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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类核心期刊如下1 文学评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2 文艺争鸣 吉林省文学艺术联合会 3 中国比较文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比较文学学会 4 文学遗产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5 当代作家评论 辽宁省作家协会 6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北京现代文学馆 7 新文学史料 人民文学出版社 8 红楼梦学刊 中国艺术研究院 9 文艺理论研究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华东师范大学 10 民族文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 11 明清小说研究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2 鲁迅研究月刊 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 13 文学自由谈 天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适合发的C刊文学，投稿可以重点关注，下面推荐几个。1、《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集刊，审稿周期略长。博士可发，也有硕士文章。2、《华文文学》，C扩，审稿快，回复快，专家修改意见专业详细。没有学历歧视，不收版面费。3、《国际汉学》，国内唯一的海外汉学研究CSSCI正刊。审稿、退稿、录用都很快。4、《基督教学术》，集刊，审稿快，见刊慢。不歧视作者的学历、职称、单位。5、《基督教学术》，集刊，审稿快，见刊慢。不歧视作者的学历、职称、单位。
《文学杂志》为现代文学刊物。月刊，1937年5月1日创刊，朱光潜主编，常风助编。编辑部设在北平，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1937年8月1日出版第4期后。因抗日战争爆发停刊。1947年6月1日出版复刊号第2卷第1期，1948年11月初出版第3卷第6期后终刊，共出版22期。此刊主张维护“艺术良心”，提倡“自由主义文艺”。编者在《我对于本刊的希望》中表示，“现实的中国文艺界”，“无论是左是右”“都已不期而遇地”走上了“死路”，而“处在幼稚的生发期”的中国新文艺，“应该有多方面的调和的自由发展”，从而提出了“自由生发，自由讨论”的发展新文艺的原则，“主张多探险，多尝试。不希望某一种特殊趣味或风格成为‘正统’”﹔并“根据这种信念”，决定把此刊办成“一种宽大自由而严肃的文艺刊物”，使其“对于现代中国新文学运动”“尽一部分纠正和响导的责任”。复刊后主编者在《复刊卷头语》﹑《苏格拉底在中国》等文章中又重申了这种办刊宗旨，刊物本身也体现了前后指导思想的连续性。但历史条件的变化也使后期刊物与前期在思想上有所差别﹕针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进步文艺界对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的贯彻和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斗争，主编者提出“文学上只有好坏之别，没有什么新旧左右之分”，强调“反对”一些本来与文学无缘的人们打着文学的招牌，作种种不文学底企图”。表现了对革命文艺新形势的不满﹔强调了中国民族与文化存在着极大的弱点，患“半愚昧症”，没有“思想的生发自由”，而要克服其弱点就要“扩大中国文化”，“吸收西方文化”。受当时美国鼓吹中国“第三种力量”政策的影响，主张知识分子走“第三条道路”，显现出更为鲜明的“中间路线”的思想色彩。
《中国文学》挺好的，我的同学有一半都订了。平时的学校里都有订的。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刊。主管单位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办单位是中国现代文学馆，并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合编。编辑部设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丛刊》创刊于1979年11月，是全国唯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专门性学术刊物，代表着本学科领域的最新与最高研究水平。大量新的专业人才都是通过《丛刊》首次或屡次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丛刊》为培养这一学科的新生力量做出了贡献。注重论文的学术性、科学性和当代性，鼓励独创性见解，热情扶持新生力量是《丛刊》的一贯指导方针。《丛刊》创刊之始，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与北京出版社合编，北京出版社出版。1985年，改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合编，作家出版社出版。这一学科的奠基人之一王瑶先生担任《丛刊》首任主编，第二任是樊骏先生，第三任由吴福辉、钱理群共同担任，第四任由吴福辉、温儒敏共同担任。现任主编为吴义勤、温儒敏。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丛刊》已经建立了一支相对稳定的作者队伍和读者队伍，已经成为专业性的交流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的全国核心期刊，被《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选用为来源期刊，成为值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大学中文系师生长久保存的参考书，并在国际学术界享有一定的声望。《丛刊》从2005年改为双月刊，2011年起改为月刊。 刊名：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Studies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主办： 中国现代文学馆周期： 月刊出版地：北京市语种： 中文;开本： 大32开ISSN： 1003-0263CN： 11-2589/I历史沿革：现用刊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刊时间：1979该刊被以下数据库收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2012-2013）中文核心期刊(2008)中文核心期刊(2004)中文核心期刊(2000)中文核心期刊(1996)中文核心期刊(1992) 一、来稿请直接寄至编辑部，勿寄个人，以免延误。二、来稿须未曾在其他刊物发表，并符合本刊稿例格式。非经同意，电子邮件、软盘、传真件等不能作为正式投稿方式。三、寄交打印稿需用A4纸单面打印；寄交手写稿，需用16开稿纸誊写清楚，一字（含标点符号）一格。欢迎附电子文本。请在文末标明来稿字数。四、来稿需有200字以下的内容提要和关键词，并务请用另页附上：作者姓名、任职机构、通讯地址、邮编、电话或传真、电子信箱。五、引文及注释：A．作者应对照原著认真核对引文，请勿直接从网上下载引文。B．注释采用尾注。必须准确标明1．作者/编者/译者；2．书名/文章题目；3．出版社；4．卷期/出版年月；5．页码等资料用阿拉伯数字统一编码。C．引文注释范例：1．①严家炎：《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3期。2．②王瑶著：《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开明书店，1951年1月，第20页。六、书评稿需寄一本样书。七、来稿一经采用，即付稿酬，并赠样书。稿酬从2008年起上调为60元/千字。 为适应学术发展的需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从2011年第一期开始，由原来的双月刊改为月刊，每月一期，全年12期，容量大大扩展了。还有一个变动，就是打通“现代”与“当代”的界限，既发表现代文学也发表当代文学的研究成果。过去《丛刊》也发表过少量“当代”的文章，时限主要是“文革”之前的，更明确把“当代”的研究也纳入刊发的范围，但要求是偏重文学史的研究性论文，不发表一般的评论。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研究本来就是一个学科，没有必要再细分，“打通”才有利于视野展开，有利于研究深入。至于定位在发表研究性学术论文，是为了区别于其他评论性刊物，两者的功能及读者需求上都是有差异的。 为加强当代部分的编辑工作，《丛刊》编委会增聘了一些偏重当代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编辑部将得到充实，审稿制度也将进一步完善。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79年创刊，至今32年了。三十多年来，本刊始终致力于引领现代文学研究方向，呈现这个领域最优秀的成果，扶植现代文学新进的学者，支撑本学科的建设。本刊不趋炎附势，随波逐流，一心靠学术品格与刊物质量，靠广大作者读者的支持，跻身全国人文社科学界最有影响的刊物行列，也是海外中国学研究最常用的刊物之一，在学界享有较高的地位。《丛刊》的风格是“持重”，这可以说是本刊的学术个性，也是办刊的传统。王瑶先生那一代奠定的刊物方向，三十多年来我们是一直坚守的，走过来真不容易。 改版后的《丛刊》还是以学术为本，要保持她“持重”的风格。在当今比较浮躁的风气中，这“持重”的刊物个性尤显可贵，要坚持的确很难，但我们会努力。同时，也会注意不断把握学界的脉动，办得更加活跃，更加大气，也更能适应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的需求。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是现代文学研究会的会刊，同时又是在中国作协领导下、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的期刊，是文学馆的一个窗口。现代文学研究会实质性地参与了刊物的工作，与文学馆一直有良好的合作关系，改版后将进一步加强合作，完善编辑管理制度，和读者作者密切联系，扩大与争取更多更好的稿源，使刊物的学术质量与编辑质量得到充分的保证。 我们恳切期望学界朋友和广大读者一如既往支持《丛刊》，因为《丛刊》过去是、今后仍然是我们大家切磋学问的平台，是交流成果、增进情感的美好园地。 吴义勤 温儒敏 2010年11月27日
辛亥革命之后开展的新文化运动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
好象文不对题吧
《人民文学》，《译林》，《小说月报》
从我看过说 现代的对当代的无丝毫借鉴
知音，凤姐推荐
当代文学理论上从1949年以后开始的，但是从延安整风运动就开始对当代文学有影响了，当代文学是一个政治风味比较浓的文学时代，那个时候左翼文学对当代文学影响特大，而在延安整风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了“文学为政治的留声机”的口号，所以叫当代文学虽然从1949年开始，但是从延安整风运动的时候就有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当代文学基本上是写关于提地改革、战争英雄等等题材！而且当代文学中的很多作家也是从现代文学中过渡过来的，但是有些作家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很多思想等有了改变！
广东省治理现代化研究所，注册地址位于广州市东风中路305号8号楼。广东省治理现代化研究所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是12440000797776809E，企业法人卢山，目前企业处于开业状态。广东省治理现代化研究所的经营范围是：围绕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开展理论研究、对策研究和学术交流,为省委省政府有关决策提供咨询;围绕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优化组织结构、创新行政管理方式等治理现代化课题开展调研并组织评审;承办《治理现代化》、《公共行政评论》杂志,编撰《广东机构编制年鉴》。通过爱企查查看广东省治理现代化研究所更多信息和资讯。
矛盾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状态，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不同的矛盾在人类社会中呈现为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人类不断解决各类社会问题的过程史。黑格尔就明确指出“矛盾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进一步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其实就是人类作为主体与其他一切对象物发生关系，并不断改变和改造对象物及其与人类的关系从而不断满足人类需求的过程，换句话说，就是人们不断调节、控制和处理人与他者关系和利益的过程。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必然会呈现出“当时代”的特点，这些矛盾和问题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原时代”人类能力处理范围，因此，国家及国家“治理”能力也正在这样的意义上得以产生和不断发展。如果将历史上的国家处理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方式都看做国家治理能力发展的一个阶段和一种样态的话，国家治理能力经历了农业社会统治型治理国家治理能力阶段、工业社会管理型治理能力阶段和现代社会合作型治理能力阶段等三个阶段和样态。 从本质上讲，时代问题是时代能力的呼唤，历史上的每一种国家治理能力阶段和样态都是当时历史阶段下对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或者说“时代化”）要求，是国家治理能力随着国家和社会发展而相应发展和与之相适应的过程。当人类历史发展到全球化、民主化和信息化的后工业时代，人们发现如果将所有希望都寄托于国家（政府），这样做既是空想的也是危险的，于是人们认为现代社会的国家诸多问题及其复杂性，需要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进行有机合作治理。从目的论来看，无论是什么样的国家治理能力样态，国家治理能力的主要任务都在于实现国家目的。由于现代社会的要求和现代国家的建立，规定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善治，从而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是现实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从世界范围来看，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已成为当今人类社会关注的焦点。当今社会是现代化进程中主权国家治理的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时代背景和“主权国家治理”现实状况是现代社会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 一是，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变化及问题。整个人类社会已经不可避免地处在了现代化进程当中，这种现代化集中表现为人类的理性化、经济的全球化、世界的信息化和社会的民主化，现代化的潮流推动着整个人类的进步，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各式各样的现代化问题。例如：从个体方面来讲，现代化促进个人主体意识和个人理性的觉醒，但也带来了个体原子化倾向、利己主义泛滥、拜金主义盛行等问题；从社会方面来讲，现代化促进了社会活力、效率和相互联系，但也带来了价值观矛盾、利益冲突、环境破坏、道德失范等问题。整个人类社会呈现出各种极其复杂交织的问题，管理科学专家比尔说：“旧世界的特点是管理事务，新世界的特点需要处理复杂性”。 二是，主权国家治理失效问题。随着民族主权意识的觉醒，世界各地民族主权国家纷纷建立，但是由于很多民族主权国家的自身建设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要，出现了治理失效的问题。当然这里讲的主权国家治理失效，主要是指主权国家的政府在治理国家过程中的失效，因为，传统意义上讲的治理基本上都指的是政府治理。从总体上来讲，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治理失效问题。从发达国家来看，很多发达国家的政府被定位为“超级奶妈”，却出现了政府职能越来越大、机构组成越来越复杂、运行效率越来越低下、财政收支出现严重赤字等问题，政府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很难满足公民的需要；与此同时，政府越来越复杂化、越来越精英化，公民很难有效认知和了解政府的决策和行动，也很难对政府的公共管理过程进行有效的监督。因此，很多发达国家公民对政府及政府行为越来越失去兴趣、越来越失去信心和越来越失去信任，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从发展中国家来看，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要么“太大”要么“太小”，有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把国家的所有领域都作为政府管理的对象，政府承担着“大内总管”的角色，导致政府机构庞大、治理方式粗暴、治理力不从心、社会缺乏活力等问题；有些发展国家则过度迷信市场和社会的万能，把自身定位于“社会的小孩”，导致国家混乱无序、社会深层分裂、国家内耗与贫困等问题。因此，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诸多问题，出现了国家治理能力的危机。更进一步来看，全球化更是使得某个国家治理问题很难被控制在某国或某个区域的范围内，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扩散和传导，使得诸多问题变成了全球性问题，出现了国家治理问题的“涟漪效应”和“蝴蝶效应”；与此同时，很多国际性问题也超越了国界，渗透和转化为了主权国家内部的治理问题。因此，从某种角度上说，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之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相匹配、相促进，已经成为整个人类社会广泛关注和思考的焦点问题。 就中国社会发展而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显得更为迫切。从中国社会当前发展情况来看，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 一是，解决中国社会转型发展所产生的系列问题的需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发生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半封闭型的传统社会向开放型的现代社会、从计划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变和转型。随着我国整个经济社会的转变和转型，当前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主要包括价值冲突、利益矛盾、公共环境恶化等问题，并且这些矛盾和冲突呈现出集中爆发、广泛凸显和深度交织的特征。从深层次上来看，主要是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活性化、价值多元化、利益多样化所伴生的问题，而且这“三化”又相互影响、相互促动、相互深化。正是这种深层次的社会观念、结构和形式的变化，必然要求国家治理方式和国家治理能力与之相适应。 二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迫切要求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改革发展的系统工程，系统改革的根本是通过对政府自身的改革推动社会整体的改革，当前中国政府自身面临着贪污腐败、敷衍塞责、随意决策、执行不力、社会互动性差、社会回应不够等问题，而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讲是国家治理能力与社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的问题。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改革发展，中国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越来越强，中国的各类社会组织越来越多、力量和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如何更好地调动公民和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如何发挥各类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并有效整合所有社会治理主体的能力，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又一重大课题。研究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解决转型中国所产生的系列问题的需要，也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因此，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研究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是社会科学发展的强烈呼唤。 理论研究的发展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随着社会经济、技术和观念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出现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多样、多变、多维、多态，并表现为愈加的关联性、整体性和复杂化的倾向，原有的国家控制理论、自由经济理论、福利国家理论等经典社会理论已很难对当代社会发展进行全面解释和有效指导，于是出现了社会科学传统范式的危机。20世纪70年代后，新公共管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协同学理论、自组织理论等复杂性理论相继产生并广泛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当中。与此同时，西方一大批学者在在汲取新的社会理论营养的基础上，将视角聚焦在了国家管理的新范式上。例如：治理理论创始人之一的詹姆斯•罗西瑙( James NRosenau) 指出“现代社会问题要求我们采取一种与传统方式不一样的处理方式，我们或许需要提出一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管理理论，它将良善治理和公共利益的增进作为共识性目标，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既可以是政府组织，也可以是非政府组织，它既可以是包括政府的管理机制，同时也包括非正式的、非政府的管理机制。”罗西瑙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的问题与过去的问题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化，而这些新的社会问题要求一种新的社会理论来解释，也需要一种新的社会理论来指导解决。罗茨(RRhodes)则认为，“有序统治的环境和条件已与过去大不相同，因此，我们需要以新的方法和模式来统治社会，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统治过程。”罗茨认为，在当今社会，国家维护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发展的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背景的根本性变化要求一种全新的国家管理理论来处理社会问题和推动社会发展。全球治理委员会则在《我们的全球之家》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现代社会当中的各类相互冲突或不同利益的调和，需要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采取联合应对的行动。这个过程既包括人们必须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通过人们协商形成的同意或共识的非正式制度和安排。”全球治理委员会认为，传统的政府作为单一主体管理社会的方式，已经无法很好地处理各类社会冲突和矛盾，也无法调和各社会成员的利益和需求，而是需要一种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或个人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合作治理的方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是社会科学理论随社会发展而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科学自身发展导致范式转换的要求。 在中国，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笔者发现最早介绍“治理”或“治道”的文章可能是在1995年《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公共论丛”第一辑）上有一篇署名为“智贤”的论文——《GOVERNANCE：现代“治道”新概念》，文中将Governance翻译成“治道”，认为“治道”就是指提高公共事务治理效能和提高驾驭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接着，1999年，中央编译局俞可平研究员就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上就发表了题为《治理和善治引论》的论文。他在文中全面梳理和论述了治理、善治和全球治理等相关概念，系统介绍了西方诸多学者的治理理论和代表性观点，深入分析了治理理论的缘起、产生、积极与消极影响及未来可能性，然后在综合评述各种治理理论和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治理理论思考和观点。他认为治理理论是全球化进程的必然逻辑结果，也是两大阵营结束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要求，是当今时代公民社会和民主世界的要求，是当今时代合法治理和有效治理的要求。他进一步指出，治理理论是对社会科学中长期形成的两分法思维的一种超越，认为有效治理是市场方式与计划方式、公共组织与私人部门、国家政府与公民社会、主权国家与国际社会的有机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它强调现代管理的本质就是合作应对；它合法权力的来源不仅仅是政府，还包括社会组织、市场组织和公民，这也就决定了政府、社会和公民共同分享公权力和共同承担公共责任。这些前瞻性的观点体现了中国学者对国家治理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的强烈呼唤。2000年，俞可平主编的《治理与善治》论文集出版，收录了国际上知名的治理理论代表人物斯托克、罗茨、库依曼、杰索普等人的论著，“治理”随即成为一门国内学术界的“显学”。十多年来，众多学者都对治理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涉及到了治理价值、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资源、治理背景、治理影响因素、中国治理、企业治理、城市治理、乡村治理等方方面面，大大深化了国家治理和国家治理能力研究。但是，与此同时，笔者也发现直接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的研究非常之少，大多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都只是散见在各类治理相关主题的研究当中。 综上可以明显看出，国家治理问题是现代社会的重要课题，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更是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因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将是一切国家治理资源转化为国家善治效果的关键和根本。
《法治现代化研究》杂志，于2017年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正式创刊，CN:32-1869/D，本刊在国内外有广泛的覆盖面，题材新颖，信息量大、时效性强的特点，其中主要栏目有：专题研究、域外法治、学术动态等。《法治现代化研究》杂志的办刊宗旨为：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密切关注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深入开展法治现代化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论研究；深刻把握中国法治国情特点。法治现代化研究杂志栏目设置特稿 主题研讨:人工智能与法治现代化 专题研究 域外法治 学术动态 法治现代化研究杂志特色介绍(不代表本站观点)一、《法治现代化研究》编辑部是《法治现代化研究》合法稿件编审机构；本网站是本刊在线投审稿系统。除此之外，本刊未委托其他任何网站接收稿件；也没有授权其他任何机构及个人为本刊组织稿件。二、《法治现代化研究》在线投稿后，勿再向编辑部邮寄书面稿；通过书面形式投稿的，稿件须寄给本刊编辑部，勿寄给编辑个人。三、《法治现代化研究》发表于本刊的文章其版权属于《法治现代化研究》编辑部。对本刊发表的任何文章进行转载、摘登、翻译或集结出版，均须事先征得本刊编辑部的许可。四、发表于本刊的文章其所体现的观点均属于作者个人，不代表本刊编辑部及刊物主办、承办单位的观点。五、本刊为法学专业学术期刊，强调文章具有鲜明的理论性。本刊不刊发以下类型的文章：单纯介绍制度实践或理论观点的文章；会议综述；学术综述。
《法治现代化研究》是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创办并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国内统一出版刊物号CN32-1869/D，是国内专注法治现代化研究的学术期刊。期刊由南京师范大学和江苏省法学会主办，双月刊，逢双月出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实践路径周继业，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王成，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内容摘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必然要求，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途径。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相比，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面对新的形势任务，必须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全过程，融入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各环节，不断增强法治建设的道德底蕴。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法治建设 原则 路径新中国法律史学科70周年记——以人大法律史学科发展历程为观照赵晓耕，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法律史学会执行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制史教研室主任；刘盈辛，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内容摘要：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是新中国最先设置法律史教研室的法学院系，其法律史学科发展在新中国法律史学科发展历程中具有一定典型意义。人大法律史学科的初创、恢复、壮大和升华历程，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法律史学科发展状况的局部生动写照。以人大法律史学科发展为线索，观照马列主义指导下的新中国新型法律史学科70年发展历程，可以认为：1949—1978年是新中国法律史学科的初创期，从确立全盘苏化的学科发展模式到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遭受严重打击，这一时期的法律史学科发展缓慢而曲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对法律的重视，法律史学科得以恢复重建，并迎来了快速发展和走向繁荣的新时期；21世纪以来，法律史学科发展进一步迈入传承与升华的新阶段。在此期间，政治制度和国家制度得以从法律史研究对象中剥离，学科内容日益具有独立性，学科建设日渐成熟，学术研究更加科学系统。展望未来，法律史学科一方面要发扬学科自省精神，树立学科自觉意识；另一方面要注重学科间的交流和学科内的传承，从而为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提供历史依据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