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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9期我讲这样一个题目，就是“大数据不能替代企业家”。马云这个讲话，大家都知道，不用多讲。首先我们要理解究竟什么叫计划经济？我还是从技术的角度来分析，我引用了这样一个东西概括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本质特点就是系统的、制度性的暴力，用强制力量否定企业家精神，剥夺个人选择的自由，创业和创新的自由。通过任何强制的、系统的力量去否定企业家精神，都可以叫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下任何企业家精神，任何创造性的思维都是不可能的。下面我从四个角度来谈一下我的观点：第一个从知识的本质；第二个从企业家精神；第三个从风险和不确定的区别；第四个从人的行为受到理念、观念的支配。这四个方面不是独立的，是相互依赖的。第一个方面，上个世纪30年代大辩论，就是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一方和兰格、勒纳为另一方的辩论。这个辩论其实在没有真正定论的情况下，兰格等计划经济的支持者单方面宣布自己赢得了大辩论的胜利。所以熊彼特就讲过，“作为一种逻辑上的蓝图，不可否认，社会主义蓝图在更高水平的理性下描绘出来了。”布里耶克说兰格等主流经济学家并没有真正理解米塞斯和哈耶克讲了什么？传统的标准解释，就是米塞斯和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不可行，是因为中央政府缺乏这种计算能力，没有办法在成千上万的数据上进行瓦尔拉斯方程求解。只要这些问题能解决，那计划经济就是可行的。兰格当然知道这个很难的，用一种试错的方式模拟市场，认为这个可以达到计划本身想达到的目的。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对于米塞斯、哈耶克来讲，计划经济真正的困难不是计划能力的限制，而是因为经济运行所依赖知识的特定本质决定了计划经济是没有办法成功的。知识的本质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静态的角度，一个是动态的角度。从静态的角度，可以说人类的知识简单概括为两类，一种是硬知识，一种是软知识。所谓硬知识是什么？你可以用语言、文字、数字、图表、公式等等表达和传递的知识。这样的知识，一旦创作以后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并且可以传播，甚至可以集中使用。比如流动力学。软知识就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数字、图表、公式表达和传递的知识，例如诀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就像老子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当然这两类知识人类都是需要的，但对创造性的决策而言，软知识更重要。这就是迈克·博兰尼所讲的，第二种软知识叫默性知识，它是所有知识的支配原则，甚至最形式化的与科学化的知识也是无一例外地遵循某种自觉或创造行为，体现的完全是默性知识。举一个简单例子，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就是硬知识，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是硬知识，再说他们怎么发现的？牛顿怎么发现万有引力？爱因斯坦怎么发现相对论？这是个软知识，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通过文字、图表、语言的方式表达出来，至于爱因斯坦和牛顿本人也是讲不清楚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计划经济的失败不在于硬知识，而在于软知识。尤其是软知识，它一定是分散的、局部的、主观的，而且在实践当中创造的，不可言说的。因而只能由当事人自己使用，不可能由其他人获得，当然也不可能被计划当局获得。你在这个位置上可以使用这个知识，不在这个位置上不可能使用这个知识。如果你获得这个知识，就像水中捞月，你能看得见，但是拿不出来。简单说，马云怎么创造阿里巴巴？即使把他每天的日记写出来，做了什么决策，甚至为什么做这样的决策等等都记录下来。其他人能由此复制马云的决策吗？不可能！马云的大部分决策都是基于他的灵感，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他日记中写的“为什么”不可能包含他实际决策时的所有所思所想，而这些没有写下来的默性知识才是最重要的。计划经济不可能模拟出来一个阿里巴巴。另一方面看知识的动态性，甭管是硬知识还是软知识，知识不是一个固定的存量，是在过去当中不断地创造出来的。这个创造力依赖于人的主动性，依赖于经济活动本身。如果这种活动不存在，那这种知识也就不存在了。米塞斯说，“市场不断地产生的信息源于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它与特定的时空环境相联系，并且只能被每一个在这个环境中行动的个体所感知。他说企业家的经营态度和活动，源于它在经济过程当中的位置。假如这个位置消失了，那么他的经营态度和活动也就随之消失。”这强调的都是知识的一个动态性。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说上世纪30年代那时候还没有计算机，并没有大数据，但是米塞斯和哈耶克有关计划经济不行的论证已经告诉我们，即使有了大数据，有了人工智能，计划经济仍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知识本质所决定的。计划机关没有办法获得制定这种计划经济所必需的默性的软知识，而且这种知识只有在动态过程中才能创造出来。计划经济从本质上存在于这样一个悖论。大数据是市场经济当中千千万万交易者自发行动的结果。那么搞计划经济是什么意思？让每一个人听命于政府安排，给他安排什么，生产什么，消费什么。这时候大数据的本质就没了。如果你说大数据可以提出来搞计划经济，大数据本身就消失了，这完全是一个逻辑下的悖论。在市场上产生了这些信息，假定没有这个市场时候，用计划手段还能够获得这些信息，这个显然是非常荒谬的。第二个理由，我从企业家的角度来谈一下，按照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观点，就是发现、创造以价格或非价格的方式传递信息，是人类企业家精神的体现。这个意义上就是说，每个人都具有一定企业家精神。按照我们通常意义上讲的，这类人是创造性特别强的人。主流经济学认为，个人决策的目标和手段都是给定的，就是资源给定、技术给定、偏好给定，最后怎么配置资源？这和企业家决策相差非常远。实际上企业家决策不是给一个目标和手段，然后寻找一个最好的手段来实现给定的目标。而是寻找、选择目标和手段本身！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手段并不是给定的，并不是能选择的结果。这个就不是一个计算问题，它是一个判断问题。简单地说，按照过去所有资源给定、技术给定、偏好给定的话，这是计算能力问题。也就是我们所有学生在上课的时候，老师布置给我们的作业，所有人都会得到一样的结果，如果你跟正确结果不一样那你就错了。但是企业家的决策不是这样的，完全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人判断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企业家精神一定是超越大数据的，企业家要做的事一定是大数据没有办法告诉他的。这个在创新中尤其如此。简单举例来讲，发明汽车的卡尔·奔茨和戴姆勒，这些人不是做马车的，如果数据能告诉我们未来能做什么，显然发明汽车的应该是在马车行业的企业家，而不是卡尔·奔茨、不是戴姆勒。同样计算机这个数据，没有办法告诉比尔·盖茨为什么要创办微软，软件产业。如果数据可以告诉他，创造微软的一定是IBM，创造软件的不会是比尔·盖茨。同样数据也没有办法告诉马化腾为什么要创造微信。如果数据可以告诉他的话，发明微信的一定不是马化腾，而是中国移动，因为他们拥有最多最新的数据。我们还可以列举好多，比如电影行业，那么哪一个电影最卖座？过去任何数据没有办法告诉你。一个电影制片公司可以获得过去几十年所有影片的大数据，包括每个影片的观众人数，观众的年龄结构、地域分布、时段分布，票房收入，但是所有大数据不能告诉我，下一个最卖座的电影是什么？举一部电影，《星球大战》当时被环球影业公司拒绝了，为什么拒绝？因为没有人知道，现在没有，未来也不会有人知道哪一部电影最卖座。图书市场也是一样。亚马逊拥有最大的图书市场数据，亚马逊可以按照每个人的购书习惯推荐给你，但是没有办法按照亚马逊的数据来计划下一个写一本什么样的书。如果一个作家、一个学者要根据亚马逊数据来写书，那十有八九他一定会失败。所以，所有的数据都是过去的，为未来提供的信息非常有限。我刚才谈到计算机的问题，为什么大型计算机企业在微型计算机上没有市场，为什么微型计算机的企业在个人电脑上没有市场？这显然不是数据能够回答的问题，如果数据能回答的话，那IBM从大型机、微型机、笔记本一直到智能手机一定是决策领先的，但数据是没有办法告诉这些东西的。最终结论是什么？不是说大数据没有用，大数据非常有用，大数据对决策很有帮助。但是真正决定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东西，也就是企业家要做的那些事情，这些是大数据没有办法告诉企业家的。第三个我讲一下风险和不确定性的问题。要理解大数据、计划经济不可行，必须要认识到风险和不确定性之间的区别。我们知道1921年弗兰克·奈特在他书里明确了这个区分。可惜他的理论至今没有改变经济学把不确定性和风险等同的状况，所以还有必要更明确提一下。根据奈特的观点，风险是可以量化的，不确定性是没有办法量化。风险是根据概率论或者统计规律服从于大数定律，可以降低、可以被保险，可以分散。而不确定性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先验概率，更没有统计概率，没有分布函数，因而是不可降低、不可被保险的。这就是说风险是外生的，今天是不是下雨是外生的，不确定性是内生的，依赖于企业家行为。人本身在做什么？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整套概率统计理论不适用于未来。概率统计学中讲的参数估计、中心极限定理、最小二乘法估计、线性因果关系等等，这些都只适应于解决风险问题，不适应解决不确定性问题。刚才谈到企业家，企业家不是给定资源、给定偏好下分配，而是有创新。因为创新本身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在很多方面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包括技术上的。奈特兄弟他在发明飞行的时候，比空气重的东西能不能飞在空气上面，技术上是不知道的。另外，苹果的iPhone 乔布斯他不是用键盘，而用用多点触控技术，这在事前是不知道的。第二，即使在技术上可行，在商业上是不是成功是不确定的，消费者是不是认可是不确定的。第三，这种技术价值一定依赖于相关互补性技术的出现。比如说激光一开始出现是没有用的，十年之后出现了纤维玻璃。但是这样的技术看着毫无相关，所以在做出激光之后，贝尔实验室甚至不主张申请专利，说这个技术没有商业价值。事实上我们知道激光出现和光纤玻璃的结合，改变了整个信息工业。现在我们之所以有互联网就是因为这个，因为过去的铜线是没有办法实现承载现代意义上的互联网信息。第四，即使前面都解决了，还是有体制和文化方面的问题。比如滴滴打车，目前的体制对共享经济有很多不认同。除了中国，西方也有很多新技术被摧毁的例子。根据当时的行业规定，当时的文化，大家不认同。包括现在说人工智能，不知道技术上是否可行。即使技术上可行，但是大家认同不认同？所有东西都被人工智能替代以后，我们需不需要这样的社会？我没有任何观点，只是举一个例子，说这个不确定性不是用风险、不是用概率算出来的。企业家在做出这方面决策的时候，最有价值的预测都是判断，都是基于他的想象力、自信心和勇气，没有办法根据现有的数据给予判断。这个毫不奇怪，大量的企业家决策是我们一般人所不能理解的。第四个观点是从观念的角度来看。传统经济学认为人的行为是受利益支配，然后只要有这个偏好，我可以算出他在什么情况下做出什么反应。其实我们知道，人的行为不仅受利益的支配，也受观念的支配。记得200年前大卫·休谟也讲得很明白，如果人的行为不仅受利益的支配，也受观念的支配的话，人的观念很难去描绘它，很难去统计它的。那这个本身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时候人的判断基于数据是不可能的。第二点意味着什么？我们看到因果关系是不确定的，这种情况跟经典力学是不一样的，而像量子力学。它的因果关系是不确定的，甚至不是单向的。同样的数据可以导致不一样的结果。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在瑞典导致了社会民主党的执政，在德国出现了希特勒。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导致政府权力不断的减少，2008年的金融危机却使得政府权力不断的增加。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当面对金融危机的时候，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措施，取决于政府信奉什么样的理念。如果我们相信凯恩斯主义，那我们就走向了更多的政府干预。如果相信奥地利学派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我们就减少政府干预，所以同样的数据，它得出的结果依赖于我们人类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这就使得预测未来变得非常的难，我们没有办法按照过去的数据预测未来。比如突然发生一个爱国主义运动，原来可能好好一个企业可能一夜之间就垮了，另一个本来破产的企业突然之间起死回生，大家都去买他的产品。食物链的崩溃，没有人是靠数据预测到的。就是最近的2016年美国大选，大数据也没有预测到特朗普会胜利。所以我说把握未来靠的是企业家精神，而不是简单靠大数据，大数据没有办法预测谁会成为下一个马云或者马化腾。马云的无人超市，他没有预料到人们都去乘凉去了，大数据没有办法告诉他，大家不是去买东西，而是去乘凉的。这是我讲的四个观点，从四个角度来看为什么大数据、计划经济是不可能的。我再补充两点：第一，我们经常讨论的计划经济和经济计划。我并不是一般地反对计划，我反对的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指中央机关制定所有人的计划，经济计划是每个人都在做。第二，我刚才讲的四个方面，全是基于认识论的，不是基于利益的。计划经济下导致激励机制的扭曲，这个大家都知道，不需要多讲。这不是说激励机制不重要，恰恰相反，激励机制的扭曲是计划经济失败的重要原因。我只想证明，即使假定不存在激励问题，大数据计划经济也是不可行的。最后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扩展的“卢卡斯批判”。我们知道卢卡斯是理性预计学派的代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卢卡斯批判是从计量经济学来的，他说“任何基于经验数据的经济模型不可以用于政策制定，如果政策实施会改变得出该政策的模型本身。”这句话说得有点绕口，但是道理很简单，就是说如果你收集那些数据做计量模型，这个模型用于政策制定，而这个政策的实施会改变了形成这个数据的基础，所以它是不可行的。我又对它做一个拓展，这个拓展就叫做任何基于市场经济的经验性规律，包括数据，都不可以应用于政策制定。因为政策的实施会改变所观察的经验规律的行为基础。举一个例子。我们做一个计量分析。比如说30岁的人最有创造力，政策根据这个，说以后科研经费只给30岁的人，其他人都不给了，因为他们最有创造力，这也是最优资源配置，那样的话30岁的人就不会再有创造力了。30岁的人之所以有创造力，除了年龄、记忆等等之外，他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没有了这个成长的过程，30岁就不会有创造力了。我们经济学家犯过太多这个错误，从市场上拿到一些规律一些统计，马上就建议政府做什么不做什么。比如说我们国家的钢铁行业，你可以统计说年产1000万吨的企业是具有最高效率的。所以政府规定，以后投资只能是投资1000万吨的钢铁企业，以下规模的就不可以了。那这1000万吨钢铁的企业就不会是最有效率的了，为什么？是因为1000万吨的钢铁企业本身是一个经营的结果，开始本身是一个很小的企业。我们知道很多都是很小的企业，但是打垮了好多大的企业。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最后我再强调，任何市场当中，基于市场数据得到的经验规律，都不可以用于制定政策，因为用这个制定政策本身就改变或者扭曲了经济关系本身。大数据是市场竞争的产物，所以由于是市场竞争的产物，我们再用大数据做计划经济，这固然是很可笑的一件事，在逻辑上是完全矛盾的，但是如果一定要这样做，那么我说这一定会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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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9期我讲这样一个题目，就是“大数据不能替代企业家”。马云这个讲话，大家都知道，不用多讲。首先我们要理解究竟什么叫计划经济？我还是从技术的角度来分析，我引用了这样一个东西概括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本质特点就是系统的、制度性的暴力，用强制力量否定企业家精神，剥夺个人选择的自由，创业和创新的自由。通过任何强制的、系统的力量去否定企业家精神，都可以叫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下任何企业家精神，任何创造性的思维都是不可能的。下面我从四个角度来谈一下我的观点：第一个从知识的本质；第二个从企业家精神；第三个从风险和不确定的区别；第四个从人的行为受到理念、观念的支配。这四个方面不是独立的，是相互依赖的。第一个方面，上个世纪30年代大辩论，就是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一方和兰格、勒纳为另一方的辩论。这个辩论其实在没有真正定论的情况下，兰格等计划经济的支持者单方面宣布自己赢得了大辩论的胜利。所以熊彼特就讲过，“作为一种逻辑上的蓝图，不可否认，社会主义蓝图在更高水平的理性下描绘出来了。”布里耶克说兰格等主流经济学家并没有真正理解米塞斯和哈耶克讲了什么？传统的标准解释，就是米塞斯和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不可行，是因为中央政府缺乏这种计算能力，没有办法在成千上万的数据上进行瓦尔拉斯方程求解。只要这些问题能解决，那计划经济就是可行的。兰格当然知道这个很难的，用一种试错的方式模拟市场，认为这个可以达到计划本身想达到的目的。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对于米塞斯、哈耶克来讲，计划经济真正的困难不是计划能力的限制，而是因为经济运行所依赖知识的特定本质决定了计划经济是没有办法成功的。知识的本质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静态的角度，一个是动态的角度。从静态的角度，可以说人类的知识简单概括为两类，一种是硬知识，一种是软知识。所谓硬知识是什么？你可以用语言、文字、数字、图表、公式等等表达和传递的知识。这样的知识，一旦创作以后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并且可以传播，甚至可以集中使用。比如流动力学。软知识就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数字、图表、公式表达和传递的知识，例如诀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就像老子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当然这两类知识人类都是需要的，但对创造性的决策而言，软知识更重要。这就是迈克·博兰尼所讲的，第二种软知识叫默性知识，它是所有知识的支配原则，甚至最形式化的与科学化的知识也是无一例外地遵循某种自觉或创造行为，体现的完全是默性知识。举一个简单例子，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就是硬知识，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是硬知识，再说他们怎么发现的？牛顿怎么发现万有引力？爱因斯坦怎么发现相对论？这是个软知识，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通过文字、图表、语言的方式表达出来，至于爱因斯坦和牛顿本人也是讲不清楚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计划经济的失败不在于硬知识，而在于软知识。尤其是软知识，它一定是分散的、局部的、主观的，而且在实践当中创造的，不可言说的。因而只能由当事人自己使用，不可能由其他人获得，当然也不可能被计划当局获得。你在这个位置上可以使用这个知识，不在这个位置上不可能使用这个知识。如果你获得这个知识，就像水中捞月，你能看得见，但是拿不出来。简单说，马云怎么创造阿里巴巴？即使把他每天的日记写出来，做了什么决策，甚至为什么做这样的决策等等都记录下来。其他人能由此复制马云的决策吗？不可能！马云的大部分决策都是基于他的灵感，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他日记中写的“为什么”不可能包含他实际决策时的所有所思所想，而这些没有写下来的默性知识才是最重要的。计划经济不可能模拟出来一个阿里巴巴。另一方面看知识的动态性，甭管是硬知识还是软知识，知识不是一个固定的存量，是在过去当中不断地创造出来的。这个创造力依赖于人的主动性，依赖于经济活动本身。如果这种活动不存在，那这种知识也就不存在了。米塞斯说，“市场不断地产生的信息源于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它与特定的时空环境相联系，并且只能被每一个在这个环境中行动的个体所感知。他说企业家的经营态度和活动，源于它在经济过程当中的位置。假如这个位置消失了，那么他的经营态度和活动也就随之消失。”这强调的都是知识的一个动态性。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说上世纪30年代那时候还没有计算机，并没有大数据，但是米塞斯和哈耶克有关计划经济不行的论证已经告诉我们，即使有了大数据，有了人工智能，计划经济仍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知识本质所决定的。计划机关没有办法获得制定这种计划经济所必需的默性的软知识，而且这种知识只有在动态过程中才能创造出来。计划经济从本质上存在于这样一个悖论。大数据是市场经济当中千千万万交易者自发行动的结果。那么搞计划经济是什么意思？让每一个人听命于政府安排，给他安排什么，生产什么，消费什么。这时候大数据的本质就没了。如果你说大数据可以提出来搞计划经济，大数据本身就消失了，这完全是一个逻辑下的悖论。在市场上产生了这些信息，假定没有这个市场时候，用计划手段还能够获得这些信息，这个显然是非常荒谬的。第二个理由，我从企业家的角度来谈一下，按照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观点，就是发现、创造以价格或非价格的方式传递信息，是人类企业家精神的体现。这个意义上就是说，每个人都具有一定企业家精神。按照我们通常意义上讲的，这类人是创造性特别强的人。主流经济学认为，个人决策的目标和手段都是给定的，就是资源给定、技术给定、偏好给定，最后怎么配置资源？这和企业家决策相差非常远。实际上企业家决策不是给一个目标和手段，然后寻找一个最好的手段来实现给定的目标。而是寻找、选择目标和手段本身！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手段并不是给定的，并不是能选择的结果。这个就不是一个计算问题，它是一个判断问题。简单地说，按照过去所有资源给定、技术给定、偏好给定的话，这是计算能力问题。也就是我们所有学生在上课的时候，老师布置给我们的作业，所有人都会得到一样的结果，如果你跟正确结果不一样那你就错了。但是企业家的决策不是这样的，完全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人判断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企业家精神一定是超越大数据的，企业家要做的事一定是大数据没有办法告诉他的。这个在创新中尤其如此。简单举例来讲，发明汽车的卡尔·奔茨和戴姆勒，这些人不是做马车的，如果数据能告诉我们未来能做什么，显然发明汽车的应该是在马车行业的企业家，而不是卡尔·奔茨、不是戴姆勒。同样计算机这个数据，没有办法告诉比尔·盖茨为什么要创办微软，软件产业。如果数据可以告诉他，创造微软的一定是IBM，创造软件的不会是比尔·盖茨。同样数据也没有办法告诉马化腾为什么要创造微信。如果数据可以告诉他的话，发明微信的一定不是马化腾，而是中国移动，因为他们拥有最多最新的数据。我们还可以列举好多，比如电影行业，那么哪一个电影最卖座？过去任何数据没有办法告诉你。一个电影制片公司可以获得过去几十年所有影片的大数据，包括每个影片的观众人数，观众的年龄结构、地域分布、时段分布，票房收入，但是所有大数据不能告诉我，下一个最卖座的电影是什么？举一部电影，《星球大战》当时被环球影业公司拒绝了，为什么拒绝？因为没有人知道，现在没有，未来也不会有人知道哪一部电影最卖座。图书市场也是一样。亚马逊拥有最大的图书市场数据，亚马逊可以按照每个人的购书习惯推荐给你，但是没有办法按照亚马逊的数据来计划下一个写一本什么样的书。如果一个作家、一个学者要根据亚马逊数据来写书，那十有八九他一定会失败。所以，所有的数据都是过去的，为未来提供的信息非常有限。我刚才谈到计算机的问题，为什么大型计算机企业在微型计算机上没有市场，为什么微型计算机的企业在个人电脑上没有市场？这显然不是数据能够回答的问题，如果数据能回答的话，那IBM从大型机、微型机、笔记本一直到智能手机一定是决策领先的，但数据是没有办法告诉这些东西的。最终结论是什么？不是说大数据没有用，大数据非常有用，大数据对决策很有帮助。但是真正决定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东西，也就是企业家要做的那些事情，这些是大数据没有办法告诉企业家的。第三个我讲一下风险和不确定性的问题。要理解大数据、计划经济不可行，必须要认识到风险和不确定性之间的区别。我们知道1921年弗兰克·奈特在他书里明确了这个区分。可惜他的理论至今没有改变经济学把不确定性和风险等同的状况，所以还有必要更明确提一下。根据奈特的观点，风险是可以量化的，不确定性是没有办法量化。风险是根据概率论或者统计规律服从于大数定律，可以降低、可以被保险，可以分散。而不确定性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先验概率，更没有统计概率，没有分布函数，因而是不可降低、不可被保险的。这就是说风险是外生的，今天是不是下雨是外生的，不确定性是内生的，依赖于企业家行为。人本身在做什么？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整套概率统计理论不适用于未来。概率统计学中讲的参数估计、中心极限定理、最小二乘法估计、线性因果关系等等，这些都只适应于解决风险问题，不适应解决不确定性问题。刚才谈到企业家，企业家不是给定资源、给定偏好下分配，而是有创新。因为创新本身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在很多方面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包括技术上的。奈特兄弟他在发明飞行的时候，比空气重的东西能不能飞在空气上面，技术上是不知道的。另外，苹果的iPhone 乔布斯他不是用键盘，而用用多点触控技术，这在事前是不知道的。第二，即使在技术上可行，在商业上是不是成功是不确定的，消费者是不是认可是不确定的。第三，这种技术价值一定依赖于相关互补性技术的出现。比如说激光一开始出现是没有用的，十年之后出现了纤维玻璃。但是这样的技术看着毫无相关，所以在做出激光之后，贝尔实验室甚至不主张申请专利，说这个技术没有商业价值。事实上我们知道激光出现和光纤玻璃的结合，改变了整个信息工业。现在我们之所以有互联网就是因为这个，因为过去的铜线是没有办法实现承载现代意义上的互联网信息。第四，即使前面都解决了，还是有体制和文化方面的问题。比如滴滴打车，目前的体制对共享经济有很多不认同。除了中国，西方也有很多新技术被摧毁的例子。根据当时的行业规定，当时的文化，大家不认同。包括现在说人工智能，不知道技术上是否可行。即使技术上可行，但是大家认同不认同？所有东西都被人工智能替代以后，我们需不需要这样的社会？我没有任何观点，只是举一个例子，说这个不确定性不是用风险、不是用概率算出来的。企业家在做出这方面决策的时候，最有价值的预测都是判断，都是基于他的想象力、自信心和勇气，没有办法根据现有的数据给予判断。这个毫不奇怪，大量的企业家决策是我们一般人所不能理解的。第四个观点是从观念的角度来看。传统经济学认为人的行为是受利益支配，然后只要有这个偏好，我可以算出他在什么情况下做出什么反应。其实我们知道，人的行为不仅受利益的支配，也受观念的支配。记得200年前大卫·休谟也讲得很明白，如果人的行为不仅受利益的支配，也受观念的支配的话，人的观念很难去描绘它，很难去统计它的。那这个本身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时候人的判断基于数据是不可能的。第二点意味着什么？我们看到因果关系是不确定的，这种情况跟经典力学是不一样的，而像量子力学。它的因果关系是不确定的，甚至不是单向的。同样的数据可以导致不一样的结果。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在瑞典导致了社会民主党的执政，在德国出现了希特勒。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导致政府权力不断的减少，2008年的金融危机却使得政府权力不断的增加。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当面对金融危机的时候，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措施，取决于政府信奉什么样的理念。如果我们相信凯恩斯主义，那我们就走向了更多的政府干预。如果相信奥地利学派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我们就减少政府干预，所以同样的数据，它得出的结果依赖于我们人类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这就使得预测未来变得非常的难，我们没有办法按照过去的数据预测未来。比如突然发生一个爱国主义运动，原来可能好好一个企业可能一夜之间就垮了，另一个本来破产的企业突然之间起死回生，大家都去买他的产品。食物链的崩溃，没有人是靠数据预测到的。就是最近的2016年美国大选，大数据也没有预测到特朗普会胜利。所以我说把握未来靠的是企业家精神，而不是简单靠大数据，大数据没有办法预测谁会成为下一个马云或者马化腾。马云的无人超市，他没有预料到人们都去乘凉去了，大数据没有办法告诉他，大家不是去买东西，而是去乘凉的。这是我讲的四个观点，从四个角度来看为什么大数据、计划经济是不可能的。我再补充两点：第一，我们经常讨论的计划经济和经济计划。我并不是一般地反对计划，我反对的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指中央机关制定所有人的计划，经济计划是每个人都在做。第二，我刚才讲的四个方面，全是基于认识论的，不是基于利益的。计划经济下导致激励机制的扭曲，这个大家都知道，不需要多讲。这不是说激励机制不重要，恰恰相反，激励机制的扭曲是计划经济失败的重要原因。我只想证明，即使假定不存在激励问题，大数据计划经济也是不可行的。最后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扩展的“卢卡斯批判”。我们知道卢卡斯是理性预计学派的代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卢卡斯批判是从计量经济学来的，他说“任何基于经验数据的经济模型不可以用于政策制定，如果政策实施会改变得出该政策的模型本身。”这句话说得有点绕口，但是道理很简单，就是说如果你收集那些数据做计量模型，这个模型用于政策制定，而这个政策的实施会改变了形成这个数据的基础，所以它是不可行的。我又对它做一个拓展，这个拓展就叫做任何基于市场经济的经验性规律，包括数据，都不可以应用于政策制定。因为政策的实施会改变所观察的经验规律的行为基础。举一个例子。我们做一个计量分析。比如说30岁的人最有创造力，政策根据这个，说以后科研经费只给30岁的人，其他人都不给了，因为他们最有创造力，这也是最优资源配置，那样的话30岁的人就不会再有创造力了。30岁的人之所以有创造力，除了年龄、记忆等等之外，他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没有了这个成长的过程，30岁就不会有创造力了。我们经济学家犯过太多这个错误，从市场上拿到一些规律一些统计，马上就建议政府做什么不做什么。比如说我们国家的钢铁行业，你可以统计说年产1000万吨的企业是具有最高效率的。所以政府规定，以后投资只能是投资1000万吨的钢铁企业，以下规模的就不可以了。那这1000万吨钢铁的企业就不会是最有效率的了，为什么？是因为1000万吨的钢铁企业本身是一个经营的结果，开始本身是一个很小的企业。我们知道很多都是很小的企业，但是打垮了好多大的企业。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最后我再强调，任何市场当中，基于市场数据得到的经验规律，都不可以用于制定政策，因为用这个制定政策本身就改变或者扭曲了经济关系本身。大数据是市场竞争的产物，所以由于是市场竞争的产物，我们再用大数据做计划经济，这固然是很可笑的一件事，在逻辑上是完全矛盾的，但是如果一定要这样做，那么我说这一定会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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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9期我讲这样一个题目，就是“大数据不能替代企业家”。马云这个讲话，大家都知道，不用多讲。首先我们要理解究竟什么叫计划经济？我还是从技术的角度来分析，我引用了这样一个东西概括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本质特点就是系统的、制度性的暴力，用强制力量否定企业家精神，剥夺个人选择的自由，创业和创新的自由。通过任何强制的、系统的力量去否定企业家精神，都可以叫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下任何企业家精神，任何创造性的思维都是不可能的。下面我从四个角度来谈一下我的观点：第一个从知识的本质；第二个从企业家精神；第三个从风险和不确定的区别；第四个从人的行为受到理念、观念的支配。这四个方面不是独立的，是相互依赖的。第一个方面，上个世纪30年代大辩论，就是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一方和兰格、勒纳为另一方的辩论。这个辩论其实在没有真正定论的情况下，兰格等计划经济的支持者单方面宣布自己赢得了大辩论的胜利。所以熊彼特就讲过，“作为一种逻辑上的蓝图，不可否认，社会主义蓝图在更高水平的理性下描绘出来了。”布里耶克说兰格等主流经济学家并没有真正理解米塞斯和哈耶克讲了什么？传统的标准解释，就是米塞斯和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不可行，是因为中央政府缺乏这种计算能力，没有办法在成千上万的数据上进行瓦尔拉斯方程求解。只要这些问题能解决，那计划经济就是可行的。兰格当然知道这个很难的，用一种试错的方式模拟市场，认为这个可以达到计划本身想达到的目的。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对于米塞斯、哈耶克来讲，计划经济真正的困难不是计划能力的限制，而是因为经济运行所依赖知识的特定本质决定了计划经济是没有办法成功的。知识的本质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静态的角度，一个是动态的角度。从静态的角度，可以说人类的知识简单概括为两类，一种是硬知识，一种是软知识。所谓硬知识是什么？你可以用语言、文字、数字、图表、公式等等表达和传递的知识。这样的知识，一旦创作以后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并且可以传播，甚至可以集中使用。比如流动力学。软知识就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数字、图表、公式表达和传递的知识，例如诀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就像老子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当然这两类知识人类都是需要的，但对创造性的决策而言，软知识更重要。这就是迈克·博兰尼所讲的，第二种软知识叫默性知识，它是所有知识的支配原则，甚至最形式化的与科学化的知识也是无一例外地遵循某种自觉或创造行为，体现的完全是默性知识。举一个简单例子，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就是硬知识，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是硬知识，再说他们怎么发现的？牛顿怎么发现万有引力？爱因斯坦怎么发现相对论？这是个软知识，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通过文字、图表、语言的方式表达出来，至于爱因斯坦和牛顿本人也是讲不清楚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计划经济的失败不在于硬知识，而在于软知识。尤其是软知识，它一定是分散的、局部的、主观的，而且在实践当中创造的，不可言说的。因而只能由当事人自己使用，不可能由其他人获得，当然也不可能被计划当局获得。你在这个位置上可以使用这个知识，不在这个位置上不可能使用这个知识。如果你获得这个知识，就像水中捞月，你能看得见，但是拿不出来。简单说，马云怎么创造阿里巴巴？即使把他每天的日记写出来，做了什么决策，甚至为什么做这样的决策等等都记录下来。其他人能由此复制马云的决策吗？不可能！马云的大部分决策都是基于他的灵感，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他日记中写的“为什么”不可能包含他实际决策时的所有所思所想，而这些没有写下来的默性知识才是最重要的。计划经济不可能模拟出来一个阿里巴巴。另一方面看知识的动态性，甭管是硬知识还是软知识，知识不是一个固定的存量，是在过去当中不断地创造出来的。这个创造力依赖于人的主动性，依赖于经济活动本身。如果这种活动不存在，那这种知识也就不存在了。米塞斯说，“市场不断地产生的信息源于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它与特定的时空环境相联系，并且只能被每一个在这个环境中行动的个体所感知。他说企业家的经营态度和活动，源于它在经济过程当中的位置。假如这个位置消失了，那么他的经营态度和活动也就随之消失。”这强调的都是知识的一个动态性。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说上世纪30年代那时候还没有计算机，并没有大数据，但是米塞斯和哈耶克有关计划经济不行的论证已经告诉我们，即使有了大数据，有了人工智能，计划经济仍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知识本质所决定的。计划机关没有办法获得制定这种计划经济所必需的默性的软知识，而且这种知识只有在动态过程中才能创造出来。计划经济从本质上存在于这样一个悖论。大数据是市场经济当中千千万万交易者自发行动的结果。那么搞计划经济是什么意思？让每一个人听命于政府安排，给他安排什么，生产什么，消费什么。这时候大数据的本质就没了。如果你说大数据可以提出来搞计划经济，大数据本身就消失了，这完全是一个逻辑下的悖论。在市场上产生了这些信息，假定没有这个市场时候，用计划手段还能够获得这些信息，这个显然是非常荒谬的。第二个理由，我从企业家的角度来谈一下，按照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观点，就是发现、创造以价格或非价格的方式传递信息，是人类企业家精神的体现。这个意义上就是说，每个人都具有一定企业家精神。按照我们通常意义上讲的，这类人是创造性特别强的人。主流经济学认为，个人决策的目标和手段都是给定的，就是资源给定、技术给定、偏好给定，最后怎么配置资源？这和企业家决策相差非常远。实际上企业家决策不是给一个目标和手段，然后寻找一个最好的手段来实现给定的目标。而是寻找、选择目标和手段本身！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手段并不是给定的，并不是能选择的结果。这个就不是一个计算问题，它是一个判断问题。简单地说，按照过去所有资源给定、技术给定、偏好给定的话，这是计算能力问题。也就是我们所有学生在上课的时候，老师布置给我们的作业，所有人都会得到一样的结果，如果你跟正确结果不一样那你就错了。但是企业家的决策不是这样的，完全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人判断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企业家精神一定是超越大数据的，企业家要做的事一定是大数据没有办法告诉他的。这个在创新中尤其如此。简单举例来讲，发明汽车的卡尔·奔茨和戴姆勒，这些人不是做马车的，如果数据能告诉我们未来能做什么，显然发明汽车的应该是在马车行业的企业家，而不是卡尔·奔茨、不是戴姆勒。同样计算机这个数据，没有办法告诉比尔·盖茨为什么要创办微软，软件产业。如果数据可以告诉他，创造微软的一定是IBM，创造软件的不会是比尔·盖茨。同样数据也没有办法告诉马化腾为什么要创造微信。如果数据可以告诉他的话，发明微信的一定不是马化腾，而是中国移动，因为他们拥有最多最新的数据。我们还可以列举好多，比如电影行业，那么哪一个电影最卖座？过去任何数据没有办法告诉你。一个电影制片公司可以获得过去几十年所有影片的大数据，包括每个影片的观众人数，观众的年龄结构、地域分布、时段分布，票房收入，但是所有大数据不能告诉我，下一个最卖座的电影是什么？举一部电影，《星球大战》当时被环球影业公司拒绝了，为什么拒绝？因为没有人知道，现在没有，未来也不会有人知道哪一部电影最卖座。图书市场也是一样。亚马逊拥有最大的图书市场数据，亚马逊可以按照每个人的购书习惯推荐给你，但是没有办法按照亚马逊的数据来计划下一个写一本什么样的书。如果一个作家、一个学者要根据亚马逊数据来写书，那十有八九他一定会失败。所以，所有的数据都是过去的，为未来提供的信息非常有限。我刚才谈到计算机的问题，为什么大型计算机企业在微型计算机上没有市场，为什么微型计算机的企业在个人电脑上没有市场？这显然不是数据能够回答的问题，如果数据能回答的话，那IBM从大型机、微型机、笔记本一直到智能手机一定是决策领先的，但数据是没有办法告诉这些东西的。最终结论是什么？不是说大数据没有用，大数据非常有用，大数据对决策很有帮助。但是真正决定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东西，也就是企业家要做的那些事情，这些是大数据没有办法告诉企业家的。第三个我讲一下风险和不确定性的问题。要理解大数据、计划经济不可行，必须要认识到风险和不确定性之间的区别。我们知道1921年弗兰克·奈特在他书里明确了这个区分。可惜他的理论至今没有改变经济学把不确定性和风险等同的状况，所以还有必要更明确提一下。根据奈特的观点，风险是可以量化的，不确定性是没有办法量化。风险是根据概率论或者统计规律服从于大数定律，可以降低、可以被保险，可以分散。而不确定性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先验概率，更没有统计概率，没有分布函数，因而是不可降低、不可被保险的。这就是说风险是外生的，今天是不是下雨是外生的，不确定性是内生的，依赖于企业家行为。人本身在做什么？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整套概率统计理论不适用于未来。概率统计学中讲的参数估计、中心极限定理、最小二乘法估计、线性因果关系等等，这些都只适应于解决风险问题，不适应解决不确定性问题。刚才谈到企业家，企业家不是给定资源、给定偏好下分配，而是有创新。因为创新本身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在很多方面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包括技术上的。奈特兄弟他在发明飞行的时候，比空气重的东西能不能飞在空气上面，技术上是不知道的。另外，苹果的iPhone 乔布斯他不是用键盘，而用用多点触控技术，这在事前是不知道的。第二，即使在技术上可行，在商业上是不是成功是不确定的，消费者是不是认可是不确定的。第三，这种技术价值一定依赖于相关互补性技术的出现。比如说激光一开始出现是没有用的，十年之后出现了纤维玻璃。但是这样的技术看着毫无相关，所以在做出激光之后，贝尔实验室甚至不主张申请专利，说这个技术没有商业价值。事实上我们知道激光出现和光纤玻璃的结合，改变了整个信息工业。现在我们之所以有互联网就是因为这个，因为过去的铜线是没有办法实现承载现代意义上的互联网信息。第四，即使前面都解决了，还是有体制和文化方面的问题。比如滴滴打车，目前的体制对共享经济有很多不认同。除了中国，西方也有很多新技术被摧毁的例子。根据当时的行业规定，当时的文化，大家不认同。包括现在说人工智能，不知道技术上是否可行。即使技术上可行，但是大家认同不认同？所有东西都被人工智能替代以后，我们需不需要这样的社会？我没有任何观点，只是举一个例子，说这个不确定性不是用风险、不是用概率算出来的。企业家在做出这方面决策的时候，最有价值的预测都是判断，都是基于他的想象力、自信心和勇气，没有办法根据现有的数据给予判断。这个毫不奇怪，大量的企业家决策是我们一般人所不能理解的。第四个观点是从观念的角度来看。传统经济学认为人的行为是受利益支配，然后只要有这个偏好，我可以算出他在什么情况下做出什么反应。其实我们知道，人的行为不仅受利益的支配，也受观念的支配。记得200年前大卫·休谟也讲得很明白，如果人的行为不仅受利益的支配，也受观念的支配的话，人的观念很难去描绘它，很难去统计它的。那这个本身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时候人的判断基于数据是不可能的。第二点意味着什么？我们看到因果关系是不确定的，这种情况跟经典力学是不一样的，而像量子力学。它的因果关系是不确定的，甚至不是单向的。同样的数据可以导致不一样的结果。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在瑞典导致了社会民主党的执政，在德国出现了希特勒。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导致政府权力不断的减少，2008年的金融危机却使得政府权力不断的增加。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当面对金融危机的时候，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措施，取决于政府信奉什么样的理念。如果我们相信凯恩斯主义，那我们就走向了更多的政府干预。如果相信奥地利学派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我们就减少政府干预，所以同样的数据，它得出的结果依赖于我们人类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这就使得预测未来变得非常的难，我们没有办法按照过去的数据预测未来。比如突然发生一个爱国主义运动，原来可能好好一个企业可能一夜之间就垮了，另一个本来破产的企业突然之间起死回生，大家都去买他的产品。食物链的崩溃，没有人是靠数据预测到的。就是最近的2016年美国大选，大数据也没有预测到特朗普会胜利。所以我说把握未来靠的是企业家精神，而不是简单靠大数据，大数据没有办法预测谁会成为下一个马云或者马化腾。马云的无人超市，他没有预料到人们都去乘凉去了，大数据没有办法告诉他，大家不是去买东西，而是去乘凉的。这是我讲的四个观点，从四个角度来看为什么大数据、计划经济是不可能的。我再补充两点：第一，我们经常讨论的计划经济和经济计划。我并不是一般地反对计划，我反对的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指中央机关制定所有人的计划，经济计划是每个人都在做。第二，我刚才讲的四个方面，全是基于认识论的，不是基于利益的。计划经济下导致激励机制的扭曲，这个大家都知道，不需要多讲。这不是说激励机制不重要，恰恰相反，激励机制的扭曲是计划经济失败的重要原因。我只想证明，即使假定不存在激励问题，大数据计划经济也是不可行的。最后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扩展的“卢卡斯批判”。我们知道卢卡斯是理性预计学派的代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卢卡斯批判是从计量经济学来的，他说“任何基于经验数据的经济模型不可以用于政策制定，如果政策实施会改变得出该政策的模型本身。”这句话说得有点绕口，但是道理很简单，就是说如果你收集那些数据做计量模型，这个模型用于政策制定，而这个政策的实施会改变了形成这个数据的基础，所以它是不可行的。我又对它做一个拓展，这个拓展就叫做任何基于市场经济的经验性规律，包括数据，都不可以应用于政策制定。因为政策的实施会改变所观察的经验规律的行为基础。举一个例子。我们做一个计量分析。比如说30岁的人最有创造力，政策根据这个，说以后科研经费只给30岁的人，其他人都不给了，因为他们最有创造力，这也是最优资源配置，那样的话30岁的人就不会再有创造力了。30岁的人之所以有创造力，除了年龄、记忆等等之外，他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没有了这个成长的过程，30岁就不会有创造力了。我们经济学家犯过太多这个错误，从市场上拿到一些规律一些统计，马上就建议政府做什么不做什么。比如说我们国家的钢铁行业，你可以统计说年产1000万吨的企业是具有最高效率的。所以政府规定，以后投资只能是投资1000万吨的钢铁企业，以下规模的就不可以了。那这1000万吨钢铁的企业就不会是最有效率的了，为什么？是因为1000万吨的钢铁企业本身是一个经营的结果，开始本身是一个很小的企业。我们知道很多都是很小的企业，但是打垮了好多大的企业。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最后我再强调，任何市场当中，基于市场数据得到的经验规律，都不可以用于制定政策，因为用这个制定政策本身就改变或者扭曲了经济关系本身。大数据是市场竞争的产物，所以由于是市场竞争的产物，我们再用大数据做计划经济，这固然是很可笑的一件事，在逻辑上是完全矛盾的，但是如果一定要这样做，那么我说这一定会失败的。
原学科带头人邓曾甲教授原学科带头人邓曾甲教授，系日本京都产业大学法律学博士，日本政府亚洲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日本爱知大学客座研究员，日本京都产业大学客座研究员、教授。该教授曾先后五次赴日访问、深造和从事研究工作，对日本民法和担保法有较深的研究，并出版了《日本民法概论》和《中日担保法律制度比较》等专著，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现学科带头人王崇敏教授现学科带头人王崇敏教授，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获民法学硕士学位。 海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民商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海南省法学会民商法学研究会副理事长。主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权制度研究》、《法学专业案例教学研究》、《法科大学生能力培养的理论与实践》等3项省部级课题的研究。出版《中国民法问题探索》专著1部，主编《合同法通论》教材1部，公开发表论文9篇。其中，《中国民法问题探索》一书获海南省第三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主持的教研课题《法科大学生能力培养的研究与实践》获海南省普通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刑法学是重要的部门法之一。本学科致力于对中国刑法学、外国刑法学、国际刑法学、犯罪学进行一体化、体系化研究，强调理论与实务相结合。在犯罪构成原理、海上恐怖主义犯罪、海盗犯罪及南海安全保障机制方面的研究处于国内领先地位；财产犯罪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特色的成果，某些研究相当深入，具有先进性；结合海南实际就犯罪学和刑事政策学开展实证研究，在未成年人犯罪、刑罚执行研究上具有探索性，在上述研究方向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年来，本学科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海上恐怖主义犯罪及海盗犯罪的刑事规制对策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财产罪基础理论研究》、持团中央项目《未成年人犯罪的区位性预防研究》等多项国家级和部级重要项目，此外还承当多项省社科项目和横向课题。近三年共计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10余部。本学科现有7位研究人员，其中教授3人，副教授2人，讲师2人，其中4人具有博士学位，两人具有博士后研究经历。学科团队年富力强，具有良好的发展潜力。本学科现设有四个研究方向：中国刑法；外国刑法；国际刑法学；4、犯罪学及犯罪心理学。 童伟华，男，1971年2月2日，湖南岳阳人，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刑法学教研室主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硕士（1997年6月），武汉大学刑法博士（2004年6月），吉林大学刑法学博士后研究人员，日本国立一桥大学法学研究科客员研究员，海南省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研究领域：中国刑法 外国刑法 国际刑法学近年代表性著作：1、《法律与宽容——以中国刑政史为视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2、《理论刑法学专论》，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3、《犯罪构成原理》：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4、《刑法总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5、《犯罪客体研究：违法性的中国语境分析》，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近年代表性论文：1、《交通过失基本犯构造论纲——以中日比较为视点》，载《法学论坛》2010年第3期；2、《日本刑法中的不法原因给付与侵占罪述评》，载《环球法律评论》2009年第6期；3、《日本刑法中违法一元与违法相对论述评》，载《河北法学》2009年第11期(人大复印资料刑事法学2010年第3期刊全文转载)；4、《论盗窃罪的对象》，载《东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4期；5、《所有权与占有的刑民关系》，载《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6、《论财产罪的法益——修正的所有权说之提倡》，载《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9年总第16辑；7、《我国法律规定视野下的不法原因给付与侵占》，载《刑法论丛》2009年总第17卷；8、《诈欺不法原因给付财物与利益之刑法分析》，载《汕头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9、《紧急行为中的刑民关系——以日本法为例》，载《太平洋学报》2008年第10期（人大复印资料刑事法学2009年第3期全文转载）；10、《儒家精神与法律宽容》，载《太平洋学报》2007年第8期；11、《论日本刑法中的占有》，载《太平洋学报》2007年第1期；12、《刑事法治视野下的宽容精神》，载《刑事法评论》2007年第20卷；13、《刑民不分与刑民有分》，载《刑事法评论》2006年总第18卷；14、《犯罪的规范属性分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3期；15、《犯罪客体不要说之检讨——以比较法为视角》，《法商研究》2005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刑事法学2005年第9期全文转载）。近年代表性课题：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海上恐怖主义犯罪及海盗犯罪的刑事规制对策研究（2009年立项）；2、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财产罪基础理论研究（2009年立项）；3、中国博士后一等基金资助项目：刑民关系基础理论研究（2006年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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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 先驱者的形象(论文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3月版 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9月初版，2000年12月再版 文化与文艺，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灵魂的挣扎(论文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6月版 历史的沉思（论文集），陕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版 现代作家新论（论文集），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1月版 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 突破盲点：世纪末社会思潮与鲁迅（王富仁、赵卓合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雷雨》导读，中华书局，2002年2月版 中国的文艺复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古老的回声，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 中国现代文化指掌图，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2月版 语文教学与文学，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版 王富仁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 王富仁序跋集（上、中、下），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版 ?鲁迅纵横观(译著)，原著者(俄)B·谢曼诺夫，王富仁、吴三元合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5月 鲁迅论集（韩文版），金贤贞译，韩国釜山世宗出版社，1997年8月 蝉声集（散文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96年 蝉声与牛声（散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说说我自己（学术随笔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 呓语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4月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大系（编著、与韩国柳凤九合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中国现代小说短篇小说精选，西北大学1999年版 中国现代美文鉴赏，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闻一多名作欣赏，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 中国现代小说卷，王富仁、孙晓娅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年11月版 中国现代散文卷，王富仁、梁鸿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年11月版 端木蕻良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鲁迅小说选读，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3月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任主编之一） 语文（七年级上册）， 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语文读本（七年级上册），同上 语文教师用书（七年级上册），同上 语文（八年级上册），同上 语文读本（八年级上册），同上 语文读本（八年级上册），同上 语文教师用书（八年级上册），同上 《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1986年获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奖三等奖。 《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1990年获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颁发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一等奖。 《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1998年获北京师范大学首届科学研究奖一等奖。 《闻一多诗论》1996年获中国闻一多研究学会颁发的闻一多研究三等奖。 《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2002年12月获北京市第7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2002年10月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首届王瑶学术奖优秀论文二等奖。 《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2002年5月获北京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2002年9月入选《江苏社会科学优秀论文精选》,并荣获一等奖。 《西方话语与中国现当代文化》2005年4月获中共广东省宣传部优秀论文奖，2005年3月获汕头大学2004年度科研成果奖。 2003年受聘汕头大学终身教授以来，提出了“新国学”的现代学术理念，引起了国际、国内的强烈反响。担任汕头大学新国学研究中心主任，负责编辑《新国学研究》辑刊，已经出版、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如下： 新国学研究（1—4），汕头大学新国学研究中心主编，已出版4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2006年版 把汕头大学建设成“新国学”的研究基地，《汕头大学》（校报）2003年9月15日 舜与中国文化，《云梦学刊》2004年 第1期，王田葵、何红斌著《〈舜文化传统与现代精神〉序》，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5月版 新国学论纲 ，《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3期连载《新国学研究》第1期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文化研究》2005年第11期转载 老子哲学的逻辑构成，《新国学研究》第2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孔子社会学说的逻辑构成（上），《文史哲》2006年第2期，《新国学研究》第3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4月版 孔子社会学说的逻辑构成（下） ，《文史哲》2006年第3期 孟子国家学说的逻辑构成：从孔子到孟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5－8期，《新国学研究》第4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年7 月 关于“新国学” ，《东亚文化与中文文学》（香港号），2006年2月版 在语文教学中必须同时坚持三个主体性，《语文学习》2003年第1期 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上），《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下） ，《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中国人与犹太人，《东方文化》2003年第1期 自然·社会·教育·人――鲁迅回忆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赏析，《语文学习》2003年第2期 触摸语言――徐志摩《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赏析，《语文学习》2003年第3期 推荐冯至《山村的墓碣》，《语文建设》2003年第4期 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东北作家群·端木蕻良（一），《文艺争鸣》2003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3年第5期转载 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东北作家群·端木蕻良（二），《文艺争鸣》2003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3年第5期 转载 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东北作家群·端木蕻良（三）， 《文艺争鸣》2003年第3期 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东北作家群·端木蕻良（四）， 《文艺争鸣》2003年第4期 怎样感受人？怎样感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语文学习》2003年第5期 文事沧桑话端木――端木蕻良小说论（一）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3期 粱实秋《雅舍》赏析，《现代散文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3年6月版 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3年第4期摘编 如何看待新诗的成就？ ，《新华文摘》2003年第8期论点摘编 当代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黄河》2003年第5期 文事沧桑话端木――端木蕻良小说论（下），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4期 “西方话语”与中国现当代文化， 《文学评论》 2004年第1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4年第2期转载，收入《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 文化的光芒与阴影—何希凡《在文化的光芒与阴影下》序， 《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1期 传播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读书》2004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4年第7期转载 由法布尔的《昆虫记》引发的，收入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中心合编，《2002年鲁迅研一些思考究年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论当代文化界的社会结构，收入陈学超主编《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香港教育学院2004年 平民文化与中国文化特质， 《文艺争鸣》2005年第1期 最是鲁迅应该读――关于中学版鲁迅作品教学的几点思考，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小说选读》，2005年3月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中国现代文学教育，《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励耘学刊》2005年第1辑 鲁迅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中学语文教学》2005年第1期作用 我们为什么需要儿童文学？， 《中国教育报》2003年5月26日 学术断想， 《东方论坛》2005年第2期 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 《河北学刊》2005年第5期 现实空间·想象空间·梦幻空间， 《汕头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6期 为新诗辩护 ，《文学评论》，2006年第1期 “小小说”与“大小说” ，《小说评论》, 2006年第1期 物质世界·精神世界·话语世界 ，《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我看中国的鲁迅研究 ，《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1辑，《新华文摘》2006年第7期全文转载 延安文学有重新加以研究的必要 ，《学术月刊》2006年第2期，《新华文摘》2006年第10期全文转载 今天研究左翼文学的意义：“中国左翼文学国际研讨会”闭幕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6年第2期 国家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孟庆澍《无政府主义与五四新文化》代序， 《无政府主义与五四新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 厦门时期的鲁迅――穿越学院文化，《厦门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读什么？怎么读？，《名作欣赏》（初中版）2006年第8期 莫用学生的主观性取代教师的主体性，《中国教育报》2006年7月30日 有关左翼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东岳论丛》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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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学概论 陕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西厢记简说 作家出版社1957年出版。诗的形象及其他 长江文艺出版社1958年出版。白居易诗选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1958年第1版。《滹南诗话》校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5月出版。《瓯北诗话》校点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2月出版。《原诗》、《诗说晬语》校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文艺散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文艺学简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唐宋诗文鉴赏举隅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唐音阁吟稿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唐音阁诗词集 台北百骏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1年出版。万首唐人绝句校注集评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唐诗精选评注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唐宋名篇品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历代好诗诠评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唐音阁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出版。唐音阁诗词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出版。唐音阁鉴赏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出版。唐音阁随笔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出版。唐音阁译诗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出版。唐音阁影记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出版。唐音阁杂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出版。绝妙唐诗 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 序言 《明人小品选》序（《江苏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1982年01期） 《郭沫若史剧理论研究》序（《人文杂志》1986年 06 期） 《古代戏剧赏介辞典·元曲卷》序（《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01期） 《文学社会理性研究》序（《人文杂志》1987年05期） 简论李调元《诗话》——《李调元诗话评注》序（《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01期） 唐代绝句的魅力与全面整理——《万首唐人绝句校注集评》前言（《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03期） 漫谈绝句和绝句鉴赏——《历代绝句精华鉴赏辞典》前言（《唐都学刊》1991年04期） 唐人咏陕诗简论——《陕西省志·诗歌志》唐代部分前言（《渭南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01期） 《唐诗风流佳话》序（《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05期） 一部具有开拓性的诗论——《当代少数民族诗人论》序（《文艺理论与批评》1997年01期） 《世纪颂》序（《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05期） 《元稹集编年笺注》序（《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04期） 《邱星作品集》序（《杜牧文学成就与思想研讨会论文集》，2003年） 何金铭《乐在傻等》序（《杜牧文学成就与思想研讨会论文集》，2003年） 《王锋旧体诗选》序（《陕西日报》2003年7月6日） 《中国诗歌理论史》序（《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03期） 《三馀诗词选》序（《中华诗词》2006年01期） 《诗经文学阐释史》（先秦-隋唐）序（《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01期） 《鹏翔无疆——〈庄子〉文学研究》序（《长江学术》2006年03期） 论文 从《北征》看“以文为诗”（《人文杂志》1979年01期） “诗述民志”——孔颍达诗歌理论初探（《文艺理论研究》1981年01期） 反阉党斗争的赞歌——评《五人墓碑记》及其他（《人文杂志》1981年01期） 其事何长其言何简——说杜甫《石壕吏》（《名作欣赏》1981年02期） 说李白送友人入蜀（《名作欣赏》1981年04期） 说杜荀鹤《再经胡城县》（《名作欣赏》1981年05期） 含蓄蕴藉寄托遥深——说张九龄《感遇》（十二首选二）（《名作欣赏》1982年01期） 含蓄一例——说杜甫《曲江二首》（《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01期） 论白居易的田园诗（《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03期） 说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名作欣赏,》1983年01期） 说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02期） 感觉、视觉和听觉的交替与综合——说陈与义《早行》诗的艺术特色（《文艺理论研究》1983年02期） 陆诗鉴赏两题（《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04期） 苏诗例释（《文史哲》1983年06期） 绝妙的讽刺小品——说朱熹《记孙觌事》（《名作欣赏》1984年01期） 江湖夜雨十年灯——黄庭坚的《寄黄几复》（《古典诗词名篇鉴赏集》，《文史知识》编辑部编，中华书局，1984年） 宋诗鉴赏二题（《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05期） 甲光向日金鳞开——说李贺的《雁门太守行》（《唐都学刊》1985年01期）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说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文史知识》1985年01期） 韩偓年谱（与邓小军合撰，《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03期、04期、1989年01期） 论宋诗（与邓小军合撰，《文史哲》1989年02期） 两种思维的冲突与史学家的苦闷——司马迁天人观与思维方式论略（与尚永亮合撰，《人文杂志》1989年01期） 意境幽瑟尺幅千里——潘牥《南乡子·题南剑州妓馆》赏析（《名作欣赏》1991年01期） 司马相如赋的主体特征和模式作用（与尚永亮合撰，《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01期） 《阿房宫赋》鉴赏（《中华文学鉴赏宝库》，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 关于李商隐《夜雨寄北》的理解——答丘汝腾先生（《运城学院学报》1998年01期） 杜甫与偃师（《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01期） 韩文阐释献疑（《文学遗产》2000年01期） 试论词的创新——关于创作“自由词”的浅见（《中华诗词》2002年01期） 简论近体诗格律的正与变（《文学遗产》2003年01期） 《柳笛集》漫议（《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01期） 论《孟子》、《庄子》中的孔子形象（与霍建波合撰，《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04期） 杜甫卒年新说质疑（《文学遗产》2005年06期） 试论王绩诗文的独特意蕴（与梁静合撰，《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03期） 纪行诸赋的启迪,五言古风的开拓——杜诗杂论之一（《文学遗产》2006年04期） 论王安石的晚年禅诗（与张小丽合撰，《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06期） 书评 对句、楹联仍有生命力——读《中国文学的对句艺术》随感（《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0年02期） 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开拓——评王锺陵著《中国中古诗歌史》（《学术月刊》1990年10期） 评吴功正著《六朝美学史》（《文学评论》1996年03期） 评吴功正《唐代美学史》（《文学评论》2000年04期） 评徐宗文著《三馀论草》（《文学评论》2005年06期） 评陈文新主编的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文学评论》2007年01期） 杂文 论于右任诗的创新精神（《人文杂志》1984年03期） 研究韵文，开创一代新诗风（《中国韵文学刊》1987年创刊号） 论素质教育与中华诗词进校园（《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03期） 霍松林治学录（《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01期） 绝句“易作而难工”（《中华诗词》2002年04期） 古典文学与素质教育（《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01期） 试作新声新韵律绝的体验和感想（《中华诗词》2004年01期） 人物评价霍松林数十年如一日，刻苦治学，献身教育，培养后学，勤奋著述，赢得了国家、人民和海内外文化界的赞许。1985年被评为陕西省优秀教师，1986年起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87年应客员教授之聘，赴日本明治大学、信州大学等校讲学，在东京作唐诗研究公开讲演，载誉而归。1989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1990年，被选为世界杰出领先人物。1991年，荣获国家特殊津贴。其治学经历和学术成就，载入国内各种社会科学家传略、文学家辞典、《中国当代名人录》和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大洋洲及远东地区名人录》、美国国际传记中心《世界杰出领先人物名人录》。现任陕西师大文学研究所所长，中文系名誉主任。兼任青岛大学、西安联合大学教授。其学术职务，主要有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华诗词学会副主席，陕西省诗词学会会长，中国韵文学会、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当代诗人词家代表作大观》编委会顾问，美东诗友会顾问、纽约四海诗社名誉社长，美国国际传记研究中心指导委员会副主席、及顾问委员会顾问等等。霍松林年近古稀，依然奋进不已。指导六名博士生撰写论文。他主编的《万首唐人绝句校注集评》、 《历代绝句精华鉴赏辞典》、 《中国诗歌理论史》、 《历代诗词曲论专著提要》、 《辞赋大辞典》、 《戏曲大辞典》、 《风俗大辞典》等或即将出版，或接近完成。他主持的《新编全唐五代文》，含校勘、·编年、补遗各项；经普查文献，广搜金石，在请编《全唐文》基础上可补入上万篇文章，全书约四千万字，将为弘扬中华文化作出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