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题的写法[2]毕业论文只能有一个主题（不能是几块工作拼凑在一起），这个主题要具体到问题的基层（即此问题基本再也无法向更低的层次细分为子问题），而不是问题所属的领域，更不是问题所在的学科，换言之，研究的主题切忌过大。因为涉及的问题范围太广，很难在一本硕士学位论文中完全研究透彻。通常，硕士学位论文应针对某学科领域中的一个具体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并得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二）题目的写法毕业论文题目应简明扼要地反映论文工作的主要内容，切忌笼统。由于别人要通过你论文题目中的关键词来检索你的论文，所以用语精确是非常重要的。论文题目应该是对研究对象的精确具体的描述，这种描述一般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研究结论，因此，我们的论文题目不仅应告诉读者这本论文研究了什么问题，更要告诉读者这个研究得出的结论。（三）摘要的写法毕业论文的摘要，是对论文研究内容的高度概括，其他人会根据摘要检索一篇硕士学位论文，因此摘要应包括：对问题及研究目的的描述、对使用的方法和研究过程进行的简要介绍、对研究结论的简要概括等内容。摘要应具有独立性、自明性，应是一篇完整的论文。（四）引言的写法一篇毕业论文的引言，大致包含如下几个部分：1、问题的提出;2、选题背景及意义;3、文献综述;4、研究方法;5、论文结构安排。问题的提出：讲清所研究的问题“是什么”选题背景及意义：讲清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来研究，即阐述该研究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对国计民生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等。文献综述：对本研究主题范围内的文献进行详尽的综合述评，“述”的同时一定要有“评”,指出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讲出自己的改进思路。研究方法：讲清论文所使用的科学研究方法。论文结构安排：介绍本论文的写作结构安排。“第2章，第3章，……，结论前的一章”的写法是论文作者的研究内容，不能将他人研究成果不加区分地掺和进来。已经在引言的文献综述部分讲过的内容，这里不需要再重复。（五）结论的写法结论是对论文主要研究结果、论点的提炼与概括，应准确、简明，完整，有条理，使人看后就能全面了解论文的意义、目的和工作内容。主要阐述自己的创造性工作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本学术领域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同时，要严格区分自己取得的成果与导师及他人的科研工作成果。
参考文献：〔1〕《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2〕陈须隆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五大特点〔3〕赵可金2013 学习时报解读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4〕钱文荣2015 新华国际我有话要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及理念创新〔5〕王毅第二届世界和平论坛午餐会上的演讲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
大外交·青年智库让壹亿中国大外交青年智慧被全球看见为中国青年智库代言Glory DiplomacyN2021/ N137技术变革与国际关系作者：丹尼尔·W·德茨纳（Daniel W Drezner）：塔夫茨（Tufts）大学弗莱契尔（Fletcher） 法律和外交学院国际政治学教授，在外交政策方面有诸多著作，同时也是《华盛顿邮报》和其他公共论坛的作家。摘要：本文反思了上个世纪技术变革对国际关系的两点主要影响。首先，他们相互影响；虽然不可否认技术变革影响着国际关系，但世界政治的变化也影响着技术变革。其次，任何技术变革是经济再分配和社会突破的一种表现。在技术变革之下，不仅会出现新的赢家，也会出现新的输家。技术变革改变了行为体的偏好，并且使新规范和新组织进行战略性构建。技术本身的性质以及公共部门推动创新的程度对国际关系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为证明以上论点，本文特别关注了上个世纪对国际关系十分重要的两大创新：核武器和互联网。要词：创新；国际关系理论；互联网；自由主义；核武器；现实主义；技术文源：Daniel W Drezner,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编译：郭青城，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大连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审校：李燕，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再审：张童沿，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项目组《大译编参》执行主编，现就读于上海理工大学中英国际学院。编译精选引言2019年，技术与国际关系（IR）之间的联系将出现变革。创新给各国带来了经济效应，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减少了极度贫困的现象。而与此同时，新技术也带来了新的威胁。与现代军队相比，上世纪军队的破坏力相形见绌。除此之外，创新也会引起社会动荡；这些变化引起某些人的焦虑情绪，进而催生了从伊斯兰国到反性骚扰的各种运动。随着中国和印度等国赶超发达工业经济体，一些技术也导致了国家间权力分配从根本上转变，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也已经改变。世界的相互联系更加紧密，但另一方面，埃博拉疫情等事件也凸显了全球化体系的脆弱性。跨境互动高速发展，推特外交成为一种新外交形式。尽管存在保护主义激增的现象，但全球化仍在迅速发展。技术变革持续降低跨境交流的成本，其速度远超于政府提高壁垒的速度。一、理性主义对技术的看法对于大多数主权国家而言，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十分简单，即拥有更多的技术创新等于拥有了更多的权力与财富。经济学家强调，技术变革对经济增长有着独特的重要性。大量经济计量研究发现，技术创新为发达国家贡献了60%至85%的经济增长；并且技术向较不发达经济体的扩散同样重要。据相关文献称，在大多数国家，外国技术来源约占生产力增长的90%；无论国家的权力分配或经济发展是怎样的状态，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都来自技术。而正是通过经济增长，一个国家才能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国家权利。由于技术能够使一个国家获得的财富最大化，并且能够最大限度保证国家的安全，许多学者采用理性主义思想来看待国家行为体促进创新的活动。这在经济学文献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它们通常侧重于用国内经济变量来解释技术创新的变化，资本市场的可用性和成熟度、市场规模或经济体的创业能力。即使经济学家考虑到国家的作用，情况也是如此。他们认为政治因素发挥着次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经济学家经常将非经济因素视为附带因素。新现实主义者提出了一种与经济学家相呼应的看法。他们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迫使所有大国展开技术变革，否则将面临无法生存的风险。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依然很简单：无政府状态迫使技术在全世界迅速扩散。艾米莉•戈德曼（Emily Goldman）指出，“大多数新现实主义研究中，没有考虑技术传播会出现障碍，没有掌握足够的资源和信息”新现实主义者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都认为，获取新技术的动机主导着其余一切因素。而这并不是大多数政治学家对国家制度变迁的看法。技术创新与扩散的无摩擦理论存在几个问题。最明显的是，它们忽视了国际关系是影响技术创新速度的自变量。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定义的五大典型创新类别：发明、生产过程创新、开拓新市场、发现新的供应来源、发展新的经济组织模式，皆涉及社会如何应对技术变革带来的新机遇。熊彼特的三类创新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国际关系来实现的。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指出，“西欧各个王国和城邦之间的军事竞争刺激各国不断进行军事创新”。由此推断，在国家权力分配中，存在一个平衡点，能够激励各国投入技术创新。根据这一逻辑，单极世界会减慢技术创新的速度。超级大国感到十分安全，所以几乎没有动力投资于颠覆性创新；而其他国家认为自己与超级大国之间的差距太大而失去创新信心。而多极化世界下，存在安全或不安全因素，并且这些因此能够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因此会刺激创新更加迅速发展。其他国际关系理论方法将领导者和落后者的国内政治作为关键解释变量。长周期理论和权力过渡理论都强调，有抱负的霸权国家的国内条件决定了它们的相对崛起。各国之所以获得霸权地位，是因为它们为在主导部门发展一系列技术创造了优越的条件。根据一些经济学家的说法，技术落后的国家在追赶上有优势，因为它们可以利用自己的相对落后来跨越技术的死角。这些关于国际政治如何推动技术变革的解释本质上都体现了理性主义思想。然而，也有一些研究表明，作为推动大规模科技投资的一个颇具说服力的因素——威望的作用被忽视了。威望的力量只有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一个人才能从中受益，胜过其他参与者。历史上，许多被认为最重要的社会环境都是在科学技术领域。这可能导致国家行为体直接投资于军事领域的，或经济价值有限但能够极大树立国家威望的技术项目。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冷战时期，超级大国为载人航天项目投入了巨额资金。这种为了提高国家威望的科技投资，直到21世纪仍然影响着各国的研发投资。例如，2003年中国首次完成载人航天飞行引发了竞争国的疯狂反应，包括美国承诺要重返月球并向火星发射载人任务。尽管如此，预算严重紧张的其他国家也表示有兴趣投资于空间研究。中国于2019年1月将探测器成功着陆月球背面，也同样引起了其他各国的反应。理性主义者关于国家为何投资于技术创新的解释，从直觉上讲是有道理的，但这样的解释是不充分的，尤其是对国际政治如何影响技术变革的描述并不正确。权力的分配、主要经济体国内机构的性质以及树立国家威望的需要等都以不同的方式推动着技术创新，都不同于严格理性主义所给出的解释。二、国际政治中技术变革的多样性抽象地谈论技术变革有可能使我们一刀切的看待技术创新。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从军事角度进行评估，各个国家并不是对所有技术一视同仁。例如，尽管一个国家的军事发展需要核武器以及互联网作为驱动力，但这两项技术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截然不同。有两个标准有助于分析不同技术对世界政治的影响。首先是开发或采用新技术所需的固定成本投资。大多数技术创新所需的固定成本较高，但随着一项技术逐渐标准化，开发此技术所需的投资可能会逐步减少。尽管如此，有些技术即使在标准化之后，仍然需要大量的投资，而这可能是因为技术投入生产的经济成本很高。技术创新的固定成本越大，各国试图获取新技术的壁垒就越大；而技术创新固定成本投资越低，有能力开发和使用该技术的国家就越多。另一个方面是技术创新的发起者更加符合公共部门的利益还是私营部门的利益。最有意义的技术创新是能够创造出“通用”的技术，既可以用来保护国家安全，也能服务民生。然而，一些技术创新并不能够投入到民用领域。那些固定成本高但有重要民用作用的技术是战略性技术（strategic tech），固定成本高的技术所得回报不断增长，这需要国家频繁干预，使国家在这方面的技术处于顶尖水平，避免依赖外国技术，民用飞机行业与当前5G网络的发展就是很好的例子。而固定成本高、民用作用有限的技术属于威望技术（prestige tech），只有国家才有动力去开发，例如核武器的研发。固定成本低但私营部门机会有限的技术将被视为公共技术（public tech）。也就是说，如果技术创新的壁垒低，但对于私营部门利润微乎其微，那么这种新技术就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特质。因此，私营部门开发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技术的动力较小，而如果这项技术能够实现可观的社会效益，那么政府就会进行必要的投资。像疫苗研发之类的公共卫生创新就属于这类技术。最后，固定成本较低、多由私营部门进行的技术创新属于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这些产品的开发或许最初是以公用为目的，但其商业化十分明显，这逐渐成为这类技术的发展方向。目前这种技术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无人机技术的发展——而人工智能未来也大有这种发展趋势。公共政策在决定技术扩散方面也起着关键作用。各国有多种国内和国际激励措施来规范新技术的传播。并且处于技术前沿的政府将更加注重知识产权。理论上，这会促进技术创新。这种政策的连锁反应是限制了技术的跨国传播。同样，政府也可能限制影响国家军事实力的技术——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致力于抑制核武器扩散。三、技术如何影响国际关系有关国际关系的理论十分有限，不同的理论强调的要素也不同，但从现实主义理论到后结构主义的理论都侧重于权力、利益和规范等。技术变革在方方面面影响着世界政治。本章将论述核武器和互联网的创新对上述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权力核武器如何对国际政治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核武器具有极强的破坏力，这与其他大国确立地位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十分不同，从而改变了强权政治。一旦一个国家拥有了可被感知到的二次打击能力——通过增强国防或隐蔽其核储备的位置——他们就拥有了威慑力。然而，核威慑与常规军事威慑措施之间没有关联。同时，由于核武器造成毁灭性破坏，因此它们在世界政治其他领域的用途是有限的。即使与军事力量的其他方面相比，核武器的力量也不是完全可以替代的。发展核武器的一个自相矛盾的后果是，它使我们对国家权力的衡量与其他技术创新领域脱节。尽管成为核武器拥有国的门槛很高，但技术落后的国家有时也能够克服困难。建国初期的中国，当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仍然成了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无论巴基斯坦还是朝鲜，都不处于技术前沿，然而这些国家却能够发展核弹头和弹道导弹技术。一旦一个国家拥有核武器，他们在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地位会大有不同，即使在一个国家在其他领域落后的情况下，其国家地位也会提高。这就解释了俄罗斯为什么会被视为21世纪的大国之一，尽管它的经济总量不到世界总量的4%。同时，这也是伊朗和朝鲜在过去几十年里受大国关注一个重要原因。虽然核武器技术颇具名声，但互联网及其各种应用属于通用技术。网络空间的商业化产生了两种思想，是有关于互联网对权力的影响的。首先，互联网改变了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权力平衡。第二种观点认为，互联网赋予了自由民主政体，而非其他政体以权力。网络空间起源于美国，似乎十分重视开放性。而美国也认为互联网能够增强国家各方面的软实力。最近的发生的学术研究事件及其他事件使情况更加混乱。各国政府学会了如何对互联网进行监管，以更及时为国家利益服务。在内容监管、版权和隐私等问题上，大国政府得以在网络空间上有所作为。核武器这类威望技术增强了研制这些武器的国家行为体的力量，加剧了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之间的力量不平等。网络空间这类通用技术最初让自由民主国家受益更多。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修正主义行为体对它的扩散和利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权力平衡。（二）利益国家行为体将国际体系视为零和游戏还是非零和游戏引起学术界的激烈讨论。这种偏好差异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存在差异的根源。各国如何对核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作出反应，为技术如何改变或揭示国家偏好的变化具有指导作用。核武器对世界政治的影响令人震惊的一点是，它歪曲了世界政治是零和游戏的概念。核时代的学者一致认为，美国在其存在的头十年在核武器方面拥有压倒性的优势。美国对使用原子武器加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毫不后悔。如果像现实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世界政治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场零和游戏，那么美国应该在20世纪50年代使用其武器对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鉴于当时在军备竞赛中的优势，华盛顿在随后的任何冲突中都会获得相对优势。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我们看到核武器的出现，使一个强大政权致力于军备控制和核不扩散。从1963年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开始，美国和俄罗斯达成了一系列军备控制协议，通过限制核弹头产量、运载工具类型和相关系统限制其核储备。事实上，核武器体制远比常规武器体制强大。而作为一种通用技术，互联网有望推动劳动生产率并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各国期待一种更加注重合作、非零和的监管体系也就不足为奇了。美国和欧盟在竞争政策和隐私权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对于网络创新未能显著改变国家偏好，有几种可能的解释。由于网络空间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影响与对州际关系的影响一样大，各国政府在阐明政策偏好时会优先考虑国内政治因素。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互联网预期的生产力繁荣并未实现。与网络技术发展相关的一个经济趋势是自然垄断经济的出现。在世界政治中，威望技术和通用技术对国家行为体利益的影响都是不确定的。核武器的破坏力导致了各国改变了其零和偏好，从而寻求更多的合作。对于自由主义者，核武器合作表明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可以促成各国在不太可能形成合作的领域进行合作。同时，网络创新的正和性质并不一定导致网络空间的更多合作。而对于现实主义者，网络空间中的冲突表明更多的相互依赖会产生更大的冲突。（三）规范据推测，技术对国际体系中规范的传播具有直接影响。技术创新无疑促进了规范的形成，而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是规范在新技术的使用中所起的作用。几乎按照定义，新技术出现在缺乏本土规范的环境中。新技术对社会世界的影响在本质上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使得人们很难想象哪些规范、规则和行为准则是合适的。新的创新可能试图复制相似技术的规范和实践，但这些规范是否同样适用于新的技术领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试图将旧的规范应用到新的领域可能给人们带来严重的误解。这种动态在核武器和网络空间规范的演变中得到了体现。规范不是一成不变的，最近的研究集中在改变或限制特定规范的战术和战略上。这与两个最大的核武器国家在核禁忌范围内获得某种程度的战术灵活性的努力是平行的。本世纪，反导和中导条约相继结束，削弱了整个军控体制。俄罗斯最近改变了其核理论，以降低使用低当量武器的门槛。作为回应，美国还改变了其理论，以“增强其定制威慑选项的灵活性和范围……以维护对区域侵略的可信威慑”。这种理论的转变是否会导致规范的转变尚不清楚。尽管如此，核武器作为一种界定大国关系的技术是独一无二的，尽管核武器已经70多年没有使用过了。与核武器一样，网络空间的环境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例如，在治理问题上，围绕如何管理互联网的辩论与创建网络空间架构的学术研究人员所熟悉的多利益相关者主义准则相呼应。到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了建立在公私伙伴关系基础上的多利益相关者模式。正如杰弗里·兰蒂斯（Jeffrey Lantis）和丹尼尔·布鲁伯格（Daniel Bloomberg）所描述的那样，“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分散的网络空间，这个网络将是“民主的”，并将大公司、政府、民间社群，甚至学术界的观点视为同等重要的，以帮助建立互联网运行的标准”。最后，社交媒体的泛滥也改变了外交准则。现代互联网的创造者们几十年来对这种现象一直都有这种预感。1985年，研究人员警告说，网络话语不同于其他交流方式，它“倾向于唤起接受者的情感……而且接受者随后可能会做出加剧这种情况的反应”。有专家总结说，这些媒体与其他任何传播手段都有很大不同。许多旧规则不适用于这种模式。在这个世纪中，大国竞争对手在推特网上互相恶搞。在不同的技术领域，技术创新规范的演变各不相同。随着核武器的出现，对其使用的强烈禁忌表明，规范的标准建构主义模式正在深化和内化。然而，在网络空间方面，从其他领域引进的最初一套规范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因此，网络规范仍在不断变化。四、结语本文探讨了技术创新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与严格理性主义的观点相反，文化和声望也会影响技术的创新和扩散的模式。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技术不仅仅是一个自变量，而是与国际关系相互影响。不管是哪种技术，其重大创新都会增强利用这些发明的参与者的力量。这种能源优势能否持续，取决于技术本身的质量。通用技术的均衡效应大于威望技术，技术对国家利益的影响是矛盾的。核武器极大促进了各国的合作，而网络空间发展却意想不到地引发了更大的冲突。威望技术创建的规范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强大。另一方面，通用技术下，发展出了一个更有争议的规范环境。通用技术的创新步伐可能会加快，与此同时其技术规范的创建和维护变得更加困难。对于技术创新会制造新威胁的担忧并不新鲜。另一方面，那些刚出现时看起来无法控制的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看起来发展得却很稳重。2019年，推特外交的概念似乎有些陌生；十年后，它可能会像我们现在听到外交电报一样奇怪。更准确地说，创新可能会在世界政治中造成暂时的不确定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适应这些新技术。译者评述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上述文章将技术分为不同种类，论述了不同的技术是如何影响国家权力以及国际关系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对技术创新的研究并不充分，此前，更多的是借用经济学领域的思想理论，来解释技术对国家的影响，并且是以严格的理性主义来看待技术。而这种解释实际上并不全面，理由也不充分。将技术的影响放在国际关系理论下来解释是一种值得借鉴的视角。技术创新与国际关系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早期的研究中，把技术只看做自变量，实际上技术也受到国际关系的影响，国际关系的演变，使各个国家在不同的技术领域实施创新。例如，冷战时期的美国和俄国进行军备竞赛，各国为了增强军事实力，在核武器领域投入了大量的资本。并且出于提高国际地位的需要，即便是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也会斥巨资进行核技术的创新研发。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体现在方方面面，首先在国家权力方面会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例如，核武器的研发会提高各国的国家地位，使其在世界政治格局中更有话语权。像核武器等这类威望性技术，会直接改变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与国家实力。再例如，中国5G技术的发展引发了美国的强烈反应，因为先进网络技术的作为一种通用技术，能够在民用领域发挥广泛的作用，网络技术的发展不仅能够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会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发挥其作用。同时，国家利益与技术创新联系十分紧密。虽然技术在权力、利益等方面给各国带来不少积极影响，但同时如何规范技术创新，以及新技术的问题也变得迫在眉睫。对于新兴的技术，有些常用的技术规范并不适用，怎样制定合理的规范仍然是我们在发展新技术时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新技术固然关系到国家的权利，但是在二十一世纪，国际关系也早已不是单纯的零和博弈，各国应当抱有合作的态度，适应技术创新爆发的时代，以服务国家，造福世界人民。问题互动问题1、威望技术对国际政治关系有何影响？问题2、如何看待各国抑制核武器扩散的做法？如果您对大外交智库【大译编参】本期的“编译精选”、“译者评述”、“问题互动”有所思考或高见，请在文末留下墨宝。编辑 / 王潇洒 审核 / 陈际界再审 / 王盖盖大外交青年智库独家出品个人|群体|企业|高校|智库|媒体|政府|国际组织合作联系邮箱大外交智库官方网站大外交智库即大外交青年智库（Youth Think-tank Of The Glory Diplomacy，简称Glory Diplomacy 或GD）是一家创办于2017年的以外交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创始人是王盖盖。2020年，大外交智库又在中国深圳成立专门咨询公司，目前已成研究青年外交与青年发展、国际关系与国际组织、跨国企业与全球治理等事务的综合性全球思想库。此前，大外交智库聚焦在二十一世纪中国与全球大外交领域的青年原创方案、青年发展计划和青年外交延伸的助力与服务，推动大外交青年智库在对照全球外交发展、对接世界高端智库、对比新型平台建设的三原则下为中国大外交的发展贡献青年力量和方案，也特别提倡、鼓励并支持大外交领域内青年大胆原创小心求证来实现价值增值，以期实现全球青年价值最优，从而聚集了全球各地区有志青年一起在当今时代为实现个人、社会和国家发展目标而奋斗。因此，大外交智库自创办以来一直致力于让壹亿中国大外交青年的智慧与方案被全球看见，效果非常明显，被海内外青年誉为现代智囊的“青年精英大脑集中营”，是中国大外交新型青年智库的开创者和代言人！
我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特点，新成就现在的一带一路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我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特点，以及取得的成就，那么这方面的我们可以，洋洋洒洒的写出很多东西出来。
曾经的那头雄狮已经苏醒了。我国在不是那种弱国无外交的年代了。也不是那种落后就挨打的年代了，我们已经屹立在世界之巅。
写作思路：首先明确阐述一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是什么，比如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新战略。再详细叙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求国民怎么样的共同努力等等。 正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新战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要求我们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求我们继续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牢牢把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这条主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和平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和延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2018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新成就。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是新中国一贯的外交政策与思想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核心价值观，是蕴含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的思想情怀的，是符合人类文明中崇尚和平友善的普遍诉求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价值观基础是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义利观，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品格。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要坚持这种正确的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政策主张是多边主义。中国将继续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一方面，我国对外工作将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全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另一方面，我国将在不结盟原则下广交朋友、深化合作，形成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争取世界各国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梦的理解与支持。当前，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政策框架包括构建新型国际伙伴关系、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等组成部分。通过践行与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我国在外交实践中积极发展中俄、中美、中欧、中非等国际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区域合作，推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与治理体系改革，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当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我国与世界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依靠不断加深。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提出，是我国着眼于新形势新任务，积极推动对外工作理论和实践创新的重要成果。在经济外交方面，中国入世后全面参与全球贸易和投资谈判，中国外交推动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走向国际市场，推动贸易争端的化解。在金融和货币外交方面，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上升。在环境和气候外交方面，中国参加了人类环境会议，积极参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活动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谈判，尊重相关国际协议，履行国际气候减排义务。在文化外交方面，中国在全球150多个国家设立了500多所孔子学院，中国文化周、中国文化月和中国文化年活动在多国成功举办，“汉语热”已蔚然成风。中国外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和文化繁荣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和发展注入了强劲的“中国力量”。
一、新时期外交政策调整的背景 外交政策调整的内部原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制定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战略方针。1982年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和80年代的三大任务。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政策必须服从国家总的形势和需要，服从于现代化建设这个大局。对外工作应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争取到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外交政策调整的外部原因：进入80年代，国际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在国际上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迫切要求，战争的威胁在日趋减小，和平的力量在不断扩大。 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和平的保障。发展离不开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本身又有利于世界和平的维护。中国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适时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以更好地适应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 中国80年代外交政策的调整是在对过去30多年外交实践总结与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二、新时期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 1、提出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 20世纪50年代，中国实行“一边倒”的联苏抗美外交政策。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开始实行“一条线、一大片”的联美反苏政策。中国的内政外交受到多方面的局限。80年代以后，与超越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外交战略调整相适应，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邓小平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即中国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不依附于任何一个大国，也不屈服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压力，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正是由于实行了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新战略，开创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工作新局面。中国不再喊“打倒帝、修、反”的口号，不再将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作为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也不再以对某一国家的态度划线决定亲疏。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同美国拉开距离，同苏联松动关系。在党的十二大上进一步放弃了集中反苏。 2、科学判断战争与和平形势 80年代，中国对国际形势进行了冷静的分析，得出了下述结论；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和平可以维护较长的时间，世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是符合国际社会现实的判断。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是世界和平的支柱，是制约战争的重要力量。占世界人口3／4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着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它们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时，它们也是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军，对维护世界和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西欧、日本等国深知和平来之不易，也是要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就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人民也是要和平的．不支持战争。核武器的出现和发展对战争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一方面核武器极大地提高了战争的毁灭能力和成为进行政治讹诈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由于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能力，在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带给人类的只有毁灭性的损失，在这个意义上，核武器本身也变成了抑制战争的重要因素。 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和平可以维护较长时期这一科学结论，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中国都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没有这一看法，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无法进行。 3、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 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世界。因此，要发展经济就要实行对外开放，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地进行经济合作，利用国际和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既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也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既向发达国家开放，也向发展中国家开放；既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对外开放，也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对外开放。中国的对外开放先后走了三大步：第一步，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第二步，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第三步，学习西方的一切先进的东西。经过这三大步，中国的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4、以“一国两制”促进祖国统一 用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在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上的一贯立场。 80年代，实现祖国统一成为中国人民的三件大事之一。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邓小平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一国两制”也叫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祖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一国两制”的构想首先是从解决台湾问题提出来的。1982年9月，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的谈话，标志着”一国两制”构想的正式形成。1984年5月，在中国六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获得了会议的通过。这表明，由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已成为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重大国策。 “一国两制”是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产物。在此思想路线的基础上，邓小平将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运用到解决国内问题中，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共处。“一国两制”突破了单一制和复合制的传统国家结构，是在单一的国家结构中，允许一些地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用“一国两制”方针解决港澳问题的主要意义有三点：①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②有利于这些地区的稳定和繁荣。③“一国两制”方针对解决国际上历史遗留的问题创造了良好的范例。 中国80年代外交政策的调整，充实和发展了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使中国外交处于一个更加主动的地位，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中国外交从此进入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新时期。 三、 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使中国外交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并表现出了鲜明的特点。 （—）交往范围不断扩大 80年代以前，意识形态曾在国际政治演变中起过重要作用。由于受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外交存在比较分明的敌友观，往往将交往对象划分为敌友两种。苏联和美国都作过中国的朋友，也都作过中国的敌人。这种敌我界线分明的立场，始终贯穿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外交之中，使中国外交的交往范围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客观现实表明，在世界范围内单凭意识形态已无法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在国家关系中，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意识形态利益处于次要地位。因此，实行超越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外交成为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中国外交的突出特色是建立超越意识形态的国家关系，外交为国家现代化的大战略服务。超越意识形态，就是在对外交往中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以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远近，不以意识形态划分敌、我、友。超越意识形态有利于中国同各国发展正常的关系，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外交的敌友观念逐渐淡化，交往对象不断拓展，中国外交不再有固定的对手或敌人，而是广交朋友，由以前侧重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关系转变为与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普遍发展友好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多元化外交”还有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日益重视多边外交，不断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关系。80年代以来，中国几乎进入了政府间的一切重要的国际组织、国际条约和会议，形成了多边外交极为活跃的时期。在多边外交活动中，中国坚持发联合国的作用，坚持大小国家都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同时，既承担义务，也享受权利。 中国外交交往范围的扩大和加深，表明中国不再脱离国际社会，而是融人到国际社会之中，为实现一个繁荣、稳定、安全和均衡的世界而努力。 （二）强调和平的交往方式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外交的目标一度曾是支持世界革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就一直被确定为争取世界和平，中国更加强调和平的交往方式，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上升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准则，并称其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最好的方式”。 在具体做法上，一方面，对第三世界国家不称霸，不当头，不输出革命，同这些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和世界大国不树敌，不对抗。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一切国际事务，在国际上讲公道话、办公道事，积极推进建立国际新秩序。在对外关系的实践中，中国尽力避免战事发生。80年代以来，中国只是在中越边界上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和在1988年年初同越南发生过小规模的炮击和海战，此后再也没有发生双边战争。80年代以来，中国在更加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矛盾。中国同俄国、哈萨克斯坦、印度和越南等达成了新的谅解协议；把南沙群岛、钓鱼岛等问题控制在不引发军事冲突的程度上。中国采取的这些政策和做法，使那些曾将中国当成‘好战”国家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和平友好的国家。 （三）重视经济外交 建国初期，中国外交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为主要内容。50年代后朗，受国内外形势的影响，特别是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后，中国外交则突出了意识形态的斗争。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强调经济建设的核心地位，明确外交要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国外交始终强调发展问题，而在冷战结束后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中国进入了经济外交时期，这突出表现在外交政策和外交关系的变化上。 （四）外交风格灵活务实 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在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里，中国外交重视强调意识形态而忽视国家利益，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有些外交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实际，具体表现在：第一，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过于偏激。第二，对自身的实力估计过高，定位与实力不相符，外交定位偏高。第三、在外交政策上，对世界事务投入和参与过多，尤其是强调斗争过多，在国际上一度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四面出击，超出了自身国力的范围。第四，以世界革命而不是以国家利益为外交目标。第五，在外交方法上意识形态色彩浓，对抗性强，缺乏灵活性，经济手段不受重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对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切合实际的判断，明确外交目标是为了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中国的外交风格有了切实的变化，更具务实性。第一，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实事求是。第二，对中国自身的定位比较客观。客观估价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坐标和国际格局中的位置，既不妄自尊大，又不妄自菲薄。第三，国家利益成为对外政策的出发点。第四，经过对外交实践的深刻总结．并在对中国国情和现实条件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在国际事务中中国采取了“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在80年代，这主要表现在中国外交采取了不结盟、不称霸、不当头的策赂。90年代，中国外交采取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方针，将“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更加系统化。“韬光养晦”并不是为了将来一击，而是为了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有所作为。灵活务实的外交风格，使中国外交收到了良好的、现实的效果。 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外交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无敌国外交、独立自主外交、和平外交、经济外交和务实外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外交的这一系列特点既表明了它的一贯性，也表明了中国外交日益成熟和发展。随着中国的崛起，这些特点将会体现得更加突出、更加鲜明。
写作思路：首先明确阐述一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是什么，比如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新战略。再详细叙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求国民怎么样的共同努力等等。 正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新战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要求我们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求我们继续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牢牢把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这条主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和平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和延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2018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新成就。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是新中国一贯的外交政策与思想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核心价值观，是蕴含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的思想情怀的，是符合人类文明中崇尚和平友善的普遍诉求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价值观基础是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义利观，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品格。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要坚持这种正确的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政策主张是多边主义。中国将继续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一方面，我国对外工作将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全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另一方面，我国将在不结盟原则下广交朋友、深化合作，形成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争取世界各国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梦的理解与支持。当前，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政策框架包括构建新型国际伙伴关系、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等组成部分。通过践行与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我国在外交实践中积极发展中俄、中美、中欧、中非等国际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区域合作，推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与治理体系改革，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当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我国与世界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依靠不断加深。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提出，是我国着眼于新形势新任务，积极推动对外工作理论和实践创新的重要成果。在经济外交方面，中国入世后全面参与全球贸易和投资谈判，中国外交推动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走向国际市场，推动贸易争端的化解。在金融和货币外交方面，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上升。在环境和气候外交方面，中国参加了人类环境会议，积极参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活动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谈判，尊重相关国际协议，履行国际气候减排义务。在文化外交方面，中国在全球150多个国家设立了500多所孔子学院，中国文化周、中国文化月和中国文化年活动在多国成功举办，“汉语热”已蔚然成风。中国外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和文化繁荣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和发展注入了强劲的“中国力量”。
中国历来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但从来没有提出要走大国外交之路。这一身份定位与政策定位的错位迫使我们必须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持续快速发展，并且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这样一个大国，不解释清楚它在全球事务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外奉行什么样的政策，的确会引起外界的高度疑虑。但是，如果我们的外交政策定位与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国际身份不相符合，那么外界对中国的疑虑将会更加严重。提出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可以解决外交政策与国际身份不匹配的矛盾。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可以归结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指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外交应以服务于国家发展为中心，更加积极有效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两个基本点是指中国外交要维护中国在世界上的正当利益和促进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互利共赢。 外交服务于国家发展是外交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升级版。国家发展比经济建设的含义更加丰富，除经济建设外，还包含社会建设、国民素质、环境质量等内容，这也与小康社会需要用综合指标评价相一致。两个基本点也是互不矛盾的。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世界在更深程度上相互依存，在更广范围内相互影响。这就要求中国外交在维护本国国家利益的时候不能干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而是要综合考虑本国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利益，设法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特色”之源反映出“三个自信”，即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和实践自信。这三个自信将中国的大国外交与世界上其他大国的大国外交（特别是美国的大国外交）区别开来。 首先，在世界所有大国当中，只有中国是由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理念对中国外交提出了一些独具特色的要求。比如，它明确要求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和搞政权更迭。其次，中国五千年不间断文明可以为外交提供不竭的文化资源。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短短六十余年的外交实践中提出许多堪称国际关系典范的政策主张和战略思想，它们将继续是中国外交前进的动力和指南。 我们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并不是要蓄意忽视世界大势而“另起炉灶”。国际力量对比正在朝着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以及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就应让中国投身于国际体系的变革，以开拓创新的精神，推进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变，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我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特点，已经取得的新成就就是我国越来越强大。
我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特点及渠的新成就，可以开发新中国特色和外交。
写作思路：首先明确阐述一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是什么，比如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新战略。再详细叙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求国民怎么样的共同努力等等。 正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新战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要求我们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求我们继续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牢牢把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这条主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和平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和延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2018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新成就。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是新中国一贯的外交政策与思想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核心价值观，是蕴含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的思想情怀的，是符合人类文明中崇尚和平友善的普遍诉求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价值观基础是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义利观，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品格。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要坚持这种正确的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政策主张是多边主义。中国将继续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一方面，我国对外工作将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全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另一方面，我国将在不结盟原则下广交朋友、深化合作，形成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争取世界各国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梦的理解与支持。当前，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政策框架包括构建新型国际伙伴关系、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等组成部分。通过践行与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我国在外交实践中积极发展中俄、中美、中欧、中非等国际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区域合作，推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与治理体系改革，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当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我国与世界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依靠不断加深。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提出，是我国着眼于新形势新任务，积极推动对外工作理论和实践创新的重要成果。在经济外交方面，中国入世后全面参与全球贸易和投资谈判，中国外交推动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走向国际市场，推动贸易争端的化解。在金融和货币外交方面，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上升。在环境和气候外交方面，中国参加了人类环境会议，积极参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活动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谈判，尊重相关国际协议，履行国际气候减排义务。在文化外交方面，中国在全球150多个国家设立了500多所孔子学院，中国文化周、中国文化月和中国文化年活动在多国成功举办，“汉语热”已蔚然成风。中国外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和文化繁荣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和发展注入了强劲的“中国力量”。
我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特点，以及取得的成就，那么这方面的我们可以，洋洋洒洒的写出很多东西出来。
写作思路：首先明确阐述一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是什么，比如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新战略。再详细叙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求国民怎么样的共同努力等等。 正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新战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要求我们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求我们继续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牢牢把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这条主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和平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和延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2018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新成就。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是新中国一贯的外交政策与思想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核心价值观，是蕴含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的思想情怀的，是符合人类文明中崇尚和平友善的普遍诉求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价值观基础是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义利观，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品格。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要坚持这种正确的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政策主张是多边主义。中国将继续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一方面，我国对外工作将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全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另一方面，我国将在不结盟原则下广交朋友、深化合作，形成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争取世界各国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梦的理解与支持。当前，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政策框架包括构建新型国际伙伴关系、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等组成部分。通过践行与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我国在外交实践中积极发展中俄、中美、中欧、中非等国际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区域合作，推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与治理体系改革，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当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我国与世界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依靠不断加深。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提出，是我国着眼于新形势新任务，积极推动对外工作理论和实践创新的重要成果。在经济外交方面，中国入世后全面参与全球贸易和投资谈判，中国外交推动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走向国际市场，推动贸易争端的化解。在金融和货币外交方面，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上升。在环境和气候外交方面，中国参加了人类环境会议，积极参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活动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谈判，尊重相关国际协议，履行国际气候减排义务。在文化外交方面，中国在全球150多个国家设立了500多所孔子学院，中国文化周、中国文化月和中国文化年活动在多国成功举办，“汉语热”已蔚然成风。中国外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和文化繁荣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和发展注入了强劲的“中国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政府充分展现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和多边外交能力，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一、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中期的外交 政策：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实践：1、建国的第一年，与苏联、东欧等17个国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作用：为恢复 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2、积极参与国际活动：（1）1953年，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原则。（2）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缅甸，三国总理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影响：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3、1954年4——7月，参加日内瓦会议（瑞士）。作用：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打开新中国外交新局面发挥积极了作用。 4、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印度尼西亚）。影响：第一次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亚非首脑会议。中国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促进了会议的圆满成功，也促进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团结与合作。形成“万隆精神”。 影响：增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间的理解和信任，扩大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 二、20世纪70年代的外交 背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际形势的变化。 实践：1、中美关系的改善：（1）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与周恩来总理会谈。（2）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在上海签署《中美联合公报》。（3）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意义：中美两国对抗结束，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2、中日邦交正常化：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3、与许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出现了与中国建交的热潮。 4、1971年10月25日，参加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恢复了中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作用：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国际地位。 影响：我国外交工作出现了新局面。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 背景：国际形势的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 实践：1、1996年，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在上海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 2、2001年，中、俄、哈、吉、塔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元首，在上海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影响：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它进一步加强了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3、2001年，中国成功承办了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海APEC会议）会议主题：“新世纪、新挑战：参与、合作，促进共同繁荣”。通过了《上海共识》。影响：上海APEC会议是中国迄今举行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多边外交活动。 4、2001年11月，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中国加入这个组织的决定。影响：中国终于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性贸易组织的成员。我国的对外开放事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影响：我国外交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资料：新课标高中
一、新时期外交政策调整的背景 外交政策调整的内部原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制定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战略方针。1982年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和80年代的三大任务。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政策必须服从国家总的形势和需要，服从于现代化建设这个大局。对外工作应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争取到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外交政策调整的外部原因：进入80年代，国际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在国际上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迫切要求，战争的威胁在日趋减小，和平的力量在不断扩大。 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和平的保障。发展离不开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本身又有利于世界和平的维护。中国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适时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以更好地适应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 中国80年代外交政策的调整是在对过去30多年外交实践总结与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二、新时期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 1、提出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 20世纪50年代，中国实行“一边倒”的联苏抗美外交政策。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开始实行“一条线、一大片”的联美反苏政策。中国的内政外交受到多方面的局限。80年代以后，与超越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外交战略调整相适应，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邓小平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即中国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不依附于任何一个大国，也不屈服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压力，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正是由于实行了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新战略，开创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工作新局面。中国不再喊“打倒帝、修、反”的口号，不再将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作为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也不再以对某一国家的态度划线决定亲疏。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同美国拉开距离，同苏联松动关系。在党的十二大上进一步放弃了集中反苏。 2、科学判断战争与和平形势 80年代，中国对国际形势进行了冷静的分析，得出了下述结论；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和平可以维护较长的时间，世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是符合国际社会现实的判断。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是世界和平的支柱，是制约战争的重要力量。占世界人口3／4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着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它们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时，它们也是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军，对维护世界和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西欧、日本等国深知和平来之不易，也是要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就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人民也是要和平的．不支持战争。核武器的出现和发展对战争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一方面核武器极大地提高了战争的毁灭能力和成为进行政治讹诈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由于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能力，在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带给人类的只有毁灭性的损失，在这个意义上，核武器本身也变成了抑制战争的重要因素。 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和平可以维护较长时期这一科学结论，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中国都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没有这一看法，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无法进行。 3、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 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世界。因此，要发展经济就要实行对外开放，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地进行经济合作，利用国际和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既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也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既向发达国家开放，也向发展中国家开放；既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对外开放，也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对外开放。中国的对外开放先后走了三大步：第一步，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第二步，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第三步，学习西方的一切先进的东西。经过这三大步，中国的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4、以“一国两制”促进祖国统一 用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在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上的一贯立场。 80年代，实现祖国统一成为中国人民的三件大事之一。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邓小平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一国两制”也叫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祖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一国两制”的构想首先是从解决台湾问题提出来的。1982年9月，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的谈话，标志着”一国两制”构想的正式形成。1984年5月，在中国六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获得了会议的通过。这表明，由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已成为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重大国策。 “一国两制”是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产物。在此思想路线的基础上，邓小平将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运用到解决国内问题中，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共处。“一国两制”突破了单一制和复合制的传统国家结构，是在单一的国家结构中，允许一些地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用“一国两制”方针解决港澳问题的主要意义有三点：①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②有利于这些地区的稳定和繁荣。③“一国两制”方针对解决国际上历史遗留的问题创造了良好的范例。 中国80年代外交政策的调整，充实和发展了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使中国外交处于一个更加主动的地位，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中国外交从此进入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新时期。 三、 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使中国外交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并表现出了鲜明的特点。 （—）交往范围不断扩大 80年代以前，意识形态曾在国际政治演变中起过重要作用。由于受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外交存在比较分明的敌友观，往往将交往对象划分为敌友两种。苏联和美国都作过中国的朋友，也都作过中国的敌人。这种敌我界线分明的立场，始终贯穿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外交之中，使中国外交的交往范围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客观现实表明，在世界范围内单凭意识形态已无法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在国家关系中，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意识形态利益处于次要地位。因此，实行超越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外交成为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中国外交的突出特色是建立超越意识形态的国家关系，外交为国家现代化的大战略服务。超越意识形态，就是在对外交往中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以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远近，不以意识形态划分敌、我、友。超越意识形态有利于中国同各国发展正常的关系，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外交的敌友观念逐渐淡化，交往对象不断拓展，中国外交不再有固定的对手或敌人，而是广交朋友，由以前侧重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关系转变为与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普遍发展友好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多元化外交”还有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日益重视多边外交，不断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关系。80年代以来，中国几乎进入了政府间的一切重要的国际组织、国际条约和会议，形成了多边外交极为活跃的时期。在多边外交活动中，中国坚持发联合国的作用，坚持大小国家都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同时，既承担义务，也享受权利。 中国外交交往范围的扩大和加深，表明中国不再脱离国际社会，而是融人到国际社会之中，为实现一个繁荣、稳定、安全和均衡的世界而努力。 （二）强调和平的交往方式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外交的目标一度曾是支持世界革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就一直被确定为争取世界和平，中国更加强调和平的交往方式，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上升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准则，并称其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最好的方式”。 在具体做法上，一方面，对第三世界国家不称霸，不当头，不输出革命，同这些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和世界大国不树敌，不对抗。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一切国际事务，在国际上讲公道话、办公道事，积极推进建立国际新秩序。在对外关系的实践中，中国尽力避免战事发生。80年代以来，中国只是在中越边界上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和在1988年年初同越南发生过小规模的炮击和海战，此后再也没有发生双边战争。80年代以来，中国在更加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矛盾。中国同俄国、哈萨克斯坦、印度和越南等达成了新的谅解协议；把南沙群岛、钓鱼岛等问题控制在不引发军事冲突的程度上。中国采取的这些政策和做法，使那些曾将中国当成‘好战”国家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和平友好的国家。 （三）重视经济外交 建国初期，中国外交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为主要内容。50年代后朗，受国内外形势的影响，特别是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后，中国外交则突出了意识形态的斗争。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强调经济建设的核心地位，明确外交要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国外交始终强调发展问题，而在冷战结束后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中国进入了经济外交时期，这突出表现在外交政策和外交关系的变化上。 （四）外交风格灵活务实 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在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里，中国外交重视强调意识形态而忽视国家利益，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有些外交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实际，具体表现在：第一，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过于偏激。第二，对自身的实力估计过高，定位与实力不相符，外交定位偏高。第三、在外交政策上，对世界事务投入和参与过多，尤其是强调斗争过多，在国际上一度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四面出击，超出了自身国力的范围。第四，以世界革命而不是以国家利益为外交目标。第五，在外交方法上意识形态色彩浓，对抗性强，缺乏灵活性，经济手段不受重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对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切合实际的判断，明确外交目标是为了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中国的外交风格有了切实的变化，更具务实性。第一，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实事求是。第二，对中国自身的定位比较客观。客观估价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坐标和国际格局中的位置，既不妄自尊大，又不妄自菲薄。第三，国家利益成为对外政策的出发点。第四，经过对外交实践的深刻总结．并在对中国国情和现实条件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在国际事务中中国采取了“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在80年代，这主要表现在中国外交采取了不结盟、不称霸、不当头的策赂。90年代，中国外交采取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方针，将“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更加系统化。“韬光养晦”并不是为了将来一击，而是为了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有所作为。灵活务实的外交风格，使中国外交收到了良好的、现实的效果。 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外交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无敌国外交、独立自主外交、和平外交、经济外交和务实外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外交的这一系列特点既表明了它的一贯性，也表明了中国外交日益成熟和发展。随着中国的崛起，这些特点将会体现得更加突出、更加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