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交流的主体，那还就是两国互相学习
跨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传播学 什么是跨文化传播？跨文化传播指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对于不少读者来者来说，跨文化传播是依然一个非常陌生的词语，不过实际上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我国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玄奘取经、郑和下西洋等都是跨文化传播的典范。在交通和通讯工具日新月异，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跨文化传播对于我们来说不再是稀罕的事情。而因特网的快速发展以及普及，人们足不出户，便可以进行跨文化传播了。在因特网上，人们完全可以通过文字、声音、图像等形式与来自境内外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聊天、游戏。如果说传播是一种生活方式，跨文化传播则是“地球村”中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随着跨文化传播活动的不断增多，不少跨文化传播的实践者便开始关注这一现象。很早已前，佛教、基督教的宗教领袖，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以及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便注意到“说对方的语言，根据听众来调整传播技巧”的重要性 (Sitaram & Cogdell, 1976, 第六页) 。然而，系统地研究跨文化传播活动第一人则是爱德华•霍尔，20世纪50年代，爱德华•霍尔在美国外派人员培训学院（FSI）工作时第一次提出了“跨文化传播”的概念。 什么是跨文化传播学呢？跨文化传播学是由美国人类学家、跨文化研究学者爱德华•霍尔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一门学科，其英文表达为“Intercultrual Communication 或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我国也翻译为“跨文化交际学”或者“跨文化交流学”。跨文化传播学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旨在研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是如何进行交流以及研究如何提高跨文化交流技巧，跨越跨文化交流障碍的方法和途径。跨文化传播学是一门跨领域的学科，融合了人类学、文化学、心理学以及传播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跨文化传播的主要理论见诸于有关文化差异（文化维度）的著作中，特别是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哈里• C 特兰狄斯（Harry C Triandis）、方斯•特龙皮纳尔斯（Fons Trompenaars）、沙龙•施瓦兹(ShalomSchwartz)及克里佛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等人的著作中。目前，这些学者的相关理论已经广泛地运用到传播理论和传播情景中，特别是商务、管理和市场营销之中。 二、 美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时代背景及爱德华•霍尔其人 （一）美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时代背景 跨文化传播学始创于美国并不是偶然的。我们知道，在发现新大陆之前，美国的土著居民是印第安人，后来各大洲的移民都相继涌入美国，于是美国便逐渐成为一个移民大国，一个文化多元社会。在这个宗教、文化多元的社会中，白人占统治地位，印第安人、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以及东欧的移民便自然处于被支配地位。于是，种族矛盾和文化冲突开始蔓延。 二战使得不少欧洲的美国同盟变成了废墟，为了冷战的需要，为了跟苏联抗衡，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大力扶植欧洲经济发展，于是大量的专家、学者、企业员工被派往欧洲；同时，美国经济并未受到二战的太大影响，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成为了一个超级大国繁荣，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和移民。美国政府发现，许多由美国政府和企业外派的工作人员都因文化差异，无法适应派往国生活，最终无功而返。美国的外来移民及留学生中经历着这种“文化震撼”的也大有人在。可以说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外来移民、留学生、旅游者剧增，外派工作人员不断，多元文化社会的形成，客观上需要一门崭新的学科——跨文化传播学来研究相关的跨文化冲突问题。 （二）爱德华•霍尔的生平 爱德华•霍尔正好处于这个时代，他的生活经历和专业背景使他成为了承担这一使命的人。爱德华•霍尔1914年5月16日出生于美国的密苏里州，先后获得人类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并从事过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博士后研究。1933－1937年曾经在美国西南部的纳瓦霍和霍皮印第安村庄工作并研究，写成自传《三十年代的西部》。二战期间，爱德华•霍尔曾经在欧洲和菲律宾服役，并在这些地方从事不同文化中的空间概念研究。20世纪50年代，爱德华•霍尔在美国美国政府部门的外派人员培训学院（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任教，对外派出国人员进行跨文化技能培训。期间，他提出了“高语境”和“低语境”文化，并撰写了几部非常畅销的有关跨文化传播的著作。 爱德华•霍尔生平和事业主要事件 时间 事件 1914年 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Webster Groves 1918-1932年 在新墨西哥长大 1933-1937年 在美国西南部的纳瓦霍和霍皮印第安村庄工作 1936年 获丹佛大学人类学学士学位 1938年 获亚利桑那州大学人类学硕士学位 1942年 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1942-1945年 二战其间，被派往欧洲和菲律宾服役 1946年 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博士后研究并在美国军队机关府特鲁克岛管理处从事研究 1946-1948年 任丹佛大学人类学系主席并从事丹佛的种族关系研究 1948-1950年 与Eric Fromm一起在佛蒙特州的本宁顿学院教书 1950-1955年 华盛顿特区外派人员培训学院第四课程体系主任 1952-1956年 在华盛顿特区精神病治疗学校任教 1955年 在《美洲科学》杂志中发表了发表《礼节人类学》一文 1959年 《无声的语言》一书发表 1960-1963年 又在华盛顿特区精神病治疗学校任教 1963-1967年 成为伊利诺斯州理工学院（芝加哥）人类学教授；由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院(NIMH)资助进行空间关系学和不同种族交往的研究 1966年 《隐藏的维度》一书发表 1967-1977年 成为西北大学人类学教授，直到退休 1976年 出席在日本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主办的跨文化传播会议 1976年 《超越文化》一书发表 1977年 在柏林国际传播协议会议上宣读了一篇论文 1977至今 退休后居住在新墨西哥的圣达菲；偶尔在国际跨文化教育、训练与研究协会（SIETAR）的会议中及暑期跨文化传播学院讲学；在新墨西哥大学任教 1983年 《生活的舞蹈——时间的另一个维度》一书发表 1983年 《隐性差异：国际传播研究》一书发表 1987年 《隐性差异：与日本人做生意》一书发表 1990年 《理解文化差异：德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一书发表 （三）爱德华•霍尔的跨文化经历和专业背景 前面我们提到，跨文化传播学是一门跨领域的学科，融合了人类学、文化学、心理学以及传播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爱德华•霍尔能够开创跨文化传播这一崭新的学术领域与他的生活经历和专业背景是分不开的。 爱德华•霍尔是个土生土长的美国白人，自己所属“文化身份”是来自北欧的美国白人文化。从在他的生活经历中可以发现，他前后跟印第安文化、非洲文化和菲律宾文化有过较深的接触。这些经历使得他对各种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好奇，也为他从事跨文化研究积累的第一手资料。 爱德华•霍尔四岁时，举家搬迁到El Paso（在美国和墨西哥交界处，属于德克萨斯州），家里雇佣了一位来自Juarez（德克萨斯州的一个镇）的保姆，后来他们又搬迁回了圣路易丝。到了这里，保姆和她的两个女儿便不能适应新的生活环境。五岁时，霍尔和一群西班牙小孩同在一个幼儿园，后来在法国也住过一段时间。可以说霍尔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环境里。“我小时候经常碰到这类事情。我对此非常感兴趣。” 1933－1937年，霍尔在美国西南部的纳瓦霍和霍皮印第安村庄工作。他的工作主要是用金钱来激励当地的印第安人修建大坝，以便改善那里的生存环境，提高印第安人的生活水平。与印第安人交往了一段时间后，霍尔已经有了一定的文化敏感，“我在保留地的时候，常常考虑如何才能跟瓦霍人和霍皮人共事，在这里我发现他们完全不同。要把我的思维方式强加给他们根本就不管用。” 这段期间的接触让霍尔知晓了“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跨文化关系的第一手资料及其复杂性。” (Hall, 1992, 第76页) 1942-1945年，二战期间，霍尔被派往欧洲和菲律宾服役，期间领导了一个非裔美籍士兵组成的军团。他认为自己的领导工作非常具有创造性，“我非常自己的工作具有创造性，因为我和黑人士兵一道工作。我非常尊敬他们，并且常设身处地的考虑他们的利益。” 霍尔的跨文化生活经历使得他对跨文化传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注意到了跨文化传播中的问题，获得了跨文化传播第一手的资料，从此对跨文化传播获得了感性认识；而真正引领他进行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应该是受到的学术影响。霍尔先后获得人类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过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博士后研究，也曾在外派人员培训学院中工作过。这些学习和研究使得他能接触到相关方面的学者，最后形成了跨文化传播这个概念。后来，霍尔把他受到的专业影响分成四个部分：(1) 文化人类学；(2) 语言学；(3) 动物行为学；(4) 弗罗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论。(Hall, 1992; Sorrells, 1998) 三、爱德华•霍尔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贡献 施拉姆曾经用一个比喻来形容传播学的建立。他说拉斯韦尔、勒温、拉扎丝菲尔德、霍夫德都从各自的研究领域来到传播学这片沙漠中的绿洲，当他们为传播学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后便像游牧民族一样离开了这片绿洲，继续其他领域的研究。施拉姆是传播学的创始人，因为他来到这片沙漠中的绿洲后，跟其他游牧学者相反，他留下来了并建立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Rogers, 1994) 。 海默借用了施拉姆的比喻来描绘跨文化传播学的建立。二战后，来自人类学、心理学、传播学、社会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如马格丽特•••米德，卢丝•••贝尼迪克特，格里果力•贝特森离开各自的研究领域，短暂地涉足这块人类当时很陌生的领域：有关文化与人类互动关系的交叉领域。这些人后来都离开了，霍尔却留下来了，在这块文化与人类互动的交叉领域安家，并把这块领域叫做 “跨文化传播学”。 霍尔首先提出了跨文化传播的相关概念。到20世纪50年代，霍尔的跨文化生活和工作经历已经让他产生了“跨文化” 这一概念，在外派人员培训学院进行跨文化技能培训教学工作期间，他就提出了“高语境文化”（high context culture）和“低语境文化” （low context culture）概念，他把这些思想进行了梳理后于1959年出版的《无声的语言》一书。该书已经包含了我们理解文化和传播的基本问题，如“什么是文化” ，“文化就是传播”，“时间会说话” ，“空间会说话” 。霍尔非常重视非言语传播问题，该书花了将近20%的篇章来讨论这个问题。这本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1961-1969年间便发行了505000册，还被众多著作、杂志和其他出版物转摘，前后被翻译成6种文字。 ( Masao Kunihiro )可以说该书的出版标志着跨文化传播学这一学科的诞生。在霍尔的努力耕耘下，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跨文化传播学诞生了，霍尔成为了跨文化传播学的创立者。 自跨文化传播学创建以后，这门学科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美国不少大学的传播学院（系）相继开设了跨文化传播学课程，我国外语教学、国际关系等涉外专业中也开设了跨文化交际课程。1970年，国际传播协会中还下设了跨文化传播分会；1972年，第一届跨文化传播学国际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 1974年，国际跨文化教育、训练与研究协会（SIETAR）在美国马里兰州正式宣布成立；1998年国际跨文化传播学会成立。跨文化方面的著作、杂志也相继出版，如《跨文化传播读本》（Larry A Samovar and Richard E Porter ，1972年）、《跨文化传播学》（LS Harms ，1973年）、《跨文化传播学入门》（John C Condon and Fathi Yousef，1975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的不少大学都开设了传播学课程。从大量的跨文化传播著作和文章来看，霍尔依然在该学科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他的著作的引用率依然最高。 我国学者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注意到跨文化传播学这一领域，研究重点为外语教学与文化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大学也相继开设了传播学课程，在我国有关跨文化传播（交际）的著作和外文的影印和翻译文本也相继出版，如关世杰著的《跨文化交流学》，胡文仲著的《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和《跨越文化的屏障——胡文仲比较文化论集》，郭镇之主编的《全球化与文化间传播》；Larry A Samovar 和 Richard E Porter合著的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A Reading的影印版本已经在我国发行，并被麻争奇等译翻译并命名为《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 1995年，我国还召开了第一届跨文化交际研讨会，会议成立了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2005年5月举办了第六次会议。可以说，霍尔在文化和传播之间拓展的这一领域已经跨越了太平洋，在我国不断的影响日益扩大。
你这样一问，如果真有，好多人要跟着抄哦。派斯的吧？
兰州。。。派斯的吧。。
都是科大的。。。。
你是赤壁一中的文科生吧。
这个什么时候要交作业啊
以中外文化交流为主题的话题作文，那么你就要以中国的文化和外国文化的主要异同来进行阐述
以中外文化交流为主题的话题写一篇作文，要求在1500个字左右，这里我希望你可以发挥你的，创意，写一下这位交流文化方面的，主题。
以中外文化交流为主题的作文写1500字，我觉得这个可以写，全球贸易经济，或者写中外合作的一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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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论文资料肯定去知网了，清华搞的，我国的论文基本都在那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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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交流史论》是何兆武先生的著作，主要讲述了明清之际中西文化的交流，天主教传入中国和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冲突；从多方面讲述了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来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讲述了清代前期，西学在中国的发展和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世界的影响；讲述了在旧制度前期，法国发现中国文化的历程，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对法国文化的影响；等等。 清代前期，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可谓一波三折，受到多方挑战。相较于印度佛教在中国顺利的开枝散叶，西方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则显得步履维艰。传教事业的范围相当狭小，最初，由利玛窦奠定的耶稣会传教事业仅局限于宫廷内部，且受到诸多顽固势力的抵制，迫害传教士的教案层出不穷。在杨光先案中，监正杨光先甚至歇斯底里的提出“宁可使中原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这是当时不少顽固士人对西学的态度。面对自身利益受到威胁的状况，以及骨子里的狂妄自大，他们将是非观念弃之一旁，对西学的先进与否置若罔闻。虽然这些执迷不悟的做法减缓了西学在中国传播的速度，甚至西学的传入曾一度中断，但是西学在中国仍然充满了生机，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相较于部分冥顽不灵的士人对西学的极端否定态度，清代初期，一部分开明人士对西学的态度则显得公正理智。他们没有顽固势力的夜郎自大，而是抱着“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态度，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他们学贯中西，在研究西学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改进和完善。虽然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文化知识带有封建神学色彩，一度使中国学者对西方某些文化领域百思不解，莫知所从，但是，中国学者仍然凭着超人的毅力和决心，苦心研究西方文化。最终，皇天不负有心人，他们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研究出一项项振奋人心的科研成果，创制出一部部影响深远的著作，促进了中国的觉醒和近代化进程。 当然，文化只有历经磨难，才能确定其是否能与时俱进，源远流长。优秀的文化经得起优胜劣汰的考验，正如华夏文明流过五千年的长河，经过岁月的沉浸，依然讫立于东方之巅，享誉世界。
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多方位的对比，即从决定中西文化根本差异的生成土壤入手，通过发展历程、制度演变、哲学精神、宗教差异、对经济的作用、文学差别、艺术的不同表现、教育传统、科技进步、民俗等方面的以比，系统地揭示了中西文化的异同和各自的内在价值。 中国人自90年代以来,突然对过洋节很感兴趣,国外的情人节、愚人节、风情节、感恩节、母亲节等等,年年十分红火,而对本国的传统节日如寒日节、元宵节、端午节、七夕节、重阳节等却反倒渐渐冷淡“洋节”盛行,土节“遇冷”,过洋节究竟好不好?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郑丹丹认为,圣诞节等洋节日的盛行发生于全球化或者西方文明在全世界渗透的背景之下,是不同文明交融的结果过洋节往往是个体身份建构的手段因为西方文明的强势地位,过洋节日可能被贴上有品位、时尚、时髦等标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文化霸权 着名作家流沙河感叹地说道,传统节日目前处境尴尬,而洋节却备受推崇,每逢洋节,那种喧嚣让人瞠目结舌而每逢端午、重阳、中秋,却相当冷清,让人痛心疾首 两种节日也是两种文化的挑战,城市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西方节日好象略占上风我们恐惧的不是西方文化的入侵,每一个文化的进步都是建立在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的基础之上,怕的是人们屏弃传统文化,思想完全被外来文化占据 知名学者魏明伦表示,传统节日的冷清可以看成是民族文化的一种断裂,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复杂但无论如何,国人不应该眼睁睁看着传统节日从我们生活中消失 面对国人冷落传统节日,追捧西方节日的现象,很多人禁不住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怎么了?善良智慧的中国人民怎么了?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怎么了?到底该怎样看待中西文化交流?中国人该不该钟情于西洋节日?我们该如何来保护传统节日呢? 从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政策,我国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动荡大量的西方文化涌入中国,大量的“洋货”充斥中国市场西方的各种宗教信仰以及人文冲击着国人的眼球新鲜事物的刺激,造成人们多其越来越盲目,反而造成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忽视 圣诞节等西方节日越来越火,而我们的中国传统节日像春节、中秋节等,它们的味道却一年比一年平淡西洋文化在中国已由微风细雨演变成狂风骤雨,最为直接和集中的体现,莫过于圣诞节在中国的悄然兴起与日趋流行年轻人对洋节是有选择性的,喜欢过的主要是圣诞节、情人节、母亲节、父亲节等,为的是增进朋友之间、亲人之间的友情、爱情和亲情喜欢过洋节并没有什么不好,但如果因此而疏远自己的传统节日就太可悲了传统节日在中国人的观念里越来越淡,除了商家、媒体制造出来的那点嚎头外,似乎春节的一切都流于形式让人奇怪的是生活在西方世界的黄皮肤中华子孙对祖宗遗留下的节日且非常重视与本土江河日下的状况成明显对比,这对我们这个民族是个莫大的讽刺和悲哀!
从文化要素方面考虑中西文化的差异比较全面。即下文提及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技能、社会关系、社会组织、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模式、语言符号、人造物品、物品的式样等方面。 文化要素即文化所包含的各种基本成分。综合前述各种描述，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技能、社会关系、社会组织、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模式、语言符号、人造物品、物品的式样等都是文化的要素，举不胜举。为了便于理解和把握，社会学家把文化要素分成以下几类。1．物质要素即文化的物质部分，包括人类创造出来的一切物质产品，其中尤以生产工具最为重要。人类创造文化，必须通过有形的制造品表现出来，如器皿、布衣、建筑物、水坝、公园等改造自然所使用的生产工具，反映了人的需要和技术发展水平，反映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因此它在各种物质要素中是起决定作用的要素。人们对时代的划分有时是以使用什么样的生产工具为标准的，如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机器时代、电气时代等。人们也用使用工具的特性来表示不同的文化，如"青铜器文化"、"电气文化"等。可见工具及使用工具制造出来的物质产业是文化不可缺少的要素。2．精神要素即精神文化，包括哲学、科学、宗教、艺术以及各种思想观念，其中尤以价值观念最为重要。精神文化是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人们改造自然与社会，创造和享受文化的活动无不是在一定的思想观念指导和推动下进行的，所以观念形态的文化是文化要素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尤其是价值观念更是文化的精髓或灵魂，是核心要素。价值观念是人们判断是非、选择行为方向和目标的标准。人们追求什么，鄙弃什么，是由价值观念决定的。价值观是在社会共同生活中培养起来的，所以在一个群体或社会中，会形成大体一致的价值观，这就是群体或社会的价值。群体或社会的价值决定着这个群里或社会的特有生活式样。3．语言和象征符号要素人的交往只有借助语言和符号才能进行，一切知识的继承和传递也只有借助语言和符号才能实现。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语言不仅是一个工具体系，而且是一套长期养成发音的习惯。人类学家们长期考察发现，世界上大约有2800种不同的语言，其中大部分语言没有共同的词汇。所以并不是任何不同的语言都可以互相翻译的。译文不可能跟原文完全响应。这说明语言是人们观察世界（甚至是改造世界）的工具。人们用语言在自己的头脑里建造了客观的世界，所以语言不同，对世界的反映也不同。例如对颜色和味道的表达，有的语言词汇很多，可以区分许多极细微的差别，而有的语言词汇很少，区分力很低。中国人常用酸、甜、苦、辣、涩来形容味道，难道世界上所有物质就只有这五种味道吗？中文里有"你"和"您"两个词来表示第二人称，英文中就只有一个"you"，以致当中国人面对年长尊贵的美国客人说话时，很不好意思直呼"you"。其实英美人的语言中对年老位高的人表示尊敬，不是用一个词，而是用句型的不同来表达的。这就是中美之间文化的不同。符号是一种无声的语言，也是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手段，甚至比语言还运用得更广泛。符号有身体的姿势、表情、动作、声音、图形、标志等。有的符号是表征的，如国徽、军旗，有的符号是指意的，如禁止通行的符号，前者含义丰富，后者意义明确。符号的不同也是文化特色的表现。4．规范体系有些人类学家把文化归结为人的行为规范和模式，足见行为规范和模式对于文化的重要性。人们行为办事要有规矩，不同的人办不同的事，要守不同的规矩。规矩就是社会规矩，是人们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根据需要指定出来或衍生出来的，它是一定的价值观念的具体化，是支撑价值观念的。各种规范互相配合共同调节人们的各种社会行为，以维护社会秩序。世界各国规矩之多，差距之大，令人茫然。不懂规矩，手足无措，说明不懂规范性文化就办不成事。一个不懂宴会礼仪的人参加宴会会感到局促不安，不能顺利地交往；相反在一个普通的家庭聚会上使用正规宴会的礼仪，就令人觉得装腔作势、可笑。规范是一个群体和社会文化的外部表现，所以了解一个群体和社会的文化，首先是从认识规范开始，进而才能达到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立夫经过多年的深思熟虑得出一个结论：中西文明之所以走向不同、发展不同、结果不同，根本是由于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使然。思维方式的不同，决定了人类观察世界、处理问题的角度和方法的不同，继而在建立思想理论、构造科学体系、创设技术系统、设定经济体制等方方面面也都不同，甚至人的脾气性格行为、价值观都有不同，最终必然导致文明的走向、发展、结果的统统不同。 举一个现今正在争论的中医为例，中医和西医正是中西两种思维方式演化出的不同学说体系。西医是科学的一种即医学，它完全是用西方的思维方式即形式逻辑构造起来并由实证方法证明的科学体系。中医确实不应该叫科学，中医处处所体现的是中国的思维方式，以及由此种方式格物致知最终才形成的医道。中医无愧于真理，而且它不但能治已病，还能治未病，它完全是由中国思维方式演化出的理论体系。因此中西医是建立在两种思维方式即两种对客观认知与评价体系之上的不同的理论体系。现实当中正是因为中西医的上述不同才使其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所以也就有了今天中西医的结合即两者的相济为用。 西方的逻辑思维、实证方法演绎了西方灿烂辉煌的现代文明，这是世人所熟知并津津乐道的。但是，人们对中国传统的用以格物致知的思维方式却知之甚少，以至今日也无人把它界说认识清楚。这既是最大的悲哀，也是我们中国人面临的最具挑战的并亟待回答的大课题之一。 不能准确、全面、深刻地认识我们自己的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就不可能真正知道这种思维方式的妙处、价值与局限，更不能正确评价和认识我们伟大的古代文明。我经常在问在想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诸子百家精湛、丰富、深刻的学说，竟如雨后春笋一样地突然暴发？其实仔细想来一个极重要的条件即主观条件，就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在面对并解决非常复杂深刻的客观问题时，已经变得非常地成熟了，可以说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其实恰是中华民族对人类贡献的一大精神硕果，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影响了我们民族的方方面面，演化出了一切一切。当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随着章回小说的精采纷呈，我们的古代文明的一切方面就全部发展到了极致。 比较中西两种思维方式，可知两者各执一端，各有短长，其不同恰是相反相成，故能相互比较、相互对照、相互启发，以至于相辅相成、相济为用，这是中国与西方各自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因而是人类的两大瑰宝。立夫敢于大胆断言，这两种思维方式将共存共济、和而不同地发展下去，直到人类不再存在的那一天。 一百年来我们一直在学习西方，今天我们有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取得了初步的成就，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我们痛感还是少了什么，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对我们自己传统的思维方式与古代文明重新加以审视，由此我们有希望、有条件比西方人较早地把握这两大法宝，去迎接、去拼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纪。 由此立夫写了《二十一世纪必将是中华民族的世纪而且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纪》和《中华民族传统的思维方式以及演化出的古代文化为什么必将发生最伟大的维新》，以期抛砖引玉，聆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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