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民居特色: 巴渝文化遗产--重庆的吊脚楼 重庆依山而建、两江环抱。由于地势的缘故，所有的建筑都需沿着山坡依次建造。说到重庆人的“房”，就不能不说到闻名遐迩的特色建筑－－吊脚楼。 由于长江、嘉陵江横跨城区，造就了两江四岸。因此，重庆的江边沿山坡处，到处都有几根杉杆撑着的一间间四四方方的木楼，这就是吊脚楼。吊脚楼作为重庆地区独有的传统民居形式，最早可追溯到东汉以前。目前，重庆市内保留的吊脚楼民居群，多数修建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老重庆人都不会忘记，临江门、石板坡、化龙桥、厚慈街、川道拐等那些颇具西南地区民居特色的吊脚楼。 重庆的吊脚楼具与众不同的特色，正如川中名士李调元的佳句：“两头失路穿心店、三面临江吊脚楼。”背靠高山，面向江水，正是重庆吊脚楼的独到之处，是最美丽的地方。记得儿时记忆中的吊脚楼，傍晚，夕阳西下，金色柔和的阳光照在高低错落、起伏跌宕的楼房上，加之点点灯火，远望看去：山坡上，有时明亮，有时眩目，有时隐约，恰似一幅流动山水写意画，浓淡暗明；江水中，波光粼粼，宛若珍珠，一组组闪烁的光芒连接两岸，浇活整座城市。 重庆的吊脚楼是巴渝的文化遗产。如今，大片的吊脚楼已不复存在，吊脚楼作为山城特色的巴渝民居已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吊脚楼文化，是繁华城市中的一道美丽的风景线。石板坡旧房改造，洪崖洞城市阳台等等，无不体现出重庆吊脚楼的魅力和文化。木条变成了条石，竹墙变成了砖壁，飞檐斗壁雕龙画凤，犹如镶嵌在现代化都市脖子上的一串项链，放射出一道道闪亮光芒。这些建筑，或依附悬崖，或临坎吊脚，有“凌空飞绝壁”之感，犹如一座人文艺术博物馆，构成了婀娜多姿的山城重庆独特的民居风貌，充分展现了重庆人的智慧，使巴渝特有的古老建筑得到合理保护，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在现代生活中得到有效延续与传承。 重庆石板坡吊脚楼是重庆吊脚楼群保存较好的,现在又修葺一新虽然现在的年轻人不能体会他的意义,但一些老年人却会对他倍感亲切。
眷眷赤子心，浩浩中华魂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孕育了五千年的辉煌，五千年的历史，留下了璀璨的传统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仁人志士层出不穷，中华美德熠熠生辉，民族精神世代传承。 在华夏大地，这片波涛汹涌的大地上，在寒风凛冽的世界第一高峰，插着一面用爱凝结成的，万古流芳的旗帜。它，就是以“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不屈不挠、自强不息”为目标的民族精神！ 面对困难重重而勇往直前奋斗的是民族精神；对死亡的威胁自强不息英勇就义的是民族精神；面对凌辱祖国的列强，挺身而出、维护祖国尊严的，还是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它是世界的最高峰，向下方眺望。它看到了祖国雄壮美丽的大好河山，看到了这片土地上勤劳的中国人……此时，它虽然身在寒冷的峰顶，但它心里却有一颗炽热的太阳为它驱赶寒冷。但是，当它看到人面兽心的侵略者残忍地杀害无辜的百姓，一股憎恨在心底油然而生，就仿佛凶猛的列焰在心头焚烧，久久不息。 望长江黄河浩荡东流去，抚敌垒炮台默默耸天立。江山千秋永在，英烈风范长存，从太军倒下的第一排勇士，到百万雄师过大江献出年轻生命的战士；从罗霄山脉战死的大将，到抗日战胜和大决战中英勇献身的官兵，他们有没有留下名字的，还有的没墓场和石碑。然而“青山处处埋忠骨”，他们的英灵与江河同在，与日月同辉！ 时间如信风拂过耳际，生命的旋律在眼前闪烁。悠悠的岁月如水流逝。你是否还记得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们？ 爱国是高于一切的传统美德，正是如此，我们中华民族涌现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爱国英雄，他们的英雄事迹为中华美德的最高音。屈原因国破而投江明志，张骞出使匈奴、苏武牧羊北海边、文天祥为保国格而心甘受辱，岳母刺字“精忠报国”、戚继光率兵抗倭、郑成功挥师收复台湾，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为国义无反顾，李大钊、陈潭秋视死如归，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周保中，为还我河山而爬冰卧雪，甘洒一腔热血、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黄继光献身堵枪眼、邱少云烈火焚身稳如泰山……他们哪一个不是具有着民族精神？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血可以流。泪可以洒，但头不能低下，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本色，中国人的血脉流淌着顽强不屈的精神！多少荣辱，多少艰辛，多少奋斗，多少牺牲，我们的先辈用血、用汗、用宝贵的生命铸就了东方大地不屈的中华魂！换得华夏大地阳光灿烂。 幸福的生活是我的祖辈、无数的英烈带着对祖国的挚爱、对人民的赤诚，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这幸福来之不易，这里面凝聚着无数英雄的血与生命。这是他们为了捍卫祖国，保护人民而献出生命的回报，这是所有人民心中最甜的果实…… 今天，我们又站在国旗下，面对冉冉升起的国旗，我们该有多少感想“朝霞艳，国旗升，凝目立，添豪情”，同学们，请珍惜我们花朵般的年龄，用实际行动做出响亮的回答。 弘扬民族精神，再现中华之雄魂。
蒙古等游牧民族传统的住房。古称穹庐，又称毡帐、帐幕、毡包等。蒙古语称格儿，满语为蒙古包或蒙古博。游牧民族为适应游牧生活而创造的这种居所，易于拆装，便于游牧。自匈奴时代起就已出现，一直沿用至今。
藏族最具代表性的民居是碉房。碉房多为石木结构，外形端庄稳固，风格古朴粗犷；外墙向上收缩，依山而建者，内坡仍为垂直。碉房一般分两层，以柱计算房间数。底层为牧畜圈和贮藏室，层高较低；二层为居住层，大间作堂屋、卧室、厨房、小间为储藏室或楼梯间。若有第三层，则多作经堂和晒台之用。 碉房具有坚实稳固、结构严密、楼角整齐的特点，既利于防风避寒，又便于御敌防盗。 帐房与碉房迥然不同，它是牧区藏民为适应逐水草而居的流动性生活方式而采用的一种特殊性建筑形式。普通的帐房一般较为矮小，平面呈正方形或长方形，用木棍支撑高约2米的框架；上覆黑色牦牛毡毯， 中留一宽15厘米左右、长5米的缝隙，作通风采光之用；四周用牦牛绳牵引，固定在地上；帐房内部周围用草泥块、土坯或卵石垒成高约50厘米的矮墙，上面堆放青稞、酥油袋和干牛粪(作燃料用)，帐房内陈设简单，正中稍外设火灶，灶后供佛，四周地上铺以羊皮，供坐卧休憩之用。帐房具有结构简单、支架容易、拆装灵活、易于搬迁等特点。 藏族是一个爱美也善于表现美的民族，因而对于居所的装饰也十分讲究，常见的有在室内墙壁上方绘以吉祥图案，客厅的内壁则画蓝、绿、红三条色带，以寓意蓝天、土地和大海。日喀则的民居在门上或绘制日月祥云图，或悬挂风马旗，而昌都芒康的民居则竭力渲染外墙和门窗，富于彩绘装饰，气势不凡。 富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是西藏民居区别于其他民族民居的最明显的标志。 民居室内外的陈设显示着神佛的崇高地位。不论是农牧民住宅，还是贵族上层府邸，都有供佛的设施。最简单的也设置供案，敬奉菩萨。 富有宗教意义的装饰更是西藏民居最醒目的标识，外墙门窗上挑出的小檐下悬红蓝白三色条形布幔，周围窗套为黑色，屋顶女儿墙的脚线及其转角部位则是红、白、蓝、黄、绿五色布条形成的“幢”。在藏族的宗教色彩观中，此五色分别寓示火、云、天、土、水，以此来表达吉祥的愿望。 还有以墙体装饰表达藏传佛教派别的。如萨迦民居的墙上涂有白色条带，在条带上再涂以相同宽度的土红色和深蓝灰色色带，中空为白色，在建筑主体或院墙直角转弯处及较宽的墙面上，还自上而下地用土红色和白色画出色带，以标识该地区信仰的是萨迦派。 西藏最具代表性的聚落方式是宗教聚落。宗教聚落的形成与发展增添了西藏民居的魅力，如拉萨的八廓街民居群即是围绕大昭寺发展起来的，是城镇宗教聚落的典型代表。农牧区的民居聚落的形成以寺院为中心，自由布置、彼此错落，形成不相联属的格局。 西藏民居在注意防寒、防风、防震的同时，也用开辟风门，设置天井、天窗等方法，较好地解决了气候、地理等自然环境不利因素对生产、生活的影响，达到通风，采暖的效果。 1959年民主改革以前，西藏大部分居民住着低矮的窝棚，无家贫民只能寄居檐下，栖身道旁。西藏自治区成立后，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改善居民住房，到1994年，城市人均住房面积达24平方米，农村人均36平方米。由于旧西藏经济发展缓慢，建筑材料仅仅局限于块石加粘土，现在的民居已经充分利用各种现代建筑材料，盖起了许多高层建筑，使藏式建筑风格得到了更好的发挥。旧西藏绝大部分人家的室内设施极其简陋，现在电视、收录机、成套的藏式家俱已进入普通的藏族居民家庭。中国人的改革开放使藏族居民身上有了更多的钱，他们将自己的住房装修得漂亮且具特色。
眷眷赤子心，浩浩中华魂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孕育了五千年的辉煌，五千年的历史，留下了璀璨的传统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仁人志士层出不穷，中华美德熠熠生辉，民族精神世代传承。 在华夏大地，这片波涛汹涌的大地上，在寒风凛冽的世界第一高峰，插着一面用爱凝结成的，万古流芳的旗帜。它，就是以“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不屈不挠、自强不息”为目标的民族精神！ 面对困难重重而勇往直前奋斗的是民族精神；对死亡的威胁自强不息英勇就义的是民族精神；面对凌辱祖国的列强，挺身而出、维护祖国尊严的，还是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它是世界的最高峰，向下方眺望。它看到了祖国雄壮美丽的大好河山，看到了这片土地上勤劳的中国人……此时，它虽然身在寒冷的峰顶，但它心里却有一颗炽热的太阳为它驱赶寒冷。但是，当它看到人面兽心的侵略者残忍地杀害无辜的百姓，一股憎恨在心底油然而生，就仿佛凶猛的列焰在心头焚烧，久久不息。 望长江黄河浩荡东流去，抚敌垒炮台默默耸天立。江山千秋永在，英烈风范长存，从太军倒下的第一排勇士，到百万雄师过大江献出年轻生命的战士；从罗霄山脉战死的大将，到抗日战胜和大决战中英勇献身的官兵，他们有没有留下名字的，还有的没墓场和石碑。然而“青山处处埋忠骨”，他们的英灵与江河同在，与日月同辉！ 时间如信风拂过耳际，生命的旋律在眼前闪烁。悠悠的岁月如水流逝。你是否还记得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们？ 爱国是高于一切的传统美德，正是如此，我们中华民族涌现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爱国英雄，他们的英雄事迹为中华美德的最高音。屈原因国破而投江明志，张骞出使匈奴、苏武牧羊北海边、文天祥为保国格而心甘受辱，岳母刺字“精忠报国”、戚继光率兵抗倭、郑成功挥师收复台湾，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为国义无反顾，李大钊、陈潭秋视死如归，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周保中，为还我河山而爬冰卧雪，甘洒一腔热血、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黄继光献身堵枪眼、邱少云烈火焚身稳如泰山……他们哪一个不是具有着民族精神？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血可以流。泪可以洒，但头不能低下，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本色，中国人的血脉流淌着顽强不屈的精神！多少荣辱，多少艰辛，多少奋斗，多少牺牲，我们的先辈用血、用汗、用宝贵的生命铸就了东方大地不屈的中华魂！换得华夏大地阳光灿烂。 幸福的生活是我的祖辈、无数的英烈带着对祖国的挚爱、对人民的赤诚，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这幸福来之不易，这里面凝聚着无数英雄的血与生命。这是他们为了捍卫祖国，保护人民而献出生命的回报，这是所有人民心中最甜的果实…… 今天，我们又站在国旗下，面对冉冉升起的国旗，我们该有多少感想“朝霞艳，国旗升，凝目立，添豪情”，同学们，请珍惜我们花朵般的年龄，用实际行动做出响亮的回答。 弘扬民族精神，再现中华之雄魂。
四合院 四合院是以正房、东西厢房围绕中间庭院形成平面布局的传统住宅的统称。在中国民居中历史最悠久，分布最广泛，是汉族民居形式的典型。其历史已有三千多年?b>西周时，形式就已初具规模。 山西、陕西、北京、河北的四合院最具代表性。 四合院的典型特征是外观规矩，中线对称，而且用法极为灵活，往大了扩展，就是皇宫、王府，往小了缩，就是平民百姓的住宅，辉煌的紫禁城与郊外的普通农民家都是四合院。 四合院的大体分布为大门、第一进院、大堂、第二进院、书屋、住宅等，两侧有厢房。各房有走廊，隔扇门相连接。对地表所存民居的了解，必将使民居的文化弘扬并发展下去。 北京四合院，是由东、西、南、北四面房子围合起来形成的内院式住宅。北京四合院作为老北京人世代居住的主要建筑形式，驰名中外，世人皆知。 首先，它的历史十分悠久。自元代正式建都北京，大规模规划建设都城时起，四合院就与北京的宫殿、衙署、街区、坊巷和胡同同时出现了。据元末熊梦祥所著《析津志》载：“大都街制，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三百八十四久巷，二十九巷通。” 其次，四合院的构成有独特之处。它的院落宽绰疏朗，四面房屋各自独立，又有游廊连接彼此，起居十分方便；封闭式的住宅使四合院具有很强的私密性，关起门来自成天地；院内，四面房门都开向院落，一家人和美相亲，其乐融融；宽敞的院落中还可植树栽花、饲鸟养鱼、叠石迭景，居住者尽享大自然的美好。 此外，四合院虽为居住建筑，却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四合院的营建极讲究风水，风水学说，实际是中国古代的建筑环境学，是中国传统建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合院的装修、雕饰、彩绘也处处体现着民俗民风和传统文化，表现出人们对幸福、美好、富裕、吉祥的追求，如以蝙蝠、寿字组成的图案，寓意“福寿双全”；以花瓶内安插月季花的图案寓意“四季平安”；而嵌于门簪、门头上的吉辞祥语，附在抱柱上的楹联，以及悬挂在室内的书画佳作，更是集贤哲之古训，采古今之名句，或颂山川之美，或铭处世之学，或咏鸿鹄之志，风雅备至，充满浓郁的文化气息，有如一座中国传统文化的殿堂。 四 合 院 四合院，是华北地区民用住宅中的一种组合建筑形式，是一种四四方方或者是长方形的院落。 一家一户，住在一个封闭式的院子里，过着一种安逸、消闲、清静的日子，享受家庭的欢欣、天伦的乐趣，自然有一种令人悠然自得的气氛。 这种四合院，是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而且现在仍然沿用着。这种院落，一般采用出入一个院门。平时，院门一关，处于一种完全封闭状态。四合院的院门，大都采用木板大门。厚厚的木板制成的大门一端，上下都放在轴心里，左右旋转，可以关开闭合，安全、可靠。四合院中，有正房，即北房。这是院中的主房，而且，一般四合院的走向也是坐北向南的。东西两侧，为东西厢房。东西厢房，一般都比较对称，建筑格式也大体相同或相似。南面建有南房，与北房相对应。整个四合院，大都按照中国传统的”习惯，采用对称的办法建筑成。当然，在南北、东西房形成的角落中，也有耳房。这种耳房，有的用来储存粮食，成为粮库及其它库房，也有的做厨房，还有一个角落，一般是西南角为厕所，而东南角，则大都是院子的大门，这种四合院子的程式，在山西的县城及其附近的农村是较为普遍的。也有一些地方的院落，大门是开在南向中央的。 有些家庭，为了把院落装饰点缀一番，还在院落一进门处的正对面，修建一个影壁，也即是一堵砖墙。在正对大门的这一面，一般都有花卉、松竹图案或者大幅的书法字样醒目地放置影壁正面。上书“福”、“禄”、“寿”等象征吉祥的字样。也有一部分影壁，绘上吉祥的图案，如“松鹤延年”、“喜鹊登梅”、“麒麟送子”等等，给四合院内制造了一种书香翰墨的气氛。也有的农家，采用“五谷丰登”、“吉祥如意”、“福如东海”的字样或图画。这种影壁，设在大门之内的迎门处，有的是单独建筑的，有的是镶在厢房山墙上的。影壁，也称照壁，壁身都为正方形，四周用砖雕装饰，中间的方块为书法或者绘画。照壁分为基座和壁身两个部分，除去给庭院增加气氛，祈祷吉祥之外，照壁也起到一种使外界难以窥视院内活动的隔离作用。 院内，有用石板铺设地面的，也有用砖铺地的，还有用鹅卵石铺地的，不尽相同。有的是院内地面全部铺设的，也有把主要通道铺设的，无论是怎样铺，院内总要留出几块地方种树，栽花，作为庭院的点缀。 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在建筑上已经有很多变化。农村中，大都从原有的四合院基础上发生大的演变。这就是，扩大正房的房间数，因为正房——北房采光好。因而，在盖房时，尽可能地充分利用北边的空间、地面，这就使院落成为不规则形，以北房为主的正房前面形成的一个方或长方形院落。 四合院内宅居住的分配是非常严格的，内宅中位置优越显赫的正房，都要给老一代的老爷、太太居住。 北房三间仅中间一间向外开门，称为堂屋。两侧两间仅向堂屋开门，形成套间，成为一明两暗的格局。 堂屋是家人起居、招待亲戚或年节时设供祭祖的地方，两侧多做卧室。 东西两侧的卧室也有尊卑之分，在一夫多妻的制度下，东侧为尊，由正室居住，西侧为卑，由偏房居住。 东西耳房--可单开门，也可与正房相通，一般用做卧室或书房。东西厢房则由晚辈居住，厢房也是一明两暗，正中一间为起居室，两侧为卧室。 也可将偏南侧一间分割出来用做厨房或餐厅。 后罩房——中型以上的四合院还常建有后军房或后罩楼，主要供未出阁的女子或女佣居住。
藏族最具代表性的民居是碉房。碉房多为石木结构，外形端庄稳固，风格古朴粗犷；外墙向上收缩，依山而建者，内坡仍为垂直。碉房一般分两层，以柱计算房间数。底层为牧畜圈和贮藏室，层高较低；二层为居住层，大间作堂屋、卧室、厨房、小间为储藏室或楼梯间。若有第三层，则多作经堂和晒台之用。 碉房具有坚实稳固、结构严密、楼角整齐的特点，既利于防风避寒，又便于御敌防盗。 帐房与碉房迥然不同，它是牧区藏民为适应逐水草而居的流动性生活方式而采用的一种特殊性建筑形式。普通的帐房一般较为矮小，平面呈正方形或长方形，用木棍支撑高约2米的框架；上覆黑色牦牛毡毯， 中留一宽15厘米左右、长5米的缝隙，作通风采光之用；四周用牦牛绳牵引，固定在地上；帐房内部周围用草泥块、土坯或卵石垒成高约50厘米的矮墙，上面堆放青稞、酥油袋和干牛粪(作燃料用)，帐房内陈设简单，正中稍外设火灶，灶后供佛，四周地上铺以羊皮，供坐卧休憩之用。帐房具有结构简单、支架容易、拆装灵活、易于搬迁等特点。 藏族是一个爱美也善于表现美的民族，因而对于居所的装饰也十分讲究，常见的有在室内墙壁上方绘以吉祥图案，客厅的内壁则画蓝、绿、红三条色带，以寓意蓝天、土地和大海。日喀则的民居在门上或绘制日月祥云图，或悬挂风马旗，而昌都芒康的民居则竭力渲染外墙和门窗，富于彩绘装饰，气势不凡。 富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是西藏民居区别于其他民族民居的最明显的标志。 民居室内外的陈设显示着神佛的崇高地位。不论是农牧民住宅，还是贵族上层府邸，都有供佛的设施。最简单的也设置供案，敬奉菩萨。 富有宗教意义的装饰更是西藏民居最醒目的标识，外墙门窗上挑出的小檐下悬红蓝白三色条形布幔，周围窗套为黑色，屋顶女儿墙的脚线及其转角部位则是红、白、蓝、黄、绿五色布条形成的“幢”。在藏族的宗教色彩观中，此五色分别寓示火、云、天、土、水，以此来表达吉祥的愿望。 还有以墙体装饰表达藏传佛教派别的。如萨迦民居的墙上涂有白色条带，在条带上再涂以相同宽度的土红色和深蓝灰色色带，中空为白色，在建筑主体或院墙直角转弯处及较宽的墙面上，还自上而下地用土红色和白色画出色带，以标识该地区信仰的是萨迦派。 西藏最具代表性的聚落方式是宗教聚落。宗教聚落的形成与发展增添了西藏民居的魅力，如拉萨的八廓街民居群即是围绕大昭寺发展起来的，是城镇宗教聚落的典型代表。农牧区的民居聚落的形成以寺院为中心，自由布置、彼此错落，形成不相联属的格局。 西藏民居在注意防寒、防风、防震的同时，也用开辟风门，设置天井、天窗等方法，较好地解决了气候、地理等自然环境不利因素对生产、生活的影响，达到通风，采暖的效果。 1959年民主改革以前，西藏大部分居民住着低矮的窝棚，无家贫民只能寄居檐下，栖身道旁。西藏自治区成立后，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改善居民住房，到1994年，城市人均住房面积达24平方米，农村人均36平方米。由于旧西藏经济发展缓慢，建筑材料仅仅局限于块石加粘土，现在的民居已经充分利用各种现代建筑材料，盖起了许多高层建筑，使藏式建筑风格得到了更好的发挥。旧西藏绝大部分人家的室内设施极其简陋，现在电视、收录机、成套的藏式家俱已进入普通的藏族居民家庭。中国人的改革开放使藏族居民身上有了更多的钱，他们将自己的住房装修得漂亮且具特色。
写作思路：首先可以开篇点题，直接给出文章的主旨，接着表达自己的想法以及观点，用举例子的方式来进行阐述论证自己的看法，中心要明确等等。一、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意义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是国际上认可度较高的四大文明古国，形成了人类最早时期的文明。追溯中国历史，至今已有5000年文化积淀，文字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经过了多种字体的演变，并由此将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传承了下来。作为中华儿女，我们不仅要以中国传统文化引以自豪，而且要从中汲取传统文化精髓和智慧，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二、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地位汉语言文学是一门古老的、综合性的学科，也是文史类和师范类院校必开的一门课程，目的是让广大莘莘学子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的、悠久的古老文化，将这种文明与思想继承下去，影响更多的人。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广义上来讲，中国的文艺理论和汉语言文学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各种形态的文学思想皆与中国文化中的儒家、道家、佛教、玄学等古代哲学密不可分，构成了中国最丰富的古代文化组成部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有助于帮助学生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代整体文化，对学习中国古汉字、音乐、舞蹈、宗教等文化具有一定帮助。三、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材建设汉语言文学是我国高校开设最早的课程之一，该专业注重学生文学修养、文学鉴赏、古文阅读等各方面能力的培养，课程的开设与中国社会变革是联系在一起的。随着90年代全民经商大潮的兴起，文坛上百花齐放的局面一去不复返，文学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少，90后一代更热衷于现代西方文化，普及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势在必行。四、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学方式探讨中国传统文化课程虽讲述的是古典文化和艺术，着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但在教学过程中并不影响教师采用高新技术，开展多媒体教学，集文字、图形、视频、声音于一体的方式还原当时历史时期的场景，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学的兴趣，使学生通过影像更直观地了解中国古代艺术、教育、佛学等文化。除此以外，通过实地考察和开设孔子学院，也能够更好地推广和普及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汉语言文学是古老而又具有系统性的一门学科，重点是培养学生的人文修养、文学鉴赏、古文阅读等能力，为社会培养出一批通晓中国古今文化的文坛之士。两汉时期的经学、隋唐时期的佛学、宋明时期的理学、清明时期的朴学及近代民主思想等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通过全面的学习，能够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使学生身为中华儿女感到自豪。新时代的大学生同时肩负着巨大的历史任务，可利用多媒体或互联网工具，将中国悠久且古老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重庆的民居特色: 巴渝文化遗产--重庆的吊脚楼 重庆依山而建、两江环抱。由于地势的缘故，所有的建筑都需沿着山坡依次建造。说到重庆人的“房”，就不能不说到闻名遐迩的特色建筑－－吊脚楼。 由于长江、嘉陵江横跨城区，造就了两江四岸。因此，重庆的江边沿山坡处，到处都有几根杉杆撑着的一间间四四方方的木楼，这就是吊脚楼。吊脚楼作为重庆地区独有的传统民居形式，最早可追溯到东汉以前。目前，重庆市内保留的吊脚楼民居群，多数修建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老重庆人都不会忘记，临江门、石板坡、化龙桥、厚慈街、川道拐等那些颇具西南地区民居特色的吊脚楼。 重庆的吊脚楼具与众不同的特色，正如川中名士李调元的佳句：“两头失路穿心店、三面临江吊脚楼。”背靠高山，面向江水，正是重庆吊脚楼的独到之处，是最美丽的地方。记得儿时记忆中的吊脚楼，傍晚，夕阳西下，金色柔和的阳光照在高低错落、起伏跌宕的楼房上，加之点点灯火，远望看去：山坡上，有时明亮，有时眩目，有时隐约，恰似一幅流动山水写意画，浓淡暗明；江水中，波光粼粼，宛若珍珠，一组组闪烁的光芒连接两岸，浇活整座城市。 重庆的吊脚楼是巴渝的文化遗产。如今，大片的吊脚楼已不复存在，吊脚楼作为山城特色的巴渝民居已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吊脚楼文化，是繁华城市中的一道美丽的风景线。石板坡旧房改造，洪崖洞城市阳台等等，无不体现出重庆吊脚楼的魅力和文化。木条变成了条石，竹墙变成了砖壁，飞檐斗壁雕龙画凤，犹如镶嵌在现代化都市脖子上的一串项链，放射出一道道闪亮光芒。这些建筑，或依附悬崖，或临坎吊脚，有“凌空飞绝壁”之感，犹如一座人文艺术博物馆，构成了婀娜多姿的山城重庆独特的民居风貌，充分展现了重庆人的智慧，使巴渝特有的古老建筑得到合理保护，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在现代生活中得到有效延续与传承。 重庆石板坡吊脚楼是重庆吊脚楼群保存较好的,现在又修葺一新虽然现在的年轻人不能体会他的意义,但一些老年人却会对他倍感亲切。
导读：历史上不乏知识分子在真诚地为民请命的时候，却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对此，当代知识分子还刚刚开始觉醒。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正致力于疏理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的关系，并逐渐将自己与之疏离开来，接下来的工作将是进一步反省自己与民间世界的关系，正视自己与民间的距离。我们并不主张一种新的民粹主义，主张知识分子重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主张知识分子应关怀民间和具有民间意识，与主张将知识分子消弭于民间并非一回事，也决不等于“媚俗”。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并同时拒守着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和民间社会之间距离的知识分子阶级，恰恰是一个民族文化能够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而也只有当知识分子清醒地意识到了其与民间的距离时，他才会认真地去了解和理解民间，毕竟，民间社会虽然是历史的本体，但民间历史仍有待于知识分子去书写，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所不可推托的文化使命。 对外开放，在使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同时，也回过头来更仔细地审视自己，文化史研究因此而兴。 一个国家的文化，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浑沌一体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内在结构的织成物，存在着地域、民族、阶级、职业和年龄等方面的差别，其中，阶级差别是文化差别的重要原因，不同的阶级，由于其经济力量、社会地位、历史传统和教育机会的不同，而承当和依循着不同的文化，在古代中国，我们大致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统治阶级、知识阶级和平民阶级文化，三种文化无疑都对整体的民族文化有所贡献，问题是，在三者中，何者应是中国文化的本体，因而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 文化是由人承当并作用于人的，如果文化丧失了对人的作用，就不再是活生生的文化，而成了仅供游人观赏的文物古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则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所承当的，因此，在民族人口中占主体的阶级的文化，自然就是民族文化的主体，也就是说，文化史研究固然应关心统治阶级和知识阶级的上层文化，即所谓政治文化和精英文化，但更应该关注民众的下层文化，即民间文化。只有民间文化而不是别的，才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史，首先应该是民间文化史。 如果我们承认无论过去和现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永远是民众，承认民众是历史的主体，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要理解我们这个民族，要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精神，就首先要理解民众，理解民间的历史和精神，而民间精神和历史只能保存于民间文化中，在气象万千的民间文化中，蕴含了民间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寄托了民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惟有理解了民间文化，才算真正切中了我们民族的命脉，聆听了我们民族的心声。如果说，民间文化是一条汇纳百川的浩浩巨流，那么，帝王豪杰、文人精英的文化只能是这一巨流偶或激起的浪花，甚或只是虚浮的的泡沫。 将民间文化确立为文化史的主体，有着实践的和理论的意义。 其实践意义在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一个民族的变革，主要是人的变革，而首要的自然是展占其人口大多数的平民大众的变革，其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一切文化侧面的变革，而欲求自新，必先温古，即认识民族主要是民众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人们不是常说要现代化首先要了解国情么？而中国亿万民众的文化－精神传统与现状，就是最大的国情。民间文化以及它所陶冶凝炼的民间精神，直接关乎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和法治制度的等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 不过，本文所关心的主要是民间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民间文化研究的实践意义迫切要求文化研究对民间文化的关注，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当代学术界的“文化热” 虽历久不衰，但热点却似乎总是那有限的几个，什么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嘉乾朴学等等，主要是一些思想史问题，在民间文化研究领域，虽也不乏默默的工作者，但其成果却未能在学术界激起应有的反响，民间文化仍处在学术视野的边缘，学术关注的焦点仍是思想史，而人们却是在文化史的名义下谈论思想史问题的（只要翻检一下时下流行的几份精英学术刊物，这一点就一目了然了），于是，文化史被归结为思想史，而思想史又被顺理成章地简化为哲学史、经典著述史。 思想史固然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如知识分子通常所相信的那样，是文化史的主要部分，更不能以思想史取代文化史。 首先，就文化形态学而言，思想在文化整体结构中，只是最表面的层次，我们不妨将之称为文化整体结构的“上层建筑”。 按其存在形态，文化现象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事情层。指人们在具体生活中的具体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每时每刻都在大量的涌现着和消失着的人生百态、世间万象，诸如送往迎来、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等等，文化的这一层次以具体的行为的形态而存在，说穿了，就是生活本身。第二，制度层，即引导人们的具体行为、制约人们的生活实践的规范或模式，包括生活方式、交际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感知方式等等，它们使人们的行为成为有序的、可预期的。文化的这一层次以成文的或口传的典章制度的形态而存在，如礼仪、法典、谣谚等等。第三，意义层。即人们用以解释世界以领会其意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等等，它赋于世界以意义，使人们的世界成为意义世界。 文化的这一层次往往以高度抽象化、合理化的思想体系的形态而存在，如神学、哲学等。 文化的三个层次，相互引发、相互依托。从现成的形态学的角度讲，毋庸置疑，意义体系是文化的最深层次。人们的具体生活实践总是受一定的文化制度所制约的，而一定的文化制度总需相应的意义体系作为其合理性或合法性的辩护，因此，一言体系，或曰特定的思想体系，就被当成整个文化构成的奠基者，要理解一种文化现象，就首需理解其相应的思想或哲学体系。 然而，现成的形态学的关系不能被当成历史的发生学的顺序。文化史既然是关于文化的历史，就必须以历史的目光来理解文化，按文化现象各层次的自然发生顺序来理解其相互关系。就发生学的意义而言，意义体系是文化整体构成的最表面层次，而生活实践才是其发生的渊源和存在的基础。这正与其形态学意义上的关系相反。 这实在并不难理解。因为，生活，惟有具体的生活本身，才是文化萌芽、成长并植根于其中的沃土。先有人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才有人类的一切，也才有人类的文化。具体地讲，人们只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经过长期的积淀、总结、升华和抽象，才建立了一定的文化制度：礼仪是交往的产物，语法是说话的产物，逻辑是思考的产物，总之，文化制度在生活中涌现并凝结成形的，说穿了，人们只有先如此这般地做事情，然后，才会有如此这般的做事情的方式和规范，这些方式和规范，无非是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它们流传于口头就成了谣言、古训，著于竹帛就成了典章、史册，而体现于生活本身就是民俗仪节。另一方面，文化制度产生于生活，却又反过来约束和规定生活：礼仪源于交际又反过来约束交际，语法源于说话又反过来约束说话，逻辑源于思考又反过来约束思考。文化制度又是意义体系赖以产生的基础。一定的文化制度确定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设定了人们在世界中的地位，也设定了人们看待世界的立场，从而，就决定了人们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文化制度中并依赖于一定的文化制度来领会和理解世界的，人们置身于怎样的制度中，他在这一制度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他就怎样领会和理解世界，世界就会又怎样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一定的意义体系总是建立于一定的文化制度之上的，不同的民族因其不同的制度而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的阶级也因其在文化制度中的不同地位而拥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往往被思想史家视为文化最基本层次的思想体系或哲学传统，实际上是文化整体结构中最迟产生和分化出来的层次，它最初还是水乳交融地寓于具体的生活实践和文化制度中，只是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专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的产生，它才以神学或哲学的形式蜕变和分化出来，而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最初是以巫史兼王的身分出现的），同时也就将作为其存在基础的思想体系置于文化的统治地位，并借助为之所垄断的历史叙述和学术著述宣传和强化这一被颠倒了的文化观，而昧于历史辩证法并囿于文字典籍理解历史的后世的知识分子也果真相信了这种编造的文化历史，并继续编造着这种颠倒了的历史，以至于连自己的生存也被头足倒立地颠倒了过来。 既然，只是由于人们先已如此这般地生活着，然后才演生出如此这般的文化制度，才最终编造出如此这般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那么，要研究文化，就必须从生活、从活生生的生活出发，只有首先理解了生活本身，理解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事象和形形色色的文化制度，然后才能理解思想。文化研究应从研究文化制度和思想体系是如何从生活实践中生成和分化出来的，而不是相反，研究生活是如何莫名其妙地从思想体系中分泌出来的，毕竟，人是为生活而思想，而不是为思想而生活，人们从来不是先建立一种世界观或人生观，然后才开始生活，而只是在生活历程中才逐渐有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即是表面看来是先有思想后有生活的知识分子，他具体选择何种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有其粗俗的物质生活前提的，这个道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巨著中已讲得很明白，马克思将被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颠倒的历史重新扳正过来。 应该说，自从马克思出，人们再也没有理由仅仅局限于思想史的范畴叙述思想史，再也没有理由使文化史的研究依赖于思想史，尤其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度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在西方人文科学界已将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目光投向世俗文化从而导致历史观和史学方法的根本转变的时候，我们的人文学术界却仍执著于一些陈旧的问题和理路不放，古代经院学术（经学）的哲学方法，仍被奉为学问正宗，几千年的学统和道统绵绵不绝，既是我们的骄傲，可也是我们的包袱，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觉悟，学术方法的积习较之思想观点的教条更难于被觉察和清除，学统较之道统更根深蒂固。
藏族最具代表性的民居是碉房。碉房多为石木结构，外形端庄稳固，风格古朴粗犷；外墙向上收缩，依山而建者，内坡仍为垂直。碉房一般分两层，以柱计算房间数。底层为牧畜圈和贮藏室，层高较低；二层为居住层，大间作堂屋、卧室、厨房、小间为储藏室或楼梯间。若有第三层，则多作经堂和晒台之用。 碉房具有坚实稳固、结构严密、楼角整齐的特点，既利于防风避寒，又便于御敌防盗。 帐房与碉房迥然不同，它是牧区藏民为适应逐水草而居的流动性生活方式而采用的一种特殊性建筑形式。普通的帐房一般较为矮小，平面呈正方形或长方形，用木棍支撑高约2米的框架；上覆黑色牦牛毡毯， 中留一宽15厘米左右、长5米的缝隙，作通风采光之用；四周用牦牛绳牵引，固定在地上；帐房内部周围用草泥块、土坯或卵石垒成高约50厘米的矮墙，上面堆放青稞、酥油袋和干牛粪(作燃料用)，帐房内陈设简单，正中稍外设火灶，灶后供佛，四周地上铺以羊皮，供坐卧休憩之用。帐房具有结构简单、支架容易、拆装灵活、易于搬迁等特点。 藏族是一个爱美也善于表现美的民族，因而对于居所的装饰也十分讲究，常见的有在室内墙壁上方绘以吉祥图案，客厅的内壁则画蓝、绿、红三条色带，以寓意蓝天、土地和大海。日喀则的民居在门上或绘制日月祥云图，或悬挂风马旗，而昌都芒康的民居则竭力渲染外墙和门窗，富于彩绘装饰，气势不凡。 富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是西藏民居区别于其他民族民居的最明显的标志。 民居室内外的陈设显示着神佛的崇高地位。不论是农牧民住宅，还是贵族上层府邸，都有供佛的设施。最简单的也设置供案，敬奉菩萨。 富有宗教意义的装饰更是西藏民居最醒目的标识，外墙门窗上挑出的小檐下悬红蓝白三色条形布幔，周围窗套为黑色，屋顶女儿墙的脚线及其转角部位则是红、白、蓝、黄、绿五色布条形成的“幢”。在藏族的宗教色彩观中，此五色分别寓示火、云、天、土、水，以此来表达吉祥的愿望。 还有以墙体装饰表达藏传佛教派别的。如萨迦民居的墙上涂有白色条带，在条带上再涂以相同宽度的土红色和深蓝灰色色带，中空为白色，在建筑主体或院墙直角转弯处及较宽的墙面上，还自上而下地用土红色和白色画出色带，以标识该地区信仰的是萨迦派。 西藏最具代表性的聚落方式是宗教聚落。宗教聚落的形成与发展增添了西藏民居的魅力，如拉萨的八廓街民居群即是围绕大昭寺发展起来的，是城镇宗教聚落的典型代表。农牧区的民居聚落的形成以寺院为中心，自由布置、彼此错落，形成不相联属的格局。 西藏民居在注意防寒、防风、防震的同时，也用开辟风门，设置天井、天窗等方法，较好地解决了气候、地理等自然环境不利因素对生产、生活的影响，达到通风，采暖的效果。 1959年民主改革以前，西藏大部分居民住着低矮的窝棚，无家贫民只能寄居檐下，栖身道旁。西藏自治区成立后，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改善居民住房，到1994年，城市人均住房面积达24平方米，农村人均36平方米。由于旧西藏经济发展缓慢，建筑材料仅仅局限于块石加粘土，现在的民居已经充分利用各种现代建筑材料，盖起了许多高层建筑，使藏式建筑风格得到了更好的发挥。旧西藏绝大部分人家的室内设施极其简陋，现在电视、收录机、成套的藏式家俱已进入普通的藏族居民家庭。中国人的改革开放使藏族居民身上有了更多的钱，他们将自己的住房装修得漂亮且具特色。
中国在先秦（公元前221年）时代，“帝居”或“民舍”都称为“宫室”；从秦汉(公元前后200年)起,“宫室”才专指帝王居所,而“第宅”专指贵族的住宅。汉代规定列侯公卿食禄万户以上、门当大道的住宅称“第”，食禄不满万户、出入里门的称“舍”。近代则将宫殿、官署以外的居住建筑统称为民居。 中国木构架体系的房屋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就已经萌芽。公元前5000～前3300年的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文化遗址反映出当时木构技术水平。公元前第 5千纪的中国中西部的陕西省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遗址显示了当时村落布局和建筑情况，说明依南北向轴线、用房屋围成院落的中国建筑布局方式已经萌芽。中国各地区、各民族现存的民间住宅类型，可归纳为下列六类 一、木构架庭院式住宅 二、“四水归堂”式住宅 三、“一颗印”式住宅 四、大土楼 五、窑洞式住宅 六、干阑式住宅 下举例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对民居的影响 中国北方的传统民居，总的特点是以院落（或天井）为核心，依外实内虚的原则和中轴对称格局规整地布置各种用房。其中以北京四合院水平最高，也最为典型，是中国汉族传统民居的优秀代表。礼"的核心是建立一种等级制度。 四合院的居住秩序受儒家礼制思想的影响，严格区别内外，尊卑有序，对外隔绝却有天地。 "礼"是儒家为维持封建社会人际关系而制定的行为准则，其核心思想就是建立一种社会秩序 四合院就是一种体现了礼制思想的民宅 国人在建筑空间安排上，形成了中为尊，两侧为卑；北尊南卑；左尊右卑；前尊后卑体系。四合院中，北房的中间是客厅或祖堂，东次间是长辈卧室，西次间是主人的卧室。东、西厢房由晚辈居住，长子夫妇居东，次子夫妇居西。南房做外客厅、书斋。厢房与南房设垂花门及矮墙，隔绝内外，形成内外院，妇女不出内院，外客不进内院。中型以上的四合院还常建有后罩楼，住未出嫁的女子或女佣，或做为杂用房间。 四合院的门窗一致开向院里，门里门外都设有屏风或者影壁，外面看来相当封闭，里面的生活却自成体系。它突出长辈与晚辈、长子与次子、男人与女人的地位差别，体现了中国封建宗法制度"尊卑有序"、"内外有别"、"男女有别"、"主仆有别"的特点。 四合院平面图与功能分析 方位与功能： 乾 坎 艮 兑 中宫 震 坤 离 巽 外院横长，大门开在前左角即东南角，进入大门，迎面在外院东厢房的山墙上筑砖影壁一座，与大门组成一个小小的过渡空间。由此西转进入外院。大门之西正对民居中轴的南房称"倒座"，作客房，外院还有男仆室及厨、厕；由外院通过一座垂花门式的中门进入方阔的内院，即全宅主院。北面正房称"堂"，大多为三间，饰彩色"的规定。正房开间和进深尺寸都比厢房大，故正房左右接出耳房，由尊者长辈居住。厢房是后辈们的居室。正房、厢房朝向院子都有前廊，用"抄手游廊"把垂花门与这三座房屋的前廊连接起来，可以沿廊走通，不必经过露天。开在前左角的民居大门称"青龙门"，按后天八卦，北为坎，东南为巽，故宅门的此种布局称坎宅巽门，按风水观念认为是吉利的。宅门都是一间，按大小和规格又有数种：如广亮大门等级最高，进深大，门扇安在中柱一线，前后各有一个空间，前部空间两侧设守门人条凳，额枋下有雀替；金柱大门较小，门扇前移，安在金柱（即老檐柱）一线，门前空间也较小；蛮子门更小，门扇更前移，安在外檐柱一线，门前没有空间（图四）。以上三种都用在官宦人家。再小的是如意门，有的面阔只及半间，门扇也在外檐柱，用在虽非官宦而相当殷富的人家。最小的是墙门，没有进深，门上有小屋顶，或模仿西洋建筑砌通天柱 从外院进入内院的中门，通常是一座称为垂花门的小门屋，施悬山"勾连搭"顶（即前后两个双坡顶相接），造型玲珑，相当华丽，预示由此进入内宅，丰富了内外二院的景观（图六）。 北京四合院庭院方正，是为冬季多纳阳光。冀南和晋陕豫等地，夏季西晒严重，院子变成南北窄长，以减少阳光。西北甘肃、青海，风沙很大，院墙加高，称为"庄窠"。东北土地辽阔而气候寒冷，为更多接纳阳光，院子常十分宽大，宅墙内空地甚多。各地的四合院，适应家居生活的需要，都有着不同的特点。 北京四合院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四合院的营建是极讲究风水的，从择地、定位到确定每幢建筑的具体尺度，都要按风水理论来进行。风水学说，实际是中国古代的建筑环境学，是中国传统建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风水理论，千百年来一直指导着中国古代的营造活动。此外，四合院的装修、雕饰、彩绘也处处体现着民俗民风和传统文化，表现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幸福、美好、富裕、吉祥的追求。四合院民居形式充满浓郁的文化气息，进入庭院，尤如步入一座中国传统文化的殿堂。
藏族最具代表性的民居是碉房。碉房多为石木结构，外形端庄稳固，风格古朴粗犷；外墙向上收缩，依山而建者，内坡仍为垂直。碉房一般分两层，以柱计算房间数。底层为牧畜圈和贮藏室，层高较低；二层为居住层，大间作堂屋、卧室、厨房、小间为储藏室或楼梯间。若有第三层，则多作经堂和晒台之用。 碉房具有坚实稳固、结构严密、楼角整齐的特点，既利于防风避寒，又便于御敌防盗。 帐房与碉房迥然不同，它是牧区藏民为适应逐水草而居的流动性生活方式而采用的一种特殊性建筑形式。普通的帐房一般较为矮小，平面呈正方形或长方形，用木棍支撑高约2米的框架；上覆黑色牦牛毡毯， 中留一宽15厘米左右、长5米的缝隙，作通风采光之用；四周用牦牛绳牵引，固定在地上；帐房内部周围用草泥块、土坯或卵石垒成高约50厘米的矮墙，上面堆放青稞、酥油袋和干牛粪(作燃料用)，帐房内陈设简单，正中稍外设火灶，灶后供佛，四周地上铺以羊皮，供坐卧休憩之用。帐房具有结构简单、支架容易、拆装灵活、易于搬迁等特点。 藏族是一个爱美也善于表现美的民族，因而对于居所的装饰也十分讲究，常见的有在室内墙壁上方绘以吉祥图案，客厅的内壁则画蓝、绿、红三条色带，以寓意蓝天、土地和大海。日喀则的民居在门上或绘制日月祥云图，或悬挂风马旗，而昌都芒康的民居则竭力渲染外墙和门窗，富于彩绘装饰，气势不凡。 富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是西藏民居区别于其他民族民居的最明显的标志。 民居室内外的陈设显示着神佛的崇高地位。不论是农牧民住宅，还是贵族上层府邸，都有供佛的设施。最简单的也设置供案，敬奉菩萨。 富有宗教意义的装饰更是西藏民居最醒目的标识，外墙门窗上挑出的小檐下悬红蓝白三色条形布幔，周围窗套为黑色，屋顶女儿墙的脚线及其转角部位则是红、白、蓝、黄、绿五色布条形成的“幢”。在藏族的宗教色彩观中，此五色分别寓示火、云、天、土、水，以此来表达吉祥的愿望。 还有以墙体装饰表达藏传佛教派别的。如萨迦民居的墙上涂有白色条带，在条带上再涂以相同宽度的土红色和深蓝灰色色带，中空为白色，在建筑主体或院墙直角转弯处及较宽的墙面上，还自上而下地用土红色和白色画出色带，以标识该地区信仰的是萨迦派。 西藏最具代表性的聚落方式是宗教聚落。宗教聚落的形成与发展增添了西藏民居的魅力，如拉萨的八廓街民居群即是围绕大昭寺发展起来的，是城镇宗教聚落的典型代表。农牧区的民居聚落的形成以寺院为中心，自由布置、彼此错落，形成不相联属的格局。 西藏民居在注意防寒、防风、防震的同时，也用开辟风门，设置天井、天窗等方法，较好地解决了气候、地理等自然环境不利因素对生产、生活的影响，达到通风，采暖的效果。 1959年民主改革以前，西藏大部分居民住着低矮的窝棚，无家贫民只能寄居檐下，栖身道旁。西藏自治区成立后，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改善居民住房，到1994年，城市人均住房面积达24平方米，农村人均36平方米。由于旧西藏经济发展缓慢，建筑材料仅仅局限于块石加粘土，现在的民居已经充分利用各种现代建筑材料，盖起了许多高层建筑，使藏式建筑风格得到了更好的发挥。旧西藏绝大部分人家的室内设施极其简陋，现在电视、收录机、成套的藏式家俱已进入普通的藏族居民家庭。中国人的改革开放使藏族居民身上有了更多的钱，他们将自己的住房装修得漂亮且具特色。
眷眷赤子心，浩浩中华魂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孕育了五千年的辉煌，五千年的历史，留下了璀璨的传统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仁人志士层出不穷，中华美德熠熠生辉，民族精神世代传承。 在华夏大地，这片波涛汹涌的大地上，在寒风凛冽的世界第一高峰，插着一面用爱凝结成的，万古流芳的旗帜。它，就是以“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不屈不挠、自强不息”为目标的民族精神！ 面对困难重重而勇往直前奋斗的是民族精神；对死亡的威胁自强不息英勇就义的是民族精神；面对凌辱祖国的列强，挺身而出、维护祖国尊严的，还是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它是世界的最高峰，向下方眺望。它看到了祖国雄壮美丽的大好河山，看到了这片土地上勤劳的中国人……此时，它虽然身在寒冷的峰顶，但它心里却有一颗炽热的太阳为它驱赶寒冷。但是，当它看到人面兽心的侵略者残忍地杀害无辜的百姓，一股憎恨在心底油然而生，就仿佛凶猛的列焰在心头焚烧，久久不息。 望长江黄河浩荡东流去，抚敌垒炮台默默耸天立。江山千秋永在，英烈风范长存，从太军倒下的第一排勇士，到百万雄师过大江献出年轻生命的战士；从罗霄山脉战死的大将，到抗日战胜和大决战中英勇献身的官兵，他们有没有留下名字的，还有的没墓场和石碑。然而“青山处处埋忠骨”，他们的英灵与江河同在，与日月同辉！ 时间如信风拂过耳际，生命的旋律在眼前闪烁。悠悠的岁月如水流逝。你是否还记得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们？ 爱国是高于一切的传统美德，正是如此，我们中华民族涌现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爱国英雄，他们的英雄事迹为中华美德的最高音。屈原因国破而投江明志，张骞出使匈奴、苏武牧羊北海边、文天祥为保国格而心甘受辱，岳母刺字“精忠报国”、戚继光率兵抗倭、郑成功挥师收复台湾，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为国义无反顾，李大钊、陈潭秋视死如归，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周保中，为还我河山而爬冰卧雪，甘洒一腔热血、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黄继光献身堵枪眼、邱少云烈火焚身稳如泰山……他们哪一个不是具有着民族精神？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血可以流。泪可以洒，但头不能低下，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本色，中国人的血脉流淌着顽强不屈的精神！多少荣辱，多少艰辛，多少奋斗，多少牺牲，我们的先辈用血、用汗、用宝贵的生命铸就了东方大地不屈的中华魂！换得华夏大地阳光灿烂。 幸福的生活是我的祖辈、无数的英烈带着对祖国的挚爱、对人民的赤诚，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这幸福来之不易，这里面凝聚着无数英雄的血与生命。这是他们为了捍卫祖国，保护人民而献出生命的回报，这是所有人民心中最甜的果实…… 今天，我们又站在国旗下，面对冉冉升起的国旗，我们该有多少感想“朝霞艳，国旗升，凝目立，添豪情”，同学们，请珍惜我们花朵般的年龄，用实际行动做出响亮的回答。 弘扬民族精神，再现中华之雄魂。
导读：历史上不乏知识分子在真诚地为民请命的时候，却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对此，当代知识分子还刚刚开始觉醒。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正致力于疏理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的关系，并逐渐将自己与之疏离开来，接下来的工作将是进一步反省自己与民间世界的关系，正视自己与民间的距离。我们并不主张一种新的民粹主义，主张知识分子重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主张知识分子应关怀民间和具有民间意识，与主张将知识分子消弭于民间并非一回事，也决不等于“媚俗”。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并同时拒守着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和民间社会之间距离的知识分子阶级，恰恰是一个民族文化能够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而也只有当知识分子清醒地意识到了其与民间的距离时，他才会认真地去了解和理解民间，毕竟，民间社会虽然是历史的本体，但民间历史仍有待于知识分子去书写，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所不可推托的文化使命。 对外开放，在使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同时，也回过头来更仔细地审视自己，文化史研究因此而兴。 一个国家的文化，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浑沌一体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内在结构的织成物，存在着地域、民族、阶级、职业和年龄等方面的差别，其中，阶级差别是文化差别的重要原因，不同的阶级，由于其经济力量、社会地位、历史传统和教育机会的不同，而承当和依循着不同的文化，在古代中国，我们大致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统治阶级、知识阶级和平民阶级文化，三种文化无疑都对整体的民族文化有所贡献，问题是，在三者中，何者应是中国文化的本体，因而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 文化是由人承当并作用于人的，如果文化丧失了对人的作用，就不再是活生生的文化，而成了仅供游人观赏的文物古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则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所承当的，因此，在民族人口中占主体的阶级的文化，自然就是民族文化的主体，也就是说，文化史研究固然应关心统治阶级和知识阶级的上层文化，即所谓政治文化和精英文化，但更应该关注民众的下层文化，即民间文化。只有民间文化而不是别的，才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史，首先应该是民间文化史。 如果我们承认无论过去和现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永远是民众，承认民众是历史的主体，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要理解我们这个民族，要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精神，就首先要理解民众，理解民间的历史和精神，而民间精神和历史只能保存于民间文化中，在气象万千的民间文化中，蕴含了民间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寄托了民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惟有理解了民间文化，才算真正切中了我们民族的命脉，聆听了我们民族的心声。如果说，民间文化是一条汇纳百川的浩浩巨流，那么，帝王豪杰、文人精英的文化只能是这一巨流偶或激起的浪花，甚或只是虚浮的的泡沫。 将民间文化确立为文化史的主体，有着实践的和理论的意义。 其实践意义在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一个民族的变革，主要是人的变革，而首要的自然是展占其人口大多数的平民大众的变革，其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一切文化侧面的变革，而欲求自新，必先温古，即认识民族主要是民众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人们不是常说要现代化首先要了解国情么？而中国亿万民众的文化－精神传统与现状，就是最大的国情。民间文化以及它所陶冶凝炼的民间精神，直接关乎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和法治制度的等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 不过，本文所关心的主要是民间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民间文化研究的实践意义迫切要求文化研究对民间文化的关注，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当代学术界的“文化热” 虽历久不衰，但热点却似乎总是那有限的几个，什么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嘉乾朴学等等，主要是一些思想史问题，在民间文化研究领域，虽也不乏默默的工作者，但其成果却未能在学术界激起应有的反响，民间文化仍处在学术视野的边缘，学术关注的焦点仍是思想史，而人们却是在文化史的名义下谈论思想史问题的（只要翻检一下时下流行的几份精英学术刊物，这一点就一目了然了），于是，文化史被归结为思想史，而思想史又被顺理成章地简化为哲学史、经典著述史。 思想史固然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如知识分子通常所相信的那样，是文化史的主要部分，更不能以思想史取代文化史。 首先，就文化形态学而言，思想在文化整体结构中，只是最表面的层次，我们不妨将之称为文化整体结构的“上层建筑”。 按其存在形态，文化现象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事情层。指人们在具体生活中的具体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每时每刻都在大量的涌现着和消失着的人生百态、世间万象，诸如送往迎来、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等等，文化的这一层次以具体的行为的形态而存在，说穿了，就是生活本身。第二，制度层，即引导人们的具体行为、制约人们的生活实践的规范或模式，包括生活方式、交际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感知方式等等，它们使人们的行为成为有序的、可预期的。文化的这一层次以成文的或口传的典章制度的形态而存在，如礼仪、法典、谣谚等等。第三，意义层。即人们用以解释世界以领会其意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等等，它赋于世界以意义，使人们的世界成为意义世界。 文化的这一层次往往以高度抽象化、合理化的思想体系的形态而存在，如神学、哲学等。 文化的三个层次，相互引发、相互依托。从现成的形态学的角度讲，毋庸置疑，意义体系是文化的最深层次。人们的具体生活实践总是受一定的文化制度所制约的，而一定的文化制度总需相应的意义体系作为其合理性或合法性的辩护，因此，一言体系，或曰特定的思想体系，就被当成整个文化构成的奠基者，要理解一种文化现象，就首需理解其相应的思想或哲学体系。 然而，现成的形态学的关系不能被当成历史的发生学的顺序。文化史既然是关于文化的历史，就必须以历史的目光来理解文化，按文化现象各层次的自然发生顺序来理解其相互关系。就发生学的意义而言，意义体系是文化整体构成的最表面层次，而生活实践才是其发生的渊源和存在的基础。这正与其形态学意义上的关系相反。 这实在并不难理解。因为，生活，惟有具体的生活本身，才是文化萌芽、成长并植根于其中的沃土。先有人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才有人类的一切，也才有人类的文化。具体地讲，人们只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经过长期的积淀、总结、升华和抽象，才建立了一定的文化制度：礼仪是交往的产物，语法是说话的产物，逻辑是思考的产物，总之，文化制度在生活中涌现并凝结成形的，说穿了，人们只有先如此这般地做事情，然后，才会有如此这般的做事情的方式和规范，这些方式和规范，无非是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它们流传于口头就成了谣言、古训，著于竹帛就成了典章、史册，而体现于生活本身就是民俗仪节。另一方面，文化制度产生于生活，却又反过来约束和规定生活：礼仪源于交际又反过来约束交际，语法源于说话又反过来约束说话，逻辑源于思考又反过来约束思考。文化制度又是意义体系赖以产生的基础。一定的文化制度确定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设定了人们在世界中的地位，也设定了人们看待世界的立场，从而，就决定了人们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文化制度中并依赖于一定的文化制度来领会和理解世界的，人们置身于怎样的制度中，他在这一制度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他就怎样领会和理解世界，世界就会又怎样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一定的意义体系总是建立于一定的文化制度之上的，不同的民族因其不同的制度而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的阶级也因其在文化制度中的不同地位而拥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往往被思想史家视为文化最基本层次的思想体系或哲学传统，实际上是文化整体结构中最迟产生和分化出来的层次，它最初还是水乳交融地寓于具体的生活实践和文化制度中，只是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专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的产生，它才以神学或哲学的形式蜕变和分化出来，而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最初是以巫史兼王的身分出现的），同时也就将作为其存在基础的思想体系置于文化的统治地位，并借助为之所垄断的历史叙述和学术著述宣传和强化这一被颠倒了的文化观，而昧于历史辩证法并囿于文字典籍理解历史的后世的知识分子也果真相信了这种编造的文化历史，并继续编造着这种颠倒了的历史，以至于连自己的生存也被头足倒立地颠倒了过来。 既然，只是由于人们先已如此这般地生活着，然后才演生出如此这般的文化制度，才最终编造出如此这般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那么，要研究文化，就必须从生活、从活生生的生活出发，只有首先理解了生活本身，理解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事象和形形色色的文化制度，然后才能理解思想。文化研究应从研究文化制度和思想体系是如何从生活实践中生成和分化出来的，而不是相反，研究生活是如何莫名其妙地从思想体系中分泌出来的，毕竟，人是为生活而思想，而不是为思想而生活，人们从来不是先建立一种世界观或人生观，然后才开始生活，而只是在生活历程中才逐渐有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即是表面看来是先有思想后有生活的知识分子，他具体选择何种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有其粗俗的物质生活前提的，这个道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巨著中已讲得很明白，马克思将被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颠倒的历史重新扳正过来。 应该说，自从马克思出，人们再也没有理由仅仅局限于思想史的范畴叙述思想史，再也没有理由使文化史的研究依赖于思想史，尤其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度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在西方人文科学界已将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目光投向世俗文化从而导致历史观和史学方法的根本转变的时候，我们的人文学术界却仍执著于一些陈旧的问题和理路不放，古代经院学术（经学）的哲学方法，仍被奉为学问正宗，几千年的学统和道统绵绵不绝，既是我们的骄傲，可也是我们的包袱，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觉悟，学术方法的积习较之思想观点的教条更难于被觉察和清除，学统较之道统更根深蒂固。
写作思路：首先可以开篇点题，直接给出文章的主旨，接着表达自己的想法以及观点，用举例子的方式来进行阐述论证自己的看法，中心要明确等等。一、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意义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是国际上认可度较高的四大文明古国，形成了人类最早时期的文明。追溯中国历史，至今已有5000年文化积淀，文字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经过了多种字体的演变，并由此将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传承了下来。作为中华儿女，我们不仅要以中国传统文化引以自豪，而且要从中汲取传统文化精髓和智慧，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二、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地位汉语言文学是一门古老的、综合性的学科，也是文史类和师范类院校必开的一门课程，目的是让广大莘莘学子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的、悠久的古老文化，将这种文明与思想继承下去，影响更多的人。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广义上来讲，中国的文艺理论和汉语言文学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各种形态的文学思想皆与中国文化中的儒家、道家、佛教、玄学等古代哲学密不可分，构成了中国最丰富的古代文化组成部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有助于帮助学生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代整体文化，对学习中国古汉字、音乐、舞蹈、宗教等文化具有一定帮助。三、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材建设汉语言文学是我国高校开设最早的课程之一，该专业注重学生文学修养、文学鉴赏、古文阅读等各方面能力的培养，课程的开设与中国社会变革是联系在一起的。随着90年代全民经商大潮的兴起，文坛上百花齐放的局面一去不复返，文学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少，90后一代更热衷于现代西方文化，普及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势在必行。四、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学方式探讨中国传统文化课程虽讲述的是古典文化和艺术，着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但在教学过程中并不影响教师采用高新技术，开展多媒体教学，集文字、图形、视频、声音于一体的方式还原当时历史时期的场景，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学的兴趣，使学生通过影像更直观地了解中国古代艺术、教育、佛学等文化。除此以外，通过实地考察和开设孔子学院，也能够更好地推广和普及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汉语言文学是古老而又具有系统性的一门学科，重点是培养学生的人文修养、文学鉴赏、古文阅读等能力，为社会培养出一批通晓中国古今文化的文坛之士。两汉时期的经学、隋唐时期的佛学、宋明时期的理学、清明时期的朴学及近代民主思想等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通过全面的学习，能够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使学生身为中华儿女感到自豪。新时代的大学生同时肩负着巨大的历史任务，可利用多媒体或互联网工具，将中国悠久且古老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