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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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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  1991年底,世界上第一个且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没有战争和外敌入侵的情势下自行解体,令世人震惊与沉思。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苏联解体的根源进行了多方面研究,观点纷呈,智仁互见。总体上大家都认为苏联解体是苏联社会危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意识形态诸方面)总爆发的结果。笔者也持此观点,但笔者不同意有的论者所说:“至于苏联的瓦解,也不是如同某些苏联问题专家所言,是导因于境内的民族紧张情势,虽然这的确一直是苏联的隐忧之一。促使苏联瓦解的真正关键,应该是它所面临的经济困境。”[1]“苏联国际地位的下降,虽然助长了某些民族主义情感强烈的共和国的分离主张,尤以波罗的海诸国和格鲁吉亚为最——立陶宛首先一试,于1990年3月挑衅地先行宣布独立——苏联最后的解体,却不是来自民族主义的压力。”[2]笔者赞同法国史学家埃莱娜·唐科斯和日本学者谷烟良三早在苏联解体前所提出的观点,前者指出:“在苏联面临的所有问题中,最急需解决而又最难解决的显然是民族问题。像它所继承的沙俄帝国一样,苏维埃国家似乎也无法走出民族问题的死胡同。”[3]后者强调,“民族问题已成为左右苏联对外行动的危险因素,也是从内部动摇苏联体制的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将会导致苏维埃帝国的崩溃。”[4]的确,苏联解体虽由多种因素所致,但民族问题是一个起关键作用的深层次的因素,值得进一步探讨。  苏联是在沙俄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国家。因而,苏联民族问题由来已久。从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称沙皇建立沙皇俄国开始到1917年被推翻,在长达370多年中,沙俄先后兼并了外高加索、中亚、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西伯利亚和远东等地,使其版图扩张了8倍,征服的民族达120多个。为巩固其野蛮统治,历代沙皇均对被征服的民族实行残酷压迫与奴役,极力煽动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情绪,唆使俄罗斯人鄙视、仇恨、欺压非俄罗斯民族。非俄罗斯地区的一切重要职务都由俄罗斯人担任,俄语为官方语言,禁止用非俄罗斯语出版书报,学校禁止用非俄罗斯语授课,非俄罗斯民族被迫俄罗斯化,并经常遭到蹂躏和屠杀,致使沙皇俄国成为世界历史上民族矛盾最深厚的国家,是名符其实的“各族人民的牢狱”[5]。十月革命虽然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旧俄疆域上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体及其民族问题却历史地遗留给了苏联。苏联党和国家为解决民族问题作了不少努力,也曾取得一些成绩,但由于历史上传袭下来的民族问题的严重性和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加之苏联在处理民族问题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误,使民族问题未能得到根本解决。苏联存在的70年中,其民族问题可谓头绪纷繁、盘根错节,大致可概括为四种类型。  一是俄罗斯民族同其他民族之间的矛盾。俄罗斯民族是苏联人数最多的民族,约占苏联总人口的50%略强,多数居住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境内。由于历史原因,也有不少俄罗斯人散居在少数民族地区。据统计,俄罗斯人在14个非俄罗斯共和国的人口中平均占19%。俄罗斯民族同当地民族的关系遂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俄罗斯人常被少数民族指责为“占领军”、“殖民者”,而俄罗斯人则感到愤怒,认为俄罗斯对其他民族承担了过多的义务,吃了亏还要挨骂,这是不公平的,因而从1990年起,《俄罗斯文学报》等报刊发出了要求俄罗斯与其他共和国分家的呼声。  二是加盟共和国内民族之间的矛盾。在一些加盟共和国内,除少数民族与俄罗斯民族间存在矛盾和冲突外,在非俄罗斯民族中也存在着由争夺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而产生的各种矛盾。例如,摩尔达维亚加盟共和国一再要求把摩尔达维亚语定为国语,并把摩文的斯拉夫字母改为拉丁字母,该共和国议会已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但这又引起当地讲俄语的居民的反对,他们纷纷组织罢工抗议。摩尔达维亚境内的加告兹族人总数只有16万,可谓“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他们也害怕自己的语言被摩语同化,因而也集会游行,要求成立加告兹自治共和国。此外,有些民族地区与加盟共和国当局之间也是矛盾重重。虽然苏联宪法规定,根据各少数民族人数的多少和其他条件分别成立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民族区,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加入所在的加盟共和国,并且通过加入一个加盟共和国的形式加入苏联,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的少数民族自治共和国或自治州却要求脱离加盟共和国。例如,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境内的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和南奥塞梯自治州都出现了要求脱离格鲁吉亚的集会游行。  三是加盟共和国之间的民族矛盾。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是以一个较大的民族为主,伴之以其他民族而组成的。一些加盟共和国之间实际上就是民族之间,由于历史积怨、宗教对立、领土纠纷或现实利益冲突等原因而存在着矛盾。如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关于克里米亚半岛、科利沃尔斯、顿巴斯地区的争端;俄罗斯与哈萨克之间关于坚季兹湖地区大片领土的争端;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之间关于威特比斯州3个区、哥美里州6个区及斯摩棱斯克州的哥列茨基等地区的争端;俄罗斯与爱沙尼亚之间关于普斯科夫州的楚德湖和纳尔瓦河地区的争端;塔吉克和乌兹别克之间关于撒马尔罕和布拉市的归属问题的争端等等。这类民族矛盾最典型的是南高加索地区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共和国之间围绕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归属问题而出现的武装冲突。1987年秋,阿境内主要由亚美尼亚族组成的纳卡州认为本民族遭受歧视而提出脱离阿塞拜疆共和国、加入亚美尼亚共和国的要求,得到亚美尼亚的全力支持而遭到阿塞拜疆的坚决拒绝。阿塞拜疆人涌入纳卡州,与当地的亚美尼亚人发生暴力冲突,造成26名亚美尼亚人和6名阿塞拜疆人死亡,近200人受伤的流血惨案。苏联中央政府调动军队制止了冲突。1988年3月,苏联最高苏维埃宣布拒绝亚美尼亚的要求,同年7月12日,纳卡州苏维埃投票决定脱离阿塞拜疆共和国,苏联中央政府和阿塞拜疆均不予认可。此后,阿、亚两族之间的敌对活动不断升级,冲突亦蔓延至其他城市。1990年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宣布部分冲突严重的地区处于紧急状态,并派苏军和内务部队赶赴当地恢复和维持秩序。此后局势非但没有根本好转,矛盾反而加深。1991年苏联解体后,纳卡州归属问题遂成为阿、亚两个独立共和国之间的争端。表面上看,这属于领土之争,而实质上,围绕这一问题的矛盾却发展为把矛头指向中央、反对苏维埃、要求退出联盟的政治斗争,而且,南高加索地区的民族冲突具有一个显著特点即采取了武装暴力的方式。  四是加盟共和国与联盟中央的矛盾。这一矛盾主要表现为加盟共和国争取自主权和要求独立。最为突出的是波罗的海沿岸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个加盟共和国。这三国虽是小国,但地处战略要冲,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与北欧国家相近,在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与西方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是根据1939年8月23日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秘密议定书而并入苏联版图的。并入苏联后,由于受全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制约和各共和国之间“平调”政策的影响,三国发展缓慢,与北欧诸国的水平相差甚远。因此,三国认为,并入苏联给他们造成巨大不幸。于是从1987年起,每年的8月23日三国民族主义者都在各自的首都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打出以前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旗帜,谴责苏德条约及其秘密议定书导致了苏联对当时独立的三个共和国的占领,要求更多的自主权,直至脱离苏联。1989年8月23日,这三国利用苏德条约签订50周年之际,举行了有百万人参加的“波罗的海之路”的示威活动,示威者手拉手组成了连接三国主要城市,长达650公里的人链,表明脱离苏联而独立的决心,煽动起十分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波罗的海地区民族主义运动的特点是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而且三国协调行动、步调一致,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不过斗争的方式与前述纳卡问题不同,没有发生武装冲突,而是以集会、示威、游行、立法等和平途径为主。

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在中国,约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主要由于历史专业的分工,人们习惯于把中国史和世界史对举,几乎把世界历史作为外国历史的代称。实际上,世界历史绝非把中国历史排除在外的域外史,而中国历史也和所有其他国家历史一样,是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全过程的组成部分。划分关于世界历史的分期,至今还没有完全一致的意见。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就已有了把历史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说法。这种主要基于欧洲历史的分期,在西方史学界长期沿用。有不少史学家又在三时期之后加上“当代”或“现代”,从而形成四阶段分期法。马克思主义史学也采用四阶段分期法,其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理论,与以政治兴替或其他“重大事件”为分期标准者有本质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世界史的分期,一般都以“古代”相当于原始社会及奴隶社会阶段,“中世纪”相当于封建社会阶段,“近代”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而“现代”则是指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开端的一个新的时期。有的学者认为“中世纪”一词只适用于西欧历史,没有世界历史上的普遍意义,所以改用“中古”一词标示“古代”和“近代”之间的阶段。这种分期法从理论上说是完全可行的。但是人类历史的发展并不平衡,世界各不同地区进入某一社会经济形态有早有迟,在某一社会经济形态中经历的时间也有长有短。特别是自历史进入文明时期以后,很少看到绝对纯粹属于这一阶段或那一阶段的社会经济形态,也很少看到绝对整齐的、单一发展的由低级社会经济形态逐层向高级社会经济形态的过渡。因此在世界史的分期断限问题上,目前仍然存在着分歧。

建议从西奥多罗斯福的 萝卜大棒政策入题 美国政府背后的财团利益 美国在战争中的 美洲的事物由美洲人来管理 以及美国对西班牙殖民地的攫取与分离以及后来美国对中美洲小国事物的干涉 巴拿马运河 尼加拉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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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圣经吧

--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全球通史》给了我强烈的现实感:它是可以用来救治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由于陶醉于技术进步而产生的深深的精神危机的一种思想武器;它有助于人们理解未来--包含各种可能性和选择的未来。--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近年来在用全球观点或包含全球内容重新进行世界史写作的尝试中,最有推动作用的那些著作恰恰是由历史学家个人单独完成的,其中以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最为著名。--英国历史学家 巴勒克拉夫《全球通史》是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的世界史代表性作品,论述自人类起源至本世纪70年代的世界文明。本书改变了世界史研究中西方中心论的传统取向,确立了体现当代意识的全球性观念。--《纽约时报》倘若对过去的重大事件逐一寻根究底;过去的一切会使我们特别注意到将来。波里比阿在今天这个时代,历史可说已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意大利和利比亚发生的一切与亚洲和希腊发生的一切密切相关,所有各种事件,最终又归于一个结局……因此,要对历史的全貌有一个实际认识,不能不说个别的历史已用处甚微。只有将各事件与总体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起揭示出来,指出其相似点和不同点,才有可能认识历史的全貌;才能在研究历史时,不仅得到乐趣,且有所裨益。波里比阿当代世界的痛苦就如产妇分娩时的阵痛,一个规模空前的人类社会正在如此巨大的痛苦中诞生……我们目击的一切重大事件的共同特点是全球性,把我们目击的重大事件与过去的、有史以来的一切重大事件区别开来的也正是全球性。埃廷尼·吉尔森--阿诺德·汤因比《全球通史》给了我强烈的现实感:它是救治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由于陶醉于技术进步而产生的深重的精神危机的一种思想武器;它有助于人们理解未来——包含各种可能性和选择的未来。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这部《全球通史》,是全球史潮流的一部奠基性的杰作。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起,它就一直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教学的首要参考教材之一,对中国高校世界史教材编写工作产生了革命性影响。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毅本书享誉世界几十年,与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齐名,但比《历史研究》通俗易懂。与《梦的解析》、《广义相对论的基础》、《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时间简史》等并列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十本书。 《全球通史》的成功之处,首先就在于它强烈而深刻的现实感。二《全球通史》不同凡响,还在于它是“全球史观”的代表作,是迄今为止全球史观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在西方,早在启蒙时代就有人试图以全球视野来阐释历史。但后来“由于好战的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国家历史的编纂获得强有力的推动,而先前对世界历史的兴趣则消失了。按照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说法,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很大程度上甚至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一战或二战后,对世界历史的兴趣又在西方学术界重新燃起,代表性作品包括施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韦尔斯的《世界史纲》、汤因比的多卷本《历史研究》、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和《世界历史》,以及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等。人们一般都把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看成当代“全球史观”的理论上的先行者,认为他在1955年的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中最先提出了全球史观问题,以后又在1967年的《当代史导论》、1978年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和同年的《泰晤士历史地图集》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两卷本《全球通史》(1970和1971年)和W·H·麦克尼尔的《世界通史》(1967年),则被巴勒克拉夫视为体现了“全球史观”的代表作。他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指出:“近年来在用全球观点或包含全球内容重新进行世界史写作的尝试中,最有推动作用的那些著作恰恰是由历史学家个人单独完成的,其中恐怕要以斯塔夫里阿诺斯和WH麦克尼尔的著作最为著名。”

全球通史读后感 希望我的回答可以帮到你奉天承运,寒假里要读若干名著,吾好史,遂取《全球通史——1500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涉猎之。时间紧迫,我只能从中截取部分感兴趣的内容走马观花,虽然仓促,却也学到些许东西。下面就谈一下我的读史感受。在《中文版序言》一节中,斯塔夫里阿诺斯劈头就上来一句“不过我也感到有点不安,因为我担心中国学生在阅读时将不会给予足够的批评。”这倒奇了,人家不批评他倒感觉忐忑不安?作者紧跟着说道:“人们阅读任何东西都应提出批评,这是因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东西能作为真理或完整的模式而被人接受的时代。”妙哉!此言正对我的胃口。无论对待什么事物,我总会很尽量去发掘它的缺陷,要知道,在这个社会,“危机即商机”,任何缺陷只要能够被及时发现,并加以改造,便可以不断获取成功,反之则步步被动。正是持着这种批判的态度,作者看到“在富有魅力的美国,我们发现太阳并不明亮,人民也并非幸福。相反,今日的美国也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国家,许多严重的问题日益加深。”“如今,再也不存在什么世界性的社会模式了,因为所有社会都处在深深的危机中……就总的社会模式而论,却没有一个可鉴用。”作者还不无幽默地告诫我们“或许,我们应该记住毛主席的劝告:我们能从反面的经验中学到某些东西。”作为一位西方学者,作者能够勇敢地批判其所属的的社会,而不会像我们诸多的历史粉饰家那样遮遮掩掩,粉饰太平,大叫“光明是事物的主要方面”、“应该多看光明面”!这一点对于研究历史是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为打破史学界多年的积习——“西欧中心论”(或“欧美中心论”)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全书应用了崭新的“全球史观”,亦正如作者所说“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伦敦或巴黎,北京或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长期以来,我国的史学研究深受“西欧中心论”和意识形态的束缚,动辄用十分机械的“阶级分析法”来切割历史。而今,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的逐步推进,我们应当以更加科学和全面的眼观,来看待我们的历史,我们现在周边发生的事件,以及我们的未来。这也正是我们学习《全球通史》的意义所在。西方人著史,习惯于摆出史实,罗列例证,再在最后做一个概括性的总结。而非像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一样,喜欢给出现成的结论,让你去背诵。实际上,真正的历史学也正应如此,摆出史实,是非由你读者自己去作独立判断。不应该为了强求个人思想与主流意识形态“高度统一”而把作者的意志强加在读者头上。实话说,对以前历史教科书上的诸多说法,我是不能苟同的,有时为了应付考卷上的试题,不得不照搬书里面的结论,总令我感到阵阵的恶心和不服。本书的作者又言:人类历史中的许多灾难都源于这样的一个事实,即社会的变化总是远远落后于技术的变化。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人们十分自然地欢迎和采纳那些能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新技术;但是,人们却拒绝接受新技术所必需的社会变化,因为采纳新思想、新制度和新做法总是令人不快的。不过话又说回来,现在的孩子还是幸福得多了,现在的历史教材都随着中国社会改革的发展一步步进行着改革。自然,书中还有不少的“西欧中心论”和所谓意识形态的束缚,但毕竟已经比我们读中小学那个时代好得多了。在书中,作者主要提出了如下这些内容,值得我们思考。第一是关于学习。作者认为,人类进步关键在于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和互相影响。只有那些最接近、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的民族,才最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并处于领先地位。他们是被迫这样做的,因为这样做既选择了机会同时也选择了压力。如果没有抓住机会,他们就会不断被同化或消灭。这样的理论颇可以引用到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上。我们的社会充满竞争,只有不断向周围的人学习,我们才能适应社会的竞争环境,避免被淘汰的命运。一味地闭关自守骄傲自大,最终则是自取灭亡。第二是关于合作双赢。作者认为,以往人类生活在短缺的世界中,可资利用的资源是有限的。一方得益必然引起另一方的受损。因此不可避免地导致个人之间和国家之间为了生存和发展进行的损人利己的战争。而在当代,人类进入一个物质财富能满足所有人类需求的时代。目前我们人类应该考虑的首要问题,不再是经济效率,而是能否建立一种合作双赢的社会关系,使充足的物质财富得以公平合理地分配和利用,从而使人类回归到自由和睦的状态之中。这些便是我泛读《全球通史》,纵览世界后的些许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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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读书心得3000字篇1在我们老家的高中,普遍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农村的孩子数理化方面的成绩要优于文史方面。很多人都认为农村的孩子不善于学习文科课程,更善于学习理科课程,所以在高二文理分科的时候,大部分农村来的孩子都选择了理科,我就是其中一个。我们村与我同一年考上重点高中的人大概有七八个,无一例外都选择了理科。事实上,我们高一的时候文科课程的成绩也确实一般,根本没有办法与城里的学生竞争,选择理科也应该是非常明智的决定。直到前一段时间我读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之前,我都下意识地认为我不是学文史哲的料。尤其是历史,在此之前我始终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枯燥无味。然而,《全球通史》却完全改变了我这种非常幼稚的想法,我认为农村的孩子文科成绩不好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农村中学教育不重视文史教育,这是一种误导;二是教材本身的原因,传统的历史教材缺乏必要的逻辑阐释。农村的孩子从小接受重理轻文的思想,习惯于逻辑推理的方法,所以在遇到一些缺乏逻辑的教材时,不免产生厌烦失掉本应有的兴趣。然而真正的历史远非如此,例如为什么中国会出现唐宋元明清这些王朝的兴替,并不是下一个王朝拥有比上一个王朝更先进的制度,而是因为旧有的王朝经济的繁荣往往伴随人口的增长,人口增长即意味着人均资源会不断的下降,由于缺乏技术进步,人们的收入也会不断减少,人口的增加最终会迫使人们的生活维持在生存水平状态。此时如果再有贪污腐败乱臣贼子,再加上天灾人祸外邦入侵,内忧外患之下邦国必然分崩离析。当然,多数情况下历史并不是只有唯一合理的解释,历史更不是要告诉你鸦片战争爆发在哪一年,而是要解释为什么会爆发鸦片战争,为什么鸦片战争不是在更早的一个世纪中发生,为什么不是更晚的一个世纪。为什么 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甚至遭到各国的唾弃。然而自汉以后,儒家思想又重新得到了青睐,并逐渐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的最重要的思想,以至于有人将其称之为儒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犹太教等并列,为影响世界文化最重要的思想。为什么会发生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西北欧,为什么没有在更早的一个世纪发生,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在希腊、印度、中国这些文明古国发生?这才是历史!历史事实是历史研究必不可少的一块内容,其背后的逻辑则更加重要。有人从经济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文明古国希腊、印度和中国,从文化、种族、制度等等不同的角度来解释,这诚然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这些因素却无法解释工业革命为什么不是在更早的一个世纪或更晚的一个世纪发生。也有人从经济的角度来解释非洲为什么落后,利用两百多年前的奴隶贸易与非洲现在的人均收入做回归分析,遗憾的是这可能是错误的,因为工业革命促使宗主国向殖民地不断的掠夺资源、并限制殖民地的工业发展,而影响最深的往往都是这些主要的奴隶输出国,因为这些国家最初都是收入相对较高、且人口密度相对较高的国家,他们的资源和地理条件都相对较好,进而成为欧洲国家掠夺的对象。尽管分析者使用了工具变量,但这种变量更多的可能是制度的替代。在所有的这些解释中,经济似乎只能扮演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中国是世界上惟一具有连续文化的国家,我们的科举考试选拨人才的制度比西方世界早了一千多年,我们的社会生活水平与西方国家相比只是在中世纪以后才开始逐渐落后的,算上公元前的发展我们整整领先了近两千年。尽管我们现在处于落后地位,但中华民族仍然是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名族。我们近代发展落后是因为我们的国家与世隔绝,缺乏交流竞争。但是我们现在改革开放了,与世界各国都在从事各方面的合作交流。西方的很多制度固然可取,但也不必完全照搬照抄,什么都学习西方的。中华民族不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丧失自我,我们必须保持自己的特色,文化多元和文化差异才是创新的源泉。中国坚持走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这不是喊口号向国家献媚阿谀奉承之类的观点,而是从世界文化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的。当年,毛主席正是因为没有对苏联模式照搬照抄,没有完全采取共产国际的那套做法,才成功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是一位杰出的共产党领袖,他无视莫斯科的第三国际,制定出新的革命策略。他拒绝了只能依靠城市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这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他根据对农村的直接考察断定,占人口70%的贫农是革命的先锋,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这对莫斯科来说纯属异端邪说,但毛自行其是,将农民组织起来,建立了独立的军队和政府。(《全球通史》)最后,《全球通史》虽然是关于世界各国的发展史,但作者也不忘将各国文化习俗进行比较,在谈到各国对女性地位的歧视时,他通过举例来反映当时的女性地位。例如,在德国,基督教新教的创始人之一路德认为,男人的臀部瘦小,所以应该在外从事生产活动,女人的臀部肥大,所以应该待在家里,生儿育女。在中国,人们要求女人裹脚是为了防止她们出远门;在印度,丈夫过世之后,女人在丈夫的灵前自焚是一种非常高的荣誉等等。总之,更多更详细更精彩的内容,请大家自己到《全球通史》中去发掘。

《全球通史》读后感 断断续续读了两个月,每周大概总能读五六天,每天二三十页,这么着细水长流,居然在上周读完了。 《全球通史》带给我的收获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我记住了1500年这个重要的年份。公元1500年之前,地球上人类居住的各个地区之间是彼此孤立着的。虽然有贸易,有战争,有文化上的交流,但是相对1500年后的世界来说,交流和联系既不够丰富,也缺乏内在的动力。大洋洲尚不为人所知,玛雅、阿兹科特和印加的高度发达的文明还在欧亚大陆的视线之外,即使在欧亚大陆上,罗马帝国的兴衰对汉王朝的治乱也是影响甚微。 一方面,交通工具的匮乏使辽阔的海洋和漫长的陆地成为隔绝人们沟通和交流的巨大障碍,另一方面,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等级森严的封建官僚体系以及封闭性的文化传统(主要指伊斯兰教和儒家学说)窒息了东方创造新的历史的欲望。 随着西方在武器、船舶制造等技术上取得的突破,西方扩张的历史开始了。全球开始产生经济联系,经济上的关联日益把各个地区紧紧拉到一起,不是生拉硬扯,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至于今。 1500年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拐点。 当然,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历史是无法斩断的河流,变化并不是在这一年里完成的。 注意到没有,这种划分法和我们一贯学习的上古—中古—近现代的划分法截然不同,那种划分法就不一定适合欧洲以外的地区。就好像好多历史学家已经开始认识到的一样:各个地区的历史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全球史观。 全球史观在全书以一贯之,起码,作者已经是努力地以一贯之。 我相信,这也是今天处于全球化中的我们所必须具备的历史观。 斯塔夫利阿诺斯的另一个观点也深深影响了我:“每个时代都书写他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的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临他自己的问题。这在变化节奏成指数继增长的今天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们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的历史。” 高速的技术变革和滞后的社会变革之间的矛盾。 我渴望参与到探索答案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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