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婚姻，女人有再好的事业也不完整，没有事业，女人只做家庭主妇迟早会与社会脱节，所以两者可以相辅相成，即要经营好婚姻，又要有自己的事业，有了孩子，还要照顾好自己的孩子，所以人生不易，好好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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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女人大部分想要的只是一个依靠，她会想要一个对她好的人，不愿意再去职场上奋斗，慢慢的会回归家庭。
分开管理。婚姻是婚姻，事业是事业，两者都要达到优秀。
婚姻法修改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所讨论的重点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婚姻家庭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高度概括、总结从法律的功能作用来看，这种调整和重视规范无疑是准确适时的，但是，就法律自身所要求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而言，一部法律经过修改之后必须保证它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与其所调整的范围恰当衔接从这个意义上讲，转变立法观念，使一些约定俗成的伦理关系上升为法律，并以发展的眼光预测未来尤其重要，这是保证这部法律具有前瞻性的重要条件就此，笔者对新《婚姻法》出台后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的有关问题谈谈自己的观点。 一、应对故意生非婚生子女给予一定的惩罚。 《婚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笔者认为，该条法规是现今社会中大量出现非婚生子女原因之所在。因为“婚外恋”、“通奸”、“重婚”以及“非法同居”等，当事人均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故亦得不到法律之保护。所以当事人双方或者第三人为追求利益甘愿生下子女。但这种行为导致的后果即违反了社会道德规范，又增添了社会生活中的不安定因素，还产生了对计划生育工作正常开展的影响，以及对非婚生子女的照顾抚养等一系列社会及法律问题，笔者认为应在相应的的《解释》中对故意生下非婚生子女者给予一定的惩罚，但应视具体情况而言，分为：第一，如未经男方同意或者在男方不知女方有生下子女的意愿或者行为时，女方私自生下子女的，应对女方给予一定的惩罚；第二，如男方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女方有生下子女的意愿或者行为的，而未加以阻拦的，应对男女双方均给予一定的惩罚；第三，男方在违背女方的意愿下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迫使女方生下子女的应对男方给予一定的惩罚；第四，当事人双方以外的第三人，违背当事人双方或者一方意愿，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迫使女方生下子女的应对第三人给予一定的惩罚。 二、在婚姻存续期间也应该对家庭暴力的受害方作出赔偿。 《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笔者认为家庭暴力的受害方不应该仅仅在离婚时才可得到补偿根据《婚姻法》规定夫妻双方都有自己的个人财产，要进行赔偿是有法可依的，且在损害赔偿时，不仅包括医院费、误工费等，还应该赔偿精神损失费，因为第四十六条提及的几种事实对当事人感情的伤害尤为严重，均为导致当事人双方感情破裂的原由所在。 三、《婚姻法》所保护的男女不应有差别定位。 从《婚姻法》修改草案和讨论的情况，乃至新《婚姻法》的出台来看，对妇女的直接或者间接保护都源于男女的差别定位，也就是说将女性定位于弱者。这种意图值得深思。 目前我国保护妇女的专门性法律有《妇女权益保障法》，《劳动法》也针对女性不同的生理条件进行了差别性规定，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也赋予了妇女在接受教育、就业等政治、经济领域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可以说，我国对妇女权益的法律保护是比较完善的《婚姻法》作为调整婚姻关系的法律，过分强调女性利益是有失公平的，这不仅违背了这部法律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同时，也不利于鼓励女性自强、自立。因为，传统的中国妇女，包括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深受封建儒家文化的影响，男尊女卑的观念较重，一旦结婚，即把生活的重心转移到了家庭，精神上更依附于男性，这种依附的后果是削弱了女性在社会上的竞争力，此时，男性则在社会这一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双方巨大的反差，很可能使男性对女性从尊重、钦佩到爱恋的基础丧失，从而导致婚姻的不稳定。审判实践中出突出地反映了这些问题。一是许多婚姻案件中的女性，既使男方没有感情，也拖着不肯离婚，不愿失去名分和依靠；二是被婚姻抛弃的女性，往往是社会地位、个人才智和能力与男方差距较大，而产生这些差距的原因，与妇女过强的女性角色意识妨碍了其成长有很大关系。当然，这种观点并不是要否认女性注定要更多地投入家庭这一事实，关键是，法律在了解女性弱点的情况下不要接受认可这种弱点，如果这样做了，就意味着纵容这种软弱和依附，从而会使她们更没有自强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如果法律不再充当救世主，她们自强自立的精神反而会更强烈，这样，来自外界的伤害则显得无足轻重了。由此可见，将婚姻立法定位于男女平等远远比强调保护女性更重要。 四、对婚内强奸单独实施惩罚。 “婚内强奸”一直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我国现行刑法关于强奸罪主体的规定采取了概括规定的方式，即未明确规定丈夫可以成为强奸罪的主体，也未明确将丈夫排除在外。这种模糊的立法给司法部门带来了不小的障碍，也给法学家解释法律提供了很大的空间。目前理论界的主流观点是“婚内无奸说”，其最主要理由就是“同居义务说”，认为自愿结婚本身就是对同居义务所作的肯定性承诺，并且这种承诺只要作出一次性概括就已足够，将在整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直有效。但是，这种观点却存在着致命缺陷-因为同居权利和义务不是法律权利和义务，积极的性行为无法用法律来调整，爱情才是维系正当同居的唯一有效保证手段，法律赋予夫妻双方的只是“同居请求权”。故笔者认为应增加对婚内强奸的规制，从而减少家庭暴力的发生。 五、建立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分割制度。 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分割，西方国家立法早已有之，称之为非常夫妻财产制，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特殊情况出现而依照法律规定或诉讼程序确定财产分割的制度，旨在保护夫妻一方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依其发生原因，可分为当然的非常夫妻财产和裁判上的非常夫妻财产制。我国《婚姻法》规定了离婚时的财产分割，《继承法》规定了夫妻一方死亡时的财产分割，没有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分割制度，需要加以完善，使之与其他财产制相配套，组成完整的夫妻财产制度。 笔者认为，我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分割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确立：第一，在夫妻一方被处以罚金、没收财产等刑罚处罚时，所及的财产只能是其个人财产；如果以共同财产承担，势必损害夫妻另一方的权利，这时就有必要对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第二，当夫妻一方被宣告失踪或被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时，其难以行使对财产的共有权、共有权由另一方形式，难免会发生损害一方权利的情况。如将其有财产无偿赠与他人，任意挥霍浪费共同财产等，这时有必要对共有财产进行分割，明确界定属于被宣告方的财产由另一方代管，这就使其不为被宣告方的利益不能处分被宣告方的财产，从而加强对夫妻一方财产的保护。第三，夫妻一方作为民事主体参加民事活动，有时难免会承担民事责任。为避免夫妻合谋损害第三人利益，以借口没有个人财产逃避责任，使第三人的权利难以实现，这就需要对共同财产予以分割第四，夫妻一方履行法定义务而另一方加以阻挠，或借口没有个人财产而不予履行，第三人权利就得不到保护。为此，也要分割共同财产，使第三人权利得以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的婚姻家庭立法与妇女权益保障 杨大文Yang Dawe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China 100872 【专题名称】妇女研究 【专 题 号】D423 【复印期号】2009年02期 【原文出处】《中华女子学院学报》(京)2008年6期第11～15页 【英文标题】Legislations of Marriage and Family Law and the Safeguarding of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作者简介】杨大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婚姻家庭法学研究所所长，曾任1980年婚姻法、1992年妇女权益保障法起草组成员。在修改婚姻法的前期工作中，任专家试拟稿起草组召集人。（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之初，1980年婚姻法正式颁行。这部婚姻法是在1950年婚姻法的基础上，根据实践经验和当时婚姻家庭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修订的。2001年这部婚姻法再次得到修正。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婚姻家庭立法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对此立法进程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审慎而理性地把握未来。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marriage law was formally issued and executed in This marriage law was established on the foundation of marriage law in 1950, according to the experience and new problems which appeared in the family In 2001, this marriage law was revised once It can be said tha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Policy, our country's legislation in marriage law has made great Research on the legislation of this law is helpful for us to face the future carefully but 【日 期】2008-10-25 【关 键 词】改革开放/婚姻法/妇女权益the Reform and Opening Policy/marriage law/women's fights and interests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98(2008)06-0011-05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我国的法制建设和妇女权益保障事业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妇女权益的保障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就法律层面而言，涉及各有其特定调整对象的相关法律。本文仅就改革开放以来的婚姻家庭立法(1980年婚姻法和2001年婚姻法的修正)对妇女婚姻家庭权益保障问题，做一些简略的回顾和评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应当在现行法的基础上，探索进一步完善保障妇女婚姻家庭权益法律机制的途径和方案。 一 1980年婚姻法的起草始于改革开放前夕的1978年冬，该法是在1980年9月10日通过，自1981年1月1日起施行的。这部法律的颁行，是巩固和发展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需要，是保障公民婚姻家庭权益的需要，也是促进安定团结、妇女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拨乱反正的历史背景下，它的问世，使在“文革”十年中遭到严重破坏的婚姻家庭法制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部婚姻法，1980年婚姻法的制定是全国妇联率先倡议和推动的。在1978年7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来自各地的代表共商新时期的妇女发展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计。关于婚姻家庭领域的情况、问题和对策，是这次大会的主要议题之一。代表们提出的修改婚姻法、制定新婚姻法的建议，反映了广大妇女的共同愿望。会后，以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同志的名义，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再度建议修改婚姻法向中央的请示报告》①，根据中央的批示，同年11月成立了由全国妇联牵头，有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修改婚姻法小组，下设办公室，随即启动了修改婚姻法、起草新婚姻法的前期工作，在修改婚姻法小组的领导下，起草了六次新婚姻法的草案，后期工作则是由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完成的。 1980年婚姻法对1950年婚姻法的修改和补充，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婚姻家庭立法。关于总则、结婚制度、家庭关系、离婚制度等方面的修改和补充，此处不拟评述。关于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的保障问题，该法是通过几种不同的方式加以规定的。一是有关男女两性平等共享的婚姻家庭权益的规定。二是有关对妇女的婚姻家庭权益予以特殊保护的规定。三是某些规定虽然同样地适用于男女两性，但就其实际针对性而言则有利于保障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的规定。笔者认为，1980年婚姻法对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的保障，可以通过以下数例加以评析。 1、关于男女平等原则 1980年婚姻法重申了1950年婚姻法中的原则性的规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新法将原法中所称的男女权利平等，改称为男女平等。这个看来似乎很细小的提法上的差别，过去往往被人们所忽略。两字之差，其中实有深意存焉。男女权利平等是指两性法律地位平等或机会平等，立法的价值取向，应当是在法律地位平等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两性在实际生活中的平等或结果的平等。对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调整，不仅要有两性在法律上的平等的规定，还要有根据实际情况促进两性在事实上平等的规定。男女权利平等和男女平等这两个提法，前者不能包容后者，后者则是可以包容前者的。这个提法上的修改，是对男女平等在认识上的深化，对保护妇女的婚姻家庭权益乃至其他权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2、关于传统习俗的改革 1980年婚姻法规定，登记结婚后，根据男女双方约定，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的成员，男方也可以成为女方家庭的成员，这一规定有利于破除以男子为中心的宗法家庭观念和妇从夫居的旧俗，有利于消除有女无儿户的思想顾虑，克服此类家庭特别是农村地区此类家庭的实际困难，对推动计划生育和保障妇女权益也是十分有利的。②与1995年婚姻法相比较，1980年婚姻法扩大了对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调整。除夫妻、父母子女外，祖孙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均被纳入调整范围。在祖孙间的抚养问题上，祖父与孙子女、外祖父母与外孙子女的权利义务是一律平等，并无区别的。我国的传统家庭历来是重父系亲、轻母系亲，重男系亲、轻女系亲的。代之以父母双系并重，男系女系一视同仁的规定，是实行男女平等的亲属制度的必然要求。 3、关于夫妻财产制 1980年婚姻法以婚后所得共同制为我国的法定夫妻财产制。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关于法定夫妻财产制的规定虽然过于概括、过于原则，却比1950年婚姻法中的相应规定更明确，尤为重要的是，法律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财产的归属，为构建约定夫妻财产制作了立法上的尝试和准备。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采用婚后所得共同制，并以夫妻财产约定作为必要的补充，是有利于保障已婚妇女财产权益的。 4、关于离婚的法定理由 对男女一方要求离婚，另一方不同意离婚的纠纷。1950年婚姻法中仅有程序性的规定，而无有关离婚法定理由的实体性的规定，准予或不准离婚的原则界限，实践中是以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为依据的。1980年婚姻法规定，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以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作为概括性的离婚法定理由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离婚问题的基本观点，是我国人民法院处理离婚案件的长期经验的总结，有利于保障离婚自由，防止轻率离婚。后来，最高人民法院又就如何适用这一概括性的规定，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等作过多次司法解释，使其在适用中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在现实生活中，出于种种原因，要求离婚的妇女遇到的困难或阻力，往往大于男方，关于离婚法定理由的规定和相关的司法解释，是有助于妇女行使离婚自由的权利的。 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生活和广大人民的婚姻生活经历了巨大的变化。1980年婚姻法的原规定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在新的形势下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实际需要。婚姻家庭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必须通过立法措施制定相应的有效的对策。我们应当充分肯定1980年婚姻法的历史功绩，包括它在保护妇女婚姻家庭权益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但是，这部法律的不足之处也是很明显的。首先，该法本身原来就存在较多的立法空白，对某些应当具备的制度未作规定。其次，该法的若干规定已经滞后于现实。这些缺陷，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化逐渐显现的。结婚法中仅有婚姻成立要件的规定，欠缺有关无效婚和可撤销婚的规定；原有的夫妻财产制，与已经多元化、复杂化的婚姻家庭财产关系不相适应；面对离婚率的增长和离婚原因的变化，需要在立法上进一步完善离婚制度，凡此种种，都充分表明了修改婚姻法的必要性。 从1996年10月30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将修改婚姻法补充列入该届人大的立法规划，到2001年4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历时5年有余。婚姻法的修改，是完善我国婚姻家庭法制的重要步骤，上述决定的内容多达33项，与妇女婚姻家庭权益密切相关的立法重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总则章中的禁止性条款和导向性规范 为了保障婚姻法各项原则的贯彻实施，修正后的婚姻法在禁止性条款中增设了：“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在现实生活中，上述违法行为的受害人以女性为多，增设这些规定，加强了对妇女人身权利的保护，在新增设的第4条中规定了婚姻双方和家庭成员的共同责任，即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这项导向性的规定，集中地体现了婚姻法的立法宗旨，反映了包括女性在内的家庭成员建设和谐家庭的共同愿望。 2、关于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 修正后的婚姻法在结婚章中增设了有关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规定，其内容包括婚姻无效的原因，婚姻撤销的原因、程序、请求权人和请求权行使的期间，以及婚姻无效和被撤销的法律后果等。在出于某些原因导致的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等违法婚姻中，妇女深受其害。有了关于婚姻无效和撤销的规定，可使她们摆脱违法婚姻的困境，并可使她们在违法婚姻终止时的人身和财产权益得到法律的保障。 3、关于法定夫妻财产制和夫妻财产约定 与1980年婚姻法颁行时相比较，现实生活中的夫妻财产关系已经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表现在客体范围、发生途径、财产价值、权利形态以及涉外婚姻、区际婚姻中的财产关系等诸多方面，经过婚姻法的修正，改进了原有的法定夫妻财产制，规范了夫妻财产约定，对法定夫妻财产制，分别规定了婚后所得共同制中双方共同财产和一方个人财产的范围，在共同财产制的前提下，为一方个人的财产权利提供了适度的空间。对夫妻财产约定，规定了约定的内容、形式以及约定的对内和对外的效力。在约定的对外效力问题上，兼顾了夫妻双方的财产权益和第三人的财产权益，有利于保护社会交易的安全。上述各种规定，当然适用于婚姻双方，对增强已婚妇女在财产权利上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4、关于离婚法定理由的具体化 修正后的婚姻法在肯定和保留原法中的概括性、原则性规定的同时，还为离婚的法定理由增设了若干列举性、例示性的规定。符合法定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法条中列举和例示的情形，包括一方有重婚，有配偶且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有赌博、吸毒恶习屡教不改等违法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此类行为的实施者往往是男性多于女性的。离婚法定理由具体化的后果之一，是妇女行使离婚自由的权利得到了更加有效的法律保障。此外，夫妻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有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调解无效的，也应依法准予离婚。关于一方为失踪者的离婚问题，修正后的婚姻法明确规定，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应准予离婚。失踪与感情是否确已破裂无关，此类案件是不可能进行调解的。 除上述各点外，修正后的婚姻法还有若干有利于保障妇女权益的规定，包括在法定期间对男方离婚请求权的限制；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如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可不适用须得军人同意的规定等。此类规定在离婚妇女的财产权益方面更为具体详明。例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应当照顾女方的权益；关于离婚时的经济补偿、生活帮助、损害赔偿等规定，在适用中实际上多以女方为受益人。救助措施和法律责任章中的许多规定，更是保障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的必要措施。 三 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婚姻家庭法经历了从与民法分离到向民法回归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颁行，标志着婚姻家庭法在立法体制上已经向民法回归。民法的法典化，将婚姻家庭法规范体系纳入法典化的民法，作为其中的一编(婚姻家庭编或亲属编)，将进一步实现婚姻家庭法在体系结构、编制方法上向民法的回归。民法的法典化是完善我国婚姻家庭法制的大好时机，在婚姻家庭编或亲属编中增设若干保障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的规定，不仅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行的。 鉴于2001年对婚姻法已作修正，起草民法婚姻家庭编时似不可能有大幅度的修改和补充。本文仅就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的法律保障问题，提出以下数项具体的立法建议。 一是增设有关亲属制度的通则性规定。婚姻双方和家庭成员间的权利和义务，都是以亲属身份关系为其客观依据的。这些通则性规定，必须坚持男女平等的原则。某些与此原则不符的亲属称谓，也要在法律用语上予以更正。例如，目前仍将父之父母称为祖父母，母之父母称为外祖父母，子之子女称为孙子女，女之子女称为外孙子女，这显然是以男子为中心的宗法家族制度的历史孑遗。沿用这些称谓，会给人们带来内外有别，重男轻女的消极影响。笔者建议将父之父母和母之父母统称为祖父母，将子之子女和女之子女统称为孙子女。这种亲属称谓的改革并非小事一桩，会对消除性别歧视，保障妇女的婚姻家庭权益具有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 二是将有关配偶权的规定纳入婚姻家庭法的规范体系。这里所说的配偶权，是夫妻人身关系方面各种权利和义务的集中概括，也是夫妻财产关系方面各种权利和义务借以发生的根据。将配偶权作为夫妻关系法中的一个上位概念，在法理上并无不妥之处。为什么在亲子法、监护法中可以有亲权、监护权等规范，而不可以在夫妻关系法中有配偶权的规定呢？在修改婚姻法的过程中，配偶权问题曾屡受质疑，那种将配偶权仅仅归结为性的独占权的说法，显然是对配偶权的严重误解。在法律上肯定配偶权，并通过必要的立法措施防止对配偶权的侵害，可以使那些往往在婚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方的权益，得到更加有效的法律保障。 三是进一步完善约定夫妻财产制。现行法中有关夫妻财产约定的规定，是以财产归属问题为其主要内容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与对财产关系的静态调整相比较，对财产关系的动态调整更加重要。因此，应当将财产的经营、管理等问题纳入夫妻财产约定的内容。采用分别财产制的夫妻，一方将财产委托另一方经营、管理时，应当适用有关委托代理的规定。显然，进一步完善约定夫妻财产制，对保障已婚妇女的财产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是增补有关离婚法定理由的列举性、例示性规定。现行法中有关规定并不到位，具体地列举和例示的仅有四项。哪些情形属于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尚需进一步作出必要的解释。为了加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增补若干列举性、例示性的规定是十分必要的。规定的增补应当从实际出发，过去的某些司法解释可供参考。笔者认为，一方患精神病久治不愈；一方有生理缺陷，无性行为能力；乙方被判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或其犯罪行为严重影响夫妻感情；一方有杀害或严重伤害另一方的意图(有犯意表示或预备行为即可认定，不以杀害未遂或者伤害未遂、既遂为必要条件)等，均可纳入上述列举性、例示性规定，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增补这些规定，对女方婚姻权利的行使来说是利大于弊的。 五是扩大离婚时经济补偿和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现行法中有关离婚时经济补偿的规定，其适用范围仅仅限于采用分别财产制的夫妻。在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夫妻均采用法定夫妻财产制即婚后所得共同制，约定采用分别财产制的并不普遍，或者可以说是并不多见。因此，这种规定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其实，采用法定夫妻财产制的亦可适用这种经济补偿制度，只要符合法定情形，付出义务较多的一方，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要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将离婚时经济补偿的适用范围扩及采用法定夫妻财产制的夫妻，在具体操作上并无困难，可在离婚时的财产清算中与共同财产的分割一并处理。有人说，采用法定夫妻财产制的，在分割共同财产时可对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予以适当的照顾，并无适用经济补偿的必要。这种说法是有失偏颇的。行使经济补偿请求权和受到照顾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两者的区别是泾渭分明的，现行法中有关离婚时损害赔偿的规定，对赔偿请求权的发生依据作了严格的限制。在司法实践中，很难满足无过错方的合理要求。建议在已有的规定外，增设关于赔偿理由的概括性、补充性的规定。因其他严重违反婚姻义务的事由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也有权要求过错方予以赔偿。在现实生活中，离婚时的经济补偿和损害赔偿，权利人以女方居多，义务人以男方居多。扩大这两种制度的适用范围，是保障离婚妇女合法权益的必然要求。 注释： ①早在第四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召开前的1978年8月，全国妇联已向中央报送过关于修改婚姻法的请示报告。 ②经2001年对婚姻法的修正，已将这一规定中的“也”字删去，进一步突显了男女平等的立法精神和已婚妇女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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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法修改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所讨论的重点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婚姻家庭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高度概括、总结从法律的功能作用来看，这种调整和重视规范无疑是准确适时的，但是，就法律自身所要求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而言，一部法律经过修改之后必须保证它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与其所调整的范围恰当衔接从这个意义上讲，转变立法观念，使一些约定俗成的伦理关系上升为法律，并以发展的眼光预测未来尤其重要，这是保证这部法律具有前瞻性的重要条件就此，笔者对新《婚姻法》出台后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的有关问题谈谈自己的观点。 一、应对故意生非婚生子女给予一定的惩罚。 《婚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笔者认为，该条法规是现今社会中大量出现非婚生子女原因之所在。因为“婚外恋”、“通奸”、“重婚”以及“非法同居”等，当事人均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故亦得不到法律之保护。所以当事人双方或者第三人为追求利益甘愿生下子女。但这种行为导致的后果即违反了社会道德规范，又增添了社会生活中的不安定因素，还产生了对计划生育工作正常开展的影响，以及对非婚生子女的照顾抚养等一系列社会及法律问题，笔者认为应在相应的的《解释》中对故意生下非婚生子女者给予一定的惩罚，但应视具体情况而言，分为：第一，如未经男方同意或者在男方不知女方有生下子女的意愿或者行为时，女方私自生下子女的，应对女方给予一定的惩罚；第二，如男方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女方有生下子女的意愿或者行为的，而未加以阻拦的，应对男女双方均给予一定的惩罚；第三，男方在违背女方的意愿下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迫使女方生下子女的应对男方给予一定的惩罚；第四，当事人双方以外的第三人，违背当事人双方或者一方意愿，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迫使女方生下子女的应对第三人给予一定的惩罚。 二、在婚姻存续期间也应该对家庭暴力的受害方作出赔偿。 《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笔者认为家庭暴力的受害方不应该仅仅在离婚时才可得到补偿根据《婚姻法》规定夫妻双方都有自己的个人财产，要进行赔偿是有法可依的，且在损害赔偿时，不仅包括医院费、误工费等，还应该赔偿精神损失费，因为第四十六条提及的几种事实对当事人感情的伤害尤为严重，均为导致当事人双方感情破裂的原由所在。 三、《婚姻法》所保护的男女不应有差别定位。 从《婚姻法》修改草案和讨论的情况，乃至新《婚姻法》的出台来看，对妇女的直接或者间接保护都源于男女的差别定位，也就是说将女性定位于弱者。这种意图值得深思。 目前我国保护妇女的专门性法律有《妇女权益保障法》，《劳动法》也针对女性不同的生理条件进行了差别性规定，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也赋予了妇女在接受教育、就业等政治、经济领域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可以说，我国对妇女权益的法律保护是比较完善的《婚姻法》作为调整婚姻关系的法律，过分强调女性利益是有失公平的，这不仅违背了这部法律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同时，也不利于鼓励女性自强、自立。因为，传统的中国妇女，包括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深受封建儒家文化的影响，男尊女卑的观念较重，一旦结婚，即把生活的重心转移到了家庭，精神上更依附于男性，这种依附的后果是削弱了女性在社会上的竞争力，此时，男性则在社会这一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双方巨大的反差，很可能使男性对女性从尊重、钦佩到爱恋的基础丧失，从而导致婚姻的不稳定。审判实践中出突出地反映了这些问题。一是许多婚姻案件中的女性，既使男方没有感情，也拖着不肯离婚，不愿失去名分和依靠；二是被婚姻抛弃的女性，往往是社会地位、个人才智和能力与男方差距较大，而产生这些差距的原因，与妇女过强的女性角色意识妨碍了其成长有很大关系。当然，这种观点并不是要否认女性注定要更多地投入家庭这一事实，关键是，法律在了解女性弱点的情况下不要接受认可这种弱点，如果这样做了，就意味着纵容这种软弱和依附，从而会使她们更没有自强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如果法律不再充当救世主，她们自强自立的精神反而会更强烈，这样，来自外界的伤害则显得无足轻重了。由此可见，将婚姻立法定位于男女平等远远比强调保护女性更重要。 四、对婚内强奸单独实施惩罚。 “婚内强奸”一直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我国现行刑法关于强奸罪主体的规定采取了概括规定的方式，即未明确规定丈夫可以成为强奸罪的主体，也未明确将丈夫排除在外。这种模糊的立法给司法部门带来了不小的障碍，也给法学家解释法律提供了很大的空间。目前理论界的主流观点是“婚内无奸说”，其最主要理由就是“同居义务说”，认为自愿结婚本身就是对同居义务所作的肯定性承诺，并且这种承诺只要作出一次性概括就已足够，将在整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直有效。但是，这种观点却存在着致命缺陷-因为同居权利和义务不是法律权利和义务，积极的性行为无法用法律来调整，爱情才是维系正当同居的唯一有效保证手段，法律赋予夫妻双方的只是“同居请求权”。故笔者认为应增加对婚内强奸的规制，从而减少家庭暴力的发生。 五、建立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分割制度。 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分割，西方国家立法早已有之，称之为非常夫妻财产制，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特殊情况出现而依照法律规定或诉讼程序确定财产分割的制度，旨在保护夫妻一方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依其发生原因，可分为当然的非常夫妻财产和裁判上的非常夫妻财产制。我国《婚姻法》规定了离婚时的财产分割，《继承法》规定了夫妻一方死亡时的财产分割，没有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分割制度，需要加以完善，使之与其他财产制相配套，组成完整的夫妻财产制度。 笔者认为，我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分割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确立：第一，在夫妻一方被处以罚金、没收财产等刑罚处罚时，所及的财产只能是其个人财产；如果以共同财产承担，势必损害夫妻另一方的权利，这时就有必要对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第二，当夫妻一方被宣告失踪或被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时，其难以行使对财产的共有权、共有权由另一方形式，难免会发生损害一方权利的情况。如将其有财产无偿赠与他人，任意挥霍浪费共同财产等，这时有必要对共有财产进行分割，明确界定属于被宣告方的财产由另一方代管，这就使其不为被宣告方的利益不能处分被宣告方的财产，从而加强对夫妻一方财产的保护。第三，夫妻一方作为民事主体参加民事活动，有时难免会承担民事责任。为避免夫妻合谋损害第三人利益，以借口没有个人财产逃避责任，使第三人的权利难以实现，这就需要对共同财产予以分割第四，夫妻一方履行法定义务而另一方加以阻挠，或借口没有个人财产而不予履行，第三人权利就得不到保护。为此，也要分割共同财产，使第三人权利得以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的婚姻家庭立法与妇女权益保障 杨大文Yang Dawe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China 100872 【专题名称】妇女研究 【专 题 号】D423 【复印期号】2009年02期 【原文出处】《中华女子学院学报》(京)2008年6期第11～15页 【英文标题】Legislations of Marriage and Family Law and the Safeguarding of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作者简介】杨大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婚姻家庭法学研究所所长，曾任1980年婚姻法、1992年妇女权益保障法起草组成员。在修改婚姻法的前期工作中，任专家试拟稿起草组召集人。（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之初，1980年婚姻法正式颁行。这部婚姻法是在1950年婚姻法的基础上，根据实践经验和当时婚姻家庭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修订的。2001年这部婚姻法再次得到修正。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婚姻家庭立法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对此立法进程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审慎而理性地把握未来。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marriage law was formally issued and executed in This marriage law was established on the foundation of marriage law in 1950, according to the experience and new problems which appeared in the family In 2001, this marriage law was revised once It can be said tha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Policy, our country's legislation in marriage law has made great Research on the legislation of this law is helpful for us to face the future carefully but 【日 期】2008-10-25 【关 键 词】改革开放/婚姻法/妇女权益the Reform and Opening Policy/marriage law/women's fights and interests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98(2008)06-0011-05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我国的法制建设和妇女权益保障事业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妇女权益的保障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就法律层面而言，涉及各有其特定调整对象的相关法律。本文仅就改革开放以来的婚姻家庭立法(1980年婚姻法和2001年婚姻法的修正)对妇女婚姻家庭权益保障问题，做一些简略的回顾和评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应当在现行法的基础上，探索进一步完善保障妇女婚姻家庭权益法律机制的途径和方案。 一 1980年婚姻法的起草始于改革开放前夕的1978年冬，该法是在1980年9月10日通过，自1981年1月1日起施行的。这部法律的颁行，是巩固和发展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需要，是保障公民婚姻家庭权益的需要，也是促进安定团结、妇女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拨乱反正的历史背景下，它的问世，使在“文革”十年中遭到严重破坏的婚姻家庭法制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部婚姻法，1980年婚姻法的制定是全国妇联率先倡议和推动的。在1978年7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来自各地的代表共商新时期的妇女发展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计。关于婚姻家庭领域的情况、问题和对策，是这次大会的主要议题之一。代表们提出的修改婚姻法、制定新婚姻法的建议，反映了广大妇女的共同愿望。会后，以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同志的名义，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再度建议修改婚姻法向中央的请示报告》①，根据中央的批示，同年11月成立了由全国妇联牵头，有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修改婚姻法小组，下设办公室，随即启动了修改婚姻法、起草新婚姻法的前期工作，在修改婚姻法小组的领导下，起草了六次新婚姻法的草案，后期工作则是由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完成的。 1980年婚姻法对1950年婚姻法的修改和补充，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婚姻家庭立法。关于总则、结婚制度、家庭关系、离婚制度等方面的修改和补充，此处不拟评述。关于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的保障问题，该法是通过几种不同的方式加以规定的。一是有关男女两性平等共享的婚姻家庭权益的规定。二是有关对妇女的婚姻家庭权益予以特殊保护的规定。三是某些规定虽然同样地适用于男女两性，但就其实际针对性而言则有利于保障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的规定。笔者认为，1980年婚姻法对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的保障，可以通过以下数例加以评析。 1、关于男女平等原则 1980年婚姻法重申了1950年婚姻法中的原则性的规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新法将原法中所称的男女权利平等，改称为男女平等。这个看来似乎很细小的提法上的差别，过去往往被人们所忽略。两字之差，其中实有深意存焉。男女权利平等是指两性法律地位平等或机会平等，立法的价值取向，应当是在法律地位平等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两性在实际生活中的平等或结果的平等。对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调整，不仅要有两性在法律上的平等的规定，还要有根据实际情况促进两性在事实上平等的规定。男女权利平等和男女平等这两个提法，前者不能包容后者，后者则是可以包容前者的。这个提法上的修改，是对男女平等在认识上的深化，对保护妇女的婚姻家庭权益乃至其他权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2、关于传统习俗的改革 1980年婚姻法规定，登记结婚后，根据男女双方约定，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的成员，男方也可以成为女方家庭的成员，这一规定有利于破除以男子为中心的宗法家庭观念和妇从夫居的旧俗，有利于消除有女无儿户的思想顾虑，克服此类家庭特别是农村地区此类家庭的实际困难，对推动计划生育和保障妇女权益也是十分有利的。②与1995年婚姻法相比较，1980年婚姻法扩大了对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调整。除夫妻、父母子女外，祖孙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均被纳入调整范围。在祖孙间的抚养问题上，祖父与孙子女、外祖父母与外孙子女的权利义务是一律平等，并无区别的。我国的传统家庭历来是重父系亲、轻母系亲，重男系亲、轻女系亲的。代之以父母双系并重，男系女系一视同仁的规定，是实行男女平等的亲属制度的必然要求。 3、关于夫妻财产制 1980年婚姻法以婚后所得共同制为我国的法定夫妻财产制。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关于法定夫妻财产制的规定虽然过于概括、过于原则，却比1950年婚姻法中的相应规定更明确，尤为重要的是，法律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财产的归属，为构建约定夫妻财产制作了立法上的尝试和准备。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采用婚后所得共同制，并以夫妻财产约定作为必要的补充，是有利于保障已婚妇女财产权益的。 4、关于离婚的法定理由 对男女一方要求离婚，另一方不同意离婚的纠纷。1950年婚姻法中仅有程序性的规定，而无有关离婚法定理由的实体性的规定，准予或不准离婚的原则界限，实践中是以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为依据的。1980年婚姻法规定，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以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作为概括性的离婚法定理由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离婚问题的基本观点，是我国人民法院处理离婚案件的长期经验的总结，有利于保障离婚自由，防止轻率离婚。后来，最高人民法院又就如何适用这一概括性的规定，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等作过多次司法解释，使其在适用中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在现实生活中，出于种种原因，要求离婚的妇女遇到的困难或阻力，往往大于男方，关于离婚法定理由的规定和相关的司法解释，是有助于妇女行使离婚自由的权利的。 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生活和广大人民的婚姻生活经历了巨大的变化。1980年婚姻法的原规定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在新的形势下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实际需要。婚姻家庭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必须通过立法措施制定相应的有效的对策。我们应当充分肯定1980年婚姻法的历史功绩，包括它在保护妇女婚姻家庭权益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但是，这部法律的不足之处也是很明显的。首先，该法本身原来就存在较多的立法空白，对某些应当具备的制度未作规定。其次，该法的若干规定已经滞后于现实。这些缺陷，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化逐渐显现的。结婚法中仅有婚姻成立要件的规定，欠缺有关无效婚和可撤销婚的规定；原有的夫妻财产制，与已经多元化、复杂化的婚姻家庭财产关系不相适应；面对离婚率的增长和离婚原因的变化，需要在立法上进一步完善离婚制度，凡此种种，都充分表明了修改婚姻法的必要性。 从1996年10月30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将修改婚姻法补充列入该届人大的立法规划，到2001年4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历时5年有余。婚姻法的修改，是完善我国婚姻家庭法制的重要步骤，上述决定的内容多达33项，与妇女婚姻家庭权益密切相关的立法重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总则章中的禁止性条款和导向性规范 为了保障婚姻法各项原则的贯彻实施，修正后的婚姻法在禁止性条款中增设了：“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在现实生活中，上述违法行为的受害人以女性为多，增设这些规定，加强了对妇女人身权利的保护，在新增设的第4条中规定了婚姻双方和家庭成员的共同责任，即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这项导向性的规定，集中地体现了婚姻法的立法宗旨，反映了包括女性在内的家庭成员建设和谐家庭的共同愿望。 2、关于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 修正后的婚姻法在结婚章中增设了有关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规定，其内容包括婚姻无效的原因，婚姻撤销的原因、程序、请求权人和请求权行使的期间，以及婚姻无效和被撤销的法律后果等。在出于某些原因导致的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等违法婚姻中，妇女深受其害。有了关于婚姻无效和撤销的规定，可使她们摆脱违法婚姻的困境，并可使她们在违法婚姻终止时的人身和财产权益得到法律的保障。 3、关于法定夫妻财产制和夫妻财产约定 与1980年婚姻法颁行时相比较，现实生活中的夫妻财产关系已经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表现在客体范围、发生途径、财产价值、权利形态以及涉外婚姻、区际婚姻中的财产关系等诸多方面，经过婚姻法的修正，改进了原有的法定夫妻财产制，规范了夫妻财产约定，对法定夫妻财产制，分别规定了婚后所得共同制中双方共同财产和一方个人财产的范围，在共同财产制的前提下，为一方个人的财产权利提供了适度的空间。对夫妻财产约定，规定了约定的内容、形式以及约定的对内和对外的效力。在约定的对外效力问题上，兼顾了夫妻双方的财产权益和第三人的财产权益，有利于保护社会交易的安全。上述各种规定，当然适用于婚姻双方，对增强已婚妇女在财产权利上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4、关于离婚法定理由的具体化 修正后的婚姻法在肯定和保留原法中的概括性、原则性规定的同时，还为离婚的法定理由增设了若干列举性、例示性的规定。符合法定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法条中列举和例示的情形，包括一方有重婚，有配偶且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有赌博、吸毒恶习屡教不改等违法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此类行为的实施者往往是男性多于女性的。离婚法定理由具体化的后果之一，是妇女行使离婚自由的权利得到了更加有效的法律保障。此外，夫妻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有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调解无效的，也应依法准予离婚。关于一方为失踪者的离婚问题，修正后的婚姻法明确规定，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应准予离婚。失踪与感情是否确已破裂无关，此类案件是不可能进行调解的。 除上述各点外，修正后的婚姻法还有若干有利于保障妇女权益的规定，包括在法定期间对男方离婚请求权的限制；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如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可不适用须得军人同意的规定等。此类规定在离婚妇女的财产权益方面更为具体详明。例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应当照顾女方的权益；关于离婚时的经济补偿、生活帮助、损害赔偿等规定，在适用中实际上多以女方为受益人。救助措施和法律责任章中的许多规定，更是保障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的必要措施。 三 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婚姻家庭法经历了从与民法分离到向民法回归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颁行，标志着婚姻家庭法在立法体制上已经向民法回归。民法的法典化，将婚姻家庭法规范体系纳入法典化的民法，作为其中的一编(婚姻家庭编或亲属编)，将进一步实现婚姻家庭法在体系结构、编制方法上向民法的回归。民法的法典化是完善我国婚姻家庭法制的大好时机，在婚姻家庭编或亲属编中增设若干保障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的规定，不仅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行的。 鉴于2001年对婚姻法已作修正，起草民法婚姻家庭编时似不可能有大幅度的修改和补充。本文仅就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的法律保障问题，提出以下数项具体的立法建议。 一是增设有关亲属制度的通则性规定。婚姻双方和家庭成员间的权利和义务，都是以亲属身份关系为其客观依据的。这些通则性规定，必须坚持男女平等的原则。某些与此原则不符的亲属称谓，也要在法律用语上予以更正。例如，目前仍将父之父母称为祖父母，母之父母称为外祖父母，子之子女称为孙子女，女之子女称为外孙子女，这显然是以男子为中心的宗法家族制度的历史孑遗。沿用这些称谓，会给人们带来内外有别，重男轻女的消极影响。笔者建议将父之父母和母之父母统称为祖父母，将子之子女和女之子女统称为孙子女。这种亲属称谓的改革并非小事一桩，会对消除性别歧视，保障妇女的婚姻家庭权益具有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 二是将有关配偶权的规定纳入婚姻家庭法的规范体系。这里所说的配偶权，是夫妻人身关系方面各种权利和义务的集中概括，也是夫妻财产关系方面各种权利和义务借以发生的根据。将配偶权作为夫妻关系法中的一个上位概念，在法理上并无不妥之处。为什么在亲子法、监护法中可以有亲权、监护权等规范，而不可以在夫妻关系法中有配偶权的规定呢？在修改婚姻法的过程中，配偶权问题曾屡受质疑，那种将配偶权仅仅归结为性的独占权的说法，显然是对配偶权的严重误解。在法律上肯定配偶权，并通过必要的立法措施防止对配偶权的侵害，可以使那些往往在婚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方的权益，得到更加有效的法律保障。 三是进一步完善约定夫妻财产制。现行法中有关夫妻财产约定的规定，是以财产归属问题为其主要内容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与对财产关系的静态调整相比较，对财产关系的动态调整更加重要。因此，应当将财产的经营、管理等问题纳入夫妻财产约定的内容。采用分别财产制的夫妻，一方将财产委托另一方经营、管理时，应当适用有关委托代理的规定。显然，进一步完善约定夫妻财产制，对保障已婚妇女的财产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是增补有关离婚法定理由的列举性、例示性规定。现行法中有关规定并不到位，具体地列举和例示的仅有四项。哪些情形属于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尚需进一步作出必要的解释。为了加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增补若干列举性、例示性的规定是十分必要的。规定的增补应当从实际出发，过去的某些司法解释可供参考。笔者认为，一方患精神病久治不愈；一方有生理缺陷，无性行为能力；乙方被判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或其犯罪行为严重影响夫妻感情；一方有杀害或严重伤害另一方的意图(有犯意表示或预备行为即可认定，不以杀害未遂或者伤害未遂、既遂为必要条件)等，均可纳入上述列举性、例示性规定，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增补这些规定，对女方婚姻权利的行使来说是利大于弊的。 五是扩大离婚时经济补偿和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现行法中有关离婚时经济补偿的规定，其适用范围仅仅限于采用分别财产制的夫妻。在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夫妻均采用法定夫妻财产制即婚后所得共同制，约定采用分别财产制的并不普遍，或者可以说是并不多见。因此，这种规定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其实，采用法定夫妻财产制的亦可适用这种经济补偿制度，只要符合法定情形，付出义务较多的一方，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要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将离婚时经济补偿的适用范围扩及采用法定夫妻财产制的夫妻，在具体操作上并无困难，可在离婚时的财产清算中与共同财产的分割一并处理。有人说，采用法定夫妻财产制的，在分割共同财产时可对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予以适当的照顾，并无适用经济补偿的必要。这种说法是有失偏颇的。行使经济补偿请求权和受到照顾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两者的区别是泾渭分明的，现行法中有关离婚时损害赔偿的规定，对赔偿请求权的发生依据作了严格的限制。在司法实践中，很难满足无过错方的合理要求。建议在已有的规定外，增设关于赔偿理由的概括性、补充性的规定。因其他严重违反婚姻义务的事由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也有权要求过错方予以赔偿。在现实生活中，离婚时的经济补偿和损害赔偿，权利人以女方居多，义务人以男方居多。扩大这两种制度的适用范围，是保障离婚妇女合法权益的必然要求。 注释： ①早在第四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召开前的1978年8月，全国妇联已向中央报送过关于修改婚姻法的请示报告。 ②经2001年对婚姻法的修正，已将这一规定中的“也”字删去，进一步突显了男女平等的立法精神和已婚妇女的主体性。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睦、安宁的家庭关系，不仅是每个家庭成员人生幸福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之一。值得关注的是，关于家庭暴力问题的法律理论研究及司法实践，已经日益成为我国法律工作的热点。 第一章 家庭暴力的概述 第一节 家庭暴力的概念 一 国外和国内的不同认识 在国外，关于家庭暴力的研究及立法较我国进行得早，并已经有了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有代表性的，如英国学者认为："家庭暴力是指男性伴侣为了支配和控制女性，在他们关系存续期间或终止之后对女性所施行的暴力和虐待行为"从英国学者观点看出："家庭"不仅指有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的生活共同体，而且还包括同居关系及婚姻关系终止后出现的暴力行为，"暴力"主要指男性对女性实施的有害行为。 在我国，一般认为家庭暴力是指在以婚姻，血缘和法律关系为基础而构成的家庭中，家庭成员以暴力、胁迫、摧残、折磨或其它手段侵害家庭成员身体、精神和性等人身权利的强暴行为。 二 社会学的认识 社会学者认为：家庭暴力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社会问题。要有效遏止家庭暴力，必须在修改现有法律的同时，开展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反家庭暴力公众运动，通过培训、宣传等社会手段改变传统文化中的性别歧视，转变社会公众对家庭暴力的认识。为家庭暴力受害者（主要是妇女）提供有效的社会救助，以及增进两性在家庭内部的平等，将反对家庭暴力作为维护家庭的和睦与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 三 我国法律对家庭暴力的界定 《婚姻法》修正案第三条规定"禁止家庭暴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对家庭暴力的范畴作了明确表述："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 家庭暴力基本上是家庭中居于强势地位的成员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员实施的。以前受害者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人，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一个新的趋势在发展，男性也开始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本文所指的"家庭暴力"，主要是指家庭成员中，夫妻之间即婚姻主体之间的暴力行为。 第二节 家庭暴力的形式和产生原因 一 家庭暴力的形式 从目前的表现形式看，家庭暴力主要有三种形式，即身体暴力、精神暴力和性暴力。 1身体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 2精神暴力和性暴力是指通过暗示性的威胁、言语攻击、无端挑剔，或漠不关心对方、停止或敷衍性生活等隐性暴力行为，以及故意攻击性器官、强迫发生性行为、性接触等，这种暴力的实施其危害性较之身体暴力要严重得多。 二、家庭暴力的产生原因 1 传统男权文化的影响是产生家庭暴力的重要原因。我国长期以来的文化基础是男性中心本位文化，男女在家庭及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极不平等，我国古代封建礼教所宣扬的"三从"思想更是其极端表现。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虽然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但遗留的影响依然存在。 2 家庭成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处于强势地位的成员在家庭生活中往往居于主导和支配地位，而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员往往在经济和生活上依赖于他们，一旦发生家庭矛盾，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员通常会成为发泄的对象，并且大都表现出逆来顺受。而这种软弱的反应使得施暴者无需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任何责任。 3 随着社会的发展，工作和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人们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心理负担越来越沉重，长期积聚需要得到彻底的发泄，一旦这种情绪被错误地带到家中，就很容易成为家庭暴力的导火索。 4 社会整体环境的影响。一方面，社会对酗酒、吸毒、重婚、"婚外情"等很容易引发家庭暴力的丑恶现象尚没有形成有效的解决手段。另一方面，家庭暴力长期来被视为家庭私事，在通常情况下，很少会有相关部门主动管理。尽管家庭暴力性质比社会上一般暴力恶劣，但它成了相关部门不予介入，惩治过轻的真空地带。实际上是对施暴者姑息纵容，失去了法律应有的震慑和预防作用。第三节家庭暴力的社会危害家庭暴力不但直接损害妇女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导致婚姻破裂、家庭解体，以及伤害儿童的身心健康。更为危险的是，因家庭暴力而引起的自杀、杀人，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安全，阻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一 导致婚姻破裂、家族解体 丈夫对妻子施暴，使妻子的身心健康严重受损，同时也损害了家庭的和睦、夫妻间的感情。妻子面对残暴的丈夫，心中已无爱意，只有选择离婚。 二 严重伤害儿童的身心健康 有统计表明，60％以上的人在对配偶实施暴力的同时，也经常对子女实施暴力。而专家指出，即使没有受到殴打，见到家庭暴力和受到身体虐待的孩子所受的伤害同样严重。他们会性情忧郁，变得懦弱或残暴，学习成绩下降，有自杀倾向等，这些影响在成年后仍会存在。另外，有暴力的家庭，其孩子长大后大多也有家庭暴力行为，违法犯罪的比例也较高。 三 导致以暴制暴 有些妇女蒙受家庭暴力后，没有通过有效的途径解决问题，来自肉体上和心理上的痛苦，使她们产生以暴制暴的想法，这就是所谓"受虐妇女综合症"，已严重地影响着家庭和睦和社会安定。 四 制造社会不安定因素 家庭暴力在直接损害妇女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的同时，带来了社会不安定因素，也进一步推动了性别不平等和暴力等不良文化的传播。它对生命和资源的巨大伤害表明：家庭暴力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的范围。不论对个人、家庭还是社会都有极大的危害，预防和制止家庭中的暴力行为势在必行。 第二章 我国家庭暴力的现状和法律干预 第一节 家庭暴力的现状 一 家庭暴力的具体情况 1 家庭暴力对妇女权益的侵害在数量上呈上升趋势。据不完全统计，与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90年代我国家庭暴力上升了4%以青岛市妇联为例，"91该组织接待来访的家庭暴力事件358件，占该类来访的21%，到1996年已增加到7% 2 家庭暴力成为引起婚姻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据司法部门资料表明，家庭暴力案件约占婚姻案件的30%，个别地区达50% 3 家庭暴力日益影响社会稳定和安定团结。2000年，江苏省妇联在南通监狱女子分监进行了相关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237个存在暴力的家庭中，有125人的犯罪直接与家庭暴力有关，占74％。125个直接因家庭暴力而犯罪的女性中有93人长期受到丈夫的殴打、虐待，占4％。她们所犯罪种涉及到杀人、介绍容留卖淫、伤害、拐卖、盗窃、、抢劫、纵火、爆炸等，有62人犯故意杀人罪，占6％；伤害、投毒、爆炸、纵火等恶性案件17起，占 6％。栖霞区某镇妇女胥某因家庭暴力引发的矛盾，在两年中频频到镇、区两级政府上访闹事，严重干扰了政府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 二 反家庭暴力的形势 中国政府历来重视对妇女权益的保护，为了切实保护妇女的人身权利和实现各个领域的男女平等，近年来，在反家庭暴力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动员全社会力量，鼓励多部门合作共同反对家庭暴力，包括：成立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专门性政府机构；成立多部门合作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协调议事机构；在公安机关建立家庭暴力投诉受理机构；建立法院特邀陪审员制度；建立妇女法律援助机构；建立家庭暴力伤残鉴定中心和庇护所；充分发挥妇女组织反家庭暴力的优势。 许多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就反家庭暴力相继出台了有关地方性法规或政策性文件。政府部门、司法机关和妇联组织等联合成立的维护妇女权益协调机构、 "110"家庭暴力报警中心、家庭暴力伤残鉴定中心、庇护所等社会干预机制纷纷建立，同时在国家级立法中对家庭暴力问题予以明确规定的社会呼声越来越高。 第二节 "家庭暴力"作为法律问题发展衍变的三个阶段 一 第一阶段 1995年北京举办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之前。在这一阶段，中国颁行的宪法以及刑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婚姻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都体现了国家保护家庭成员权利，禁止家庭暴力的精神。但是事实上，家庭暴力问题尚未引起社会公众和执法机关的普遍重视。家庭暴力事件通常被作视为家庭纠纷，主要通过民间调解等手段来处理。二第二阶段从1995到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通过之前。1995年，中国政府成功地在北京举办了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都再次强调和重申了国际社会反对家庭暴力的决心和态度。家庭暴力问题越来越广泛地引起中国社会的关注，反对家庭暴力的宣传力度显著加大，相关立法研究工作增强，法律干预和司法支持手段明显增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96年，湖南省长沙市通过《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规定》，这是中国出台的第一个反对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政策。2000年3 月，湖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议》，这是中国第一部反对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家庭暴力"一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法规中。 三 第三阶段 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通过之后。2001年4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修改后的《婚姻法》在总则中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将实施家庭暴力作为法院应准予离婚的法定情形之一，并专门规定了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救助措施和施暴人的法律责任。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国家级立法中对家庭暴力问题作出明确规定，是中国反家庭暴力立法的重大突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此后，反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工作得到进一步重视，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从而为各级法院正确适用婚姻法，审理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提供了依据。 第三节 法律干预 一 立法 我国现在初步建立了以宪法为基础，包括民法通则、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及各种法律法规在内的法律体系。 1 国际条约 中国已经签署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公约，是《北京宣言》、《行动纲领》等国际文件的承诺国，已向全世界庄严承诺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家庭暴力，保护妇女、 &/92(*"3(-7%+2$儿童、老人等一切弱势群体权益。 2 国家级立法 （1）《宪法》关于保障公民权利、男女平等等规定是中国反家庭暴力的立法依据。 （2）《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虽然没有使用"家庭暴力"的概念，但全法始终贯穿了反对包括家庭暴力在内的一切形式对妇女的暴力，保护妇女权益的精神（总则、第33-35条、第40-42条）。 （3）《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体现了禁止对未成年人的家庭暴力，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精神（总则、第二章、第47、52条）。 （4）《民法通则》规定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名誉权、婚姻自由权等权利（第98、101、103条），并规定了相应的侵权责任形式（第134条）。 （5）《婚姻法》是中国第一部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的法律。其中规定了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救助措施：受害人有权向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所在单位和公安机关等寻求救助（第43条）；相应机构应当应受害人要求采取救助措施；对构成犯罪的，司法机关应依法追究刑事法律责任（第43、45条）。规定实施家庭暴力为法院准予离婚的法定情形之一（第32条），并规定因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受害人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第46条）。 （6）《继承法》规定家庭暴力行为可能引起继承权的丧失："故意杀害被继承人"、"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遗弃被继承人或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丧失继承权（第7条）。 《刑法》通过对杀人罪、伤害罪、强奸罪、侮辱罪、非法拘禁罪、拐卖妇女儿童罪、暴力干涉他人婚姻罪、虐待罪、遗弃罪等罪名和刑罚的规定，对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的人予以惩处（第232-238条、第240、246、257、260、261条）。 （7）《行政法》通过规定行政处罚和行政处禁止家庭暴力行为。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对侵犯他人人身权利尚不够刑事处罚的"殴打他人、造成轻微伤害"、"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虐待家庭成员，受虐待人要求处理"等规定应由公安机关予以拘留、罚款或警告（第22条）。 （8）诉讼法，包括《刑事诉讼法》、《民事诉 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家庭暴力受害人寻求司法救济的途径：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追究施暴人的民事责任；对构成犯罪的，依照刑事诉讼程序提起自诉，或通过告诉，由司法机关依法定程序追究施暴人的刑事责任；对公安机关不依法履行制止或处罚家庭暴力职责的，受害人可按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要求其限期履行并赔偿相应损失。 （9）地方性法规。妇女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以来，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先后出台了确保妇女权益保障法贯彻落实的实施办法。截止2003年7月为止，已有湖南、四川、宁夏、江西、陕西、湖北、黑龙江等7个省、自治区人大先后通过了《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议》等专门性反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 二 有关司法措施 反对和制止家庭暴力，不仅需要完善的立法，更需要法律的有效执行，在司法实践中，家庭暴力案件有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之分，涉及家庭暴力的刑事案件是指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伤害，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而构成犯罪的案件。涉及家庭暴力的民事案件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伤害，依照有关民事法律规定而处理的案件。这两类不同性质的案件，在法律运用，处理方式、基本程序上有所不同。 1 涉及家庭暴力刑事案件的法律执行 （1）实践中，涉及家庭暴力的刑事案件主要有：因家庭暴力导致的轻伤案件；因家庭暴力导致的重伤案件，因家庭暴力杀人案件 以及受虐妇女由受害者变为施暴者导致的家庭暴力的刑事案件。 （2）审判程序 对于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而构成犯罪的家庭暴力案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审理。主要包括第一审程序、第二审刑法学程序、审判程序和执行程序。 2 涉及家庭暴力的民事案件的法律执行 （1）我国目前的立法没有规定"家庭暴力"这个案由，司法实践中，法官审判的家庭暴力案件主要是：因家庭暴力引起的离婚案件和侵犯妇女人身权利引起的损害赔偿条件，有些也尝试着直接立为"家庭暴力案件" （2）审判程序对于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婚姻法》等民事法律的家庭暴力案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民事审判程序进行审理和判决。主要包括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和执行程序。 特别要提出的是，无论因家庭暴力导致何种案件，都不应适用调解的方式解决。在这种方式下，施暴人和受害人之间权力结构不平衡，受害人无法在平等的前提下争取自己的权利。 第三章 反家庭暴力存在的法律问题 第一节 立法缺陷和司法不力 虽然我国已形成了一套针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体系，但家庭暴力范围不明晰，家庭暴力举证难司法机关介入家庭暴力难等立法以及司法上的问题，仍然制约着反家庭暴力工作的推进。 一 立法缺陷 1 我国现行法律针对家庭暴力虽有一些具体规定，但这些条款大都是从宏观上立论的，如《妇女权益保障法》中规定"禁止歧视、虐待、残害妇女""妇女生命健康不受侵犯"等条文，在明确提到家庭暴力的《婚姻法》中也只是笼统的规定"禁止家庭暴力"只有在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中明确了家庭暴力的概念，并且所采用的是严格的界定标准，这也导致了法庭认定这一事实的比率低。 2 目前，我国《宪法》、《刑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虽然对家庭暴力行为都有禁止性规定，但缺乏明确的认定和制裁条款。可操作性较差，对家庭暴力惩治不力。 3 我国没有针对家庭暴力的专门证据法规则。家庭暴力多发生在家庭内部，很少有目击证人，而相当一部分当事人在遭到暴力后，因缺乏法律常识没有报案或去医院开具诊断证明，这样当对方否认有暴力行为时，便无据可查。单凭受害人陈述又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给法院认定家庭暴力行为带来困难，使很多家庭暴力案件因缺乏证据无法立案。 4 家庭暴力受害者精神损害赔偿无法可依。《婚姻法》明确规定，家庭暴力的受害方可以提出民事赔偿，但受害妇女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仍然困难。 5 现行法律主要适用对施暴者进行事后制 裁，缺乏对家庭暴力正在发生及持续过程中的救济措施。我国法律着重于制裁造成严重后果的暴力行为，对于多发性的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家庭暴力行为缺乏措施。另外，着重于行为发生后的制裁，缺乏预防行为发生和制止行为继续的手段。二司法不力1社会公众对家庭暴力认识不足，其观念仍停留在"家务纠纷"层面上。对向法院控告丈夫的妻子尤其难以理解，并因此责备受害妇女，受害妇女权利难以保障。 2 司法人员中对我国家庭暴力的定性、定量上认识不一，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因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对家庭暴力存在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人员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力度。例如：公安人员缺乏社会性别观念，一些派出所以家庭纠纷不属其工作范围为由不予处理，立案不及时，直接导致鉴定难。派出所对家庭暴力案件不能及时立案侦查，不给受害人出具委托鉴定函。而没有法医鉴定书，就无法追究施暴者的刑事责任。 3 受虐人往往希望维持家庭，她们投诉的目的只是制止施暴而不是使对方被拘禁或罚款，更不想因此使婚姻关系破裂。如何确定司法机关的角色定位，使司法更积极更妥当的介入家庭暴力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4 执法机构的干预是制止家庭暴力的最有效手段，而现在因家庭暴力的执法主体部门虽然多但不够明确，各个主体部门之间的执法还需进一步磨合，以及执法程序不规范，也造成了对家庭暴力的制裁不力，致使家庭暴力总是游离于法律之外，受虐妇女也得不到有效的保护。 第二节 办理家庭暴力案件的四项实际困难 一 社会公众对家庭暴力认识不足，导致取证难 对于家庭暴力，社会公众的观念仍停留在"家务纠纷"层面上，导致律师向受害妇女亲朋邻居乃至居委会工作人员取证时，他们含糊其词，甚至拒绝作证，造成取证困难，受害妇女权利难以保障。 二 公安人员缺乏社会性别观念，立案不及时，导致鉴定难 多数派出所的公安人员对家庭暴力案件不能及时立案侦查，不给受害人出具委托鉴定函。律师说，因没有法医鉴定书，就无法追究 暴者的刑事责任。 三 家庭暴力立法不完善，对家庭暴力行为认定难、刑事处罚难 目前我国没有针对家庭暴力的专门证据法规则，通常是适用普通案件的证据规则。而家庭暴力多发生在家庭内部，很少有目击证人，单凭受害人陈述又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给法院认定家庭暴力行为带来困难，使很多家庭暴力案件因缺乏证据无法立案。 四 对施暴者进行制裁难 现行法律主要适用对施暴者进行事后制裁，缺乏对家庭暴力正在发生及持续过程中的救济措施。一些受害妇女希望，在遭受家庭暴力时法律能对丈夫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而现在公安机关或居委会能做的只是让施暴丈夫写保证书，形不成任何约束力，有的丈夫可能前脚写了保证书，后脚回家继续施暴。 第三节 影响家庭暴力案件办理的一些消极社会因素 由于目前我国社会中，还存在一些消极的社会、道德、伦理因素，影响了家庭暴力案件办理，主要包括：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认为女性的理想角色就是局限于家庭范围内，恪尽本分地做个贤妻良母，在家中孝敬公婆、照顾子女、操持家务；男尊女卑的夫权思想仍残留在一些人的脑海中，认为男人是家庭的主人。而女性则被认为是男人的附属品依附于男人而存在。在部分人的思想观念中，当男人运用暴力手段从肉体上精神上统治奴役女性时，是被容忍和允许的，打老婆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妇女在遭受家庭暴力后，为了维护家庭的"面子"而极力掩盖，认为那是家丑，同时惧怕遭来丈夫更大的暴力，于是默默忍受，不愿声张。部分女性经济地位的相对低下，认为自己是靠丈夫而生活的，丈夫为了养家，在外面奔波劳累，回到家中发发脾气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如此种种消极的社会、道德、伦理原因，导致家庭暴力案件办理困难。尽管"家庭暴力"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但从统计数字来看，法庭最终认定构成"家庭暴力"的却是凤毛麟角。1980年，以家庭暴力为由离婚的占6％，2001年新婚姻法颁布后初期因该原因离婚的也比率相当。 第四章 解决家庭暴力的法律对策 第一节 立法 完善立法是提高法律干预效果和解决家庭暴力的根本办法。法律干预家庭暴力的根本难点在于，我国没有专门的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现有法律、法规的具体运用也缺乏可操作性。一立法形式的选择我们国家目前没有专门用于制止家庭暴力的单项立法，有关家庭暴力的立法分散于《宪法》、《民法》、《刑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及其它机关的法律法规之中。下一步，是根据反家庭暴力的实际与司法需要逐一修改现行各法的某一个方面，还是应多采取专门立法的形式学界也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我认为在解决家庭暴力的法律改革的宏观战略上还是应当走专门立法的道路。主要是因为： 首先，用分散的各种法律适用甚至是套用反家庭暴力案件是片面的、有限的。将反家庭暴力纳入婚姻法调整，而婚姻法性质上是民事法律，它主要是从权利义务的角度对夫妻和家庭成员在家家庭生活中的行为予以调整、约束力、救挤力有限。而套用《刑法》和《治安处罚条例》的故意伤害和虐待罪等条款，因为法律规定的笼统、具体操作措施的缺乏，使得司法实践中由于证据不足或情节不够恶劣达不到法定罪名的最低标准而使受害人得不到保护，施暴人受不到制裁的案例屡见不鲜。 其次，反家庭暴力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社区干预，行政干预和司法干预诸多方面，不仅有民事法律问题，还涉及到行政法、刑法等实体和程序法的诸多方面。各个法律的结合适用不完全符合其本身性质对一个综合法律的要求。 ':&"*$,; 同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开展反家庭暴力的时间很短，而家庭暴力的情况在不断上升的趋势，逐一修改现行各相关法律，那么，这样的修改会有很多，需要的时间也会很长。这很难适应当前反家庭暴力的实际需要，不利于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保护，也不利于对施暴者的教育矫治和惩处。 一些地方立法已经为国家专门立法做了有益的尝试。从1996年湖南长沙市出台《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规定》至今，全国已有3省11市出台了这样地主性防止和制止家庭暴力的法规、条例或法规性文件，把过去比较零散的法律条文加以集中，并细则化、具体化，加强了可操作性，法律效果明显，中国法学会反家庭暴力项目的法学家们也开始了《家庭暴力防治法》的草拟工作。 综上，我认为，一部对家庭暴力的定义、社会救助、行政措施、司法救济、法律责任都做了具体规定的专门性法律——《家庭暴力防治法》，可以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最大限度的保护，最有效地预防暴力的再次发生。 二 立法内容 现阶段要完善法律中关于家庭暴力的内容，应着重注意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和威慑力，主要是： 1、细化家庭暴力的定义。目前主要是我国对家庭暴力的法律概念所采用的是严格的界定标准，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其他手段，给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来的行为"根据这一定义，我国是套用刑法的相关规定，以情节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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