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书店，最好在上海
《家庭教育研究》期刊正规。《家庭教育研究》杂志是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由天津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主管、天津人民出版有限公司主办的家庭教育综合类专业学术理论期刊。国内统一刊号：CN 12－1470/G4，邮发代号：6-78。主要栏目：主要栏目：家教信息、家教论著、教育论坛、教学案例、家教经验、教育管理、理论探讨等。《家庭教育研究》杂志是研究探索家庭教育在人类生活中起源、发展、进化作用的综合性教育刊物。
这个刊物属于套刊，在国内一个cn编号对应一个出版物，你去查询就知道：cn43-0044对应的刊物是《科教新报》——一份报纸来着！！发文就别发这个套刊了，其实说准确点，这个刊物就是圈钱的刊物，发上去评职称不行的，除非你的单位根本不去考究刊物是否合法！
是，不上知网。。。。。
武汉市家庭婚姻杂志出版社在汉口车站对面右转可见，
没有此杂志。
如果你真的觉得很尴尬，然后选择一家现在，你只要告诉她，我相信她会满足你！ -----因为她爱你，你一定不忍心为难，不愿意为她的家庭不和谐！
如果你真的觉得很尴尬，然后选择一家现在，你只要告诉她，我相信她会满足你！ -----因为她爱你，你一定不忍心为难，不愿意为她的家庭不和谐！
《家庭教育研究》期刊正规。《家庭教育研究》杂志是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由天津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主管、天津人民出版有限公司主办的家庭教育综合类专业学术理论期刊。国内统一刊号：CN 12－1470/G4，邮发代号：6-78。主要栏目：主要栏目：家教信息、家教论著、教育论坛、教学案例、家教经验、教育管理、理论探讨等。《家庭教育研究》杂志是研究探索家庭教育在人类生活中起源、发展、进化作用的综合性教育刊物。
《心理学 》《心理科学 》《家庭心理医生甜蜜蜜 》，订阅网上可以订购
中西爱情观比较 不同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使中西文学的爱情观念决然不同我们以传统的中西文学为关照点，比较两者的不同之处。 一 爱情构成了西方人整个生活和生命的全部，爱情就是一切。朱光潜先生对此有精辟论述：“西方人重视恋爱，有‘恋爱最上’的标语。 中国人重视婚姻而轻视恋爱”在西方，中世纪是个特别“黑暗的时代”。在文艺领域，只能写对上帝的爱，写恋歌成为一种罪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世纪依然有法国经院哲学家、唯情论者阿伯拉尔与巴黎名媛哀绿依斯冲破重重阻挠，苦苦相恋，尽管身为僧侣却不理睬教会的禁欲主义，而是写了大量歌颂男女爱情的恋歌，在民间广泛流传，发生很大影响。中国人重视婚姻而轻视恋爱”因而感情的悲剧以婚姻悲剧居多。 催人泪下的《孔雀东南飞》，重在写婚姻悲剧。 西方的骑士文学是宣扬爱情至上的代表。骑士文学分两种，骑士抒情诗和骑士传奇，骑士传奇描绘骑士为贵妇人的爱情而赴汤蹈火的游侠冒险经历，而骑士抒情诗全是描写和歌颂骑士的爱情生活，一般是咏唱骑士对贵妇人的爱慕和崇拜，其中以破晓歌最为有名。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高度赞扬破晓歌，他认为，比较贵妇人和丈夫之间不自由的和没有爱情的婚姻，骑士和贵妇人之爱才是真正的爱情。 中国关于骑士的生活和爱情诗在中国的介绍、翻译和出版都极为稀少，查找有关资料十分不易。同时，我国出版的关于西方文学史的所有教科书中，骑士文学都是被极其简略地寥寥几笔带过，并且大多对骑士文学评价不高，有的教科书认为骑士抒情诗“流于千篇一律”，并认为骑士是“用这种‘高雅’的爱情外衣，来掩盖他们腐化淫乱的生活”。毫无疑问，我们的主流文学趣味认为，骑士文学不健康并且没有多大价值，不值得翻译和介绍，如果不笼统地说西方文学审美趣味的话，这至少和恩格斯是大异其趣的。 西方文学中往往把爱情视为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在德、法两国民间广泛流传的骑士传奇《特利斯坦和绮瑟》中，写特利斯坦和绮瑟无意中喝了一种药酒，这种药酒使人永远相爱。尽管他们受到绮瑟的丈夫马尔克国王的残酷迫害，但是他们的爱情永远消灭不了。西方文学中的爱情还可以使人摆脱厄运，绝处逢生，在西方关于《白雪公主》的多种版本中，以美国迪斯尼动画片《白雪公主》为例，王子充满爱的深情的一吻是白雪公主死而复生的秘诀，而我所看到的在中国电视台上演的由中国人改编的《白雪公主》中，这个情节被改成小矮人安葬白雪公主时，不慎脚下一绊摔倒，使白雪公主的毒苹果从喉咙中吐出，因此死而复生。要说生活真实，两者描绘白雪公主死而复生的过程同样不真实，但是，这反映了中西文学观念中对于爱情地位和力量的不同理解，并作了形象化的阐述，从这一点上看，这两者都是真实的。 中国传统文学的特点在于，围绕的抽心不是爱情，而是国计民生，风雅美刺等在我们看来是重大的社会问题，爱情在我们看来是不重要的，并且在历史上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不能允许的。“诗言志”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即纯文学理论的总纲，但是“言志”的说法很笼统，在当时主要是指政治上的抱负和志向。所以诗歌历来强调风雅美刺的传统，要写重大而严肃的题旨，没有个人化的私人情感空间，写“家务事”、“儿女情”是不行的。《毛诗序》把“诗言志”加以阐释发挥并纳入了文艺政策的层面，对诗歌的情感表达方式和思想内容都作了细致具体的规定，如“主文而谲谏”、“发乎情、止乎礼义”。 二 同样是描绘男女之间的爱情，在中西不同的文化传统影响下，文学中展示出深刻的差异。西方文学体现为对爱情大胆率真的歌唱，同时这些歌唱中包含有强烈的性爱因素，对外貌的赞美，对爱慕的表达，构成了西方爱情诗的一个核心主题，其情感奔涌如暴风骤雨，汹涌澎湃。罗伯特•彭斯《一朵红红的玫瑰》：“我的爱人像一朵红红的玫瑰，四月里迎风初开。我的爱人像一首甜甜的曲子，奏得又合拍又和谐”；拜伦《雅典的少女》反复吟唱：“请听我临别前的誓语：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我要凭那野鹿似的眼睛起誓：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还有我久久欲尝的红唇，还有那轻盈苗条的腰身，凭这些定情的鲜花，我要说：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 这些在中国传统的诗歌里是难以设想的，即使在以思想空前活跃的“五四”时期同样如此。汪静之以写爱情诗著名，他的诗集《蕙的风》以“放情地唱呵”的姿态，被朱自清誉为“对于旧礼教好像投掷了一枚炸弹”，曾引起轩然大波，几乎身败名裂。汪静之的名句是“我冒犯了人们的指责非难，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我多么欣慰而胆寒”，从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的社会氛围，整个正统的价值体系中对爱情所持的态度，这也是中国主流文化传统所持的态度。 中国传统文学的特点在于，中国文人善于细腻而含蓄地表达宫闱女子的心理状态及其微妙变化。建安诗人徐干写有著名的《室思》，因其情韵之美颇受后人推崇，诗中写道：“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无有穷已时。”这种情感不是如烈火燃烧，不是波澜迭起，而是细水长流，绵绵不绝。钱钟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讲过屈力韦林(RCTrevelyan)认为，“中国古诗抒情，从不明说，全凭暗示，不激动，不狂热，很少辞藻、形容词和比喻”。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复杂和多方面的，从社会结构来看，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高度伦理化的宗法制农业社会，凡是婚姻之外的男女相悦之情，一概受到严厉禁止。爱情诗一般写于婚后，因为在古代中国未婚男女完全被隔离，少女囿于闺房之中，如汤显祖《牡丹亭》中的杜丽娘，活动的最大范围也没有超越家中的后花园。中国的青年男女之间根本没有条件和可能相互接触，整个社会在这方面显得特别的封闭。而西方古代社会相对来说比较开放，妇女享有一定的自由，贵族妇女可以出入社交场合，有机会和异性接触，这和中国古代社会有很大差别。 男女之间一旦婚后朝夕相处，没有也不可能产生那种初恋时的强烈激情。即使分别，丈夫外出求取功名富贵，追求金榜题名，这时夫妻之间的思念也和热恋中的情人的感觉完全不同，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较为平静的情感，显得比较理性化和逻辑化。况且中国古代的包办婚姻和纳妾制度，使许多夫妻之间根本谈不上有多么深厚的感情，因此情感浓度已经被大大地稀释了。如果把爱情定位在滚烫的激情的话，那么可以认为，这种诗歌其实称不上是爱情诗，因为这远不是那种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的强烈感觉。中国古代如王昌龄的《闺怨》为代表的思妇诗就是这样，这和西方中世纪破晓歌里所描写的骑士和贵妇人之间以生命和名誉为代价的私通有着极大的不同，因而不难理解，这在情感的强度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中国古代由于妇女受教育程度极低，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女诗人非常少，或由于夫妇之间真情无多，或由于封建礼教的束缚，中国古代社会忌讳谈论男女之爱，不能大胆地自由地袒露自己的思想感情，因此，思妇诗大多由男人写成，并且“在传统文人心目中，闺房燕昵之情意犹同家庭米盐，都是琐屑之物，不登大雅之事”（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所以男人同样不敢大胆地袒露自己如何思念女人，而是千方百计地揣摩和描绘女人如何思念男人，带有代人立言的性质，且多以“怨”命题，许多涉及女性的题材都成为“怨诗”，如“春怨”，“宫怨”“闺怨”等，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传统体裁。这些诗歌情感的调子低沉，外貌描写极少，也不带有憧憬未来幸福的欢快情绪，这和西方人大胆直露表达自己对女人的倾慕和思念，有着极大的不同。古典爱情观 爱就该天长地久 在天愿作比翼鸟 在地愿为连理枝 两情若是长久时 又岂在朝朝暮暮 经得起考验的才是真爱 爱是心底永远的烙印 爱一个人，就要契而不舍 该我的自然会属于我 男追女，天经地义 背弃爱情是可耻的 真正的爱情一生只有一次 爱人，你是我的一切 爱不应该分彼此 有爱就有一切 现代爱情观 只求曾经拥有 不在乎天长地久 缠得太紧会扼杀爱情 朝朝暮暮都守不住 何况相隔遥遥呢 不要让爱情经受考验 爱过就抛在身后 追不到，就赶快放弃 爱情也需要竞争 情感的付出应该对等 为了前途放弃爱情可以理解 爱情在一生中随时都可能发生 请给我自由发展的空间 你我都是独立的个体 爱情需要物质基础 西方有关爱情婚姻的特色表达 在西方国家，欧芹、鼠尾草、迷迭香和百里香(parsley, sage,rosemary and thyme) 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今天人们对这四种植物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在过去，它们给人的联想就像当今红玫瑰与爱情的关系一样，象征着恋人期待着心上人和自己具有的品质。 按照相信植物疗法的人的看法，欧芹Parsley (Petroselinum crispum)具有治疗消化不良的功能。比如，据说吃菠菜的时候如果嚼一片欧芹树叶的话就能让菠菜的苦味消失，并易于消化。因此在中世纪欧芹被赋予一定的精神寓意的。鼠尾草Sage (Salvia officinalis)的象征有着数千年的历史，代表着力量。迷迭香Rosemary (Rosmarinus officinalis)表示忠诚，挚爱和挂念。在古希腊男人就送给自己的恋人以迷迭香来表达爱慕，今天在欧洲新娘还有在头上别上迷迭香树枝的习俗。据说迷迭香能让人敏感和谨慎，于是在古罗马当一个人面对精神压力的时候，大夫常常建议放一小袋迷迭香树叶子于枕头下面。迷迭香有时候用作比喻女性的爱，尽管有些迟缓，却强劲并持续长久。在神话传说中的中秋之夜，国王在荒野的百里香Thyme (Thymus vulgaris)丛林中与神仙们狂舞。但百里香一般象征勇气，在中世纪时骑士的盾牌上就有他的女人给他绣的百里香的图像。于是，恋人们在受到挫折时候，就用这四种在中世纪众所周知的植物，希望自己的心上人能够用爱的温柔来消融他们之间的误会和痛苦，用毅力来度过他们分离的艰难时光，用忠诚来陪伴孤独的日子，用勇气去挑战那些不可能的事情。在西方爱情与死亡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二者常常联系在一起。诗人Richard Crasha有诗云：“Love, thou art absolute sole Lord of life and ” “爱，你是生与死的至高无上的唯一君主。” 在英文诗歌中, 爱情和死亡如同其他抽象的理念一样，可以作为一个超越现实世界的独立存在来感悟、来思辨、来讴歌。而中国文化中，并没有这种超越现实的理念世界及其相对应的表达。爱和死，在英文诗歌中，并不必与具体的客观世界和诗人的现实生活相牵连，多是内化的理念思考和抽象化了的感情表达。《我有过奇异的心血来潮》中，‘我两眼始终牢牢望定/缓缓下坠的月轮。/什么怪念头，又痴又糊涂，/会溜入情人的头脑！“天哪！”我向我自己惊呼/“万一露西会死掉！”’。在把爱人比喻为玫瑰的同时，想到的是情人的死亡。这是东方人所始料未及的。 类似的爱与死亡，现世与另世的描写，一首英文诗歌：William Blake The Garden of Love（爱的乐园）里，青草地上建起了大门紧闭的殡仪馆，花朵盛开的地方，堆满了坟茔和墓碑……爱与死亡似乎只是一个恍忽，一个梦，一个意念的区别。这种将爱情和死亡作为两个抽象的生命象征联系起来，令人想起精神分析中关于爱情和死亡的分析。 如此看来，因爱而死，无论是一种情感的表达，或是理智的思辨，或是实际的行动，可以看作是两种本能的殊途同归，一举两得。人因失去爱而分离，因生而分离，又因爱而回由死亡而回归。那么，因爱而死亡，当是一种最彻底，最丰富的回归。在对待男女两性之爱方面，中西文化有着显著的不同。对于西方人来说，爱情至上，男人为了爱情可以牺牲一切，女人为了爱情也会舍弃一切。这就是爱情至上。两性的选择与婚姻，完全是以爱情为基础，而不论出身、门第、年龄、社会地位和其它考虑。 对于中国人来说则不然。中国的婚姻并不以爱情为基础，婚姻可以没有爱情，而爱情也不一定能够保证婚姻的实现。“有情人终成眷属”，那毕竟是人的理想。对于一般人来说，男女结合，只是为了生存的需要；女人嫁男人，是为了找一个生活依靠；男人找女人，也要考虑政治、经济、出身、门第等各方面的因素，考虑对自己未来前程的影响。 可以说，西方人的婚恋，是感情的需要，爱情是她的基础，因此才有“金婚、银婚”、“度蜜月”之类，显得非常浪漫；而中国人的婚恋，更多的是理性的选择，在这种理性选择中究竟还有多少真爱，那就很值得怀疑了。因此中国人的婚姻恋爱，远没有西方人来得浪漫。 在西方，爱情至上，爱情是最神圣的，它是人类情感中最神圣的部分，决不能被玷污。而这就使它具有了与宗教偶像一般的神圣性与绝对性。同时，它也是人类情感的极致，因而也就有了高度非理性的品格。 但是中国人不然。中国人缺少这样一种神圣的感情。对于男人来说，事业高于爱情；对于女人来说，结婚不过是生存的保证，“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完全是生存的需要。所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根本就没有个人意志的选择，更谈不到什么爱情。当然，中国人也有爱情，但那与婚姻并没有必然联系，婚姻与爱情完全是两回事。至少我们可以说，中国人对爱情的态度远没有西方人那样神圣与崇高。这就是中、西方文化在婚姻与爱情观上的区别。 有时实在难以理解有条件的婚姻在现社会的延续性，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条件”这东西变化频率越来越高，今天你是健康的也许明天就来个什么…今天你生活安逸也许明天投资失败…今天你还是刘德华十年后已是刘爷爷…“条件”失去了，条件构成的婚姻难道就应结束了？我想中国人离婚率不断上升，也许跟这个旧观念不无点关系，值得人们深思。以上答案希望对你有帮助
参考：岛国爱情动作片
有这样的论文？
有关我国《婚姻法》中损害赔偿制度的几点看法 内容摘要：《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确定了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制度，使法律对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更进一步，使司法机关对相关案件进行裁判有了法律的依据，使我国婚姻家庭立法有了进一步的完善。但是该制度在实践操作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使得对婚姻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显得不足。本文就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基础，确立的意义，损害赔偿的要件，适用条件，赔偿义务主体的范围，以及实际操作中的归责原则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和探讨，并提出了一些现实存在的问题及自己的看法与建议。 关键词： 婚姻的契约本质 损害赔偿 婚内损害赔偿 举证责任 （一）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基础 有学者认为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依据源于民法上的侵权损害赔偿。对破坏婚姻关系的行为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责任，依照侵害名誉权的法律处理。也有观点认为应将破坏婚姻关系认定为侵害配偶权的民事责任，实行精神损害赔偿。 本文认为：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依据在于婚姻的契约本质。 长期以来，我国并没有采用婚姻契约理论，传统认为“婚姻是男女双方精神上的结合”，“爱情是不应该用金钱来衡量的”，更有反对确立婚姻损害赔偿的人士认为：损害赔偿制度违反了婚姻的伦理本质，并使婚姻关系商业化，法律解决道德的问题是不妥当的等等。总之，这是因为对婚姻的本质存在不同看法而导致的不同结论。婚姻是男女双方为共同生活的目的而依法结成的以人身和财产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种民事契约。就是说，婚姻的本质是一种契约，而契约不仅强调权利，更强调自由。因此，我们可以说，婚姻意味着自由。法律上的婚姻自由制度的根据就是契约自由，包括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我国采取结婚登记主义，这说明，婚姻契约的缔结必须严格依照婚姻法进行。它的内容就是夫妻双方各自所享有的婚姻权利和各自所应履行的婚姻义务。这种权利义务包含了人身和财产两个方面；而且婚姻当事人可以选择离婚来解除这种权利义务，即婚姻契约的解除。以上内容均可反映出婚姻的契约本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就是从婚姻救助措施的角度来反映婚姻的“契约”本质的。我国修改前的婚姻法并无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而国外立法却早在几百年前就确立了这项制度。如1791年法国《宪法》、法国民法典、墨西哥民法典均确立了这项制度。 婚姻的“契约”本质在我国长期受到禁锢，在封建社会，夫妻双方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是极不平等，妇女的地位极其低下。长期以来，人们似乎承认婚姻是一种契约，仿佛就是把婚姻看成了一种可耻的交易。所以应当说，这种理念回避了婚姻关系的本来面目，也限制了婚姻自由原则的贯彻和实现。所以妇女在婚姻关系中基本没有什么合法权益，当婚姻关系破裂时，更谈不上合法权益的保障。近年来，随着民众“契约”理念的渐趋深入，有关婚姻本质的认识也越来越明晰。并且，这种认识已经反映到婚姻立法上来。我国现行的婚姻法正是基于婚姻的契约本质而确立了损害赔偿制度。尤其是《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过错方已经严重违反了婚姻契约之义务，理应承担损害赔偿之责任。 （二） 《婚姻法》确立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 2001年，我国《婚姻法》确立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 （1）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目前社会形势下保护婚姻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需要，有利于警示、惩罚重婚，姘居，通奸，婚外恋，家庭暴力等过错当事人的行为。 （2）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公序良俗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在人们对包二奶，通奸，姘居等行为日渐麻木漠然 ，社会风气日渐沦下的今日，用法律的手段，来提高道德的认识是必要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树立崇尚法治婚姻，道德家庭的理念。 （3）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完善婚姻家庭法，加强民事法律制度的需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家庭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之一，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4）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司法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需要，也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从以往的司法实践看，由于我国原婚姻法没有规定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只能按照分割共同财产时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来操作。但是在财产很少甚至没有财产的情况下，该照顾原则根本无法适用，无法给予无过错的受害方以公平合理的保护；同时使违法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和制裁。因此，让司法有法必依，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确至关重要。 有反对该项制度建立者认为：损害赔偿制度违反婚姻的伦理本质，而惩罚第三者是用法律干涉私人的感情世界，道德问题不能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并且容易造成侵犯他人隐私，捉奸成风的不良风气，司法介入婚姻过错的调查，取证困难，诉讼成本高，操作难等等。笔者认为，婚姻关系是建立在夫妻双方感情的基础上的，但婚姻关系的维护除了需要感情的积极因素，也需要法律制度的介入。婚姻法有伦理道德方面，但更多的确实法律制度。如前所述，我国采用结婚登记主义，婚姻这项契约必须严格依照婚姻法缔结。它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巨大利益，更涉及社会利益，理应受法律的严格保护。调查难，诉讼成本高不能成为反对立法的理由。三峡大坝水利工程难、成本高，为什么国家还要建设？因为它建成后的社会效益可观。那么建立婚姻法上的损害赔偿，其社会效益，也具有长远的精神效益！ （三） 损害赔偿的要件 根据婚姻法的立法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成要件有以下几点： 行为人具有主观上的过错。这是损害赔偿的主观方面要件，即要求一方主观有过错。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无过错，则不承担赔偿责任。 行为具有违法性。这是损害赔偿的客观行为要件，即过错方的行为违反了婚姻法的规定或婚姻契约对婚姻义务的要求。 请求权人有受损害的事实。这是损害赔偿的客观后果要件，即享有请求权的一方当事人必须具有损害事实，包括财产损害与精神损害。事实上，也只有当无过错一方有损害事实时，才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需要强调和补充的是：通说精神损害赔偿要有精神损害的事实。因为精神本身是抽象的，又要求它用法律所要求下的事实状态表现出来更难。在学理上为了解决精神损害存在的客观性，有学者和实务者将精神损害分为“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和“证实的精神损害”。所谓“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又称“形式上的精神损害”，只要受害人有举证侵害人的侵权行为明确存在的表现形式，依一般的认识水平，相信受害人确实存在遭受精神损害的事实，法律则推定这个损害的真实性。所谓“证实的精神损害”也称“实证的精神损害”，法律不能推定受害人是否存在精神损害的真实性，受害人必须举出证据加以证明是否存在心理上，身体上，精神上受到损害。笔者认为：通说要件所述的精神损害的事实应理解为是“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只要有侵害婚姻家庭的危害行为的存在，即推定受害方存在有精神损害而无须再辅以证据加以证明。 过错行为与损害事实具有因果关系。这是损害赔偿的因果关系要件，即违法行为与无过错一方的损害事实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四） 损害赔偿的适用条件 文中在阐述中一直强调婚姻的损害赔偿，而非离婚的损害赔偿。这正是本文的重要观点之一——确立独立的婚姻损害赔偿制度，支持婚内损害赔偿。 《婚姻法》第46条适用的条件是“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这应该理解为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提起确定了一个前提条件吧? 那么，如果婚姻一方当事人不要求离婚就不能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么？难道说无过错方要想得到赔偿就必须以离婚为代价么？笔者认为，这种规定，无疑使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形成了一种“强行配售关系”，如果婚姻一方当事人想主张损害赔偿，那么离婚便成为了一种“强制搭配品”，否则损害赔偿就无从提起。然而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两种本质截然不同的权利。离婚请求权是基于婚姻关系的破裂而主张夫妻关系的解除，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基于违背婚姻法所规定的义务的违法行为而主张受损权益的法律保护。因此，应将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作为一项独立的请求权，取消以离婚为前提的限制，支持婚内损害赔偿的请求。也许有人认为这种赔偿没有什么意义？判来判去都是一家人的财产。但笔者认为，这样界定是有意义的。它可以整体提高人们对家庭、对婚姻义务的重视，起到警示的作用，而对有过错一方进行惩罚和教育，即体现了法律的威力所在，又有利于过错方悔悟，使其“回头是岸”，促进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如果一定要以离婚为代价，对无过错一方也是不公平的。并且对于这种因婚内赔偿无过错方所取得的财产或财产权利亦应认定为其个人财产。家庭是社会的组成细胞，其稳定与否，在一定因素上关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如果确立这种独立的赔偿请求权，从长远的角度看，其社会效益，精神效益都是可观的。 （五） 损害赔偿义务主体范围的界定 《婚姻法》第46条，在责任主体上界定模糊。从条文分析，损害赔偿义务人限制在夫妻双方的范围之内，这使得受害人在权利保护上受到影响。实际上，是免除了有过错的第三方的连带责任。无过错方可否向“第三者”主张赔偿呢？笔者认为可以。第三者介入他人的婚姻，是对现行法律保护的婚姻制度的破坏，同其他的违法行为的本质是相同的，而不仅仅只是道德问题，法律必须做出否定的评价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制止，制裁。因为配偶一方与婚外第三人重婚、姘居、通奸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过错方有错的同时，第三者也大都有过错，理应承担赔偿责任。不过，无过错方不应在离婚诉讼中向第三者主张权利而应另行提起侵权之诉；如果像本文第四点所述的，允许婚内赔偿的话，无过错方则可以以有过错的配偶和第三人为共同侵权人提起侵权之诉。有的专家、学者称“惩罚第三者有可能导致捉奸成风，司法上难以操作。”笔者认为：只要第三人插足于他人家庭并有重大过错，如重婚、姘居、长期通奸，及导致他人离婚的就应受到民事制裁，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亦不免除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追究第三人责任体现了一种立法价值取向，维护公序良俗。当由道德约束的问题超越了社会文明的底线，则需要法律来维持它的正义和标准。如果法律对第三者的重大过错视而不管，仅对离婚过错方进行惩罚，将达不到法律所预期的预防，警示及教育，惩戒作用。而且设立向婚姻损害第三方主张损害赔偿的制度也是多数国家法律的通例。 （六）婚姻损害赔偿制度在举证责任方面存在的问题 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有权主张损害赔偿的是“无过错方”。其意味着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以过错为归责的最终要件。这样举证的责任就落在了无过错的受害一方。在单纯的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下，对提出损害赔偿请求者要求其承担举证责任，对这一证据的采集要求在婚姻家庭领域存有相当的难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为若干解释）第二条规定：“婚姻法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权利主张者如何来证明配偶与婚外异性该种关系的持续性、稳定性呢？有些权利主张者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雇佣私家侦探或干脆自己充当起私家侦探的角色，期望借助这些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权利请求。但往往会由于收集证据材料及运用证据不当而引发权益之间的冲突。譬如，将捉奸照公布于众，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的冲突；将同居的事实大肆渲染，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名誉权的法律保护的冲突等等。当然，有相当一部分权利主张者根本无法提供此方面的证据材料。在种种状况下，一味地实行谁主张谁举证，便可能导致该种局面：由于证据的不足或缺乏证据，权利主张方的请求权实现不了，应承担责任的一方则可逃脱法律的惩处。法院的法官明知存有侵权的事实却苦于证据的缺乏而无法对被侵犯的民事权益给予相应的民事救济。在该种局面下，损害赔偿制度确立的立法价值，其所透析的立法精神便荡然无存。 笔者认为：适当适时适地地采用过错推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会加大受害方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 如果可以这样操作，那么有相当一些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我们主张，无过错责任或者特殊侵权场合，我国民法应借鉴法国的经验，侵权人侵害自然人物质性人格权，无论侵权人有无过错，均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换言之，在受害人之物质性人格权遭受侵害，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场合，可以适用过错责任，也可以适用无过错责任。正由于过错推定是从保护受害人利益考虑而产生的，其主要目的是对受害人提供救济， 因此笔者认为可以也应该将过错推定原则引入到婚姻家庭领域中的损害赔偿制度中。例如在重婚、与婚外异性同居等情况下，无过错方要求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应采用过错推定的原则，由过错方对其对精神损害的后果没有过错进行举证。 正如本文前面所述，“法律视婚姻仅为民事契约”， 确立婚姻法的损害赔偿制度源于婚姻的“契约”本质，更何况婚姻家庭关系是感情色彩非常浓厚的民事法律关系，它具有强烈的伦理道德性，复杂性，会使婚姻家庭领域随时可能出现法律所预料未及的新情况、新问题。过错推定原则也会有助于对此类婚姻家庭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及时的调整。同时，也加大了对无过错受害方的保护力度。 综合前六方面的论述，笔者在婚姻损害赔偿制度方面存在了以下的看法及建议：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源于婚姻的“契约”本质；确立这项制度是我国目前婚姻家庭观念“世风日下”，恢复道德伦理的公序良俗的需要；对于婚姻法中的精神损害应理解为“名义的精神损害”为宜；损害赔偿不应局限在离婚条件之下，亦应及于婚姻持续的过程中；损害赔偿的义务人应包括有过错的配偶一方和第三人（权利主张者以何名义诉之在所不问）；适当适时适地的采用过错推定原则来加大无过错受害方的保护力度。 参考文献： （1）王利明 主编 《民法侵权行为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王利明 主编 《民商法研究》 （3）林秀雄《婚姻家庭法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4）李银河 马忆男 主编《婚姻法修改论争》光明日报出版社 （5）关今华 主编 《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与评算》 （6）杨遂全《新婚姻家庭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7）杨大文主编：《亲属法》，法律出版社 （8）李绍章：《点评新婚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