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 思想现在给你们讲一讲“调心”。一个人要会调节心理。调心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一个开悟的人, 他要有一个清凉的心, 清凉是脑子很清 醒, 人很冷静, 清凉心就是说这个心永远是很安定的、很平稳的。调心的目的就是要修正我们身上的习性, 习惯性的东西, 因为习惯性的东西并不是件好事情。比如: 你已经生糖尿病了, 还是喜欢吃巧克力,吃甜品, 你们说这个习性好不好? 不好的习惯性的东西一定要改掉。调心就是把心调得平衡一点。修心也叫调心,即修心养性。儒家教育就是修心养性。告诉你们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能让你们修得更好, 就是共修, 人在一起的时候容易修, 容易进步, 与大家在一起修心念经, 才能让佛印心。什么叫佛印心? 就是与大家在一起修心念经, 大家都是佛, 大家身上都有好的气场, 大家在修心的时候会有一磁场和气场出来, 那时你与大家一起念经, 你会得到信心,得到能量, 会得到佛菩萨的佛心, 印在你的心里。如果一个人修心, 很难让佛在心中留住, 因为一个人修心时, 他的磁场, 佛性不够, 而且私心杂念一起佛菩萨就离开了,一个人修心之后, 不可能马上得到清净心和自在心。以为自己清净了、自在了。那是你自己认为的, 其实你不了解什么叫做业力。就是说你以为自己平静了、清净了、得到安静了, 以为自己修心已出成果了, 实际上你就不了解你身上的业力。因为身上有业力的人他的心不可能马上修得清净。比如: 你现在还欠很多钱, 而每天所赚来的钱, 实际上不是你的, 因为你欠人家的钱, 进来的钱就不是你的钱。业力是不可思议的, 不可思议的业力就是说这个业力会随着境界转, 就是心会随境界转, 心会随着业力转。比如: 今天业报到了, 你很恨这个人, 这时你心中就产生恨意, 产生恨之后, 身 体就会有变化, 饭吃不下, 觉睡不好,业力就开始变了, 你的脸也会随着业力变化, 变得越来越凶, 事业越来越有阻碍, 身 体越来越差, 这个业力就是你恨人家, 这都是业力转化的结果。修心之后不要去追求任何的感应, 你们今天跟随 师父修行, 不要去追求任何的感应。师父常常告诫你们修心念经不要去追求有什么感应, 要做到今世不造业, 累世的业也不要让他来。你们过去累世当中做的很多罪业, 随着你们再投胎受报, 有的也会没了。就像税 务 局的档 案一样,每五年就会自动注销。但是你们要记住, 你们在修行当中,因为你们是在正修, 佛菩萨会保佑你们, 你们头上有佛光,过去做的小业障真的能消掉,因此不要让累世的罪业再来侵入你的身 体, 师父现在让你们念《礼 佛大忏 悔文》就是忏悔你前世的罪业, 也只是前世而已。佛菩萨讲的三世因是前世, 今世, 来世, 能把这三世修好, 你就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前世欠的债, 今世尽量不要让他发出来, 念《礼 佛大忏 悔文》之后把小的业障消掉了, 大的激活了, 然后念“小 房子”还 债。这就是阻止你累世的业力出现。
杜维明称儒学为“哲学的人学”，源远流长的儒家学说从文化发展的的角度而言，主要是一种精神文化传统，是一种文化伦理精神。它是具有人文主义特色的以人为伦理主体的文化精神，也代表了一种既入世又超越的人生态度。可以说它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中国哲学的化身。儒学的理论理系从其特有的伦理角度出发，观察宇宙，体验自身，奠定了儒家文化的主体，也创造了中国人的文化生命。 那么我们联系到“儒家学说与现代社会”这个命题时，也就是考察儒学与现代社会的撞击、接轨与发展，考察其中儒学对现代社会的贡献以及在新的条件下对儒学的创造性转化。从而发挥儒学的社会功能。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言：“尊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盲目反孔的时代也已经过去。”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在思维上破除两种实用观点，即政治上的实用观点和经济上的实用观点。前者表现为为了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在主观上任意褒贬儒家学说及其思想；后者则不看实质，只就表面去看儒家思想与现代经济发展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不仅肢解了儒家思想的整体，也存在主观杜撰之嫌。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儒学都应有它的位置。一方面儒学需要参与到现代化的行列中，另一方面现代化的行列也需要儒学的参与。而儒学与现代社会的相邂逅也曾经历了一个由冲突到协调的过程。儒学的现代化是一种历史使命。历史上儒学本身的不断发展与演变，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现代化。 突现儒家人文传统的现代新儒家的崛起，也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传统文化之核可演化成社会变革的精神文化之果。中国文化与中华民族，必须二者是同时站立起来，藉此建立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合一的大生命。那么由此我们关注在现代社会儒学形形色色遭遇，也就看到了儒学的命运和前途。 一 儒家学说是东方文化的瑰宝，其源流无疑是自孔子开始。孔子继承殷国奴隶制时期的天命观和祖先崇拜，对源于巫术神化的“周礼”，结合氏族血缘的宋法观念作了进一步的改造和完善，剔除了原始宗教的虚幻色彩，更多地保留了其中符合血缘、祖先崇拜的礼仪形式和内在含义，并将其广泛推及到日常伦理生活中，使之内在的宗教意识进一步世俗生活化，日常伦理化，从而创立了儒家文化。 儒家就其思想实质上是对墨、法、道家的广博蕴含，这也就决定了儒学的发展道路是开放的。就早期儒家来说，孔、孟、荀三者有相当大的区别。后来，西汉董仲舒吸收了阴阳、神仙等家思想建立了汉代儒学，宋明时期又兼容道、佛思想形成的理学体系。因此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来说，都与早期儒学迥然不同。 但是我们都把它们称之为儒学，这是由于它们都具有儒学所共有的一般特征。如《汉书·艺术志·诸子略》说：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凡是以仁、义为行为的最高 准则。注重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从培养完善的价值并主张“修己以人”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目的的这类学说，都归属于儒学。历史上儒学虽然历经了无数次变革，但终未脱离儒学的范畴。 现代化有它自己的进程，它不是某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和附属品，不是完全按照某种意识形态的逻辑前进的。儒学也是在天命观的长期反思和批判中创立的，是中国文化经历了从神本——君本——民本——人本从而达到人道主义的发展阶段的标志。 传统儒家的良知本体作为精神价值的源泉不可能被世俗生活和现代科技遮蔽。 它不是道德规则，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形而上的精神信仰。作为儒家哲学思想核心和逻辑起点的心性论，把道德属性当作人的本质属性，并把它与人的具体生理条件和心理条件相结合，构成为一种具体的现实存在的人。孟子所言的“君子性，仁义礼智根于心”中，“心”指主体精神，而“性”指人的本质，本性。“心”、“性”合则论之，指人的先天道德意识，伦理本性就是其明证。 而同样属于其理论体系的知行论，强调为人之道应在道德上磨炼，把道德意识变为理性的自觉。因而儒家所重视的不是客观性的知识，而是与情感意志关系更为密切的实践理性，即人格修养也就是认识原理，一切对外界的认识，终以道德实践为归宿。先秦儒学面临的是由于社会大变革所带来的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孟上承周文教化，并通过自己的损益创造，把礼乐法规转化为人自觉的道德实践，从而奠定了儒家内圣之学的基调。它相信人的理性力量。强调以理主情，以理制欲，依靠理性的力量进行心理调节，而不是靠宗教式的禁欲主义和对外在权威的崇拜和信仰。这就直接应战于当前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出现 的新的伦常失控和道德危机。儒家学说主张培养意志、净化人的思想，回到天德良知，“天地之性”中去。 实现一种道德自觉的境界。可以说人伦秩序，道德教化，这是中国儒学反复论证的主题。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他可以不想念宗教，却不能够不在儒家思想的支配下，于生死关门舍生取义。人类进入现代文明社会后，作为社会的人，必须规范自己、约束自己，必须用道德教化自己。这种道德理性的力量在精神领域里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远不是对物质功利的追求所能达到的。 当然，儒家学说的伦理精神还有着更深的哲理基础。这就是由心性论——知行论上升到更高理论层次的天人论。儒家天人论以人为本位看天人关系，把天人合观看作一个整体。儒家以“天”为“命”，“命”即人性来源。天人合一即确认人从自然中产生，天为人性来源。“人者、天地之心也”，儒学把人的伦理意识从社会推之于自然，要求人有理性地开发、利用自然从而达到天人的整体和谐，维护人类的群体生存，这其实就是人类社会的公共生活规则的表述，说明了现代人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安身立命的问题。 因此，我们在考量儒家学说与现代社会这个命题时，不仅要注重儒学的本体论内容与其伦理内涵，更关键的是看儒学的核心精神形态与合理社会的生活形态是否一致。一般说来，一个现代社会，人们必须处理的三个层次的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对自然的认识，征服与审美关系，三者必须协调发展；二是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即从属和并列的关系，二者必须和谐共存；三是灵与肉，即精神和肉体的关系，二者必须在一个共同的层面上找到根基。 而儒学的基本精神是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同时重视群体的社会秩序，其生命力的表现也正是其现代化的可能。儒学能为现代化服务的是它的两个精髓部分：（1 ）以“仁”为核心，以君子为理想人格的道德精神。这种精神在现代社会也可以培养的民族脊梁，使他们在中华民族重新腾飞的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建立起一个以“君子、仁人”为主体的现代化社会。（2 ）以道德责任感为基础的参天地化育的参与精神，或抨击时政，或参与政治，积极参与社会变革，这也是现进时代需要的一种精神。 众所周知，尽管现代社会由于科学技术充分发展，物质财富大量增长，但这并不能解决现代人的生存意义问题。相反，随着工业文明的展，人的主体意识也大大增强，因而人的“安身立命”问题也日益突出。因此我们应该看到，在当前世界拯救危机、重建道德的理性启蒙运动中，儒家学说将会在再塑过程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就像一位海外学人所说的一样：“儒学可能会由于暂时的价值和过时的东西而死亡，然而它将作永恒的价值的综合体而再生，它将变得年轻，并去为新时代服务——这是一个将西方传统混合为全人类新传统的时代。”竞争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美德，但竞争毕竟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一个目的。当剧烈的竟争走向极端，往往造成现代社会物质的泛滥。精神的缺乏与人心的沦丧、道德的败坏从而使现代社会走向异化，人也在走向异化。在此关头引入儒家学说的“普遍和谐”观念就很有必要。它由“自然的和谐”、“人和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四方面构成，对现代社会具有无可置疑的正面价值。 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城地位焉，万物育焉‘由是言之，中和岂可须臾离哉？”儒学正是把“中”与“和”联系在一起的，“和”既是儒家的世界观，也是儒家的方法论。目前世界，一方面由于过分注重对金钱和物质享受的追求，造成“自然和谐”的破坏，“人和自然和谐”的失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无止境地追求感官享受，又使不少人造成自我身心的扭曲，这已成为一种社会病。而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化生产的程度高，整个社会生产成为一个相互紧密联系的有机体，这就更需要有一个祥和和安定的社会环境。于是在这种需求与背离的两极运动中，重视儒家的“和为贵”、“普遍和谐”等观念，并预支给它现代意义的解释和发挥，这将为今日中国社会生活甚至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具有积极意义的经验。并可以更正今日社会所发生的“道德真空”、“欲望膨胀”、 “贪污腐化”、“身心失调”等种种弊病，也可以在国防政治与国家治理上起到其超乎寻常的效果。象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国际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我国经济改革中关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政策，都蕴含着“和谐”发展的 思想和方法。因此在采用竞争机制来促产育人的进程中，发挥价值理性的导向作用，是符合儒学“恕道”、“和谐”精神的。毕竟，人类的根本追求，文化的根本追求、美学的根本追求都是“和谐”二字。 二 历史上的儒家学说、儒家传统与智慧，不仅代表着中国的过去。而且也预示着中国的未来，甚至是世界的未来。从1691年西方出现第一本介绍儒学的书，到十八世纪儒学经典“四书一经”全被翻译出版，孔夫子一下子成了西方启蒙运动的守护神，其谆谆说教成为启蒙运动朴实无华的福音。而后在本世纪中叶，从海外崛起的第二次新儒家站在生命本体的高度，重视文化在历史变革中的巨大作用、重视民族自身发展中的文化生命的生长与延续问题，对人本身、人存在的意义价值和自我完善问题以及为类文化的前途和命运苦苦思索，把个人的安身立命与“家国天下”意识及接续“斯文”，承担“道统”的文化使命感联系在一起，全力以赴地在终极关怀的层面上重建人的意义世界和精神家园，把传统儒学的精神发扬光大。 现代新儒家是传统儒学走入现代社会后产生的一批复兴派的代表人物。他们既希图对儒学作出现代解释，使它为现代化服务，又期望保持儒学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原理、范畴，创造出一个现代化形态的儒学理论架构，也就是“返本开新” 按照第一代新儒家梁濑溟的提法：“（儒家文化）中国文化的复兴，就是人生态度的复兴，就是生活样法的复兴。”又说：“中国文化的复兴就是礼乐之兴。”其勾画中国社会现代化与中国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具体理论纲领，正如现代新儒家第二代重要人物牟宗三在1959年发表的《道德理想主义》一文中提出的“开三统”的理论；“道德之肯定”即肯定儒家道德宗教价值；“学统之开出”即把儒家文化转出知性主体；“政统之继续”即从儒家开出具有民主科学精神的“新外主” 现代新儒学是儒家学说与现代社会接轨的产物。也可以说是传统儒学在现代意义上的重构。它致力于理想人格境界的追求和完全自我的塑造，宏扬坦荡、舒展、健全 的精神世界。 当然，我们关注儒学在二十世纪的遭遇，也正是注意到儒学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沉浮与抑扬。我们都知道儒学的核心内容是以“仁”为中心的伦理和道德教化，从此确立“仁者，人之德也”，并且把“推已及人”作为实行“仁”的方法。君子要“治国平天下”，首先必须修身，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提出了”为人之方“，那就是”忠恕之道“ 而孔子以后的历代儒者均以道德精神修葺着儒学大厦，完善着儒学宝藏，引导人们去追求一种精神境界。当然，这是有个缺陷：儒家的主体仅仅是一个道德的主体。还不是人的全部生命活动特别是生产活动的主体；儒家从自我道德心灵，道德本性中寻求超越自我的终极存在，这种终极存在不过是被儒家绝对化了的道德律令，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其关涉到强烈的社会意识形态功能和直接参与世俗生活的伦理规范途径。因而儒家的生命超越还只是一种道德生命的超越。因此，当历史进入近现代，西风东渐时，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呼声乍起。一批以反对旧儒学的新知识分子，认为儒学不外乎以尧舜之道为理想，以文武周公之治为目标，显然充满着复古思想，不符合科技时代的要求。确实 汉儒提倡”三纲“、宋儒提倡社教，扼杀了人们的创造性，妨碍了社会的发展进步。但是，儒学与现代化的冲突，不是儒学内在本质和现代化的冲突，而是它在一定时期内表现为外在的现象与现代社会的冲突。儒学所宣扬的”人之为人“的人格意识（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者，主要在于人具有是非善恶意识，即具有道德理性）、刚健自强的积极入世观念（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称赞”刚毅“品德，”无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及其关于社会责任心的思想（孟子引述大禹、后稷的态度说：”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 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回，易地则智然“）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儒学不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和恒常价值。 所以现代新儒家顶风而立，消化吸收西方文化，随结宋明儒学，实现了儒爱的现代转型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道德意识和“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他们面对道德危机、信仰崩溃，人际关系疏离以及人与自然的紧张对立，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倡导儒学、研究儒学、信仰儒学，并通过创造的转化并援西学入儒，以与现 代生活相联系。 就象现代新儒家牟宗三所强调的，中国哲学的“着重点是生命与德性，它的出发点或进路是敬天爱民的道德实践，是践仁成圣的道德实践。”他们从采明理学入手，肯定心性之学为儒家的主流思想，并把儒家的基本精神归结为“内圣外主”，其所谓以内圣之学开出“新 外王”的努力，其实也就是想念儒家伦理精神的辐射作用，能够及于现代社会，并力图在现代化现代化过程中去发扬这种精神。 科技在走向进步，但文明社会却在走向败坏的边缘。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此说：“自从人类在大自然中的地位处于优势以来，人类的生存没有比今天再危险的时代了”，“不道德的程度已近似悲剧。而且，社会管理也很糟糕。”他认为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是解决现 社会伦理问题所必需的。八十年代末，一批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巴黎会议宣言也倡言：“人类要在廿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需到二千五百多年前的中国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机会。”看来，人类要维系共同命运，还不能抛弃儒学。儒学无论在新旧时期，都强调道德的自觉，强调道德的力量，强调人对知识的自觉。然而在科技世界的东西方，人们愈来愈体会到物质愈文明，精神愈空虚，人人都只是“心为形役”，除着“为两餐”之外就无所寄托；而儒家学说则在“治国平天下”的基本论述以外，兼亦侧重“养性”，主张“修身齐家”与“爱众亲仁”， 尤其在提倡躬行力践，推动社会的进步方面，更有着无尽无涯的启发性。儒学主张伦理主体以积极主动的精神去实现社会关系，以便个体自我能在社会群体中“安身” 这样即可避免因主体意识的发展而导致的个体与社会、自我与群体的对立，以及由这种对立而产生的社会反文化倾向。孔子的“仅求清己”、“内自省”，孟子的“扩充四端、尽心知性知天”，荀子的“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都是一以贯之地坚持通过“内省”的理性来拯救人。而且儒家本体性伦理主张一切个体从自我内在的心灵深处去寻求生命的终极意义，从而真正达到了由本体自我“立命” 说到底，一种价值观念只有推进了现代社会的健全发展，才能取得指导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精神资格。而东亚儒学文化圈内日本的跨入经济大国行列与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也都在表明儒学不仅不是现代化的障碍，而且可以成为现代化的助力。然而现代化不只是一个时代的概念，还具有一种时代的特征和精神。西方罗马俱乐部的学者们在考察现代化的过程中，指出了人类面临的三在问题：一、资源短缺；二、生态失衡；三、环境污染。追根溯源，这三大问题都不是自然所强加于人的，而是由人类自身造成的。其性质，都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交际问题。如果我们考量列儒家学说，就会发觉儒教精神和伦理将是克服西洋文化局限的整个世界性的精神财富。 毕竟这三个问题的出现，是经济发展走向悖论的产物，它给我们提出了人与自然如何达到“和谐”的课题。而儒学由其道德哲学所推衍而出的世界观中的整体观、有机观、发展观、价值观，无疑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起到了警醒的作用。儒学中强调的“开物成务”，“利用 厚生”表明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也是双向的，互利的，还需要讲“辅相天地之宜”，不能只有勤索，没有补偿。儒学讲究环境意识“天人合德”，即人与天地和谐发展生生不已的观念。《孔子闲居》曰：“天有四时春夏秋冬，风雨霜露，天非教也。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 流形，庶物露生，天非教也。 “热爱自然生态，必须尊重自然法则，”此谓表里合时，物之所生。“中庸又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阐明的也是人作道德主体，应当主动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使天人合一，化育万物的价值观念。基于此，罗马俱乐部的专家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就 是”从增长过渡到全球均衡，要求发达国家求其融合之心和和谐发展。 另外，不管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今日中国，大贫大富的两极分化也导致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与许多社会问题。所以抑制两极分化就成了我们的重要课题。董仲舒的调均思想在此就起到了很好的参考价值。他指出：“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故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人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总之，调均的哲学基础是中庸之道。 当然，如果我们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和人类文化的兴衰，可以发现儒学的“安身立命”之说可纠之处也甚多。当儒家将其崛起的伦理主体消融在君臣父子的社会群体关系之中时，每人却因此失去了个体的权利意识和价值意识，而近代社会所赖以生存的商品经济，民主政治必须有这种文化观念上的个体权利意识和价值意识相适应。此外，儒学主张终极存在就是人的内在心性，要求伦理主体以直觉的方式体验并融合于终极存在，这样，主体的认识能力得不到充分发展。故而不能发展出现代科学的理论体系，而现代社会发展到今天的辉煌成就，依赖于科学的进步和发展。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批判运动、社会革命和政治、经济上的改革也凸现了儒学对经济活动的负面作用。然而，儒学主要不是一种经济理论，它是一种精神、文化传统，是一种哲学系统。二千年封建社会中无数次的经济繁荣和封建社会后期经济高水平发展以及当代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又提示人们儒学的功不可没。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来自于法家所造成的政治传统，但却是 靠儒家的“治国平天下”来维持和重建的。 逝者长已矣，来者犹可追。儒学在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扬弃过程中，已为我们预约了一个美好的前程。因为科技无碍于儒学，儒学亦无碍于科技，特别是“濯于江汉，暴于秋阳”的人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体验，“有教无类”的宗旨和“因材施教”的方法，都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而深受儒家学说熏陶的东亚地区在战后经济脱颖而出的事实更告诉我们，剔除了“崇本贬利、崇本抑末”、“存天理灭人欲”、“学而优则仕”等负面思想，儒学的人文精神和经济伦理都具有重要意义，将可能成为 来社会的一种特殊形态。 儒学以相辅相成的观念，对多变的现实加以协调完善，以出色的管理对付人类的变幻和冲突；它以不变应万变，善于采用实用主义创立制度，善于保持统一管理和自由竞争的平衡，将经济竞争保持在和谐之中，能够对付技术与贸易推进所引起的社会紧张局面，而且它有很大的兼融性，与现代民主并非不能共存。 毕竟儒学的现代化是其新生的必然途径。 因此作为中国与世界现代化一个重要文化资源的儒家思想，应有勇气以开放的心态与现代社会直接面对。它不仅敢于展示其永恒的精神价值，而且善于创造性地重建传统，走入世界大舞台宽容而又民主地另类文化展开对话，成为与人类所有伟大的精神资源友好相处的一脉清流。
本人转一个（供参考）：一个社会要起码满足两点，一，社会稳定，二，社会发展。任何社会文化都基于这样两种状况，一，人必须以社会形态存在。二，人有千差万别。一个稳定的社会要求：人必须以社会形态存在，就要设法尽量消除内部冲突和矛盾，成员之间和谐相处。人有千差万别，就要设法把社会成员之间差别造成的冲突化解到最低程度。儒学为此做了两点：一，提出泛义的“仁爱”，以符合第一种状况。二，为解决第二种状况的矛盾，采取了承认等级的合理性，并自觉遵守社会等级。为此儒家选择了涉及政权和社会稳定的几个最主要的等级体系------以官职尊卑、以长幼为序，后来又增加了男女主次的三大体系。也就是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和谐的实质就成了，一，对待不同的等级要安分守己；二，对相同等级要谦让和睦。儒学符合历代统治者社会、政权稳定的需要，经过几千年固化，“和”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渗透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并对社会、政治产生着深刻影响。影响主要有三点：一，民众对压迫的承受能力大大增强，为了“和”民众不轻易反抗统治者的压迫，社会矛盾要积累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才会突然爆发，造成中国社会一次次毁灭性巨大震荡。二，丧失了社会正确发展方向。是非标准不是以实际情况决定，而是由“君、父、夫”等权威来决定，无论对错，“臣、子、妇”都要无条件服从。而中国历史几千年，根本不了解民情的“君”决策错误层出不穷，几千年中国科技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三，人情泛滥，丧失社会正常评价体系。和为贵使人们丧失了判断社会行为正确与否的标准，人情可以替代制度乃至法律。其结果裁判吹黑哨，垃圾论文堂而皇之被通过，毒奶粉配方可以获得国家科技奖，提干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人情院士、人情教授滥竽充数，十三亿人，竞拿不到一个诺贝尔奖。人情执法、人情评判使一切社会行为事非不分。四，腐败严重。承认上级的绝对权威，同时奉行和为贵争为耻的道德标准，地位越高的人越没有约束机制,民众无权干预也无理干预，眼睁睁看着官员腐败。失去监督的权力导致严重腐败。严重腐败又导致政权更替，社会动荡。以上弊端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中国在封建徘徊数千年之久！
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表征，其主张”仁爱”．”诚信”、“中庸”．“克己复礼”等思想精髓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更启迪着今天的企业管理。本文主要探讨了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一．儒家思想的精髓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绵延数千年，代表着中华灿烂文化．在春秋“百家争鸣”的时代，经过“焚书坑儒”的洗礼．而后居于独尊地位并非偶然．这同儒家思想本身丰富的内涵所具有的综合’陛，感召力分不开的．因而儒学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及中国社会。 1．“仁学”——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理念。儒家认为人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即”仁．义、礼、智“。其中，“仁“为核心与基础，它强调一个人只有在与他人关系中才能定义自己，只有通过”二人”才能定义“一人”，仁即“二人”的意思，故”仁者．人也”。儒家认为，人首先要有一颗温暖、亲爱、感恩、谦让．善良的心．即仁心。在基本的人际关系里，在亲人与朋友的相处中，尤其应该体现这种态度。其次要将仁爱之心推延出去，并充实个人．尽力让世界和谐。有仁心恩慈才是人生意义的核心。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在过去数千年之中，为无数识字与不识字的人所接受．成为其核心价值信仰，正在于它指点出人性的根本需要。社会文明尽管快速演变．若不能掌握人生的核心价值．生命终究不免空虑失落。而儒家所重者，正在于如何认识并满足人性中最核心而深邃的需求。儒家所提倡的核心价值．属于价值性义理，其重点在于以仁心爱人、敬天惜物，这种价值提炼是任何社会所需要的。 2儒家思想的大众性、生活性、感召力儒家思想之所以具有大众性、生活性．感召力，在于这种思想同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基础相适应。农业文明对土地的依赖不仅没能割断同氏族血缘关系的联系，反而将其继承、延续下来。由于血缘关系具有先验性和等级性．因而由血缘关系所结威的集体(家族)是一种立体状的等级结构式．父对子．长对幼均有着绝对的支配权，之间不存在着任何平等。加之血缘关系是先验的．超个体．超意愿的关系．任何人都无法改变、摆脱和超越。个人只能是认可．服从、顺从这种关系，才能获得自己的位置和利益。这就是中国家庭本位制建立的基础。儒家强调“孝悌”为”仁”之本．这既是对以血缘亲情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制度的反映，又是对这种宗法制度的维系：坚持“人禽之辨”．进行道德教化，有利于敦化社会风气，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肯定尊君和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的合理性．是对皇权和封建等级制度的认同：同时．又坚持“大一统“思想满足了人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情感。在思维路径上以”中庸”为至德，要求“叩其两端而执其中”，颇具有善于守成的优势。最后．它主张内圣外王。既希望用自己的理论来教化并转化社会，齐家。治国、平天下．主张积极入世：同时又主张正人先要正己．坚持自身的身体力行。儒学内涵具有大众性、生活’陛，感号力的特点．能满足社会不同阶层、利益集团的需要，因而易为社会认同。 二．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 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主要有：以人为本、以义统利、以德服人，以信取仁、勤劳节俭，严于律己、重才尚贤。 1以人为本 儒家主张”天生万物，唯人为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治理国家应以富民为本．“民为帮本，本固帮矣”。人民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巩固了．国家才能够安宁。现代经济与科学技术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一些人往往只注重财富的增长，忽视了创造财富的人．不懂得人是目的。在企业管理中，也存在见物不见人的倾向。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应”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 2以义统利 孔子日：“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苟子日：”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儒家以义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不取不义之财．反对为富不仁。如何认识”义利”的关系，人们的认识不尽相同。有人极力批判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认为它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事实上．儒家倡导的“义”指整体利益．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强调生财有大道，利己不损人。孔子日：“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可见．孔子不是反对致富．而是主张正当致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天，每个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每个企业也都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从而形成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是积极的因素，必须肯定。但对于任何事物不应强调过分，若只讲功利主义，甚至一切向钱看，不择手段地牟取暴利，既不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也不利于经济的正常运行。儒家强调”义”恰好可弥补这一不足。在经营管理中，一些企业家汲取了儒家的这一思想，明确提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经营宗旨．强调把追求利润与服务人民结合起来．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3以德服人 儒家主张以仁爱之心待人。在家庭中要“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谓之人义也”，形成一种融洽温馨的亲情关系。就整个社会来说，儒家提倡“温，良、恭．俭．让“．这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儒家的仁爱思想对于建立和谐友善的人际关系，增进员工之间、员工与企业之间的感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些企业以“和为贵”．“和气生财”作为重要的经营准则，并且在整个管理过程中，强调对人的关心．爱护和尊重．讲求具有人情味的管理．这正是东方管理的一大特色。现代企业管理主要强调制度与法律，这是十分必要的。不过，儒家更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性．主张培育人的美德和良好的社会尚．使人们高米地按照道德准则去做应做之事。如孔子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又日：“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显然．制度、法妻律．规范应是相辅相成，同时并重．不可或缺的关系。道德规范垂作为～种无形的约束力量是现代企业管理不可缺少的。 4以信取仁i 诚信是儒家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人的一项基本原；则。儒家认为“诚信者．天下之竭也”．“求财须有道，不义害自；己”。主张真诚待人、诚实敬业、恪守信用、讲求信誉。”言必信，耄行必果”，”苟逊不羁．蒙无异也”。诚信既是传统美德，也是历：代经商之道。过去，我国许多小商号都挂着”货真价实．童叟无i欺”的牌子，作为其的经营信条。弄虚作假，欺顾客、不履行；契约的企业，是难以长久存在的。被称为世界船王的包玉刚先生；的成功之道就是”以信誉成交．借信誉发展”。事实上”诚信为；本．信誉第一”已成为许多企业家的座右铭。同时，诚实信也是；现代市场经济运作的精神支柱 5勤劳节俭： 儒家历来都主张勤劳治国．勤俭持家。中华民族勤俭这一美i德．在世界上是很有影响的。每一炎黄子孙。不论读书治学，还墨是经商称贾，共同的特点是十分勤奋刻苦．发奋图强．吃苦耐劳，：并且也是比较简朴，处处提倡节约。儒家认为勤俭是心灵净化的妻因子和快乐因子．它不仅让人舒展筋骨，更让人舒展心情。经常劳动、喜欢劳动之人．多豁达开朗，快乐常在。勤俭的价值观念耋符合现代管理要求的．任何企业都应精打细算．降低成本以提：高效益。； 6严于律己 儒家主张正人先正己．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能自制，后可以治人；能治人，然后能为之用”。在严以律己方面．儒家还提出“慎独”的修养方法。这些强调的是，要管理好别人，先要管理好自己；要正人先要正己。作为一管理者．应在才学．能力．品德．气质、作风等各方面率先垂范，严以律己。这也是现代企业经营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7．重才尚贤 儒家主张”师道尊严”，尊师重教，重人才．尚贤能。”国之盛衰系于人才．功于才成，业由才广”，充分阐述了人才的重要性。用人之道强调”许士之风必求其实．用人之术当尽其才”：”选士用能不拘长幼”：“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用人如器，各取其长”等。这些阐述了重才尚贤在经营管理中的重要性。 总之，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关系是互为独立、又互为影响的，在猛进如潮的2 1世纪．儒家文化必将在世界经济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现代化视域中传统儒家文化的价值 摘要:现代化是西方文明的标志,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传统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中 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伦理等诸多方面起着强大的精神支柱作用,形成传统的华夏民族 精神,这是中国人民的社会文化地平线(视界)。现代中国人处于传统与现代双重思想的作用和影响下,在两 难选之中进行文化的整合和重构,传统必须现代化,现代化又面临着许多负面问题,在这种尴尬的境地中,中 国传统文化何去何从?本文试图从治国文化、理性精神和人的现代化来阐述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中对 传统儒家文化的扬弃和选择。 关键词:传统儒家文化;现代化建设;比较和选择]
杜维明称儒学为“哲学的人学”，源远流长的儒家学说从文化发展的的角度而言，主要是一种精神文化传统，是一种文化伦理精神。它是具有人文主义特色的以人为伦理主体的文化精神，也代表了一种既入世又超越的人生态度。可以说它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中国哲学的化身。儒学的理论理系从其特有的伦理角度出发，观察宇宙，体验自身，奠定了儒家文化的主体，也创造了中国人的文化生命。 那么我们联系到“儒家学说与现代社会”这个命题时，也就是考察儒学与现代社会的撞击、接轨与发展，考察其中儒学对现代社会的贡献以及在新的条件下对儒学的创造性转化。从而发挥儒学的社会功能。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言：“尊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盲目反孔的时代也已经过去。”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在思维上破除两种实用观点，即政治上的实用观点和经济上的实用观点。前者表现为为了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在主观上任意褒贬儒家学说及其思想；后者则不看实质，只就表面去看儒家思想与现代经济发展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不仅肢解了儒家思想的整体，也存在主观杜撰之嫌。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儒学都应有它的位置。一方面儒学需要参与到现代化的行列中，另一方面现代化的行列也需要儒学的参与。而儒学与现代社会的相邂逅也曾经历了一个由冲突到协调的过程。儒学的现代化是一种历史使命。历史上儒学本身的不断发展与演变，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现代化。 突现儒家人文传统的现代新儒家的崛起，也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传统文化之核可演化成社会变革的精神文化之果。中国文化与中华民族，必须二者是同时站立起来，藉此建立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合一的大生命。那么由此我们关注在现代社会儒学形形色色遭遇，也就看到了儒学的命运和前途。 一 儒家学说是东方文化的瑰宝，其源流无疑是自孔子开始。孔子继承殷国奴隶制时期的天命观和祖先崇拜，对源于巫术神化的“周礼”，结合氏族血缘的宋法观念作了进一步的改造和完善，剔除了原始宗教的虚幻色彩，更多地保留了其中符合血缘、祖先崇拜的礼仪形式和内在含义，并将其广泛推及到日常伦理生活中，使之内在的宗教意识进一步世俗生活化，日常伦理化，从而创立了儒家文化。 儒家就其思想实质上是对墨、法、道家的广博蕴含，这也就决定了儒学的发展道路是开放的。就早期儒家来说，孔、孟、荀三者有相当大的区别。后来，西汉董仲舒吸收了阴阳、神仙等家思想建立了汉代儒学，宋明时期又兼容道、佛思想形成的理学体系。因此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来说，都与早期儒学迥然不同。 但是我们都把它们称之为儒学，这是由于它们都具有儒学所共有的一般特征。如《汉书·艺术志·诸子略》说：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凡是以仁、义为行为的最高 准则。注重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从培养完善的价值并主张“修己以人”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目的的这类学说，都归属于儒学。历史上儒学虽然历经了无数次变革，但终未脱离儒学的范畴。 现代化有它自己的进程，它不是某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和附属品，不是完全按照某种意识形态的逻辑前进的。儒学也是在天命观的长期反思和批判中创立的，是中国文化经历了从神本——君本——民本——人本从而达到人道主义的发展阶段的标志。 传统儒家的良知本体作为精神价值的源泉不可能被世俗生活和现代科技遮蔽。 它不是道德规则，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形而上的精神信仰。作为儒家哲学思想核心和逻辑起点的心性论，把道德属性当作人的本质属性，并把它与人的具体生理条件和心理条件相结合，构成为一种具体的现实存在的人。孟子所言的“君子性，仁义礼智根于心”中，“心”指主体精神，而“性”指人的本质，本性。“心”、“性”合则论之，指人的先天道德意识，伦理本性就是其明证。 而同样属于其理论体系的知行论，强调为人之道应在道德上磨炼，把道德意识变为理性的自觉。因而儒家所重视的不是客观性的知识，而是与情感意志关系更为密切的实践理性，即人格修养也就是认识原理，一切对外界的认识，终以道德实践为归宿。先秦儒学面临的是由于社会大变革所带来的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孟上承周文教化，并通过自己的损益创造，把礼乐法规转化为人自觉的道德实践，从而奠定了儒家内圣之学的基调。它相信人的理性力量。强调以理主情，以理制欲，依靠理性的力量进行心理调节，而不是靠宗教式的禁欲主义和对外在权威的崇拜和信仰。这就直接应战于当前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出现 的新的伦常失控和道德危机。儒家学说主张培养意志、净化人的思想，回到天德良知，“天地之性”中去。 实现一种道德自觉的境界。可以说人伦秩序，道德教化，这是中国儒学反复论证的主题。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他可以不想念宗教，却不能够不在儒家思想的支配下，于生死关门舍生取义。人类进入现代文明社会后，作为社会的人，必须规范自己、约束自己，必须用道德教化自己。这种道德理性的力量在精神领域里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远不是对物质功利的追求所能达到的。 当然，儒家学说的伦理精神还有着更深的哲理基础。这就是由心性论——知行论上升到更高理论层次的天人论。儒家天人论以人为本位看天人关系，把天人合观看作一个整体。儒家以“天”为“命”，“命”即人性来源。天人合一即确认人从自然中产生，天为人性来源。“人者、天地之心也”，儒学把人的伦理意识从社会推之于自然，要求人有理性地开发、利用自然从而达到天人的整体和谐，维护人类的群体生存，这其实就是人类社会的公共生活规则的表述，说明了现代人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安身立命的问题。 因此，我们在考量儒家学说与现代社会这个命题时，不仅要注重儒学的本体论内容与其伦理内涵，更关键的是看儒学的核心精神形态与合理社会的生活形态是否一致。一般说来，一个现代社会，人们必须处理的三个层次的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对自然的认识，征服与审美关系，三者必须协调发展；二是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即从属和并列的关系，二者必须和谐共存；三是灵与肉，即精神和肉体的关系，二者必须在一个共同的层面上找到根基。 而儒学的基本精神是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同时重视群体的社会秩序，其生命力的表现也正是其现代化的可能。儒学能为现代化服务的是它的两个精髓部分：（1 ）以“仁”为核心，以君子为理想人格的道德精神。这种精神在现代社会也可以培养的民族脊梁，使他们在中华民族重新腾飞的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建立起一个以“君子、仁人”为主体的现代化社会。（2 ）以道德责任感为基础的参天地化育的参与精神，或抨击时政，或参与政治，积极参与社会变革，这也是现进时代需要的一种精神。 众所周知，尽管现代社会由于科学技术充分发展，物质财富大量增长，但这并不能解决现代人的生存意义问题。相反，随着工业文明的展，人的主体意识也大大增强，因而人的“安身立命”问题也日益突出。因此我们应该看到，在当前世界拯救危机、重建道德的理性启蒙运动中，儒家学说将会在再塑过程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就像一位海外学人所说的一样：“儒学可能会由于暂时的价值和过时的东西而死亡，然而它将作永恒的价值的综合体而再生，它将变得年轻，并去为新时代服务——这是一个将西方传统混合为全人类新传统的时代。”竞争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美德，但竞争毕竟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一个目的。当剧烈的竟争走向极端，往往造成现代社会物质的泛滥。精神的缺乏与人心的沦丧、道德的败坏从而使现代社会走向异化，人也在走向异化。在此关头引入儒家学说的“普遍和谐”观念就很有必要。它由“自然的和谐”、“人和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四方面构成，对现代社会具有无可置疑的正面价值。 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城地位焉，万物育焉‘由是言之，中和岂可须臾离哉？”儒学正是把“中”与“和”联系在一起的，“和”既是儒家的世界观，也是儒家的方法论。目前世界，一方面由于过分注重对金钱和物质享受的追求，造成“自然和谐”的破坏，“人和自然和谐”的失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无止境地追求感官享受，又使不少人造成自我身心的扭曲，这已成为一种社会病。而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化生产的程度高，整个社会生产成为一个相互紧密联系的有机体，这就更需要有一个祥和和安定的社会环境。于是在这种需求与背离的两极运动中，重视儒家的“和为贵”、“普遍和谐”等观念，并预支给它现代意义的解释和发挥，这将为今日中国社会生活甚至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具有积极意义的经验。并可以更正今日社会所发生的“道德真空”、“欲望膨胀”、 “贪污腐化”、“身心失调”等种种弊病，也可以在国防政治与国家治理上起到其超乎寻常的效果。象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国际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我国经济改革中关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政策，都蕴含着“和谐”发展的 思想和方法。因此在采用竞争机制来促产育人的进程中，发挥价值理性的导向作用，是符合儒学“恕道”、“和谐”精神的。毕竟，人类的根本追求，文化的根本追求、美学的根本追求都是“和谐”二字。 二 历史上的儒家学说、儒家传统与智慧，不仅代表着中国的过去。而且也预示着中国的未来，甚至是世界的未来。从1691年西方出现第一本介绍儒学的书，到十八世纪儒学经典“四书一经”全被翻译出版，孔夫子一下子成了西方启蒙运动的守护神，其谆谆说教成为启蒙运动朴实无华的福音。而后在本世纪中叶，从海外崛起的第二次新儒家站在生命本体的高度，重视文化在历史变革中的巨大作用、重视民族自身发展中的文化生命的生长与延续问题，对人本身、人存在的意义价值和自我完善问题以及为类文化的前途和命运苦苦思索，把个人的安身立命与“家国天下”意识及接续“斯文”，承担“道统”的文化使命感联系在一起，全力以赴地在终极关怀的层面上重建人的意义世界和精神家园，把传统儒学的精神发扬光大。 现代新儒家是传统儒学走入现代社会后产生的一批复兴派的代表人物。他们既希图对儒学作出现代解释，使它为现代化服务，又期望保持儒学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原理、范畴，创造出一个现代化形态的儒学理论架构，也就是“返本开新” 按照第一代新儒家梁濑溟的提法：“（儒家文化）中国文化的复兴，就是人生态度的复兴，就是生活样法的复兴。”又说：“中国文化的复兴就是礼乐之兴。”其勾画中国社会现代化与中国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具体理论纲领，正如现代新儒家第二代重要人物牟宗三在1959年发表的《道德理想主义》一文中提出的“开三统”的理论；“道德之肯定”即肯定儒家道德宗教价值；“学统之开出”即把儒家文化转出知性主体；“政统之继续”即从儒家开出具有民主科学精神的“新外主” 现代新儒学是儒家学说与现代社会接轨的产物。也可以说是传统儒学在现代意义上的重构。它致力于理想人格境界的追求和完全自我的塑造，宏扬坦荡、舒展、健全 的精神世界。 当然，我们关注儒学在二十世纪的遭遇，也正是注意到儒学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沉浮与抑扬。我们都知道儒学的核心内容是以“仁”为中心的伦理和道德教化，从此确立“仁者，人之德也”，并且把“推已及人”作为实行“仁”的方法。君子要“治国平天下”，首先必须修身，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提出了”为人之方“，那就是”忠恕之道“ 而孔子以后的历代儒者均以道德精神修葺着儒学大厦，完善着儒学宝藏，引导人们去追求一种精神境界。当然，这是有个缺陷：儒家的主体仅仅是一个道德的主体。还不是人的全部生命活动特别是生产活动的主体；儒家从自我道德心灵，道德本性中寻求超越自我的终极存在，这种终极存在不过是被儒家绝对化了的道德律令，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其关涉到强烈的社会意识形态功能和直接参与世俗生活的伦理规范途径。因而儒家的生命超越还只是一种道德生命的超越。因此，当历史进入近现代，西风东渐时，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呼声乍起。一批以反对旧儒学的新知识分子，认为儒学不外乎以尧舜之道为理想，以文武周公之治为目标，显然充满着复古思想，不符合科技时代的要求。确实 汉儒提倡”三纲“、宋儒提倡社教，扼杀了人们的创造性，妨碍了社会的发展进步。但是，儒学与现代化的冲突，不是儒学内在本质和现代化的冲突，而是它在一定时期内表现为外在的现象与现代社会的冲突。儒学所宣扬的”人之为人“的人格意识（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者，主要在于人具有是非善恶意识，即具有道德理性）、刚健自强的积极入世观念（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称赞”刚毅“品德，”无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及其关于社会责任心的思想（孟子引述大禹、后稷的态度说：”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 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回，易地则智然“）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儒学不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和恒常价值。 所以现代新儒家顶风而立，消化吸收西方文化，随结宋明儒学，实现了儒爱的现代转型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道德意识和“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他们面对道德危机、信仰崩溃，人际关系疏离以及人与自然的紧张对立，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倡导儒学、研究儒学、信仰儒学，并通过创造的转化并援西学入儒，以与现 代生活相联系。 就象现代新儒家牟宗三所强调的，中国哲学的“着重点是生命与德性，它的出发点或进路是敬天爱民的道德实践，是践仁成圣的道德实践。”他们从采明理学入手，肯定心性之学为儒家的主流思想，并把儒家的基本精神归结为“内圣外主”，其所谓以内圣之学开出“新 外王”的努力，其实也就是想念儒家伦理精神的辐射作用，能够及于现代社会，并力图在现代化现代化过程中去发扬这种精神。 科技在走向进步，但文明社会却在走向败坏的边缘。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此说：“自从人类在大自然中的地位处于优势以来，人类的生存没有比今天再危险的时代了”，“不道德的程度已近似悲剧。而且，社会管理也很糟糕。”他认为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是解决现 社会伦理问题所必需的。八十年代末，一批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巴黎会议宣言也倡言：“人类要在廿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需到二千五百多年前的中国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机会。”看来，人类要维系共同命运，还不能抛弃儒学。儒学无论在新旧时期，都强调道德的自觉，强调道德的力量，强调人对知识的自觉。然而在科技世界的东西方，人们愈来愈体会到物质愈文明，精神愈空虚，人人都只是“心为形役”，除着“为两餐”之外就无所寄托；而儒家学说则在“治国平天下”的基本论述以外，兼亦侧重“养性”，主张“修身齐家”与“爱众亲仁”， 尤其在提倡躬行力践，推动社会的进步方面，更有着无尽无涯的启发性。儒学主张伦理主体以积极主动的精神去实现社会关系，以便个体自我能在社会群体中“安身” 这样即可避免因主体意识的发展而导致的个体与社会、自我与群体的对立，以及由这种对立而产生的社会反文化倾向。孔子的“仅求清己”、“内自省”，孟子的“扩充四端、尽心知性知天”，荀子的“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都是一以贯之地坚持通过“内省”的理性来拯救人。而且儒家本体性伦理主张一切个体从自我内在的心灵深处去寻求生命的终极意义，从而真正达到了由本体自我“立命” 说到底，一种价值观念只有推进了现代社会的健全发展，才能取得指导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精神资格。而东亚儒学文化圈内日本的跨入经济大国行列与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也都在表明儒学不仅不是现代化的障碍，而且可以成为现代化的助力。然而现代化不只是一个时代的概念，还具有一种时代的特征和精神。西方罗马俱乐部的学者们在考察现代化的过程中，指出了人类面临的三在问题：一、资源短缺；二、生态失衡；三、环境污染。追根溯源，这三大问题都不是自然所强加于人的，而是由人类自身造成的。其性质，都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交际问题。如果我们考量列儒家学说，就会发觉儒教精神和伦理将是克服西洋文化局限的整个世界性的精神财富。 毕竟这三个问题的出现，是经济发展走向悖论的产物，它给我们提出了人与自然如何达到“和谐”的课题。而儒学由其道德哲学所推衍而出的世界观中的整体观、有机观、发展观、价值观，无疑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起到了警醒的作用。儒学中强调的“开物成务”，“利用 厚生”表明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也是双向的，互利的，还需要讲“辅相天地之宜”，不能只有勤索，没有补偿。儒学讲究环境意识“天人合德”，即人与天地和谐发展生生不已的观念。《孔子闲居》曰：“天有四时春夏秋冬，风雨霜露，天非教也。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 流形，庶物露生，天非教也。 “热爱自然生态，必须尊重自然法则，”此谓表里合时，物之所生。“中庸又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阐明的也是人作道德主体，应当主动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使天人合一，化育万物的价值观念。基于此，罗马俱乐部的专家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就 是”从增长过渡到全球均衡，要求发达国家求其融合之心和和谐发展。 另外，不管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今日中国，大贫大富的两极分化也导致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与许多社会问题。所以抑制两极分化就成了我们的重要课题。董仲舒的调均思想在此就起到了很好的参考价值。他指出：“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故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人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总之，调均的哲学基础是中庸之道。 当然，如果我们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和人类文化的兴衰，可以发现儒学的“安身立命”之说可纠之处也甚多。当儒家将其崛起的伦理主体消融在君臣父子的社会群体关系之中时，每人却因此失去了个体的权利意识和价值意识，而近代社会所赖以生存的商品经济，民主政治必须有这种文化观念上的个体权利意识和价值意识相适应。此外，儒学主张终极存在就是人的内在心性，要求伦理主体以直觉的方式体验并融合于终极存在，这样，主体的认识能力得不到充分发展。故而不能发展出现代科学的理论体系，而现代社会发展到今天的辉煌成就，依赖于科学的进步和发展。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批判运动、社会革命和政治、经济上的改革也凸现了儒学对经济活动的负面作用。然而，儒学主要不是一种经济理论，它是一种精神、文化传统，是一种哲学系统。二千年封建社会中无数次的经济繁荣和封建社会后期经济高水平发展以及当代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又提示人们儒学的功不可没。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来自于法家所造成的政治传统，但却是 靠儒家的“治国平天下”来维持和重建的。 逝者长已矣，来者犹可追。儒学在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扬弃过程中，已为我们预约了一个美好的前程。因为科技无碍于儒学，儒学亦无碍于科技，特别是“濯于江汉，暴于秋阳”的人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体验，“有教无类”的宗旨和“因材施教”的方法，都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而深受儒家学说熏陶的东亚地区在战后经济脱颖而出的事实更告诉我们，剔除了“崇本贬利、崇本抑末”、“存天理灭人欲”、“学而优则仕”等负面思想，儒学的人文精神和经济伦理都具有重要意义，将可能成为 来社会的一种特殊形态。 儒学以相辅相成的观念，对多变的现实加以协调完善，以出色的管理对付人类的变幻和冲突；它以不变应万变，善于采用实用主义创立制度，善于保持统一管理和自由竞争的平衡，将经济竞争保持在和谐之中，能够对付技术与贸易推进所引起的社会紧张局面，而且它有很大的兼融性，与现代民主并非不能共存。 毕竟儒学的现代化是其新生的必然途径。 因此作为中国与世界现代化一个重要文化资源的儒家思想，应有勇气以开放的心态与现代社会直接面对。它不仅敢于展示其永恒的精神价值，而且善于创造性地重建传统，走入世界大舞台宽容而又民主地另类文化展开对话，成为与人类所有伟大的精神资源友好相处的一脉清流。
浅析儒家“慎独本义及其现实意义 “慎独”是儒家的一个重要概念，对该概念本义的解读学界始终未有定论。从“慎独”传统解读和本义入手厘清其含义，认为“慎独”意在强调内心对于仁义礼智圣的专注，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慎独”在当今社会个人道德修养方面的现实意义。 何为“慎独” 。“慎独”源于儒家的《大学》、《中庸》。《大学》有云：“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 ，此之谓 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舍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 于 中，形 于外，故君 子必 慎其 独也。”《中庸》中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 闻。莫见乎 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东汉郑玄的解说中最早提出“慎独”一词，他说：“小人闲居而不善，无所不至也，君子则不然，虽视之不见，听之无声，犹戒惧恐怖自修正，是其不须臾离道也。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小人于隐者，动作言语自以为不见睹、不见闻，必肆尽其情也，若有觇听之者，是以为显见甚于众人之中为之。”由此可见，郑玄的所谓“慎独”就是指一个人在独居、独处时，在其行为不为他人所见所闻之处，也要时刻做到谨慎遵守道德规范。郑玄之说与刘向在《说苑 •敬慎》中的说法相似，之后北齐刘昼的《刘子 •慎独》、唐代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南宋朱熹的《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中关于“慎独”的解读实际上都继承了郑玄对于“慎独” 的阐说。 而这其中朱熹虽然在一定意义上继承了郑玄的说法，但他的解读却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慎独”的传统理解。朱熹在《大学章句》中说：“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欲 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恶恶则如恶恶臭，好善则如好好色，皆 务决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己，不可徒苟且以殉外而为人也。然其实与不实，盖有他人所不 及知而己独知之者，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 … …此言小人阴为不善，而阳欲舍之，则是非不知善之当为与恶之当去也；但不能实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舍其恶而卒不可舍，欲诈为善而卒不可诈，则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为戒，而必谨其独也。”在《中庸章句》中，朱熹又注：“独者，人所不知而己独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 ，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 ，则是天下之事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惧 ，而于此尤加谨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 通过对朱熹的章句集注以及其他文字的研习，我们不难看出朱熹除了沿袭自郑玄以来的传统看法，即认为“慎独”就是在独处时更要谨慎戒惧，在人所不知不闻之地加紧个人道德养成，不可自欺，要在个人修养上实当用力之外，还将“独”的内涵扩大了。例如，朱熹强调“‘慎独’之‘独’，亦非特在幽隐人所不见处。只他人所不知，虽在众中，便是独也”。朱熹还说“这独又不是恁地独时，如与众人对坐，自心中发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独处。”由此可以看出，朱熹的解读较之郑玄的进步之处在于使“独”包含了精神性与内在性的意义。在郑玄看来，“慎独”之“独”只是空间上的独处，是别人无法干预的地方。而朱熹理解的“慎独”之“独”除了上述之义外，还指一种内心 意念 刚刚萌发而众人不知我独知的“独”，由此可 以说，朱熹把“独”从个人独居的空间推致到了一个虽在众人中但缺乏外界舆论监督与压力 的空间。这是对于“独”的理解上的深化。 上述从郑玄到朱熹的关于“慎独”之义的传统解读，着力都在于强调“慎独”的实质是要慎重对待他人不知的隐蔽处之所作所为，努力地做到不欺暗室、不愧屋漏。 随着2O世纪 7O年代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篇及 20世纪 90年代郭店楚简《五行》篇的出土，学界在对简帛文献进行整理和解读的过程中，看到了与传统解读不同的“慎独”，由此对于“慎独”本义的讨论重新拉开了序幕。 清华大学的廖名春教授在其《“慎独”本义新证》一文中认为，庞朴先生《帛书五行篇校注》一书第 52到 54页的内容说明“帛书《五行》篇的‘慎独’说与《礼记 •礼器》篇、《苟子 •不苟》篇说同，而与《礼记 •中庸》、《大学》篇迥异。”并提出，“‘慎独’就是不重外表，只重内心”[3]52。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梁涛先生通过对简帛《五行》篇原文和传文的解读与分析，认为该篇讲仁、义、礼、智、圣五行“……是形成于内心的，但它还有‘多’的嫌疑，还没有真正统一于心” ，所以，《五行》中的“慎独”实际是指内心的专注、专一，指内心专注于仁、义、礼、智、圣五种德行的状态。在梁涛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大学》中的两个“慎独”，前一个是指“诚其意”，后一个强调只有“诚于中”，才可能做到“形于外”，由此可见“慎独”必须落实在“诚于中”上，这实际还是要“诚其意”，而《中庸》中的“慎其独”则从道人手，君子“慎其独”所需要戒慎的就是那个“不可须臾离也”的道，要时时保持内心的诚，这与《大学》的“诚其意”是一个意思。通过三者的对比分析，可以说三个“慎独”都是“诚其意”，强调要端正内心的意念，从本原上杜绝一切不善行为的出现，这些无一不在突出儒家“内省”的工夫。所以，《大学》《中庸》以及《五行》的“慎独”的本义均是指内心对于儒家涵含仁、义、礼、智、圣五行的完满人格的专一，指内在的精神状态。郑玄和朱熹的错误在于把“诚其意”的内在精神仅仅理解为“慎其闲居所为”的外在行为，把精神专一理解为独居、独处，因而造成整个意义发生改变。通过对“慎独”本义的追根溯源，以及对其传统解读的辨析，我们看到了儒家一贯的对于内省的重视，对于修己工夫的强调。 那么，对于身处现代社会的个人，在理解了“慎独”的本义后，我们该如何联系时代联系自身，深刻而又发展地理解它运用它呢?这个过程中我们既不能违背本义，也不必完全抛离传统解读。我们首先要确定这是一种强调内心对于道德境界和人生修养目的专一专注的功夫(本义强调对于仁义礼智圣的合一状态的专注)，是对内心的关照，它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意义。同时，我们也可以于传统解说中汲取其合理的因素，那就是把“慎独”的形上意义下达到形下层面。每一个人都有独居、独处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慎独”传统解读中对于闲居时道德自制力的强调。这样才能将“慎独”更好地融人到当今社会，也才能更好地发挥这个儒家传统观念的现实意义。 “慎独”的现实意义。现在对于“慎独”的现实意义的分析大多是基于传统解读进行的。原因就在于《五行》篇中关于“慎独”的解释和郑玄、朱熹等人对于“慎独”的传统理解相比，在实践意义上缺乏可操作性。《五行》篇中将“慎独”归结为内心对于仁、义、礼、智、圣五行的专一与专注，进而统摄诸德而不失于性道之本质。这是具有形上意味的归结，在寻常百姓看来，这种说法不好理解难以践行，缺乏实践上的动力。而郑玄与朱熹的解读，强调闲居时要和有人监督时的行为相一致，这是将“慎独”下达到日用伦常层面后的一种道德自律，这样“慎独”就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要求，变为一般人修德修身时的途径，而不只是君子实现其圣人理想人格的专有门径。这显然比本义更能让世人接受，同时，在实践方面更具有效性。 那么，能不能将本义与传统解说结合起来指导我们的道德修养呢?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将本义中内心对于儒家仁、义、礼、智、圣这一君子人格德行的专一，改造成对于现实中的完善人格与高尚的道德标准的专一与专注，以此形成一个牢固的内心信念，然后在这个诚于中的内心信念的统摄与驱动下，更好地形于外，这样我们就会不断修正自己在大庭广众下的显性行为，也会更为注重和调整独处时候的隐性行为。 这样一来，“慎独”就会成为一种随时随地都伴随我们的道德自觉和自律，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道德修养方法，有助于修身正心。培养“慎独”能力，实践慎独的修养方法，可以锻炼和加强一个人在道德修养方面的自我控制力，使道德修养成为自我的内在要求，从而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此外，我们还应做到慎独而不唯“独”，也就是说我们要在有无人知晓，有无人监督时都同样注意自身的言行举止，绝不因为无人知晓而肆意妄为，也不能因为有人知晓而做表面文章，要时刻专注于内心信念。 对于当今这样一个已经存在道德失范问题的社会而言，“慎独”的修养方法更凸显其必要性。只有当每一个个体都自觉地做到“慎独”时，社会的道德水准与道德意识才会得到一个很明显的提升，至少会减少坏人坏事的出现。这一点正如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指出的“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 ’，不做任何坏事。”虽然刘少奇同志讲的是共产党员，其实这对于每一个平常百姓的意义与影响是一样的。当我们心中已经拥有一个诚其意、毋自欺而诚于中的道德理念，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做到内外如一如是而行，做到时时处处符合道德要求。此外，朱熹把“独”从独居扩展到大众空间，对于当今社会更具现实意义。比较古今社会的外部压力不难发现，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个人要完全摆脱舆论压力，只会出现在真正意义上的个人独处时。而当今社会，由于人员流动性加大，我们很多时候都身处“陌生人社会”，没有熟人，也就缺少一种舆论压力。在这样的环境中很容易养成肆意胡为的习惯，认为反正做了不该做的说了不该说的也没有关系，反正没有人认识我监督我。由此可见，“陌生人社会”虽在众人之中实际也是独，在这种情况下更要注重“慎独”功夫，注重内心一念发动时别人不知我独知的独，绝不放松道德修养工夫通过“慎独”，我们要养成一种理想的道德人格凭借自己的内心信念，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能依靠理性做出正确的选择并付诸行动。 “慎独”，是儒家的传统观念与重要思想，是一种修养工夫，是一种自律品质。通过对“慎独”本义与传统解说的厘清，通过对“慎独”在道德修养方面的现实实践意义的分析，我们看到“慎独”永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失去现实意义。
就现在而言，第一，孔孟的思想主张和平，对促进世界和平意义重大；第二，孔孟思想主张忠孝，有助于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增强向心力与凝聚力；第三，孔孟思想主张修德，是社会道德建设的基础；第四，孔孟礼乐思想有助于提高民族的人文素质、精神素质；第五，孔孟的诚信思想，对建立市场规范意义重大。第六，孔孟儒家思想长期以来一直是维系中华民族精神团结的重要纽带。 儒家强调道德，这对现在的道德建设尤其有意义。儒家在强调道德的同时，也强调规则、程序，而这正是法制的基础。 儒家的君臣父子讲的是有序、程序，和血统论根本无关。现代“血统论”、人情走后门登峰造极的年代，是文革彻底诋毁孔孟儒家的年代。可见，血统论、人情走后门，其根源在于诋毁孔孟思想和儒家道德。 儒家从未禁止竞争，学而优的原则，就是一种通过正当的手段进行竞争的原则，就是，儒家主张正当的竞争。儒家所强调的秩序，其实就是反对混乱的恶性竞争，本质上是在保护通过正当手段竞争的人的利益。我就这么抄的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古老而常新,它的许多思想,对当今社会存在的许多问题具有指导意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疑是当代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但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环境保护和国民素质的提高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以牺牲自然环境和国民素质为代价的经济发展只能说是得不偿失。
杜维明称儒学为“哲学的人学”，源远流长的儒家学说从文化发展的的角度而言，主要是一种精神文化传统，是一种文化伦理精神。它是具有人文主义特色的以人为伦理主体的文化精神，也代表了一种既入世又超越的人生态度。可以说它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中国哲学的化身。儒学的理论理系从其特有的伦理角度出发，观察宇宙，体验自身，奠定了儒家文化的主体，也创造了中国人的文化生命。 那么我们联系到“儒家学说与现代社会”这个命题时，也就是考察儒学与现代社会的撞击、接轨与发展，考察其中儒学对现代社会的贡献以及在新的条件下对儒学的创造性转化。从而发挥儒学的社会功能。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言：“尊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盲目反孔的时代也已经过去。”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在思维上破除两种实用观点，即政治上的实用观点和经济上的实用观点。前者表现为为了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在主观上任意褒贬儒家学说及其思想；后者则不看实质，只就表面去看儒家思想与现代经济发展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不仅肢解了儒家思想的整体，也存在主观杜撰之嫌。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儒学都应有它的位置。一方面儒学需要参与到现代化的行列中，另一方面现代化的行列也需要儒学的参与。而儒学与现代社会的相邂逅也曾经历了一个由冲突到协调的过程。儒学的现代化是一种历史使命。历史上儒学本身的不断发展与演变，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现代化。 突现儒家人文传统的现代新儒家的崛起，也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传统文化之核可演化成社会变革的精神文化之果。中国文化与中华民族，必须二者是同时站立起来，藉此建立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合一的大生命。那么由此我们关注在现代社会儒学形形色色遭遇，也就看到了儒学的命运和前途。 一 儒家学说是东方文化的瑰宝，其源流无疑是自孔子开始。孔子继承殷国奴隶制时期的天命观和祖先崇拜，对源于巫术神化的“周礼”，结合氏族血缘的宋法观念作了进一步的改造和完善，剔除了原始宗教的虚幻色彩，更多地保留了其中符合血缘、祖先崇拜的礼仪形式和内在含义，并将其广泛推及到日常伦理生活中，使之内在的宗教意识进一步世俗生活化，日常伦理化，从而创立了儒家文化。 儒家就其思想实质上是对墨、法、道家的广博蕴含，这也就决定了儒学的发展道路是开放的。就早期儒家来说，孔、孟、荀三者有相当大的区别。后来，西汉董仲舒吸收了阴阳、神仙等家思想建立了汉代儒学，宋明时期又兼容道、佛思想形成的理学体系。因此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来说，都与早期儒学迥然不同。 但是我们都把它们称之为儒学，这是由于它们都具有儒学所共有的一般特征。如《汉书·艺术志·诸子略》说：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凡是以仁、义为行为的最高 准则。注重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从培养完善的价值并主张“修己以人”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目的的这类学说，都归属于儒学。历史上儒学虽然历经了无数次变革，但终未脱离儒学的范畴。 现代化有它自己的进程，它不是某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和附属品，不是完全按照某种意识形态的逻辑前进的。儒学也是在天命观的长期反思和批判中创立的，是中国文化经历了从神本——君本——民本——人本从而达到人道主义的发展阶段的标志。 传统儒家的良知本体作为精神价值的源泉不可能被世俗生活和现代科技遮蔽。 它不是道德规则，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形而上的精神信仰。作为儒家哲学思想核心和逻辑起点的心性论，把道德属性当作人的本质属性，并把它与人的具体生理条件和心理条件相结合，构成为一种具体的现实存在的人。孟子所言的“君子性，仁义礼智根于心”中，“心”指主体精神，而“性”指人的本质，本性。“心”、“性”合则论之，指人的先天道德意识，伦理本性就是其明证。 而同样属于其理论体系的知行论，强调为人之道应在道德上磨炼，把道德意识变为理性的自觉。因而儒家所重视的不是客观性的知识，而是与情感意志关系更为密切的实践理性，即人格修养也就是认识原理，一切对外界的认识，终以道德实践为归宿。先秦儒学面临的是由于社会大变革所带来的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孟上承周文教化，并通过自己的损益创造，把礼乐法规转化为人自觉的道德实践，从而奠定了儒家内圣之学的基调。它相信人的理性力量。强调以理主情，以理制欲，依靠理性的力量进行心理调节，而不是靠宗教式的禁欲主义和对外在权威的崇拜和信仰。这就直接应战于当前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出现 的新的伦常失控和道德危机。儒家学说主张培养意志、净化人的思想，回到天德良知，“天地之性”中去。 实现一种道德自觉的境界。可以说人伦秩序，道德教化，这是中国儒学反复论证的主题。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他可以不想念宗教，却不能够不在儒家思想的支配下，于生死关门舍生取义。人类进入现代文明社会后，作为社会的人，必须规范自己、约束自己，必须用道德教化自己。这种道德理性的力量在精神领域里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远不是对物质功利的追求所能达到的。 当然，儒家学说的伦理精神还有着更深的哲理基础。这就是由心性论——知行论上升到更高理论层次的天人论。儒家天人论以人为本位看天人关系，把天人合观看作一个整体。儒家以“天”为“命”，“命”即人性来源。天人合一即确认人从自然中产生，天为人性来源。“人者、天地之心也”，儒学把人的伦理意识从社会推之于自然，要求人有理性地开发、利用自然从而达到天人的整体和谐，维护人类的群体生存，这其实就是人类社会的公共生活规则的表述，说明了现代人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安身立命的问题。 因此，我们在考量儒家学说与现代社会这个命题时，不仅要注重儒学的本体论内容与其伦理内涵，更关键的是看儒学的核心精神形态与合理社会的生活形态是否一致。一般说来，一个现代社会，人们必须处理的三个层次的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对自然的认识，征服与审美关系，三者必须协调发展；二是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即从属和并列的关系，二者必须和谐共存；三是灵与肉，即精神和肉体的关系，二者必须在一个共同的层面上找到根基。 而儒学的基本精神是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同时重视群体的社会秩序，其生命力的表现也正是其现代化的可能。儒学能为现代化服务的是它的两个精髓部分：（1 ）以“仁”为核心，以君子为理想人格的道德精神。这种精神在现代社会也可以培养的民族脊梁，使他们在中华民族重新腾飞的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建立起一个以“君子、仁人”为主体的现代化社会。（2 ）以道德责任感为基础的参天地化育的参与精神，或抨击时政，或参与政治，积极参与社会变革，这也是现进时代需要的一种精神。 众所周知，尽管现代社会由于科学技术充分发展，物质财富大量增长，但这并不能解决现代人的生存意义问题。相反，随着工业文明的展，人的主体意识也大大增强，因而人的“安身立命”问题也日益突出。因此我们应该看到，在当前世界拯救危机、重建道德的理性启蒙运动中，儒家学说将会在再塑过程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就像一位海外学人所说的一样：“儒学可能会由于暂时的价值和过时的东西而死亡，然而它将作永恒的价值的综合体而再生，它将变得年轻，并去为新时代服务——这是一个将西方传统混合为全人类新传统的时代。”竞争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美德，但竞争毕竟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一个目的。当剧烈的竟争走向极端，往往造成现代社会物质的泛滥。精神的缺乏与人心的沦丧、道德的败坏从而使现代社会走向异化，人也在走向异化。在此关头引入儒家学说的“普遍和谐”观念就很有必要。它由“自然的和谐”、“人和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四方面构成，对现代社会具有无可置疑的正面价值。 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城地位焉，万物育焉‘由是言之，中和岂可须臾离哉？”儒学正是把“中”与“和”联系在一起的，“和”既是儒家的世界观，也是儒家的方法论。目前世界，一方面由于过分注重对金钱和物质享受的追求，造成“自然和谐”的破坏，“人和自然和谐”的失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无止境地追求感官享受，又使不少人造成自我身心的扭曲，这已成为一种社会病。而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化生产的程度高，整个社会生产成为一个相互紧密联系的有机体，这就更需要有一个祥和和安定的社会环境。于是在这种需求与背离的两极运动中，重视儒家的“和为贵”、“普遍和谐”等观念，并预支给它现代意义的解释和发挥，这将为今日中国社会生活甚至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具有积极意义的经验。并可以更正今日社会所发生的“道德真空”、“欲望膨胀”、 “贪污腐化”、“身心失调”等种种弊病，也可以在国防政治与国家治理上起到其超乎寻常的效果。象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国际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我国经济改革中关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政策，都蕴含着“和谐”发展的 思想和方法。因此在采用竞争机制来促产育人的进程中，发挥价值理性的导向作用，是符合儒学“恕道”、“和谐”精神的。毕竟，人类的根本追求，文化的根本追求、美学的根本追求都是“和谐”二字。 二 历史上的儒家学说、儒家传统与智慧，不仅代表着中国的过去。而且也预示着中国的未来，甚至是世界的未来。从1691年西方出现第一本介绍儒学的书，到十八世纪儒学经典“四书一经”全被翻译出版，孔夫子一下子成了西方启蒙运动的守护神，其谆谆说教成为启蒙运动朴实无华的福音。而后在本世纪中叶，从海外崛起的第二次新儒家站在生命本体的高度，重视文化在历史变革中的巨大作用、重视民族自身发展中的文化生命的生长与延续问题，对人本身、人存在的意义价值和自我完善问题以及为类文化的前途和命运苦苦思索，把个人的安身立命与“家国天下”意识及接续“斯文”，承担“道统”的文化使命感联系在一起，全力以赴地在终极关怀的层面上重建人的意义世界和精神家园，把传统儒学的精神发扬光大。 现代新儒家是传统儒学走入现代社会后产生的一批复兴派的代表人物。他们既希图对儒学作出现代解释，使它为现代化服务，又期望保持儒学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原理、范畴，创造出一个现代化形态的儒学理论架构，也就是“返本开新” 按照第一代新儒家梁濑溟的提法：“（儒家文化）中国文化的复兴，就是人生态度的复兴，就是生活样法的复兴。”又说：“中国文化的复兴就是礼乐之兴。”其勾画中国社会现代化与中国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具体理论纲领，正如现代新儒家第二代重要人物牟宗三在1959年发表的《道德理想主义》一文中提出的“开三统”的理论；“道德之肯定”即肯定儒家道德宗教价值；“学统之开出”即把儒家文化转出知性主体；“政统之继续”即从儒家开出具有民主科学精神的“新外主” 现代新儒学是儒家学说与现代社会接轨的产物。也可以说是传统儒学在现代意义上的重构。它致力于理想人格境界的追求和完全自我的塑造，宏扬坦荡、舒展、健全 的精神世界。 当然，我们关注儒学在二十世纪的遭遇，也正是注意到儒学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沉浮与抑扬。我们都知道儒学的核心内容是以“仁”为中心的伦理和道德教化，从此确立“仁者，人之德也”，并且把“推已及人”作为实行“仁”的方法。君子要“治国平天下”，首先必须修身，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提出了”为人之方“，那就是”忠恕之道“ 而孔子以后的历代儒者均以道德精神修葺着儒学大厦，完善着儒学宝藏，引导人们去追求一种精神境界。当然，这是有个缺陷：儒家的主体仅仅是一个道德的主体。还不是人的全部生命活动特别是生产活动的主体；儒家从自我道德心灵，道德本性中寻求超越自我的终极存在，这种终极存在不过是被儒家绝对化了的道德律令，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其关涉到强烈的社会意识形态功能和直接参与世俗生活的伦理规范途径。因而儒家的生命超越还只是一种道德生命的超越。因此，当历史进入近现代，西风东渐时，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呼声乍起。一批以反对旧儒学的新知识分子，认为儒学不外乎以尧舜之道为理想，以文武周公之治为目标，显然充满着复古思想，不符合科技时代的要求。确实 汉儒提倡”三纲“、宋儒提倡社教，扼杀了人们的创造性，妨碍了社会的发展进步。但是，儒学与现代化的冲突，不是儒学内在本质和现代化的冲突，而是它在一定时期内表现为外在的现象与现代社会的冲突。儒学所宣扬的”人之为人“的人格意识（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者，主要在于人具有是非善恶意识，即具有道德理性）、刚健自强的积极入世观念（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称赞”刚毅“品德，”无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及其关于社会责任心的思想（孟子引述大禹、后稷的态度说：”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 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回，易地则智然“）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儒学不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和恒常价值。 所以现代新儒家顶风而立，消化吸收西方文化，随结宋明儒学，实现了儒爱的现代转型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道德意识和“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他们面对道德危机、信仰崩溃，人际关系疏离以及人与自然的紧张对立，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倡导儒学、研究儒学、信仰儒学，并通过创造的转化并援西学入儒，以与现 代生活相联系。 就象现代新儒家牟宗三所强调的，中国哲学的“着重点是生命与德性，它的出发点或进路是敬天爱民的道德实践，是践仁成圣的道德实践。”他们从采明理学入手，肯定心性之学为儒家的主流思想，并把儒家的基本精神归结为“内圣外主”，其所谓以内圣之学开出“新 外王”的努力，其实也就是想念儒家伦理精神的辐射作用，能够及于现代社会，并力图在现代化现代化过程中去发扬这种精神。 科技在走向进步，但文明社会却在走向败坏的边缘。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此说：“自从人类在大自然中的地位处于优势以来，人类的生存没有比今天再危险的时代了”，“不道德的程度已近似悲剧。而且，社会管理也很糟糕。”他认为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是解决现 社会伦理问题所必需的。八十年代末，一批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巴黎会议宣言也倡言：“人类要在廿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需到二千五百多年前的中国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机会。”看来，人类要维系共同命运，还不能抛弃儒学。儒学无论在新旧时期，都强调道德的自觉，强调道德的力量，强调人对知识的自觉。然而在科技世界的东西方，人们愈来愈体会到物质愈文明，精神愈空虚，人人都只是“心为形役”，除着“为两餐”之外就无所寄托；而儒家学说则在“治国平天下”的基本论述以外，兼亦侧重“养性”，主张“修身齐家”与“爱众亲仁”， 尤其在提倡躬行力践，推动社会的进步方面，更有着无尽无涯的启发性。儒学主张伦理主体以积极主动的精神去实现社会关系，以便个体自我能在社会群体中“安身” 这样即可避免因主体意识的发展而导致的个体与社会、自我与群体的对立，以及由这种对立而产生的社会反文化倾向。孔子的“仅求清己”、“内自省”，孟子的“扩充四端、尽心知性知天”，荀子的“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都是一以贯之地坚持通过“内省”的理性来拯救人。而且儒家本体性伦理主张一切个体从自我内在的心灵深处去寻求生命的终极意义，从而真正达到了由本体自我“立命” 说到底，一种价值观念只有推进了现代社会的健全发展，才能取得指导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精神资格。而东亚儒学文化圈内日本的跨入经济大国行列与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也都在表明儒学不仅不是现代化的障碍，而且可以成为现代化的助力。然而现代化不只是一个时代的概念，还具有一种时代的特征和精神。西方罗马俱乐部的学者们在考察现代化的过程中，指出了人类面临的三在问题：一、资源短缺；二、生态失衡；三、环境污染。追根溯源，这三大问题都不是自然所强加于人的，而是由人类自身造成的。其性质，都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交际问题。如果我们考量列儒家学说，就会发觉儒教精神和伦理将是克服西洋文化局限的整个世界性的精神财富。 毕竟这三个问题的出现，是经济发展走向悖论的产物，它给我们提出了人与自然如何达到“和谐”的课题。而儒学由其道德哲学所推衍而出的世界观中的整体观、有机观、发展观、价值观，无疑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起到了警醒的作用。儒学中强调的“开物成务”，“利用 厚生”表明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也是双向的，互利的，还需要讲“辅相天地之宜”，不能只有勤索，没有补偿。儒学讲究环境意识“天人合德”，即人与天地和谐发展生生不已的观念。《孔子闲居》曰：“天有四时春夏秋冬，风雨霜露，天非教也。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 流形，庶物露生，天非教也。 “热爱自然生态，必须尊重自然法则，”此谓表里合时，物之所生。“中庸又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阐明的也是人作道德主体，应当主动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使天人合一，化育万物的价值观念。基于此，罗马俱乐部的专家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就 是”从增长过渡到全球均衡，要求发达国家求其融合之心和和谐发展。 另外，不管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今日中国，大贫大富的两极分化也导致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与许多社会问题。所以抑制两极分化就成了我们的重要课题。董仲舒的调均思想在此就起到了很好的参考价值。他指出：“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故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人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总之，调均的哲学基础是中庸之道。 当然，如果我们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和人类文化的兴衰，可以发现儒学的“安身立命”之说可纠之处也甚多。当儒家将其崛起的伦理主体消融在君臣父子的社会群体关系之中时，每人却因此失去了个体的权利意识和价值意识，而近代社会所赖以生存的商品经济，民主政治必须有这种文化观念上的个体权利意识和价值意识相适应。此外，儒学主张终极存在就是人的内在心性，要求伦理主体以直觉的方式体验并融合于终极存在，这样，主体的认识能力得不到充分发展。故而不能发展出现代科学的理论体系，而现代社会发展到今天的辉煌成就，依赖于科学的进步和发展。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批判运动、社会革命和政治、经济上的改革也凸现了儒学对经济活动的负面作用。然而，儒学主要不是一种经济理论，它是一种精神、文化传统，是一种哲学系统。二千年封建社会中无数次的经济繁荣和封建社会后期经济高水平发展以及当代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又提示人们儒学的功不可没。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来自于法家所造成的政治传统，但却是 靠儒家的“治国平天下”来维持和重建的。 逝者长已矣，来者犹可追。儒学在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扬弃过程中，已为我们预约了一个美好的前程。因为科技无碍于儒学，儒学亦无碍于科技，特别是“濯于江汉，暴于秋阳”的人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体验，“有教无类”的宗旨和“因材施教”的方法，都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而深受儒家学说熏陶的东亚地区在战后经济脱颖而出的事实更告诉我们，剔除了“崇本贬利、崇本抑末”、“存天理灭人欲”、“学而优则仕”等负面思想，儒学的人文精神和经济伦理都具有重要意义，将可能成为 来社会的一种特殊形态。 儒学以相辅相成的观念，对多变的现实加以协调完善，以出色的管理对付人类的变幻和冲突；它以不变应万变，善于采用实用主义创立制度，善于保持统一管理和自由竞争的平衡，将经济竞争保持在和谐之中，能够对付技术与贸易推进所引起的社会紧张局面，而且它有很大的兼融性，与现代民主并非不能共存。 毕竟儒学的现代化是其新生的必然途径。 因此作为中国与世界现代化一个重要文化资源的儒家思想，应有勇气以开放的心态与现代社会直接面对。它不仅敢于展示其永恒的精神价值，而且善于创造性地重建传统，走入世界大舞台宽容而又民主地另类文化展开对话，成为与人类所有伟大的精神资源友好相处的一脉清流。
儒家 思想现在给你们讲一讲“调心”。一个人要会调节心理。调心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一个开悟的人, 他要有一个清凉的心, 清凉是脑子很清 醒, 人很冷静, 清凉心就是说这个心永远是很安定的、很平稳的。调心的目的就是要修正我们身上的习性, 习惯性的东西, 因为习惯性的东西并不是件好事情。比如: 你已经生糖尿病了, 还是喜欢吃巧克力,吃甜品, 你们说这个习性好不好? 不好的习惯性的东西一定要改掉。调心就是把心调得平衡一点。修心也叫调心,即修心养性。儒家教育就是修心养性。告诉你们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能让你们修得更好, 就是共修, 人在一起的时候容易修, 容易进步, 与大家在一起修心念经, 才能让佛印心。什么叫佛印心? 就是与大家在一起修心念经, 大家都是佛, 大家身上都有好的气场, 大家在修心的时候会有一磁场和气场出来, 那时你与大家一起念经, 你会得到信心,得到能量, 会得到佛菩萨的佛心, 印在你的心里。如果一个人修心, 很难让佛在心中留住, 因为一个人修心时, 他的磁场, 佛性不够, 而且私心杂念一起佛菩萨就离开了,一个人修心之后, 不可能马上得到清净心和自在心。以为自己清净了、自在了。那是你自己认为的, 其实你不了解什么叫做业力。就是说你以为自己平静了、清净了、得到安静了, 以为自己修心已出成果了, 实际上你就不了解你身上的业力。因为身上有业力的人他的心不可能马上修得清净。比如: 你现在还欠很多钱, 而每天所赚来的钱, 实际上不是你的, 因为你欠人家的钱, 进来的钱就不是你的钱。业力是不可思议的, 不可思议的业力就是说这个业力会随着境界转, 就是心会随境界转, 心会随着业力转。比如: 今天业报到了, 你很恨这个人, 这时你心中就产生恨意, 产生恨之后, 身 体就会有变化, 饭吃不下, 觉睡不好,业力就开始变了, 你的脸也会随着业力变化, 变得越来越凶, 事业越来越有阻碍, 身 体越来越差, 这个业力就是你恨人家, 这都是业力转化的结果。修心之后不要去追求任何的感应, 你们今天跟随 师父修行, 不要去追求任何的感应。师父常常告诫你们修心念经不要去追求有什么感应, 要做到今世不造业, 累世的业也不要让他来。你们过去累世当中做的很多罪业, 随着你们再投胎受报, 有的也会没了。就像税 务 局的档 案一样,每五年就会自动注销。但是你们要记住, 你们在修行当中,因为你们是在正修, 佛菩萨会保佑你们, 你们头上有佛光,过去做的小业障真的能消掉,因此不要让累世的罪业再来侵入你的身 体, 师父现在让你们念《礼 佛大忏 悔文》就是忏悔你前世的罪业, 也只是前世而已。佛菩萨讲的三世因是前世, 今世, 来世, 能把这三世修好, 你就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前世欠的债, 今世尽量不要让他发出来, 念《礼 佛大忏 悔文》之后把小的业障消掉了, 大的激活了, 然后念“小 房子”还 债。这就是阻止你累世的业力出现。
儒家思想宣扬传统文化，传统道德观，劝人尊老爱幼，与人为善，如何做个好人，领导则要为民做主，以民为子，俯首甘为孺子牛，和现在提倡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有相似的地方。
儒家文化其实从汉代开始就已经不再是孔子孟子倡导的儒家了，再经历两千年的不断演化和发展，更是面目全非。不过，即使这样，我们还是要去继承它，因为它的内在有很多我们中国人才明白的精神内核，也影响着今天的社会，比如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比如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比如仁者爱人，其实这些都是基于整个人类存在的文化基因，是人类发展的驱动力和处事原则，所以，即使几千年了，我们的当今社会仍旧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古老而常新,它的许多思想,对当今社会存在的许多问题具有指导意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疑是当代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但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环境保护和国民素质的提高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以牺牲自然环境和国民素质为代价的经济发展只能说是得不偿失。
第一，我们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民族复兴的前夜，此时此刻，必须回顾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第二，新的世纪，我们的国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费孝通先生曾提出“文化自觉”的问题。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也必须有个对自身“文化”上的自觉。费孝通先生说：“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古’，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来研究我们民族文化的历史和它发展的前景，就必须适应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新形势，即“新的轴心时代”到来的文化发展的新形势。适应我们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必须有一个文化自觉的要求。扩展资料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在韩国，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伦理道德上却以儒家为主。在西方文明侵入韩国社会后，各种社会问题有所增加，但是韩国政府以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作为维护社会的稳定的制约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儒家思想
现代化视域中传统儒家文化的价值摘要:现代化是西方文明的标志,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传统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伦理等诸多方面起着强大的精神支柱作用,形成传统的华夏民族精神,这是中国人民的社会文化地平线(视界)。现代中国人处于传统与现代双重思想的作用和影响下,在两难选之中进行文化的整合和重构,传统必须现代化,现代化又面临着许多负面问题,在这种尴尬的境地中,中国传统文化何去何从?本文试图从治国文化、理性精神和人的现代化来阐述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中对传统儒家文化的扬弃和选择。关键词:传统儒家文化;现代化建设;比较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