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题目：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建设研究 来自 知网 作者:熊春林 摘要:人类已悄然由工业化社会进入到信息化社会信息化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成长能力、现代化程度、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随着信息化的纵深发展,农村和农业不可避免地被席卷入这场空前规模的信息化浪潮中对此,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加强农村农业信息化建设农村农业信息化建设的成效最终体现在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上加强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建设,对于促进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如何提高农民对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满意度为目标,依据公共服务理论、信息化理论、能力理论、系统理论等理论,界定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的相关概念,全面分析与探讨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与其形成基础、形成机制之间的内在关系建立AHP-CSI和CSI-Logistic研究模型,以国家农村农业信息化示范省湖南省为实证研究对象,应用层次分析方法(AHP),从服务设施、服务队伍、信息资源、社会环境、激励机制、约束机制、保障机制等7方面构建了25个评价指标,实证分析湖南省14市(州)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形成情况;运用CSI-Logistic研究模型,对湖南四个示范区的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农民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评价和回归分析;运用AHP-CSI研究模型对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形成评价结果与农民满意度评价结果进行相关分析从基础设施、服务队伍、信息资源、运行机制等4个方面分析美、英、德、日、韩、印度等国的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建设的概况,把握国外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发展的趋势,总结国外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建设的经验最后,本文根据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形成评价和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农民满意度评价,借鉴国外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建设经验,从彰显农民为本、加强基础建设、完善发展机制、健全绩效评价等方面提出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建设策略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是:(1)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的评价与建设既要关注服务本身更要关注农民满意度(2)当前,我国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有明显提高但仍较弱(3)政府和市场在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建设中的作用因农村农业信息化建设的阶段变化而变化(4)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建设需要政府与农民上下联动、外部推动与农民自动有机结合展开 关键词: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农民满意度;层次分析法;Logistic回归分析（学术堂提供更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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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农村村级财务管理中的问题及对策》 近年来，广大农村不断加强和完善民主理财制度建设，全面实行村务公开，狠抓村级财务的规范管理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由于国家农业部、财政部颁布的农村新会计制度在许多地方尚未实行，现时的农村会计核算与新会计制度的要求严重脱节，在全面实行村务公开、民主理财的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村级财务管理问题也就越来越多。据报载，某县一贫困村的一个纽长在短短的三年内挥霍公款达10万元。这些问题的暴露不仅导致干群关系紧张、矛质激化，而且造成一些地方公务难以执行，党的农村政策难以落实，茬接影响农村改革、发展，社会稳定和农村基层政权的巩固。笔者经调查发现，当前农村村级财务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会计出纳队伍不稳定，人员变更快，财务移交手续办理不及时。如某县在近四年内由于村民委员会换届等原因变更147名会计，90名出纳。其中有80余名离职财会人员未办理移交手续，新任会计出纳形同虚设。 二是财务无专人管理，经费开支无专人审批。于是，多人收钱，多人管线，多人用钱，长时间不交账、不结账、不记账成为当前农村村级财务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据调查，某县80%以上的村的费用开支，村支书、村主任、妇女主任、会计谁都可以批，甚至出纳也可以批，有的未经任何人审批签字也可以报账，形成了谁拿钱谁用钱的混乱局面。 三是村级财务账目设置不全，原始凭证不规范。从笔者调查所掌握的情况看，有75%以上的村没有按制度要求来设置会计账目，有的只设+本现金账而不设台账、财产账和往来账。有的财会人员因不懂此务，干脆不设账、不记账，把五花入门的票据用报纸封成包，变成了名符其实的"包包账"。这些原%"票据(凭证)不规范主要表现在:收钱不开正式收据，收款人不签名盖章;开支没有正式发票，多以自条入账，并无经手人签章;干部出差不填差旅费报账单，基建工程无合同、无验收、无发票，以领据代发票入账等现象极为普遍。如某县的一个村新建了一所学校，开支达4万多元，但未见一张正式发票，可见村级财务的凭证不规范到了何等程度。 四是非生产性开支严重，绝大多数的村级财政支出用于招待，普遍形成一种检查吃、开会吃、出差吃、有事无事几个干部也聚会吃的不良风气，造成极大的浪费。 五是少数村纽干部贪污、挪用集体资金现象严重。少数村组干部本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千方百计利用职务之便，运用多种手段贪污挪用集体资金。如收入不交账，多收少交，重报开支，多领补助，甚至合伙巧立名目私分公款以及造假发票报账等。 六是账目不公开，财产往来无账，村级财务失去有效监督。 切实解决当前农村村级财务管理中存在的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必须认如下几方面入手: 一、坚定不移实行村级财务公开，加大民主理财力度。村级财务问题历来是广大农民群众关注的焦点问题。党中央、国务院一而再，再而三强调要切实保吁农民群众的合法利益，凡是村里的重大事务和群众普遍关的焦点问题都应向村民公开，尤其村级财务要公开。村级财务公开一定要按国办[1999帕6号文件要求，一是公开内容安全面完整。要按照《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公开暂行规定》中规定的财务公开内容进行公开。二是公开时间要及时，特别是对于多数村民或民主理财小组要求公开的专项财务活动应及时公布;重要财务活动应逐笔公布。三是公开方式要以公开栏为主，要有固定的财务公开栏。四是公开程序要严格。财务公开前，应有民主理财小组参加，对全部财产、债权债务和有关账目进行一次全面的核实。五是对财务公开中群众反映的问题要妥善处理。六是要把财务公开的监督落到实处，村组财务要置于群众的经常监督之下。 二、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使村级财务管理有章可循。建立财务制度是搞好财务管理的重要保证。为使农村村级财务管理有章可循，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农业部、财政部新颁布的《村合作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和《村合作经济财务制度人这两个新制度对现金管理、固定资产管理、费用开支管理、票据管理、农民负担款项和共同生产费管理、义务工和积累工管理、财会人员及财会账目管理、财务审计与民主理财等方面都作了具体规定。因此，要在两个新制度的基础上，从各村的实际出发，建立健全切实可行的村级财务管理制度，如"报账制度。、"列支审批制度"等。同时，村级财务必须坚持收支两条线，实行先收后支，杜绝以收抵支、差额入账、坐支现金等现象。 三、加强组织领导，认真搞好村级财务清理工作。中央和省一再要求要认真搞好村级财务的管理，并作为任林时期农村工作的一项大事来抓。之所以如此重视农村村级财务的管理工作，这是因为农村财务管理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所以各乡镇党委政府要把抓好农村财务管理列入党委政府的工作议事日程，编入年度工作计划和目标责任管理内容。各乡镇至少要确定一名党政领导主管农村财务，经常听取农村财务管理工作的汇报，研究、部暑农村财务管理工作。要随时根据群众的反映，对村级财务进行及时清理。对清理出来的经济问题，一定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通过清理农村村级财务还干部一个清白，给群众一个明白。 四、稳定财会人员队伍，提高财会人员素质。农村财务管理既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又是一项业务性极强的工作。因此，稳定财会人员队伍，提高财会人员素质至关重要。财会人员被确定之后，一般不要随意变动，以稳定财会人员队伍。这里关键是要严格财会人员的任免程序。必须实行持证上岗制度，并建立岗位责任制。财会人员要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为提高财会人员的素质，要切实加强对财会人员的业务培训，有必要时，定期或不定期地对财会人员进行业务考核。 五、试推行"村财乡笛"o可根据不同乡村的实际情况，推行"村财乡管"制度。村里不设会计，只设出纳，村级账目由乡镇经管部门代管，财务收支实行 "报账制"。 六、加强村组集体资产管理，追制、化解村组不良债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00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再次强调"再继续做好农体集体资产的清理工作，采取有效措施，杜绝并逐步化解乡村两级不良债务"。据笔者调查所知，近些年来，农村集体资产大量流失，村组负债不断增加，群众反映极为强烈。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危及基层政权的巩固。在加强村组集体资产管理，遏制不良债务过程中，首先要认真搞好农村村纽集体资产的产权界定和产权登记工作，对集体资产要进行评估，要切实解决农村各业承包基数不合理、低价承包等问题，以防集体资产流失。要有针对性地制定出减债措施，积极稳妥地处理好已经形成的债权债务问题。 《农村合作金融：经理人员的选择权与激励问题》 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建设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安排的全部理论假设在于：农村信用社由农民等额股入组成，一人一股一票，经理人员由农民按人数而不是一般股份公司意义上的股权数选举产生，并由农民对其实施监督。这样，信用社及其经理人员的经营行为必须符合广大农民的利益，符合农村经济发展的利益，符合农业部门的利益，最终符合国家利益。在逻辑演绎上，从农民利益一直到国家利益基本不存在冲突，但在整个理论假设的第一个环节，即信用社能够真正“由农民选举产生并受农民监督”是不成立的，从而导致了此后一系列貌似顺理成章的推导都失去了必然前提。 本文认为，理想的合作金融制度的确要求按会员而不是按股权选举经营者，以避免在许多一般股份制企业出现的经营权被少数大股东控制，从而危害小股东、外部债权人利益的情形。然而，我国的农村合作金融实践证明，一人一股一票的所有权安排不仅没有从制度上保证经理人员的最优选择，反而导致了严重的外部人—内部人双重控制问题。 二、事前信息非对称与经理人员的选择权问题 规范的信用合作制度下，经理人员是由信用社入股社员民主选举产生的。入股社员一般是通过对经理人员的选择，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取向，比如，股本收益回报、按规定获得贷款等等。作为被选举产生的经理人员，只有努力给予社员以较好的业绩方能继续任职。这对于发挥经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是十分有益的。 而在我国现实信用合作制度下，经理人员的选举产生并不是由全体入股的社员选举产生，而是由内部人员选举。其基本的操作方法是：由上级确定信用社经理人员的候选人，基层信用社选举代表，再由代表对候选人进行投票，选举县农村信用联社经理，最后人民银行对所选举产生的经理人员进行任职资格审查，通过后，即可担任经理。经理人员的这种产生方式具有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弊端。 首先，上级确定信用社经理候选人导致农民作为股东与候选人之间存在信息非对称。尽管就每一户农民而言，所入股的资金并不多，有的都只有几元钱，但每一股都应该拥有收益分配权、财产控制权和对代理人的选择权。但目前我们的这种经理人员的产生方式，使经理的决定权与农民的选择在事实上脱节，于是出现这样一种“选择权移位”问题：候选人是否当选与农民的选择无关。这是因为，既然是上级劝定候选人，则不能保证农民对候改选人的实际经营能力有充分了解，这就存在事前的信息非对称、于是造成农民选也无奈、不选也无奈的尴尬局面。这样的制度安排只能造成“有经营才能的人成为经理是偶然的、不具备金融管理能力的人窃取经理职位是必然的“畸形现象”。 其次，导致了外部人控制现象，股东利益得不到保障。既然经理由上级提名，则为上级服务比为农民服务显然要重要得多。这是因为，来自上级的提名约束是硬的，而来自农民的选举权约束是软的。于是，信用社在经营上往往更倾向于为地方行政服务，而不是为社员服务。只有满足上级需要，才能保证在今后的选举中继续被提名，也才能保证继续把持经理职位。因此，在信用社经营中出现了非常有趣的“外部人控制”现象。基于硬的提名激励，上级很容易通过信用社完成地方行政意图，信用社经理成为上级的工具，而不是农民实现合作融资的协调人。 第三，现有代表制度存在技术性缺陷，经理人员的产生往往受制其它非正常因素。单纯就某一县(市)农村信用社来说，员工数量并不多，一般在几百人左右，相对于几千、上万的社员股民而言，已经是—个相对少数。由于目前对经理人员的选择往往是通过代表制的形式选举产生，代表通常是基层信用社的主任，县(市)联社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及少数的基层员工，代表一般只有几十人，是利益高度相关者，寻租成本很低。参选人员往往只需付出较小的成本，比如，游说，许诺或者给予经济上的资助，就可以很容易获选。从代表本人来说，信用社能否取好的业绩并不一定会构成其股票的主要动机，因为业绩好坏对自身利益影响不会很大，而选举能否给投票者带来直接好处就成为股票的决定因素，目前部门负责人及基层信用社主任由经理(联社主任)任免制度无疑会进一步强化投票者的这种动机。这种“投李报桃”选举制度可使寻租成本降到最低，被选举的往往不是有经营管理才能的人，而最有可能牺牲股东利益的人。选举的有效性无疑值得怀疑。 三、事后信息非对称与经理人员的激励问题 在规范的农村信用合作制度模式下，对经理人员的监督由社员来完成。这种互助生产形式与德姆塞茨、阿尔奇安所提出的“团队”是有明显区别的。因为大多数社员并不直接参与信用社的工作和管理中来，只是享受其提供的服务和利益分配。在重大决策上参与选择。这种区别使得其监督成本相对较高，主要是由于事后信息不对称，社员很难了解信用社的实际经营情况，需要社员努力从各方面搜集信息。问题是，由于每个社员只有一股，在表决时也只有一票，较高的成本往往使得其不愿意花费代价来行使监督职能，存在着“搭便车”的现象，即总是希望别人来对信用社经理人员和经营行为实施监督，到后来，就没有人来对信用社的经理人员和经营行为实施监督。同时，我们知道，监督也需要一定的知识，农民由于知识相对贫乏，即使其有权监督，也大多数难以发挥其监督职能。这是合作制度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 实际上，从农村信用社的股权分配来说，由于一人一股，则只有一投票权，我们可以把信用社的全体员工队伍看作是一个合伙团队，谁也没有绝对的发言权和控制权。但是，在一个团队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监督团队成员的劳动，有些团队成员可能会偷懒，由于劳动的不可计量特性，相互间共同监督是很困难的，很难对成员的劳动付出做出准确的评价。按照德姆塞茨和阿尔奇安的理论，在团队中必须选举出一个人来对整个团队成员的劳动进行监督。从当前农村信用社的实际监督安排看，来自农民的内部监督是软弱无力的，事实上的监督主要通过人民银行的现场与非现场监管来完成。但是，由于人民银行与农民在根本利益上的差异，前者注重金融风险控制，后者注重自身融资和农村经济发展，因此，很难指望两者在激励目标和操作手段上存在完全共通性。 我们认为，内部监督是关键。一方面，有效的内部监督可以降低外部监督(人民银行)成本。毕竟，农民显然不希望自身所有的信用社面临金融风险，只有在良好运作的基础上，才谈得上为农民提供完备的金融服务。因此，人民银行的监管目标对农民来说是下限；反过来说，良好的内部监督必然降低外部监督的工作量；而外部监督却未必尽然保证内部监督的效率。 我们知道，一方面，由于农民只有入股权，没有控制权和投票权，其实际上没有任何监督权，另一方面，从产权结构来看，由于国家所占的比重很低，从理论上讲，无权对农村信用社经营行为实施监督。1996年农村信用社从农业银行分离出来交由当地人民银行管理以后，政府几次发文，要求各级不能对农村信用社的人、财、物进行干预，这样，农村信用社的监督实际上已经出现了“真空”，成为了一个自由天地。而正是这几年，农村信用社无论是资产质量，还是财务经营状况，均较以前年度有明显的下降。这当然跟农村经济形势以及全国整个的宏观经济形势有关，也与前些年度累积下来一些金融风险有关，但我们不能不说，与我们对农村信用社的监督出现“真空”有关。 目前有一种提法，即在各县农村信用联社的基础上，投资入股，成立省级农村信用联社，然后再成立中国农村信用社合作社总社之类的机构，这种机构组织体系对于增加农村信用社的资金调度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是极为有用的，同时，也有助于对县级及其以下农衬信用社的经营行为和经理人员实施监督。与目前比，是一种进步。但仅有这种组织体系还远远不够，关键问题是不能解决外部人控制和缺乏内部监督的问题。只不过是把经营者的选择权交给了更高级的“上级”，把各单一信用社的风险捆绑处理，在规模上提高抗风险能力，治标而未治本。另外，要求省级联社对纷繁复杂的县级农村信用社实施有效监督是困难的，可能还会进一步降低纵向监督的效率。 在缺乏内部监督的情形下，内部人控制几乎是必然出现的，从我国农村信用社经营实际情况看，经理人员利用职位，以损害农民利益为自己谋利益是不罕见的。 我们的看法是，应该设计一种模式，使代理人的个人效用函数与企业的效用函数一致，形成激励相容。正反两方面的激励安排都是必要的。正向安排是使信用社经理的收入与效益挂钩；反向安排是公开招聘信用社经理，对出现严重违反农民利益的经营者，农民应具备联合罢免权。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农村信用合作社这一互助组织在产权结构上具有明显的不同于其它企业的特征，即一人一股一票，这种产权结构尽管在一定时期、一定的区域能够有效发挥作用，但是，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已经日益显示出了其弊端。从经理人员的选择来看，选举规则和选举程序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选举结果。同时，这种制度对于经理人员的监督和激励也是极为不利的。由于对经理人员的监督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要有一定的知识，平均化的股权结构易于使得股东“搭便车”，导致监督空洞化。 目前我国的农村信用合作制度与规范的合作制度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最主要的问题是农民社员股东没有收益分配权、决策权和对经理人员的选择权。因而，使得其在实践过程当中，出现一系列更为严重的问题。包括外部人—内部人控制问题、监督失控问题等等。使得农村信用社在管理上存在的问题比国有商业银行还要多。因此，我们建议： 1．将农村信用社改合作制为村民委员会控股的股份制。入股资金可用村集体提留，也可以由农民入股，组成控股会，再由控股会对信用社入股。在控股比例上，应打破平均化的倾向，在要求每一个村集体都应该有入股资金的基础上，着力培养大股东。这种做法有几个方面的好处：一是解决广大农民缺乏监督知识、无力承担监督职能的问题。二是解决农民由于股金投入少，监督成本高而存在的“搭便车”问题，防止产生监督“真空”，可以因此全面提高监督效率。三是可以有效防止单纯由社会资金入股，重视股本效益而忽视对农业投入的情况。因为村民委员会所本身是村民选举产生，具有广泛的民主性，能够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由其代理行使对信用社的控制权主和表决权，可以使农村信用社根殖于农村、农业和农民。四是有助于全面解决目前严重农村信用社存在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五是全面解决农村信用合作一人一股一票选举制度所产生的弊端，防止选举失效。 2．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以县级农村信用联社为重点，建立乡、县、省三级管理体制。由各村民委员会对乡镇农村信用社入股，按股权比例选举产生乡镇农村信用社董事会；再由各乡镇农村信用社对县级农村信用社入股，组成县级农村信用联社，选举产生县级农村信用社董事会，由董事会聘任总经理；总经理提名乡镇信用社经理，再由乡镇农村信用社董事会决定任命；在县级联社成立监事会；各县级农村信用社再投资入股，组建省级农村信用社联社。省级农村信用联社的主要功能在于为各县(市)信用社调度、融通资金，防止出现支付危机；传达落实国家的产业政策，制订区域内的农村信用社发展政策；协调与政府各部门、各县(市)农村信用社之间的关系。在中央可以成立一个农村信用社行业管理办公室，主要负责政策制订。 3．建立对经理人员的激励机制。将经理人员的工资收入同经营业绩全面挂钩，实行经营风险抵押。对于超过预期收益部分。按一定比例对经理人员进行奖励。对经理人员实行期权制度，以促使其经营行为的持续性和长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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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党的十六大以来，在中央正确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按照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积极推进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社会的发展能有目前这样的好形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党和政府在近几年的宏观调控中切实加强了农业和农村这个薄弱环节，扭转了前几年粮食生产滑坡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局面。这次宏观调控的一大成果，就是把农业农村稳住了，从而稳定了市场，稳住了人心。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事关全局，只有真正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才能把握住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任务，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农业和农村始终是难点和重点。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认识和共同行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认真贯彻党在农村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坚持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特别是要在多予上下功夫，真正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全面推进农村的发展。经过全党全国的不懈努力，使农业生产力水平有一个较大的提高，使广大农民的生活有比较明显的改善，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切实加强，使农村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使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继续推进。归根到底，要切实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使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 以工带农 从农业支持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从农村服务城市，到城市带动农村。工与农、城和乡，这两大关系正在实现着从未有过的历史性转变。我们正在寻找破解“三农”难题的“金钥匙”。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全面的目标，绝不单纯是搞新村建设，必须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全面推进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必须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注重实效，着力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使新农村建设带给农民实惠、受到农民拥护，扎实稳步地向前推进。 目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还处在爬坡阶段，农业、农村仍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会议根据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实际，强调要重点抓好六个方面的工作：（一）把国家建设资金的投入更多地转向农村，切实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二）围绕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三）稳步发展粮食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四）坚持农村土地基本经营制度和严格控制建设占地，确保农业发展和农村稳定；（五）引导农民有序进城务工，公平对待农民工及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六）增加对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投入，从多方面加强农村公共服务。 目前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大政方针已经明确，政策措施陆续出台，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关键在于加强领导，统一思想，狠抓落实。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充分认识“三农”工作对全局的重大意义，切实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领导干部要经常到农村做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真正掌握农村的真实情况，了解农民的愿望和要求，认真研究制定和切实落实促进农村发展的具体措施。 跨越城乡之间的鸿沟已经不是梦想 做好农业农村工作，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意义重大。要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各项任务，加大工作力度。要稳定、完善、强化各项行之有效的惠农支农政策，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量要高于上年，国债和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要高于上年，其中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要高于上年。要继续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 要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正在农村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要结合农村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正面教育，解决党组织和党员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解决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主要问题，解决群众最关心的重点问题，务求取得实效，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光荣而艰巨，任重而道远。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坚定信心，以脚踏实地的态度，求真务实的作风，锐意创新的精神，缜密细致的工作，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事业而努力奋斗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论文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论文 长期以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决定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和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性问题，也是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的牢固基础和农业的积累与支持，就不可能有国家的自立和工业的发展；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农业丰，则基础牢；农村稳，则社会安；农民富，则国家昌。只有近亿农民全员加入现代化进程，才能盘活国民经济全局，实现可持续发展；只有广大农村的落后面貌明显改变，才能实现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小康。为此，中央审时度势，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为今后我国农村勾画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蓝图。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 “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反映一定时期农村社会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社会全面进步为标志的社会状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发展经济、增加收入。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前提。要通过高产高效、优质特色、规模经营等产业化手段，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二是建设村镇、改善环境。包括住房改造、垃圾处理、安全用水、道路整治、村屯绿化等内容。三是扩大公益、促进和谐。要办好义务教育，使适龄儿童都能入学并受到基本教育；要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使农民享受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要加强农村养老和贫困户的社会保障；要统筹城乡就业，为农民进城提供方便。四是培育农民、提高素质。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倡导健康文明的社会风尚；要发展农村文化设施，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要加强村级自治组织建设，引导农民主动有序参与乡村建设事业。 具体而言，所谓“新农村”包括个方面，即新房舍、新设施、新环境、新农民、新风尚。这五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范畴。即要因地制宜地建设各具民族和地域风情的居住房，而且房屋建设要符合“节约型社会”的要求；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道路、水电、广播、通讯、电信等配套设施要俱全，让现代农村共享信息文明；生态环境良好、生活环境优美。尤其是在环境卫生的处理能力上要体现出新的时代特征；使农民具备现代化素质，成为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四有农民”；要移风易俗，提倡科学、文明、法治的生活观，加强农村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的历史背景 早在上世纪年代，我国就提出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时，我国农村社会生产力低，广大农民的温饱还难以保障，发展农业生产主要是解决农民的穿衣吃饭和粮食需求问题，建设新农村就是要维持农村和全社会的安定。正当几亿农民所关心的问题逐步得到解决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生产力获得了空前解放，农村各项事业都获得了飞速进步，农民一直盼望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都成了现实。这个时候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两个文明一齐抓。这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适应时代进步的要求而提出来的。上世纪年代初，我国又提出“小康社会”概念，其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此次五中全会所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则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中，在全新理念指导下的一次农村综合变革。 （更多新农村论文） 一是基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难点和关键在农村。从总体来看，目前我国农业现代化举步维艰、农民收入增长困难重重、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任务艰巨，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尚未消除，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变。如果这些问题和矛盾不根治、不解决，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就很难赢得主动、就容易出现波折。 二是基于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实力。××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万亿元，二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以上，财政收入达万亿元，这对于建设新农村非常有利，必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加大对“三农”发展的支持力度。否则，尽快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就会落空。 三是基于巩固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加快农村改革，促进农村发展，不仅是广大农民的迫切愿望，是全社会的普遍共识，而且是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挑战和参与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的客观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继续通过改革找出路、通过创新促发展，积极建立起既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又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体制机制，使农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四是基于缓解农村发展的资源、市场、体制三大制约，缩小日渐拉大的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一个基本事实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明显提升，工业化、城镇化速度加快，土地、资金等要素大量向城市集中，耕地在过去年中减少了亿亩，人均下降到亩相当于世界平均值的，而农村人口却没有减少多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扩大到∶；农村积累下来的种种矛盾，已经向国民经济发出了强烈的预警信号。因此，中央审时度势的提出，要下决心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 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意义 （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解决“三农”问题是相互统一的。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解决三农问题始终是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构建和谐的农村社会与城市不同，应与农村建设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把农村建设成为经济繁荣、设施配套、功能齐全、环境优美、生态良好、文明进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社会公平、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坚持以发展为重、发展为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加快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步伐，不断缩小城乡差距，从而实现农村社会由温饱到小康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农业大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都以农业为生，农业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离开农业，他们的生产生活就会陷入困境，这是我国传统社会最大的国情。在传统社会中，土地问题又是农业中的最大问题。土地所有权问题则是农业发展变化中的核心所在，也是农业、农村、农民经济生活中的关键所在。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传统社会经历了一次经济体制变革时期，由西周时期的领主制经济体制向地主制经济体制过渡，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与变动，到秦汉时期，地主制经济体制得到确立。废井田“民得买卖”，开创了经济运行的新纪元。地主制经济体制是以地主经济为核心，包括国有经济、自耕农经济、佃农经济、手工业经济、商业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构成。其中小农经济(包括自耕农经济和佃农经济)是地主制经济的基础。当地主经济无限扩张时，地主制经济体制下的多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平衡关系就会被打破，自耕农经济会受到极大打击而衰败下去，广大自耕农便沦落为佃农，或地主的依附农，或雇佣工人。佃农经济因受自耕农破产挤压，原来的佃农中有相当部分受到排挤，而沦落为流民，主佃之间的依附关系，随着小农经济破坏而得到强化，整个农民阶层社会地位在下降。与此同时，手工业者也因小农经济破产，产品找不到出路而倒闭。这时地主制经济体制就会发生倒退，甚至是逆转。不甘心破产、没落的小农和手工业者就会为争取曾经有过的经济利益进行抗争，一场以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爆发了。在农民战争洗涤下，地主制经济体制又回到正常轨道上，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利益暂时得到平衡，劳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又会得到巨大的发挥，社会经济又会在新一轮经济关系中得到恢复和发展，并走向繁荣昌盛。 经过一场巨大的农民战争洗礼，新王朝建立以后，为了安定社会秩序，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采取一系列措施。如鼓励垦荒，并给垦荒者以土地所有权，在规定时间内免于升科纳粮、免除徭役负担，没有耕牛、籽种者给予资助，大力兴修水利，或资助农户凿井溉田，鼓励农民发展家庭副业，在受灾年份可以免除部分田赋，或给予赈济，或对地主兼并土地行为进行抑制，等等。这时，小农经济在较为宽松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得到恢复和发展。整个社会经济在小农经济发展拉动下，也由衰败走向恢复，并走向繁荣和昌盛。这一切都受到地主制经济影响和约束。 在地主制经济体制制约下，土地可以买卖，并不固定在某个人手中。由于土地所有制不同，所以中国社会经济运行与西欧领主制经济体制运行有巨大不同，西欧在领主制经济体制约束下，庄园内部实行分工制，生产各种各样产品以满足庄园内部生产生产需求，与市场联系不密切；中国在地主制经济体制制约下，由于各个经济单位规模小，产品又单一，对市场有强烈依赖性，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在地主制经济体制制约下，每家每户都是一个独立经济单位，由于他们经营土地面积规模都不大，南方地区，耕地多的农户，所占有的土地不过数十亩，占地少的家庭，所耕种的土地不过三五亩，少的甚至几分地而己。北方自耕农虽然耕地面积大些，多者上百亩，少者十几亩或几亩，但单位面积产量比南方要低。从家庭人口结构看，不论南方或北方，家庭成员也不多，一般为四五口之家，数世同堂大家庭虽有，但为数不多。地主占地有的很大，多者以万计，但绝大部分土地是划分为小块，出租给农民，以收取地租为生。土地收获物以粮食为主，很单一，无法完全满足生产生活需求，各个经济单位之间必须进行交换，才能实现自身经济再生产。这成千成万经济单位存在，以及多种经济成份并存情况下，为市场经济发展堤供了极为广阔的空间。 不过，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取决于当时社会的购买力。我国传统社会以农业经济为主体，市场经济繁荣与萧条，取决于当时农业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活跃，农民生活富裕程度来衡量。有人认为个别地区市场发展是靠当地官僚集中、消费水平高来拉动。但从全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看，这仅仅是很特殊的事例，不能把它扩大化。手工业工人、商人、官僚数量也不大，据研究，到明清时期，城镇人口还占不到百分之十，也就是说最多也不过十分之一而己。尽管这些人与市场关系很密切，对市场经济依赖性很强，消费也较高，但必竟人少，对整个社会经济来说，购买力还是有限，对市场经济整体而言，起不到拉动作用。所以农村经济发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至为关键所在。舍此，而去寻找其他什么原因，都是拾芝麻丢西瓜，抓小而不抓大。 中国封建社会以农业为主体，是农民赖以生存最基本条件。明清两代农业经济发展与衰落，农村经济繁荣与衰败，农民需要增加与缩减的发展变化历史过程，生动地描绘了“三农”与市场之间水与鱼关系。水丰则鱼多，水枯则鱼亡。农民口袋钱多，市场则购销两旺。当地主制经济体制正常轨道运行时，自耕农经济大量存在，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农业得到发展，商品量增加，农民钱袋子也随生产发展而逐渐饱满起来，农民钱多了，市场出现购消两旺，商人发财。到王朝后期，市场逐渐走向萎缩，商号倒闭，其原因是政府重农政策不能坚持到底，在地主经济迅速上升情况下，重农政策转化为弃农政策，把农民当作羔羊任意宰割，自耕农承受不了苛重赋役剥削，而抛弃土地，佃农经受不了地主沉重地租掠夺，而离开土地，农业生产遭到破坏，这时农民钱袋子又变得空敞，市场失去拉动力，而变得疲软。商品卖不出去，市场就不景气。这时就会出现商家破产，商人失业，手工业倒闭，社会经济萧条。这是最明白不过的道理。从前，有很多人谈论中国商业不发达时，总喜欢把问题简单地归结为王朝“重农抑商”政策的结果，这可能是一种误解。除汉武帝采用告缗钱办法，抑制商人发展以外，其后历代王朝都没有对商人采取过打击或剥夺政策。虽然在政治上有限制商人参加科举规定，但并不影响商人当官，历代买官商人所在有之。况且，汉武帝时所采取的告缗钱政策，主要还是针对逃税不法商贾，是针对人，并不是针对要不要商业制度，守法商贾准予照常营业，同时小商小贩并没有受到打击，盐铁买卖也照常进行。当时政府行为并不是取缔市场，禁止买卖，这一点还是很明确的。不能因为惩治不法商人，而笼统地把它夸大为“抑商”。
新农村建设在全国轰轰烈烈地搞了快两年，已取得一定的成就，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但我们仍然看到一些基层政府不能理解新农村建设的真谛，把新农村建设当作搞形象工程，或多或少地违背中央政府的初衷，有的还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为此，本文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想取得成功，关键在于贯彻好“以人为本”原则，做到发展为了农民，发展依靠农民，发展成果惠及广大农民。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以人为本” 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宗旨所在，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必然要把“以人为本”作为党的基本执政理念，即要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把发展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建国后我国为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而长期实行工农、城乡二元政策和以农业哺育工业政策，而形成所谓的“三农”问题——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三农”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它与城市、工业、城市市民相比都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即农村是弱势地域，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具体表现在：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滞后，城市面貌反差较大； 农业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低；农民经济上收入水平低，政治上缺少相应的话语权，城乡居民在经济上收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差距在拉大“三农”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着我国社会的安定团结与持续发展，制约着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近些年来，我党十分重视化解“三农”问题，已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形势依然严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化解“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新农村建设的目标规划：“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短短二十个字，却关注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建设，渗透着“以人为本”，把实现农民群众利益，增进农民群众的福祉当作根本出发点的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出路所在。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如何贯彻“以人为本” 1．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第一要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旨在化解“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又集中体现在农民的生活质量偏低问题。具体表现在：农民生存环境恶劣、负担过重、收入水平低且门路窄、缺乏相应的政治地位、进城务工受到不公正对待等。因而，着力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是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出发点与根本目的，也是贯彻“以人为本”原则的首要要求。正如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的指出：“只有发展好农村经济，建设好农民的家园，让农民过上宽裕的生活，才能得到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那么如何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第一，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公共财政向新农村建设的投入力度，让公共财政涉及农民关注农业、交通、教育、卫生等领域。开展专项治理工作，重点整治涉农乱收费，“一事一议”不规范，村务财务混乱以及乡村债务问题，建立和完善减轻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体制。同时，推进以农村税费政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精简机构与人员，有条件的地方可加快推进“省直管理县”财政管理体制和“乡财县管公用”财政管理方式的政策。第二，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落实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探索“工业反哺育农业，城市反哺育农村”的长效机制。坚持以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技改造农业，用现代经营方式发展农业，全力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促进农民增收。积极推进小城镇建设，兴办符合产业政策和地方特色产品的乡镇企业，大力吸纳农村富余的劳动力。第三，改善农民的生存环境，加强对农村道路、通信、电网、供水、校舍、卫生所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同时本着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的原则对村容村貌进行改造，改变以前农民住宅与禽舍混杂的脏乱现象。做好农村医疗保障、养老保险等问题。第四，提高农民的政治地位。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对农民的不平等待遇，逐步提升农民在各级人大中的代表地位，以提高农民的政治话语权利。目前，重点在于治理和取消各种针对务工农民流动和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切实解决务工农民工资偏低及拖欠问题，探索务工农民的工伤、医疗、养老保险问题，认真解决务工农民的子女上学问题。 2．树立农民的主体地位，激发农民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决不能简单地把农民当作被同情、关怀、救济的对象。在新农村建设中落实以人为本，就是要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使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基本依靠力量，从而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目前，我国农村幅员广阔，农民和农村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薄弱的部分，新农村建设任重而道远。单靠政府的财政支持是远远不够的，新农村建设只有化为广大农民的自觉行动，激发他们的主人翁意识，才能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出他们的聪明才智，才有可能取得成功。邓小平同志曾充分肯定我包括农民在内的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他说：“我们党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广大农民群众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在他看来，要解决农村农业问题，“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人民的积极性。” 因此，新农村建设要突出农民的主体作用，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要把农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拥护不（下转第30页） （上接第17页）拥护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检验工作成败的根本标谁。做到凡事都要和农民商量，广泛征求农民的意愿，随时接受农民的监督，而绝不能搞强迫命令、搞政治运动。同时要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善于总结推广他们在实践中创造的新经验，要破除一切影响农民创业的陈规旧矩，革除一切农民创业的体制弊端营农民创业的宽松环境，充分下放农民权力，搞好村民自治，健全村务公开。总之，要使建设新农民的过程成为农民群众参与发展、共享成果、实现价值的过程。 3．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我国尚有八亿左右的农民，而且我国农民由于长期处于儒家文化熏陶之下，在历史的最底层，导致他们屈从现实、保守懦弱、听天由命，缺乏个性和开创精神，他们在社会发展中缺乏主动性，被动地听从政权的调整，不懂得自己的权利，缺乏公民意识。这些缺乏至今仍在部分农民身上体现，它们已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障碍。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难以转移，固然有体制方 面的原因，但跟农民整体素质偏低、观点落后不无关系。这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因而，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把农民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对新农村建设至关重要。农民的文化素质、技术能力和思想道德水平直接关系着新农村建设的兴衰成败。 提高农民素质的具体措施如下：第一，要大力改变农村教育落后的状况，强化普及农村九年义务免费教育，确保每个农村小孩都接受基本的国民教育。同时发展各种形式的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进行各种技能培训，让每位农民掌握至少一门生产技能与技巧，提高农民的发展致富能力，使他们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带头人和骨干力量。第二，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不断革除千万年来遗留下来的封建迷信、家族观念、不思进取、小富即安等落后观念，提高广大农民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逐步形成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家庭和睦、邻里相安、创业光荣等新文明新风尚。第三，加强农民的民主法制教育，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化，提高村民民主自治的素质，实现由“村民”向“公民”转变，由“法制”向“法治”的转变。第四，培育各种农民组织，增强乡村自我治理的能力。如成立由全体农民加盟由能人负责的现代农会，负责乡村的生产与经营；成立老年人协会，为新农村出谋献策，同时监督和制止农村发生的各种不良现象：成立妇女协会，负责农村孩童，特别是留守孩童的教育，以及家庭感情联络等问题。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面临的难题及对策研究 摘要：农业、农村、农民这一问题是政府关心的重点，是学者研究的焦点。中国的改革第一步源起于“三农”，中国未来的成败，也必将取决于“三农”，这是显而易见的。泱泱大国，农为根本，只有“根本”的问题解决好，才是最彻底的，最有价值的，最革命的。 2006年4月，国家发改委下达了关于开展农村经济重大问题调研的指令，按照国家发改委下达的调研课题，笔者有针对性的深入湘潭县农村开展调研，并运用湘潭县县委基层办、县委政研室和湘潭县政府经研室的相关调研成果，形成了综合性调研报告。 调查结果表明：村级集体经济薄弱、农民增收乏力，村庄建设规划滞后和尚未建立长期投入机制，成为我国当前新农村建设面临的四大难题。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原因是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相悖的政策失衡、体制障碍、城乡隔阂。要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目标，笔者以为要做好做活五个方面的文章： 一、生产发展 用工业化的理念 实现经济重建--关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研究；二、生活富裕 用产业化的布局 实现社会重建 --关于增加农民收入研究；三、乡风文明 用市场化的思维 实现制度重建 --关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四、村容整洁用城镇化战略 实现生态重建 --关于农村环境污染研究；五、管理民主 用科技化的手段 实现文化重建 --关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研究 关键词：农村经济，经济发展，和谐发展 近三年，中共中央制定出台了关于“三农”问题的三个一号文件，有力促进了农民增产增收，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开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局面。2004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下发，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第六个一号文件。文件要求，要调整农业结构，扩大农民就业，加快科技进步，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业投入，强化对农业支持保护，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2005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下发，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第七个一号文件。文件要求，要稳定、完善和强化各项支农政策，切实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继续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努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200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下发，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第八个一号文件。文件要求，要完善强化支农政策，建设现代农业，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积极调整农业结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确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良好开局。 难题之一: 乡村债务问题 据调查，一般规模较大的行政村年刚性支出需15万元左右，规模相对较小的行政村也不少于10万元。但目前大多数村的经济现状都不乐观。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受政策性制约，企业改制断了收入，税费改革少了收入，招商引资没了收入；二是经济发展空间小，受制于有限土地资源、资金和自然资源；三是财政转移支付入不敷出，不可预见性支出不断攀升，正常运转难以为继。村级集体往往经济薄弱、无钱办事，这成为建设新农村的突出难题。 一、乡村债务结构分析 ~~县乡村两级负债总额为99万元，其中乡一级负债33万元，村一级负债66万元，其债务结构如下: 按成因划分:A、地方上项目、办企业，造成决策失误或因管理、市场原因亏损形成的债务45万元(其中乡级10万元、村级35万元)占18%。B、办福利事业、“普九”、乡镇医院和村办福利事业建设形成的债务77万元(其中乡级21万元。村级56万元)，占61%。C、民间高息借贷、完成各种上交任务，因本金、利息形成的村级债务48万元(其中乡级72万元、村级76万元)，占53%。D、如通乡镇油路、农田水利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的债务01万元(其中乡级66万元、村级35万元)，占92%。E、因村级财务管理混乱，干部因素形成的历史性债务54万元(其中乡级14万元、村级4万元)，占42%。F、农户欠交税费， 逐年欠款而增加形成的集体债务2万元(其中乡级72万元、村级48万元)，占29%。H、其它原因形成的债务54万元(其中乡级78万元、村级76万元)，占05%。 按债权人划分:A、欠银行、农村信用社、基金会及其他金融机构79万元(其中乡级46万元、村级33万元)，占49%。B、欠乡村工程业主82万元(其中乡级70万元、村级12万元)，占2%。C、欠乡村干部6万元(其中乡干部09万元、村干部51万元)，占93%。D、欠乡村教师4万元(其中乡级30万元、村级1万元)，占57%。E、欠民间个人06万元(其中乡级07万元、村级99万元)，占66%。F、欠其他经济组织74万元(其中乡级24万元、村级50万元)，占7%。H、欠其他债权人58万元(其中乡级47万元、村级11万元)，占42%。 二、乡村债务成因分析 1、财源有限。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撤区并乡、农村税费改革、免征农业税等农村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村集体不再有剩余产品的分配权和经济收入的支配权，“五统三提”、农业税附加等乡村集体收入也随之消失，乡缜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大多数被取消，预算外收入锐减，乡村集体收入来源被逐渐抽空;由于人才、技术、资金、市场缺乏、企业组织化程度低等方面的先天不足，曾经红火一时的乡镇企业，在90年代纷纷破产倒闭或改制重组，每个乡镇每年几十万元乃至上百万元的企业管理费收入顿时化为乌有;1988－1993年，国家实行：划分税种、核实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地方财政的留成比例较高，理财自主权较大，财政状况相对宽裕，而94年以后实行的分税制，地方的独享税种只有营业税、地方企业上缴利润、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等小额税种，而增值税、所得税地方只分享25%、40%，地方财源严重“缩水”。 2、刚性支出居高不下。由于机构雍肿，队伍膨胀，乡村二级的工资、误工补贴，办公费、交通费等基本支出使乡村不堪重负，政策性增资只能“挂空档”。旱涝灾害、山林火灾、矿山事故等突发事件而导致的不可预算费用，使原本拮据的乡村财力更加捉襟见肘。， 3、财源流失严重。分田到户后，村级集体财产被一分而尽;撤区并乡、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人情税、关系税、税收征管力度不够，导致税收不能按国家政策足额征收;农民增收缓慢，，农业税费收缴缺口大，尾欠收缴难度大，征收成本高;实行分税制以来，一定四年的乡镇税收任务必须无条件完成，不能完成的乡镇只能高价买税(20~30%的手续费)或高息借贷垫交;成立于1994年的农村基金会、互储会，一开始就以高息和分红疯狂吸收存款，违规大额放贷，直接威胁金融秩序，99年国家下令强行关闭时，乡镇财政向国家举债181亿元兑付农民存款，农村“两会”清收不仅使县、乡、村支付了巨额的清收成本，还承担了1368万元的利息债务，至今还有9000多万元的不良贷款没有收回， 4、盲目性建设投资强力扩张。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政企不分，政府办企业、政府为企业担保贷款，使乡镇不得不花巨资为企业亏损买单，为企业偿还不良贷款本息;各种达标工程、政绩工程劳民伤财，使乡村债务陡增;为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政府运用行政手段组织农民发展新的生产经营项目，并和农民签订保产保利合同，项目失败后，政府不得不替农民交纳巨额学费。 5、预算约束力不强，挥霍浪费严重。乡镇人大会议上通过的财政预算报告往往是一个形式，乡镇的财政支出一是拆东墙，补西墙，毫无预算可言。二是乡镇财政支出往往是书记、乡镇长说了算，管他预算不预算，支出决策不仅脱离预算而且基本上没有民主可言、更不要说财务制度了。三是村级财务管理混乱，乡级财务账性违规违纪支出现象较为普遍，有限的乡村财力“跑、冒、滴、漏”严重，乡村债务雪球越滚越大。四是乡镇主要领导异动频繁(平均任期2年左右)，在领导的潜意识中，根本就没有长远打算，大多是过日子、守摊子、找路子，希望早日脱离“苦海”，支出的随意性也就被无限放大。五是村一级的支出就更没有计划了，“到手就是财、今朝有钱今朝用，管他明天怎么过”，是大多数村干部的理财之道。 在现行的乡村绩效考核机制中，数字化强制性硬指标不少，唯独没有行政成本的考核指标，乡村干部在行政过程中，没有成本意识，从客观上助长了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个别乡村干部为了自己的仕途和声誉，不惜花公款制造虚假政绩为自己脸上贴金。在乡村财力日益拮据的状况下，办公费、交通费、通信费、公务接待费却节节攀升，大吃大喝俨然成风，公费请客送礼愈演愈烈。在公款消费上讲排场、讲档次、互相攀比，债务包袱越背越重，群众怨声载道。 三、乡村债务影响分析 巨额的乡村债务对基层组织运转、农村社会稳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1，是违法行政的重要诱因。乡村出现收支失衡后，乡村干部首先想到的是利用行政资源，巧立名目向行政相对人收取各种费用，因而，农村“三乱”久治不止;为了弥补工作经费的不足，乡村两级均热衷于违规征用土地搞建设，通过炒地皮，从中获取20-30%的收益;由于经费紧张，驱使政府机关和干部采取各种隐蔽手段经商办企业;为确保正常运转，乡村干部千方百计找门路，以项目建设为幌子，通过非正常途径，采取非正常手段，争取上级支持，以弥补工作经费不足。 2、直接影响党的执政能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沉重的债务包袱，使乡村主要领导整天处于“借新债、还旧债、躲追债”的状态下，影响了他们谋划经济发展的精力;湘潭县的干部工资只有~~市的1/2、长沙市的1/3，并且还不能按时发放。乡村干部为垫交税费、垫付工作经费，每人手里攥着几千元、上万元乃至10多万元的“白条”，兑付遥遥无期，乡村千部人心涣散、意志消沉；面对存量和增量均严重不足且强制带病超负荷运行的农村基础设施、亟待完善的社会事业公益设施，乡村二级无力改造和建设，农村公共产品供需脱节的现象更加严峻;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保障，有限的农业技术推广经费和教育经费被乡村挪用已习以为常，直接影响农业科技推广和农村基础教育。沉重的债务包袱，致使乡村二级运转困难，公共服务职能难以正常发挥，势必影响党的执政能力，同时，由于公共投入不足，也直接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农民增收致富。 3，有损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巨额的乡村债务使乡镇政府、村委会成为农村最大的债务人。对内，欠乡村干部的工资和公款私垫费用，对外，大到欠金融机构贷款、施工单位工程款，小到欠水电费、运费、餐费、办公用品费，而且在目前状况下，乡村根本不具备偿还能力，只能采取能拖就拖、能躲就躲的应对之策，社会公信度大打折扣。债主为了早日拿回欠款，无奈之下，只能无休止地纠缠乡村干部，围堵干部家门和乡村驻地、封堵学校大门、强行搬走农具和办公用品，搞得乡村干部声名狼藉，无法开展工作。 难题之二: 农民增收问题 近年来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促进农民增收，但受多种因素制约，农民增收依然十分困难。农民富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目的，增收困难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挑战。 首先是种养业增收难。农业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增收的不稳定性较大。虽然国家对农民实行了种粮补贴，但生产资料和机械作业费等持续涨价，无形中增加了生产成本，农民从事种养业增收困难。二是产业化带动难。近几年农业产业化有了一定发展，但农业竞争力总体还不强，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还不高，带动农民增收不明显。公司加农户和协会加农户等模式并未给农民增收带来多少实惠。公司、协会和农民之间还未真正形成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农民几乎没有在企业或协会的二次分配中获益增收。有的地方将合作经济组织或协会作为普通企业对待，有的作为社会团体对待，还有的地方根本没有适当的名分。这种混乱局面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贷款、纳税、保险等诸多方面困难重重，严重妨碍其发展。三是转移性增收难。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的比例逐年增加，外出打工和就地转移的劳动力队伍庞大，但由于综合素质低，大多数劳动力仍从事着低收入的工作，技术型、技能型劳动力转移输出很少，无法获得较高收入，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受到抑制。四是政策性增收难。自2005年起，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及其附加，“一免三补”政策提高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但农民依靠政策增收的空间也在缩小，没有更多途径。 一、农业政策执行情况 税费改革前的2001年，~~县农民的税费负担情况为:农业税28404509元、农业特产税5160000元、生猪屠宰税1352700元、乡统筹47604645元、村提留18886556元，共101408410元。人平负担98元，亩平(按计税面积计算)负担108元。一些临时性摊派和搭车收费(约30元以上/人)尚未计算在内。 2002年税费改革时，湘潭县核减一批不合理计税面积，合理确定计税产量，取消农业特产税、生猪屠宰税和“五统三提”，将农业税费门类规范为农业税和农业税附加，2002年和2003年因税费改革使农民减负约30元/亩。 2004年农业税税率由7%下调至4%，全县农业税及附加总额3304万元，人平负担98元，亩平负担30元，较2001年下降42%。 2005年，农业税全免，全县预计免征农业税4万元，从此，农民完全从税费负担的梏桎中解放出来。 2003－2004年，~~县共减免农业税4万元，得到了上级财政等额专项转移支付。 2002－2004年，~~县共下援农业税灾社减免7万元，重点照顾贫困村组的农户、五保户、烈军属、残疾人、受灾群众和水库库区内的困难群众。 2004年，~~县严格执行国家政策，发放直补资金970万元，粮补资金4万元，使农民直接增收4万元，人均增收51元。 二，2000～2004年~~县农民收入情况 〈一〉、农民人均纯收入总量及构成的变化情况。 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0年的2644元增加到2004年的3681元，5年内增加1037元，增长2%，年均递增62%。 2000—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度增长具有极大的不均衡性（2000年较1999年增长97%，2001年较20001年增长3%，2002年较2001年增长7%，2003年较2002年增长5%，2004年较2003年增长3%）。5年中，农民收入虽稳步上升，但有四年的年间增速低于62%的年均增速;其增长规律具有较强的阶段性和明显的跳跃性，前四年为低速期，年均增速仅17，2004年为快速增长期，较2003年增加516元。增长3，首次超过城镇居民纯收入增返3个百分点。若没有2004年的高速增长支撑，就不可能实现62%的年均增速。 5年间，农民纯收入的构成基本稳定。家庭经营收入占78%，5年间的增减幅度稳定在58—5%之间;工资性收入占19%，5年间的增减幅度稳定在3～9%之间;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仅占87%、16%。湘潭县2004年农业总产值3亿元，农业增加值21亿元，粮食种植面积4万亩，粮食总产量72万吨，出栏牲猪49万头，农民人均纯收入3681元，分别比上年增长6%、5%、3%、7%、4%、3%。以上数据显示，随着一系列以“多予、少取、放活”为核心的支农扶农政策的颁布实施，农业和农村取得了多年以来难得一见的好形势，粮食生产在短期内实现了恢复性增长，农产品全面丰收，农业效益明显提高，特别是农民收入增幅首次超过城镇居民，成为国家宏观调控下，县域经济特别是农业大县县域经济的最大亮点之一。 〈二〉、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特点 1、农民收入的增长仍然依赖于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收入来源渠道依然狭窄。 2、农民收入增长与国家政策紧密相连，2004年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主要是政策效应。免征农业税不仅使农民减轻了负担，更重要的是从源头根治了农村乱收费的痼疾，使各种巧立名目的搭车收费失去其依附的载休，广大农民群众可谓欢呼雀跃，拍手称快。直补、良补给了农民一条稳定的政策性增收渠道，减负和增收使农民在长期的“高负低收”的恶性循环下解脱出来。 3、较长时期内农民收入增速一直低位徘徊。以2000~2004年为例，年均增速仅62%，其中，2000年较1999年仅增长97%，2001年增长3%，2002年增长7%。扣除物价上涨因素，2000~2003年的农民收入增长处于停滞和负增长状态。 4、农民收入的内部分化日趋加剧。2003年，我们调查了8个乡镇20个村50户农户的收入情况，户均收入8400元，其中年收入10000元以上的17户，占34%;年收入在5000~10000元的26户，占52%;年收入1000~5000元的5户，占10%;年收入1000元以下的2户，占4%。 三、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 1、农民增收的空间非常有限。1998年以来，农民收入持续低迷的原因除政策等因素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历了10多年的家庭经营后，农村生产力、单位土地面积的生产效率已经发挥到了极至，在新的经济体制、产业格局、生产经营模式没有出现以前，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必然进入“休眠期”。2004年的增产、增收、增效缘于政策好、市场旺、人努力、天帮忙，政策的引扶效应和市场的刺激效应又一次发挥到了极至，要保持2004年的良好发展态势已属不易，要谋求新的发展和突破，难度可想而知。 2004年，农作物产量和价格也接近峰值，依靠提高单产和市场涨价增收显然“内存”严重不足。在世界农产品生产与贸易不断集中、全球农产品贸易的垄断性经营、发达国家对农产品进行巨额补内贴并对其他国家的农产品进口设置绿色壁垒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不强。 2004年，我国农产品的平均关税从45%下降到17%，许多农产品的关税普遍下调20—30%，国际农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价格也将下降20—30%，农产品价格回落的压力越来越大。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已经无法经受国际国内大市场的冲击，国内农产品生产和加工企业面临新的考验和挑战。 进入鸡年，农产品价格就遭遇“寒潮”，首先是稻谷价格比2004年下跌5～8元/50kg，接着是4月下旬～5月下旬的牲猪价格直线下跌，良杂猪由去年的2元/kg跌至4元/kg ，良良猪由去年的11元/kg跌至4元/kg，在经历了一个月的低价运行后，牲猪价格才触底反弹，小幅上扬，但仍然没有恢复到2004年的价格水平。工资收入己成为农民收入的“创业板”。受国民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和就业机会相对较多的影响，尤其是城镇建筑业、制造业等对农民工需求大的产业增长强劲，民工外出务工寻找工作的机会相对较多。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将为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提供一定数量的就业岗位。估计在近几年，工资性收入会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贡献因子。但，从发展的角度看，劳务经济也面临诸多制约，一是竞争越来越激烈。全国共有农村劳动力42亿，农业自身的劳动力需求只有7亿，尚有1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加上城镇下岗失业工人和新增就业人员，城市的承载能力相对有限。二是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少。三是劳动力的供大于求，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体力型务工人员的薪金待遇会越来越低。四是湘潭县的劳务经济至今是一种自发经济，管理松散，组织化程度低，若不引起高度重视，就有可能失去部分劳务输出市场。 2、农民增收的风险性系数大。农村是一个庞大的“露天工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农民是“靠天讨吃”。目前，我国尚末建立农业风险救助机制，一遇自然灾害，农民就只能望天兴叹。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实现了超常规的快速发展，资源、环境压力也与日俱增。众所周知，过度开发和盲目扩张所带来的环境污染、水士流失、生态失衡、资源紧缺必然导致气候的反常，自然灾害发生频繁，农民增收的风险系数也就不断放大。 3、农民增收的自主性非常有限。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受思想观念、认知水平的限制，农民死抱自己的一亩三分自留地不放，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土地浪转机制难以形成，产业结构调整步履艰难。作田、养猪、打工不可能使农民收入出现量的飞跃和质的变化，增收动力明显不足。 农产品价格是农业的“晴雨表”，农资价格又是农业的“风向标”，农民对“二价”只能无条件的被动接受，农民增收的不确定因素增加。今天以来，农产品价格有较大幅度的下跌，农资价格却一路飚升，尿素零售价（下同）1950元/吨，同比（下同）上涨9%；钾肥2200元/吨，上涨4%；碳胺540元/吨，上涨4%；复合肥1050元/吨，上涨9%；种子9元/kg，上涨6%；农地膜14元/kg，上涨4%；抛秧盘65元/块，上涨160%；农药的平均涨幅也在20%以上。因农资涨价，农民种田成本增加50元以上/亩。按2004年湘潭县“二补一免”72元/人计算，政策给农民带来的收益被农资涨价全额抵消。 受煤、电、油、运紧张和原材料涨价等因素的影响，农资价格上涨有其客观原因。但透过涨价现象还是可以发现一些不可忽视的深层次的问题。一是近年来，舆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宣传有失偏颇。农业和农村经济刚有转机和起色，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把农村形势说得天花乱坠，片面宣传和夸大成就，对仍在存在的各种问题或是忽略不计，或是轻描淡定，给人以“三农”问题已经解决，农民已经富裕的舆论误导，各行各业，特别是农资生产商和经销商也就争先恐后来分“蛋糕”，为农资涨价埋下伏笔。二是农民对农资生产成本、进零差率等生产经营信息全然不和，涨不涨价、为什么涨价、涨多少，全是生产企业和经销商的一面之词。三是国家在农业生产资料的“产前”补贴方面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投入大量资金，但真正的“好处”往往落到了生产企业和经销商手中，他们一方面享受国家的行业政策优惠，一方面叫苦不迭，大呼亏本经营，一次又一次提高农资市场价格，最终受“挤榨”的还是农民。 难题之三：村镇规划问题 一、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情况 二、98年以来建设的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当前存在的问题 难题之四:投入机制问题 1，金融资源流失严重，经济发展受资金“瓶颈”制约 2、上学难、看病难、贷款难，打官司难。 主要原因：政策失衡、体制障碍、城乡隔阂 原因之一：生产经营模式落后，产业科技含量不高。 原因之二：基础设施薄弱，综合生产能力脆弱。 原因之三：乡镇机构雍肿，干部队伍庞大。 表现之四：乡村两级经费紧张，基层组织运转困难。原因之五：党群关系疏离、干群关系紧张。 原因之六：社会保障体系严重缺失 劳务输出引发社会问题 生产发展 用工业化的理念 实现经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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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发展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在影响
1。高效农业对农村经济的影响2。沿海地区的外向型农业定位思考3。大力发展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型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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