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字啊。 我还是算了。 换一个人吧。
一．信息经济学的基本要点 信息与激励。信息经济学是近年来最重要和充满活力的经济研究领域,它研究决策者拥有不同信息的状况。信息的非对称性在很多领域存在,所谓非对称信息是指某些参与人拥有而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例如:银行不可能了解借贷者未来收入的全部信息,拍卖人并不知道潜在客户所愿支付的全部信息,政府在不太了解个人和企业纳税能力时必须制定税收政策等,这类现象称为外生信息不对称。公司的所有者并不全部了解经营者资产营运信息,行政管理者也不了解下属是否在认真扎实地履行职责等,这类现象称为内生信息不对称。不完全、非对称分布的信息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尤其当信息优势经常被有策略的利用起来,因此,信息经济学研究集中在如何才能制定出能处理非对称信息下不同激励和控制问题的契约和制度。在外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合同或契约,以获得真实、有用的信息,诱导他人“讲真话”;在内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机制,以诱使另一方当事人采取正确的行为,形成“不偷懒”。这使我们能更好的理解保险市场、信用市场、拍卖、公司内部组织、工资结构、税收系统、社会保障、竞争条件、政治制度等等问题。信息经济学研究信息与激励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任何一种制度安排或政策,只有满足个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才是可行的。威廉·维克里(WillianVickrey)的研究关注不同类型的拍卖者的特性以及他们如何被最优设计以创造经济效率。他的努力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并且这一领域已经扩展到实用范畴,如:财政部发售公债等。20世纪40年代后期,维克里设计了一个模型表明能通过设计所得税获取效率与公平的平衡。25年后,詹姆斯·米尔利斯(JamesMirrlees)找到了能更彻底地解决最优所得税问题的办法。米尔利斯很快认识到他的方法能被应用到很多其它的类似问题。这已经成为现代关于复杂信息和激励问题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米尔利斯的方法在不能观测到其他代理人行为的情况下尤为有价值,即所谓的道德风险。要回避由于非对称信息所产生的道德风险,关键是要设计一些最优的契约或机制。 所得税。很久以来,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一直在研究所得税原理,不同的公平原理决定了税收结构。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维克里分析中强调累进税率安排将会影响个人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因此他重新定义这个问题时注意到了以下两个方面:激励问题——每个个人在选择工作努力程度时会考虑税收安排,非对称信息——实际上个人的生产力对政府来说是未知的,他定义了解决的总原则,但并未成功地掌握其精确因素。直到25年后,这个问题才被米尔利斯重新考虑,他通过建立一个范例(样本),来分析具有广效性的以非对称信息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经济纠纷,解决了这一问题。米尔利斯定义了一个严格的条件(单一交叉点),大大简化了问题,使问题有可能解决。他的分析中含有揭示原则——一个普遍原则的萌芽思想。根据这一原理,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问题能从相对有限的分配机制集合中找到解决方法,这种分配机制能导致个人在不与自身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暴露出真实的私人信息。通过这一机制,制定最佳条约以及对激励问题的其它解决办法变得容易多了。 道德风险。在经济活动中,往往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即某些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利益时,往往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如保险业存在显著的问题是被保物品的损坏不仅仅依赖于天气、偷盗这些外部因素,而且依赖于投保人对被保物品的管理,这一点使保险公司付出了昂贵代价。健康和残疾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中也出现类似问题。保险项目会加大风险承担并影响到个人管理被保物品的办法。在分析这些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时面临的主要困难与维克里强调,米尔利斯解决的所得税问题很类似。20世纪70年代中期,通过简化问题定义,米尔利斯为日益有力的分析铺平了道路。他注意到代理人的行为间接暗示了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结果可能性的选择。因此,最佳补偿协议的条件提供了代理人选择可能性信息及保险保护必须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以提供代理商合适的激励因素。在设计激励方案时,委托人必须考虑激励代理人的成本与委托人利益的一致性。代理人对处罚的敏感度越高,代理人对结果选择的信息量越大,成本越低。合约中规定,代理人承担不受欢迎结果的部分成本或者获取令人满意结果中的部分利润。投保人像保管未保险物品一样保管被保险物品,执行者像管理自己的公司一样管理公司。 拍卖。拍卖的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提示信息,一是减少代理成本。非对称性也是拍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拍卖时,潜在的购买者对出售的财产或权力了解不多。1961年、1962年维克里在两篇论文中分析了不同类型拍卖的特点。维克里根据治理交易的制度规则,把拍卖分成四种类型:英式拍卖、荷兰式拍卖、第一价格拍卖和第二价格拍卖(即次高价拍卖)。他着重研究了现在被称为维克里拍卖的次高价拍卖。在这种拍卖中,物品根据封闭价被拍卖。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购买拍卖品。这是一种能引出个人真实意愿的机制实例。如果出价比自己所愿支付的更高价格,一个人需冒其他人也同样行为的风险,则不得不亏本购买拍卖品。相反,如果一个人出比自己愿意支付的低的价格,他冒着也许其他人能比他自己所愿意支付的更低价格购得拍卖品。因此,在此类型拍卖中,真实报价对个人最为有利。这种拍卖具有更高的社会效率。维克里的分析不仅仅对拍卖理论有着重要意义,并且为设计能提供社会激励的资源分配机制带来了深入的洞察力。詹姆斯·米尔利斯和威廉·维克里共同荣获了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他们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下面分别介绍他们的主要理论贡献。
个白白净净家
现在大家都在谈全球化，我想今天的讲座从一个问题开始。为什么说是全球化阴影呢？因为大家都在谈阳光，所以说阴影是对全球化的反思。 我有一个基本的观点，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弊大于利，风险大于机会。全球化的主导是美国，中美的战略利益对立的，基于利益上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冲突形式可以多样。对于美国来说，中国是红黄两祸，红指意识形态的，黄是说把中国西化，分化，有根据就把中国分成五块，这便是中国的未来，而这所有的都是美国的策略与总趋势。 西方战后获得了很大发展，很大部分归于第三世界工业大开发，以中美为例，每年美国都从中国进口大量廉价商品，每年中国出口额为300多亿美元，如果当然商品按从别国输入的价格计算，将多 140亿美元，而美国从1979年到1996直接，对华投资才142亿美元，中美长期存在着不平等交换，就拿NIKE鞋来例，在美国市场售价200美元，其制造是在中国福建，出场价是20美元，工资含量2美元，还有2美元是用于支付购买气垫专利的费用。 经济全球化从表面上看是INTERNET的扩展，从生产需要上看是缩小，而生产是生产关系的统一，从生产关系看，是资本全球化，西方资本占领第三世界工业空间，形成资本的逻辑循环，在新殖民主义时代，美国人口17亿，消耗了石油的36%，以13种主要工业原材料为例，美国的依赖程度60%，欧盟90%，日本92%。现今按我的解释，全球面临着后殖民主义，再殖民化。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代的两大主题，其将来的意思也是为了发达国家的利益，和平是相对于战略而言，战略的根源是争夺殖民地，现在经济殖民化解决了这一问题，要争取第三世界市场需要和平。 1995年联合国会议上，加利致辞到全球一体化和全球分裂化是21世纪面临的两大挑战，一个新的辩证关系开始了。 对第三世界来说，经济全球化初期确定有过很多有利条件，主要有：西方资本注入了传统农业，二、三产一发展空间极其大；廉价劳动力。和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差距大，经济的互补性强，下面一组数据就可以说明这种发展，1956－1960年平均GDP增长9%。61年到66年1%，66年－70年6%，71年－75年6%，其中61年到75年持续保持在5％以上，这在经济学上称为经济奇迹，到70年代后期，80年代，这种强劲的局势被抑制，1976到1980年为5％－80年代是“失去的十年”，为6％，1990年到1994年就是 fu ta o 1％，最近几年东欧经济萎靡，东南亚金融危机，形势也不好，其原因有： 工业衰退和农村衰败，在资本全球化运动中，资本纷纷集中到工、商业，70%发展中国家粮食不能自给，发展中国家靠农业积累资本的方式是发展经济作物，致使结构单一在，而商业行情不断变化，农业节奏跟不上商业节奏，农村的农业制约工业、制约消费。 韩国以出口型工业结构为主的产业结构在出口受阻时遭遇了严重的危机，韩国以精体汽车业出口为主的工业是现代化的，而内需的产业是半现代化的，所以出口萎缩采取的直接结果是生产 ，这是因为没有带来国内产业链的建立。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商务活动日益频繁,因而跨文化谈判中的文化障碍问题已逐渐引起广泛关注。人们已意识到,跨文化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谈判双方缺乏对彼此文化背景的了解,以及忽视文化差异对谈判的影响与作用。 关键词:文化背景;文化障碍;价值观念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相互联系和互相依存,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也随之相互交融,进一步促进了世界范围的跨文化交际。 一、跨文化商务谈判中的文化障碍 随着国际贸易的增加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商务活动日益频繁,因而跨文化谈判中的文化障碍问题已逐渐引起广泛关注。下面的案例就从多侧面体现了跨文化商务谈判中的文化障碍。 康沃公司是加拿大一家生产印刷设备的公司。公司派两名商务代表到中国江苏省上海北部的一座小城与一家印刷设备公司谈判。公司总裁查理波顿和市场主任菲比瑞内斯同行。之前该公司从未向加拿大境外销售过设备,两人对中方对他们的热情款待非常高兴。李经理亲自到上海机场接机,然后行驶九十公里开到小城,安排他们住在一个新建的宾馆里。几小时后主人盛宴招待他们,并有很重要的政府官员出席宴会。这种红地毯式的接待令他们对销售前景十分乐观。 第二天上午是观光。他们迫切地想开始谈判,但午饭后却让他们休息。下午一个会说英语的公司雇员来告诉他们说晚上将安排他们去看歌舞演出。第三天终于可以坐下来谈判了,进程非常缓慢。双方先概括介绍自己,加方认为这与销售毫无关系。中方提供翻译,虽然翻译的友好使加方感到很舒适,但翻译环节使沟通缓慢。中方还花大量时间谈论之前曾来过小城的加方贸易代表并问及他。波顿从未见过这位贸易代表,所以无话可说。当轮到加方进行陈述时,他们惊讶地发现竟有十个中方代表隔桌相坐。中方代表不停地微笑并点头赞许。波顿和瑞纳斯准备了充足的数据并有力地证明了五年之内他们公司产量将会翻一倍。最后二位满怀信心地返回了宾馆。 第二天中方代表又增加了四人,并让他们再次解释已经陈述过的事情。他们开始觉得沮丧。中方让他们解释有关技术方面的微小细节。加方两位代表均未涉入如此高科技的技术活动,这是此设备的核心。加方代表尽其所能地解释完后,疲惫地回到了宾馆。 第二天中方代表中的一员指出他们所陈述的内容与他在加拿大时生产总监工程师所说的不一致,中方抓住这一点不放。午餐时加方代表迅速向加拿大发传真索取细节和解释。下午的情景令波顿和瑞纳斯有点不安。谈判过程中一位中年女匆忙进入谈判室与中方谈判领导耳语,随后他立即起身离开。没有任何人对此做出解释。 第二天加方收到了传真,谈判就昨天的问题再次进行了讨论。进程十分缓慢,中方很欣赏加方产品的高质量,但担心一旦产品损坏,他们不会维修。他们希望加方提供维修培训服务。加方提出如果派专人在中方工作数周或数月将会增加巨额开销,他们认为设备不会有问题并且中方完全有能力维护此设备。 最终谈判进入了实质性阶段:价格。这是最艰难的阶段。中方要求打折20%。加方认为这种谈判过于粗暴,他们坚持原价格,并认为此价格非常合理,但在滚筒部件上可打3%的折扣。 尽管之前加方代表听说在中国谈判会很费时间,但他们认为一周的时间是足够宽裕的。但时间飞逝,再有两天他们就要回国了。他们开始询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双方达不成协议,他们需要再就什么问题做进一步讨论。最后的谈判过程中他们竭力使中方讨论未解决的关键问题,但中方似乎并不愿意这么做。 第二天下午告别宴会开始之前双方仍未能达成一致。价格问题基本解决了,但付款方式没有解决,这是难以解决的难题,中方不能保证付款计划,因为这要由市政府最终决定。尽管如此,李经理还是微笑着提到了今后的合作,中加双方过去的友谊,以及他们从加方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他们再次签了九个月前已经在加拿大签过的意向书。加方代表失望地回国了,但还希望双方通过传真或邮件进一步讨论销售事宜。 两周后,加方惊愕地得到消息:中方已经从日本生产商手中买下了此设备。他们的设备质量上乘,价格合理,是什么使谈判失败呢? 二、跨文化商务谈判中文化障碍产生的原因分析 在单一文化背景下,谈判过程是可以预见、也是可以准确把握的。然而跨文化谈判则具有不确定性,更充满了挑战性,因为跨文化谈判是不同思维方式、不同沟通方式、不同行为方式之间进行的谈判行为。跨文化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谈判双方缺乏对彼此文化背景的了解以及忽视文化差异对谈判的影响与作用。下面就案例中谈判失败的原因逐一进行分析。 (一)国人注意培养关系 中国人谈判焦点不在于谈判主题,而在于建立长期合作的人际关系。因此,谈判初期双方谈论的内容涉及宽泛的议题及社交活动,直到彼此建立相互信任、增进相互了解之后才进入谈判主题。而对西方人而言,谈判焦点就在于实质性的内容,在于交易,而非人际关系。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人,在人际交往中是非常看重感情和人情的。一方面,这源于中国人古老文化和和谐相处、友好往来、团结共事、合作互利的精神和观念。这种处世态度和人际关系有利于交往双方的进一步合作,对商人说来则有利于交易的成功。从这方面讲,这种观念和行为有其有益的一面。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求人办事总是礼数先行、中国商人与他人谈生意之前总是先宴请对方的原因。 利奈尔•戴维斯说得好:“在宴席上,人们常常谈论食品,交换一些十分正式的、表示敬意或友谊的词语。从低语境文化的视角出发,人们所谈论的事都不是与个人有关的,也不含有多少信息。人们只是在比其他场合更为精确地遵循一套礼仪规范。这包括彼此敬酒,同时使用一些与相互关系和当时场景相适宜的套话。……交谈是愉悦而轻松的,来自高语境文化的赴宴者将此情景解释为:彼此之间的关系已经发展到可以开始谈生意或谈完生意的地步了。” “合同属于低语境文化的文件类型。对于西方人说来,合同的含义全在于文字之中。在签署合同之前,一位西方人肯定会审读小号字体印刷部分,这意味着他会十分仔细地关注合同细节以确保没有不利的条款隐藏在用以撰写合同的专用法律术语中。一旦表示赞同,合同就将牢牢约束签约双方,即使签约之后发生了双方都未曾预料的事也不可违约。例如,假如市场情况发生变化,其中一方因此而遭受损失来自低语境文化的签约方不会把它当成更改合同的理由。这种态度对于来自高语境文化的签约方却似乎是不公平的,后者总是习惯于将情景事态的因素纳入考虑之中。假如一个西方人从合同中获得了超过他事先预料的利益,他仅仅会认为他一直是好运相随。假如他亏损了,他就会认为是自己运气不佳。” “假如签约双方有了争议,则低语境文化的交际者就会竭力通过参照合同条款来解决分歧。而高语境文化的交际者则会更有可能在精确的合同条款之外去考虑公关因素和情景因素。事实上,对于高语境文化的交际者说来,情景因素要比严密的合同条款更为重要。”(Davis, 2004:68-69) 从上面这段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法制观念很重的西方人与人情观念很重的中国人之间在处理彼此关系和相互纷争时的巨大差异。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人们在保留人情观念中有益因素的同时,正在努力摒弃那种有害的极端人情观。 (二)西方人注重时间和效率 西方人在历史上率先进入工业化时代,科技和经济都较为发达,至今生产力水平已有了迅猛的提高,每一分钟都意味着新的产品问世、新的价值产生,由此而形成的快速的工作和生活节奏使他们深切感到“时间就是金钱”,而无休无止、尽最大可能地追逐利润是他们的奋斗目标,为此他们必须要节约和利用分分秒秒,去创造最大的价值,故而他们看重和珍惜时间,认真对时间进行规划安排,也十分守时。而东方人科技和经济的发展相对滞后,长期的以农业为主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导致其生产和生活节奏缓慢,尤其因他们相对更重视形式、礼仪,不惜在繁文缛节上花费时间,因此他们远不如西方人那么珍惜时间,守时观念相当差。约会时间、计划安排等常常随意变动。对此,萨莫瓦评论道: “当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走到一起来的时候,有关时间的观念和实践的运用也颇具有重要性。大多数来自西方文化的人是依据线性空间看待时间的。我们是受时间约束的。我们的时间表和工作日程支配着我们的生活。德国人和瑞士人的时间意识甚至比我们还要强。对他们说来,火车、飞机以及一日三餐都必须始终准时。但有很多文化并非如此。在他们看来,是活动而非钟表决定人们的行动。” (三)中西方的价值观念不同 西方人特别尊崇个人主义,这源自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以及财产的私有制观念。美国学者萨莫瓦说:“来自非洲某些国家或地区、古巴以及中国的人多半会认为,企业以及生产手段应当归国家或人民集体所有。另一方面,一些出生在美国或加拿大的人从小到大都会认为,生产手段应该归于拥有唯一业主身份的个人所有,要么归拥有共同业主身份的几个人所有,要么归合股经营公司的许多人共同所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为赚得尽可能多的资产和钱财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奋斗目标,从而逐步形成以个人为中心的“个性主义”理念以及行为方式。在西方人的心目中,个人主义指的是这样一种信条,即个人的利益应该是至高无上的,一切价值观、权利和职责都起源于个人。它强调个人的能动性、独立性、个人意愿的表达以及个人的隐私性。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个人意识是十分强烈的;个人的权利、财产、隐私、事业、目标等被摆在他人、集体、乃至国家之上,绝对不可分侵犯;而集体或团队的意识则相对淡薄。 集体主义,又称集体本位、集体意识或团队观念,是指看重集体利益、重视集体力量、强调集体作用、主张依靠集体、注重协作配合、提倡团结奋斗的观念。一般而言,贫穷落后的国家 (尤其是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家)、民族或种族通常都崇尚集体主义精神,甚至在美国文化影响下的非洲裔美国人也尊崇集体主义。据Triandis估算,全世界70%的人口生活在具有集体主义特征的文化中(Triandis, 1990:48)。这或许是由于他们都属于弱势群体,长期以来在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发展滞后不仅造成国家的经济基础薄弱,而且导致个人的能力与机遇的极大缩水,使得个人无论是与自然作斗争,还是谋求个人在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都更加依赖于国家、他人或社会组织的集体力量。 在中国,数千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特别是儒教、道教以及佛教历来强调“以和为贵”、尊崇“天人合一”、注重人情亲情和团结友爱的传统,是导致中国人看重和依赖家庭、团体和社会力量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同的文化、民族、国家拥有不同程度的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观念,这同样也表现为一个连续体,有些国家的人个人主义意识更强烈一些,有些国家的人则集体主义思想更浓厚一些。其中,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其个人主义观念越强烈;经济越不发达的国家,其集体主义意识越浓厚。 三、结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人们已意识到,跨文化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谈判双方缺乏对彼此文化背景的了解以及忽视文化差异对谈判的影响与作用。在单一文化背景下,谈判过程是可以预见、也是可以准确把握的。然而跨文化谈判则具有不确定性,更充满了挑战性,因为跨文化谈判是不同思维方式、不同沟通方式、不同行为方式之间进行的谈判行为。首先,我们应正视并承认本民族以外的种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在继续弘扬本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同时,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社会习俗、风土人情,并虚心学习乃至接收吸纳其他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其次,深入了解、认真研究其他民族文化的内涵和精髓,找出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异同,研究跨文化交际的内在规律,掌握跨文化商务谈判的知识、技能及正确策略,恰当运用这些技能与策略,在跨文化商务谈判过程中获得成功。
一、新时期外交政策调整的背景 外交政策调整的内部原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制定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战略方针。1982年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和80年代的三大任务。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政策必须服从国家总的形势和需要，服从于现代化建设这个大局。对外工作应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争取到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外交政策调整的外部原因：进入80年代，国际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在国际上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迫切要求，战争的威胁在日趋减小，和平的力量在不断扩大。 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和平的保障。发展离不开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本身又有利于世界和平的维护。中国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适时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以更好地适应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 中国80年代外交政策的调整是在对过去30多年外交实践总结与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二、新时期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 1、提出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 20世纪50年代，中国实行“一边倒”的联苏抗美外交政策。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开始实行“一条线、一大片”的联美反苏政策。中国的内政外交受到多方面的局限。80年代以后，与超越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外交战略调整相适应，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邓小平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即中国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不依附于任何一个大国，也不屈服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压力，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正是由于实行了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新战略，开创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工作新局面。中国不再喊“打倒帝、修、反”的口号，不再将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作为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也不再以对某一国家的态度划线决定亲疏。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同美国拉开距离，同苏联松动关系。在党的十二大上进一步放弃了集中反苏。 2、科学判断战争与和平形势 80年代，中国对国际形势进行了冷静的分析，得出了下述结论；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和平可以维护较长的时间，世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是符合国际社会现实的判断。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是世界和平的支柱，是制约战争的重要力量。占世界人口3／4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着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它们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时，它们也是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军，对维护世界和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西欧、日本等国深知和平来之不易，也是要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就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人民也是要和平的．不支持战争。核武器的出现和发展对战争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一方面核武器极大地提高了战争的毁灭能力和成为进行政治讹诈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由于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能力，在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带给人类的只有毁灭性的损失，在这个意义上，核武器本身也变成了抑制战争的重要因素。 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和平可以维护较长时期这一科学结论，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中国都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没有这一看法，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无法进行。 3、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 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世界。因此，要发展经济就要实行对外开放，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地进行经济合作，利用国际和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既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也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既向发达国家开放，也向发展中国家开放；既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对外开放，也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对外开放。中国的对外开放先后走了三大步：第一步，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第二步，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第三步，学习西方的一切先进的东西。经过这三大步，中国的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4、以“一国两制”促进祖国统一 用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在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上的一贯立场。 80年代，实现祖国统一成为中国人民的三件大事之一。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邓小平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一国两制”也叫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祖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一国两制”的构想首先是从解决台湾问题提出来的。1982年9月，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的谈话，标志着”一国两制”构想的正式形成。1984年5月，在中国六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获得了会议的通过。这表明，由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已成为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重大国策。 “一国两制”是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产物。在此思想路线的基础上，邓小平将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运用到解决国内问题中，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共处。“一国两制”突破了单一制和复合制的传统国家结构，是在单一的国家结构中，允许一些地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用“一国两制”方针解决港澳问题的主要意义有三点：①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②有利于这些地区的稳定和繁荣。③“一国两制”方针对解决国际上历史遗留的问题创造了良好的范例。 中国80年代外交政策的调整，充实和发展了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使中国外交处于一个更加主动的地位，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中国外交从此进入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新时期。 三、 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使中国外交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并表现出了鲜明的特点。 （—）交往范围不断扩大 80年代以前，意识形态曾在国际政治演变中起过重要作用。由于受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外交存在比较分明的敌友观，往往将交往对象划分为敌友两种。苏联和美国都作过中国的朋友，也都作过中国的敌人。这种敌我界线分明的立场，始终贯穿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外交之中，使中国外交的交往范围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客观现实表明，在世界范围内单凭意识形态已无法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在国家关系中，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意识形态利益处于次要地位。因此，实行超越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外交成为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中国外交的突出特色是建立超越意识形态的国家关系，外交为国家现代化的大战略服务。超越意识形态，就是在对外交往中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以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远近，不以意识形态划分敌、我、友。超越意识形态有利于中国同各国发展正常的关系，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外交的敌友观念逐渐淡化，交往对象不断拓展，中国外交不再有固定的对手或敌人，而是广交朋友，由以前侧重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关系转变为与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普遍发展友好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多元化外交”还有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日益重视多边外交，不断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关系。80年代以来，中国几乎进入了政府间的一切重要的国际组织、国际条约和会议，形成了多边外交极为活跃的时期。在多边外交活动中，中国坚持发联合国的作用，坚持大小国家都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同时，既承担义务，也享受权利。 中国外交交往范围的扩大和加深，表明中国不再脱离国际社会，而是融人到国际社会之中，为实现一个繁荣、稳定、安全和均衡的世界而努力。 （二）强调和平的交往方式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外交的目标一度曾是支持世界革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就一直被确定为争取世界和平，中国更加强调和平的交往方式，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上升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准则，并称其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最好的方式”。 在具体做法上，一方面，对第三世界国家不称霸，不当头，不输出革命，同这些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和世界大国不树敌，不对抗。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一切国际事务，在国际上讲公道话、办公道事，积极推进建立国际新秩序。在对外关系的实践中，中国尽力避免战事发生。80年代以来，中国只是在中越边界上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和在1988年年初同越南发生过小规模的炮击和海战，此后再也没有发生双边战争。80年代以来，中国在更加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矛盾。中国同俄国、哈萨克斯坦、印度和越南等达成了新的谅解协议；把南沙群岛、钓鱼岛等问题控制在不引发军事冲突的程度上。中国采取的这些政策和做法，使那些曾将中国当成‘好战”国家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和平友好的国家。 （三）重视经济外交 建国初期，中国外交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为主要内容。50年代后朗，受国内外形势的影响，特别是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后，中国外交则突出了意识形态的斗争。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强调经济建设的核心地位，明确外交要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国外交始终强调发展问题，而在冷战结束后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中国进入了经济外交时期，这突出表现在外交政策和外交关系的变化上。 （四）外交风格灵活务实 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在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里，中国外交重视强调意识形态而忽视国家利益，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有些外交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实际，具体表现在：第一，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过于偏激。第二，对自身的实力估计过高，定位与实力不相符，外交定位偏高。第三、在外交政策上，对世界事务投入和参与过多，尤其是强调斗争过多，在国际上一度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四面出击，超出了自身国力的范围。第四，以世界革命而不是以国家利益为外交目标。第五，在外交方法上意识形态色彩浓，对抗性强，缺乏灵活性，经济手段不受重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对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切合实际的判断，明确外交目标是为了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中国的外交风格有了切实的变化，更具务实性。第一，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实事求是。第二，对中国自身的定位比较客观。客观估价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坐标和国际格局中的位置，既不妄自尊大，又不妄自菲薄。第三，国家利益成为对外政策的出发点。第四，经过对外交实践的深刻总结．并在对中国国情和现实条件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在国际事务中中国采取了“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在80年代，这主要表现在中国外交采取了不结盟、不称霸、不当头的策赂。90年代，中国外交采取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方针，将“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更加系统化。“韬光养晦”并不是为了将来一击，而是为了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有所作为。灵活务实的外交风格，使中国外交收到了良好的、现实的效果。 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外交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无敌国外交、独立自主外交、和平外交、经济外交和务实外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外交的这一系列特点既表明了它的一贯性，也表明了中国外交日益成熟和发展。随着中国的崛起，这些特点将会体现得更加突出、更加鲜明。
曾经的那头雄狮已经苏醒了。我国在不是那种弱国无外交的年代了。也不是那种落后就挨打的年代了，我们已经屹立在世界之巅。
中国历来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但从来没有提出要走大国外交之路。这一身份定位与政策定位的错位迫使我们必须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持续快速发展，并且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这样一个大国，不解释清楚它在全球事务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外奉行什么样的政策，的确会引起外界的高度疑虑。但是，如果我们的外交政策定位与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国际身份不相符合，那么外界对中国的疑虑将会更加严重。提出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可以解决外交政策与国际身份不匹配的矛盾。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可以归结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指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外交应以服务于国家发展为中心，更加积极有效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两个基本点是指中国外交要维护中国在世界上的正当利益和促进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互利共赢。 外交服务于国家发展是外交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升级版。国家发展比经济建设的含义更加丰富，除经济建设外，还包含社会建设、国民素质、环境质量等内容，这也与小康社会需要用综合指标评价相一致。两个基本点也是互不矛盾的。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世界在更深程度上相互依存，在更广范围内相互影响。这就要求中国外交在维护本国国家利益的时候不能干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而是要综合考虑本国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利益，设法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特色”之源反映出“三个自信”，即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和实践自信。这三个自信将中国的大国外交与世界上其他大国的大国外交（特别是美国的大国外交）区别开来。 首先，在世界所有大国当中，只有中国是由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理念对中国外交提出了一些独具特色的要求。比如，它明确要求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和搞政权更迭。其次，中国五千年不间断文明可以为外交提供不竭的文化资源。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短短六十余年的外交实践中提出许多堪称国际关系典范的政策主张和战略思想，它们将继续是中国外交前进的动力和指南。 我们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并不是要蓄意忽视世界大势而“另起炉灶”。国际力量对比正在朝着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以及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就应让中国投身于国际体系的变革，以开拓创新的精神，推进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变，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古语有云：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廉洁修身，乃齐家之始，治国之源，平天下之基。 徜徉亘古，卷卷浩史中，总有股股贪婪之浊流让我们历历在目；渺渺青史里，也总有阵阵廉洁之清风让我们刻骨铭心。中国，一个礼仪之邦，一个道德之国，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无论是屈原还是范仲淹，廉洁之风，修身之气，贯穿始终。当今世界，物欲横流，廉洁修身，有时已被金钱，名声，利欲抛之于脑后。然而，国无廉洁修身之风气，衰败倾颓之势，必将指日可待！因此，反腐倡廉，静心修身，势在必行！学生在大学之时，文化基础学习基本完备，思想尚未受到歪风邪气的侵袭，犹如初生之犊，若能于此最佳良机修身养性，步入社会后才能婉如出淤泥而不染之莲，身正心明！ 廉如深山幽兰，不言自芳；欲似长堤蝼蚁，无孔不入。要做到达则兼顾天下，穹则独善其身，实属不易。因此，廉洁修身，任重道远！多植荷花塘自清，勤读修身道自明，名节重于泰山，利欲轻于鸿毛，功名利禄，只不过是身外之物，品格道德，才是立身之本！面对一叠叠强取豪夺的钞票，面对一张张后悔莫已的贪官的脸，面对一滴滴发人深省的眼泪，面对一副副维护廉洁的镣铐，我们觉悟，宁可清贫自乐，不可浊富多忧，虽不能效彷古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亦可做到，勤以为民，廉以养德，淡以明志，静以修身！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每一个背离廉洁之道的人，其心本正，而后踏上歧途，究其根本，是心无正纲之向导所致，因此，从今始学廉洁修身之道，从今始立廉洁修身之纲，其重要之势，已毕现无遗！以史为鉴才能知兴衰，以德为纲方能知得失。 当代大学生，倡导的是德才兼备，我们才学智慧已具有，道德修养需完备，廉洁修身，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廉洁，多一次拾金不昧，少一次偷拐抢，多一次路不拾遗，少一次贪赃枉法；修身，多一份处事的坦然，少一份无谓的执着，多一份真诚的微笑，少一份待人的无礼。让我们乘着廉洁修身之舟，驶向那前程似锦的未来！
国学主要衡量国家优秀的文化。
何谓国学？曰：国有学之谓国学。（《礼记•学记》：“术有序，国有学。”）国学，是以先秦经典及诸子百家学说为根基，涵盖了 两汉经学、 魏晋玄学、 隋唐道学、 宋明理学、 明清实学和同时期的先秦诗赋、 汉赋、 六朝骈文、 唐宋诗词、 元曲与 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中国历史上“国学”是指以“国子监”为首的官学，自 “ 西学东渐”后相对 西学而言泛指“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学术”。如何对待以国学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毛泽东曾提出明确主张：总结整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毛泽东有一句名言：“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所以我们有时学的也不仅仅是知识，是学习别人怎样学，怎样用。前二天看分类，国学被分为历史文化的分类，如果这样，国学真没有前途了。国学是中国的综合学科，仅剩下文化了，原来的国学的基础学科都被排除了，那国学就离实用越来越远了。学国学的意义不在于国学本身，而在于如何应用国学。国学融百家，百家融360行，家家有长，行行有所精，国学只有百家，而却远离360行，国学无足矣，日渐远矣。国学与西方，本来就是中国与各国的对比。只是西学被整合成了一个西学，细分是各国，各民族。毛泽东反对拘于一家一派之言，主张“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循“博学于文”的学习之道，毛泽东博览群书，对各种学说“挈其瑰宝，而绝其淄磷”。 国有百姓，民有百言，百言之和即国学。国学是网，要不断的填充，才能实；西方是画，要不断的堆，就会丰满。一个是虚中求实，一个是实中实大。一个是全局中找细节，一个是细节连成全局。到一定阶段完全相同，只是过程不同而矣。国学体系甚至比西学的更完整，更能变通。国学是假证结果，由因求果的证明过程，西学是已知结果，由果求因的倒解释过程。看不起国学的，要好好从头学。国学是讲逻辑的，只是现在的国学大师都不讲。从“道”到“名”就是逻辑的开始。“名”的出现是混沌到清晰的开始，名的确立是分类、顺序的开始，“名”的作用是把不清楚的说清楚，讲明白。一切逻辑从有“名”开始。这才是真国学。道为术破，术为道用。术之高，可以破旧道，道之高，可以道御术。有派者，狭自现，无派者，心无边。《道德经》国学之父，《周易》国学之母，诸子百家比生于此，无论那派皆为其子孙。即使外来学说，也有在翻译与理解时受其影响，被其变化。强今势，各派相争，索本归源，派无争。五行八卦在国学中的作用，相当于西学中数学的作用，是所有学科的基础学科，基础没有了，所有的体系就瓦解了。道本容百家，当成为道家里，就容不下了。道为国学之父，易为国学之母。《道德经》是议论文，讲其何来何去，如何定义，是定义法；《易》是说明文，讲如何推演、替换，是穷举法，也叫枚举法。固定定义生百家。承认无知是认识世界的开始！每一种观点，每一类分析、每一个体系其实都有局限，类同盲人摸象。了解真相，必听百家之言。西方固然好，但国学不能少。西学主讲如何立，国学主讲如何破。不破不立，不立不破。道为无知，对于道的求解，取决于已知。已知越多，则未知数越多，即变数越大；已知越少，则定数越多，变数越小。道之解，在于用已知，求无知。识无知者，方会问道，知有知者，常关心于名。即问道者寻规律（忽略于名，关于逻辑与替换），而学知者常关心名（概念、名词）。想法=思考力，办法=执行力，做法=行动力。想法=道，办法=法，做法=术。其实事事皆有法可依。依法而行。所有翻译西方的相关管理、营销的书藉都要以用最传统的国学翻译，形成东西对照，从而合二为一。关于国学中的道、术，许多人都常提及，但其实都未能真正理解，何为道，何为术。其实很简单，同一件事可以是道也可以是术，道在术中，术在道里。它们是不断相互转化的。学与思时为道，行与用时为术。道与术存于任何的思考与行动之间。抽象是思，具象是行。思行结合，才效果最好。按国学的说法，抽象是道，具体是器。论具像就是以器论道。其实这个背后，还暗藏了二样没说，一个是法，一个是术。法是判断，在思考变行动中的取舍，术是抽象变具象的技术。我在学习以具象思抽象，以抽象做具象。一部《道德经》写尽天下事！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是一个代名词，用来代表未知，所有能说出来的都不是道。道没有具指，也不是具象。道是一个假设，一个未知量，可以设为x，道是一个规律，一种结果，一种现象，一个方法。在不同的时期，道是不同的，因为未知，已知不为道。莫把国学也变成国术。中国的国学与国术一样，在几千年内是具有实际作用的，而在现在社会，国学变成与国术一样花拳绣腿，这种研究是可怕的。所有的哲学源自于生活，没有丰富的生活体验就去论哲学，把哲学当成知识来学习与推广是可怕的！关于百家的说法，其实冯友兰有总结司马谈的意思：儒家者流盖出于文士；墨家者流盖出于武士；道家者流盖出于隐士；名家者流盖出于辨士；阴阳家者流盖出于方士；法家都流盖出于法术之士。对于其它未说，其实类推应是农家出于农士，佛家出于僧侣。所有百家其实是不同阶段的各类人。研究国学与研究科学一样，要心无杂念。善于假设去寻找事物关系，从面实现道存万物的关联。不要试图用用已知的知识去后拼凑完美的世界，要明白所知有限，而知无限，学会用现有知识去拼图，在不懂处留有空白，从而更加的准确还原世界。国学研究是要“寻出中国之魂”，在充分吸收外来学术文化的前提下，重铸中国传统学术与教育之魂，在世界之林闯出一条中国之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百年孤独中的国学命运，我们可以看到国学的消长升降与中华文明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国学的尊儒是因为管理者推崇，实际上中国提倡的还是百家争鸣，和争鸣后的万法归宗。西方提倡的是哲学，辨证法，思辨；而国学提倡的是易，相生、相克、相侮，是思变。辨注重的是论，而易注重的思。国学与西学的最大差别不在于哲学观上，在于对世界的认知假设上。国学的基础是道，道其实是一个对结果的假设，即无穷大或无穷小。道存于万物，道法自然。已知结果去找规律。西方的哲学源于对验证的假设，先假设再证明，最后得到结果。所以差别在于一个假设原因，一个假设结果，所以方法与验证方式不同。论中医首先得论国学，因为中医的医理在于中国的道，即全息世界观，所有的万物皆有联系。研究西医需研究科学，但要知科学除了已知技术，还有未知的探索与证明，只有证明有关系后才能成为技术。中国的道与西方的体系完全不同，所以无法用西方的技术论证，但西方的科学假设其实就是狭义的“道”，小假设！1920年毛泽东在一封信中写到：“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毛泽东曾说过这样的话：《诗经》，是2000多年以前的诗歌，后来做注释，时代已经变了，意义已不一样。这或许是“诗无达诂”的意思吧！点评：知识没有应用边界的局限，任何一种知识思维都抽象为逻辑，可以通用于各种不同的领域，但都只适用于不同的条件与阶段下。毛泽东几乎都有所涉猎。正如他与黎锦熙的信中所说：我对于学问，尚无专究某一种的意思，想用辐射线的办法，门门涉猎一下，颇觉常识不具，难语专攻，集拢常识，加以条贯，便易达到深湛。30《淮南子》是诸子百家中杂家的代表作。那么，什么是“杂家”呢？有系统、有宗旨、成专门学术的，可称之为“家”。所谓“杂家”，就是杂采诸家之言而成。
国学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沉淀与集合，既是中国数千年文明智慧的结晶，也是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正视，在今日中国乃至世界多元化的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当前世界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及文明冲突加剧的情况下，在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激烈市场竞争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目光转向国学，以求深入发掘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获得和谐、和平的发展。 当前的年轻人大多是看着漫画书、动画片长大起来的，学习教育也以应试教育为主，对国学知识接触积累有限，自然的就缺少了一种人生的底蕴与沉淀，造成了今天浮躁之气盛行。国学的学习是一种循序渐进、潜移默化的过程，贵在坚持，不是简单的学习几首唐诗宋词就能完成的。这一过程既是学习过程，也是一个对心性的磨砺过程，更是对人生底蕴的培养，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国学是历史文化所在，是我们民族的根本。以儒学价值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重人伦、求和谐、盼安定，对于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有利于营造学习中华文明的氛围，使人们领悟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为日后成长奠定好的行为规范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要学好国学，并不是机械地看书、读文章，使他们成为自身的标码，而是要将传统文化融入自己的内心，用自己的内心去寻找那份感动。国学作为具体的历史文化概念，既包括国粹，也包括糟粕。研究“国学”，要去粗取精，要从文化的领域和视角来认识国情，认清中华民族的长处与短处，寻找出历史上的中华民族曾经繁荣兴旺与危亡衰败于文化上的原因所在。学习国学，在于对中国文化保持理解的同时，也保持着自己深刻的反思——在感悟的同时思考，而不是一味的追捧和机械地复制前人，这才是国学真正的真谛。 简单来说，学习国学，不但传承了传统文化，更可以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道德修养（修身、养性、齐家、治天下），开拓自己的思维，学习为人处事的原则与方法，使我们确立稳定的信仰与价值观，启迪良知，明心见性，为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前进的动力。
要谈论当代大学生如何看待中日关系，我觉得这个话题范围非常大，也是各种媒体（尤其是网上的）很热门的话题。但大多数观点都是从大处着眼，缺乏小处着手，空洞豪迈的说教很多很多，我就不再凑这种热闹了。 但是仔细看看那些铺天盖地的观点，甚至没有观点的骂点，有时候到倒反而茅塞顿开了一些，有趣的是，在日华人看日本，或者看中日关系时，越是在日生活经历和时间长的人，越能从小处着眼，从最底层的生活中看那些到国内的人无法接触的一些琐碎细节，再从这些细节来仰视中日关系这个大问题，我觉得视角和觉悟的东西则完全不同，不仅更理性，也会变得更务实，我是在日多年的工程技术人员，也是企业人，借用在日本非常流行的企业管理术语来说，在日华人看中日关系应该是首先重视民意的ボトムアップ(Bottom up)，而不是官方导向的トップダウン（Top down）。 视点不同，自然谋求达到顶点或目标的期待角度也不一样，因此在日华人中不乏坚实客观的思想，但往往这些非常有价值的思想无法被人理解，简单地被人斥为“哈日”，“汉奸”论调等等，以至于网上有“现在最爱国的恰恰是被骂为汉奸一族”的最新说法，此乃斗粪之题外话，免去不表。 言归正传，那么究竟如何看待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中日关系呢？我认为首先必须认清究竟是谁在为中日关系奠定基础，或者说谁是左右未来中日关系的主流力量，为了寻找这个答案并不难，历史的纠葛不是我这种非专门人员可以搞清楚的，搞我们这种理工科的人性格也很Dry，那种乱麻既懒得去整理，也懒得看别人剪不断理不清，所以，中日之间无休止的争论也是徒劳的，这么看的话，马立诚的“历史的一页可以翻过去了”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仅仅是他漏说了注解：“但历史永远不能忘”，历史究竟是什么，其实凭亲身记忆我也只能跟人谈到文革时代，再往前难道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什么意思呢？ 因此不妨观察一下改革开放后第一代出国的中国人至今的20年的变化，这20年我们眼中的日本和中国是如何直观地反映在我们眼前的呢？我觉得可以简单归纳一下为，日本是渐渐粪青化的ZF+相对冷静理智的国民，中国却恰恰相反（可能不是很准确，但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里无法公开我精确评论自己国家的文字，在此割爱）。 如果能正确地认识到日本这个国家现在的ZF，国民之间的这种不同于中国社会的差异，那么我认为作为一介平民，我在日本的力量虽然非常有限的，但是要让自己成为左右中日关系的主流的一分子也并不难，至少在日本我很有这方面的优势，作为在日华人，我的种种努力肯定要比在国内被埋葬在鸡蛋石头中，或被淹没在一片“卖国贼”的狂呼声中来得有价值。 所谓让自己成为左右未来中日关系的主流力量，并非到处笑脸相迎与日本人搞无原则的“友好”，其实我非常讨厌“友好”这个词，因为自从中日建交以来，这个词既神圣又有着很多的虚伪，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如果我们今天依然抱着旧时代的产物去思维，新形势新时代下的中日关系肯定不可能走上正轨。 “友好”不过是一种近乎小孩玩家家的游戏，这种游戏不管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在一个成熟的社会被看成是极其幼稚的，大多数日本人很含蓄的，但他们很多人就是这么认为的，可见日本人比我们务实，但他们并不会当面指出你的幼稚，这一点很多初来日本的中国人经常被蒙过去，也是中国人在日本人面前失去谦虚，莫名其妙自大的原因，而这种近代国民性的差异让日本获得了比中国更踏实更实惠的进步和飞跃。中日关系不是单纯的**关系，它的基础还在于两国国民，因此民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学习，相互交流是基础的基础。 记得3年前我刚开始上中文网时说过（以前我从来不上网，最多在日语网上查技术资料或偶尔在日语网上反驳右翼），在日华人是中日关系的先锋队，那就必然会遇上很多的枪林弹雨，甚至来自自己人的误伤，有人说我脸皮厚，网上这些年这么多人骂我，我自岿然不动，依然用我的文字向国内传达一个真实的细节的日本，这并不会因为日本**或民间存在很多不明智的荒唐举动而改变我们对日本整体的研究和了解，同样，我也不会因为国内的日资商店被砸，或在日华人犯罪杀人而停止我向日本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只要真诚地传达，是人都会分辨好坏的，也没有必要当场逼问别人答案。 日本国民不了解中国，所以很多日本人在看了我的文章介绍后，虽然无法赞同我的很多观点，但是对我的坦诚还是给予评价的，我觉得这就是承认对方，也是具备理解对方的姿态，相比之下我们的很多国民在这方面很欠缺，因此中日关系如果是放在一个平等的正常框架下来探讨的话，那就应该首先回到人与人平等的原点来谈论，这就需要一个共同的对话和理解的平台，在这一点上，中国目前从大环境上来说很欠缺，也很艰巨，因此只有在日华人去不断创造，去影响所有的中国人，网络是个好东西，所以这也是我多年欲罢网而不忍的最大原因。 要建立正常的中日关系，不仅仅是**之间的责任，也是每个国民的义务，中日关系不仅是政治问题，也是与两国国民的经济生活休戚相关的问题，国民之间的主流意识如果发生了偏差，那么**纵使有三头六臂，也无法力挽狂澜的，因此我们很多中国人担心日本右倾化，军国主义化，就近20年的时间变迁来看，的确日本政坛鹰派不断得势，这里面不仅仅是日本政坛本身的一些原因，与日本国内的经济状况，国民对未来生计的担忧，乃至国际情势的影响都有关系，但是我认为日本的主流意识依然是珍惜今天的民主主义，坚持和平主义，反对军国主义的，这是非常值得信赖和评价的东西，也是我们中国社会应该努力的方向。 我这么说，很多中国人也许会反驳我，既然你把日本国民抬举得那么高，民主社会怎么会让右倾**连任这么久？他们不是照样参拜靖国鬼庙了？其实要反驳这种观点，用“无知”两个字就足够回答。日本国民选举的**支持项目中，去看看最关注的前3项是什么就一目了然了，因为参拜鬼庙所以支持现在的**究竟占了百分之几，估计会让中国人大失所望。在日华人应该都知道这些数据信息，我就不再拷贝了。 长期以来，中国人有一个很大的误区，那就是用自己的大脑代替别人思维，用自己的社会环境中的意识形态的东西当作地球标准。其实，无论是在网上，还是我亲身来回中日两地之间接触的各种国人，即使是当今中国，人们的思想也日益活跃，多样化，多元化正在各个领域日益形成，很多是表达的自由度问题。既然如此，那么早于我们成熟了那么多年的日本社会存在右派左派又有什么奇怪的，有什么可以炒作的呢？实在要炒作，我们也可以炒作日本左派言论啊？那就看我们需要什么了，所以看一个国家是不是白痴，看主流媒体是不是白痴就足够了。 日本的媒体相当自由，前几天出差在新干线上我还看了最新的《周刊新潮》，有一篇讥讽驻华使馆的日本官员公开在中国报纸上承认南京大屠杀，说该官员拿了日本国民的税金，究竟是代表哪国ZF在发言？《周刊新潮》表示要采访该官员，遭到拒绝后皮笑肉不笑地说：“他只能接受中国媒体采访发言，日本的媒体就不行了吗？” 看到这里我不禁哈哈大笑，在排山倒海这么多的日本媒体中，拒绝你一个小小的《周刊新潮》杂志就能说是人家拒绝日本媒体了？人家还可以选择亲华的《朝日新闻》，也可以选择老右报纸《产经新闻》，也可以选择中道派的《读卖新闻》《每日新闻》，等等等等，不过既然有那么多媒体，出一个《周刊新潮》这样的白痴也不足为奇的，问题是这种记事被国内的人看到了，肯定是又要一番炒作，搞的像全日本就只有一本《周刊新潮》似的（有这种留日海龟粪青偶尔会翻译后在网上传播的，还不忘开头来一段热血抗日骂论）。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中国人真的是被日本右派牵着鼻子走，你越是急吼，我越是让你跳，你们说，这中日关系还有几个人能看清真正的方向？ 在近期的中日关系上，总的来说我觉得中国ZF的对应基本上还是属于冷静理智的，但是由于中日关系中至今为止积压的负的遗产太多，明显的显得外交智慧（包括政客之间的外围智慧）不够，日本右翼当政者正是利用这一点，不断为自己获取国内政治资本，挑战国际政治舞台，这一点在日华人我想看得应该比国内的人更清楚，日本社会由于信息（无论是正规渠道还是民间小道）比较流通，自由和发达，因此国民能从各种不同的信息中自主地筛取，判别，形成各自的思想。 当然也有很多日本人并不关心中日关系，就像在爱国还是不爱国的问题上，日本人有这两种自由，而中国人几乎没有，谁说自己有不爱国的自由，顿时一片骂声。这种滑稽的现象就不可能在日本出现。 最后谈谈在日华人具体该如何为中日关系尽力，我认为首先要让所有的中国人在了解日本的同时了解在日华人这个独特的群体，了解我们的眼光，我们的所思所想，坦诚客观是最基本的姿态。日本不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国家，但是我们必须清醒，日本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不仅仅是先进的科技（虽然对于理工科出身的我这种企业人来说，这个非常重要），我们研究和学习日本还不能单纯的局限于自己的专业范围，甚至把留学的概念局限在学日语打工或拿一张文凭上。 不久前，有一位在美华人在谈到对留日华人的印象时曾激烈批评我们是光顾拿小日本的工资，不关心国家大事的群体，我承认在日华人中这样的人不少，但并非全部，客观地说，在日华人的整体素质不如在美华人，这可能与留日和留美的门槛高低设定不同有关，虽然也有偷渡美国的中国人，但是与偷渡日本，乃至假冒留学，假冒结婚，假冒其他等等的混入日本打工赚钱，甚至犯罪的中国人的人数相比，日本远远大于美国，这是无法否定的事实，但不等于这就是在日华人群体，或者说是这个群体的主流。 我在想，同样是海外华人，如果在美华人，甚至在欧，在澳华人不能理解我们在日华人这个群体的主流，那么我们怎么期待国内的人理解我们，理解日本，整理出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方向呢？ 所以我认为互相理解，互相对话在我们民间这一步做得扎实了，那么这种方式不仅仅适用于不同居住地区的同国人，也适用于不同国家的人，这一点，在海外的华人，无论是哪个国家都有体验的。被妖魔化的日本，我们来到了这里，却有无数的例子可以告诉别人，日本人也是人，他们跟我们一样有喜怒哀乐，扬善抑恶，也有互相帮助，亲情温情，抵制和反对颓废色情文化，他们反战，跟我们大多数人一样热爱和平。 因此，中日关系的关键还是掌握在两国国民手中，在日华人理应比国内的中国人在这方面更有作为。
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那么究竟是那方面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处成当下局面，我们又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呢？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 一、 中日关系的现状 1、不断发展的两国经贸关系。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11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7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 2、陷入迟滞的中日政治关系。这一点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近几年中日之间一直没实现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互访，这对于两个近在咫尺的国家来说是不正常的。两国间最大的政治障碍是历史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两国之间的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是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却一代又一代传了下来，长期的战争状态粉碎了中日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相互师从、相互仰慕的美好感情与和平氛围，民族情绪开始发生历史逆转。这种逆转对后来中日关系造成的影响，其程度之深刻，时间之持久，范围之广泛，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为过分。与历史问题相伴而来的还有两国在台湾问题、领土问题以及日美安保问题等分歧。这一系列原则分歧的存在，再加上近年数起具体事件的发生，如参拜靖 国 神社问题。二、中日关系的症结 1、两强并起。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 2、中日两国间政治磨擦因素和大众传媒的片面报道，不仅阻碍着两国增进相互理解，而且不断制造出新的相互误解乃至相互敌对的情绪。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西方文化影响的不对称性也将对中日共同文化基础产生抵消作用。近年来中日两国国民之间出现了所谓"感情摩擦"，以致围绕对华政策的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十分微妙，甚至连经济界也不便将希望发展日中经济关系的"心里话"痛快地说出来。这种为政治的、情绪的因素而牺牲两国利益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合作利益的倾向是十分可悲的。 3、日本的认识问题。日本目前的心理是复杂的，昔日煌达的经济如今深陷低迷，日本应该坦然承认和接受地区国家按照优势互补的原则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竞争与合作的事实。日本要摆脱以下观念：（1）追求全球自由贸易，不参加地区歧视性经贸组织；（2）继续追求在东亚领头羊角色，维护东亚的垂直分工体系；（3）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为保选票，不敢开放国内某些脆弱领域；（4）回避历史，认为如果认罪有损日本形象。日本要勇敢于面对历史和现实，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大国首先要以一个正常大国的姿态和度量行事，无论遇到什么阻障和困难，依然故我。只有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周边国家才能对你这种身份认同。 三、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推动中日关系的进展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随着交流的深入，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异"在两个国家之间碰撞。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这种碰撞也是使事物回归正常位置的机会。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后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间产生的磨擦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端结。 一般来说，外部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的效果往往大于中日两国的直接互动的效果，这可能是中日关系中一个比较特殊的规律，我们沿着这个规律探讨中日关系的未来，关键可能还得从外部的整合入手，才能有效地解决中日关系的矛盾与问题。换言之，中日矛盾的解决并不在中日关系本身，而是在于双方是否具有战略眼光，首先致力于亚洲的整合，第一步当然是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 一方面，中日关系的最大希望在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东亚地区合作是中日化解历史恩怨、走出信任危机、克服安全困境、实现双赢的唯一出路。一方面地区合作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具影响的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地区合作也有利于两国问题的解决，因为中日之间的很多问题在双边层次上难以消溶，但是，中日都参与地区合作，这就为两国的交往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除了有利于两国建立信任之外，地区合作机制也可以成为减轻国内压力的积极因素，为领导人做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提供更大余地。 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合作的成功也离不开中国和日本。中国的人口占东亚人口60％以上，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60％以上。东亚联合要求中日合作，不能排除任何一方。如果日本与中国最终走向对立，将会改变整个东亚的战略形势，并使这种形势向着有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如果中日关系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无法在政治层面上获得突破，那么中日经济合作也可能走向"泡沫经济合作"。事实上，这样的动向已经显现了。日本开始寻找下一个替代中国的市场。日本技术和投资转向印度、俄罗斯可能将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中国和日本怎样才能在东亚区域内进行比较好的合作呢？首先，日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罪行。它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清除内在的邪恶，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单靠自己想象出来的，还必须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到确认。因此，日本得向德国学习，实施一种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过去的受害国达成和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日本才可能被视为亚洲事务的天然领袖，并与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其次，也是比较重要的的一点是：日本和中国都要放弃在东亚获得特殊主导地位的幻想:它们谁都不行。东亚地区有太多外部势力介入，没有哪个东亚国家能单独左右这个地区。所以，这两个国家必须明白，竞争东亚主导权不仅会浪费掉宝贵的资源，还会白白失去宝贵的时间—－虽然它们争相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地区一体化本身可能是件好事。在东亚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中日两国要极力摆脱争夺领导权的思维，而以东盟为主导先建立合作机制。领导权并不是拼命争来的，而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领导权的争夺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未来的亚洲不可能是中国的亚洲或日本的亚洲，只能是联合的亚洲，亚洲的中国和亚洲的日本。中日的和解与合作又将大大推动东亚联合的事业。其实中国从未欲与日本争夺主导权,而且这也并非仅取决于主观意愿,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两家联手才能支撑东亚的合作。
还是自己找些找些资料写吧，把握一个主线。就是从唐朝开始，中日之间的交往，当然唐朝时候中日之间有一场战争，白江口之战，于是{（刘）仁师、（刘）仁愿及新罗王金法敏师陆军以进。（刘）仁轨乃别率杜爽、扶余隆率水军及粮船，自熊津江往白江，会陆军同趣周留城。（刘）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日，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扶）余丰脱身而走，获其宝剑。伪王子扶余忠胜、忠志等，率士女及倭众并耽罗国使，一时并降。百济诸城，皆复归顺。这是资治通鉴里的。}说明中国是打了个大胜仗的。然后日本就比较听话了。明朝倭寇其实还不是代表日本政府的，还只是一群海盗。至于后来中国的没落，和日本从丰臣秀吉开始主张的侵略政策使得日本开始强大，日本在攻占朝鲜后就把目光朝向了中国。从而开始了中日之间的恩怨，这段历史比较好些，有大量的历史资料。今天的中日关系，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历史问题 ，一个领海问题。就是钓鱼岛和东海的问题。历史问题还不是多么难搞的，但领海问题搞不好，两个未来还难说不会再有战争。当然中国不会主动打仗，但是日本有侵略的历史，不会因为中国的忍让而停止继续要海权岛权的步伐。所以中国必须要不断真强实力，进行民主改革，争取更多可靠盟友。日本不可能，也不会成为中国的朋友，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日本向来都是信服打赢他的国家。对中国而言日本不是敌人，就是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