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般所说的出土文献，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的。广义的出土文献是相对于传世文献而言的，即考古发掘出土的(或经过鉴定、来源明确的馆藏品)文字材料，都可叫做“出土文献”。原文化部的“古文献研究室”编辑了五辑《出土文献研究》，其涵括的研究对象上自甲骨文、金文、战国盟书、玺印、简牍、帛书、敦煌文献、吐鲁番文书，下到明清墓志，还有佉卢文等古民族文字等等。另外，像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制定的出版规划所列的出土文献等，都是用的广义的概念。王国维指出的对中国学术有重大影响的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几项发现是甲骨文、敦煌文献、汉晋边塞竹简和中国境内的外族遗文，还有内阁档案。这其中，除了内阁档案一般不包括在内，其他都算是出土文献。——这是广义的出土文献。狭义的概念，一般是指出土的书籍(包括典籍和公、私文书)，主要是指上个世纪大量出土的简牍、帛书和纸质文书等。广义概念中的一些内容，有的已形成了自身的独立的学科，像甲骨文；有的则成为其他学科的一部分，如金文，现在更多的把它作为器物——青铜器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像墓志、碑铭，则更多的被纳入传统的金石学的范畴里。可以看出，不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概念，都不是一个严格的分类学上的概念。
现在学界普遍存在一种过于贬低传世文献价值的现象，即当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存在差异时，过于相信出土文献，欲以出土文献取代传世文献。 到底应当如何看待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作用？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专访了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阎春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如何看待出土文献的真伪？阎春新：对出土文献来说，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具体到某一种的出土资料，需作个案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出土文献中，有的是第一手资料，如甲骨文、金文及其它铭文，其可信程度无可怀疑。但也有一些是经过辗转传抄的，对于这类材料，就需要作具体分析。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唐兰、杨宽、马雍等相关学者根据帛书的相关资料，对《史记》、《国策》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史记》中的《苏秦传》错误百出，真伪参半。其它学者也有许多人持类似的观点。众多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众口一词，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外，如《史记》的各种版本及其流变等，对出土文献长沙帛书过于相信，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出土文献的过分相信，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对传世文献的过于怀疑。这种疑古精神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当时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说商纣王不会像古史中所描绘的那样残暴，是后人把天下的恶行都归之于其一身的缘故；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以人之理性阐发传世文献的史迹记载，固然非常具有诠释意蕴，但过于相信主体的主观思维，会严重贬低、破坏原始文献的史料价值，而加以无端指斥。晋代《竹书纪年》的出土，更引起了当时人们对传世文献尤其是儒家经典文献的怀疑和重新认识，重启疑古之风。至近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对历史文献持一味的怀疑态度，认为对于东周以后的史料“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这种全盘否定传世文献价值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什么样的价值？阎春新：出土文献对促进传世文献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新的发现、新的材料，往往会促进后者相关领域研究的拓展，同时深化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并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人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偏差。而传世文献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得以流传，往往是经过整理和选择的，必有其长处。然而，文献流传，历时愈久愈易失其真。以今日之所见古代文献而言，字词讹误，文句颠倒，段落、篇章脱漏增益，记事殊异，乃至于随意增窜改作，已逐渐失去了它的初始价值。而出土文献因长期埋藏，故得以保持较为原始的面貌。它们的大量面世，激烈的冲击着传世文献。不过，总起来讲，我们认为，以出土文献校勘、补正传世文献而非横加置疑甚或取代后者的相关记载，应受到当前学界的认可赞同和广泛使用。概括来说，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三个方面的作用：校读传世文献之文本；补充传世文献之不足；印证、支撑传世文献或纠正传世文献之谬误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校对作用体现在哪里？阎春新：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经过整理选择和辗转抄写，其中的字词、文句早已与原文献大相径庭，也出现不少的错误。出土文献与之相对照，可以用来校传世文献中的一些错误。以马王堆《老子》（乙本）为例，其中的一些篇目，跟《管子》里的不少文句可以相互对照；上博简第四支简《景公疟》所载晏子之言，可以在《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春秋·外篇》等传世古书中找到相对应的语句。还可以用来阐明传世文献中某些词语的意义，或者纠正某些词语书写上的错误。如：《汉书》古本所收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云：“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 ”而《文选》卷四一《报任少卿书》“茸”字作“佴”。 可见，《汉书》古本作“佴”。 “佴”字和“耻”字都从“耳”声，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竹书都有以“佴”为“耻”的例子，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报任安书》的“佴”字也应该读为“耻”，“茸以蚕室”就是“受宫刑之耻”。1973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定县博物馆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所得汉墓竹简《论语》，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论语》抄本。经整理，可知有《论语》简620枚，残简居多。通过比较，不仅简本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而且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也有七百多处，这就为今本《论语》的全部释文，提供了可注释和校勘的新证据。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成为研究《论语》的新材料，启发了新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厘清《论语》研究中诸多聚讼纷纭的问题。通过根据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中谬误的校勘，使文献的记载更加贴近历史事件，使历史面貌得以更好的恢复。通过研究这些恢复后的文献，可以极大地促进研究者的工作，使研究工作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出土文献对推动传世文献的字形、字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传世文献在传抄、印刷中流传，已逐渐失去了字形构造上的初始价值，这在与出土文献的对读中能得到有益弥补，而且不时还能带来认识上的新收获。在传世文献中一些字、词的走样，会使关键性语句的意义产生变化，进而导致对一种思想的理解发生变化，更有甚者还会致使相关史实的重新考量。所以出土文献在字形、字义研究上能非常有力地推动传世文献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的面世，自然对传世文献是一种补充，请您谈谈这个问题。阎春新：虽然传世文献浩如烟海，但仍有许多出土文献是传世文献中原本没有的，又或者一些文献的书名在传世文献中有所记载，但文献的内容却没有流传下来，使得传世文献的记载不可能是历史的全部，它对历史事件或对历史时期的记载是有所遗漏和缺略的。随着出土文献的出土，这类文献才第一次展示在读者面前，使许多佚失多年的文献得以重新问世。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对照，可以补足这些遗漏和缺略，有利于研究者贴近历史真相，更有利于后人真实地了解历史。1899年以来出土的甲骨文，属于商代中晚期文字，是当时史官保留的重要文献。虽然每片甲骨文比较简单，但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泛，包括国家争战、狩猎、畜牧、农业生产、祭祀等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丰富的甲骨文的出土，使我们当代的研究者见到了孔子、司马迁等古代史学家所没有见到过的可靠材料，扩大了史料范围，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商代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结构、内外战争、帝王世系以及风土民俗等等历史的大量的珍贵资料，使我们对商代以及上古时代的历史研究取得了众多突破性的进展，这是单纯依靠传世文献所无法取得的。1972年4月银雀山汉墓简出土，其中有《孙子》、《六韬》、《尉缭子》、《墨子》等传世文献，同时还有《孙膑兵法》一书。孙子》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就证明了孙武和孙膑确为二人，《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确也是并存的两本书。《孙膑兵法》的重新面世，结束了学术界的长期争论，而且还为研究先秦思想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以往时代没有的、全新的研究对象，扩大了史料的范围，弥补传世文献史料之不足，使研究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历史事件、历史思想的发展脉络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印证和纠正功能，体现在哪些方面 ？阎春新：从整体考察，不言而喻，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着双重的印证与纠谬功能。就前者而言，出土文献印证甚或支撑着某些传世文献的真实性，至少部分史料的可行性。一方面，某些早期简、帛书籍的样子，传世文献有简略的记载，而出土文献则使今人看到了简、帛书籍的实物，印证了其相关的说法。又如，最近清华简的部分材料，印证了儒家文献如《尚书》的记载；另一方面，新出土的文献，又为一些被辨伪学派打入学术冷宫的所谓“伪书”，平反、正位。疑古学风在宋代兴起后，不少传世的先秦子书被怀疑为后人的伪书，如今本《晏子春秋》、《六韬》、《尉缭子》都有人怀疑不是先秦之书，而是汉以后的伪作。七十年代汉墓出土的古书抄本，更为好几种这样的传世文献恢复了名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可以为一些因刻意辨伪而生造的“伪书”正名，这对于理解古籍的真伪有很大的帮助 。就后者而言，传世文献大多是经过长期辗转抄写与时代流变而累成或增削加工的。抄写本身就容易造成众多的讹误，文句颠倒，篇章脱漏，而且抄写者往往会加入一些自己的观点，有时也会根据它所处时代的价值标准来对传世文献进行增窜改作，这样就改变了文献本来的面貌；而出土文献则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它所依据的材料往往会更加充分、更加可靠。最为关键的就在于，出土文献在埋入地下以后，基本再也没有被人改动过，保持着文献书写时较为原始的状态，可以说是同种文献中较原始的版本，这显然能纠正传世文献因主客观原因所造成的记载的部分失实与讹误，文献的本来面貌也就可以尽可能多地得以恢复 。因此，出土文献对于传世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补充、辅助作用。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关照，综合运用古文字学、社会学与哲学等跨学科的多维度研究视角与方法，以文献学与史料为依据的历史学，必然会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
现在学界普遍存在一种过于贬低传世文献价值的现象，即当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存在差异时，过于相信出土文献，欲以出土文献取代传世文献。 到底应当如何看待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作用？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专访了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阎春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如何看待出土文献的真伪？阎春新：对出土文献来说，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具体到某一种的出土资料，需作个案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出土文献中，有的是第一手资料，如甲骨文、金文及其它铭文，其可信程度无可怀疑。但也有一些是经过辗转传抄的，对于这类材料，就需要作具体分析。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唐兰、杨宽、马雍等相关学者根据帛书的相关资料，对《史记》、《国策》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史记》中的《苏秦传》错误百出，真伪参半。其它学者也有许多人持类似的观点。众多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众口一词，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外，如《史记》的各种版本及其流变等，对出土文献长沙帛书过于相信，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出土文献的过分相信，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对传世文献的过于怀疑。这种疑古精神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当时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说商纣王不会像古史中所描绘的那样残暴，是后人把天下的恶行都归之于其一身的缘故；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以人之理性阐发传世文献的史迹记载，固然非常具有诠释意蕴，但过于相信主体的主观思维，会严重贬低、破坏原始文献的史料价值，而加以无端指斥。晋代《竹书纪年》的出土，更引起了当时人们对传世文献尤其是儒家经典文献的怀疑和重新认识，重启疑古之风。至近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对历史文献持一味的怀疑态度，认为对于东周以后的史料“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这种全盘否定传世文献价值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什么样的价值？阎春新：出土文献对促进传世文献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新的发现、新的材料，往往会促进后者相关领域研究的拓展，同时深化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并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人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偏差。而传世文献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得以流传，往往是经过整理和选择的，必有其长处。然而，文献流传，历时愈久愈易失其真。以今日之所见古代文献而言，字词讹误，文句颠倒，段落、篇章脱漏增益，记事殊异，乃至于随意增窜改作，已逐渐失去了它的初始价值。而出土文献因长期埋藏，故得以保持较为原始的面貌。它们的大量面世，激烈的冲击着传世文献。不过，总起来讲，我们认为，以出土文献校勘、补正传世文献而非横加置疑甚或取代后者的相关记载，应受到当前学界的认可赞同和广泛使用。概括来说，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三个方面的作用：校读传世文献之文本；补充传世文献之不足；印证、支撑传世文献或纠正传世文献之谬误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校对作用体现在哪里？阎春新：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经过整理选择和辗转抄写，其中的字词、文句早已与原文献大相径庭，也出现不少的错误。出土文献与之相对照，可以用来校传世文献中的一些错误。以马王堆《老子》（乙本）为例，其中的一些篇目，跟《管子》里的不少文句可以相互对照；上博简第四支简《景公疟》所载晏子之言，可以在《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春秋·外篇》等传世古书中找到相对应的语句。还可以用来阐明传世文献中某些词语的意义，或者纠正某些词语书写上的错误。如：《汉书》古本所收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云：“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 ”而《文选》卷四一《报任少卿书》“茸”字作“佴”。 可见，《汉书》古本作“佴”。 “佴”字和“耻”字都从“耳”声，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竹书都有以“佴”为“耻”的例子，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报任安书》的“佴”字也应该读为“耻”，“茸以蚕室”就是“受宫刑之耻”。1973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定县博物馆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所得汉墓竹简《论语》，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论语》抄本。经整理，可知有《论语》简620枚，残简居多。通过比较，不仅简本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而且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也有七百多处，这就为今本《论语》的全部释文，提供了可注释和校勘的新证据。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成为研究《论语》的新材料，启发了新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厘清《论语》研究中诸多聚讼纷纭的问题。通过根据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中谬误的校勘，使文献的记载更加贴近历史事件，使历史面貌得以更好的恢复。通过研究这些恢复后的文献，可以极大地促进研究者的工作，使研究工作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出土文献对推动传世文献的字形、字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传世文献在传抄、印刷中流传，已逐渐失去了字形构造上的初始价值，这在与出土文献的对读中能得到有益弥补，而且不时还能带来认识上的新收获。在传世文献中一些字、词的走样，会使关键性语句的意义产生变化，进而导致对一种思想的理解发生变化，更有甚者还会致使相关史实的重新考量。所以出土文献在字形、字义研究上能非常有力地推动传世文献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的面世，自然对传世文献是一种补充，请您谈谈这个问题。阎春新：虽然传世文献浩如烟海，但仍有许多出土文献是传世文献中原本没有的，又或者一些文献的书名在传世文献中有所记载，但文献的内容却没有流传下来，使得传世文献的记载不可能是历史的全部，它对历史事件或对历史时期的记载是有所遗漏和缺略的。随着出土文献的出土，这类文献才第一次展示在读者面前，使许多佚失多年的文献得以重新问世。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对照，可以补足这些遗漏和缺略，有利于研究者贴近历史真相，更有利于后人真实地了解历史。1899年以来出土的甲骨文，属于商代中晚期文字，是当时史官保留的重要文献。虽然每片甲骨文比较简单，但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泛，包括国家争战、狩猎、畜牧、农业生产、祭祀等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丰富的甲骨文的出土，使我们当代的研究者见到了孔子、司马迁等古代史学家所没有见到过的可靠材料，扩大了史料范围，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商代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结构、内外战争、帝王世系以及风土民俗等等历史的大量的珍贵资料，使我们对商代以及上古时代的历史研究取得了众多突破性的进展，这是单纯依靠传世文献所无法取得的。1972年4月银雀山汉墓简出土，其中有《孙子》、《六韬》、《尉缭子》、《墨子》等传世文献，同时还有《孙膑兵法》一书。孙子》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就证明了孙武和孙膑确为二人，《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确也是并存的两本书。《孙膑兵法》的重新面世，结束了学术界的长期争论，而且还为研究先秦思想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以往时代没有的、全新的研究对象，扩大了史料的范围，弥补传世文献史料之不足，使研究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历史事件、历史思想的发展脉络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印证和纠正功能，体现在哪些方面 ？阎春新：从整体考察，不言而喻，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着双重的印证与纠谬功能。就前者而言，出土文献印证甚或支撑着某些传世文献的真实性，至少部分史料的可行性。一方面，某些早期简、帛书籍的样子，传世文献有简略的记载，而出土文献则使今人看到了简、帛书籍的实物，印证了其相关的说法。又如，最近清华简的部分材料，印证了儒家文献如《尚书》的记载；另一方面，新出土的文献，又为一些被辨伪学派打入学术冷宫的所谓“伪书”，平反、正位。疑古学风在宋代兴起后，不少传世的先秦子书被怀疑为后人的伪书，如今本《晏子春秋》、《六韬》、《尉缭子》都有人怀疑不是先秦之书，而是汉以后的伪作。七十年代汉墓出土的古书抄本，更为好几种这样的传世文献恢复了名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可以为一些因刻意辨伪而生造的“伪书”正名，这对于理解古籍的真伪有很大的帮助 。就后者而言，传世文献大多是经过长期辗转抄写与时代流变而累成或增削加工的。抄写本身就容易造成众多的讹误，文句颠倒，篇章脱漏，而且抄写者往往会加入一些自己的观点，有时也会根据它所处时代的价值标准来对传世文献进行增窜改作，这样就改变了文献本来的面貌；而出土文献则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它所依据的材料往往会更加充分、更加可靠。最为关键的就在于，出土文献在埋入地下以后，基本再也没有被人改动过，保持着文献书写时较为原始的状态，可以说是同种文献中较原始的版本，这显然能纠正传世文献因主客观原因所造成的记载的部分失实与讹误，文献的本来面貌也就可以尽可能多地得以恢复 。因此，出土文献对于传世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补充、辅助作用。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关照，综合运用古文字学、社会学与哲学等跨学科的多维度研究视角与方法，以文献学与史料为依据的历史学，必然会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
《连山》《归藏》名称由来考 --------------------------------------------------------------------------------作者：王宁 目前阅读372人次 《易》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之一，自汉代以来倍受重视，被尊为“群经之首”。根据《周礼·春官·大卜》云：“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此说自汉代以来，不知倾倒了多少痴迷的文人，虽然他们大多数没见过《连山》、《归藏》为何物，却纷纷凭猜想立说（这看看清代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归藏》后的《附诸家论说》就可明白），大致有两种说法，一是如杜预《左传注》中所云：“《连山》，伏羲；《归藏》，黄帝”。另一种说法如《周礼•春官•大卜》贾疏所说：“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宋代朱震《汉上易传》则综合此二说云：“《山海经》曰：‘伏羲氏得《河图》，夏后氏因之曰《连山》；黄帝氏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但是今本《山海经》中无此文，此文句与其经文不类，疑系误记或伪托。这些说法都是凭空猜测，良不足据，因为《连山》、《归藏》二书名在秦汉以前是否存在，尚是一大疑问。《连山》、《归藏》二书名，最早见于《周礼》，在刘歆“发现”《周礼》之前的众多先秦及秦汉古籍中从无提及。《周礼》这书很早就有人怀疑是汉代刘歆造的伪书，郭沫若云：“原来《归藏》之名，仅见于《周礼》的《春官•大卜》，与《连山》、《周易》共合为所谓‘《三易》’，但《汉书·艺文志》中并没有《连山》和《归藏》的著录，我疑是和《周礼》一样，乃刘歆所伪托的东西，不过那伪托品没有流传便化为了乌有。”[1]刘歆把秦汉以前的一些古书或资料拿来经过重新编辑，删改增损，作成了《周礼》，虽然不能说里面的内容全是他伪造的（实际上里面大部分的内容还是先秦传下来的古代材料），但其中肯定有他伪托虚造的成分。笔者认为，《连山》、《归藏》在汉代的刘歆以前根本没有这两个书名，其名目正是刘歆自己拟造出来的。但也并不是毫无根据，其根据就是当时还流传着的一些古《易》书残篇和《山海经》。 一、关于《连山》的问题 《连山》这书在历史上有好几部，比如梁元帝有《连山》三十卷，隋代的刘炫也伪造过《连山》，宋代出现的《古三坟书》里的《山坟》也称作《连山》，这些都是后出之书，可以不论。但是，在这些《连山》之前，的确还曾经存在过一部《连山》，因为晋代的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两次引用过它：1、《连山易》曰：“禹取涂山之子，名曰攸女，生余。”（《太平御览》卷一百三十五引《帝王世纪》引）2、《连山易》曰：“鲧封于崇。”（《史记·夏本纪》索隐引皇甫谧曰引）由此可以知道，在晋代还有一部叫做《连山》的书在流传，而且这部书所载的故事和夏代有很大的关系。关于这部《连山》的征引，我们能知道的最早者就是晋代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在此以前的书里我们就找不到了，汉代人的著作里当然更找不到。北魏的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也引用了两条《连山》文字，兹录于下：1、《连山易》曰“有崇伯鲧伏于羽山之野。”（《淮水注》引）2、《连山亦（易）》曰“启筮亭（享）启筮神于大陵之上。”（《颍水注》引）其中第二条的文字是有讹误的，孙诒让云：“此文‘连山亦曰启筮亭’七字有误。考《御览》八十二引《归藏易》云：‘昔夏后启筮享神于大陵而上钧台，枚占皋陶曰不吉’（《初学记》二十四亦引其略），此文疑当作‘《连山易》曰：启筮享神于大陵之上’，盖《连山》、《归藏》两《易》皆有此文，抑或本出《归藏》，郦氏误忆为《连山》，皆未可知。今本‘连山亦’，‘亦’即‘易’之误（易、亦音相近）；‘启筮亭’三字又涉下‘启筮享’三字而衍（亭、享形相近），文字传讹，构虚成实，遂若此。”[2]其说甚是。马国翰把这条文字辑入《连山》是对的，但是没有注明出处，其所本者即此。马辑文作“阳文启筮享神于大陵之上”， “阳文”二字乃衍文。郦道元的时候《归藏》已经在社会上流传很久了，他无由把《归藏》误为《连山》，唯一的可能就是《连山》中的部分内容和文字与出土的《归藏》相同，那么说明其作者在制作这部《连山》的时候，也使用了当时还有所存留的《归藏》残篇。所以，这本《连山》当是郭沫若所说的“乃刘歆伪托的东西”，或者是刘歆以后的东汉人伪托的东西，桓谭《新论》曰：“《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又说“《连山》藏于兰台”，应当是确有其事的，说明东汉的时候的确有部《连山》，但并没有象郭老说的那样“没有流传”，而是有流传，只是流传不广，桓谭看到了，把它写进了《新论》，皇甫谧看到了，在《帝王世纪》中引用了，北魏的郦道元也看到了，在《水经注》里也引用了，后来就逐渐式微，终于佚失不传，否则用不着梁元帝再来作一部《连山》，更用不着隋代的刘炫再来伪造了。 二、关于《归藏》（晋代出土的《易繇阴阳卦》）晋代汲冢中出土的古易书《易繇阴阳卦》，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归藏》（实际上这个问题较复杂，以后拟另文详之）。郭沫若认为汲冢出土的《易繇阴阳卦》和《周易》一样，是孔子以后、战国初年楚国人的作品，与《周易》产生于同一人之手，即同为駻臂子弓所作，而《易繇阴阳卦》产生略早，是一部货真价实的古《易》，是荀朂等人在整理汲冢竹书的时候把它命名为《归藏》的[3]。郭老的这些观点中有许多可商榷之处，但是他认为现在我们所说的《归藏》就是《易繇阴阳卦》、是楚国人的作品，应该是不易之论。只是这本出土文献的《归藏》到了宋代也佚失了，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内容，就只有清代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和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上古三代文》中的辑本了。从这两个辑本可以知道，这本《归藏》有《初经》、《六十四卦经》、《齐母经》、《郑母经》、《启筮经》、《本蓍篇》等篇目，卷帙应该是不小的。就其逸文来看，《归藏》的用途与《周易》一样，其《初经》和《六十四卦》的形式和《周易》基本上一样，就是爻辞不同。其最大的特点是《郑母经》和《启筮经》（也称《启筮篇》，或简称《启筮》）中所载的都是神话或历史传说中的古人占筮的占例，其形式是卦名＋昔者某人筮某事＋而枚占（或作枚筮）于某人＋某人占之曰吉（或不吉）＋爻辞，如：[师曰]：昔者穆王天子筮西出于征，[而枚筮之于禺强，禺强占之曰]：“不吉。龙降于天，而道里修远。飞而冲天，苍苍其羽。”明夷曰：昔者夏后启筮乘飞龙而登于天，而枚占于皋陶，陶曰：“吉。[吉而必同，与神交通。以身为帝，以王四乡]。”可注意的是，其内容和风格与之同时代的《山海经》惊人地相似，因此，它出土之后就引起许多人的兴趣，比如薛贞为它作了注，郭璞在《山海经注》中也经常引到它。其一部分内容与《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相关联，如《西次三经》曰：“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钟山，其子曰鼓，其状如人面而龙身”，郭璞注：“此亦神名，名之为钟山之子耳，其类皆见《归藏》，《启筮》曰：‘丽山之子，青羽人面马身’，似此状也。”其大部分内容与《海经》和《大荒经》相似，如：夏后启筮：御飞龙登于天，吉。（《海外西经》郭注引《归藏·郑母经》）昔者羿善射，彃十日，果彃之。（《海外东经》郭注引《归藏·郑母经》）空桑之苍苍，八极之极张，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职出入，以为晦明。（《大荒南经》郭注引《归藏·启筮》）羽民之状，鸟喙赤目而白首。（《海外南经》郭注引《归藏·启筮》）滔滔洪水，无所止极。伯鲧乃以息石、息壤以填洪水。（《海内经》郭注引《归藏·启筮》）另外还有一些，不一一备举，此可见其内容与《山海经》是共通着的，充满了神秘浪漫的神话色彩，有许多古代神话传说赖以保存，是一部杂取神话传说和历史古史作成的一部风格独特的易学著作。《易繇阴阳卦》或《归藏》在《汉书·艺文志》中都没有著录，《隋书·经籍志》曰：“《归藏》汉初已亡，晋《中经》有之，唯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此书汉代时已经有所散佚，连本来的名字也失掉了，但不是只字全无，因为秦火不焚卜筮之书，一些此类的古易书还是流传下来了，它们因为不像《周易》那样被儒家尊为经典（大概就是因为它们“唯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没有受到重视，在无人传授整理的情况下，逐渐散佚，但是还是有一部分内容在社会上流传，如：羿请无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之以奔月，将往，枚筮之于有黄，有黄占之曰：“吉。翩翩归妹，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明），毋惊毋恐，后其大昌。”姮娥遂讬身于月，是为蟾蜍。（汉·张衡《灵宪》）昔夏后启筮，乘龙以登于天，占于皋陶，皋陶[占之]曰：“吉而必同，与神交通，以身为帝，以王四乡。”（《太平御览》卷八十二引《史记》。今本《史记》无此文）《灵宪》中的文字，严可均将它辑入《归藏》，并注云：“当是《归藏》之文”，今神话学家袁珂认为“严可均此举此论，可谓是巨眼卓识”[4]；《史记》中的文字，袁珂也认为“此所谓《史记》者，或亦《归藏》旧文”[5]。由此二节文字的文例和内容来看，与《归藏》之《郑母经》、《启筮经》的形式内容完全相同，必是《归藏》（《易繇阴阳卦》）的旧文无疑，说明至少汉代还有其内容在社会上流传，但没有人称引说有《归藏》之书，张衡的《灵宪》虽然用其文，可是也没有说出自《归藏》，说明当时书名已经佚失，人们已经不大知道这些内容出自什么书了。因此，此书后来在汲冢出土后，在《晋书·束皙传》中还称之为《易繇阴阳卦》，到了《隋书·经籍志》中就称之为《归藏》了，可见是其古名失传，名称无定，《归藏》只不过是荀朂等人在整理汲冢书时根据《周礼》等前人的说法，赋予《易繇阴阳卦》的拟名而已。三、关于《山海经》的相关问题上面说过，晋代出土的《归藏》在内容上和《山海经》颇有渊源，而《山海经》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书，历来就争论无定，但它和古代的巫术有关是公认的，特别是它的《山经》部分。在巫术之中，主要有两项内容，一是占卜，二是祭祀，这两项在《山经》中都有。首先说占卜。古人占卜的方式很多，除了用甲骨、蓍策占卜之外，还有观象占断吉凶的。比较有名的是流传很盛的星占，是根据天上的星象来占卜的，如：辰星犯鬼，大臣诛，国有忧。（《黄帝星占》）辰守奎，多水灾，亦为旱。（《巫咸星占》）《山经》中也有一些与此形式相类似的占卜之文，但不是根据星象，而是根据一些奇鸟怪兽和神灵来占卜，如：太华之山……有蛇焉，名曰肥遗，六足四翼，见则天下大旱。（《西山经》）小次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猿而白首赤足，名曰朱厌，见则大兵。（《西次二经》）凡东次三经之首……其神状皆人身而羊角，……是神也，见则风雨水为败。（《东次三经》）这种根据动物、神灵占卜吉凶休咎的内容，在《山经》里比比皆是，而在《海经》中则几乎没有，我们能找到的只有两条：有轩辕之国，江山之南栖为吉。（《大荒西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去痓。“南极果，北不成，去痓果。”（《大荒南经》）第一条带有占卜的性质，后一条的最后三句应该是在巫术中使用的咒语，意义不明。从这一点上来看，《山经》和后面的《海经》似乎不是一种风格的古书，这一点有待以后深入研究。《山经》在每一经之后都带有各山系神灵的祭祀方法，记载得十分详细，祭名、用牲之法都一一列出，如：凡鹊山之首，自招摇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其神状皆鸟身而龙首，其祠之礼：毛用一璋玉瘗，糈用稌米，一璧，稻米，白菅为席。（《南山经》）可知《山经》部分是一部用以记录占卜、祭祀等巫术的著作，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山海经》是“古之巫书”，从内容上讲，《山经》当之矣，而《海经》则未也；然从著作者来讲，其书都是楚国的巫史所作，则又可言其为“巫书”也。那么，《易》也是古之巫书，二者可算是同一类著作，而且它和东汉后流传的《连山》、《归藏》在内容上相关联，因此，刘歆从《山海经》中取法为古《易》命名，是不足怪的。四、《连山》《归藏》——刘歆的拟造刘歆曾经校订过《山海经》，不知道为什么，他对这部书十分推崇，他在校上《山海经》时，专门写了一篇很长的《上山海经表》，是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在《表》大肆渲染《山海经》是“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他对《山海经》了解得很深，所以他对《山海经》与《归藏》等古《易》书在内容和风格上的关联应该是很清楚的，他在《表》的最后也说：“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经》者，文学大儒皆读学，以为奇可以考祯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故《易》曰：‘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焉”，本来“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是《系辞》说《周易》的，刘歆却拿来说《山海经》，可见在他心目中《山海经》是可以和《周易》等量齐观的书。前面说过，《易繇阴阳卦》在汉代名目内容大多都佚失，只剩下一些残篇零简，刘歆博览群书，肯定见到了这些残文，以他的学识，必知此乃一部失传的古《易》，因为里面也有六十四卦（所以他在后来重新造《连山》的时候把这些内容都用上了）。他作《周礼》的时候，《春官·大卜》里有“掌三兆之法”，这大约是真正的古传，以此推之，占筮的《易》书也当不止一种。而他正知道除了《周易》之外至少还有一部古《易》，但苦于不知其名，无法致用。恰巧，这本古《易》中的内容与《山海经》的内容极相似。于是，刘歆就照猫画虎，根据《山海经》虚拟出两个古《易》书的名字。他先根据《山海经》的第一部分《山经》即《五藏山经》拟出来个“连山”的名目，因为《五藏山经》共记载了五千三百七十山，的确是一山连一山、山山不断的样子，是一部真正的《连山》，这个很直接，也很直观，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根据后面的《海经》拟出了个“归藏”的名字。因为《海经》记述的是“四海之内”和“地之所载”的内容，而且其中的《海外经》又叫做《大荒经》[6]，大荒就是大地。首先说“海”，《庄子·秋水》曰：“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其性属水，水在《周易》中属于坎卦，《说卦》云：“坎者，水也，……万物之所归也。”从中取了个“归”字；再说“地”或“大荒”（就是大地），在《周易》中属于坤卦，《说卦》云：“乾以君之，坤以藏之”，从中取了个“藏”字，二者合一，就有了《归藏》这个名目了。这样，《连山》、《归藏》再加上固有的《周易》，可以和“三兆”相对举的所谓“三易”即告齐备。刘歆把这虚拟的名目写入了亦被尊为经的《周礼》，害得后世多少学者煞费苦心地去研究解释，实际上是在捕风捉影，免不了又凭想象去臆测虚造。虽然后来刘歆之徒又掇拾古《易》及古书之文（包括《易繇阴阳卦》的残篇）伪造了《连山》、《归藏》两部易书，但是在社会上流传不广，识者甚少，仍然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此后又出现了好几部《连山》，都是后人所造，不足道了。只是在晋代的时候，汲冢中出土了《易繇阴阳卦》，荀朂等人根据前人的论说并加上自己的想象将它拟名为《归藏》，算是与刘歆的想法不谋而合，这也是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除了《周易》之外唯一一部真正的古代《易》书。总之，《连山》、《归藏》这两个书名是刘歆根据《山海经》和易理虚拟出来的，在刘歆表彰《周礼》以前无有也。注 释：[1][3]《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青铜时代·〈周易〉之制作时代》第389页、第389－392页 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2]孙诒让《札迻》卷三第104页 齐鲁书社1989年7月[4]袁珂《中国神话传说》第41页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年9月 [5]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词典》“启”条，第211页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6月 [6]顾颉刚云：“《海经》又可分为两组，一组为《海外四经》与《海内四经》，一组为《大荒四经》与《海内经》。这两组记载是大略相同的，它们共就一种图画作为说明书，所以可以说是一件东西的两本记载。”见《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第32页 中华书局1988年11月（原刊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1年第5期，此次网上首发有改动）
否
出土文献的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出土”，从内容上看，它和传世文献的分类是一致的。而“时过境迁”，“出土”的特征一旦消失，它也就成为传世文献的一部分。比如说《穆天子传》、《竹书纪年》等，最早都是出土文献，但现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我们很少说他们是在进行出土文献研究。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被视为出土文献的，以后可能也就都成为一般文献了。
可以更好的了解到古时候的一些民俗传统，天文地理，同时也可以间接的从文献中了解到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心理发展水平。
佛教的每一本经典，都值的我们好好的研究。但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把大藏经阅读一遍，这也是一个非常不现实的问题。因此，阅读佛经，要根据自己的目的和条件，有的重点选择一些经典来阅读。若想开阔眼界，最好读一读《华严经》；若想修持佛法，对佛教的修行原理和过程，有一个整体的了解与把握，最好读一读《楞严经》；若想看一看佛对人心理现象的剖析，那就得好好看一下《楞伽经》；若想了解一下宗教性的佛教，最好系统看一下《地藏经》、《阿弥陀经》、《无量寿经》等；若想直探无上究竟正觉，那就应该看《金刚经》和《心经》，若想了解一下中国人对佛教的理解与发挥，就要看六祖慧能大师的《坛经》；若想严格约束身心，认真修行，那《梵网经》和《十善业道经》非读不可；若想了解一下佛陀对宇宙和生命的看法，你就要读一读《长阿含经》中的《世记经》。其实，佛教经典中值得认真阅读和研究的经书，远不止这些，作为一个佛学爱好者，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从自己能看得到的、能看得懂的那些经书看起，在看的过程中，自然会滚雪球式的想看的佛经，到那时，看什么，不看什么，你自然会做出正确的选择的。看佛经，要有一种不探究竟，誓不罢休的大丈夫气概。这样才不枉学佛一场。
敦煌出土了千年前的文献《凶吉书仪》，这次的发现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本文献是一本关于士族生活的文献，因此这本文献的出土十分有助于我们了解千年以前的士族生活。这本文献的出土对于我们了解千年以前的文字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地下出土的文献资料一般来说是两类东西，一类是当时的遗弃物，实际上就是垃圾，有办公垃圾，也有生活垃圾。像遗址里出土的，如西北地区的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悬泉置简牍等。以前这一类文献主要出在北方。因为在自然状态下，竹、木制品或丝绸很容易朽烂，俗语说：干千年，湿千年，不干不湿只半年。西北地区气候干燥，遗物保存下来的机会要大一些。但最近几年在南方的古井中也出土了大量此类简牍，如 1996年10月在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的三国吴简，以及2002年六七月份湖南龙山里耶古城水井中出土的秦代竹简。因为井口被自然封闭后，井内的情况就和墓葬内部差不多，所以竹简方得以保存至今。还有极个别的情况，像敦煌悬泉置出土的“四时诏令五十条”原来是写在墙上的布告，后来遗址废弃了，房屋倒了，布告便奇迹般地保存下来。还有一类是有意的埋藏，较多见的是古墓中的简、帛和文书，如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睡虎地秦墓竹简等。这一类文献以湖南、湖北出土的最多。还有像山西侯马、河南温县的盟书。这些盟书是古人盟誓以后埋在坑(也称为“坎”)里的，一般和祭祀有关。另外，敦煌文书也属这一类。出土文献从文字上来分，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汉字系统的文献，即甲骨文、金文、六国古文、秦文字、隶书等汉字系统的。一类是非汉字系统的古代各民族文字的文献，如佉卢文、粟特文、梵文、回纥文、西夏文、女真文、藏文等等。这两类文字的载体基本上是相同的，有金、石、简、帛、纸张等。藏文、梵文，还有用贝叶的，特殊一些。无论是有意的埋藏，还是遗弃物，这些文字材料，对我们来讲价值是一样的，都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
第一，从地下挖出来东西。第二，文字性的东西（包括古地图）比如带文字的甲骨，龟壳，竹简，木简，帛书，帛画。多指平面性的物品，立体的（鼎，罐以及生活器物）不算在内。
作为出土文物，尤其是简牍一类的文物，其特点在于：首先，保存情况差。这些文物在地下埋藏了一二千年，尽管情况有好有坏，一般来说都保存得不好。简牍残断缺损，文字漫漶，是普遍的现象。现在我们知道保存最完整的资料要算是马王堆帛书了(除了敦煌文献)，比起其他的发现来讲，保存得太好了。但即使是这样，到现在也还有相当数量的帛书残片的拼对有困难。像保存较差的阜阳双古堆汉墓竹简，出土时已朽烂成几厘米长的薄片，保护、整理都很困难。第二，严重扰乱(这主要是指简牍)。一种是自然扰乱。遗弃的简牍自然不必说——本身就是杂乱的。有意埋藏的简牍，原本多是成卷的，埋藏时间一长，也会因编绳朽断，竹简随地下水位上升或下降而在棺内漂移，致使简牍散乱。还有就是人为的扰乱，如盗墓。自古盗墓之风就长盛不衰，因为它能够使人骤富。墓葬一旦被盗，墓中的随葬品即便没有被盗走，也会受到严重的扰乱破坏。以前的人不了解竹简的重要性，因为那不算宝贝，不像金、银、玉、铜器。因此，往往毁坏严重。像定州汉墓竹简，就是盗墓者在墓中失火，使竹简烧成了木炭。第三，文本本身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定本或善本，加之上述的原因，简牍残断缺损，散乱失序(有的本身就是垃圾)，文字漫漶，文本的完整性更加受到影响。一般以为，出土文献未经传刻，错误少，所以对用出土文献来订正、校勘传世文献的作用说得多。其实，许多古籍流传到今天，经过后人研究、传刻，鲁鱼亥豕故所难免，但在文字使用上还是规范和完善了。出土文献没有经过这些，虽然免去传刻的讹误，但本身的问题也未得到纠正。在整理马王堆汉墓帛书的时候，文本反映出的错误之多，让人不能理解。后来知道这些东西多是请人抄写的，而且抄写者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如张家山汉墓竹简，很多地方都有抄写者的姓名(写在简的末端)，而且不是一个人抄写的，所以书写的风格差别很大。漏抄的、错抄的，比比皆是(显然未经过审校。按照我们现在出书的标准，肯定是不合格的)。所以就这个意义上来讲，出土文献不一定都优于今本。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文字的载体主要是简牍、帛书，此类文物的科学保护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现在还没有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如何有效保护，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出土文献整理出版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出土文献本身存在这么多的问题，是否它们就不重要了。恰恰相反，这些地下出土的材料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虽然有二十五史，有这么多的传世文献，但是直接看到古代墨迹的机会太少了，资料也太少了。尽管考古发现一个接一个，走马楼吴简出土后，到现在已全部清理完毕，总数超过13万枚，有字简也有近10万枚，超过以往发现的总和。再加上最近湖南里耶出土的秦代竹简，大概总数超过20万枚；帛书大约有15万字。尽管如此，考古发现的几率还是非常小的。在湖北荆州地区，秦汉墓葬集中的地方，考古人员统计过，出土竹简的墓葬约占已清理发掘墓葬的几百分之一。当然数量是一方面，更主要的还是出土文献内容的重要。出土文献的每一次重大发现都会给学术界带来重要影响。上边提到的甲骨文、敦煌文献、汉晋边塞竹简等是这样，20世纪 70年代以来，如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睡虎地秦墓竹简、吐鲁番文书、居延简、张家山汉墓竹简、侯马盟书、悬泉置简牍、包山楚简、郭店楚墓竹简等的发现，更是这样。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无法一一说明。出土文献的整理出版历来受到国家的重视，国家古籍整理规划项目中就有专门的“出土文献”一类，许多出土文献的整理项目都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我们从此类图书获得出版界的最高荣誉——“国家图书奖”的情况，也可看出国家和社会的重视程度。国家图书奖的评奖已举办了五届，获得国家图书奖(包括荣誉奖和提名奖)的有《甲骨文合集》、《睡虎地秦墓竹简》、《殷周金文集成》、《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上海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汉西岳华山庙碑》、《郭店楚墓竹简》、《敦煌变文校注》、《敦煌文献分类录校》、《北京大学藏历代金石拓本菁华》、《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甘肃藏敦煌文献》等。“出土文献”作为国家图书出版中很小的门类，国家给予的高度重视和荣誉是很特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