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03年11月4日黄兴以过生日为名约集宋教仁、刘揆一、章士钊、周震鳞、翁巩、秦毓鎏、柳聘农、柳继忠、胡瑛、徐佛苏等，在长沙保甲巷彭渊洵家举行秘密会议。建立名为华兴会的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没有政治纲领性文件，其主张主要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国民革命”，呈现出资本主义倾向。2、《国民公报》 1910年7月创刊于北京。日出对开2张。名誉社长孙伯兰，社长文实权，编辑徐佛苏、黄与之等。2008/8/18资料补充：1、与林白水交往；1903年12月19日，林白水创办了《中国白话报》，1905年3月25日被迫停刊。2、关于林白水的取名缘由，徐佛苏在其《哀诔》是这样写的：“袁项城慕其才，擢授参政，旋又民选为国会议员。先后抒中外政学道德，精理名言，蔚成巨帙，储为国华。及国会中折，议友盲驰，少泉羞与为伍，割席扬镳，遂专力于报纸。别号曰白水，窃绎其语义，盖欲割少泉之泉字之身首为二字，借示以身殉报之意也。得毋此号即近来被难之谶兆乎？！办报约及十年，文言毋虑百万。谠言刺语，传诵一时。”3、徐佛苏参与并策划近代史上第一次广州抵制日货运动：时间1908年春，中国水师在澳门附近扣留走私武器的日本船“二辰丸”，引起中日一场外交纠纷。粤商自治会“以爱国之热诚，为强国之基本””《广东七十二行商报》的发刊词为舆论导向，随即发起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抵制日货运动。2008年10月21日“蓝衣少年”（FREEPLAMAN）补充资料：添加：徐佛苏生卒年月（1879年－1916年）1、《国民公报》主笔徐佛苏曾说：“中国势不能不革命，革命势不能不共和，共和势不能不亡国。”筹安会发生之翌晨，徐佛苏（时任国务院参议）、袁思亮走晤杨度，谓兹事体大，胡不谋之任公。同时任公信徒蹇念益、汤学顿、陈国祥等群往谒杨曰：“任公握舆论界权威，倘失斯人，计左甚矣。”杨曰：“吾亦云然。”乃遣汤、蹇赴津，征梁同意。徐、袁则与蔡锷谋曰：“任公眼高于顶，耻为牛后。毋宁另树一帜，以任公为之首，庶可殊途同归也。”蔡以为善。议未定，而汤、蹇嗒焉懊丧，返自津门矣。2、“严复与徐佛苏书”信函中的注释：徐佛苏，一八七九年生于湖南善化（今长沙县），留日学生。曾参与创建华兴会，后避往日本，转而投靠保皇党，深受梁启超器重。历任政闻社常务员、宪友会常务干事。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凯死后，一度任大总统府顾问，及“南北和谈”的北方分代表。2008年11月19日蓝衣少年补充资料：1、光绪三十二年 （1906年）三十四岁 二月，梁启超迎其父亲莲涧先生至日本。??四月初五日，《民报》第三期发行号外，就两派的论战提出十二个问题，号召辩论。双方以《新民丛报》和《民报》为阵地，就立宪与共和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激烈论战。??是月，梁启超致函徐佛苏，除重申和《民报》辩论主张外，同意徐倡议《民报》与《新民丛报》停止争论。??五月，《新民丛报》刊登徐佛苏《劝告停止论意见书》。??七月初九日，清政府召开御前会议，通过了实际上是由梁启超起草的《考察各国宪政报告》。??九月初四日，美洲保皇会宣布于次年元月 （1907年2月13日） 起改名“国民宪政会”。梁氏知后，主张用“帝国宪政会”名。2、回忆梁启超为晚清大臣代笔：梁启超为清廷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捉刀代笔，草拟奏折，大概是清末立宪史上最有趣的故事了。梁启超以通缉犯身份，流亡海外，却直接介入最高层的政治决策，不能不令人咄咄称奇。对于这样一桩关系重大的事件，正传野史中虽然不乏记录，后世研究者也多有立论阐发，但流行的说法并没有得到文献印证。真相究竟如何，并不清楚。陶菊隐的说法民国著名报人陶菊隐在《六君子传》中绘声绘色地叙述道：这几位先生（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戴鸿慈、端方、载泽、尚其亨、李盛铎），叫他们考察目迷五色的海外繁华或有余，要叫他们考察宪政，则可谓“用非其才”。幸而前清有一风气，官越做得大，事体越清闲，自有手下人为之撑腰垫背。五大臣带了若干参赞、随员，其中最有力的一个就是后来大大有名的湖南凤凰人熊希龄。……（熊希龄）想再找一个替他垫背的，想来想去，想到同乡人杨度的身上，乃向五大臣上了个条陈：“我们匆忙到外国，不久又匆忙回来，不易搜集材料。纵然搜集了材料，而各国国情不尽与中国相适合，不易整理就绪。依着希龄的见解，不如物色一个对宪政有深切研究的人物，叫他厘定方案，我们回国时即以之为蓝本，润色之而出奏。”那几位大臣对此无成见，只要自己不动手，无论哪一个做枪手都成。关于枪手的人选问题，熊以为中国精通宪政的有二人，一为梁启超,一为杨度。梁是朝廷的罪人，杨则无所谓，不如先找杨再说。他的上司说：“好，这件事就交给你办。你到东京辛苦一趟，先和杨度接洽。”熊立刻乘船到东京，见了杨度说：“皙子（杨度字皙子），你的机会到了！我请你帮忙，同时我却替你帮了一次大忙。”杨向他投着一道惊疑的眼光，他却汩汩滔滔地说了一切经过，并且说：“五大臣做躯壳，你替他们装上一道灵魂。当他们在火轮上看海鸥，在外国看跑马、赛狗的时候，正是你闭户著作的时候。他们逛得厌了，你的大作也就完成了。”杨想了一想，这正是“借尸还魂”的机会，便欣然应允了。等到熊由日本返国覆命的时候，杨又把枪手的责任分一半给梁任公，他自觉学问渊博不及梁，行文之流畅亦有所不及，便把难题目交给梁做，这个题目就是《世界各国宪政之比较》。他自己拣了两个比较轻松的题目，一为《宪政大纲应吸收各国之所长》，一为《实施宪政程序》。……且说五大臣倦游归国时，枪手的草稿未到，急得他们搔首顿脚。又是熊出主意，要他们以“考察东南民气，并征集名流意见”为由，在上海饮酒看花，一面派急足到东京催促枪手交卷。卷到了，五大臣打马进京，根据梁杨的蓝本奏请立宪。丙午年（光绪卅二年）七月，经过御前会议,清廷乃下“预备立宪”之诏。《六君子传》194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81年改名《筹安会“六君子”传》修订再版。1957年陶菊隐新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陆续发行，这段极富戏剧性的描述再度出现。此书2006年又由海南出版社重印，文字一仍其旧。由于陶著流传广，影响大，这一说法被不少作者袭用。细究其言，陶说其实有不少错误。一个最基本的史实是，由于启程之日遭到革命党人的炸弹袭击，五大臣改为分两批先后出洋，在海外考察也有国别的分工，归来的时间自非一律。当戴鸿慈与端方1906年7月21日回到上海时，载泽与尚其亨已经北上（李盛铎已留任驻比利时出使大臣），五大臣并无聚会上海、一同坐候考察报告从日本送来的机缘。梁启超年谱的记载不过，陶菊隐的叙述并非全无根据。以资料翔实丰赡著称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油印本，1936刊），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项下有记：日俄战役停止后，清宗室中的开明分子，因鉴日本以变法强国，多有维新的倾向，其中尤以端方主张最力，所以才有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事。当日端方频以书札与先生往还，计秋冬间先生为若辈（编者注：端方等人）代草考察宪政，奏请立宪，并赦免党人，请定国是一类的奏折，逾二十余万言。这里的记载，与陶菊隐的说法有所印证。有趣的是，1983年《长编初稿》经过修订后正式出版，易名为《梁启超年谱长编》，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项下增加了一条：六月，清政府派出考察政治的五大臣分两批回到北京。七月初九日（8月28日），清政府特召开御前会议,通过了实际上是由先生起草的《考察各国宪政报告》。后两句显然有取自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的痕迹。《史话》称：一九〇六年八月（阴历七月），清政府举行御前会议，同意了事实上是由“大逆不道”的梁启超起草而仅仅由五大臣出面提出来的“考察宪政”的报告，颁布了“预备立宪”的诏旨。由此可以看出陶著深入史学界的情形。经由《梁启超年谱长编》的传播，梁启超代五大臣所作《考察各国宪政报告》曾经清御前会议通过一说，也由野史传言变为信史确论。这么重要的文件难道全部丢失了?按照陶菊隐的说法，代五大臣作考察报告的是杨度和梁启超。两人文章的题目分别为：杨作《宪政大纲应吸收各国之所长》与《实施宪政程序》，梁作《世界各国宪政之比较》。然而，遍翻已经公布的宫中档案（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和各种杨度文集、梁启超文集，并未见到陶菊隐言之凿凿的三篇文章。至于《梁启超年谱长编》所称由梁氏起草的《考察各国宪政报告》，同样不见只字。惟独李华兴与吴嘉勋合编的《梁启超选集》中有《代五大臣考察宪政报告》一篇，但此题目显非原有，且文章起首即明言：“窃职恭读上谕，有特派重臣游历各国考察政治之盛举。”揣摩其中通篇以“职”自称的下属口吻，即便认作代拟，所代之人也只能是熊希龄一类随从官员，决非钦派出洋的五大臣。当然也可这样解释：杨度与梁启超提供的只是草稿，五大臣上奏时已改了名称。但究竟哪份奏折可以指认为杨、梁所拟，或与这些题目沾得上边，凭现在公开的资料，很难落实。也不能排除清宫档案有缺失的可能。只是，如此关键、重要的文件竟会全部遗失，于情于理，无法让人相信。梁启超信中透露绝大秘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节录过梁启超致友人徐佛苏的一封信。徐曾参加黄兴创办的华兴会，倾向革命；此时已改弦更张，服膺君主立宪，与梁启超交情深厚，为其所信任。在这封信中，梁启超透露了一个绝大秘密：尔来送生活（编者注：即“度过生活”）于海上者二十余日，其间履陆地者,不过三十余小时。公闻当亦大讶其行踪之诡秘耶。……近所代人作之文，凡二十万言内外，因钞誊不便，今仅抄得两篇，呈上一阅，阅后望即掷返。此事不知能小有影响否，望如云霓也。（诸文中除此两文外，尚有请定国是一折亦为最要者，现副本未抄成，迟日当以请教。）信末又特别交代徐氏：此文请万勿示一人，阅毕望即用书留（编者注：日语“挂号信”）寄返。可见其机密程度之高。1929年梁启超逝世后，徐佛苏向编纂梁启超年谱的丁文江等人提供资料时，在信后加了一段跋语：此函系乙巳年（编者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发，所谓此文万勿示人者，系梁先生代清室某大臣所作之考查宪政之奏议也。原信未标日期。年谱编者据徐佛苏跋语将此信系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尽管我们现在无法知道梁抄给徐看的两篇奏折的题目与内容，但他所拟奏稿中，有《请定国是》一折，则可确定无疑了。而徐佛苏所言“清室某大臣”，在前引《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倾向于认为是端方，应该说也探出了底细。戴鸿慈与梁启超有直接联系五大臣之一戴鸿慈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有直接联系。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三十日（1907年4月12日），时任清廷法部尚书的戴鸿慈为法部与大理院权限事，致书请教梁启超。《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抄录了此信。戴函云：客腊（编者注：去年腊月）杪手发一函，敬问起居，并道谢感德，想邀察鉴。本日托汇丰银行转致一电，请教司法省行政事宜，与大理院审判之权限，诚恐电文简略，两署所以轇轕不清（编者注：轇轕音jiāoɡé，纠缠不清）之故,执事未洞悉内容，故谨为足下详陈之。可知戴鸿慈与梁启超的联系亦相当密切。戴之所以“道谢感德”，必是梁先已帮过大忙。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代拟奏折一事，那确实该算是“大德”。只是，戴鸿慈所谓“客腊杪”，指的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岁末，因信上标有明确的日期。而徐佛苏在撰写跋语时，将梁信系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然则梁为戴鸿慈、端方代拟奏稿年余之后，戴方始申谢，未免有违人之常情。其实，徐佛苏多年后追忆，很容易出错。综合考察戴鸿慈与端方的出洋行程及归国上奏各情节，显然，将梁启超代拟事置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无疑更合适。戴氏的《出使九国日记》对其行踪有逐日记录：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1905年12月7日）从北京起行；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5年12月22日）晚到达日本神户；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905年12月25日）至横滨；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1905年12月27日）开船向美国，再游历欧洲；归途经停锡兰、槟榔屿、新加坡、香港等处；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初一日（1906年7月21日）返抵上海，逗留两周；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十四日（1906年8月3日）方始北上，经天津停留四天；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1906年8月10日)回到北京；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二、二十三日（1906年8月11、12日）接连朝见奏对。根据这张时间表，戴鸿慈与端方虽有机会在神户或横滨与梁启超见面，但耳目众多，未必敢即时托以大事。何况二人刚刚启行，归期尚远，考察总结也不急在一时。梁启超致徐佛苏函中说二十余日关闭船上写作，除高度保密的缘故外，显然也因时限紧迫，交稿在即。戴鸿慈在上海稽留日久，确实情有可疑。陶菊隐谓之等候交卷，不无道理。戴鸿慈与端方的奏折除了可以确知的《请定国是》一折外，梁启超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致蒋智由信中提到：“弟一月前曾为人捉刀作一文，言改革官制者。”以系年论，此篇也应归入梁启超代拟的奏议之中。无独有偶,在1919年刊行的端方遗著《端忠敏公奏稿》里，恰好有两篇题目类似的文章：一为《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一为《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根据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所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后者即为《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等奏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可知此折系戴鸿慈与端方联衔上呈的奏稿。倘因这种“巧合”而径将二文归于梁启超名下，未免太过大胆，毕竟我们没有在梁启超的文集里发现相关的文章。故研究这段历史的史家（如《梁启超与立宪政治》的作者董方奎、《端方与清末新政》的作者张海林），或者注意到梁启超曾有“请定国是”与“改革官制”两篇文稿，或者大力表彰端方的两篇奏折，却都不曾有此“非分之想”。新发现的梁启超稿本新发现的梁启超文稿证明，这两篇奏折的捉刀人正是梁启超。笔者新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发现了一册线装本梁启超手稿。此稿无题签及目录，原属燕京大学图书馆旧藏，编目时根据内文所用稿纸，拟名为《新民丛报底稿》。全册收文6篇，题目及字数如下（全部整理稿见《现代中国》第十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请定外交政策密折》（约六千字）⒉无题目（约两千五百字）⒊《请设财政调查局折》（约两千五百字）⒋《请设立中央女学院折》（约一千三百字）⒌《条陈邮传部应办事宜》（约五千二百字）⒍《呈为留学研究一得谨陈管见以备采择仰祈钧鉴事》（约三千字）从稿纸情况看，共分四种：第一篇黑格，加口题“新民丛报草稿用纸”；第二至四篇黑格，无口题；第五篇红格，加口题“东亚编译局”；第六篇红格，加口题“新民丛报草稿用纸”。再从各篇的内文情况看，第一篇似为初稿，零星的圈改不计，单是其中删节的一大段，便占了半页多。其余各文则无此现象。第二篇是一封由梁启超具名的信札，这也是图书编目时判定作者为“梁启超[等]”的依据。最后一文原未单独标目，且未完稿。由于二、三、四篇稿纸相同，应为同时之作，且与其他三文合订一册，笔迹亦相近，故可断定六篇文字均出自梁启超之手。那时他正主编《新民丛报》,使用杂志社稿纸也顺理成章。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各篇文稿的撰写时间如何确定，哪些文稿与出洋考察宪政大臣的奏折有关。固然，就题目而言，第一、三、四篇分别题为“请定外交政策密折”、“请设财政调查局折”、“请设立中央女学院折”，均为奏折形式，理应最切题。但其是否即为戴鸿慈与端方在上海急切等候者，仅从稿本内部，尚很难找到确切答案。熊希龄的单独行动陶菊隐提到，熊希龄是到日本找人代拟奏稿的关键人物。熊希龄本为戴鸿慈与端方出访各国的随员，但他仅随同两人到了日、美、英、法、德，此后便单独行动了。周秋光著《熊希龄传》钩稽了熊希龄随使出洋期间的行踪：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二十日（1906年4月13日），熊从意大利海岸登舟启程，四月二十二日（5月15日）回到上海。闰四月初五日（5月27日）发电给在俄国考察的戴、端后，随即东渡日本。熊希龄赴日时间大抵在同月十一日（6月2日）之后不久。六月初一（7月21日），戴鸿慈与端方先行抵沪，而直到六月初五（7月25日），《出使九国日记》中才出现“熊希龄自奉天来”的记述。熊到日本，既有可以明白告人的“拟往北海道调查垦务，为奉天计也”，也有“使节谆嘱，未便明言”的隐情（光绪三十二年熊希龄《上瞿协揆书》）。自赴日到回沪，中间约50天，熊希龄正好可以安排在日与梁启超晤面、请其写稿二十余日，并“绕道至辽”、见盛京将军赵尔巽面陈受其委派调查日本开垦北海道事宜的行程。（熊赴日，名义上是受盛京将军赵尔巽委派到北海道调查垦务，回来后即被赵委任为奉天农工商局总办）戴鸿慈日记透露的消息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初五（1906年7月25日），熊希龄到沪；六月十四日（1906年8月3日），戴鸿慈与端方即从吴淞口启行。当日，戴在《出使九国日记》中有如下记述：晚，天气稍凉，阅定各奏摺,计定国是、改官制、审外交、设财政调查局、立中央女学院，凡五摺。虽只闲闲数笔，关系却是异常重大。这五折，分明对应着戴鸿慈与端方奏稿中的《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以及梁启超稿本中的《请定外交政策密折》、《请设财政调查局折》与《请设立中央女学院折》，甚至连排列的次序都分毫不差。如此，所谓“梁启超做五大臣枪手”一案，已可准确表述为：1906年6、7月间，梁启超为清廷派遣的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与端方代拟了五篇奏稿，即《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请定外交政策密折》、《请设财政调查局折》与《请设立中央女学院折》。此五文现均存世。没有后三篇文稿的发现，即使大胆倡言，终究不过是假说；而有此三文重现于世，此论便足以成为定谳。请梁启超做枪手是谁的主意?至于动议邀请梁启超捉刀代笔之人，虽极有可能是戊戌变法前与梁共同参与湖南新政的熊希龄，但敢于作此决断者，仍非时任出洋考察政治大臣的满人端方莫属。在这批新发现的梁启超文稿中，第二篇无标题的信件是写给“文帅大使阁下”即端方的。信中说：秉三（熊希龄字秉三）东来，以尊命委嘱各件，谨已蒇事（chǎnshì，完事），想早达记室。末学菲材，率尔操觚，不识尚可采用否?伏希教之。可见熊希龄之东渡日本、请梁作文，本是端方的主意。因此，尽管笔者考证认为，《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与《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这两篇原先收入《端忠敏公奏稿》的文章，著作权应属梁启超，但梁启超只是代端方表达了其推动立宪的理念与决心，端方本人在此事件中的重要性并不会因此而降低。当然，要使其想法系统化并作到言辞动人，则是梁启超的拿手好戏。杨度与奏稿无涉梁启超致端方的信也确凿地表明，熊希龄到日本并非去见杨度,而是直接与梁启超晤面，托以起草奏稿的重任。在熊氏目前存世的文稿中，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止，并无与杨度交通的一言半语。因此，由陶菊隐活灵活现地描述的熊希龄找杨度、杨度再分摊给梁启超的层层“转包”故事，纯属虚构，尽管他还是猜中了一些事实。2008年11月20日，蓝衣少年辑录补充：〔1〕《一个青年的梦》 日本武者小路实笃所作的四幕反战剧本。中译文在翻译时即陆续发表于北京《国民公报》副刊，至该报被禁停刊时止（一九一九年八月三日至十月二十五日），后来全剧又移刊于《新青年》月刊第七卷第二号至第五号（一九二○年一月至四月）。单行本于一九二二年七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至一九二七年九月，又由上海北新书局再版发行：列为《未名丛刊》之一。〔2〕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二年七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个青年的梦》单行本，未另在报刊上发表过。〔3〕《新青年》 综合性月刊，“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于上海，由陈独秀主编。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六年底迁至北京。从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李大钊等参加编辑工作。一九二二年七月休刊，共出九卷，每卷六期。鲁迅在“五四”时期同该刊有密切联系，是它的重要撰稿人，曾参加该刊编辑会议。〔4〕《国民公报》 一九○九年中国改良派为鼓吹立宪运动而创办于北京的日报，徐佛苏主编，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因刊登揭露段祺瑞政府的文字，被禁停刊。〔5〕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 日本作家。《白桦》杂志创办人之一，著有小说《好好先生》、剧本《他的妹妹》等。在日本侵华期间，他附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
在学院滇潮文学社担任副社长期间,负责编辑出版<滇潮半月刊>1-9期,2005年10月,被聘为<全国青少年冰心文学大赛>特邀编辑,并组织了云南赛区的工作,目前已经取得良好成绩,有近50人获奖,其中有二等奖,三等奖数名2006年5月份,组织了由武汉大学<写作>杂志社和中国写作学会主办的第四届<写作杯>全国青少年文学艺术作品大赛在院担任书法协会会长,连续组织举办了<动漫书画展>两届并策划出版内部动漫书画册受到了学院领导的好评
今年52岁，是学哲学和艺术史，搞编辑工作已经有二十余年时间，另外有七年新闻记者的经历，二十年都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渡过。除了担任出版社社长以外，还有社 会职业，在中国出版界担任中国编辑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国际合作出版促进会副主席、还有在两个学院做兼职教授，也是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的获得者。
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徐州残疾青年，凭着坚强毅力先后征服了华山、泰山、黄山等20多座名山，甚至翻越了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山，穿越了塔克拉玛干沙漠。昨天，这位“轮椅英雄”尹小星在朋友的邀请下，带着新婚妻子来到南京。他告诉记者，今年10月他将踏上新的征程，挑战“生命禁区”——罗布泊。 1970年出生于徐州一个农民家庭的尹小星，8个月时因为患小儿麻痹症致残，在面对生活 中种种挫折时，他总是这样鼓励自己：再柔弱的生命，也有权利在阳光下歌唱。我要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告诉世界，人，不管他是否残疾，只要心中有梦，就一定能飞翔！为了证明人生价值和残疾人与命运抗争的勇气，尹小星于1991年12月8日，孤身一人手摇轮椅踏上万里征程：1992年攀登南岳——衡山；1993年翻越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1994年攀登北京八达岭长城；1995年攀登北岳恒山、西岳华山以及黄山；1996年攀登中岳嵩山、东岳泰山；1997年出版第一部著作《跪拜人生》；1999年穿越“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凭着投稿的稿费和朋友们的帮助，凭着自己坚强的毅力，尹小星坐在轮椅上，踪迹布及31个省市自治区，还前往高校、部队、企事业单位作了百余场报告。 今年7月底，尹小星与来自蒙古大草原的姑娘胡艳琼喜结连理，在故乡举行了颇具农家风情的婚礼。谈及未来打算，他对记者说，今年10月左右将进行一项更大的挑战——穿越有“生命禁区”之称的罗布泊。为此，他将于8月前往广州作准备工作，并接受出征前的训练。他相信自己在爱人的支持下，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定能成功。他表示，自己回来后，还将在全国各地开展以“只要心灵有翅膀，就一定能够翱翔”为主题的世纪巡回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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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张若虚。原文：含蕊红三叶，临风艳一城。译文：花朵含着花蕊，红了三片叶子，随着风飘荡惊艳了整座城。出自：《迎春》扩展资料:张若虚的诗仅存二首于《全唐诗》中。其中《春江花月夜》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名作，它沿用陈隋乐府旧题，抒写真挚动人的离情别绪及富有哲理意味的人生感慨，语言清新优美，韵律宛转悠扬，洗去了宫体诗的浓脂艳粉，给人以澄澈空明、清丽自然的感觉。在唐代，似乎没有诗集传世。从唐至元，张若虚的《春江》诗几乎无人所重。据文史学家程千帆先生考证，今存唐人选唐诗十种、唐人杂记小说，宋代《文苑英华》、《唐文粹》、《唐百家诗选》、《唐诗记事》，元代《唐音》等唐诗选本，均未见他的诗作。不仅唐诗选本无载，而且在由唐至明的二十余种诗话中也无一字提及。最早收录他的《春江》诗的本子，是宋人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卷四十七，共收《春江花月夜》同题诗五家七首，张若虚一首也在其中。
当代著名爱情诗人、作家、评论家。曾先后用名阿欣，梦雨，古木，雪梅，梅子等笔名先后在《星星》、《诗神》、《绿风》、《诗歌月刊》、《中国诗歌》、《故事林》、《淮风诗刊》、《东风文艺》、《文化月刊》、《西北军事文学》、《读者》、《新故事》、《讽刺幽默》、《小小说大世界》、《燕赵故事》、《为人与处世》、《鳄城文学》、《罗城信息》、《荻花》、《榆树人》、《家园文学》、《峡江文艺》《雁鸣湖》、《校园风》、《视野》、《词坛》、《青春诗歌》、《中国诗》、《现代青年》、《新国风》、《乡土诗人》、《散文诗》、《运河》、《散文诗世界》、《鲁西诗人》、《超然诗书画》、《经品故事》、《东北文艺》、《中国诗赋》、《小小说月刊》、《燕赵诗刊》、《作家报》、《北京青年报》、《安庆晚报》、《中国物资报》、泰国《中华日报》副刊、菲律宾《菲华日报》、印尼《棉兰早报》、《香港文艺报》、菲律宾《世界日报》、《大众阅读报》、《河北农民报》、《平凉日报》、《诗词报》、《梅州日报》、《金陵晚报》、《石家庄日报》、《河北农民报》、《河北日报》、《建设日报》、《河北科技报》等海内外1000多家报刊发表作品三千八百件余件。作品荣获过40多种奖项并多次被选入品牌读本。出版的著作有《花开的声音》、《血色梅花》、《月光下初吻》、《你是我的一段神话》等四部。参与编辑的著作有《百家诗选》、《东方黎明》、《守望》、《艾青草》、《看海》、《拆迁》、《葛秋栋作品集》、《寻找自己的河流》、《小城故事》等27部。河北省作家协会、中国国际文学艺术家协会会员、蔡丽双博士艺术团副团长、蔡丽双研究会常务理事、蔡丽双博士朗诵协会副理事长、香港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洲际文化艺术协会理事，世界华文作家联合会执行副主席。《新阅读网》站长兼总编辑。现担任中国大学生文学联合会、中国博客文化促进会等十几家文学团体的文化顾问，曾为四十二名作家的文集撰写过序言。北京《作家导刊》杂志社副主编，北京《荻花》诗刊社副主编，山东《运河》杂志社副主编、香港《新文学》月刊、《世界文作华家》执行副主编。香港《大文豪》月刊、香港《双丽文学》月刊、《中外文艺报》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杂志总编不能比主编出名，
当然是社长大了。总编顾名思义就是总的编辑，主要负责编辑这边块的，是这一部门的领导，只不过出版社的编辑这块是其主营业务，所以总编权力够大；而社长则是出版社的总负责人，包括财务、人事、对外联络等等的行政工作。
社长是行政总管，官最大，掌管财务、人事，具有全面最大权限。 总编是业务长官，对具体编辑事项具有全权支配，在被社长下课前。 新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是中国的国家通讯社，法定新闻监管机构，同时也是世界性现代通讯社。 新华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建的重要宣传舆论机构，从诞生起就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肩负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发挥喉舌、耳目、智库和信息总汇作用，为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大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世界各地有一百多个分社，在中国大陆的每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都设有分社，有的地区还设有支社。新华社是中文媒体的主要新闻来源之一，同时使用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俄文、阿拉伯文和葡萄牙文发稿。 新华网是新华社主办的中国重点新闻网站，被称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网站"，每天24小时以7种文字、通过多媒体形式不间断地向全球发布新闻信息，全球网站综合排名稳定在190位以内。开通31个地方频道，承办中国政府网、中国平安网、中国文明网、振兴东北网等大型政府网站，形成了中国最大的国家级网站集群。创办新华网产业园区，为进一步拓展全媒体业态打下了基础。与中国移动合作推出"盘古搜索"，着力打造"国内一流，世界领先"的搜索引擎。
总编的职务大，总编是负责杂志社全面的工作，是所有主编的总管
何其芳(1912年—1977年)，男，原名何永芳，出生于原四川万县（现重庆万州）生于一个守旧的大家庭。现代著名散文家、诗人、文艺评论家。曾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35年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先后在全国各地任教，创办刊物《工作》，发表过大量诗歌与政论文章，对国民党消极抗战表示了极大愤慨、气愤。他早期的作品有：《汉园集》《夜歌》《预言》《夜歌与白天的歌》等，深受读者喜爱。也写过《秋天》，现已入选中学课本。 1938年，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革命文艺作了大量拓荒工作。建国后，历任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历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是一位贯穿20世纪中叶——大时代、大变革中成就斐然的诗人。 何其芳幼年时喜爱中国古代诗词小说，1929年到上海入中国公学预科学习，读了大量新诗。1931—1935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 何其芳大学期间在《现代》等杂志上发表诗歌和散文。1936年他与卞之琳、李广田的诗歌合集《汉园集》出版，他的散文集《画梦录》于1937年出版，并获得《大公报》文艺金奖。大学毕业后，何其芳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和山东莱阳乡村师范学校任教。 抗日战争爆发后，何其芳回到老家四川任教，一面继续写作诗歌、散文、杂文等。1938年北上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后任鲁艺文学系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主要从事文学研究和评论，并长期参加文艺界的领导工作。曾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等职，并任文学研究所所长职务。 诗歌是何其芳最先喜爱和运用的文学样式。他自称开始创作时“成天梦着一些美丽的温柔的东西”，早期的作品鲜明地表现出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思想感情和个性。他不满丑恶的现实，又不清楚出路何在；他热切地向往着生活中美好的事物，但缺乏热烈的追求。于是较多徘徊于怀念、憧憬和梦幻中，只能留下寂寞和忧郁。 何其芳对于艺术形式的完美，表现出执著的探求。在诗歌方面，他创作之初即十分讲究完整的形式、严格的韵律、谐美的节奏，并注意表现出诗的形象和意境。因此，他的诗明显地具有细腻和华丽的特色。在散文创作上，他自称“我的工作是在为抒情的散文发现一个新的园地”，他善于融合诗的特点，写出浓郁缠绵的文字，借用新奇的比喻和典故，渲染幻美的颜色和图案，使他的散文别具风格。 真正明显地表现出思想和艺术风格的变化，是在抗战开始，特别是到了延安以后。这时他渐离梦境，面对现实，诗文风格趋向朴实明朗。 六卷本《何其芳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录了何其芳的大部分创作和论著。 (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1992年版)[编辑本段]何其芳改名 现代著名诗人和文学理论家何其芳，原名何永芳，国文老师将“永”改为“其”，成为何其芳。这一字之改，使名字大放光彩，由一个十分俗气的名字，变成一个内涵隽永的美名。将“永”改为“其”名字起了两大变化：一是变九、名分档为连姓取名，扩大了名字的容量，丰富了名字的内涵；二是变三个实词为两实一虚，虚实相生，使名字充满了生机，跳荡着情感，升腾着热浪，具有感人的力量。何其芳-----多么芬芳，多么美好，多么令人陶醉啊！名字散发着诗意，洋溢着浪漫情怀，真是不可多得的佳名。何其芳不负重望，后来成为著名诗人和文学评论家，使“名副其实”，美名远播。[编辑本段]诗集 《秋天》选自何其芳早年创作的诗集《预言》（1931－1933）。它不像那个时期的诗人们那样爱用象征手法，写得神秘莫测，或爱寻味哲理，显示思想的深高厚重；也不像他向前拘守个人狭小天地，缠绵悱恻于男女私情，除了幽怨、苦思就是期待，而是难得地将视野投向乡野，投向普通人的活动场景，以观者的身份言身外他人之事，表现一派明朗纯净的诗意诗风。诗作采用直陈其事的写法，表面看来似乎简单、直白，缺少象征的奥义，实则意味情味既深且长。诗中透出那么一种氛围，那么一种神韵，这是最能勾住读者心魄的东西。 所谓氛围，在文学作品尤其是抒情作品中，通常是指作品中的整体性的境象、风神、气韵。它与严羽的“气象混沌，难以句摘”的气象有所类似，又有所不同，气象所指更为廓大，包括内容、形式各个方面；氛围似乎主要关乎内容，涉及意象、意境、情感等。氛围可感而不可言，正如司空图所言：“神而不知，知而难状。”亦如唐人所言：“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但读之有感，了然于心，也应能言追心意，形之于文。 在《秋天》里诗人用最精粹的语言描写农家生活，每一句诗都是一幅画面，三节诗又组成三幅复合画面。画面的组合造成了既流动又整合的特殊氛围。 第一幅画面是“农家丰收图”。这里不是写某个农夫，而是写普遍的农家活动。写了两个场景，一是山谷伐木，一是篱间背瓜果。山谷伐木置于篇首，丁丁声悠远地飘来，诉诸听觉；震落了清凉的露珠，诉诸视觉和触觉，真是一片世外风光，启迪人追思那邈远的印象，《诗经》中不是有“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之句吗？“飘”和“幽谷”在何其芳早年诗中常出现，不过那都是写虚的，用的是比喻义、引申义，用在这里才是写实的，别有一番情韵。背瓜果所伴随的心情和表情在诗中未点明，但读者可以想到，那是欣喜、笑盈盈的。“栖息”本用来描写有生命的物类，现用在这节诗的末尾，来概括秋天在农人家里的状况，将虚无的东（秋天）西视象化了，创造出松弛、闲静的氛围。 第二幅画面是“霜晨归渔图”。其中“雾”“霜”这些表现环境氛围的词（还有上一节的“露”），也是何其芳早年诗中常出现的，传达出清凉、冷寂、朦胧的气氛。画面还包括一系列活动：撒网，收渔，摇桨。这些平常活动画面在这里都蕴含着淡而远、清而静的神韵。“轻轻”一词常在何诗中出现，在此仿佛“信手拈来”，显示出渔人悠闲与自得的心情。也许在早年何其芳的心目中，秋天就真的是这么宁静、悠远。 第三幅画面是“少女思恋图”。这节诗从野草、蟋蟀和溪水写起，相当于古人所谓“感兴”的写法，即先言他事，由兴而感，由景入情。野草寥廓，溪水清洌，这本不是人的活动，其后必有续言，那就是少女心怀恋情。大自然繁嚣的夏天过去了，秋天到来却变化清静了，人在寂静时大都反观自身，倾听心灵之声。牧羊女听了一夏的“牛背上的笛声”，忽然听不到了，心灵的某一角落开始萌动起来，真是“如树根在热的夏夜里震动泥土”（何其芳诗《夏夜》）。写恋爱尤其是初恋，是早年何诗所擅长的，这次他写得更含蓄也更精彩了。这一节才五行，就写出了由外景向内情的过渡，写出了初恋从无到有的过渡。诗人选取了“牧羊女的眼里”这一特定角度，虽未明写眼神，但读者自能见出那里面的清纯、明净，那是初恋少女似恋非恋时的特殊眼神。而且比较这三节诗我们可以看到，前两节主要写外在景物与人事，这第三节真正写入心灵深处，写出了微妙的感觉，使全诗收束在感情的实处。不这么写，难以入情、入神，诗就“飘浮”起来了。 总之，《秋天》这首诗通过描绘不同场景、画面，创造了一种既来自人世又远离尘俗的氛围。这一氛围具有清静、清远、清甜、清柔的特点。它写的是繁忙夏天之后的农闲景象，所以具有清静的氛围；它写的是世处桃源般的生活，不见农家些许的艰难苦恨，所以具有清远的氛围；它写的是少男少女朦胧而纯真的爱情，所以具有清甜的氛围；它像何其芳其他诗作一样专用轻柔之词写清丽意象，避开喧嚣的景境，避开拙重之词，所以具有清柔的氛围。诗中各幅画面，以及画面里的各个意象，无一不和谐地统一；因而这种氛围所赖以形成的清静、清远、清甜、清柔等多方面特点也无一不达于极致。技盖至此，非高手不能为。可是何其芳写这首诗时才是20岁左右的大学生！ 诗歌是何其芳最先喜爱和运用的文学样式。他自称开始创作时“成天梦着一些美丽的温柔的东西”，早期的作品鲜明地表现出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思想感情和个性。他不满丑恶的现实，又不清楚出路何在；他热切地向往着生活中美好的事物，但缺乏热烈的追求。于是较多徘徊于怀念、憧憬和梦幻中，只能留下寂寞和忧郁。 何其芳对于艺术形式的完美，表现出执著的探求。在诗歌方面，他创作之初即十分讲究完整的形式、严格的韵律、谐美的节奏，并注意表现出诗的形象和意境。因此，他的诗明显地具有细腻和华丽的特色。在散文创作上，他自称“我的工作是在为抒情的散文发现一个新的园地”，他善于融合诗的特点，写出浓郁缠绵的文字，借用新奇的比喻和典故，渲染幻美的颜色和图案，使他的散文别具风格。 真正明显地表现出思想和艺术风格的变化，是在抗战开始，特别是到了延安以后。这时他渐离梦境，面对现实，诗文风格趋向朴实明朗。 六卷本《何其芳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录了何其芳的大部分创作和论著。[编辑本段]思想 何其芳1930年以优异成绩同时考取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二校。先入清华外文系，后离开。1931年秋，入北大哲学系。1935年北大毕业后，何其芳先后任教于天津南开中学、山东莱阳乡村师范、成都联合中学。1938年8月，辗转奔赴延安，被安排到鲁迅艺术学院工作。1942年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1949年参加筹办并出席第一次文代会。1953年奉调创建文学研究所（原属北大，1956年改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历任领导小组组长、副所长、所长、一级研究员。他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文学评论》主编、《人民文学》和《文艺报》编委。 何其芳的学术贡献和治学精神，周扬曾作过这样的评价：“其芳同志在艺术上不断进行着新的追求和探索，在理论上也有自己的独立建树。其芳同志治学严谨，刻苦勤奋。他研究了我国古典诗歌、民歌、新诗在形式上的特点，根据现代汉语的客观规律，提出了建立现代格律诗的主张，并且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对诗歌的形式进行了新的探索。他关于我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提出了不少自己独到的见解，推动了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发展。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做好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特别是总结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不仅有助于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还可以丰富我国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 作为杰出的诗人，何其芳不仅写过许多深受读者欢迎，传诵很广的优美诗篇，而且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第一位系统地探索并建立了现代格律诗的理论体系的学者。早在1953年写的《关于写诗和读诗》的文章里，他就提出了现代格律诗的问题，把新诗区分为格律诗和自由诗，主张建立现代格律诗。1954年，他专门写了《关于现代格律诗》的长篇论文，就建立现代格律诗的必要，现代格律诗的顿和押韵，现代格律诗不能采用五、七言体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而又周详的论证与发挥。他提出，现代格律诗除了应该具备诗的一般特点外，以形式而论，还应每行有一定的顿数，可分三顿、四顿、五顿几种不同的句式。在长诗中，如有必要，顿数可以变化；同时要押大致相适的韵，不一定非要一韵到底，可以少到两行一换韵，四行一换韵。何其芳关于现代格律诗的理论主张，是在研究了中国古典诗歌和民歌的传统，研究了“五四”以来新诗创作的实践经验，并借鉴了外国诗歌的形式规律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在何其芳看来，做学问的方法，研究的方法，在本质上是一种思想方法，是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具体学术研究领域的应用，他一再强调，学术研究方法其实是一种特殊的工作方法。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上，何其芳非常重视占有和掌握资料，通过占有和掌握资料，尽可能详细和周密地了解课题的历史和现状。例如，前人有些什么重要的、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有哪些值得借鉴之处，存在着哪些局限，以及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水平如何，难点何在，等等，他都要了解。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自己进行研究的着力点，最终获得创造性的实绩。以对屈原的研究为例，他讲，这并不是他非常熟悉的领域。为尽可能详细地占有资料，了解屈原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他阅读了能够找得到的古往今来的全部《楚辞》的注本，特别是文学所图书馆馆藏的屈赋注本。 何其芳认为，从事文学研究必须要有广博的学识，不仅要广博，而且要扎实。因此，他主张读好书，多读书。何其芳读书，有做批注的习惯，许多很重要的思想见解，就批在他自己的书上，它们大部分没有被系统地整理过。整理这些批语，不仅对于何其芳研究，就是对于更广的意义上的文学研究，也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从文化视野上来看，何其芳学术研究所关注的领域，也可以说涵盖了古今中外。在他留下来的学术遗产中，属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以1956年写的长达8万余字的《论〈红楼梦〉》为代表。在这篇论文中，他不仅对《红楼梦》作了全面的精细的思想分析和艺术分析，对其中一些主要的人物给予了准确的评价，对当时与以往红学研究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市民说”的问题，后四十回的真伪问题等，都经过缜密的研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而且，通过对这部封建时代社会生活百科全书式的作品的研究与评价，充分而全面地展示了何其芳的才情与学力、学风和品格。这篇论文可以视为何其芳文学研究的一个制高点，它代表了当时以及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红楼梦》研究的最高水平，至今读来，仍不觉其陈旧，给人以艺术和生活的启发。[编辑本段]著作书目 《汉园集》(诗集)与卞之琳、李广田合著，1936，商务 《画梦录》(散文集)1936，文生 《刻意集》(小说、戏剧等合集)1938，文生；增删本．1940，文生 《还乡日记》(散文集)1939，良友；又名《还乡杂记》，1943，桂林工作社 《预言》(诗集)1945，文生；增删本，1957，新文艺 《夜歌》(诗集)1945，诗文学社；增订本，1950，文生；增删本又名《夜歌 和白天的歌》，1952，人文 《星火集》(散文集)1945，群益 《星火集续编》(散文集)1949，群益 《关于现实主义》(论文集)1950，海燕 《西苑集》(论文集)1952，人文 《关于写诗和读诗》(论文集)1956，作家 《散文选集》1957，人文 《诗歌欣赏》(论文集)1962，作家 《何其芳诗稿》1979，上海文艺 《何其芳选集》(1—3卷)1979，四川人民 《一个平常的故事》(散文集)1982，百花 《何其芳文集》(1—6)1982—1984，人文 《何其芳诗文选读》1986，四川教育出版社 《何其芳散文选集》1986，百花 《何其芳文集》中的《生活多么广阔》被收录于苏教版语文七年级上册第二单元“诵读欣赏”。 《秋天》 初中课本 《一夜的工作》 人教版小学六下课文
话既说破，老人便不再避讳，拉我到离海鸥远一点的地方，像怕它们听到一样，悄悄对我说："我被劳改过，蹲过监。" 我有些惊诧，不是为老人的身世，而是为老人的坦率，我们毕竟初次见面。 于是，老人像讲别人的故事一样，对我讲了他大半生的经历： --我的青年时代是与战乱连在一起的：先是中国人和日本人打，后来是中国人和中国人打。我住的昆明虽然听不见多少枪炮声，但日子过得闷皂，就抽上了大烟。50年代工作队来，动员我们戒毒，说："解放了，要做新人，自愿戒的站出来！"我站出来，戒了毒，还去上大学，当年的革命大学。那时的人心里有一种理想，像高尔基写的海鸥一样，穿过暴风雨，飞向光明。我感到自己也得到新生了，从一个烟鬼变成一个有理想的人。大学毕业后，我自愿到边疆工作，很是轰轰烈烈干过一番事业。我还开始谈恋爱了，和一个女的打得火热。谁知她是有夫之妇！我觉得内疚，就主动向组织检查了自己的思想。组织一查，那女人是军人家属。这下挨了，我破坏军婚，活该被判了6年。出来后我拼命工作，想将功补过，刚缓过神来，碰上"文化大革命"，要把牛鬼蛇神扫地出门。我蹲过监，属于坏的9种人，又在清除之列。我不服气，申辩了几句，不知哪句说错了，马上被抓着"现行"，弄成"现行反革命"，抓去关了起来，判20年。我这半辈子，就这样阴错阳差栽在监牢里了。后来平反冤假错案，发现我的案子是冤的，才"无罪释放"，安排到化工厂工作。可是，我已经老了，无儿无女，只有海鸥来陪我。 说到海鸥，老人的眼睛立刻生动起来。 --1984年一退休，海鸥就来了（注：各种记载都说是1985年海鸥第一次成群飞临昆明并进城觅食，但老人总坚持说是1984年他退休时来的），我觉得它们是冲着像我这样的人来的，我们已经分手50年了！小时候我见过它们，在滇池草海里飞，飘飘然无拘无束，一尘不染，现在想起来都像做梦一样。有个诗人在大观楼写了个对子，上面有"海鸥狎人"的字句，"狎"，就是逗人、开玩笑的意思。真是呢！海鸥这东西灵得很，人和它处得好，它会来跟你开玩笑。有海鸥的日子，我过得好自在。你别看它是鸟，其实它很懂情义。前年有一只海鸥，飞离昆明前一天，连连在我帽子上歇落了5次，我以为是它跟我闹着玩，后来才晓得它是跟我告别。去年它就没有来，今年也没来。 老人有些伤感，喃喃道："它是在跟我告别呀！海鸥最重情义，心细着呢。我小时候就知道它们，精灵得很，人对它咋样，它都明白。后来日本飞机一来，海鸥就没有了，写着‘海鸥狎人'诗句的楼也没有了。整整50年，不是战争就是"运动"，它们都不来了，它们都不来了呀！它们消息灵得很的。要是有人伤了它们的伴，整群都会飞着去救，救不了就全部飞走，再也不来。有一年昆明人待海鸥不好，海鸥早早就飞走了。把我急的，以为它们再不来了呢。这半个世纪我看下来，有海鸥的日子好，没海鸥的日子闷皂，海鸥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相亲相近的一种象征。古人说‘白鸥飞处带诗来'，我说是白鸥飞处带福来！1984年海鸥一来，我就知道我的福气来了，昆明人的福气来了。这些年我过得心满意足，哪儿也不想去，就想着它们。我妹子在贵州，写信来说，你来和我们一起住吧，免得孤零零一个人。我说我不孤单，那么多漂亮的海鸥陪着我，我舍不得离开它们。它们是吉祥鸟、幸福鸟、爱情鸟！你看它们那些小模样，个个逗人疼！嘬嘬嘬"老人一边嘬起嘴唤海鸥，一边补偿似地抓了几把饼干丁，连连放在围栏上。海鸥见老人唤，马上飞了过来，把老人团团围住，上下翻飞，甚是壮观，引得路人都停足观看，啧啧赞叹。 有几个喂鸥人见状，赶过来凑热闹。他们模仿老人把面包团放在围栏上，也想来它个风光风光。 老人见状，夸张地退出圈外，头向后斜拗，侧目看着几个模仿者，那神态挺孩子气的。 果然，海鸥不放心陌生人，哗地闪开盘旋，瞅空，叼一块便走，决不久留。这时老人脸上便露出争宠得胜的笑容，大模大样走上前喂食，让海鸥在他手边飞来飞去，引得大家又一阵赞叹。 太阳偏西时，老人塑料袋里的饼干丁空了。他只好站在一边看别人喂，很妒嫉的样子。见有人往水里投食，便劝："水不干净，海鸥吃了沾那种水的面包不好。"要不就跟几个喂鸥人神吹："我见过海鸥王呢！比一般的海鸥大一倍，头上有冠子，很雄视。每群海鸥都有领头的，你看，独自在高空飞的那只就是这一群的头。只要它起来，其他的也会跟着上去。时候不早了，再过一会它们就要回去啦。听说它们歇在滇池边的晖湾里，可惜那地方我去不到。"老人望着逐渐向高空盘旋的鸥群，眼睛在夕阳照射下，闪出几缕企盼的光。邓启耀，男，汉族，广东顺德人，1952年2月生于昆明，是教授，博士生导师，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 教育和工作简历 1971年8月－1978年9月在昆明汽车运输总站，车工、美工；当美工期间（1972－1978）多次在少数民族地区写生。 1977－1978年在云南大学中文系新闻短训班学习，其间在藏区生活4个多月。 1978—1982年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任校学生会秘书长；读书期间，参加民间文艺教研室组织的民俗学调查多次。 1982－1986年当过杂志编辑和公务员。 1986年调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次年7月被聘为助理研究员。 1992年4月破格晋升副研究员，任副所长。 1993年8月破格晋升研究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学科学术带头人。 1994年5月—2000年1月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山茶人文地理杂志》社长兼主编。 2000年2月调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任教授、系副主任。 2003年5月兼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云南大学和云南民族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探险协会人文及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民俗摄影协会副主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中艺术交流中心特邀专家及中美合作“民族文化田野考察群”中方负责人。 研究兴趣 民俗学，视觉人类学 教学情况 主要讲授课程： 中国民俗学 当代民俗学与文化问题探讨 民俗学理论与方法 影视人类学 摄影基础 人类学与中国社会 南方少数民族文物 民族服饰 民间艺术 非常意识状态和非常意识形态 田野考察的设问及相关论域等（含调入中山大学前为国家文物局相关培训班及其他院校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的课程）。 教学及相关学术活动 ·云南广播电视大学毕业论文指导教师（1988）； ·云南民族学院客座教授（讲授“田野考察的设问及相关论域”，1995）； ·云南大学客座教授（讲过“田野考察”、“文学人类学”等，1996、1997）； ·国家文物局“民族文物抢救与鉴定研讨班”（1995、1999、2001）教授（讲授“民族服饰”、“民间工艺”和“南方少数民族文物”）； ·德国弗莱堡Friedrich-weinbrenner-Gewerbeschule学院，讲授“云南民间艺术与现代版画”，并主持“云南版画”展览（1994年）； 昆明医学院精神病学系研究生（1999）、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系庆系列讲座（2001）、98级本科（2002）讲授“非常意识状态和非常意识形态”；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97、99级本科“中国民俗学”（2000－2001）； 中山大学公共课“摄影基础”（2000，代课）；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2000、2001级硕士“当代民俗学与文化问题探讨”（2001）；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2000、2001级本科和研究生“人类学与中国社会”（2000－2002）；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2001级本科“滇藏文化带考察”（2002）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99－02级本科“影视人类学”（2002－2004）；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03级本科“视觉表达”（2003）；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生和硕士生“民俗学理论与方法”（2004）； 科研情况 主要著作：在国内外发表和出版研究成果，包括个人专著10余部、合著多部、论文百余篇、合作译著2部，影视人类学纪录片8部42集，其他艺术人类学和艺术创作图像作品数百件，主编丛书6种，杂志1种，个人参与组织和主持的国家级、省级和国际课题10余项。 1、民俗学：《中国神话的思维结构》（1992，1996）、《中国巫蛊考察》（1998，1999）、《滇藏文化带考察》（合作，2000）、《灵性高原——茶马古道寻访》（1998）、《变迁中的高原蒙女》（1995，中、英文版）、《访灵札记》（2000）、《鼓灵》（1999）、《古道遗城――茶马古道滇藏线巍山古城考察》（2004）；合著《边地中国》（2004）、《口述中国》（2004）、《秘境节祭》（1991，中、英文版）、《云南少数民族》（日文版，1990）、《云南国土资源》（1990）、《西南民族道德研究》（1990）、《云南省哀牢山森林土地持续管理研究》（1993）、《云南百科全书》（1999）等。 2、视觉人类学研究：《民族服饰：一种文化符号》（1991），另有系列配套著作如：《中国云南少数民族服饰艺术》（上下册，1992，1995）、《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服饰》（1993）、《衣装上的秘境》（1993，1993）、《中国民族服饰博览》（合作， 2001）；《服饰文化象征》（2005）； 《云南民族民间艺术》（上下册，合作， 1994））、《中国象征文化》（合作，2001）、“云南民族美术全集”之《南诏大理国雕刻绘画艺术》（合作，1999）、《云南岩画艺术》（合作，即出）； 《云南现代重彩画》（合作，1993）、《云南现代重彩画技法》（合作，199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云南大学和云南民族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探险协会人文及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民俗摄影协会副主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中艺术交流中心特邀专家及中美合作“民族文化田野考察群”中方负责人。现在在中山大学任教的同时担任中山大学飞天创意工作室的指导老师。
何其芳(1912．2．5-1977．7．24)原名何永芳，四川万县人。1929年考入上海中国公学预料，曾发表新诗。1931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在京、沪的《现代》、《文学季刊》等刊物上发表作品。其诗收入与卞之琳、李广田合集的《汉园集》。散文集《画梦录》以绚丽的文采表现象征的诗意，创造出独立的抒情散文体，因而获1936年《大公报》的文艺奖金。1935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和山东莱阳乡村师范学校执教。在现实影响下创作的《还乡杂记》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到家乡和成都任教员，创办《工作》半月刊，发表了《成都，让我把你摇醒》等诗文。1938年与沙丁、卞之琳一起奔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工作，这期间有诗集《夜歌》，散文集《星火集》。1944年后两次被派往重庆，进行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任《新华日报》社副社长等职，写下不少散文、杂文和评论文章。1948年调中央马列学院。从1953年起，长期领导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主要致力于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的组织工作，论著有《关于现实主义》、《西苑集》、《关于写诗和读诗》等。 著作书目： 《汉园集》(诗集)与卞之琳、李广田合著，1936，商务 《画梦录》(散文集)1936，文生 《刻意集》(小说、戏剧等合集)1938，文生；增删本．1940，文生 《还乡日记》(散文集)1939，良友；又名《还乡杂记》，1943，桂林工作社 《预言》(诗集)1945，文生；增删本，1957，新文艺 《夜歌》(诗集)1945，诗文学社；增订本，1950，文生；增删本又名《夜歌 和白天的歌》，1952，人文 《星火集》(散文集)1945，群益 《星火集续编》(散文集)1949，群益 《关于现实主义》(论文集)1950，海燕 《西苑集》(论文集)1952，人文 《关于写诗和读诗》(论文集)1956，作家 《散文选集》1957，人文 《诗歌欣赏》(论文集)1962，作家 《何其芳诗稿》1979，上海文艺 《何其芳选集》(1—3卷)1979，四川人民 《一个平常的故事》(散文集)1982，百花 《何其芳文集》(1—6)1982—1984，人文 《何其芳诗文选读》1986，四川教育出版社 《何其芳散文选集》1986，百花 翻译书目： 《何其芳译诗稿》1984，外国文学出版社
叶至善叶至善(1918年2月24日-2006年3月4日)，享年88岁，江苏苏州人。曾任开明书店编辑。建国后，历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兼《中学生》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编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一届理事、第二届副主席，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第二届副理事长，民进第七、八届中央副主席。 搜狗百科生于：1918年2月24日逝世于：2006年3月4日星座：双鱼座父亲：叶圣陶
中国青年出版总社是共青团中央直属的大型出版传媒集团，已有近60年的辉煌历程，是中国现代出版的开创者之一。该社至今已出版了10000多种图书和杂志，累计发行量达数亿册，影响了中国几代读者。中青社曾被中国新闻出版总署评为“良好出版社”，2006年又被评为“最受中国读者欢迎的八大出版社”之一总社现有6家图书分社、10家杂志社、5家传媒公司，著名的《中国青年》杂志和每月发行量达300万册的《青年文摘》杂志也是其重要的出版品牌2007年中青总社又在英国伦敦注册成立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国际有限公司（伦敦分社/CYPIPRESS），正式进入国际出版传媒市场。中青雄狮数码传媒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青年出版总社为了适应中国出版传媒业的改革，更好地参与国内外出版传媒业的竞争而创办的新型传媒公司，由中国青年出版总社社长张景岩担任董事长和法人代表。中青雄狮整合了中国青年电子出版社和中青新世纪图书中心的团队资源、出版资源和渠道资源，主要承担中国青年出版总社艺术出版、IT出版、幼教出版、电子出版和国际出版的策划、编辑及市场营销业务目前设有艺术图书编辑部、IT图书编辑部、摄影图书编辑部、《数码设计》杂志社、中青伦敦分社北京编辑制作中心及市场营销部等6个业务部门，正在筹建摄影杂志社、影视制作部和网络出版部，共有编辑、制作和市场营销人员100余人，50%以上具有研究生学历或高级职称2007年与日本学习研究社签署协议，正式成立中青学研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日本学习研究社在摄影出版与幼儿教育出版领域展开合作，2008年将引进包括日本发行量第一位的CAPA摄影杂志在内的多本杂志和数十种图书2007年出版书刊300余种，出版码洋超过亿元，其作者团队、营销网络遍布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中青艺术设计图书”、“中青IT图书”的市场份额目前已分别位居中国第一名和第五名，有近百个版权销往海外，已成为著名的专业出版品牌。中青雄狮力争抓住中国出版传媒业改革开放的宝贵机遇，逐步整合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相关资源，加快向综合性出版传媒公司发展的步伐，将在5年内成长为一个以图书、期刊、网络出版为主，兼顾影视策划制作的著名出版传媒公司。 中国青年出版社第一任社长杨述，总编辑李庚，历届其他社领导有刘导生、朱语今、边春光、王炽昌、蔡云、阙道隆、顾均正、张宇、刘文致、贾祖璋、王文琪、邓从理、方铁、王幼于、王伯祥、丁立准、王业康、林君雄、王维玲、黄伯诚、张景岩、陈浩增、程绍沛、郑一奇等。现任社长续文利，总编辑胡守文。现任其他社领导有：王文起（已退）、王修文（已退）、高江波（已退）、韩亚君、王跃春、成晓明、王林、袁晓华、李师东、王瑞、潘平（已调离）。中国青年出版社现有职工173人（不含离、退休人员），其中具有正高职称的13人，具有副高职称的40人。有社科、文教、文学、科普、音像电子5个编辑出版中心以及文化艺术开发部、实业开发部、综合期刊社等，还有出版、发行以及4个业务或行政管理部门。
贾祖璋 贾祖璋（1901－1988）浙江海宁人。1920年毕业于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曾任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辑兼编辑室主任、科学普及出版社副总编辑、福建省科协顾问、福建省出版工作者协会顾问、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副理事长、福建省科普创作协会理事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等职。 贾祖璋先生是著名的科普作家。早在30年代，他就已是我国科学小品的开拓者之一，60多年笔耕不止。他的作品以多姿多彩的文学形式，生动活泼地传播以生物学为主的科学知识，实现科学与文学的联姻。他的科普作品对普及科学知识，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凝聚力，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他以绚丽多彩的自然界为描述对象，把丰富的科学知识，历史知识和文学知识融为一体。用生动的独具风格的科学小品体裁，向读者描绘了奇妙的生物世界中的种种珍闻趣事。 贾祖璋在清王朝度过了少年时代，目睹并体验了老百姓的种种苦难，深感民智未开、国家落后，皆因政治腐败、科学不昌明所致。因此，自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从22岁起开始科普创作，28岁出版第一本科普读物。从1931年《鸟与文学》问世到临终前出版的《花与文学》为止，贾祖璋先生60年间一共创作、翻译近300万字作品。他的作品总是将科学与艺术融为一体，许多篇章成为范文精品，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当今中国的读书人没有几个没研读过贾祖璋的作品的。他的《劳动创造了人》是建国初期干部学习社会发展史的必读书籍之一。他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南州六月荔枝丹》、《兰和兰花》、《蝉》均被选入高中和初中课本。 1934年《太白》杂志，开辟“科学小品”专栏，贾祖璋与周建人、顾正均等人，就为这个栏目撰稿。同时，为开明书店编写了多种动植物学课本，为科学在中国的普及做了大量的拓荒工作。也就是从此他走上了从事科普创作、编辑、翻译的艰辛道路。 他平生的著作出版了《鸟类研究》、《鸟与文学》、《生物素描》、《碧血丹心》、《生命的韧性》、《生物学碎锦》、《花与文学》、《贾祖璋科普创作选集》、《贾祖璋科普文选》等等科学小品集和科普读物26种,还编著过《开明新编高中生物学》、《高中生物学纲要》等中小学教材,其中他的《花儿为什么这么红》被选入六年级课本。他奋斗一生，向人民奉献了大量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科普作品。同时，贾祖璋又是著名的出版家，曾编了10种自然、动物、植物、生物、博物方面的中、小学教科书，使几代学子从中受到启蒙教育。他从1936年开始期刊编辑工作，其中著名的期刊有《中学生》、《进步青年》、《旅行家》、《农村青年》、《知识就是力量》、《科学大众》、《学科学》等，这也是他献身科普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活实践是贾祖璋写作的基础和源泉。贾祖璋写的科学小品，以花鸟鱼虫为描述对象，以他独到、深入的观察，细腻、精确的笔触，朴实、简练的语言，勾勒出瑰丽多彩、千姿百态的生物世界。贾祖璋毕生还酷爱书籍，他读书、编书、著书，终身与书为伍。他长年从事编辑工作的余暇，就孜孜不倦，手不释卷地阅读有关生物、文学、历史方面的书籍，从中汲取营养，积累知识，拓展思路，发掘和充实写作的素材。 他的许多作品，涉及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倡导科学、破除伪科学和迷信邪说等诸多方面。在《金鱼》、《萤火虫》中批判“蚕子变金鱼”、“腐草化萤”;在《鸟类面面观》里，从分析麻雀的杂食习性与农作物的关系，判别它对人类的利害关系，其中所体现的科学的求实精神，对于今天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物等，仍有现实意义和有益的启示。 1931年，贾祖璋先生的《鸟与文学》,它是把鸟类的科学知识（包括形态、习性、种类等）同有关文学方面的内容（包括历来的诗词、神话，民间传说等）结合起来，用作者的话说,"这是想用较有趣味的文字来写科学书”的一种“尝试”。当时发表这些文章的《自然界》杂志，辟出一个栏目叫“趣味科学”。并第一次揭出了“科学小品”这一新文体的名称。因此，无论是《鸟与文学》,还是《生物素描》,都是我国“科学小品"这一体裁的早期创作成果。现在看来，贾祖璋先生的这一系列作品。在我国科普创作的历史上的确具有奠基性和首创性的意义。时至今日，千千万万的中学生还可以从课本上读到他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南州六月荔枝丹》这样精美的名篇。他写的《鸟与文学》和《花与文学》，这两本书应该成为我国科学小品创作的双壁。它不但反映了贾老毕生的创作历程，而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科普创作的发展轨迹。 贾祖璋的科普创作写作，大体分为三个时期：一、20年代到40年代，他以旺盛的精力，写下了大量作品。《鸟与文学》、《生物素描》、《碧血丹心》等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二、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写过一些短文。如《夕餐秋菊之落英》、《白丝翎羽丹砂顶》、《一种似蟹非蟹的动物》等;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贾祖璋虽已耄耋之年；沐浴科学春天的阳光雨露，再度焕发创作青春，写下许多作品。《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获得全国新长征科普创作一等奖，连同《南州六月荔枝丹》、《蝉》、《兰和兰花》作为范文被选入高初中和中专课本。 十年动乱期间,身处逆境的贾祖璋，此时的心情虽说无奈，但他又不愿意虚度年华、浪费时光。他只身到野外的稻田、菜园、果园，观察植物生长、昆虫活动和鸟类繁衍的动态。同时，还大量阅读当时所能找到的科学和农技书籍，从1970年到1976年的6年间，共写了50本读书笔记。这段时间的实践和阅读，为科学春天到来后的科普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素材，也才有了荣获“新长征科普创作”一等奖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以及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范文《南州六月荔枝丹》、《兰和兰花》、《蝉》等名篇的问世。 当《福建卫生报》刚刚复刊，是一张4开4版的小报。身为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副理事长、福建省科普创作协会理事长、福建省科学技术协会顾问的贾老十分关心这张报纸的成长，不仅经常阅读本报，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而且还亲自撰写科普文章。先后在本报科普版发表了“怎样种树”、“从恐龙时代繁衍到现在的蟑螂”、“青年人的生理变化”、“重视心理卫生”、“从感冒说到肺结核”、“病从口入”等十余篇文章，使本报增色不少，编辑人员留下了严谨求实、勤奋耕耘的深刻印象。
李庚（1916-1997）简历 祖籍福建省福州，农历丙辰年（1916）十一月四日出生于北京。原名李赓。笔名：孟凡、梁明、严浩、黄文等。 祖父叔芸，曾被清廷送去法国学海军，归国后未入水师，而在北京及地方作官。曾任云南蒙自的道台，四川的盐务官。父倬，1907年至1911年以官费留学日本习警察专业，在此期间时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参与福建光复起义，一度负责福建省警察厅，随后移居北京。 1921年随父返回鼓励，在家塾读书，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的书刊，接受进步思想。 1931年到南京，考入南京中学，受进步教师影响，更大量地阅读新书刊，并参与抗议日本占领我东北的爱国学生运动。1934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地下组织；秋，考入中央大学社会学系，在校组织鲁迅研究会、中日问题研究会等社团，创办《生活文学》杂志。 1935年参与组织领导南京的9学生运动，事后被中央大学勒令转学到金陵大学。继续在南京从事学生运动，并当选南京各界救国会执行委员。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到中共长江局、南方局工作，在南京、武汉、重庆、桂林等地推动抗日救亡工作；1940年被选为救国会全国领导机构的五个常委之一。1941年在桂林创办《青年生活》杂志。 1942年“皖南事变”后被派赴新四军，在苏北开辟敌后根据地。1944年受延安“抢救运动”的波及，被诬为“特嫌”，幸入狱半年后得释放，转任教于解放区的多所中学、专科学校和山东大学。1947年随军北撤，至大连任光华书店编辑部主任，创办《学习生活》杂志。 1949年调任全国青联副秘书长兼团中央出版委员会主任、国际联络部副部长。1950年至1957年负责筹建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为中国青年出版社首任副社长兼总编辑1951年被聘为中央美术学院兼职教授。 1957年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1977年在胡耀邦同志过问下摘去右派帽子，1979年得到改正；继续从事出版工作。1983年创办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任总编辑。倡议并组织编撰《中国新文艺大系》任副总编篡。1986年中风偏瘫，离任修养，1988年离休，1997年病逝于北京。 1952年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学生时宜结婚，有女二人，李青、李蓝。 （病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