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我主要不是来回答问题的，我是想问您：读者自创刊以来，价格走势是怎样的？也即创刊时的定价3元是怎样一步一步到如今的定价4元的？我写东西要用到，多方查找都没有相关的数据。非常感谢！！！ 创刊号如今已经到了数千元；05年以前的读者能见到全年的已属不易，如果32年来的读者，（从一开始的双月刊到月刊、半月刊）总本数超过500本；如此巨量且完整的藏品，我估计总市值在15万以上。满意请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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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记录当时历史背景的实物，其独特的办刊指导宗旨、时代背景及致读者、寄语读者、编者的话和发刊词、创刊词、报刊头题字的信息来源等，非常值得探讨，对后世有着真实历史资料和佐证史实的研究价值。因此，创刊号是具有指导性、资料性、鉴赏性和趣味知识性的史料文献性实物，它的收藏在现实社会中有着深远的意义。创刊号的收藏非常值得研究，除了具有文化艺术欣赏性以外，它还具有较高的投资升值潜力。在一些拍卖会上，报刊创刊号的成交价格令人心动。曾经有50本旧杂志创刊号以7000元成交，与珍籍罕本的价值比肩而立，这说明创刊号的收藏有着让人十分看好的投资前景。报纸和杂志越是年代久远，存世量越少，就越珍贵，报刊的创刊号更可谓凤毛麟角。所以，报刊的创刊号得到了众多藏家及历史爱好者的关注和青睐。在1995年秋的中国首届藏品报刊拍卖会上，一份1946年7月1日的《人民日报》创刊号被拍到3580元；《南京周末》创刊号以5000元拍出，《中国剪报》、《北京日报》的创刊号分别以2000元和880元成交；《辽宁广播电视报》和《羊城晚报》创刊号以1万元成交。2001年中国书店第13次大众收藏书刊资料拍卖会上，有一港商欲以百万元购买杂志创刊号收藏家冯建忠的藏品。国内外很多藏家和研究机构争相收藏报刊创刊号。从历史角度看，创刊号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文献资料，其价值会越来越高，备受重视。随着创刊号收藏队伍人数的增多，收藏愈发艰难，存世的创刊号会越来越少，所谓物以稀为贵，收藏投资的价值便更加明显。创刊号可分为珍稀和一般两大类型，如《红色中华报》、《湘江评论》、《红旗》、《红军日报》、《新青年》、《热血日报》、《中国青年》等，都是历史遗留下的十分稀罕的珍品，一般价值在上百元乃至二三万元不等。当代的报纸杂志创刊号虽说收藏价值有限，但也有一些珍品，如《华西都市报》、《中国书法》、《文物》等一般性创刊号，价位都在百元甚至千元以上。上述两大类创刊号在藏市上的价值不菲，收藏投资的上涨趋势明显，被收藏投资者看好。藏市中还可以看到一些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创刊号，如1933年6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创刊的《斗争报》便是民间收藏的珍品，其为研究党史、新闻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价值难以估量，属国家一级文物。报纸和杂志创刊号的升值潜力已不容忽视。作为一种集知识性、趣味性、艺术性为一体的收藏投资项目，它可为收藏投资者创出意想不到的美好“钱”途 。
时尚编辑室的创刊号是：甜心童话。相关介绍：创刊号是办刊人奉献给读者的见面礼，她因初次和读者见面，往往要先进行一下自我介绍，如办刊的宗旨、风格、栏目设置、编辑人员组成、来稿要求等等，是每一个刊物的出生证明，因此，杂志的创刊号就极具收藏价值。2000年2月15日《 上海译报》曾经报道， 日本《东京大学报》曾以100万日元（约合5万美元）的奖金，征集80年前该报的创刊号 。该报创刊于1920年12月25日，当时的印量达10万，但由于年代久远，加之 地震和二次大战致使创刊号至今仍无法找到。杂志创刊号是杂志的出生证，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因而受到了广大藏书者的青睐，但是，创刊号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因此，识别它们还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才行。封面印有“创刊号”、“诞生号”、“首发卷”等字样的杂志。这种创刊号是最便于识别的一种。但也有一些杂志将改刊号当作创刊号的。如《围棋》杂志更名为《新民围棋》的1994年7月号，封面印着“创刊号”，实际上是总第273期，应为改刊号。它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刊号，仍然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
时尚编辑室的创刊号是甜心童话。创刊号是办刊人奉献给读者的见面礼，她因初次和读者见面，往往要先进行一下自我介绍，如办刊的宗旨风格栏目设置编辑人员组成来稿要求等等，是每一个刊物的出生证明，因此杂志的创刊号就极具收藏价值。时尚编辑室创刊号的特点创刊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记录当时历史背景的实物，其独特的办刊指导宗旨、时代背景及致读者寄语读者，编者的话和发刊词创刊词报刊头题字的信息来源等，非常值得探讨，对后世有着真实历史资料和佐证史实的研究价值。杂志创刊号是杂志的出生证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因而受到了广大藏书者的青睐但是创刊号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因此识别它们还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才行，封面印有创刊号诞生号首发卷等字样的杂志，这种创刊号是最便于识别的一种，但也有一些杂志将改刊号当作创刊号的。
我40元买的 1999年 现在180--200 拍卖会260
旧杂志是一元一本，不过有喜欢收藏科幻的朋友或许会高价收购，我找今年二月份和八月份的已经买不到了，如果你有我果断收藏。
我40元买的 1999年 现在180--200 拍卖会260
同意楼上的，真值不了多少钱，楼主真心喜欢科幻的话还是不要卖了。
对啊，我们这里的杂志一般是五元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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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的应该是1996年的版本重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三十年》1987年出版了第一版，在1991和1996年分别对其封面进行修改，内容无变化。所以你说的1997年版应该是1996年那个版本。1998年对其中的一些内容进行了修订，成为修订本。修订内容如下： 一 “本章年表”中的瑕疵及补订（一）前后表述不一致1．“第四章通俗小说（一）”正文中说：“1912年同年出现的徐枕亚的《玉梨魂》、吴双热的《孽冤镜》，还有李定夷的《霣玉怨》，三人被称为‘三鼎足’。”（第71页）该章所附“本章年表”1914年条下写道：“7月李定夷《霣玉冤》由国华书局出版”（第100页）。补订：李定夷所写的是《霣玉怨》，而非《霣玉冤》。“第十章 茅盾”所附“本章年表”1933年条下说“2月《子夜》由开明书店出版”（第184页）；“第十四章 小说（二）”所附“本章年表”1933年条下又说“1月茅盾小说《子夜》（长篇）由开明书局出版”（第257页）。补订：经朱金顺先生考证，开明书店共出版两种《子夜》初版本，一种是1933年1月出版的平装本，一种是1933年4月出版的精装本。[3]“本章年表”先是说《子夜》初版于1933年2月，后又说初版于1月。有两个“证据”似可证明前一说法。一是茅盾本人在回忆录中说：“《子夜》初版印出的时间是一九三三年二月初，我从开明书店拿到了几本样书后,就在二月四日和德沚一起，拿上《子夜》，还带了儿子，到北四川路底公寓去拜访鲁迅。”他还在引用瞿秋白《读子夜》时加注说：“瞿秋白此评写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六日，《子夜》出版在三三年二月──这是实际出版的时间,开明版《子夜》的版权页上印的初版时间是三三年四月。”[4]二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现藏一本“民国廿二年二月”开明书店版《子夜》。然而，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为再版本，并非初版；据朱金顺先生说，他收藏的《子夜》三版本版权页上，标明“民国廿二年一月初版发行”。此外，1933年2月3日《鲁迅日记》载“茅盾及其夫人携孩子来，并见赠《子夜》一本”。倘若如茅盾所言“《子夜》出版在三三年二月”，那么，以当时印刷周期，这年2月3日茅盾怎能赠送《子夜》一书给鲁迅？因此，该书初版于1933年1月。不过，1月出版的，只是《子夜》平装本，因为，茅盾回忆说，他赠送鲁迅的是平装本，“精装本尚未印出”。那么，精装本初版于何时？1933年6月19日《鲁迅日记》有“午后保宗来，并见赠精装本《子夜》一本”。5说明，此时《子夜》精装本已出。目前，精装初版本较罕见，陈子善先生说，他曾在日本关西大学图书馆的“增田涉文库”见过1936年茅盾赠送增田涉的精装初版本，此外，上海图书馆收藏有一本，其出版时间均为1933年4月。3．“第十三章 沈从文”所附“本章年表”1934年条下有“10月《边城》（中篇小说）由生活书店出版”。（第292页）“第九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二）”所附“本章年表”1934年条下却写道：“同月沈从文《边城》在《国闻周报》第11卷第11期连载，至第16期止，单行本本年9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第219页）补订：沈从文的《边城》由上海生活书店于1934年10月出版。4．“第十二章 巴金”所附“本章年表”1931年条下有“夏 作《雾》。连载于《东方杂志》第28卷第20至23号”。（第272页）而“第十四章 小说（二）”所附“本章年表”1931年条下却写道：“10月始 巴金《雾》（中篇）连载于《东方杂志》第28卷第19至第23号。”（第333页）补订：巴金的《雾》在《东方杂志》的连载开始于第28卷第20号，页码为第89—102页。（二）表述与史实不符5．“第六章 新诗（一）”所附“本章年表”1926年条下说：“5月 闻一多的《诗的格律》发表于15日《晨报副镌·诗刊》。”（第144页）补订：（1）经查《晨报副刊》，闻一多的《诗的格律》发表于《诗镌》第7号（1926年5月13日出版）。（2）把徐志摩、闻一多等在《晨报副刊》编办的诗歌周刊称为“《晨报副镌·诗刊》”，不妥。尽管徐志摩等当事人以“诗刊”称之，如《诗刊弁言》（发刊词）、《诗刊放假》（终刊词），但考虑到①闻一多曾亲自为这个诗歌专刊画了刊头画，画中写着“诗镌”二字（无“诗刊”），②“《晨报副镌·诗刊》”的简称“诗刊”容易与1931年徐志摩等创办的《诗刊》相混淆。故，建议以《诗镌》或《晨报副刊·诗镌》称之。6．“第九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二）”所附“本章年表”1934年条下写道：“同月沈从文《边城》在《国闻周报》第11卷第11期连载，至第16期止。”（第169页）补订：经查《国闻周报》，《边城》全文分11次分别发表于1934年1月1日—21日、3月12日—4月23日《国闻周报》第11卷第1—4期、第10—16期。7．“第九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二）”所附“本章年表”1933年条下写道：“12月沈从文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第219页）补订：《大公报·文艺副刊》于1933年9月23日创刊。创刊前一日，《大公报》曾刊登《本报增刊“文艺副刊”启事》：“本报现约定郑振铎，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梁思成，金岳霖，余上沅，杨金甫，沈从文诸先生及林徽音女士，编辑《文艺副刊》。”[6]可见，当初《大公报》社约定的《文艺副刊》编辑有10人之多，而沈从文只是其中之一，且排名倒数第二位。当然，这并不能推翻一些研究者认为此时由杨振声和沈从文共同负责编辑《文艺副刊》的说法[7]，因为，把郑振铎、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等“前辈”列入编辑名单，有可能：一是为了借助其名声，二是他们参与编辑但不负主要责任，实际上的主编只是杨、沈二人。那么，有没有可能“12月沈从文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从现存资料看不出这点。周作人是《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要撰稿人。查《周作人日记》，1933年9月10日记载：“（下午）四时往达子营三九（号），应沈（从文）君茶话之约，谈《大公报》‘文艺’副刊作文事。”从同年10月开始，周作人的日记中，几乎每月都有出席《大公报·文艺副刊》聚会的记录。如10月22日，“午（和俞平伯）同往北海漪澜堂‘文副’之会，来者今甫、从文、废名、余上沅、朱孟实、振铎等共八人”；11月26日，“午往丰泽园应《大公（报）》‘文副’招，来者金甫、从文、平伯、佩弦、西谛、健吾、巴金、梁思成君夫妇等”。[8]在《周作人日记》中，每次都先述“今甫、从文”之名，显见杨振声、沈从文是聚会的主要人物。而与会之人，都是当初《大公报》约定的《文艺副刊》编辑，由此更可见，也许沈从文所做具体编辑事务较多，但这并不能说明就他一人是主编，事实是杨振声、沈从文两人负责主编。这是我们在介绍《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时，应该予以说明的。（至于1933年12月之后是否由沈一人主编，已不在本文讨论之内）8．“第十六章新诗（二）”所附“本章年表”1931年条目载：“1月徐志摩主编《诗刊》创刊（本年9月移交陈梦家主编），创刊号发表梁实秋的《新诗的格调及其它》。”（第287页）补订：（1）徐志摩并未在“本年9月移交陈梦家主编”《诗刊》。理由如下：第一，第三期《诗刊》版权页标明“二十年十月五日出版”，也就是说，第三期直到1931年10月5日才出版；而刊登在这期的《叙言》是徐志摩撰写的，从其内容也可知，这期由他主编。因此，直到1931年10月5日第三期出版，徐志摩并没有把主编移交其他人。第二，1931年下半年，由于任教于北京大学等高校，徐志摩多数时间住在北平，虽然数次回上海探亲，但他毕竟对于编辑部设在上海的《诗刊》编务已多有不便。正是考虑到这点，徐在第三期《诗刊》“叙言”中公布了两个收稿人和通讯地址，第一个是“邵洵美上海二马路中央大厦一九号”，第二个是“徐志摩北平米粮库四号”。这说明：直到第三期出版之后，徐志摩仍然没有把《诗刊》移交陈梦家主编，否则，他为何不公布陈梦家的通讯地址？第三，1931年12月，陈梦家在为《诗刊》第四期撰写的《叙语》中说：“三期的《诗刊》刚露出一点嫩芽，对花园起始照管的人听了上帝的吩咐飞上天去，他在那里？”所谓“对花园起始照管的人”，就是徐志摩。也就是说，按照陈梦家的说法，“三期的《诗刊》刚露出一点嫩芽”，徐志摩就死了（“听了上帝的吩咐飞上天去”）。此说颇可疑。倘若陈梦家所说无误，则直到徐志摩遇难的1931年11月19日，《诗刊》第三期尚未编辑就绪（“刚露出一点嫩芽”）。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第三期已于徐志摩遇难前一月出版。由此也可推断，陈梦家话中的“三期的《诗刊》”有误，应为“四期的《诗刊》”。也就是说，陈梦家那句话，不能证明他担负了第三期的主编。第四，陈梦家主编的是《诗刊》第四期。关于这点，陈梦家在刊登于第四期卷首的《叙语》中有清楚的交代。此外，从1931年12月他写信让胡适把徐志摩遗留在北平的《诗刊》稿件寄给自己[9]，也可见第四期由他主编。（2）经查《诗刊》创刊号，梁实秋发表在该期的文章标题为《新诗的格调及其他》，而非《新诗的格调及其它》。二 正文中的瑕疵及补订9．修订本仍以初版本中王瑶先生1985年所写的《序》作为序言。王瑶先生在《序》中谈及“在不同时期出版的各种有关现代文学史的著作”时，列举了其中三部“较早的著作”，即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年）、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28年）和周作人《中国新文学之源流》（1932年）。补订：（1）胡适那篇文章的标题，出现了两种写法，一为《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一为《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该文系胡适应邀为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而作。据《胡适日记》，1922年2月6日：“开始做《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一文。”3月3日：“回家，作文，到十二时，居然把《五十年的中国文学》做完了。”3月7日：“《五十年之中国文学》抄成了，又改作一节。”3月10日：“孑民先生有信，他很赞许我的《五十年的中国文学》。”10可见，在胡适那里，该文多数时候题为《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1923年2月，该文被收入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特刊《最近之五十年》由申报馆出版，题为《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4年3月，该文收入“五十年来之世界文学”由申报馆出版单行本。需注意，据1924年3月申报馆印刷发行的单行本，其封面标题为《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而正文中的页眉却写为“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很可能由于这个缘故，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出版的阿英选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中，“论文集”所列《胡适文存二集》的目录中，写为“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而“专著”所列目录中却作“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据查，1924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初版《胡适文存》时，此文标题为《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后来，此文标题大都写作“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比如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2003年9月出版的《胡适全集》。既然如此，《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是几乎通行的写法，王瑶先生并没有像某些读者认为的“写错了胡适那篇文章的标题”。但王瑶先生认为这篇文章发表于1922年，却有误。由前引《胡适日记》可知，《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写于1922年2—3月，初稿写完后，胡适还先后请蔡元培、鲁迅为此文提意见，1922年8月21日鲁迅致信胡适说：“大稿已读讫，警辟之至，大快人心！”[11]需要指出，在上海书店1987年3月影印出版的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特刊《最近之五十年》扉页，有一段上海书店的出版说明，声称该影印本据“1922年2月初版本影印”，这显然有误，应据“1923年2月初版本影印”。（2）周作人那一部书的题目应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2]。10．“第六章 新诗（一）”在谈到早期白话诗人时写道：“新青年社中的沈尹默（1883—1971年）和新潮社俞平伯（1900—1990年）、康白情（1896—1958年）、傅斯年（1896—1950年）。”（第95页）。其中，康白情的生卒年有误。补订：直到20世纪80年代，康白情的生卒年仍扑朔迷离、众说纷纭。可能由于这个缘故，初版本没有注明其生卒年。进入90年代后，陆续出现了一些考辨康白情生卒年的文章。经管林等考证，康白情生于1896年，卒于1958年[13]。修订本显然采纳了此说。管林是康白情建国后在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时的学生，后长期任教于该系，故其言本应可信。但，2006年12月华南师范大学举办了“康白情新诗创作研讨会”，与会的60多位专家学者中有些是康白情当年在华南师院时的同事、学生，他们对于康白情生于1895年、卒于1959年没有提出异议。[14]管林根据当年与康白情同事的老教师的回忆，以及康白情生前写的有关材料，认为:“康白情于1896年4月9日（即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诞生于四川省安岳县来风乡井家沟的一个地主兼商业的家庭中。”[15]后来论者都从此说。笔者在华南师范大学查阅的康白情档案，也与管林的这一说法吻合。但，康白情的卒年应该是1959年而非1958年。据笔者在广东省档案馆和华南师范大学查阅的相关档案，1958年4月8日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将康白情定为“一般右派分子”，同年5月康白情在华南师院办理退职手续后不久回家乡。曾专程前往四川省安岳县采访的范奎山说：“康白情的亲友回忆说,他死在巫山县他当年为军阀当幕僚的朋友家中，病死原因是得了霍乱，时间是1959年。”[16]11．“第九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二）”：“1927年春创办新月书店，由胡适任董事长。”（第156页）补订：陈从周编《徐志摩年谱》1927年条下载：“春 与胡适之邵洵美等筹设新月书店于上海。”[17]学界大都从此说，修订本亦不例外。而实际上，新月书店创办于1927年7月1日。有两则史料为证：① 1927年6月29日、30日和7月1日，《申报》连续三天刊登《新月书店开张启事》，明确说，新月书店“定于七月一号正式开张”；② 7月2日，即新月书店开张次日，梁实秋主编的《时事新报·青光》刊出署名“严家迈”的《新月书店参观记》，详细报导了刚开张的新月书店情形，文中说：“胡适之、徐志摩等所办之新月书店，本月一日开张。”12．“第十四章小说（二）”介绍刘呐鸥时，附注其生卒年为“1900—1939”。（第251页）补订：大陆文学界一般认为刘呐鸥生于1900年，卒于1939年。持这种观点的有邵伯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马良春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谭楚良《中国现代派文学史论》（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陈安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许道明《海派文学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而台湾地区学者大都认为他生于1905年、卒于1940年。[18]首先说生年。姑且不看台湾地区学者判定刘呐鸥生于1905年的理由，《读书》（1998年第10期）发表了彭小妍《刘呐鸥1927年日记──身世、婚姻与学业》。据刘呐鸥1927年日记，他的出生日期是1905年9月22日。这个记载应该不会错；1905年也不可能是1900年的误记。因为，日记中说“1912年7岁入盐水巷公学就读”、“1918年13岁毕业进入台南长老教中学”……刘呐鸥在日记中误记一次是可能的，多次误记就不大可能，更何况刘呐鸥所写的是日记。可见刘呐鸥于1905年9月22日出生。关于刘呐鸥被枪杀一事，1940年9月4日《申报》刊登了《福州路昨日血案 刘呐鸥被击死》，兹摘录关键的一段话如下：被击殒命之西装男子，经查悉名刘呐鸥，福建人，年四十一岁，为一新文学家。中日战前，曾任南京中央摄影场编导部主任，旋于去年任日方与亚院文化局所设之中华影业公司总经理。除死者年龄与刘呐鸥不符之外，姓名和主要事件均相同（刘呐鸥祖籍福建）。并且，同年9月5日《申报》有一条报道说，“因恐刘呐鸥被杀后，某方团体今日拟施报复暴行”[19]，警务当局采取了戒备。说明，9月4日报道的刘呐鸥被杀事件非虚。因此，刘呐鸥于1940年9月3日被枪杀于上海为实。13．“第十六章新诗（二）”中说：“新月派诗人曾试图引入多种西方诗体……转借十四行诗的试验，却产生了一批成果，如孙大雨的《决绝》、饶孟侃的《弃儿》、卞之琳的《一个和尚》、朱湘的《十四行英体》之十二、陈梦家的《太湖之夜》、罗念生的《自然》、李惟建的《祈祷》等。”（第361页）据此，显见著者视罗念生为新月派诗人。补订：罗念生不是新月派诗人。理由：（1）除朱湘外，罗念生与徐志摩、陈梦家等新月派诗人素无往来；（2）罗念生没有在新月派编办的刊物发表过诗作；（3）1929年罗念生赴美留学，直到1934年才回国，是时新月派已解体。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创刊号是办刊人奉献给读者的见面礼，她因初次和读者见面，往往要先进行一下自我介绍，如办刊的宗旨、风格、栏目设置、编辑人员组成、来稿要求等等，是每一个刊物的出生证明，因此，杂志的创刊号就极具收藏价值。 2000年2月15日《上海译报》曾经报道，日本《东京大学报》曾以100万日元（约合5万美元）的奖金，征集80年前该报的创刊号 。该报创刊于1920年12月25日，当时的印量达10万，但由于年代久远，加之地震和二次大战致使创刊号至今仍无法找到。 杂志创刊号是杂志的出生证，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因而受到了广大藏书者的青睐，但是，创刊号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因此，识别它们还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才行。下面我们针对不同形式的创刊号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封面印有“创刊号”、“诞生号”、“首发卷”等字样的杂志。这种创刊号是最便于识别的一种。但也有一些杂志将改刊号当作创刊号的。如《围棋》杂志更名为《新民围棋》的1994年7月号，封面印着“创刊号”，实际上是总第273期，应为改刊号。 封面、版权页或目录页印有“第1期”，“总第1期”字样的。也有一些创刊号是总第2或3、4、5等，这主要与该刊创刊前有几期试刊号有关。 封面、版权页或目录页印有“第一卷第一期”或“第一卷第一辑（集）”字样的。这是解放前的老期刊中比较常见的样式。 （如中国民间医药第一卷第一号） 增刊第一期（辑）。如新体育杂志社1981年出版的增刊《武术健身》 丛刊第一期（辑）。如《电影戏剧》 有“发刊词”和“代发刊词”等字样的杂志。 在“编者的话”和“约稿”等文字中说明是创刊号的杂志。 有些期刊既无总期数又无“创刊号”和“发刊词”等明显的标识，则必须查找工具书或根据后面的期号往前推算。如《书法》和《祝您健康》等等。
创刊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记录当时历史背景的实物，其独特的办刊指导宗旨、时代背景及致读者、寄语读者、编者的话和发刊词、创刊词、报刊头题字的信息来源等，非常值得探讨，对后世有着真实历史资料和佐证史实的研究价值。因此，创刊号是具有指导性、资料性、鉴赏性和趣味知识性的史料文献性实物，它的收藏在现实社会中有着深远的意义。创刊号的收藏非常值得研究，除了具有文化艺术欣赏性以外，它还具有较高的投资升值潜力。在一些拍卖会上，报刊创刊号的成交价格令人心动。曾经有50本旧杂志创刊号以7000元成交，与珍籍罕本的价值比肩而立，这说明创刊号的收藏有着让人十分看好的投资前景。报纸和杂志越是年代久远，存世量越少，就越珍贵，报刊的创刊号更可谓凤毛麟角。所以，报刊的创刊号得到了众多藏家及历史爱好者的关注和青睐。在1995年秋的中国首届藏品报刊拍卖会上，一份1946年7月1日的《人民日报》创刊号被拍到3580元；《南京周末》创刊号以5000元拍出，《中国剪报》、《北京日报》的创刊号分别以2000元和880元成交；《辽宁广播电视报》和《羊城晚报》创刊号以1万元成交。2001年中国书店第13次大众收藏书刊资料拍卖会上，有一港商欲以百万元购买杂志创刊号收藏家冯建忠的藏品。国内外很多藏家和研究机构争相收藏报刊创刊号。从历史角度看，创刊号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文献资料，其价值会越来越高，备受重视。随着创刊号收藏队伍人数的增多，收藏愈发艰难，存世的创刊号会越来越少，所谓物以稀为贵，收藏投资的价值便更加明显。创刊号可分为珍稀和一般两大类型，如《红色中华报》、《湘江评论》、《红旗》、《红军日报》、《新青年》、《热血日报》、《中国青年》等，都是历史遗留下的十分稀罕的珍品，一般价值在上百元乃至二三万元不等。当代的报纸杂志创刊号虽说收藏价值有限，但也有一些珍品，如《华西都市报》、《中国书法》、《文物》等一般性创刊号，价位都在百元甚至千元以上。上述两大类创刊号在藏市上的价值不菲，收藏投资的上涨趋势明显，被收藏投资者看好。藏市中还可以看到一些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创刊号，如1933年6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创刊的《斗争报》便是民间收藏的珍品，其为研究党史、新闻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价值难以估量，属国家一级文物。报纸和杂志创刊号的升值潜力已不容忽视。作为一种集知识性、趣味性、艺术性为一体的收藏投资项目，它可为收藏投资者创出意想不到的美好“钱”途 。
您好，我主要不是来回答问题的，我是想问您：读者自创刊以来，价格走势是怎样的？也即创刊时的定价3元是怎样一步一步到如今的定价4元的？我写东西要用到，多方查找都没有相关的数据。非常感谢！！！ 创刊号如今已经到了数千元；05年以前的读者能见到全年的已属不易，如果32年来的读者，（从一开始的双月刊到月刊、半月刊）总本数超过500本；如此巨量且完整的藏品，我估计总市值在15万以上。满意请采纳。
老杂志肯定有收藏价值，只是价值大小会根据它的种类，品相有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