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①所列论文，除5篇论文是合作之外，其他均为独立撰写。②发表在论文集上的论文均未列入。③发表在报纸上的100余篇学术文章除了被刊物转载者，均不列入。④在内参上发表的数十篇研究报告及文章均未列入）《社会矛盾倒逼改革发展的机制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公正新论》，《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城市居民的社会流动》，《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城市居民的社会流动》，《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2000年第2期。《突破社会公正的瓶颈》，《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2007年第3期。《平等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内部版）》2011年第3期。《中国现阶段官民矛盾问题的特征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内部版）》2011年第5期。《中国发展过程中若干潜在优势之分析》，《新华文摘》1994年第12期。原载《文史哲》1994年第5期。《社会支撑力与中国的现代化》，《新华文摘》1995年第期。原载《江海学刊》1995年第5期。《从平均到公正：中国社会政策的演变》，《新华文摘》2004年第8期。原载《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1期。《形成社会阶层之间的良性互动——社会分层中的公正规则初探》，《新华文摘》2005年第10期。原载《东岳论丛》2005年第1期。《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新华文摘》2005年第4期。原载《人民日报》2004年11月30日。《重视民生：公正和效率的最佳结合点》，《新华文摘》2006年第4期。原载《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12月16日。《论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内容》，《新华文摘》2007年第12期。原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年第2期。《应重视对“社会危机”的研究》，《新华文摘》2008年第23期。原载《北京日报》2008年9月27日。《统计指标的缺陷》，《新华文摘》2010年第5期。原载《北京日报》2010年1月4日。《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特征分析》，《新华文摘》2010年第14期。原载《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3期。《中国应对社会矛盾问题的独特优势》，《新华文摘》2011年第4期。原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年第6期。《社会焦虑再认识》，《新华文摘》2012年第8期。原载《河北学刊》2012年第1期。《如何认识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新华文摘》2013年第22期。原载《光明日报》2013年8月13日。《中国转型期腐败问题的主要特征分析》，《新华文摘》2014年第18期。原载《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6期。《网络时代社会矛盾的主要特征分析》，《新华文摘》2015年第6期。原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6期。《以社会公正奠定社会安全的基础》，《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4期。《立足社会公正 优化社会结构》，《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论公正的社会调剂原则》，《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6期。《论协调发展与全面现代化》，《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2期。《关于中国现代化试步时期的若干问题》，《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6期。《关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几个问题》，《社会学研究》1991第2期。《历史社会学初论》，《社会学研究》1987年第1期。《历史社会学再论》，《社会学研究》1988第2期。《关于社会学中国化的初步研究》，《社会学研究》1987年第4期。《论社会质量》，《社会学研究》1990年第4期。《知识背景与中国发展研究的走向》，《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1期。《国外历史社会学述论》，《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1期。《公平的实现时序》，《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4期。《积极促进现代价值理念与发展动力的契合——中国发展动力的重要分析视角》，《哲学研究》2014年第8期。《马克思恩格斯公正思想初论》，《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年4期。《关于中国共产党社会公正观的初步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11期。《如何判断中国教育改革发展之得失》，《人口研究》2006年第2期。《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凸显的原因分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6期。《改善民生关乎强基固本》，《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2期。《中国现阶段劳动政策的主要特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年自由和平等的演进及问题》，《清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论语·圣经与中西文化精神》，《孔孟月刊》（台湾）1995年第1期，2万字。《孔子的世俗化思想与中国的现代化》，《孔子研究》1996年第4期。《有价值的历史遗产与中国的现代化》，《历史》（台湾）1995年第5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精英群体的演进及问题》（上），《文史哲》2008年第3期。5万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精英群体的演进及问题》（下），《文史哲》2008年第4期。2万字。《贫困问题与当代中国的贫困》，《文史哲》1999年第6期。《论公正的初次分配规则》，《文史哲》2004年第2期。2万字。《中国县级市现代化指标体系研究》，《文史哲》1997年第6期。《论中国渐进型的现代化模式》，《文史哲》1996年第3期。《社会发展研究四个视角的比较分析》，《文史哲》1996年4期。《市场经济体制对于中国现代社会的锻造》，《文史哲》1993年第5期。《合理发展论纲》，《文史哲》1989年第2期。《文化的效用性与再生性》，《文史哲》1986年第6期。《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社会矛盾特征比较》，《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10期。《当代中国社会“官民矛盾”问题特征分析》，《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3期。《当前改善我国劳动政策的思路与对策》，《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2期。《中国现阶段贫富矛盾问题的特征分析》，《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8期。《社会矛盾的主要成因分析》，《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4期。《社会动荡发生概率降低趋势的分析》，《江海学刊》2015年第3期。《歧视与中国现阶段的歧视》，《江海学刊》2003年第1期。《大力推进社会政策体系建设》，《江海学刊》2009年第5期。《中国社会公正的现状与趋势》，《江海学刊》2005年第2期。《论机会平等》，《江海学刊》2001年第1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提法再认识》，《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健康社会论纲》，《天津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发展研究中若干假设共识之辨析》，《天津社会科学》1991年第6期《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中国现代化的基本走势及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2期。《中国劳动政策问题分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2期。《公平正义是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2期。《从基本生存诉求到基本权利诉求——转型期社会矛盾基本根源的演化逻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2期。《西体中用平议》，《哲学动态》1989年第1期。《收入差距的新趋向及其遏制》，《改革》2010年第10期。《论曾纪泽》，《史学月刊》1984年第6期。《略论洋务派对于西方议会制度的认识》，《史学月刊》，1985年第4期。《论王先谦的洋务思想》，《东岳论丛》1985年第1期。《原罪与仁》，《山东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倾向继承·抽象继承·其他》，《山东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论中国现阶段职工的某些“贵族化”倾向》，《山东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集镇社区服务研究》，《山东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社会发展呼唤着公正研究》，《山东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化思想》，《社会主义研究》1994年第4期。《中体西用再认识》，《东岳论丛》1989年第2期。《民族传统与现代化》，《东岳论丛》1991年第2期。《社会问题预警系统研究》，《东岳论丛》1996年第4期。《关于公正研究的进程》，《东岳论丛》2001年第2期。《社会公正六题——防止中国社会天平的倾斜》，《东岳论丛》2004年第2期。《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问题研究》，《东岳论丛》2006年第2期。5万字。《中国中期社会危机可能趋势分析》，《东岳论丛》2008年第3期。5万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政策的发展》，《东岳论丛》2009年第4期。《中国改革开放以前30年自由和平等的演进及问题》，《东岳论丛》2010年第10期。《劳资矛盾研究的进展及问题》，《东岳论丛》2012年第4期。《中国中近期社会动荡可能性的研判》，《东岳论丛》2013年第1期。4万字。《中西传统社会结构与现代化模式》，《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1期。《发展的意蕴》，《社会科学研究》1991年第 4期。《关于适度发展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研究》1993年第3期。《特征·缘由·启示：中国现代化试步阶段之评说》，《科技导报》1991年第7期。《论大国综合优势与大国综合症》，《科技导报》1992年第8期。《论中国现代化内在生长力的初步发育》，《科技导报》1993年第1期。《中国改革中的特殊难题——群体性阻力》，《科技导报》1993年第7期。《要消除另一种贫困——社会贫困》，《科技导报》1994年第10期。《中国现阶段贫困群体分析》，《科技导报》1999年第7期。《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科技导报》2001年第6期。《中国现阶段机会平等问题分析》，《科技导报》2000年第9期。《论社会结构的优化》，《江汉论坛》1991年第6期。《论社会动员与发展》，《浙江学刊》1992年第2期。《论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变异现象》，《浙江学刊》1993年第1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浙江学刊》1997年第4期。《论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二难现象》，《社会科学》1991年第12期。《社会公正对于制度建设的意义》，《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关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争论》，《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6期。《民生问题困局的突破口》，《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6期。《藏富于民的时代意义及途径》，《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11期。《试析现代化概念》，《福建论坛》1992年第7期。《应当重视社会焦虑问题的研究》，《福建论坛》1993年第2期。《应注意改革土壤的培育》，《福建论坛》1993年第8期。《中国现阶段社会公正问题》，《河北学刊》2008年第2期。《公正：从传统到现代》，《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1年第3期。《论程序公正》，《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2年第4期。《中国现阶段社会风险增多的原因分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6年第6期。《精英群体的基本特征及其他》，《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年第2期。《关于公正、公平、平等的差异之辨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3年第4期。《以创新的社会管理积极维护社会安全》，《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2年第6期。《社会矛盾概念辨析界定》，《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年第2期。《应当将公正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执政理念》，《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1年第7期。《论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年第4期。《公正对待中国现阶段的老年人》，《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3年第6期。《社会公正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立足点》，《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6年第11期。《民生的基本内容及特征》，《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8年第5期。《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的来临及去向》，《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年第4期。《关于促进社会公正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社会保障研究》2005年第1期。《让改革红利惠及全体人民》，《求是》2013年第21期。《毛泽东公正思想初探》，《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1年第2期。《人民内部矛盾理论需要反思》，《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4年第4期。《平等及畸形的平等》，《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2年第2期。《社会学学科规范化的几个问题》，《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公正与贫困》，《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论代际公正》，《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公正视野中的中国农民》，《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社会公正断想》，《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关于有效促进社会公正的几个问题》，《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以人为本理念的基本涵义及实践意义》，《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中国劳资不对称博弈现象分析》，《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中国现阶段劳动者利益诉求方式分析》，《社会学评论》2013年第2期。《从阶级分析到当代社会分层研究》，《学术界》2004年第1期。《社会公正研究的现状及趋势》，《学术界》2007年第2期。《自由新探》，《学术界》2010年第8期。《中国现阶段社会公正问题的逐层递进研究》，《学术界》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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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中国人口科学人口学期刊排名第一，社科院人口所的杂志。几乎在所有的高校中中国人口科学都是B类权威期刊，人口研究偏数理。从发表难度来看，中国人口科学录用率不超过10%，人口研究在20%左右。
《人口研究》是人口学领域的顶刊，理论文章和数理文章兼收，更具学术性。《中国人口科学》缺乏理论文章，但是数理文章比《人口学刊》《人口与经济》水平更高一些。人口学期刊的排名是：《人口研究》（A）、《中国人口科学》（A-）、《人口学刊》（B）、《人口与经济》（B）、《人口与发展》（B-）、《南方人口》（C）、《西北人口》（C）、《人口与社会》（D）。
n《人口研究》、《中国人口科学》、《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n《人口与发展》、n《人口经济》、n《南方人口》
经过近20年的研究和探讨，我们基本上弄清了建国以来人口迁移和流动的过程、基本特征以及主要的机制等。对迁移所产生的复杂的社会经济效应开始较深入的探讨，在引入并改进国外研究理论和分析方法方面有初步的尝试。对迁移和流动的管理和战略进行了较广泛的探讨，其主要进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基本状况：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人口迁移对经济发展、人口分布起着重要影响。但长期以来，我们对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一直缺乏清晰的认识。由于缺乏直接的资料，对一些情况只能根据间接的推算来判断，特别在早期的研究中更是如此。仇为之（1981）根据各省、区1949至1979年人口增长速度和比重的变化，考察了建国以来至70年代末的迁移状况，总结了省际迁移的两种方式，即组织移民和自发迁移，认为主要的迁出区有3个，即黄河、长江下游地区、四川与湖南。文中还首次绘出迁移流向（示意）图。在当时资料极其缺乏的情况下，该文较准确地刻划了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殊属不易。魏津生（1984）、张庆五（1988）对中国人口迁移的概念界定等基础性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了“迁移”和“流动”的定义问题。魏津生将迁移定义为“发生在国内不同省区或县（市、市辖区）之间的各类改变户口登记常住地的人口移动以及发生在各经济类型地区之间的和各自然类型地区之间的具有人口学意义的改变户口登记常住地的人口移动”。这种划分在其后我国迁移与流动的统计、调查及研究中被较普遍采用。马侠（1987）利用户籍迁移统计资料，首次通过数据反映了1954至1984年的迁移状况，是总量研究方面的一个重大进展，但该文所用1966至1968年的数据是不完整的（杨云彦1994）。杨云彦（1992）利用1987年1%人口抽样资料和1990年普查资料推算了改革开放以来迁移规模的变化，认为改革开放后迁移流向、机制及类型都发生了重大逆转。但时至今日，关于人口迁移和流动的研究，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混乱，这种混乱首先反映在人口迁移流动的概念界定和统计口径上，如把人口迁移仅仅局限于完成了户口迁移的那一部分人，而将没有完成户口迁移手续的所有移动人口全部称之为“流动人口”；把城镇功能性的短期驻留或过境人口与就业型、定居性的常住人口也统称为“流动人口”等等。由于界定上的混乱，导致调查和统计工作的困难，一方面取得了有关人口和劳动力流动的深入细致的资料，另一方面却连最基本的总量指标至今都无法确定。虽然有关部门发布了一些资料，但这些资料的质量不高、口径不一，往往不具备可比性，无法由其整理出连续资料。公安部门公布的有关人口迁移的资料，不仅存在统计质量上的问题，而且其覆盖面有限，它所包括的只是有户口迁移的那部分人口，其占总人口的比重甚至呈下降趋势，这和8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流动性大大提高的现实是不相符的（于蜀等1998）。关于暂住人口，公安部门公布的城镇暂住人口数字统计口径过宽，而且漏报现象比较严重。各次普查和全国性的抽样调查得到的多是存量指标，口径也多有变化，影响到资料的可比性。流动人口与“民工潮”：一般来说，流动人口特指那些临时性的人口移动，而在目前情况下，通常使用的“流动人口“概念包括了所有没有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的人口移动，无论这种移动是短暂的或长期的。资料表明，目前急剧增加的人口流动实际上包含着两种主要的类型：一种是伴随经济发展而增加的城市功能型流动人口，他们在城市滞留的时间一般较短，这类流动人口的流向由城市功能、城市辐射范围所决定，时间和空间分布相对平衡；另一类就是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的劳动力，这类”流动人口“规模大，在城市滞留时间长，且流向相对集中，因而产生的社会震荡也更大。后者通常依其户口登记状况被称之为”暂住人口“或”外来人口“，由于这一特殊群体符合人口学研究中人口迁移的基本特征，于是他们也被看作一种特殊形式的迁移，即相对于”计划迁移“而言的”非正式迁移“，其与计划内迁移的不同主要通过户口登记状况的差异反映出来。由于户口至今仍然在城市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非正式迁移“人口无法享受和城镇”正式“居民同等取得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机会和权力，于是形成不同户口状况的移民在就业机会、行业和职业流向、福利与社会保障等多方面迥然各异的移民群体（杨云彦1996）。“非正式迁移”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已存在。李德滨（1983）探讨了计划经济时期向黑龙江的自流人口问题。陈郁（1984）首次利用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对“人户分离”①的状况进行了研究，郑桂珍（1985）首次对上海市1984年时点流动人口进行了全面调查并估计流动人口规模为70万。之后有关城镇流动人口的调查分析和文章急速涌现，李梦白等（1991）对此有全面的总结，陈贤寿等（1996）指出近年来流动人口“移民化”、“家庭化”的趋势。进入90年代以来，有关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即“民工潮”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这些研究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角度出发，研究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镇“暂住人口”问题；一是从跨区域流动角度出发，研究“外来劳动力”或“民工潮”问题（中央政研室1994）。这方面的研究，已从早期关注的流向、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行业分布、职业状况、婚姻、家庭等一些静态的人口学特征，逐步深入到流动的过程、在流入地的收入与消费状况、行为方式的变化、社会冲突与整合等社会经济动态特性（韩晓耘1995），以及劳动力外流对流出地的资金、信息、技术回馈，乃至对流出地的社会经济影响（秦德文1994）。迁移选择性、迁移模式与机制：移民和非移民之间一般存在规律性或普遍性的结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认为是迁移对移民进行“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迁移的选择性。境外曾有学者对中国计划经济环境下的迁移是否存在选择性提出置疑。事实上，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选择性可能更加突出，但选择机制会有所不同。由于中国长期坚持控制城镇人口增长和控制非农业人口增长的政策，国家对迁入农村、包括城镇郊区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在政策上基本不予限制，因而比较容易落户并完成户口迁移手续。对迁入城镇的人口实行严格的选择，将迁移权优先给与城市经济发展急需的专门人才和技术人员。在迁移途径上，主要是计划内的干部调配，高等院校招生和分配。因此，计划迁移政策在迁移人口的来源、结构和去向上都表现出明显的选择性，计划内迁移的主要是高文化程度的专门人才和国家干部，流入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大中型国营工业企业和高层次的服务业，主要从事脑力劳动或技术性职业等。在所有的迁移选择性中，在年龄上存在最为普遍的选择性。在一般情况下，青年人有着明显的迁移倾向，迁移人口明显集中于15～35岁年龄区间内。早在80年代初，有关调查即证实了这一现象。吉平（1983）调查发现迁入北京市的人口中有74%是在劳动年龄段内迁入北京的，其中绝大部分在30岁以下。李豫等（1984）发现1980～1982年间北京市迁出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达2%迁移对性别的选择性是随迁移的性质而变化，某些类型的迁移对性别的选择性很明显，如婚姻迁移受历史、传统等多方面影响，婚姻迁移以女性占绝大多数。根据1987年全国1%抽样调查的情况，在婚姻迁移中女性占3%，性别比低至2，基本是女性一统天下。正是这类迁移在性别构成上的高度选择性，使不平衡的婚姻迁移有可能对迁入、迁出地产生深远影响（杨云彦，1994）。移民文化程度与迁移的关系，也是迁移选择性中的重要方面。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移民平均文化程度一般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与中国高等院校的招生、分配，干部调配等计划迁移密切相关，但在农村劳动力流动中发现相反的情况（赵耀辉1997）。王桂新（1993）、刘启明（1992）、丁金宏（1994）等对省际迁移的空间模式进行了探讨，其中特别讨论了距离在迁移流向中的重要作用；严善平（1998）用地区间迁移模型检验了省际迁移中迁移存量、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还有一些研究运用西方经济学分析方法对劳动力流动的机制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蔡方1997）。关于迁移效应：人口移动以其所具有的空间上的不平衡性和结构上的选择性对迁入、迁出地产生多方面的影响。首先，人口移动直接改变了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人口总量，并通过转移生育间接影响两地的人口数量对比；其次，人口移动所可能引起的生育行为变化将改变两地的人口再生产模式；由此，人口的分布状况以及发展模式都将发生变化；另外，人口移动将改变两地的人口结构。人口移动导致的人口空间结构变化有两种情况：集聚性的迁移将会强化人口分布的不均衡状况，而扩散性迁移则使人口分布趋于平均。人口和劳动力的区域流动还可对地区差距产生影响（蔡方1998）。人口移动对生态环境也将产生直接的影响。在生态脆弱地区，人口的入迁可能会加剧生态环境的恶化，特别是在农业移民中对环境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但也有少量因人口入迁后对生态环境加以科学治理而使其得到改善的情况。人口移动的社会效应是一个受到特别关注的课题。人口移动在实现均衡的过程中不断地打破旧有的平衡，从而引发了多层面的摩擦。这一社会整合过程从长远看有利于增强社会的活力，从短期看则有可能带来社会问题，如文化冲突、犯罪等。移民行为调整是人口移动社会效应微观方面的重要内容。从一种文化背景和特定社区流入另一种行为方式和文化氛围中的移民，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差异迫使移民在冲突中进行着调整，同时他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可能影响迁入地的土著居民。移民通过多种文化的相互交流融合，形成富有生机的移民文化，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可能导致社会冲突。一般来看，处于少数地位或带有落后的文化背景的移民更有可能采取调整自身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途径主动或被动地适应迁入区的生活方式而被同化。在移民占多数地位的情况下，可能会将自己的文化强加给迁入区。在迁入地，土著居民对具有相对先进文化背景的移民可能采取较为友好或是倾慕的态度，而对由落后文化区迁入的移民多采取歧视甚至敌视的态度。在这方面较受关注的是对女性婚育行为变化的研究（林富德等1998），这些研究若能结合与迁出地的对比将更有价值。当前，“外来人口”对流入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既是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由于担心“外来人口”影响本地就业，一些地区特别是特大城市纷纷出台了干预外来人口就业的政策法规。丁金宏（1995）、赵敏（1995）等分析了外来人口就业及其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其结论认为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就业的影响是有限的。陈浩（1996）探讨了劳动力外流对农村发展的正面与负面影响。关于政策与评价：《人口研究》编辑部组织了专题讨论外来人口问题（该刊1997）。从整体上看，学术界和社会对流动人口的态度，已经由比较排斥走向比较宽容。对外来人口的管理问题，刘世定（1995）对政府行为进行了详细的实证分析。对与迁移相关的政策评价，主要集中在移民、户籍管理制度与城镇化政策方面。在开发性移民与环境移民方面，建国后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移民、环境移民及水库移民。向边远地区移民的主张一直占主流地位。如仇为之（1981）文中即提出应继续向西部移民，王勋（1984）更提出具体规模。但向西北移民的主张受到来自人口地理学界的批评（原华荣1985），其中关于水资源约束的证据是最有说服力的。有关评价西北组织移民也间接支持了这些批评（陈伯敏等1988）。80年代后期，有关向西北移民的关注被环境移民所取代（解书森等1988；张善余1995；张志良1995）。水库移民作为一类重要的组织移民，也一直为有关研究所重视（张思平1983）。尤其是三峡工程移民更是倍受关注（朱农1995）。1998年长江中下游流域的特大洪水，对移民安置提出了新的课题。关于所谓“外来人口”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这方面需要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上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如外来人口的法律地位问题。劳动者的平等劳动权力是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力，而对所谓“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性政策无疑侵犯了这种平等权力。“外来劳动力”字面本身就含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甚至是歧视性的。我们限制非本地户口劳动力的劳动和就业，其法理依据和理论解释是什么？目前对所谓“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性待遇既无足够的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市场经济基本原则。其次，我们对劳动力市场的了解十分有限，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劳动力供给状况、工资、整体经济运行及新就业机会的创造，影响相当复杂。目前在歧视性的政策环境中，“外来劳动力”大多只能在城镇艰苦的条件下从事低收入和重体力的职业，其有限工资的一部分被作为补偿由政府收取后返回用于城市职工的补贴①，城市（本地）劳动力则利用其有利的制度性地位“寻租”②。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即使“外来人口”干得再好也无望融入城市社区中。长期对城市的倾斜和保护政策，限制了农村人口分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改善福利的机会。户口制度作为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适应性已经十分强烈和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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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点数据，不知道是否权威哦．不过可以参考下啦．80后男的比女的要多三千多万．比例是148比100． 而90后的出生比例也是一样哦．男的比女的多．90后农村出生人口比例是85比100． 07年国家统计的结果显示中国男性人口比女性多出了3700万．0--15岁的男性比女性多出1800万之多．理论上讲十分之一的男性会打光棍．哈哈～～ 这些数据不能保证绝对权威，不过也差不多了．希望能帮助到楼主参考． 男同胞不要气馁，娶了5千年的中国老婆了，该换换口味了．以后都出国结婚去．让这些女的都在家里发霉好啦｀｀｀！！！嘿嘿！！！
1比3 2007年中国男性已经比女性多出3700万，其中，0-15岁的男性比女性多出1800万。 专家认为上世纪90年代出生的人口在达到婚龄时，将会有10%的男性被挤出婚姻市场不能成婚。
经过近20年的研究和探讨，我们基本上弄清了建国以来人口迁移和流动的过程、基本特征以及主要的机制等。对迁移所产生的复杂的社会经济效应开始较深入的探讨，在引入并改进国外研究理论和分析方法方面有初步的尝试。对迁移和流动的管理和战略进行了较广泛的探讨，其主要进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基本状况：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人口迁移对经济发展、人口分布起着重要影响。但长期以来，我们对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一直缺乏清晰的认识。由于缺乏直接的资料，对一些情况只能根据间接的推算来判断，特别在早期的研究中更是如此。仇为之（1981）根据各省、区1949至1979年人口增长速度和比重的变化，考察了建国以来至70年代末的迁移状况，总结了省际迁移的两种方式，即组织移民和自发迁移，认为主要的迁出区有3个，即黄河、长江下游地区、四川与湖南。文中还首次绘出迁移流向（示意）图。在当时资料极其缺乏的情况下，该文较准确地刻划了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殊属不易。魏津生（1984）、张庆五（1988）对中国人口迁移的概念界定等基础性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了“迁移”和“流动”的定义问题。魏津生将迁移定义为“发生在国内不同省区或县（市、市辖区）之间的各类改变户口登记常住地的人口移动以及发生在各经济类型地区之间的和各自然类型地区之间的具有人口学意义的改变户口登记常住地的人口移动”。这种划分在其后我国迁移与流动的统计、调查及研究中被较普遍采用。马侠（1987）利用户籍迁移统计资料，首次通过数据反映了1954至1984年的迁移状况，是总量研究方面的一个重大进展，但该文所用1966至1968年的数据是不完整的（杨云彦1994）。杨云彦（1992）利用1987年1%人口抽样资料和1990年普查资料推算了改革开放以来迁移规模的变化，认为改革开放后迁移流向、机制及类型都发生了重大逆转。但时至今日，关于人口迁移和流动的研究，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混乱，这种混乱首先反映在人口迁移流动的概念界定和统计口径上，如把人口迁移仅仅局限于完成了户口迁移的那一部分人，而将没有完成户口迁移手续的所有移动人口全部称之为“流动人口”；把城镇功能性的短期驻留或过境人口与就业型、定居性的常住人口也统称为“流动人口”等等。由于界定上的混乱，导致调查和统计工作的困难，一方面取得了有关人口和劳动力流动的深入细致的资料，另一方面却连最基本的总量指标至今都无法确定。虽然有关部门发布了一些资料，但这些资料的质量不高、口径不一，往往不具备可比性，无法由其整理出连续资料。公安部门公布的有关人口迁移的资料，不仅存在统计质量上的问题，而且其覆盖面有限，它所包括的只是有户口迁移的那部分人口，其占总人口的比重甚至呈下降趋势，这和8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流动性大大提高的现实是不相符的（于蜀等1998）。关于暂住人口，公安部门公布的城镇暂住人口数字统计口径过宽，而且漏报现象比较严重。各次普查和全国性的抽样调查得到的多是存量指标，口径也多有变化，影响到资料的可比性。流动人口与“民工潮”：一般来说，流动人口特指那些临时性的人口移动，而在目前情况下，通常使用的“流动人口“概念包括了所有没有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的人口移动，无论这种移动是短暂的或长期的。资料表明，目前急剧增加的人口流动实际上包含着两种主要的类型：一种是伴随经济发展而增加的城市功能型流动人口，他们在城市滞留的时间一般较短，这类流动人口的流向由城市功能、城市辐射范围所决定，时间和空间分布相对平衡；另一类就是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的劳动力，这类”流动人口“规模大，在城市滞留时间长，且流向相对集中，因而产生的社会震荡也更大。后者通常依其户口登记状况被称之为”暂住人口“或”外来人口“，由于这一特殊群体符合人口学研究中人口迁移的基本特征，于是他们也被看作一种特殊形式的迁移，即相对于”计划迁移“而言的”非正式迁移“，其与计划内迁移的不同主要通过户口登记状况的差异反映出来。由于户口至今仍然在城市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非正式迁移“人口无法享受和城镇”正式“居民同等取得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机会和权力，于是形成不同户口状况的移民在就业机会、行业和职业流向、福利与社会保障等多方面迥然各异的移民群体（杨云彦1996）。“非正式迁移”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已存在。李德滨（1983）探讨了计划经济时期向黑龙江的自流人口问题。陈郁（1984）首次利用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对“人户分离”①的状况进行了研究，郑桂珍（1985）首次对上海市1984年时点流动人口进行了全面调查并估计流动人口规模为70万。之后有关城镇流动人口的调查分析和文章急速涌现，李梦白等（1991）对此有全面的总结，陈贤寿等（1996）指出近年来流动人口“移民化”、“家庭化”的趋势。进入90年代以来，有关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即“民工潮”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这些研究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角度出发，研究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镇“暂住人口”问题；一是从跨区域流动角度出发，研究“外来劳动力”或“民工潮”问题（中央政研室1994）。这方面的研究，已从早期关注的流向、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行业分布、职业状况、婚姻、家庭等一些静态的人口学特征，逐步深入到流动的过程、在流入地的收入与消费状况、行为方式的变化、社会冲突与整合等社会经济动态特性（韩晓耘1995），以及劳动力外流对流出地的资金、信息、技术回馈，乃至对流出地的社会经济影响（秦德文1994）。迁移选择性、迁移模式与机制：移民和非移民之间一般存在规律性或普遍性的结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认为是迁移对移民进行“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迁移的选择性。境外曾有学者对中国计划经济环境下的迁移是否存在选择性提出置疑。事实上，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选择性可能更加突出，但选择机制会有所不同。由于中国长期坚持控制城镇人口增长和控制非农业人口增长的政策，国家对迁入农村、包括城镇郊区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在政策上基本不予限制，因而比较容易落户并完成户口迁移手续。对迁入城镇的人口实行严格的选择，将迁移权优先给与城市经济发展急需的专门人才和技术人员。在迁移途径上，主要是计划内的干部调配，高等院校招生和分配。因此，计划迁移政策在迁移人口的来源、结构和去向上都表现出明显的选择性，计划内迁移的主要是高文化程度的专门人才和国家干部，流入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大中型国营工业企业和高层次的服务业，主要从事脑力劳动或技术性职业等。在所有的迁移选择性中，在年龄上存在最为普遍的选择性。在一般情况下，青年人有着明显的迁移倾向，迁移人口明显集中于15～35岁年龄区间内。早在80年代初，有关调查即证实了这一现象。吉平（1983）调查发现迁入北京市的人口中有74%是在劳动年龄段内迁入北京的，其中绝大部分在30岁以下。李豫等（1984）发现1980～1982年间北京市迁出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达2%迁移对性别的选择性是随迁移的性质而变化，某些类型的迁移对性别的选择性很明显，如婚姻迁移受历史、传统等多方面影响，婚姻迁移以女性占绝大多数。根据1987年全国1%抽样调查的情况，在婚姻迁移中女性占3%，性别比低至2，基本是女性一统天下。正是这类迁移在性别构成上的高度选择性，使不平衡的婚姻迁移有可能对迁入、迁出地产生深远影响（杨云彦，1994）。移民文化程度与迁移的关系，也是迁移选择性中的重要方面。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移民平均文化程度一般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与中国高等院校的招生、分配，干部调配等计划迁移密切相关，但在农村劳动力流动中发现相反的情况（赵耀辉1997）。王桂新（1993）、刘启明（1992）、丁金宏（1994）等对省际迁移的空间模式进行了探讨，其中特别讨论了距离在迁移流向中的重要作用；严善平（1998）用地区间迁移模型检验了省际迁移中迁移存量、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还有一些研究运用西方经济学分析方法对劳动力流动的机制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蔡方1997）。关于迁移效应：人口移动以其所具有的空间上的不平衡性和结构上的选择性对迁入、迁出地产生多方面的影响。首先，人口移动直接改变了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人口总量，并通过转移生育间接影响两地的人口数量对比；其次，人口移动所可能引起的生育行为变化将改变两地的人口再生产模式；由此，人口的分布状况以及发展模式都将发生变化；另外，人口移动将改变两地的人口结构。人口移动导致的人口空间结构变化有两种情况：集聚性的迁移将会强化人口分布的不均衡状况，而扩散性迁移则使人口分布趋于平均。人口和劳动力的区域流动还可对地区差距产生影响（蔡方1998）。人口移动对生态环境也将产生直接的影响。在生态脆弱地区，人口的入迁可能会加剧生态环境的恶化，特别是在农业移民中对环境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但也有少量因人口入迁后对生态环境加以科学治理而使其得到改善的情况。人口移动的社会效应是一个受到特别关注的课题。人口移动在实现均衡的过程中不断地打破旧有的平衡，从而引发了多层面的摩擦。这一社会整合过程从长远看有利于增强社会的活力，从短期看则有可能带来社会问题，如文化冲突、犯罪等。移民行为调整是人口移动社会效应微观方面的重要内容。从一种文化背景和特定社区流入另一种行为方式和文化氛围中的移民，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差异迫使移民在冲突中进行着调整，同时他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可能影响迁入地的土著居民。移民通过多种文化的相互交流融合，形成富有生机的移民文化，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可能导致社会冲突。一般来看，处于少数地位或带有落后的文化背景的移民更有可能采取调整自身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途径主动或被动地适应迁入区的生活方式而被同化。在移民占多数地位的情况下，可能会将自己的文化强加给迁入区。在迁入地，土著居民对具有相对先进文化背景的移民可能采取较为友好或是倾慕的态度，而对由落后文化区迁入的移民多采取歧视甚至敌视的态度。在这方面较受关注的是对女性婚育行为变化的研究（林富德等1998），这些研究若能结合与迁出地的对比将更有价值。当前，“外来人口”对流入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既是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由于担心“外来人口”影响本地就业，一些地区特别是特大城市纷纷出台了干预外来人口就业的政策法规。丁金宏（1995）、赵敏（1995）等分析了外来人口就业及其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其结论认为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就业的影响是有限的。陈浩（1996）探讨了劳动力外流对农村发展的正面与负面影响。关于政策与评价：《人口研究》编辑部组织了专题讨论外来人口问题（该刊1997）。从整体上看，学术界和社会对流动人口的态度，已经由比较排斥走向比较宽容。对外来人口的管理问题，刘世定（1995）对政府行为进行了详细的实证分析。对与迁移相关的政策评价，主要集中在移民、户籍管理制度与城镇化政策方面。在开发性移民与环境移民方面，建国后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移民、环境移民及水库移民。向边远地区移民的主张一直占主流地位。如仇为之（1981）文中即提出应继续向西部移民，王勋（1984）更提出具体规模。但向西北移民的主张受到来自人口地理学界的批评（原华荣1985），其中关于水资源约束的证据是最有说服力的。有关评价西北组织移民也间接支持了这些批评（陈伯敏等1988）。80年代后期，有关向西北移民的关注被环境移民所取代（解书森等1988；张善余1995；张志良1995）。水库移民作为一类重要的组织移民，也一直为有关研究所重视（张思平1983）。尤其是三峡工程移民更是倍受关注（朱农1995）。1998年长江中下游流域的特大洪水，对移民安置提出了新的课题。关于所谓“外来人口”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这方面需要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上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如外来人口的法律地位问题。劳动者的平等劳动权力是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力，而对所谓“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性政策无疑侵犯了这种平等权力。“外来劳动力”字面本身就含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甚至是歧视性的。我们限制非本地户口劳动力的劳动和就业，其法理依据和理论解释是什么？目前对所谓“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性待遇既无足够的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市场经济基本原则。其次，我们对劳动力市场的了解十分有限，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劳动力供给状况、工资、整体经济运行及新就业机会的创造，影响相当复杂。目前在歧视性的政策环境中，“外来劳动力”大多只能在城镇艰苦的条件下从事低收入和重体力的职业，其有限工资的一部分被作为补偿由政府收取后返回用于城市职工的补贴①，城市（本地）劳动力则利用其有利的制度性地位“寻租”②。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即使“外来人口”干得再好也无望融入城市社区中。长期对城市的倾斜和保护政策，限制了农村人口分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改善福利的机会。户口制度作为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适应性已经十分强烈和明显。
痙ouglas62(站内联系TA)bu jingchang kan ,danshi shi zhongwen hexin qikan ,ruguo neng fa de hua dangrang shi hao le,tibetnamco(站内联系TA)好像是 中国软科学学会的会刊在涉及人口 资源 环境 领域的宏观管理方面论文比较多，而且不少栏目都是有明确协办单位的（类似关系户）；论文水平一般，远不如地理学报，也不如地理科学、地理研究这本杂志因为有邓小平的题字，邓楠一直挂编辑委员会主任，山东师范大学对该刊非常重视，编辑部主任好像就是校长兼的。该杂志还有英文版。个人意见，仅供参考。lifediy66(站内联系TA)Originally posted by tibetnamco at 2009-9-9 07:47:好像是 中国软科学学会的会刊在涉及人口 资源 环境 领域的宏观管理方面论文比较多，而且不少栏目都是有明确协办单位的（类似关系户）；论文水平一般，远不如地理学报，也不如地理科学、地理研究
（1）逐渐走向死亡的过程。（2）人口老龄化所占人口的比例越来越大，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陈卫,浙江桐庐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社会学博士(2004 年),《人口研究》杂志常务副主编。
是的，编辑部主任是通常的叫法，行业法规里也是用编辑部主任。
一、《社会学评论》对中国社会学的意义 学术期刊是学术成果展示的重要平台，也是学科建设的重要支撑。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社会学的学术刊物数量相对较少，存在综合性期刊多，专业性期刊少的结构问题。所以，《社会学评论》的创办，对我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学术发展意义重大，也是我国社会学界的一件大事。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说：“《社会学评论》的创办，为推动中国社会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支点”。 教育部社科司徐青森说，今天虽是《社会学评论》的首发式，但不是零起点，它有中国人民大学的强大的学科支撑，因而可以预期《社会学评论》这本新杂志一定会有光明的前景。中国人民大学一直以来是我国社会学研究和教学的重镇，在连续几次的一级学科的评比中，中国人民大学的社会学都是全国排名第一。《新华文摘》总编辑喻阳认为，“《社会学评论》是在一个正确的时间、在一个正确的地点办了一本正确的杂志。”沈固朝教授说，“《社会学评论》是我国社会学领域新的航母。” 二、刊物定位和特色 刊物定位，就是要把一本学术刊物办成什么样的期刊，这是办刊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方向问题，也是特色问题。 为了能办好这本来之不易的新杂志，郑杭生主编表示《社会学评论》将始终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秉承“崇尚学术，追求真理、理论自觉，建设反思”的办刊宗旨，切实提高办刊质量，为推进世界眼光和中国风格兼具的中国社会学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副主编武京闽教授也认为，一个刊物首先必须明确自己的定位。正是在此基础上，刊物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避免“千刊一面”的现象。《中国社会科学》冯小双编审认为，目前我国社会学界三本专业性学术刊物要形成一个生态，每本刊物都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彼此互补。《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社长姚申教授认为，《社会学评论》这个刊名是非常有含金量的，在国际社会学界也是有非常响亮的名字，所以刊物可以在“评论”二字上多做文章，多刊一些评论性的文章。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高自龙总编辑表示，《社会学评论》在最初刊物名称的选择上，就侧重考虑了“评论”的架构，其中一个高位的目标就是期望促进学术争鸣、学术争论，避免自说自话、自娱自乐。 三、学术性与实践性 崇尚学术，是一本学术刊物的核心，也是《社会学评论》办刊的一个宗旨。然而，学术也不应该完全脱离实践，远离现实。 李培林认为，现在一些刊物确实存在过于“阳春白雪”的问题，很多有关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文章发不了，从而导致了刊物内容远离当前国家政策。国家行政学院龚维斌教授认为，刊物要能从“阳春白雪”这个很高的殿堂“入世”，要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北京大学王思斌教授也认为，《社会学评论》在这方面应该有所兼顾，既要有学术性，也要有实践性，这样对刊物的发展也有好处。 北京大学谢立中教授则认为，学术刊物还是要有一些“阳春白雪”的东西。因为学术研究往往做得比较超前，以至于没有几个人能看得懂。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提出来后，很长时间也没几个人能看得懂。社会学中“阳春白雪”的文章，如果确实有水平的、有质量的，还是应该发。 四、制度化与灵活性 刊物制度化，是提高刊物质量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刊物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上海大学张文宏教授强调，一个好的刊物离不开制度化建设，现在很多刊物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制度。然而，刊物过度依赖制度化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如果严格依赖匿名评审制度，就会出现原本很好的文章在匿审阶段可能被毙的问题。 谢立中教授也说，匿名评审制度是一把双刃剑。这种情况下，编辑部可以有一点自主权，对没有通过匿审的文章，要看评审专家提的是什么问题。如果是硬伤，当然不能发；如果是有争论性的问题，视情况还是可以发的。 《人口研究》副主编陈卫教授则认为，尽管刊物制度化会存在一些问题，但从编辑部的角度讲，规章制度的建设对提高刊物质量还是很重要的。从收稿到发稿，每个环节都应当有严格的制度，并且严格按照程序执行，这样才能有效保证刊物质量。 五、本土性与国际化 本土性与国际化的问题，是我国社会学未来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学术刊物具有很强的学术导向性，发什么，不发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为我国社会学的未来发展进行“导航”。北京科技大学时立荣教授认为，现在中国有很多现象、很多问题，值得中国学者去研究，而且是进行本土化的研究。本土化的风格应该在中国社会学领域获得更多的立足点。北京师范大学董晓萍教授说，现在的年轻学者讲创新，而老一辈学者则更讲坚守，即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坚守什么。今天，郑杭生教授创办这个刊物可以看出绝不只是“创新”二字，实际上是给了我们坚守的方向，即建立“中国学派”。 《社会学研究》执行主编张翼说，中国社会快速发展为中国社会学人提供了一个活的学术平台。只要我们力戒浮躁、立足国情，遵循严谨的学术精神，中国社会学的繁荣还是可期的，中国人自己的社会学学派将会更多一些，对世界社会学的贡献也会更大一些。《社会》编辑部主任路英浩教授则认为，就办刊物而言，还是需要一点兼容并蓄的传统，既要本土化的特色，也要有国际化的理论。 六、好稿源、数字化与影响力 好的稿源是立刊之本，也是刊物质量最根本的保证。清华大学刘精明教授认为，提高刊物质量的一个关键，就是稿源质量。在目前学术生态下，一个新刊物要想得到很好的稿源确实不容易。此时，刊物就应该充分发挥郑杭生教授在社会学界的强大影响力，多约一些高质量的稿件。王思斌教授认为，一个刊物要有引用率，引用率高，影响力才大。要想提高引用率，首先就是要有好的稿源。 中国社科院刘振喜则认为，刊物引用率和社会影响力，其实并不是一回事。引用率对新刊物来说，可能要从零做起。但是，社会影响力就不一样，从一开始就有的。例如，这次的刊物首发式在社会学界就有很大的影响力。同时，为扩大影响力，数字化出版也很重要。刊物应与国内各数据库以及网站结合，扩大读者和受众群体，这样对学界、对社会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总之，《社会学评论》的创办，无疑是我国社会学学科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希望有更多的社会学人去关注它、支持它。我们也坚信《社会学评论》这本新刊物会越办越好，能成为我国社会学领域的新航母。 作者简介：胡宝荣，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理论社会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