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里坤草原早已蜚声遐迩于西域大地，早已被历代文人墨客、将军们和途径这里的人们描写的如诗如画。由于巴里坤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自然条件，是历代王朝都十分准视的战略要地。各路诸侯游牧民族也把这里视为理想的游牧之地。你来我往的在在里演绎了一个一个又一个草原之路故事、玉石之路传奇、丝绸之路的沧桑。用枪狩猎 巴里坤草原是新疆三大草原之一，是亚欧草原大通道上的一颗璀璨明珠。这里曾今是草原游牧民族角逐的一个古战场，他们在这里演绎了一个又一个传奇的故事和历史事件。自古以来巴里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地方，在草原文化的带动下演绎了很多民族风情文化，有一部分保存的很完整，有一部分保持了原有的原生态的文化现象。其主要体现在汉民俗文化、哈萨克民俗文化和蒙古民俗文化。汉文化的民俗、节日、婚俗、社火、面食等；哈萨克民俗有民间舞蹈、民间刺绣、阿肯弹唱、马上运动、婚俗、葬俗等；蒙古民俗有一年一度的敖包节、点灯节等。这些民俗文化现象经历漫长的岁月，但任然保持了很多传统的文化现象，为我们今天的旅游发展和开发提供了原始的文化民俗资源。神圣的祭拜狩猎 巴里坤草原不知演绎了多少民间民俗的传奇的文化和传奇故事。汉文化里宗教文化和传奇故事一代又一代的延续和流传、民间小曲传了一代有一代。哈萨克民间体育活动无论是大大小小庆典和民间举办的一些群众活动中都有表演如刁羊、赛马、姑娘追、摔跤，夜晚一般都要举行歌舞晚会。蒙古人的敖包更为神圣，人们在那里祈祷、在那里祝福、在那里洗礼了自己的灵活，他们用自己最虔诚的心灵祭祀敖包，他们用最传统的方式进行他们的敖包相会、文艺活动演出、体育比赛。巴里坤的民族风情就是一个民族文化学、民族礼仪学、民族传统学的大展示，只有我们走进那里就会被融化、就会被感到，你也就成为他们的一份子、一个参与者。只有我们用心来感悟就会能找到心灵的碰撞，这就是巴里坤的民族风情文化。
内蒙古草原文化风情主要都包括这些。第一就是内蒙古位于祖国北部的边疆，内蒙古自治区有许多的草原和天然牧场，而内蒙古的草原也是世界上天然面积最大的草原。因此内蒙古的文化最主要的草原文化，以草原文化繁衍出许多人文以及自然的风情。第二种就是那达慕是中国蒙古族人民十分喜爱的一种古老的体育活动形式，更是一种充满了鲜明民族特色的传统民俗活动，现今的锡林郭勒盟所举行的那达慕最具传统代表性。“那达慕”是蒙古语的译音，是“娱乐、游戏”的意思，用来表示丰收的喜悦之情。那达慕在每年农历的六月初四，羊肥马壮和草绿花红的日子开始，是草原上一年一度的传统盛会。第三个就是安代舞有着“蒙古族舞蹈活化石”的美誉，是主要流行于内蒙古通辽市四周地区的一种传统的民间舞蹈。据相关历史的考证，安代舞最早起源于库伦旗地区，大约于明末清初时期形成。清朝中期的时候，由于当时草原涌入大量各地闯关东的移民，许多不同地域的文化风俗逐渐融合便形成了库伦蒙古族文化，进而孕育出有着广泛群众性的安代舞。第四个就是马头琴在蒙古族的音乐文化中起着代表作用，不论它的造型和制作材料，还是其音色音质或者音乐表现风格及演奏方法，都体现出蒙古人的性格特点，影射出蒙古族世代的游牧生活。蒙古族马头琴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蒙古族形成的时候，马头琴就已经存在了，因此可以这样说，马头琴与蒙古族一起从草原和历史中发展走来，并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
内蒙古草原文化风情主要都包括这些。第一就是内蒙古位于祖国北部的边疆，内蒙古自治区有许多的草原和天然牧场，而内蒙古的草原也是世界上天然面积最大的草原。因此内蒙古的文化最主要的草原文化，以草原文化繁衍出许多人文以及自然的风情。第二种就是那达慕是中国蒙古族人民十分喜爱的一种古老的体育活动形式，更是一种充满了鲜明民族特色的传统民俗活动，现今的锡林郭勒盟所举行的那达慕最具传统代表性。“那达慕”是蒙古语的译音，是“娱乐、游戏”的意思，用来表示丰收的喜悦之情。那达慕在每年农历的六月初四，羊肥马壮和草绿花红的日子开始，是草原上一年一度的传统盛会。第三个就是安代舞有着“蒙古族舞蹈活化石”的美誉，是主要流行于内蒙古通辽市四周地区的一种传统的民间舞蹈。据相关历史的考证，安代舞最早起源于库伦旗地区，大约于明末清初时期形成。清朝中期的时候，由于当时草原涌入大量各地闯关东的移民，许多不同地域的文化风俗逐渐融合便形成了库伦蒙古族文化，进而孕育出有着广泛群众性的安代舞。第四个就是马头琴在蒙古族的音乐文化中起着代表作用，不论它的造型和制作材料，还是其音色音质或者音乐表现风格及演奏方法，都体现出蒙古人的性格特点，影射出蒙古族世代的游牧生活。蒙古族马头琴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蒙古族形成的时候，马头琴就已经存在了，因此可以这样说，马头琴与蒙古族一起从草原和历史中发展走来，并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
生活在北方草原上的先民创造的草原文化，以其久远的历史、独特的内涵、广泛的影响力，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研究表明，草原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又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整个中华文化的形成、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草原文化同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交相辉映、汇聚融合，共同造就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在北方草原上发现的人类早期文化，同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发现的人类早期文化一样，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位于呼和浩特东郊的大窑石器制造场，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70万年。在鄂尔多斯市萨拉乌苏文化遗址发现的人类化石，属于距今约5万年之前的晚期智人阶段。在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发现的人类化石属于旧石器晚期时代，与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山顶洞人一样都是形成中的蒙古人种。这些说明，北方草原地区确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新石器时代的早期人类文化遗址，在北方草原上更为丰富。对这些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使人们逐步认识到，这里的早期文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走在中华文明进程的前列。在距今约8000年的赤峰市兴隆洼聚落遗址中，发现有大型石锄、陶罐以及成排的房屋遗址，它说明兴隆洼先民们已经开始栽培农作物，这比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流域开始栽培农作物早了近千年。这里出土的我国最古老的石雕人像被考古界称作“中华老祖母”。在赤峰市发现的距今5000年的石围墙聚落和距今4800年的老虎山，石城址聚落群，与郑州西山夯筑土城址为同一时代的遗址，都是迄今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城址。文字的发明是人类跨入文明门槛的重要一步。在距今5000—4000年前，北方草原上的先民已经在创制人类最早的文字。赤峰市小河沿文化的先民就已经把原始的象形文字刻画在陶罐上。经学者对20世纪80年代初出土于翁牛特旗石棚山一件大口深腹陶罐上所刻象形文字的释读，认为这是对远古时代一次流星或陨石雨的纪录。可见，这里的原始文字较之与它同期或稍晚的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中的原始文字符号更加进步。考古工作者在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发现的祭坛、女神庙、大型方台、金字塔式巨型建筑、特点鲜明的积石冢群以及成组的玉质礼器，则反映了早期人类祖先崇拜、等级社会的状况。它表明早在5000年前，红山文化就已率先由氏族社会跨入“古国”阶段，早期城邦制国家诞生了。而在1000年后，中原地区才相继跨入“古国”阶段。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红山文化同中原以及中国其他区域相比，在文明起源史上处于“先走一步”的前导地位。追寻北方草原新石器时代先民们的足迹不难发现，中华民族许多文化传承的源头也都可以追溯到这里。在赤峰市查海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石块摆塑龙眶今已有8000年，而在河南濮阳及湖北黄龙考古遗址中发现的摆塑龙距今6000多年。1971年，在距今6000—5000年的三星他拉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雕刻精美的玉龙，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雕刻的玉龙，被称为“中华第一龙”。20世纪80年代后，红山文化遗址中又有玉龙陆续出土。这说明北方草原是龙的故乡，是龙崇拜观念的发祥地。伴随着玉龙出土的成批玉器，更引起学者们对红山文化的重新审视，认为红山文化的“玉文化”和晚于它的长江流域良渚文化的“玉文化”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的早期玉文化。翁牛特旗赵宝沟文化遗址距今约6800年。2004年，在这里发现了一件凤鸟造型的红陶杯，有学者将其称为“中华第一凤”。从这里似也可以看到中华凤文化的滥觞。小河沿原始文字的解读，还“找到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原始记录”。因为红山文化的先民中有玄鸟族，他们与后来的商文化有着密切关系，所以，商族的起源神话可以通过小河沿文字的记载得以冰释。在中原地区进入青铜器时代之前，北方草原并不晚于中原地区开始使用青铜器。在赤峰市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发现的青铜器，属于青铜器时代早期，是北方草原早期文明的又一个标志。在鄂尔多斯市以及邻近地区发现的大口二期、朱开沟等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有以动物纹样为主体图案的饰牌、游牧生产生活用具、铜短剑、铜戈、铜镞等，显示出北方游牧民族的特色。在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除了发掘出为数众多、工艺精致、造型美观的青铜器外，还发现有古代铜矿炼炉遗址。北方草原青铜器文化特色浓郁，是商周至战国时代北方游牧民族创造的重要文化财富。综上所述，北方草原是中华大地上人类活动最早的地域之一，是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之一。北方草原的早期文化既扩展了中华文化起源的地域，又把中华文明的开端推向了更为久远的历史，无疑是中华文化最早的源头之一。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草原文化不仅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而且还以其丰富又独具特色的内容、不间断的历史发展，构成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草原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中，既在许多方面与中原文化有相同相似的成分，又始终保有独特、迥然的文化内涵和风格。新石器时代，黄河文化以粟作农业为经济基础，长江文化以稻作农业为经济基础，两者都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而草原文化多以农业兼渔猎业为特色。进入青铜器时代后，草原文化逐渐转向以游牧业为经济基础。由此，在古代中国，形成了三大类型的经济文化区，即北方草原游牧经济文化区，秦岭、淮河以北的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秦岭、淮河以南的水田农业经济文化区。三大经济文化区的形成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造成的，同时也是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结果。草原文化在经历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元、满清、现当代几个高峰期的发展以及与中原文化的长期碰撞交流、融合后，今天已经演变成为蒙古族文化为典型代表的、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文化体系。这个体系已经融入中华文化的大体系之中，使中华文化成为一个包容工业、农耕、游牧、渔猎等生产方式在内的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受自然环境、气候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在古代历史上北方草原先后兴起的民族基本上都以游牧经济为主业。在游牧经济中，草原生态环境、牲畜、人和游牧文化组成相互依存、和谐发展的共同体。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的不同在于，游牧经济的基本生产资料是牲畜，牲畜只有经常在草原上移动才能获得足够的食物，因此游牧民族强调有规律地游迁。而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是土地，土地需要兴修水利和精耕细作，因此农业民族强调安土重迁。在我国历史上，中原地区的农业与北方草原的游牧业长期接触共存，经常发生矛盾冲突，又相互依存和补充。正是在这两种经济类型的相互作用中，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汉族形成了不可割断的经济联系以及在文化方面的相互交融，在个别情况下这种经济文化的交流联系，甚至采取政治、战争的手段得以延续。就是在这种交流联系的过程中，历史上北方诸多民族不断参与中华文化的构建与发展，在中华文化中的历史作用不断凸显出来，并且在经济文化的交流联系当中，碰撞出、创造出中华文化发展的新的因素。在中原地区进入春秋战国、秦汉时期以后，在中原地区建立统一农业区政权的同时，北方草原上的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蒙古等游牧民族也相继建立了统一游牧区的政权。自战国时代到秦汉时期，匈奴族在北方草原崛起，建立了统一北方草原的强大政权。西晋以后，居于大漠之北的草原民族向中原内地迁移并建立政权，我国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在东晋时期，鲜卑族逐渐壮大，入主中原，建立了北魏政权。五代之际，契丹族统一北方，建立了辽政权。此后女真入在北方崛起，推翻了辽、北宋政权，建立了金朝。在元、清两朝，蒙古族、满族不仅统一了北方草原地区，而且建立了包括大江南北、长城风外的疆域空前广阔的统一政权，巩固了统一多民族的国家，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发展。这些北方民族政权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或雄踞于北方，或入主中原，特别是当中原封建王朝腐朽没落的时候，北方民族取而代之，重振中华文化，重新焕发中华文化的生机活力，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增添新的活力，得以延续和发展，充分显示了草原文化的进取开拓、奋发有为的风貌。游牧经济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物质、精神、制度层面上文化，是草原文化所具有的重要内容。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北方草原各民族创造了豪放壮美、雄浑飘逸、丰富多姿、熠熠生辉的灿烂文化。如遍布北方的以狩猎、游牧为内容的岩画，展示着早期草原民族的历史风貌。以蒙古族的《江格尔》为代表的众多英雄史诗和历史文学巨著《蒙古秘史》等历史文献，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清代雍和宫的建筑形式和建筑格调汇聚了满、蒙、藏、汉等民族的文化因素，融多民族艺术为一体的雍和宫“三绝”，更是驰名中外。蒙古族科学家明安图《割圆密率捷法》及呼和浩特市五塔寺蒙古文石刻天文图是草原文化在数学、天文学方面取得新进展的重要标志。满族文学大师曹雪芹的《红楼梦》是我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文学巨著，流传至今，蜚声中外。蒙古族著名文学家尹湛纳希创作的《一层楼》等多部长篇小说，推动了草原文学的发展。游牧民族创造的有利于保护自然生态的游牧经济文化，蕴含了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的进步理念。还有以“长生天”为核心的哲学观念，纵横驰骋的军事战略和艺术，星罗棋布的佛教召寺、佛塔和石窟，记录表现不同民族语言的突厥、回鹘、契丹、女真、西夏、蒙古等十几种文字，蕴涵着豪放气势、委婉情怀的音乐歌舞艺术等等，都无可置疑地说明北方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华文化丰富、博大内涵的创造与贡献，也是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独树一帜、自成一元的特质所在。总之，从构成草原文化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来看，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一样，是中华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草原文化对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性作用 中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智慧的结晶。在中华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草原文化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这种作用是持久的、广泛的，也是深远的·草原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历史年代。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力排众议，学习北方游牧民族的胡服骑射，主动接受草原文化，引起广泛影响。西汉前期，由于奉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匈奴之间通过“关市”贸易开展物资和人员的交流，出现了“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的局面。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我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融合高潮的到来，各民族文化和风气上的互学互染，形成了“长江以北尽是夷狄”的气象。唐代更是“胡风劲吹”，在以长安为中心的广大北方地区，达官贵人、普通百姓趋之若骛，呈现出“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 “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的盛况。唐代以后，契丹、女真先后入主中原。金朝统治区域较之辽朝南移，表现出北方民族对中原内地文化的影响渐次高涨。在金代，金主完颜亮迁都燕京，改燕京为中都，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即肇始于此。蒙元时期，在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的推动下，草原文化的对外影响力达到一个新的高峰。蒙古汗国的建立，从整体上开通了我国与欧亚各国间的联系，北方民族、中原内地同西方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同时也加快了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的汇聚互融进程。在满族建立的清朝时期，草原文化在多领域得到长足发展。满族的许多文化被内地各民族所接受，成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至今仍然具有新鲜活力。鸦片战争以后，北方草原各民族与全国人民一道，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为保卫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和文化传统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国各族人民平等互助，团结友爱，在继承优秀传统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共同奋斗，建设着空前繁荣、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为人类历史谱写着新的篇章。草原文化对中华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作用不仅是持久的，也是广泛的。在衣食住行领域，赵武灵王实行的“胡服骑射”，不仅改变了中原居民沿袭已久的着装习惯，也改变了商朝以来驾车作战的军事传统。对此后中原民族的服饰演变、军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事实上，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服饰的影响远不止于此，从一定意义上讲，秦汉之后的古代中原服饰，基本上都可以视为北方民族服装的变体。北朝时期鲜卑等北方民族组织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为中国佛教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等的开凿，为中华民族留下了艺术瑰宝。北魏末期， “六镇起义”引起六镇边地的鲜卑人及鲜卑化的汉人进入中原地区，致使鲜卑语言、风俗在东魏、北齐成为时尚。北方汉语受到鲜卑语影响，时人称北方方音“北杂夷虏”。传入中原的乐器主要有箜篌、琵琶、筚篥、横笛、胡角，而一首《敕勒歌》，传唱千余年，流传至今。北方草原民族素以军事称强，其军事文化在制度层面上对中原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首开此例的就是鲜卑等民族的军镇制和府兵制。北方民族对中原文化的影响还体现在礼俗、饮食、音乐、舞蹈、体育、绘画、艺术及宗教等各个方面，古代汉文典籍中诸如胡瓜、胡麻、胡桃、胡荽、胡蒜以及胡茄、胡琴等词汇，就说明了这一点。在对中原文化持久、广泛的作用过程中，草原文化不断为中华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在因素。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一路走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历史上北方草原民族总有一种向南发展的倾向。辽以前，这种倾向主要表现为对中原的频频渗透，逐步进入；从辽开始，这种倾向则主要表现为发动征服战争，入主中原。产生这种倾向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北方草原民族对于物质文化交流的需求和被中原发达的经济和繁荣的文化所吸引。除上述原因之外，宋代以来，中原朝廷到末期广泛弥漫的腐败萎靡之风所导致的朝廷积弱、不堪一击，也促使草原民族戎装南下。历史清楚地表明，辽、金、元、清入主中原，都曾起到过摧枯拉朽、横扫萎靡之风的作用。正是北方草原民族屡屡入主中原，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发展一次次注入新鲜血液。诚如陈寅恪所说，包括草原文化在内的胡人文化“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局”。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伴随着北方草原民族对中原武力征服而来的，是草原民族与中原民族的融合，也是草原文化同中原内地文化的汇聚。这种大规模的融合和汇聚每进行一次，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就得到一次加强，它所产生的向心力、疑聚力也就进一步增强；正是这样一次次的大规模融合、汇聚，加速推动着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数千年来，中华民族日益壮大，中华文化长盛不衰，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此。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内蒙古草原各地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关联性与世界性关联性 世界性内容提要：地域文化首先在地域范围上必须有确定的指向，有个核心的区域。其二，必须有独特的历史的文化的特性，是某种草根文化、乡土文化的发祥地，并且有着足够的影响力和延续力。其三，这种文化形成一定的体系，有相对完整的一个学术理论框架和一定数量的研究人群。其四，这种文化在历史上或当今的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过或发挥着重大的影响力。其关联性表现在它是某个更大范畴文化的子系统和支脉，支撑着包容更广内容更丰富的大文化。内蒙古各地的地域文化大多可以归纳到游牧文化、草原文化。丝绸之路文化的国际性和世界性广为人知。作为丝绸之路链条上的内蒙古地域文化和泉州文化无疑具备世界性的影响和意义。“一个特定的区域的历史文化积淀是一份宝贵的财富。彰显了这个地区的历史色彩和文化特性，以鲜明的区域特点标识着这一地方区别于其它地域的特殊属性，显示着独特的风采。它属于国家整体和民族整体的一部分，它的独特性显示了整体的丰富多彩和华丽辉煌。作为一个子科目，对于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和经济社会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支撑作用。”（1）地域文化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和新的学科，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2013年9月内蒙古地域文化研讨会聚集了14家各盟市的学术团体，交流了近年来内蒙古地域文化研究的成果，决定成立内蒙古地域文化研究联席会。地域文化研究经历了初始阶段的摸索探寻之后，已经取得了一批初步的研究成果，达到了一定的学术水准。面对地域文化领域的诸多学术课题，需要大量的专项研究，作深入探究和学术归纳，以求不断深化地域文化的探寻和学科领域的拓展。本文从对内蒙古地域文化研究的现状出发，对地域文化研究的独特性与关联性作一些初步探讨，愿与学界同仁交流。“地域 试论内蒙古各地地域文化的独特性_文档下载-html 文化表现为地域性的文化现象，是通过特定地域的人们在继承和发展中创造的。地域文化是对特定地域空间内的生态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的诸方面进行综合研究的学问。”（2）地域文化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和新兴的学科总体上处于初始阶段。内蒙古各地的地域文化研究正规的起步多在近几年内，十年多一些的很少。敕勒川文化研究涵盖呼、包地区和乌兰察布、巴彦诺尔、鄂尔多斯部分地区，起点高，影响大，聚拢内蒙古各地的地域文化研究，形成了综合影响。鄂尔多斯学提出的比较早，并且与区外的地域文化研究团体长期坚持交流，取得了广泛的成果。在成吉思汗文化的研究和宣传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包头的西口文化，立足包头和内蒙古西部，牵动山西、陕西，所办《西口文化》双月刊，已办36期，产生了广泛影响。科尔沁历史文化研究会暨孝庄研究会立足本土，追溯科尔沁部落和孝庄皇后的渊源，探究历史，服务现代，主办《科尔沁历史文化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赤峰地区的红山文化，以中华第一龙的出土闻名天下，成为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核心地区。巴彦诺尔一带的河套文化，岩画文化国内外闻名。乌兰察布一带的察哈尔文化，追溯察哈尔部落文化，探究当地历史文化渊源，崭露头角。锡林郭勒草原的上都文化，以百年帝都蕴育的历史文化内涵为切入点，揭示蒙元帝国文化本源和中华文明史的百年精华，把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汇融合的独特历史文化蕴涵呈现的历史文化意义和在人类文明进程的价值纳入学术研究的视野。一座上都城，半部元朝史。百年帝都成就了灿烂的上都文化。以以元代首都——上都为标识上都文化体现了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交融的独特的文化，彰显了十三世纪中华文明达到的高度。联合国通过了上都遗址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证实了上都遗址和上都文化的世界意义与历史文化地位。内蒙古各地地域文化的独特性与惟一性
生活在北方草原上的先民创造的草原文化，以其久远的历史、独特的内涵、广泛的影响力，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研究表明，草原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又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整个中华文化的形成、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草原文化同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交相辉映、汇聚融合，共同造就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在北方草原上发现的人类早期文化，同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发现的人类早期文化一样，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位于呼和浩特东郊的大窑石器制造场，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70万年。在鄂尔多斯市萨拉乌苏文化遗址发现的人类化石，属于距今约5万年之前的晚期智人阶段。在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发现的人类化石属于旧石器晚期时代，与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山顶洞人一样都是形成中的蒙古人种。这些说明，北方草原地区确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新石器时代的早期人类文化遗址，在北方草原上更为丰富。对这些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使人们逐步认识到，这里的早期文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走在中华文明进程的前列。在距今约8000年的赤峰市兴隆洼聚落遗址中，发现有大型石锄、陶罐以及成排的房屋遗址，它说明兴隆洼先民们已经开始栽培农作物，这比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流域开始栽培农作物早了近千年。这里出土的我国最古老的石雕人像被考古界称作“中华老祖母”。在赤峰市发现的距今5000年的石围墙聚落和距今4800年的老虎山，石城址聚落群，与郑州西山夯筑土城址为同一时代的遗址，都是迄今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城址。文字的发明是人类跨入文明门槛的重要一步。在距今5000—4000年前，北方草原上的先民已经在创制人类最早的文字。赤峰市小河沿文化的先民就已经把原始的象形文字刻画在陶罐上。经学者对20世纪80年代初出土于翁牛特旗石棚山一件大口深腹陶罐上所刻象形文字的释读，认为这是对远古时代一次流星或陨石雨的纪录。可见，这里的原始文字较之与它同期或稍晚的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中的原始文字符号更加进步。考古工作者在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发现的祭坛、女神庙、大型方台、金字塔式巨型建筑、特点鲜明的积石冢群以及成组的玉质礼器，则反映了早期人类祖先崇拜、等级社会的状况。它表明早在5000年前，红山文化就已率先由氏族社会跨入“古国”阶段，早期城邦制国家诞生了。而在1000年后，中原地区才相继跨入“古国”阶段。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红山文化同中原以及中国其他区域相比，在文明起源史上处于“先走一步”的前导地位。追寻北方草原新石器时代先民们的足迹不难发现，中华民族许多文化传承的源头也都可以追溯到这里。在赤峰市查海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石块摆塑龙眶今已有8000年，而在河南濮阳及湖北黄龙考古遗址中发现的摆塑龙距今6000多年。1971年，在距今6000—5000年的三星他拉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雕刻精美的玉龙，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雕刻的玉龙，被称为“中华第一龙”。20世纪80年代后，红山文化遗址中又有玉龙陆续出土。这说明北方草原是龙的故乡，是龙崇拜观念的发祥地。伴随着玉龙出土的成批玉器，更引起学者们对红山文化的重新审视，认为红山文化的“玉文化”和晚于它的长江流域良渚文化的“玉文化”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的早期玉文化。翁牛特旗赵宝沟文化遗址距今约6800年。2004年，在这里发现了一件凤鸟造型的红陶杯，有学者将其称为“中华第一凤”。从这里似也可以看到中华凤文化的滥觞。小河沿原始文字的解读，还“找到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原始记录”。因为红山文化的先民中有玄鸟族，他们与后来的商文化有着密切关系，所以，商族的起源神话可以通过小河沿文字的记载得以冰释。在中原地区进入青铜器时代之前，北方草原并不晚于中原地区开始使用青铜器。在赤峰市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发现的青铜器，属于青铜器时代早期，是北方草原早期文明的又一个标志。在鄂尔多斯市以及邻近地区发现的大口二期、朱开沟等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有以动物纹样为主体图案的饰牌、游牧生产生活用具、铜短剑、铜戈、铜镞等，显示出北方游牧民族的特色。在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除了发掘出为数众多、工艺精致、造型美观的青铜器外，还发现有古代铜矿炼炉遗址。北方草原青铜器文化特色浓郁，是商周至战国时代北方游牧民族创造的重要文化财富。综上所述，北方草原是中华大地上人类活动最早的地域之一，是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之一。北方草原的早期文化既扩展了中华文化起源的地域，又把中华文明的开端推向了更为久远的历史，无疑是中华文化最早的源头之一。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草原文化不仅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而且还以其丰富又独具特色的内容、不间断的历史发展，构成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草原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中，既在许多方面与中原文化有相同相似的成分，又始终保有独特、迥然的文化内涵和风格。新石器时代，黄河文化以粟作农业为经济基础，长江文化以稻作农业为经济基础，两者都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而草原文化多以农业兼渔猎业为特色。进入青铜器时代后，草原文化逐渐转向以游牧业为经济基础。由此，在古代中国，形成了三大类型的经济文化区，即北方草原游牧经济文化区，秦岭、淮河以北的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秦岭、淮河以南的水田农业经济文化区。三大经济文化区的形成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造成的，同时也是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结果。草原文化在经历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元、满清、现当代几个高峰期的发展以及与中原文化的长期碰撞交流、融合后，今天已经演变成为蒙古族文化为典型代表的、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文化体系。这个体系已经融入中华文化的大体系之中，使中华文化成为一个包容工业、农耕、游牧、渔猎等生产方式在内的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受自然环境、气候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在古代历史上北方草原先后兴起的民族基本上都以游牧经济为主业。在游牧经济中，草原生态环境、牲畜、人和游牧文化组成相互依存、和谐发展的共同体。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的不同在于，游牧经济的基本生产资料是牲畜，牲畜只有经常在草原上移动才能获得足够的食物，因此游牧民族强调有规律地游迁。而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是土地，土地需要兴修水利和精耕细作，因此农业民族强调安土重迁。在我国历史上，中原地区的农业与北方草原的游牧业长期接触共存，经常发生矛盾冲突，又相互依存和补充。正是在这两种经济类型的相互作用中，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汉族形成了不可割断的经济联系以及在文化方面的相互交融，在个别情况下这种经济文化的交流联系，甚至采取政治、战争的手段得以延续。就是在这种交流联系的过程中，历史上北方诸多民族不断参与中华文化的构建与发展，在中华文化中的历史作用不断凸显出来，并且在经济文化的交流联系当中，碰撞出、创造出中华文化发展的新的因素。在中原地区进入春秋战国、秦汉时期以后，在中原地区建立统一农业区政权的同时，北方草原上的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蒙古等游牧民族也相继建立了统一游牧区的政权。自战国时代到秦汉时期，匈奴族在北方草原崛起，建立了统一北方草原的强大政权。西晋以后，居于大漠之北的草原民族向中原内地迁移并建立政权，我国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在东晋时期，鲜卑族逐渐壮大，入主中原，建立了北魏政权。五代之际，契丹族统一北方，建立了辽政权。此后女真入在北方崛起，推翻了辽、北宋政权，建立了金朝。在元、清两朝，蒙古族、满族不仅统一了北方草原地区，而且建立了包括大江南北、长城风外的疆域空前广阔的统一政权，巩固了统一多民族的国家，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发展。这些北方民族政权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或雄踞于北方，或入主中原，特别是当中原封建王朝腐朽没落的时候，北方民族取而代之，重振中华文化，重新焕发中华文化的生机活力，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增添新的活力，得以延续和发展，充分显示了草原文化的进取开拓、奋发有为的风貌。游牧经济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物质、精神、制度层面上文化，是草原文化所具有的重要内容。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北方草原各民族创造了豪放壮美、雄浑飘逸、丰富多姿、熠熠生辉的灿烂文化。如遍布北方的以狩猎、游牧为内容的岩画，展示着早期草原民族的历史风貌。以蒙古族的《江格尔》为代表的众多英雄史诗和历史文学巨著《蒙古秘史》等历史文献，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清代雍和宫的建筑形式和建筑格调汇聚了满、蒙、藏、汉等民族的文化因素，融多民族艺术为一体的雍和宫“三绝”，更是驰名中外。蒙古族科学家明安图《割圆密率捷法》及呼和浩特市五塔寺蒙古文石刻天文图是草原文化在数学、天文学方面取得新进展的重要标志。满族文学大师曹雪芹的《红楼梦》是我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文学巨著，流传至今，蜚声中外。蒙古族著名文学家尹湛纳希创作的《一层楼》等多部长篇小说，推动了草原文学的发展。游牧民族创造的有利于保护自然生态的游牧经济文化，蕴含了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的进步理念。还有以“长生天”为核心的哲学观念，纵横驰骋的军事战略和艺术，星罗棋布的佛教召寺、佛塔和石窟，记录表现不同民族语言的突厥、回鹘、契丹、女真、西夏、蒙古等十几种文字，蕴涵着豪放气势、委婉情怀的音乐歌舞艺术等等，都无可置疑地说明北方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华文化丰富、博大内涵的创造与贡献，也是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独树一帜、自成一元的特质所在。总之，从构成草原文化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来看，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一样，是中华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草原文化对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性作用 中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智慧的结晶。在中华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草原文化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这种作用是持久的、广泛的，也是深远的·草原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历史年代。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力排众议，学习北方游牧民族的胡服骑射，主动接受草原文化，引起广泛影响。西汉前期，由于奉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匈奴之间通过“关市”贸易开展物资和人员的交流，出现了“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的局面。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我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融合高潮的到来，各民族文化和风气上的互学互染，形成了“长江以北尽是夷狄”的气象。唐代更是“胡风劲吹”，在以长安为中心的广大北方地区，达官贵人、普通百姓趋之若骛，呈现出“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 “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的盛况。唐代以后，契丹、女真先后入主中原。金朝统治区域较之辽朝南移，表现出北方民族对中原内地文化的影响渐次高涨。在金代，金主完颜亮迁都燕京，改燕京为中都，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即肇始于此。蒙元时期，在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的推动下，草原文化的对外影响力达到一个新的高峰。蒙古汗国的建立，从整体上开通了我国与欧亚各国间的联系，北方民族、中原内地同西方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同时也加快了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的汇聚互融进程。在满族建立的清朝时期，草原文化在多领域得到长足发展。满族的许多文化被内地各民族所接受，成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至今仍然具有新鲜活力。鸦片战争以后，北方草原各民族与全国人民一道，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为保卫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和文化传统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国各族人民平等互助，团结友爱，在继承优秀传统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共同奋斗，建设着空前繁荣、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为人类历史谱写着新的篇章。草原文化对中华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作用不仅是持久的，也是广泛的。在衣食住行领域，赵武灵王实行的“胡服骑射”，不仅改变了中原居民沿袭已久的着装习惯，也改变了商朝以来驾车作战的军事传统。对此后中原民族的服饰演变、军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事实上，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服饰的影响远不止于此，从一定意义上讲，秦汉之后的古代中原服饰，基本上都可以视为北方民族服装的变体。北朝时期鲜卑等北方民族组织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为中国佛教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等的开凿，为中华民族留下了艺术瑰宝。北魏末期， “六镇起义”引起六镇边地的鲜卑人及鲜卑化的汉人进入中原地区，致使鲜卑语言、风俗在东魏、北齐成为时尚。北方汉语受到鲜卑语影响，时人称北方方音“北杂夷虏”。传入中原的乐器主要有箜篌、琵琶、筚篥、横笛、胡角，而一首《敕勒歌》，传唱千余年，流传至今。北方草原民族素以军事称强，其军事文化在制度层面上对中原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首开此例的就是鲜卑等民族的军镇制和府兵制。北方民族对中原文化的影响还体现在礼俗、饮食、音乐、舞蹈、体育、绘画、艺术及宗教等各个方面，古代汉文典籍中诸如胡瓜、胡麻、胡桃、胡荽、胡蒜以及胡茄、胡琴等词汇，就说明了这一点。在对中原文化持久、广泛的作用过程中，草原文化不断为中华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在因素。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一路走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历史上北方草原民族总有一种向南发展的倾向。辽以前，这种倾向主要表现为对中原的频频渗透，逐步进入；从辽开始，这种倾向则主要表现为发动征服战争，入主中原。产生这种倾向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北方草原民族对于物质文化交流的需求和被中原发达的经济和繁荣的文化所吸引。除上述原因之外，宋代以来，中原朝廷到末期广泛弥漫的腐败萎靡之风所导致的朝廷积弱、不堪一击，也促使草原民族戎装南下。历史清楚地表明，辽、金、元、清入主中原，都曾起到过摧枯拉朽、横扫萎靡之风的作用。正是北方草原民族屡屡入主中原，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发展一次次注入新鲜血液。诚如陈寅恪所说，包括草原文化在内的胡人文化“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局”。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伴随着北方草原民族对中原武力征服而来的，是草原民族与中原民族的融合，也是草原文化同中原内地文化的汇聚。这种大规模的融合和汇聚每进行一次，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就得到一次加强，它所产生的向心力、疑聚力也就进一步增强；正是这样一次次的大规模融合、汇聚，加速推动着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数千年来，中华民族日益壮大，中华文化长盛不衰，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此。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内蒙古地域辽阔,草原文化在不同的地区虽然具有共同的本质特征。但是相互之间也表现出一些不同的地域特点,草原文化在不同地区的具体特点。区分草原文化的地域特点有三点:首先是自然地理特点内蒙古草原自东向西表现为森林—草甸草原、典型草原(干旱草原)、半荒漠草原、荒漠草原、荒漠的不同地表景观不同的草原生态环境,不仅导致畜牧业经济的不同特点,也导致了反映这种自然景观和相应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草原文化的不同地域特色。其次是历史特点。在内蒙古草原的不同地域,草原文化的形成具有不同的历史特色。第三是不同地区人们的思想感情、文化心态、风俗习惯、生活哲理、价值观念以及艺术趣味、审美心理乃至鉴赏标准等诸方面的差异。依据上述三个方面的标准,可以将内蒙古划分为10个具有不同特色的草原文化区域。例如：呼和浩特历史文化和首府文化区。呼和浩特是国务院确定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底蕴。“昭君文化”在呼和浩特具有重要的地位。王昭君作为和亲象征而在历史上具有不朽的地位。
额尔古纳河畔是蒙古族的历史摇篮。“蒙古”最初只是蒙古诸部落中的一个部落的名称，逐渐统一各部落后才演变成了这些部落的共同名称。大约在公元7世纪，蒙古部从额尔古纳河流域开始向西部蒙古草原迁移。12世纪时，这部分人繁衍子孙氏族分出了乞颜、扎答兰、泰赤乌等许多部落，散布在今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的上游和肯特山以东一带。当时在蒙古草原和贝加尔湖周围的森林地带，还有塔塔儿、翁吉刺、蔑儿乞、斡亦刺、克烈、汪古诸部。13世纪初，蒙古部首领铁木真征服统一了蒙古地区的诸部后，逐渐融合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1206年铁木真称汗，号成吉思，建立了蒙古贵族政权——蒙古国。从此，中国北方第一次出现了统一各部落而强大、稳定和不断发展的民族——蒙古族。蒙古族首领成吉思汗建立政权后，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活动。1211—1260年先后灭西夏和金，版图扩展到中亚、南俄。忽必烈继汗位后，迁都至燕京(今北京市)，并于1271年改国号为元。1279年灭南宋，统一了全国，基本上奠定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版图，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联系，1368年元朝灭亡。后来明朝在辽东西部、漠南南部、甘肃北部和哈密一带先后设置了蒙古卫所20多处，各卫所长官都是由蒙古封建领主担任。15世纪初，漠西蒙古瓦刺部和东部蒙古的鞑靼部先后向明朝称臣纳贡，建立了臣属关系。明未，女真建立后金政权。636年后金改为清，漠南蒙古各部封建主，也先后被清朝征服。1644年明朝灭亡后，清人关统一全国，直到1757年平定准噶尔部落。至此蒙古族完全置于清朝的统治之下。清朝为了加强对蒙古族的统治，在重新调整蒙古原来的大小封建领主的基础上，参照满族的八旗制度，在蒙古族地区建立了盟旗制度。颁布了以盟旗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诏令，强化和发展了蒙古的封建制度。清朝对蒙古族统治的加强，有效地制止了封建割据和战争，使蒙古族社会获得了近200年的稳定，畜牧业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元代以来，蒙古族在祖国许多科学文化领域做出了贡献。如13世纪中叶写成的蒙古族重要历史、文学名著《蒙古秘史》和清代的著名文学作品《一层楼》等。在医学、历算、数学等方面蒙古族也有重要贡献。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蒙古族人民积极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那时驻防在东南沿海蒙古八旗官兵与各族军民奋起抗敌。1841年10月蒙古族爱国将领裕谦指挥三镇将士在浙江定海奋战六昼夜，以身殉国。次年4月英军进犯乍浦，守军7000人英勇反击，其中有蒙古八旗官兵800余人参战，蒙古官兵牺牲200余人。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当英军入侵渤海湾时，内蒙古东三盟和察哈尔旗蒙古士兵5000人，奉调天津海口防守。蒙古各地捐献大量马匹、银两支援前线。1856年，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北京，僧格林沁亲王奉命从内蒙古各盟征调蒙古骑兵参战。在大沽口的三次保卫战和八里桥之战中英勇抗击侵略者，其中有4000余名蒙古骑兵参战的第二次大沽口保卫战中，打沉敌舰5艘，击伤6艘，打死打伤英法侵略军592人，获得胜利。 在第三次大沽口保卫战中，蒙古族爱国将领乐善率千余官兵坚守炮台，拼死抵抗，全部为国捐躯。在保卫北京的八里桥之战中；从卓素图盟、昭乌达盟、哲里木盟和察哈尔调集4000蒙古骑兵穿插奋战，毙伤敌军1000余人。蒙古骑兵也有很大牺牲；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蒙古骑兵以弓箭、马刀抗击了敌方的洋枪洋炮，在中国近代史上写出了爱国爱民的悲壮诗篇。1900年前后与义和团运动相呼应的遍布东西部各盟旗的反教斗争，从1858年伊克昭盟的“独贵龙”运动起到辛亥革命前夕规模较大的反封建赋役、反垦、夺地的斗争共有10多次。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蒙古族的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积极参加了辛亥革命，以谋求蒙古族的自由解放。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蒙古族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以乌兰夫等同志为代表的蒙古族先进分子加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内蒙古的革命，同国民党反动派、日本帝国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解放战争中蒙古族骑兵英勇作战，歼灭敌军2万余人，缴获战马2万多匹和枪支l万多件，为民族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47年5月1日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实现了蒙古民族的新的历史转折。内蒙古是实行区域自治的省一级民族自治地方，是我国成立最早的一个自治区。
老舍作品《草原》的写作背景写作背景是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9月12日他在青岛山东大学一次休息时写下的。当时他在那儿租了一家平房，作为他安静的写作与创作戏剧文学的地方。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三日发表在《人民日报》。 老舍记叙了自己第一次访问内蒙古大草原时的所见所闻所感，表现了大草原的美丽景色和蒙古族人民对汉族人民的深厚情谊，表达了作者对祖国边疆的热爱以及对民族友谊的歌颂。《草原》是现代作家、诗人老舍创作的一篇散文。已选入人教版新课标（老教材）五年级下册第1课和教育部统编人教版教材六年级上册第1课。文章主要描绘了草原风光图、喜迎远客图和主客联欢图这三幅生动的画面 。作者在最后引用“蒙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抒发了对草原的热爱之情和对蒙汉两族的深情厚谊。
全文：这次，我看到了草原。那里的天比别处的更可爱，空气是那么清鲜，天空是那么明朗，使我总想高歌一曲，表示我满心的愉快。在天底下，一碧千里，而并不茫茫。四面都有小丘，平地是绿的，小丘也是绿的。羊群一会儿上了小丘，一会儿又下来，走在哪里都像给无边的绿毯绣上了白色的大花。那些小丘的线条是那么柔美，就像只用绿色渲染，不用墨线勾勒的中国画那样，到处翠色欲流，轻轻流入云际。这种境界，既使人惊叹，又叫人舒服，既愿久立四望，又想坐下低吟一首奇丽的小诗。在这境界里，连骏马和大牛都有时候静立不动，好像回味着草原的无限乐趣。我们访问的是陈巴尔虎旗。汽车走了一百五十里，才到达目的地。一百五十里全是草原。再走一百五十里，也还是草原。草原上行车十分洒脱，只要方向不错，怎么走都可以。初入草原，听不见一点儿声音，也看不见什么东西，除了一些忽飞忽落的小鸟。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了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牛羊多起来，也看到了马群，隐隐有鞭子的轻响。快了，快到了。忽然，像被一阵风吹来似的，远处的小丘上出现了一群马，马上的男女老少穿着各色的衣裳，群马疾驰，襟飘带舞，像一条彩虹向我们飞过来。这是主人来到几十里外欢迎远客。见到我们，主人们立刻拨转马头，欢呼着，飞驰着，在汽车左右与前面引路。静寂的草原热闹起来：欢呼声，车声，马蹄声，响成一片。车跟着马飞过小丘，看见了几座蒙古包。蒙古包外，许多匹马，许多辆车。人很多，都是从几十里外乘马或坐车来看我们的。主人们下了马，我们下了车。也不知道是谁的手，总是热乎乎地握着，握住不散。大家的语言不同，心可是一样。握手再握手，笑了再笑。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总的意思是民族团结互助。也不知怎的，就进了蒙古包。奶茶倒上了，奶豆腐摆上了，主客都盘腿坐下，谁都有礼貌，谁都又那么亲热，一点儿不拘束。不大一会儿，好客的主人端进来大盘的手抓羊肉。干部向我们敬酒，七十岁的老翁向我们敬酒。我们回敬，主人再举杯，我们再回敬。这时候，鄂温克姑娘们戴着尖尖的帽子，既大方，又稍有点儿羞涩，来给客人们唱民歌。我们同行的歌手也赶紧唱起来。歌声似乎比什么语言都更响亮，都更感人，不管唱的是什么，听者总会露出会心的微笑。饭后，小伙子们表演套马、摔跤，姑娘们表演了民族舞蹈。客人们也舞的舞，唱的唱，并且要骑一骑蒙古马。太阳已经偏西，谁也不肯走。是呀！蒙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扩展资料：《草原》是现代诗人老舍创作的一篇散文。课文主要讲了草原风光图、喜迎远客图和蒙汉联欢图。作者在最后引用了一句，蒙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抒发了作者对草原的热爱之情和对蒙汉两族的深情厚谊。蒙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意思为：蒙古人和汉族人友谊深，不忍马上分别，在夕阳下，在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上互相倾诉离别之情。主要内容本文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依次描写草原的美丽风光，蒙古族人民热情迎客的场面，主客饮酒联欢的场面。通过这些画面，表现了草原的风光美，人情美和民俗美。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原名舒庆春，另有笔名絜青、鸿来、非我等，字舍予。北京满族正红旗人。中国现代小说家、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代表作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剧本《茶馆》。老舍的一生，总是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1966年，由于受到文革中恶毒的攻击和迫害，老舍被逼无奈之下含冤自沉于北京太平湖。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草原
这次，我看到了草原。那里的天比别处的更可爱，空气是那么清鲜，天空是那么明朗，使我总想高歌一曲，表示我满心的愉快。在天底下，一碧千里，而并不茫茫。四面都有小丘，平地是绿的，小丘也是绿的。羊群一会儿上了小丘，一会儿又下来，走在哪里都像给无边的绿毯绣上了白色的大花。那些小丘的线条是那么柔美，就像只用绿色渲染，不用墨线勾勒的中国画那样，到处翠色欲流，轻轻流入云际。这种境界，既使人惊叹，又叫人舒服，既愿久立四望，又想坐下低吟一首奇丽的小诗。在这境界里，连骏马和大牛都有时候静立不动，好像回味着草原的无限乐趣。蒙古包外，许多匹马，许多辆车。人很多，都是从几十里外乘马或坐车来看我们的。主人们下了马，我们下了车。也不知道是谁的手，总是热乎乎地握着，握住不散。大家的语言不同，心可是一样。握手再握手，笑了再笑。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总的意思是民族团结互助。也不知怎的，就进了蒙古包。奶茶倒上了，奶豆腐摆上了，主客都盘腿坐下，谁都有礼貌，谁都又那么亲热，一点儿不拘束。不大一会儿，好客的主人端进来大盘的手抓羊肉。干部向我们敬酒，七十岁的老翁向我们敬酒。我们回敬，主人再举杯，我们再回敬。这时候，鄂温克姑娘们戴着尖尖的帽子，既大方，又稍有点儿羞涩，来给客人们唱民歌。我们同行的歌手也赶紧唱起来。歌声似乎比什么语言都更响亮，都更感人，不管唱的是什么，听者总会露出会心的微笑。饭后，小伙子们表演套马、摔跤，姑娘们表演了民族舞蹈。客人们也舞的舞，唱的唱，并且要骑一骑蒙古马。太阳已经偏西，谁也不肯走。是呀！蒙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此文出自现代·老舍《草原》扩展资料写作背景：《草原》是现代作家、诗人老舍创作的一篇散文。已选入人教统编版五年级下册第一课、部编人教版六年级上册第一课。文章主要讲了草原风光图、喜迎远客图和蒙汉联欢图。作者在最后引用了一句“蒙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抒发了作者对草原的热爱之情和对蒙汉两族的深情厚谊。感受内蒙古大草原美好的风光及风土人情（重点），体会蒙汉两族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产生了解西部的兴趣（难点），揣摩优美的语句，体会作者表达上的一些特点，学习作者抒发情感的方法（难点）。作家楼适夷有次去看望老舍。“最近写些什么？”楼适夷问道。满族出身的老舍笑着说：“我正在当‘奴才’，给我们的‘皇帝’润色稿子呢！”一阵大笑，方知老舍正接受一项新任务——为末代皇帝溥仪修改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草原源于全球气候干冷期(出现在新生代)，与它们常混进的莽原、沙漠、灌丛地相似。其实，禾草科本身(早熟禾科和禾本科)在新生代早期才进化完成。草原最早出现的日期因地而异。在多个地区，可在新生代化石中发现一系列植被类型，当时的气候逐步变迁。如在过去5000万年里，澳大利亚中部热带雨林接续被莽原、草原，最后是沙漠所取代。在某些地方，草原扩展到接近现代规模的情况仅出现于200万年前极度干冷时期，在北方温带区称为“冰期”。
这次我看到了草原。那里的天比别处的更可爱。空气是那么清鲜，天空是那么明朗，使我总想高歌一曲，表示我满心的愉快。在天底下，一碧千里，而并不茫茫。四面都有小丘，平地是绿的，小丘也是绿的。羊群一会儿上了小丘，一会儿又下来，走到哪里都像给无边的绿毯绣上了白色的大花。那些小丘的线条是那么柔美，就像只用绿色渲染，不用墨线勾勒的中国画那样，到处翠色欲流，轻轻流入云际。这种境界，既使人惊叹，又叫人舒服;既愿久立四望，又想坐下低吟一首奇丽的小诗。在这境界里，连骏马和大牛都有时候静立不动，好像回味着草原的无限乐趣。 我们访问的是陈巴尔虎旗。汽车走了一百五十里，才到达目的地。一百五十里全是草原，再走一百五十里，也还是草原。草原上行车十分洒脱，只要方向不错，怎么走都可以。初入草原，听不见一点声音，也看不见什么东西，除了一些忽飞忽落的小鸟。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了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牛羊多起来，也看到了马群，隐隐有鞭子的轻响。快了，快到了。忽然，像被一阵风吹来的，远处的小丘上出现了一群马，马上的男女老少穿着各色的衣裳。群马疾驰，襟飘带舞，像一条彩虹向我们飞过来。这是主人来到几十里外欢迎远客。见到我们，主人们立刻拨转马头，欢呼着，飞驰着，在汽车左右与前面引路。静寂的草原热闹起来：欢呼声，车声，马蹄声，响成一片。车跟着马飞过小丘，看见了几座蒙古包。 蒙古包外，许多匹马，许多辆车。人很多，都是从几十里外乘马或坐车来看我们。主人们下了马，我们下了车。也不知道是谁的手，总是热乎乎地握着，握住不散。大家的语言不同，心可是一样。握手再握手，笑了再笑。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总的意思是民族团结互助。 也不知怎的，就进了蒙古包。奶茶倒上了，奶豆腐摆上了，主客都盘腿坐下，谁都有礼貌，谁都又那么亲热，一点儿不拘束。不大会儿，好客的主人端进了大盘的手抓羊肉。干部向我们敬酒，七十岁的老翁向我们敬酒。我们回敬，主人再举杯，我们再回敬。这时候鄂温克姑娘们，戴着尖尖的帽子，既大方，又稍有点羞涩，来给客人们唱民歌。我们同行的歌手也赶紧唱起来。歌声似乎比什么语言都更响亮，都更感人，不管唱的是什么，听者总会露出会心的微笑。 饭后，小伙子们表演套马，摔跤，姑娘们表演民族舞蹈。客人们也舞的舞，唱的唱，并且要骑一骑蒙古马。太阳已经偏西，谁也不肯走。是呀!蒙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赏析：这是一篇游记，作者游览见闻的先后顺序，理当成为整篇结构的线索。不论是删改后的课文还是原文，都是从第2段才开始按照游览的时间顺序展开文章线索的，而在第1段，先写了个人第一次来到草原的总体感受。我们当然可以说这种感受是作者一进入草原就可能发生的，就像课文开头一句“这次，我看到草原”（尽管这一句在原文不是开头句）。但因为对草原天空和牛羊有整体性的描写，而在这种描写过程中，人是在怎样的一个特定时间进入草原是感觉不到的，不但感觉不到，甚至泛化为可以在任何时间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进入草原。由此生发的感受，所谓“既使人惊叹，又叫人舒服”等，是初来乍到者都可能有的。这样，开头段落的结构功能，就发生了改变，与其说这是作为描写游览的线索起点，不如说这是对所有进入这一地区开始的游览，先来作一个环境介绍。犹如小说家在把情节展开前，先对情节发生的自然或者社会环境，有一个总体性描写。那么，时间的先后顺序，在这一段的结构里就没有起作用，而是到第2段开始，当作者说“我们访问的是陈巴尔虎旗”时，才可以理解为开启了游踪的线索，并把其见闻经历按照时间先后顺序，一一写来。而在这时间的推进中，空间的地点，也有了明确的不同定位，不像第1段，除了对草原的整体性感觉外，我们找不到作者一个明确的地点定位。换言之，除第1段外，剩余的四段因时间的推进而显示了空间的不同点，并在文字上有了具体明示。这些明示，依次概括为：第2段是客人往目的地进发的路途；第3段是到达目的地的蒙古包外；第4段是进入蒙古包与主人共进晚餐；第5段是饭后从蒙古包出来在户外，活动结束后主客依依惜别。依据上面的分析，课文的整体结构，可以有三种层次分析思路：第一种，逻辑上的总分关系。也就是总体上两部分，第1段是总写，从第2到第5段，都是根据地点变换而形成的分写。第二种，从作者的感受出发，把课文分解为三部分。第1段是整体感受，第2段是途中的感受，第3、4、5段，三段合成一个部分，是在目的地的感受。当然，也可以把第二种划分置于第一种总分关系下，在分的部分里，再分出路途和目的地两类。第三种，从写作的根本意图入手，也可以分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第1段，写出陌生者对草原产生的亲切感；第二部分是第2段，写这种对草原的亲切感开始向人的亲切感转换；第三部分即第3、4、5这三段，都在描写客人和主人（也是蒙汉之间）产生的亲切感。用比较概括的话来说，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描写，过渡到人与人的关系描写，而第2段，恰恰是一个两种关系有交集的段落。也因为有这样的关系变化，所以描写出的境界，也有着从大自然的静谧、安宁到人交往时的热烈和喧腾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