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化，大众化，民族化。具体的你自己分析一下，百度的大多是废话
有这几个方面：内容·调查问卷·问卷分析·调查结果·活动小结。
流行音乐即通俗音乐，比起莫扎特、贝多芬的音乐，它更加融入大众生活中。可以说它是像我们这样的学生生活中的主流音乐。流行音乐是指一部分流行歌曲、影视歌曲、通俗器乐曲、爵士音乐和布鲁斯音乐等。通俗音乐的内容贴近生活实际，歌词简单，语言生动形象，直白表达情感，容易理解，容易接受。例如Westlife的《you raise me up》，首先从歌词入手，简单的语句，通俗易懂，稍微懂英文的人都可以看懂。它所抒发的感情也是很真挚很动人的，这种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从来都是在我们思想中最主流的。尽管中西方文化差异很大，但是看待“孝”都是一样的。我想这应该也是这首歌在全世界颇受欢迎的原因吧。Westlife其他的专辑《coast to coast》、《back to home》等，这些思想和感情都是教人正确对待love、home、life 等等。然后歌曲的节奏轻快自然、旋律简单，特别适合学生传唱。在流行音乐市场上，这些都是上佳之作，可是也有不少低劣的作品。在课上老师举过一些例子，这些低劣性主要表现：曲调过于简单，甚至是长时间不断地重复，不仅枯燥无味而且毫无意义；歌词大意曲解正确的社会观、道德观，或者违背常理等。不过这些都是其次，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可以分辨这些作品，吸收流行音乐中的菁华。 我们欣赏流行音乐，除了它朗朗上口、节奏轻快、亲切自然以外，还有它的表现形式。那些制作精良的MV，让你随着音乐融入它的风格之中，有时它强烈的节奏让我们身体跟着起舞，有时它的轻柔让我们感觉有人在耳边轻轻细语。在紧张繁忙的学习工作之余，这是最好不过的放松方式了。因为应试教育带来的压力，我们这些学生们总是试图寻找心灵上的解脱。特别在中学时的我们，总是在排名和分数中挣扎，我们幼小的心灵被烙下无数个痛苦创伤，幸好那时开始接触流行音乐的我们都在音乐找到了宣泄。流行音乐伴随着我们长大，特别是在那时出道的歌手们，他们的音乐和我们的想法真正的无代沟。真该好好感谢流行音乐，陪我走过了这么多个困难。或许是寂静的夜里，或许是无人的教室，在音乐中聆听我们自己的内心，品味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他们就像老朋友一样，总能抓住你的心。等我们都长大了，我们也不会忘记老朋友的。就像父辈们一直喜欢如李宗盛、罗大佑、邓丽君等歌星，却总也无法理解周杰伦的歌曲好在哪里。不同年代的音乐应该也有代沟。这就是音乐，抓住了感情，音乐就有了灵魂。我们熟知美国流行音乐中的布鲁斯、爵士乐，布鲁斯俗称蓝调，蓝色在美国文化代表着忧郁、忧伤。早年大部分移民从世界各地来到美国，一般地说是出自于自愿，他们基本上是愿意把自己的文化同美国文化融合在一起。但只有黑人例外。他们是作为奴隶被迫来到这个国家的。他们身上“除了锁链以外，一无所有，但他们的头脑中却牢记着非洲舞蹈和音乐的丰富传统。”黑人奴隶们在农场劳动时，不允许说话，但可以唱歌。他们依靠自人听不懂的劳动号子和歌曲相互传递信息，交流感情，通过这种表达方式，把他们郁积在心里的痛苦与不平宣泄出来，从而逐渐形成了具有黑人特点的黑人音乐。黑人音乐在形成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包括汲取白人音乐成分，产生了布鲁斯、爵士乐等形式。而最初的摇滚乐就是黑人音乐“节奏布鲁斯”，西方也有人把摇滚乐称作为“下层阶级反抗当局的一种形式”。关于节奏布鲁斯，在网上搜到得答案：这是一种由布鲁斯演变而来的音乐风格。在上个世纪初，随意走进美国的一家小酒馆，就能看到小舞台上一个拿着一把破吉他的黑人弹着扭曲的音符，用他那没调的嗓子和听起来十分肤浅的歌词诉说着黑人在美国的遭遇。这就是布鲁斯。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音乐也变得更具有音乐性了。曾经没调的音乐变得富有节奏，进而也更加旋律化。于是早期的R＆B﹙Rhythm and Blues﹚就这样形成了。真正将R＆B引入中国的是陶喆，也有人称他“中国的R＆B之父”。虽然说不清他的歌曲里的R＆B风格，但是我们去KTV唱他的歌总是找不对感觉，而且也很难唱，对歌手要求很高，据我所知R＆B是目前最难唱的音乐，歌手必须很有技巧地运用喉咙与声带来推、挤，要能够既暧昧又准确。尽管陶喆的歌非常受欢迎，可传唱他的歌人确实不多。因为文化和生理上的差异，美国的R＆B并不是很容易被中国人接受。直到周杰伦出了第一张专辑，开始我们一下子不明白这是什么音乐，但是唱起来很顺。这是周杰伦的带有本土特色的节奏布鲁斯，他摒弃R＆B中一些美国元素，用本土的唱法，更轻松的诠释了布鲁斯。所以也有人说，不管陶喆先前的个人专辑有多么的出色，周杰伦的出现绝对给他很大的压力。
去买本书，名字叫流行音乐历史与风格这本书`作者是尤静波的，我就有本，都看完了，从里面写了从中国流行音乐起源-早期流行音乐，各个地区的流行音乐及内地流行音乐`
直到现在，这是我所看到的，在我对流行音乐看法的基础上，并略高于本人看法一筹的权威专业音乐人士对流行音乐的唯一的看法正确的文章【指今日<新浪博客>载署名“金兆钧”的撰文《流行音乐——别拿专业说事》】。我除了不同意把音乐分成什么高雅音乐（艺术音乐——如艺术歌曲）和通俗音乐之外，也极力反对所谓音乐家和音乐人的分法，因为它从骨子里是一种鄙视和打压流行音乐—艺术工作的愚蠢做法。流行音乐为人类的文化生活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养料和极其广泛的恩泽，这是不争的事实，反言之，流行音乐爱好者给与了流行音乐的制造人以丰厚的令所有人垂涎的精神物质褒奖——回报，这也是铁的事实。所以我始终认为，无论是经典音乐还是流行音乐，只要是好的音乐都是人类值得继承和发扬光大的精神财富。现在终于开始有了专业音乐人士对流行音乐的正确认识与理性回归，人们开始正确评价流行音乐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并做出种种加大流行音乐中“理论音乐成分”的尝试：在我国近期发生的“英伦组合”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正如自然科学的一种正确门类划分方式——即把自然科学划分为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一样，把音乐划分为理论型音乐和应用型——商业型音乐，或者是传统音乐和通俗音乐，或者经典音乐和流行音乐，才是正确的、科学的划分方法。以巴赫、贝多芬的管弦交响乐等纯音乐（非特指作曲家笔下的无标题音乐）为标志的人类音乐艺术珍品，是奠定现代音乐理论基础、统一人类音乐语言、积聚人类音乐精华的音乐殿堂的“镇馆之宝”，它是理论音乐,等同于自然科学的牛顿力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理论精华，也是各音乐殿堂音乐教科的必修课。而流行音乐对人类的贡献就在于把这些理论很好地演化成一种商业形式的、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并能很好地解析与展示他们的精神生活的音乐商品，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也如没有应用科学，理论自然科学只是废纸一堆一样，没有流行音乐对理论音乐的分解和沉淀，理论音乐也只能是少数孤芳自赏人士的庭中花、屋内草。因为十分简单，广大民众他们为了生活，是不必要也不可能把音乐钻研得太深，也就不可能感受音乐对于人类情感和精神生活的极大魅力的。需要搞清楚，人们对音乐的最广泛需求在于作为他们生活的辅料，而非生活的来源。如果全人类都成了专业音乐家，那大家都只有喝西北风了。人类为了生存和延续生命，必须创造和从事各种职业，并成为这种种职业的专家，也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同时成为音乐家，变得能欣赏所谓“高雅音乐”了，尽管理论音乐对人们的从业诱惑力极大。若想知道有关我对这种观点的最集中、最清晰和最精辟的分析论证，可阅读我的新浪博文——帖子式豆腐块文章《流行音乐的生命力来自它反映青年人的心声》、《莫说通俗是庸俗——也为超女鸣不平》。还有就是你去这里看看好像就是你说的流行音乐论文，谢谢 ！
中国流行音乐之我见流行音乐即通俗音乐，比起莫扎特、贝多芬的音乐，它更加融入大众生活中。可以说它是像我们这样的学生生活中的主流音乐。流行音乐是指一部分流行歌曲、影视歌曲、通俗器乐曲、爵士音乐和布鲁斯音乐等。通俗音乐的内容贴近生活实际，歌词简单，语言生动形象，直白表达情感，容易理解，容易接受。例如Westlife的《you raise me up》，首先从歌词入手，简单的语句，通俗易懂，稍微懂英文的人都可以看懂。它所抒发的感情也是很真挚很动人的，这种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从来都是在我们思想中最主流的。尽管中西方文化差异很大，但是看待“孝”都是一样的。我想这应该也是这首歌在全世界颇受欢迎的原因吧。Westlife其他的专辑《coast to coast》、《back to home》等，这些思想和感情都是教人正确对待love、home、life 等等。然后歌曲的节奏轻快自然、旋律简单，特别适合学生传唱。在流行音乐市场上，这些都是上佳之作，可是也有不少低劣的作品。在课上老师举过一些例子，这些低劣性主要表现：曲调过于简单，甚至是长时间不断地重复，不仅枯燥无味而且毫无意义；歌词大意曲解正确的社会观、道德观，或者违背常理等。不过这些都是其次，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可以分辨这些作品，吸收流行音乐中的菁华。 我们欣赏流行音乐，除了它朗朗上口、节奏轻快、亲切自然以外，还有它的表现形式。那些制作精良的MV，让你随着音乐融入它的风格之中，有时它强烈的节奏让我们身体跟着起舞，有时它的轻柔让我们感觉有人在耳边轻轻细语。在紧张繁忙的学习工作之余，这是最好不过的放松方式了。因为应试教育带来的压力，我们这些学生们总是试图寻找心灵上的解脱。特别在中学时的我们，总是在排名和分数中挣扎，我们幼小的心灵被烙下无数个痛苦创伤，幸好那时开始接触流行音乐的我们都在音乐找到了宣泄。流行音乐伴随着我们长大，特别是在那时出道的歌手们，他们的音乐和我们的想法真正的无代沟。真该好好感谢流行音乐，陪我走过了这么多个困难。或许是寂静的夜里，或许是无人的教室，在音乐中聆听我们自己的内心，品味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他们就像老朋友一样，总能抓住你的心。等我们都长大了，我们也不会忘记老朋友的。就像父辈们一直喜欢如李宗盛、罗大佑、邓丽君等歌星，却总也无法理解周杰伦的歌曲好在哪里。不同年代的音乐应该也有代沟。这就是音乐，抓住了感情，音乐就有了灵魂。我们熟知美国流行音乐中的布鲁斯、爵士乐，布鲁斯俗称蓝调，蓝色在美国文化代表着忧郁、忧伤。早年大部分移民从世界各地来到美国，一般地说是出自于自愿，他们基本上是愿意把自己的文化同美国文化融合在一起。但只有黑人例外。他们是作为奴隶被迫来到这个国家的。他们身上“除了锁链以外，一无所有，但他们的头脑中却牢记着非洲舞蹈和音乐的丰富传统。”黑人奴隶们在农场劳动时，不允许说话，但可以唱歌。他们依靠自人听不懂的劳动号子和歌曲相互传递信息，交流感情，通过这种表达方式，把他们郁积在心里的痛苦与不平宣泄出来，从而逐渐形成了具有黑人特点的黑人音乐。黑人音乐在形成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包括汲取白人音乐成分，产生了布鲁斯、爵士乐等形式。而最初的摇滚乐就是黑人音乐“节奏布鲁斯”，西方也有人把摇滚乐称作为“下层阶级反抗当局的一种形式”。关于节奏布鲁斯，在网上搜到得答案：这是一种由布鲁斯演变而来的音乐风格。在上个世纪初，随意走进美国的一家小酒馆，就能看到小舞台上一个拿着一把破吉他的黑人弹着扭曲的音符，用他那没调的嗓子和听起来十分肤浅的歌词诉说着黑人在美国的遭遇。这就是布鲁斯。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音乐也变得更具有音乐性了。曾经没调的音乐变得富有节奏，进而也更加旋律化。于是早期的R＆B﹙Rhythm and Blues﹚就这样形成了。真正将R＆B引入中国的是陶喆，也有人称他“中国的R＆B之父”。虽然说不清他的歌曲里的R＆B风格，但是我们去KTV唱他的歌总是找不对感觉，而且也很难唱，对歌手要求很高，据我所知R＆B是目前最难唱的音乐，歌手必须很有技巧地运用喉咙与声带来推、挤，要能够既暧昧又准确。尽管陶喆的歌非常受欢迎，可传唱他的歌人确实不多。因为文化和生理上的差异，美国的R＆B并不是很容易被中国人接受。直到周杰伦出了第一张专辑，开始我们一下子不明白这是什么音乐，但是唱起来很顺。这是周杰伦的带有本土特色的节奏布鲁斯，他摒弃R＆B中一些美国元素，用本土的唱法，更轻松的诠释了布鲁斯。所以也有人说，不管陶喆先前的个人专辑有多么的出色，周杰伦的出现绝对给他很大的压力。
对流行音乐的看法 初次接触所谓流行音乐，是一次偶然在广播上听到周杰伦的一首七里香，这么多年似乎还 记得一些。 不是追求所谓的品位， 因为古典音乐我也不是可以完全接受和理解。 只是当前的流行乐 里充斥了太多媚俗的叫喊和空洞的张扬， 如那种因为缺乏必要的修养和气质而只能靠浓妆艳 抹搔首弄姿来吸引别人目光的女人一样， 难以让人找到深爱的理由。 泛滥的商业炒作和市场 包装让许多歌手红极一时， 他们也许有着漂亮的脸蛋或者八面玲珑的表演手腕， 但却很少能 有自己独立的风格和自我感受， 对于音乐本身往往显得麻木不仁。 芭芘娃娃某种程度上可以 看作是他们的象征，华丽而没有生命感的存在。 什么是才华？方文山说，他在遇到了周杰伦后才明白这两个字的含义。我想那应当是一 种主体性、原创性的东西，正如方文山的歌词和周杰伦的作曲， 中国乐坛新人已很少有能让我们有震撼之感的了， 使我们的悲哀。 只是我仍愿意聆听， 毕竟每首歌的背后都有歌者的故事，我一直相信。 现在还有众多的人热爱着列侬和他的甲壳虫伙伴， 尽管他们的辉煌已经走过了四十年。 流 行不一定就意味着转瞬即逝， 一些有力的东西是可以在时光中沉淀下来的。 如果五十年后还 有人听一个流行歌手的声音，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这个人有他的才华。也许我们现在缺乏 的只是足够的时间和耐心，还有就是天才们出头的机遇。 身边有太多的人在喜爱着流行音乐， 欣赏或厌弃着某些歌手。 而我也在不时的用耳朵过 滤着它们，捕捉着那些可能的快乐，并且期望着那些在夜空中一闪即逝的流星，能够拥有恒 星的光芒。 身边有朋友很爱古典音乐，所以我很敬佩她，想来音乐带给每个人的都不一样，坦然接 受别人的异议，爱自己所爱的那种音乐，就好。
没有影响！！！！！！！！！！！！！
写一篇音乐鉴赏的论文可以选择梁祝，古典音乐梁祝是非常好听的一首音乐，用他鉴赏，鉴赏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是非常有写的地方的。
超验的艺术──谈莫札特的音乐轻快愉悦的风格 我一直对家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很有兴趣。有些人认为宗教是桎梏艺术的最大元凶，有人认为没有宗教就没有办法呈现出艺术最超越的心灵，有人则宣称艺术可以取代宗教，并达到宗教的功能。于是我决定「宗教音乐」。我的想法是，不管宗教与心灵的关系究竟为何，宗教音乐绝对呈现的出最真实的心灵状态。 在研究宗教音乐的过程中，我对莫札特尤其好奇，因为他在萨尔兹堡这个宗教重镇成长的岁月中，一直为其生计：教堂管风琴职位谱写为宗教仪式而有的宗教音乐，而萨尔兹堡主教对莫札特这个艺术家又非常的不尊重，把莫札特的才华弃若敝屣，不断限制他的创作，甚至规定莫札特的宗教音乐只能写小弥撒曲，把莫札特自由的心灵视若宗教中的杂质。 这期间，莫札特为想离职，主教竟然以辞去莫札特父亲之职务使其生活陷入困境来要胁莫札特。莫札特为了想离开撒尔兹保受限的创作气氛，与不被器重的艺术生命，也曾在母亲陪同下，周游当年以神童之名走访过的诸如慕尼黑，奥斯堡，曼汉，巴黎，伦敦，海牙，巴黎，里昂，瑞士等大城，想另寻创作生涯的开始，结果非但没有成功，母亲反倒因旅途劳累而病故。莫札特并不想耗费时间教授音乐课以餬口，只好再返回撒尔兹堡，忍辱继续作管风琴师，最终还是以跟主教彻底决裂收场。对萨尔兹堡的宗教气氛，莫札特曾写信给朋友说：「作人还是不要太『虔诚』比较好！」所以莫札特的生命，其实一直周旋在创作渴望与维持家计的现实中、周旋在跋扈主教的宗教压力与自由的艺术生命之间挣扎不已。和谐中隐藏的突兀 莫札特六岁时的画像，此时的他是人所周知的神童。莫札特的父亲 Leopold Mozart莫札特的母亲莫札特的音乐总体而言非常轻快愉悦，这简直跟他的生命史格格不入。研究音乐史的人都知道莫札特的音乐生命非常早熟，他才三四岁就已充分显出其音乐的才华，七岁就以神童之名周游欧洲演奏钢琴，这时的莫札特深被王公贵族们宠爱，其音乐中的欢快愉悦是很能被理解的。这种欢快性质，也深深著莫札特的宗教音乐。他最早的宗教音乐 Kyrie（KV33）创作时年仅十岁，Kyrie的内涵是「求主垂怜我的生命」，其实应当是深沈的信仰告白，但这绝非被人视为稀罕天才的小小莫札特所能理解的。但很奇怪的，莫札特到了成人，已不再因神童受人宝爱，开始在撒尔兹堡跟主教折冲郁郁不得志以后，其音乐竟然还是有著愉悦欢快的特点。正是因著这种音乐风格，音乐诠释家开始注意在莫札特音乐中潜藏的，突然出现突然消失的小调，不谐和音与半音阶，他们都发现这些音符在诉说著欢快之外的另一些东西，而莫札特每每在彷佛不经意间陈述出这些情绪后，便立即以欢快，以和谐再度压过。而这样的音乐风格出现最明显的，就是在母亲去世，莫札特又必须比以前更卑屈的返回撒尔兹堡作管风琴师以后。 譬如莫札特的 E大调小提琴协奏曲（KV364），此曲作于 1779，此时母亲已过世，莫札特回到萨尔兹堡，跟主教仍旧不合，（一年后终于彻底决裂），此曲就在一向欢愉轻快的风格中，间杂有半音阶的快速回旋上升音符，给人很焦虑不安的、彷佛想离开逃跑的感觉，此外还数度出现小提琴与大提琴沈重的往返对应，好像是在不安的质问著什么。但是这种音符的出现，都是突兀的过渡，不知何来何去的在和谐声中突然出现突然消失。 虽然这种焦虑感，严厉的大主教是不可能准许莫札特将其放入宗教音乐的。但若仔细聆听同期的宗教音乐C大调庄严弥撒（KV337），就在其 Kyrie中，便有著间杂半音阶的上升，与突然出现嘎然而止的不谐和合音，尤其是因著其合音突然收入休止符，给人「提出没有答案」的不确定感十分的明显。这种宗教音乐的表达，已经是十分露骨了。 不管莫札特最终是如何的以欢快否定忧郁与焦虑，其音乐呈现出来的真实心灵，却还是可以被聆听音乐者感觉出来：莫札特渴望自由渴望离开，对当时的生命处境并不满意。 莫札特于 1781年终于跟大主教决裂，据说，是大主教踢著他的屁股，当众很难堪的把他赶出去的。莫札特在信中告诉父亲，「主教说为他服务的人中，没有像我这样坏的，又说其他我都不想重复的难听的话，还说我没教养。请你不要灰心，离开大主教我想我就开始会教好运了。」从此，莫札特开始他更艰困的，收入极不稳定的人生。 灵魂深处的信仰告白 莫札特离开撒尔兹堡后，于 1783年创作了他最著名的「C小调弥撒」（KV427），这曲弥撒因为没有教堂仪式肯用，终于没有完成，但光就其完成部份，便有人将之与巴哈「B小调弥撒」、贝多芬「庄严弥撒」并列世界最伟大的三大弥撒曲。 这首弥撒曲的 Kyrie，先以乐器出现沈重的主题动机后，乐器与人声呈现二种不同的主题赋格，人声也分四部赋格。人声一开始就是急遽升高再急遽下降，给人十分戏剧性的激动感，而器乐主题重头到尾循环反覆进行式，彷佛在陈述一个明知结局却无法停止的抉择，更衬托出人声四部赋格「主我求你垂怜」的哀鸣。中间「基督请你怜悯我」歌词部份，是独唱清柔祈祷风，与合唱清柔祈祷风时而对话，时而互相附合。等祈祷风结束，就又回到器乐与人声二部赋格。
大学音乐鉴赏论文音乐是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学会欣赏音乐便走出了欣赏美的关键一部分。因此学习欣赏音乐是一门很重的课程！在这门课程的学习中学到很多东西。一． 对中国古典音乐的认识在这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中国的古典音乐，体味到了中国古典音乐的美。笛声的清脆，箫声的深沉，琵琶的铮铮之音，这些我们都从中感受到了华夏之音的美妙，体味到古典的魅力所在。中国的古典音乐是以五音--宫商角徵羽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的音乐大家创作了中国独特的音乐形式如今在民间十分流行的是唢呐这种乐器，无论民间的喜事还是丧事唢呐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乐器之一。唢呐作为我国传统的乐器我国的音乐大家创作了优秀曲子如《百鸟朝凤》堪称经典。在这门课的学习中感受最多的就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增强了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有提升了对祖国的爱。二． 对西方音乐的认识《命运交响曲》堪称经典，历史上表现命运的音乐很多唯独只有贝多芬用选取了敲门声来表现命运，一声声短促而有力的敲门声显示出生命力的旺盛和与命运抗争到底的决心。“命运”这一主题在贝多芬的演绎下有了另一种境地，成为了历史上无人挑战的经典。同时在这门课的学习中还有欣赏了幽默曲、圆舞曲等，其中印象深刻的是对幽默曲的欣赏，不但一定程度上了解了这个时代的音乐更是在这些艺术家的身上学到了追求理想的不放弃精神和为实现目标不断奋斗的高尚品格。三，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度，其音乐的发展历史更是一部丰满的史诗。在当今的乐坛最受年轻人欢迎的是Rap音乐，其中周杰伦便是一位现代音乐的代表人，但是即使在人们看来如此现代的音乐人，在他的音乐里我们依旧可以看到传统的音乐元素，如在《菊花台》，这首曲子的结尾用的便是我国云南的传统乐器葫芦丝。再如当今的年轻人所喜欢的歌曲《苏三说》与《One Night in Beijing》更是大胆的吸取了我国传统艺术京剧中的音乐元素，受到人们的欢迎。回归传统是一种趋势，我国是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立足于传统并且与现代的音乐元素相结合进行创新这是一种必然。有我国“西部歌王”之称的王洛宾先生是将传统音乐用现代音乐元素演绎的典范，他创作的歌曲脍炙人口，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唱。四． 音乐对人的影响音乐由人创作自然表达的是人的情感，音乐的欣赏着便是要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体味创作者的情感，从而达到人与音乐的共鸣。《义勇军进行曲》，中国人民内心的坚决，顽强的意志，作曲人满怀的崇高，神圣，庄严都融进那雄壮的旋律之中，无论何时何地听到都热血沸腾，充满希望，让听者蓦地升起对崇高的一团敬畏与仰望。又如在欣赏陈钢、何占豪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中，我们可以深刻的感受到梁祝二人真挚的情感，音乐主要以“草桥结拜”、“英台抗婚 ”、“化蝶”为情节展开，大提琴与小提琴交相互应的音乐形式让人印象深刻，欣赏者可以从中清楚的体味主人公的情感。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音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生活的调和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深刻的感受到音乐的意义所在。在情绪低落时适合听激情澎湃的音乐如交响曲与进行曲，在心情烦躁的时轻音乐是不错的选择能让人平静下来，认真的思索。五音乐与素质教育音乐的最大功能是从精神上让我们超越有限的生命的围墙，把视野投向另一个关于美的音乐世界。她最奇妙的力量在于让我们日益漂泊的灵魂有回家的感觉，扩充我们生命的宽度和深度，寻找到生命的精神支柱，找到灵魂的归属。近年来，我国大学一直在提倡素质教育，其实是在追求自然科学教育和人文艺术教育的平衡。素质教育建立在和谐教育对素质的全面理解上。因此，素质教育本质上应该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里，每个人都应该从各方面全面的提升自己，而通过各种科学有效的途径，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素质教育其中一个要义就是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于是，我国的各个大学正逐步向综合性大学发展的同时，尤其注意了艺术教育的发展。在大学课程里，艺术不再只是艺术系学生的学习内容，也纳入了普系的教程，艺术成为公共必修课程。当代大学教育中强调素质教育是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要求，而艺术教育的关注正是人类感情的关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感情重要的存储和表达方式，艺术教育为实现素质教育的总体目标提供了生动的教育手段和教育内容成为受教育者最易接受的、最有活力的一种教育形式
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去买本书，名字叫流行音乐历史与风格这本书`作者是尤静波的，我就有本，都看完了，从里面写了从中国流行音乐起源-早期流行音乐，各个地区的流行音乐及内地流行音乐`
流行音乐即通俗音乐，比起莫扎特、贝多芬的音乐，它更加融入大众生活中。可以说它是像我们这样的学生生活中的主流音乐。流行音乐是指一部分流行歌曲、影视歌曲、通俗器乐曲、爵士音乐和布鲁斯音乐等。通俗音乐的内容贴近生活实际，歌词简单，语言生动形象，直白表达情感，容易理解，容易接受。例如Westlife的《you raise me up》，首先从歌词入手，简单的语句，通俗易懂，稍微懂英文的人都可以看懂。它所抒发的感情也是很真挚很动人的，这种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从来都是在我们思想中最主流的。尽管中西方文化差异很大，但是看待“孝”都是一样的。我想这应该也是这首歌在全世界颇受欢迎的原因吧。Westlife其他的专辑《coast to coast》、《back to home》等，这些思想和感情都是教人正确对待love、home、life 等等。然后歌曲的节奏轻快自然、旋律简单，特别适合学生传唱。在流行音乐市场上，这些都是上佳之作，可是也有不少低劣的作品。在课上老师举过一些例子，这些低劣性主要表现：曲调过于简单，甚至是长时间不断地重复，不仅枯燥无味而且毫无意义；歌词大意曲解正确的社会观、道德观，或者违背常理等。不过这些都是其次，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可以分辨这些作品，吸收流行音乐中的菁华。 我们欣赏流行音乐，除了它朗朗上口、节奏轻快、亲切自然以外，还有它的表现形式。那些制作精良的MV，让你随着音乐融入它的风格之中，有时它强烈的节奏让我们身体跟着起舞，有时它的轻柔让我们感觉有人在耳边轻轻细语。在紧张繁忙的学习工作之余，这是最好不过的放松方式了。因为应试教育带来的压力，我们这些学生们总是试图寻找心灵上的解脱。特别在中学时的我们，总是在排名和分数中挣扎，我们幼小的心灵被烙下无数个痛苦创伤，幸好那时开始接触流行音乐的我们都在音乐找到了宣泄。流行音乐伴随着我们长大，特别是在那时出道的歌手们，他们的音乐和我们的想法真正的无代沟。真该好好感谢流行音乐，陪我走过了这么多个困难。或许是寂静的夜里，或许是无人的教室，在音乐中聆听我们自己的内心，品味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他们就像老朋友一样，总能抓住你的心。等我们都长大了，我们也不会忘记老朋友的。就像父辈们一直喜欢如李宗盛、罗大佑、邓丽君等歌星，却总也无法理解周杰伦的歌曲好在哪里。不同年代的音乐应该也有代沟。这就是音乐，抓住了感情，音乐就有了灵魂。我们熟知美国流行音乐中的布鲁斯、爵士乐，布鲁斯俗称蓝调，蓝色在美国文化代表着忧郁、忧伤。早年大部分移民从世界各地来到美国，一般地说是出自于自愿，他们基本上是愿意把自己的文化同美国文化融合在一起。但只有黑人例外。他们是作为奴隶被迫来到这个国家的。他们身上“除了锁链以外，一无所有，但他们的头脑中却牢记着非洲舞蹈和音乐的丰富传统。”黑人奴隶们在农场劳动时，不允许说话，但可以唱歌。他们依靠自人听不懂的劳动号子和歌曲相互传递信息，交流感情，通过这种表达方式，把他们郁积在心里的痛苦与不平宣泄出来，从而逐渐形成了具有黑人特点的黑人音乐。黑人音乐在形成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包括汲取白人音乐成分，产生了布鲁斯、爵士乐等形式。而最初的摇滚乐就是黑人音乐“节奏布鲁斯”，西方也有人把摇滚乐称作为“下层阶级反抗当局的一种形式”。关于节奏布鲁斯，在网上搜到得答案：这是一种由布鲁斯演变而来的音乐风格。在上个世纪初，随意走进美国的一家小酒馆，就能看到小舞台上一个拿着一把破吉他的黑人弹着扭曲的音符，用他那没调的嗓子和听起来十分肤浅的歌词诉说着黑人在美国的遭遇。这就是布鲁斯。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音乐也变得更具有音乐性了。曾经没调的音乐变得富有节奏，进而也更加旋律化。于是早期的R＆B﹙Rhythm and Blues﹚就这样形成了。真正将R＆B引入中国的是陶喆，也有人称他“中国的R＆B之父”。虽然说不清他的歌曲里的R＆B风格，但是我们去KTV唱他的歌总是找不对感觉，而且也很难唱，对歌手要求很高，据我所知R＆B是目前最难唱的音乐，歌手必须很有技巧地运用喉咙与声带来推、挤，要能够既暧昧又准确。尽管陶喆的歌非常受欢迎，可传唱他的歌人确实不多。因为文化和生理上的差异，美国的R＆B并不是很容易被中国人接受。直到周杰伦出了第一张专辑，开始我们一下子不明白这是什么音乐，但是唱起来很顺。这是周杰伦的带有本土特色的节奏布鲁斯，他摒弃R＆B中一些美国元素，用本土的唱法，更轻松的诠释了布鲁斯。所以也有人说，不管陶喆先前的个人专辑有多么的出色，周杰伦的出现绝对给他很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