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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杂志编辑袁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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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杂志编辑袁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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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也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代。当时的中国,未褪去几千年的古典气质,现代风情又在十里洋场的上场演绎,一切事物不乏精致又充满新鲜味道。各色传奇人物也在民国时期轮流登场,在这段乱世岁月里,演绎了一场绝代风华、曲折离奇的不朽传奇故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有一本演绎着近百年古典与现代美学的杂志,于1926年2月15日走进了中国百姓的生活,这本杂志叫做《良友》,它在上海这座极具魅力沿海城市的文化推力下,形成了“海内外凡有华人之地,无不以一睹《良友》为快”的盛景。《良友》的巨大影响力《良友》诞生于春寒料峭的上世纪20年代,当年这本杂志创刊号的封面,就是有着电影皇后之称的胡蝶,她是那个年代里上海滩最具魅力的女性。自从这本画报在1926年2月诞生以来,直到1945年10月停刊,她就像一位诞生于上海新思想潮流中的女性,伴随着风雨飘摇的民国,走过了将近20年的时间。据资料显示,《良友》总计出刊174期,每期销量都高于4万余份,这让《良友》成为了近代上海乃至整个民国最具影响力的杂志之一。在当时,有人这样描述《良友》画报的畅销:“《良友》无人不读:主妇、现代女性、工人、巡捕、老头子、掌柜先生、戏院的顾客、茶室里的茶客、学生、小学生;《良友》无所不在:在茶几、在厨房、在梳妆台、在收音机旁、在旅行唱片机上、在公园里……”在这份画报中,人们能够看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女性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人们也能看到近代中国又有着怎样的社会风貌,文化艺术,她像一本中国年间的老照片画册,记录了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普通大众的生活所需,女性服饰、文化、思想的变革。《良友》并没有只对当时的中国人展示着近代民国的社会变迁,当年世界广为流传这样一则评论:“ 《良友》一册在手,学者专家不觉得浅薄,村夫妇孺也不嫌弃高深”,诞生于上海的《良友》,以其百科式大画报的丰富内容销往世界五大洲。据说当年凡是有华侨居住的地方,总能够看到《良友》的身影;有些国外图书馆,也通过收藏《良友》的方式,作为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良友》对女性魅力的诠释“《良友》的封面,从创刊开始,一直以年轻闺秀或著名女演员、电影明星、女体育家等的肖像作封面的。”既然《良友》能够赢得遍天下的美誉,那么这本杂志在风靡上海滩的同时,究竟有怎样不为现代人所知的魅力呢?这本画报在创办之际,上海已经开始弥漫着摩登元素的气息,人们将摩登生活作为一种社会时尚,加之五四运动的成功,让上海的女性运动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良友》创刊之时,女性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尤其是在上海这个极为容易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地区,女性解放运动更是深入人心。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登场的《良友》,选取了一个独特的女性摄影视角,将民国时代的女性魅力完美、准确地诠释在世人面前。《良友》为数不多的男性封面在这本画报书刊近20年的时间里,除了少数几个星期的画报封面与抗日战争有关以外,《良友》总共174期的画报封面,其中有161张封面,以当时的女电影明星、名媛、女学生、歌舞表演者的照片,作为画报的封面女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虽说已经迎来了女性思想解放潮流,但是在大众的传统观念中,女子仍然不得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否则这类女性就会被归于“不正经”女性的行列之中。《良友》封面女郎的出现,给这种传统禁锢思想猛烈一击。因为出现在这些画报上的女郎,她们可以是德才兼备的名媛,也可以是朝气蓬勃的女学生,更可以是接受过良好教育,活跃在各大社交场合的明星。从这个时候起,女子不必再做“养在深闺人不识”的名媛小姐,他们不必遵守封建社会中那套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礼数。在画报女郎的影响下,许多年轻女子不再将抛头露面,打扮精致出现在各种社交场合当作是一种耻辱,她们更大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够像胡蝶、陈云裳当红女演员一样,成为新时代女性的一员。可以说,《良友》的出现,让民国时期的女性认识到,现代女性形象不应是居于传统闺阁,只懂得相夫教子的女性;现代女性的新形象,应当穿着得体、打扮精致,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也有自己的私人公共空间。就这样,这本画报杂志帮助上海女性打破了原有的女性封闭状态,让她们开始建立起现代社会标准下的都市新女性形象。《良友》对服饰文化的影响“《良友》百分之九十多的封面都是都市时髦女郎、贵妇人或电影女明星照片,而封面之后占据显著位置的……《良友》后来政治报道对象有所扩大甚或转变,但那仍然是由一种时尚意识所决定的……政治报道之后,就是更具时尚气味的比如世界风俗写实、旅行游散记、中外体育、中外电影、名人婚宴、明星行踪乃至都市日常生活指南等,这些内容实际上和政治报道一起构成了《良友》独特的时尚报道体系。”《良友》不仅改变了民国时期女性的精神世界,她也对近代女性生活产生重要影响。首先就表示现在,上海女性穿着服饰的改变上面。中国封建社会深受儒学、理学的思想禁锢,尤其是理学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将女性的穿衣打扮都限制在了一个极其具有约束力的框架之中。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女性应当恪守礼仪,她们的衣领必须紧扣起来,长裙必须拖地,女性一旦将肌肤袒露在外边,就表示这个人是不被社会所容,丧失了“妇道”之人,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即便经历了思想解放潮流,女性仍然不乏旧时代的穿着者。《良友》率先打破了这一禁锢,在这本画报的杂志中,妇女们穿上了轻薄贴身的旗袍,再搭配一件长马甲与短衫,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旗袍就此诞生。在《良友》发行初期,旗袍的长度仍然长至脚踝;然而到了30年代初期,旗袍的长度已经允许女性裸露出整个小腿;到30年代中期,以前宽松直线型的旗袍,其裁剪方式改为可以展现女性身体曲线的收腰旗袍,起跑两侧的衩也越开越高,这让女性若隐若现的大腿更加具有魅力。从画报旗袍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上海近代女性逐步摆脱了封建时期的传统穿衣模式,这与他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有着莫大联系。除了旗袍以外,这本画报中经常刊登一些外国的西洋礼服,还有更加突破传统观念的游泳、骑马等女性的运动服装。为了让中国女性与世界时尚接轨,《良友》也会不定期地刊登一些纽约、巴黎、伦敦这些有着世界时尚中心之称的服装时尚发布会。欧美服装的流行元素、时尚潮流悄然传入中国,中国女性也开始尝试黑色的小礼帽,更加凸显身材,简单又美观的夏季时装。《良友》对女性物质生活的改变其次,《良友》对于上海女性的影响,还表现在这一时期上海美容护肤品的繁荣上。旧时代的女性过着足不出户的生活,可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女性,已经拥有可以到社会各界工作社交的机会。当一个人融入到社会圈子中去的时候,她必然会更加注重自己的外貌,尤其是对于自古以来就有爱美之心的女性而言,外貌上的打扮、改变,也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感。在这样的心理召唤下,画报中开始出现教女性如何对自己的头发、眼睛、嘴唇、指甲进行创造的广告。当然,有些专注于美容护肤品的商人,也开始向《良友》投放广告,据资料统计,这本画报中关于美容护肤品的广告占有极大比重。各类新型美容护肤品纷纷登场,旁氏白玉霜、三花牌香品都成为了上海女性排着长队积极抢购的女性必备护肤品。美容广告投放量最大的当属1931年的迪安公司,这家公司以自家美容商品为题,在《良友》画报上推出了10种系列产品,从女性所用的美容水、面香粉、胭脂、画眉笔,再到护手霜都有所涉及,从这些广告就可以看出,这个年代里女性美容产品得到了丰富发展,女性对于自己外貌的注重也更上一层楼。《良友》对女性精神生活的改变《良友》画报创始人伍联德最后,再来谈谈《良友》给当时上海的女性,所带来精神生活上的改变。自从上海对外开阜后,这座城市成为了西方舶来品和西方文化的巨大输入口,商业经济的繁荣,讲西方社会独特的生活方式传入了上海。《良友》兴起的时间,正值上海电影业繁荣发展的时间段,所以这份画报中的重要内容,就以当时国内外著名影星的新闻有关。由于与电影相关的新闻颇多,看电影也逐渐成为了近代女性的一种娱乐消遣方式。除此之外,《良友》还与上海多家照相馆合作,刊登一些充满时尚、写实的摄影照片,所以在那个年代里,如果哪位女性拥有一张在上海照相馆拍的照片,是最值得大肆标榜、炫耀的事情。《良友》这本旧时杂志,在悄无声息间改变了上海女性的生活,解放了她们的思想,也成为了民国年间近代女性生活的记录者和呈现者。

第九位:伏牛堂创始人张天一    张天一,1990年出生,湖南常德人,伏牛堂餐饮品牌创始人,北大1898咖啡联合创始人。2016年,张天一当选为北京市第十一届青年联合会委员。卖创业之余,张天一爱好写作,自号“肥书生”,有杂文数百篇发表在各大报纸、杂志上,着有《六道轮回——历史上的亡国名君》、《90'S:不为乌合不从众》、《伏牛传》。   中文名:张天一   国籍:中国   出生地:湖南常德   出生年份:1990年   代表作品:《六道轮回——历史上的亡国明君》、《90'S:不为乌合不从众》、《伏牛传》。   字:水生   自号:天一居士   学位:北大硕士   人物经历:   北大求学   在北大法学院就读期间,张天一被评选为北大演讲十佳,并代表北大参加北京市大学生演讲比赛获得冠军。同时,他也担任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生会秘书长。张天一硕士期间的研究方向是国际金融法,有数篇学术论文发表在《金融法苑》等学术期刊上。   90后青年作家   张天一业余爱好是写作,历任《潮声》杂志主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化地产》栏目特约评论员,着有《六道轮——历史上的亡国名君》、《90'S:不为乌合不从众》、《伏牛传》,并有数百篇杂文发表于《青年文摘》、《中国青年报》、《读者》等各大杂志、报纸。大学期间便有文章若干篇多次在人人网、新浪博客、北大未名BBS等SNS平台首页置顶、百万转发、热门话题。   大学生创业者   张天一于2014年7月份从北大毕业后,便创立了伏牛堂。伏牛堂主营湖南常德牛肉米粉,公司获得了一批顶级投资机构如险峰华为、真格基金、IDG等的投资。同时,公司也进驻了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并作为北京大学创业学生代表入选“中关村创业新生代”。   人物评价:   提到伏牛堂,似乎就和互联网餐饮脱不开关系。作为互联网餐饮新势力的典型代表之一,张天一从未“流俗”。别人谈互联网思维他玩“社群”,别人聊产品主义他玩“社群”,别人说O2O他玩“社群”。互联网思维、产品主义、O2O……这些热点概念都是为其“社群主义”服务的。“不同意、不服输、做自己”的“霸蛮”精神在他身上得到了真实的诠释。

自从丁真火了之后,给家乡的旅游带来很大的人流量,给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更好的发展。

山西日报总编辑袁

徐彬彬,1916年起,继黄远生担任上海《申报》、《时报》驻京特派记者,《京报》创刊后,又被聘为特约撰述。他以熟悉历史掌故著名,所写新闻通讯注意有关人物历史背景的介绍,文笔美畅又富于趣味,很能引人入胜。他对中国传统戏曲也很有研究,是民国初年著名的报刊剧评专栏作家之一。 徐彬彬,民国初年一批有影响的新闻记者之一,江苏宜兴人,任上海《申报》和《时报》驻京特派记者,其通讯文笔流畅风趣,反来曾主编《北京》、《大公报》副刊,专干文学,娴于经史,所写随笔等均受读者欢迎。 到清朝末年,新闻电报开始减半收费。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交通部特地颁发了《新闻电报章程》,规定:“国内往来新闻电报,华文明语电报每字收银元三分,英文明语每字收银元六分。”(据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新闻电报费用的降低,使报纸可以更多地使用专电。 有线电报的不断架设、电报费用的降低以及铁路线的延伸,使当时的各大报纸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建立通讯网成为可能,这在客观上也对中国报业在民国初年开始由“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过渡、确立新闻在报纸上的“中心地位”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1912年10月起,《申报》上就开始出现“北京特派员”的名称。《时报》、《新闻报》等沪上大报为了在竞争中不落下风,也纷纷聘请驻北京的特派员。黄远生、邵飘萍、徐彬彬等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代名记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他们为远在上海的报馆,或拍发专电,或撰写“特别通讯”。电讯在这些报纸上所占据的版面越来越多,遇到重大政治事件,甚至会整版地刊登电讯。因为电讯数量很多,报纸开始将电讯分为专电、外电、通电、公电等种类。 所以说,电讯的增多大大提高了报纸的新闻报道水平。 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我国新闻界曾涌现出一批著名的报刊政论家,现在则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新闻记者,他们是黄远生、徐彬彬(凌霄)、刘少少、邵飘萍、林白水、胡政之、张季鸾等人,其中黄远生和徐彬彬、刘少少,有民国初年新闻界“三杰”之称。这些名记者大都是留日学生,受过资产阶级教育,有一定的现代新闻学知识和办报经验,有敏锐的思想,有熟练的驾驭文字的能力,他们为中国报刊向新闻时代的转变做了重要贡献。 “民初三大名记者”:黄远生、刘少少、徐彬彬。 徐凌霄(1888~1961) 笔名彬彬、凌霄汉阁主。江苏宜兴人。 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伯父徐致靖是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的积极支持者,他深受影响。民国5年(1916年)起继黄远生之后担任上海《申报》、《时报》驻北京特派记者,撰写《北京通讯》,由于他对当时一些政界要员的身世经历较熟悉,通讯报道中常透露一些有趣的内幕材料,文笔流畅,颇受读者欢迎,成为民国初期最负盛名的记者之一。邵飘萍的《京报》创刊后,他应邀担任特约编辑,主编副刊并撰写剧评。从民国16年(1927年)7月起,曾和其弟一士合撰《凌霄一士随笔》,在《国闻周报》上连载,达10年之久,内有不少新闻界的掌故。30年代前后,担任天津《大公报》、《戏剧周刊》和《小公园》主编。1961年逝世于北京。 袁称帝时,张季鸾和曾通一、康心如等创办《民信日报》,任总编辑,每天撰文抨击。袁死黎继,他任《新闻报》北京特约记者,以"一苇"通信和《申报》的"飘萍"通讯、《时报》记者徐凌霄的"彬彬"通信同时脍炙人口。 徐凌霄和他的《古城返照记》 徐凌霄,原名徐仁锦,笔名霄、汉、凌霄、凌霄汉阁主、彬彬、烛尘、一尘等,徐凌霄这个名字,就起源于他的一个最常用的笔名。他原籍江苏宜兴,祖父那一辈起,因应顺天府乡试而入了宛平籍,成了北京人。他出身世家,父兄辈中有不少人在晚清的政坛中赫赫有名。他的伯父徐致靖,官至礼部右侍郎,堂兄徐仁铸官至湖南学政,另一个堂兄徐仁镜,官至翰林院编修,都倾向于维新变法,都是著名的维新派官员,也都因此在戊戌政变中获罪。一个被判绞监候,两个被革职永不叙用。受家世的影响,徐凌霄青少年时代受过很好的儒家传统教育,长于文学,娴于经史。后来又考入了北大前身的京师大学堂,学习的是土木工程,但他一生中主要从事的,还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活动。 徐凌霄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首先是一个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从1910年起,他从事过三十余年的新闻工作。曾先后为上海的《时报》、《申报》,北京的《中国新报》、《京报》、《实报》,天津的《大公报》等著名报纸撰写过通讯和评论。并担任过北京《京报》、《晨报》和天津《大公报》的副刊主编。在应聘为上海《时报》驻北京特派记者期间,他用彬彬这一笔名,为该报撰写了大量的北京通讯,以观察细致、剖析入微、才思敏捷、文笔美畅,蜚声于时。一度和黄远生、刘少少并称为民初三大名记者。刘少少脱离报坛后,又和黄远生、邵飘萍一道,被当时的新闻界誉为“报界三杰”。其次,他还是一个著名的历史掌故家。他亲身经历过戊戌以来的一系列重大的政治事件,结识过不少清末民初的朝野政要和遗老遗少,既熟悉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又十分注意相关资料的积累,对清代历史烂熟于胸。他在北京《京报》、上海《时报》等报上开辟的《凌霄汉阁随笔》、《凌霄汉阁谈荟》等专栏,以及和他的胞弟徐一士合作在上海《国闻周报》等刊物上开辟的《凌霄一士随笔》、《曾胡谈荟》等专栏,所写的就是这一类历史掌故文章。这些文章,累计达一百多万字,后来都结集成书,成为海内外清史和近代史研究工作者必不可少的重要参考读物。再次,他还是著名的诗人和剧评家。作为诗人,他所擅长的是旧体诗词,青年时代就以诗名于时,经常在报刊上发表他和袁寒云、沈南雅、徐半梦等人的唱和之作,曾被当时人誉为“京师四才子”。作为剧评家,他对京剧的历史、流派、剧本、角色和唱腔,都有十分精湛的研究,他在上海、北京等报上发表的以“凌霄汉阁评剧”为栏目名称的剧评,和他在主编《国剧月刊》时所写的剧评,都脍炙人口,拥有众多的读者,井深为演艺界所推重。青年时代的著名京剧演员如余叔岩、奚啸伯、梅兰芳、程砚秋等,都曾经得到过他的指点和奖掖。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成就之外,徐凌霄还是一个有影响的小说家。其代表作就是他所写的《古城返照记》。这部小说从1928年9月1日起,每天在上海《时报》上连载,到1931年2月才全部刊完,是一部80余万言的鸿篇巨构。内容从1793年即乾隆58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到热河行宫觐见引起的一系列纠葛写起,到1916年袁世凯帝制失败结束,时间跨度达一百多年。全书以这一段时期的历史为经,以虚实相间的人物和故事为纬,在这样的一个框架内,结合有关的情节,对北京这座古城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建筑、戏剧、宗教、伦理、语言、和民情民俗等各个方面,用文学的语言,作了详尽的描述。其间,还穿插了不少和北京这座古城有关的、趣味盎然的轶闻轶事和历史掌故。新闻工作者的丰富阅历,历史掌故家的渊博学识,戏剧评论家对京昆艺术及其发展源流的深刻了解,以及小说家写人叙事状物的生花妙笔,在这部小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从某种意义说来,这部小说不啻是一部全面了解清末民初的北京的百科全书。是一部可以与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曾朴的《孽海花》等名篇比肩的煌煌巨著。是应该在中国近现代的小说史中占一席之地的。 在中国,自从近代化报纸诞生以来,报刊和文学就始终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利用报刊的版面长篇连载小说,有着一百年以上的历史。最先使用长篇连载这种形式的报纸是上海的《申报》。这家报纸从1873年1月4日起,即在副刊《瀛寰琐纪》中连载蠡勺居士翻译的英国小说《听夕闲谈》。稍后,1879年创刊的上海《汇报》和1882年创刊的《字林沪报》,也都刊有连载小说。这些都可以算是报纸“长篇连载”这种形式的初步尝试。此后,这种方式逐渐为各报刊所普遍采用,不少著名小说家的作品,如巴金的《家》《春》《秋》,茅盾的《腐蚀》,老舍的《四世同堂》,张恨水的《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都是先在报刊上连载,受到欢迎,最后才由出版部门结集出版的。徐凌霄的这部《古城返照记》也属于这样的作品,刚开始连载,就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当时就有不少读者致函《时报》,询问全书出版的消息。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及时安排付印,此后迭遭战乱,遂被搁置,这是很令人惋惜的。 现在,经过各方面的努力,这部小说终于由北京日报同心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这是很值得高兴的一件事,小说的作者徐凌霄已于1961年逝世。这部充满了知识和趣味的文学作品的出版,不仅为读者们提供了一份高品位的精神食粮,也将是对徐凌霄这位在中国新闻史上以通达古今淹博多识著称的老新闻工作者的一个很好的纪念。 ……幸喜当时有一位谈剧名家凌霄汉阁主(原名徐凌霄),学通中外,文笔隽健,对于挖掘京剧的精华,致力极深,他曾《大公报》、《京报》创办戏剧周刊,维护京剧,不遗余力。我庆得知音,与他通讯投稿……研究所每月出版一期《剧学月刊》,刊载当代名家徐凌霄、陈墨香、杜颖陶等人的文章论著…… ……胡乔木还提到一些旧北京副刊上能写文章的人,比如徐凌霄和徐一士…… 梅兰芳谈昆曲:……「我先从北京唱开了昆曲,观众看了并不讨厌。每次叫座的成绩,往往超出我的预计之外。舆论上也都用很好的批评来鼓励我。这一来引起了社会上多数人的注意,有两个大学里面,还增加了研究南北曲的一门课程。聘请专家去教授,当地报纸如顾君义主编的「又新日报」,邵飘萍、徐凌霄、王小隐办的「京报」都常发表有关昆曲的消息和评论。」…… 徐凌霄《旧都百话》关于酸梅汤有这样的记载: 暑天之冰,以冰梅汤为最流行,大街小巷,干鲜果铺的门 口,都可以看见“冰镇梅汤”四字的木檐横额。有的黄底黑字, 甚为工致,迎风招展,好似酒家的帘子一样,使过往的热人, 望梅止渴,富于吸引力。昔年京朝大老,贵客雅流,有闲工夫, 常常要到琉璃厂逛逛书铺,品吕骨董,考考版本,消磨长昼。 天热口干,辄以信远斋梅汤为解渴之需。 徐凌霄遗著《古城返照记》问世 与黄远生、邵飘萍并誉为我国报界早期三杰的徐凌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创作的京味长篇纪实小说《古城返照记》,日前由北京日报集团同心出版社隆重推出。北大教授、著名学者吴小如先生为该书作序,人大新闻学院教授、著名新闻史专家方汉奇教授撰文称“这部小说不啻是一部全面了解清末民初的北京的百科全书。” 徐凌霄先生从事过30余年新闻工作,昔日应聘为上海《时报》驻京特派记者期间,为该报撰写了大量的北京通讯和随笔,蜚声于时。由他创作的《古城返照记》1928年9月至1931年2月在上海《时报》连载刊出,一时洛阳纸贵,好评如云。这次结集出版,约60余万字,分上下卷。上卷反映袁世凯称帝前后政坛人物明争暗斗种种鲜为人知的故事;下卷记述京剧的发展、变迁及历史上几位著名演员如谭鑫培、梅兰芳的“走红”史。 …… 这些新型知识分子报国的方式也改变了。他们不是前代士大夫靠科举做官“兼济天下”了,而是从事各种类型的知识性的活动,对社会、国家产生影响。如徐凌霄曾在京师大学堂学土木工程,本来打算搞工程设计,曾到长江考察,后来蒿目时艰、目睹腐败,愤而给报纸投稿,引起了社会关注,遂进入了新闻界,成为民初与黄远生、邵飘萍齐名的三大名记者。后来徐凌霄与其弟徐一士都以写作谋生,并借以表达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关切。 徐凌霄的《古城返照记》是他的代表作品,此时他与叔父徐致靖及堂兄们的社会地位不同了,这本书中所反映的思想观念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又向前进了一步。民初徐凌霄给上海报纸写专栏“北京通讯”,外交家顾维钧出使北美,爱读徐凌霄写的“北京通讯”,称赞他的文章“有组织、有思想”。可见徐凌霄虽然出身于旧式士大夫家庭,但其思想颇能跟上时代,一点不落伍。 草草一看,《古城返照记》很像旧式文人写的笔记掌故,零零碎碎记载一些有趣的事件以为谈资。实际不然,从形式上看,这是一部以记述掌故轶闻为主的长篇小说,其中有人物、有故事,虽然人物形象不是那么鲜明,故事情节也缺少戏剧冲突,但有了人物与故事这两项,就与单纯的笔记掌故划清了界限,成为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从思想内容来看,书中所记录无非是清末民初古城北京的官场、学界和梨园的趣闻轶事,也都是士大夫们感兴趣的事情,而其中所体现的思想倾向与“五四运动”时期大声疾呼变革的先驱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北京是古城,五朝故都,现在我们都怀念古城的原貌,尤其当我们想到梁思成先生关于北京是个“大文物”的评价,更使我们对老北京思念不置。这多是因为想到这些古代遗存中所负载的文化信息,从而惋惜它被拆被毁。如果倒退一百年,您生活在末代皇帝的都城,就不一定对它倾注这么多的感情。因为作为皇帝所在的“首善之区”,首先是封建专制政治堡垒,是统治全国的神经中枢。匍匐在“天子脚下”的“老北京”以“生在帝王边”自夸自大。“说到江南人,他们叫做蛮子,山东人叫老东儿,山西人叫老西儿,其他各处的人,在北京人眼里嘴里不是‘土’就是‘怯’,若是一个人够得上称‘老北京’的,他的脸上是刷了一层金,真不亚于《九更天》的文天祥。”从这段对“老北京”的调侃上可见徐凌霄对北京这座古都的态度。在徐氏眼中北京的内外城、皇城、紫禁城大致不过是“大圈圈里有个小圈圈,小圈圈里有个皇圈圈”。这种类似监狱的“圈圈”不仅是控制百姓的核心,即对皇帝来说也是“锁上加封,永远圈禁”。徐氏这样新知识分子对古都的感受是“黑暗暗雾沉沉黄泉路上,阴惨惨来到了天日无光”。这不仅仅是说北京的“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水土气候,也是讲北京在专制皇权的统治下暗无天日的情景。书中以“五千年历史上最舒服、最威武”的皇帝——乾隆处理的两个事例作为开篇,解剖了专制制度及其代表者的残忍和昏聩。这两个掌故是王锡侯《字贯》文字狱案和英使马戛尔尼朝觐案。这两个看来不相关的事情,确实展示乾隆盛世的真相。 …… 从《古城返照记》想到徐凌霄一类民初重要的掌故与散文作家,他们所用的既非当时新文学作家所用的欧化白话,也非文言,而是用一种接近京剧语言(主要是京白)的文字写作。这种语言受到地域的局限,但读者也不算少,大约与京剧的观众差不太多。这类作者有徐凌霄、徐一士、老宣、齐如山等,后来到台湾后还有唐鲁孙、夏元瑜等。大陆的现代文学史很少提及他们是有些不公正的。 徐凌霄及其《古城返照记》 吴小如 (《古城返照记》序言) 《古城返照记》的作者徐凌霄先生(1886—1961),是我平生尊敬仰慕的前辈学者之一。早在读初中时,就爱读先生的文章。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有幸到先生寓所当面拜谒,同时还见到先生的令弟一士先生。当时一士先生脑血栓症初愈,言语已较艰难,故聆听凌霄先生的教言独多。所谈话题,以评述京戏为主。盖先生不仅是老顾曲家,而且能粉墨登场,所谈自然悉中肯綮。惟事隔多年,其内容今已不能省记了。 凌霄先生本名仁锦,字云甫,别署凌霄汉阁主,原籍江苏宜兴。幼时就读于济南高等学堂,旧学功底很深,为业师宋晋之所激赏。及长,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土木工程系。后以国势阽危,民生憔悴,乃思以文章报国,终其身以著述为业。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经常于报端读到凌霄先生的专栏文章,每天数百字,谈古论今,品戏评艺,言简意深,精美无匹。惜未经裒辑,今已成广陵散。其仅存者,只有先生于1928年在上海《时报》逐日连载之长篇说部《古城返照记》,惜当时亦未单行付梓。到上个世纪末,始由先生之从子泽星先生就报刊复印件进行董理,将原书上下两编八十万字略作删减,都六十余万字,并冠以回目,仍分上下两编。今北京同心出版社即将出版此书,乃嘱笔者通读,并撰写序言以为介绍。披诵既讫,谨约略言之如下—— 此书虽似自传体“纪实”小说,实不以故事情节为主。书中主要人物有余姓名陆贾者,即作者自谓,犹《老残游记》中之老残,即其书之作者刘鹗本人也。盖“余”字即取“徐”字之半以代作者之姓氏(书中人物姓名多用此法,如康有守即康有为,袁开士即袁世凯皆是);而“陆贾”者,乃取西方电影界两大笑星陆克和贾波林(今译卓别林)中译名的首字以为己名,籍以自我嘲讽。其书上编自作者入京师大学堂写起,然后拓展开去,写到学界与政界,举凡学校风光、师生动态,以及官场丑态、政界风云,作者皆涉笔成趣。一直写到辛亥革命,清帝退位为止。中间则穿插老北京各种世相及风俗人情(如饭庄、茶肆、妓院、戏园、商店、医院之类),而以清末时事嬗变为主线。下编则着重写清末民初活跃于北京戏曲舞台上的皮黄和梆子腔两大剧种的诸多名演员的演出实录,其间自然也写到作者对艺人品德的月旦、艺术水平的高下以及各个剧目的演出特色等等。总之,上编内容对研究近代史和清末民俗的人有参考价值,下编内容则对研究戏曲的人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美学价值,是极为珍贵的戏曲史料。其中作者谈到京剧流派的传承问题,有一精辟见解。他认为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三人,都是程长庚的传人,但同时也具有他们各自的特色。如果这三个人都师学程长庚,那么这三位表演艺术家就不可能独自开创一派了。此外,他对杨小楼、梅兰芳等也有类似的评价。 作者对当时社会名流,只突出肯定了天津南开学校的创办人严修(字范孙),认为他品德高尚,学问渊博,办教育事业嘉惠后世,在上编结尾处对他表彰不遗余力。而对戏曲演员,则对梆子演员贾璧云(后亦兼演皮黄)赞誉备至,不仅评论其艺术水平高,而且对其人品更揄扬不已,是彼时德艺双馨的表率。从而看出凌霄先生在老一辈学者中,无论是思想水平还是价值观念,都是位居前列的。 此书我前后读了两遍。窃以为它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纪实”小说,值得用一点时间去披阅玩味。现在同心出版社把这部沉埋已久的优秀读物付梓问世,确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徐凌霄遗作尘封70年终出版 信报讯民初著名记者徐凌霄所著的京味长篇纪实小说《古城返照记》近日已由同心出版社出版发行。 徐凌霄原名徐仁锦,从1910年起,他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余年,撰写过大量通讯和评论,先后担任过《京报》、《晨报》、《大公报》的副刊主编和《时报》驻京记者等职,并与黄远生、邵飘萍一起被当时的新闻界并称为"报界三杰"。 1928年徐凌霄所著的《古城返照记》开始在上海《时报》上连载,小说一经刊出就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古城返照记》从1793年英国使臣到热河行宫觐见乾隆皇帝所引起的一系列纠葛写起,到袁世凯称帝失败结束,跨越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全书共分上下两卷,上卷主要描写的是宦海兴衰浮沉,反映了袁世凯称帝前后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明争暗斗的种种鲜为人知的故事,下卷记述了京剧的发展、变迁和著名演员谭鑫培、梅兰芳的"走红"史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京城的民俗风情和三教九流的生活状态。 由于种种原因,小说连载完成后未得到及时出版,后又因多次战乱而一直被搁置,而作者徐凌霄也于1961年去世。直到今年,《古城返照记》在尘封了近70年后终于由同心出版社出版。著名新闻史专家方汉奇曾称"《古城返照记》是一部全面了解清末民初北京生活的百科全书,是可以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等名篇比肩的煌煌巨著。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报纸原有的广告刊出式样很难完全满足广告主越来越多元化的需求。在不损害报纸品牌形象的前提下,报社的广告经营者可以积极探索广告刊出式样的创新,为广告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报纸不仅可以设立各种专版广告,也可以适时推出集资讯、信息、服务、广告等于一身的各种专刊,从而在广告主及读者之间搭建一个信息交流平台,以取得三者的互动和共赢。毫无疑问,这种寻求将广告客户和读者利益紧密结合的广告样式,不仅有利于读者,也更能增强广告的效果,从而将赢得广告客户的认可。2005年,山西日报报业集团广告总公司在《山西日报》上策划推出了国美电器大联版广告,由于别具一格的形势与前所未有的气势,广告格外引人注目。这种新型广告版面的出笼,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为其他企业投放报纸广告提供了更大的选择空间,也为报社创收另辟了蹊径。除了在单一广告刊出上的创新,报社也应当考虑到广告不仅是广告主的“广而告知”,而且也是读者的重要的信息来源。《山西日报》2004年正式开办行业性服务专刊“经济时讯”,形成“置业周刊”、“汽车周刊”、“通讯周刊”、“能源周刊”、“交通周刊”、“国土资源周刊”、“投资理财周刊”、“吃遍太原周刊”、“经济开发周刊”以及教育、品牌、收藏、就业等版块,宏大的信息量不但吸引了更多的读者关注,更为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的广告收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成为《山西日报》广告策划的一个重要平台。“经济时讯”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山西日报》的版面,增强了知识性、趣味性、实用性、可读性,有利于整体发行。 对于企业来说,广告仅仅是其营销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少广告主在进行资金预算时,并不仅仅满足于购买版面。他们不单要通过广告追求知名度,而且也希望借助报社的智力资源和报纸对读者较强的亲和力,通过各种公益性的活动来塑造和提升其产品和形象的美誉度及品牌形象。因此报纸在为客户提供广告服务时,不应将眼光仅仅局限于广告版面的销售上,还可以适当进行各种广告或公关活动的策划来满足广告客户的需求。2005年,《山西日报》行业周刊“经济时讯”以策划带动影响力、以活动带动广告增量,无论是与搜房网合作举办的“京沪两地顶级名盘赴晋房展会”,还是与中国房地产报合办的“晋商投资趋势论坛”,无论是对世界著名激励大师约翰·库缇斯演讲的爱心协办,还是对策划大师王志纲来山西的全程跟踪,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为使“经济时讯”广告收入有一个较大的提升,“经济时讯”先后策划了“五一假日周刊”、“金秋宝典”、“新年特刊”等多次特刊,不但满足的客户的需求,也为全年广告收益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广告投放的覆盖面是报纸广告服务的要素之一。为了提高广告投资收益,广告主投放广告时往往根据自身的营销战略和消费群体精打细算地制定其媒体组合和媒介购买计划,报纸在对其进行广告服务时,也应当相应为其提供更多的选择。不少报社旗下往往不止一家报纸,而每张报纸都有一定的覆盖面和自己较为固定的读者群。而一些生产厂商通过广告推销其大众化产品时,往往强调和追求最大化的覆盖面和产品知名度。这时,报社在销售广告时可以将几家报纸的版面采用交叉组合的销售方式为广告主提供服务。不仅为广告主提供了满意的服务,而且也整合和优化了报社内部的广告资源,增强了报社在广告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山西日报》一直以来,以强强联手,捆绑营销作为广告经营的重要手段,以省级党报与省内第一都市报的无缝衔接作为打拼市场的突破口,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尽管2005年中国报纸广告形势不容乐观,但山西日报广告总公司的收益并未滑坡。不同的传播媒介,由于有着不同的传播特性、传播优势和传播效果,广告主在投放广告时,往往也倾向于整合营销传播,即根据不同媒介的传播特性,购买不同媒介的版面和时间,形成立体化、全方位传播的媒介组合,以此达到最佳的广告效果。山西日报广告总公司不但整合纸质媒体,更将山西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山西新闻网作为推广的平台,同时可为客户提供路牌广告、灯箱广告、擎天柱广告、霓虹灯广告、印刷广告等套餐服务,减少了广告客户的搜寻成本,为广告客户提供更为科学、合理、便捷、完善的广告服务,最终也会增强报纸吸纳广告渠道的能力。报纸广告也应看到,与一些追求覆盖面宽广、产品知名度高的广告主相反,一些广告主出于自身战略、成本或消费人群考虑,往往倾向于区域化的广告投放。因此对于一些以客户需求为服务重点的报纸来说,采用区域化的广告分版形式就显得必要。《山西日报》设了省城版,吸引区域化的广告投放,下一步,我们将尝试在其他地市开设相关版面,以吸引更多的广告客户。区域化分版的广告服务不仅满足了客户的投放需求,而且也拓展了报纸的广告空间,减少了报社成本支出。 价格不仅是调节市场供求的主要手段,而且也是各项产品和服务营销组合的重要组成因素,价格与定价策略往往是许多营销者擅长使用的竞争手段。而在中国,由于报业发展尚不够成熟,报业广告服务的价格体系和定价计费方式比较单一,往往仅依据广告刊出的版面、位置和面积来进行定价和计费,未能依据市场变化及时经常地加以修改,并且对不同的产品品目、细分市场和购买环境,价格的差别变化也不够多样化,这就使得在广告刊登的高峰时节,容易出现报纸的版面供不应求的局面,而广告淡季时又供大于求。随着报业市场的逐步成熟以及媒体市场竞争的加剧,报社需要一个创新的价格体系、计费方式和定价策略使其提供的广告服务更适合市场的多样化的需求,以进一步为客户和自身创造价值。随着经营环境和广告客户的需求的不断变化,相信报纸广告服务形式也相应需要更多的创新、不断的调整甚至重新设计才能为广告客户提供“贴身服务”,才能取得更好的效益。

江南杂志主编袁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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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婷讲述被退稿的经历“这么多名家来为浙江省的诗歌支招,这么多年来还是头一招。”省作协主席、《诗江南》主编程蔚东前天刚从北京回到杭州,在杭州开完一天的会又马不停蹄赶到桐庐来。不过,为诗歌付出再多他也不觉得辛苦,“越是在这样浮躁的时代,人们越是需要心灵上的慰藉。诗歌是文学中最能直达心灵的形式,这是《诗江南》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前天的富春江畔诗情飘飞,“朦胧诗人”舒婷、“白洋淀诗人”林莽等20多位著名的诗人、评论家齐聚一堂,他们,都是来参加《诗江南》创刊2周年的研讨会的。诗人们聚在一起探讨问题,一定是激情澎湃的。但讨论起《诗江南》今后的发展来,热烈的气氛下,是大家严肃认真的态度。每个人,都拿着事先做好的笔记,有备而来。“可以开辟一个新栏目,让诗人来写诗歌背后的故事,其实,这样的一个诗歌截面会很有味很有趣,可以写《一首诗歌和一位编辑》,也可以写《一首诗歌和一个老婆》”。北回归线诗群代表梁晓明提的这个建议,顿时抓住了大家的心。舒婷笑了,从来不接受媒体采访的她要是写了诗坛轶事,一定转载率奇高。一向低调的舒婷这次倒是很乐意地当场就答应了《诗江南》执行副主编谢鲁渤的邀约,“我和我老公可不是通过诗歌认识的,但是可以说说我曾被退稿的经历。”现场,她就讲了一段。1979年的时候,27岁的龚舒婷是鼓浪屿灯泡厂的锡工,日班夜班轮流交替。“1979年6月,我写了《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那时的舒婷一边工作一边写,在厂里焊灯泡,手里烫了很多泡。所以有这样的句子“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舒婷写完以后就寄给著名诗人蔡其矫,“蔡老师帮我把诗寄到广东的《作品》,遭到退稿。退稿里面编辑说:这首诗晦涩低沉,不符合一个青年女工的感受。”不服气的舒婷后来读到她很喜欢的一个女诗人的诗,才知道,原来那个年代应该这样写:“女工的脸上像菊花一样的笑……”昨天来研讨会的诗人们来自天南海北,但大家的一致意见是,“《诗江南》要有江南味。”诗人柯平举例说,“江南味并不一定柔弱,比如写绍兴,袅袅水音下也隐藏有血性刚强。”《诗江南》中“江南风度”、“浙江地理”等栏目展示了很多优秀的浙江诗人,“浙江经济和文化的基础都很好,诗人群体庞大,”《江南》主编袁敏说,“《诗江南》的意义,在于给诗人们提供了一个园地。我们希望这个园地能够培育出更多更好的诗人。诗人们很寂寞,但诗人们很坚守。”

袁敏,一介书人。几十年编书,做书,为他人做嫁衣裳。曾在京城出版界声名赫赫,却突然间告别皇城,回归江南故里。寂寞编杂志的同时,在《收获》开辟专栏——“重返1976”,影响颇大。三年后,遂成此书。曰:这不是编故事,而是写历史。我义不容辞。

人力资源期刊杂志的行业影响力

《人力资源管理杂志》18元/期,全年12期,216元;订刊电话:010-88255525;E-mail:hrmchina@。《人力资源管理》杂志是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全国公开发行的经济类期刊(国际刊号:ISSN1673-8209,国内刊号:CN15-1346/F;邮发代号:16-293),是我国为数不多的专门为人力资源部门、企业高中层领导和相关管理专家量身定做的专业期刊。 杂志社工作人员名单社长、主编:闪中明执行主编:陈一明编辑部副主任:杜丽敏编辑记者:白静恩、邓婕、刘喜文、杨娇、阮莹、魏莉办公室:魏莉、闪仁芳培训部:郝强、马志军、周丰外联部:卜凡石、王东波

我们认为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的意义,至少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对企业决策层。人、财、物、信息等,可以说是企业管理关注的主要方面,人又是最为重要的、活的、第一资源,只有管理好了“人”这一资源,才算抓住了管理的要义、纲领,纲举才能目张。   2.对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人不仅是被管理的“客体”,更是具有思想、感情、主观能动性的“主体”,如何制定科学、合理、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政策、制度,并为企业组织的决策提供有效信息,永远都是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课题。   3.对一般管理者。任何管理者都不可能是一个“万能使者”,更多的应该是扮演一个“决策、引导、协调”属下工作的角色。他不仅仅需要有效地完成业务工作,更需要培训下属,开发员工潜能,建立良好的团队组织等。   4.对一个普通员工。任何人都想掌握自己的命运,但自己适合做什么、企业组织的目标、价值观念是什么、岗位职责是什么、自己如何有效地融入组织中、结合企业组织目标如何开发自己的潜能、发挥自己的能力、如何设计自己的职业人生等,这是每个员工十分关心,而又深感困惑的问题。我们相信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会为每位员工提供有效的帮助。

经理人

七、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的影响力人力资源管理,在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不同企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舍弃表象因素,对“黑箱”进行解构,揭示不同管理模式的最终决定因素,找出内在的因果关系规律,是目前人力资源管理领域深化研究的突破点。

装饰杂志主编袁运浦

中国油画领军人物,朝戈。在中国油画中他的影响力几乎是无孔不入。当然他的速写那方面也是极其有影响力的,中国很多画家在画速写时都含有一些朝戈的速写风格!比如于小冬……

夏克梁,陈红卫

在欧美国家,原作版画市场已经较为成熟,很多中产阶级家庭会选择花数百美元甚至更少的钱来购买原作版画,以满足家居装饰、艺术欣赏等需求。业内人士表示,在原作版画市场,只有名家名作版画才真正具备保值、增值功能。如果是以投资为目的,首先要选择知名艺术家的代表作或精品,“名家名作”是今后价值提升的核心基础;其次要看限量发行的版数,版数越少升值空间就会更大一些。比如百雅轩推出的吴冠中、黄苗子、祝大年、袁运甫这类的艺术家的限量珂罗版、丝网版版画,就极富收藏价值。

袁运甫 1933年生于江苏南通。画家,教育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装饰艺术研究所所长。1949年就读于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95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壁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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