中央银行的可控性以及它的数据是否容易得到。关于中国的货币政策中间目标,1997年以前意见基本统一,1998年开始有不同意见,到2000年时出现公开争论。一方的观点认为,从1998年开始中国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就已经转变为利率,而不应该是货币供应量和贷款。现在看来,这一看法尚难以经受近几年实践的检验。中国的金融市场不够发达,长期实行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制,全社会金融资产的90%掌握在商业银行手中,而商业银行资产的 70%以上是贷款,存款大于贷款,存贷款的利率都没有市场化。虽然最近几年货币市场发展十分迅速,中央银行也已经能够有效地控制货币市场的利率,但是,货币市场利率对商业银行存贷款的利率仍然没有多大的影响。所以,从中国的实际来看,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渠道是不够畅通的,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主要还是信贷渠道。据此,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应主要是商业银行的超额储备水平。根据80年代和90年代的经验,M1和工业生产是高度相关的,而工业生产又是与物价高度相关的。近几年M1与工业生产的相关性减弱了,主要原因是由于 Ml的统计方法存在偏差而使M1的统计准确性出现问题。由于中国投资者对股市有特别的热情,而新股申购又要冻结资金,所以月底如有新股发行,大量的存款就由商业银行转到了证券公司的账户上,证券公司再回存商业银行表现为同业存款。存款在极短时间内的这种转移,本来不应改变其资金性质,它应列入货币供应量统计,但是实际上这部分存款一直未列入货币供应量统计。经过三年努力,人民银行有关部门于 2001年上半年终于将M2的统计口径改了过来。但是,M1的统计口径至今还没有改,因此M1的统计仍是不准确的。2006年3月份M1增长10.1%,4月份增长11.5%,5月份跳高到14.6%,不是决定货币供应的因素(如信贷、外汇占款、债券投资等)有了什么突然变化,而是新股发行办法由申购改为配售,干扰因素消失,M1统计基础自动回归原位。我们的基本结论是,货币政策中间目标与一个国家的金融结构和货币市场状况是紧密相关的。中国的货币政策中间目标要符合中国金融结构和货币市场发展实际。在讨论我国货币政策中间目标时,不少论者喜欢引用美国的做法和美国学者的说法。美国当时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的呢?当时在美国,主要是由于共同基金的快速发展,银行资产在全社会金融资产中的比重急剧下降,结果反映到以银行概览为基础的货币供应量统计覆盖面大大缩小,货币供应量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自然大大下降了。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中国商业银行资产占全社会金融资产的比重很高,货币供应量统计还很有意义。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来确定中国的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第三,在发展货币市场的基础上,推进货币政策工具的改革。  货币政策工具改革的方向,是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其目的是将配置金融资源的主动权更多地交给市场,以便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去发展中国的金融和经济。货币政策工具改革的基础是货币市场的发展,而货币市场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利率市场化。这几年我们整体推进货币市场的发展、利率市场化和货币政策工具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货币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发展很快,利率市场化已经取得了大面积的进步,货币政策工具改革使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成为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这些都是近几年所取得的货币政策改革最重要成果的一部分。第四,搞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收入政策的协调配合。  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之初,曾经有很多人担心,如果出现货币政策操作不当,可能会抵消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近几年,我们在货币政策操作中,时刻注意防止出现这种挤出效应,特别注意及时增加和保持商业银行适度流动性水平,让他们在参与购买财政部国债后,仍然有充足的资金用于增加贷款。商业银行贷款这几年基本平稳,并没有减少。公开市场操作促进了债券市场的发展和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国债发行成本大幅度降低。1997年10年期固定国债利率为11.83%,而7年期固定国债利率已降到2%。货币政策支持产业政策,主要是通过信贷政策支持有市场、有效益企业的发展,以及淘汰落后生产工艺和严重污染企业。货币政策与收入政策的协调配合,主要是支持下岗工人再就业和农村扶贫以及发放贫困学生助学贷款等,这些政策措施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五,适应经济开放的需要,搞好内部与外部的平衡。 我们有效地控制住了短期投机资本的冲击,由此我们取得了在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方面的主动权。由于把国际短期投机资本挡在了国门之外,因此我们躲过了亚洲金融危机这一场劫难。我们一直坚持对境内小额外币存款利率实行国家控制。当初在确定这个原则时,也有过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在仔细评估了境内外币利率对人民币利率和汇率可能会产生较大影响之后,还是决定对境内小额外币利率实行了控制。最近几年,在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出现大幅度波动的情况下,我们成功保持了中国货币政策特别是利率政策的独立性。当美国面对通货膨胀压力六次加息时,我们始终保持减息政策不动摇。实践证明,这是正确的。它适应了中国经济形势的需要,有力支持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支持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

核心期刊是某学科的主要期刊。一般是指所含专业情报信息量大,质量高,能够代表专业学科发展水平并受到本学科读者重视的专业期刊。有关专家研究发现,在文献情报源的实际分布中,存在着一种核心期刊效应,即某一专业的世界上的大量科学论文,是集中在少量的科学期刊中。确定核心期刊的方法有多种,我国一般根据以下几条原则来综合测定:1、载文量(即刊载本学科的文献量)多的期刊;2、被二次文献摘录量大的期刊;3、被读者引用次数多的期刊。温馨提示: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应答时间:2021-02-09,最新业务变化请以平安银行官网公布为准。 [平安银行我知道]想要知道更多?快来看“平安银行我知道”吧~

我自己有一份,不过是我们交过的作业。不知道可以吗?2010-2011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及其政策操作的主要特点摘要:2010-2011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保持较快发展,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但物价上涨较快。围绕保持物价稳定这一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采用了一系列货币政策工具。我国由稳健的货币政策转向在“中性”定位上稳健操作。关键词:货币政策 准备金 央行票据2010年以来,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货币信贷增长从上年高位逐步向常态回归,银行体系流动性总体充裕,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金融运行平稳。居民收入稳定增加,但物价上涨较快。在此期间,持续、大量的国际收支顺差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并对中国的货币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国际收支顺差使中央银行不断被动购入外汇、吐出过量的人民币基础货币,并直接增加货币供应,从而形成流动性过剩的压力。同时,由于对房地产过热,导致银行发放大量贷款。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禁止炒房现象,同时也使得大一部分资金流入市场,加剧通货膨胀。围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这一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认真落实稳健的货币政策,交替使用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加强流动性管理和货币信贷总量调控,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其政策表现出来的特点是:由2010年采取的稳健的货币政策,转向2011货币政策在“中性”定位上稳健操作。一、灵活公开市场操作,央行票据成为公开市场对冲操作的主要工具灵活安排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组合,加大流动性回收力度。不过,传统的正回购与现券卖断很快受到了央行持有债券资产规模的约束。2010年全年累计发行中央银行票据2 万亿元,开展正回购操作1 万亿元;2011年加大对中央票据的操作力度。2011年5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将发行2011年第三十期中央银行票据。第三十期中央银行票据期限1年,发行量300亿元,央行6月14日发行10亿1年期央票。实践证明,在流动性持续较多的情况下,央行票据这一操作工具的推出为货币调控赢得了一定的主动权。同时,央行票据的发行对促进中国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发展以及利率市场化改革也起到重要作用。二、充分发挥存款准备金工具深度冻结流动性的作用准备金本来是为了保证支付的,但它却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产品”,就是赋予了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职能,可以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贷扩张能力,从而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现已成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是传统的三大货币政策工具之一。2010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回升及全球经济逐步复苏,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市场流动性状况,重新启用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这一工具。2011年内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应该说,存款准备金工具对于成功进行流动性对冲功不可没,目前其对冲作用甚至超过了公开市场操作。三、深化差别准备金制度并引入动态调整机制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11年6月20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5个百分点。这是央行今年以来第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此次上调之后,大中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达5%的历史高位。所谓差别准备金率制度,是指对金融机构适用的存款准备金率与其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状况等指标挂钩。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可以制约资本充足率不足且资产质量不高的金融机构的贷款扩张。四、运用再贷款和再贴现促进信贷结构调整由于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已经过剩,再贷款、再贴现在总量上增加的余地不大,再贷款甚至是以回收为主,再贴现的规模也比较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运用再贷款、再贴现工具主要是发挥其引导信贷资金投向和促进信贷结构调整的功能。一是加强地区间再贷款调剂,扩大对西部地区、粮食主产区以及地震灾区等的再贷款限额。五、加强“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引导在投资拉动和流动性供给过剩的背景下,商业银行信贷扩张的冲动往往比较强。为此,中国人民银行有针对性地对商业银行进行“窗口指导”,提示金融机构高度重视贷款过快增长可能产生的风险,避免因过度追求利润而盲目进行信贷扩张,应合理、均衡放款;引导金融机构强化资本约束,树立持续稳健经营理念,提高风险控制能力;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通过体制、机制和工具创新;引导商业银行通过拓展中间业务调整盈利结构,增强持续盈利能力。实践表明,通过加强与金融机构的沟通,使得央行的货币政策措施为市场所预期,增加了政策透明度,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操作成本,更大程度地发挥了货币政策的效力。六、适当发挥利率杠杆的调控作用2010 年前三季度,利率政策保持稳定。第四季度以来,为稳定通货膨胀预期,抑制货币信贷快速增长,中国人民银行于10 月20 日、12 月26 日两次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其中,1 年期存款基准利率由25%上调至75%,累计上调5 个百分点;1 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由31%上调至81%,累计上调5 个百分点。12月26 日同时上调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其中1 年期流动性再贷款利率由33%上调至85%;1 年期农村信用社再贷款利率由88%上调至35%;再贴现利率由80%上调至25%。2011年2月9日和4月6日两次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其中,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由75%提高到25%,累计上调5个百分点;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由81%提高到31%,累计上调5个百分点。当前,中国货币政策仍面临国际收支不平衡和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中央银行仍需加强流动性管理,把好流动性这个总闸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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