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分类法，是依照文献的内容、性质分门别类地组织和揭示文献的方法。它是在文献大量积累的基础上产生的。对文献工作者而言，熟悉文献分类法是为了更科学地组织和揭示文献；对一般读者而言，掌握文献分类的基本知识有助于了解文献和文献。 唐初编纂《隋书经籍志》，将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下分四十类，附道经、佛经。类目如下： 经部 易 书 诗 礼 乐 春秋 孝经 论语 谶纬 小学 史部 正史 古史 杂史 霸史 起居注 旧事 职官 仪注 刑法 杂传 地理 子部 儒 道 法 名 墨 纵横 杂 农 小说 兵 天文 历数 五行 佛经附 大乘经 小乘经 杂经 杂疑经 大乘律 小乘律 杂律 大乘论 小乘论
1、《七略》的六分法，把天下图书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文学在诗赋略。2、《四库全书》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部下有类，类下有属。全书共4部44类66属。文学在集部。二、《汉书·艺文志》沿用了《七略》的六分法，具体为：（一）六艺略，著录易、诗、书、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类图书，这些都是儒家经典或与儒家经典有关的著作，它们被安排在最突出的位置，单独为一略，体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儒家经典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的指导作用；（二）诸子略，著录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著作，西汉去古未远，诸子书保存颇多，而西汉后期虽尊儒学，但对诸家学说基本上还是兼收并蓄的，不象后世那样极端，所以诸子列第二大类；（三）诗赋略，著录了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歌诗五类文学作品；（四）兵书略，著录了兵权谋、兵形势、阴阳、兵技巧四类军事文献，包括了战略思想、战术技巧各个方面；（五）术数略，著录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类图书。（六）方技略，著录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著作，大体上是医学、科学及方士、巫术两方面的杂拌。以上六略三十八类，共著录了当时可以看到的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图书。
唐初编纂《隋书经籍志》，将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下分四十类，附道经、佛经。类目如下： 经部 易 书 诗 礼 乐 春秋 孝经 论语 谶纬 小学 史部 正史 古史 杂史 霸史 起居注 旧事 职官 仪注 刑法 杂传 地理 谱系 簿录 子部 儒 道 法 名 墨 纵横 杂 农 小说 兵 天文 历数 五行 医方 集部 楚辞 别集 总集 道经附 经戒 饵服 房中 符录 佛经附 大乘经 小乘经 杂经 杂疑经 大乘律 小乘律 杂律 大乘论 小乘论 杂论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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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⑴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编制我国第一部大型分类目录〈七略〉。 ⑵我国古代文献分类组织形成了七分法、四分法、十二分法等分类体系。 七分法：刘向、刘歆的〈七略〉、王俭的〈七志〉、阮孝绪〈七录〉。 四分法：最早提出四部分类方式。唐魏征〈隋书．经集志〉确立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系统，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采用四部法已较完善。 十二分法：郑樵〈通志．艺文略〉在我国使用最久、影响最大、占主导地位的是四分法⑶我国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就是一部带有主题法性质的检索工具。
汉成帝时期校书，诞生目录文献《别录》。社会发展，战乱不断，造成史书大量增加，其数量足当“诗，兵，技，术”类图书之和，故，保留经子，增史，并上述四类《别录》的分类体系从校书的分工来看很可能已分成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六大类及总序辑略共七略，之后的《汉书艺文志》沿袭七略的六分法。至西晋荀勖，则开创我国最早的四部分类书目《晋中经新簿》，总括群书分为甲乙丙丁部。将六艺略分为甲部，后世改称经部；诸子、兵书、数术三略合为乙部，后称子部；而这时史书数量已多，所以丙部将分在六艺略春秋里的史书独立出来，后为史部；丁部则为诗赋图赞，传为集部。东晋时期李充根据新簿编撰《晋元帝四部书目》，将史书提升到乙部，诸子列到丙部，确定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四库全书的诞生:最后在清朝编辑我国古代最大一部丛书《四库全书》时，将编辑过程中撰写古籍提要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汇编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便是经史子集分类法的确立。
地方文献可以从很多角度分类啊，比如说你那个文献是一次文献还是二次文献？
地方文献，地方资料local collection通常指图书馆收藏的有关某一特别地区及其居民的图书、印刷品、地图、图画、照片和其他资料，所有这些藏书资料适用于历史研究和家谱研究。
一、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是搜集史料和考订史料的方法 古往今来的历史学著作，凡足以名家的，都有其共同点，即：具有丰富的内容，这种丰富的内容一是材料多，二是材料的准确。因而搜集更多的材料，以及对使用材料的考订，成为历史学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在观点分歧甚大的情况下，只能求同存异，评论史学著作的优劣得失，不能不集中在材料的多少以及对材料的使用方面。这样，历史学的考据方法不能不成为古今中外共同承认的一个基本方法。 一提到考据，人们总是不自觉地认为考据之学来自于清代的乾嘉学派，或清代考据学。其实自从有了历史学，也就存在对史料的搜集和考订的问题。孟夫子就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其二三策而已。”对《书》的材料的真实性提出了怀疑。惟其如此，所以史学家们首先注意的就是这个问题。 大史学家司马迁就极为重视这个问题。他不仅充分利用他能够见到的任何材料，而且还想尽办法扩大他的材料来源——这个办法就是调查访问方法。 人们常说，司马迁曾经遍游祖国的名山大川，因而开阔了他的神思，形成了他峭拔雄健的文风。这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司马迁之遍游名山大川，是在有意识地从事调查访问，一面亲自观察游历所在以及社会的各个侧面，一面从遗老口中和历史遗迹中对个别事物进行细致的访查。司马迁的调查访问，教导人们不能单纯满足文献记载，而要从对社会广泛接触中获得更多活的知识材料。 对材料真伪准确与否，司马迁是否也很关心?当然注意。他对各类文献材料中一些荒诞不经的内容，是“不敢言”的，亦不加使用．他提出了一个考订材料的标准，就是“考信于六艺”。这个标准是否恰当是另一问题，但考订材料之要有标准却无疑是对的。而且，以这些较为古老的文献做考信的标准，也不能说毫无价值。司马迁的许多调查访问，就是对文献材料的一个订正。总之，司马迁既开辟了广事搜集史料的路径，又认真考核使用的材料，以其生花之笔，写出了《史记》这部千古名著! 宋朝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同样是既注意材料的搜集，又注意材料的考订。他将搜集来的史料，以年系月，以月系日，将材料分别列于年月日当中，按时间先后将材料排列起来。先做长编，然后又对所使用的材料，考核其异同，做了《通鉴考异》。考异就是对材料真伪的辨别，对材料的分析。这种辨别和分析，是史家必具的一个基本功。史学著作成就高低，同这个基本功是分不开的。
文献学层面，文艺学层面，文化学层面，人本学层面，哲学层面。详参：尚永亮《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五个层面》
文献法属于非接触性的研究方法 没有继承和借鉴，科学不能得到迅速的发展，决定了人们在研究先前的历史事实时需要借助于文献的记载，在发展科学领域时需要继承文献中的优秀成果。现代科学研究不仅需要以人之间协作为条件，同样需要以利用前人的研究劳动成果为条件。利用科学文献是实现利用“前人劳动成果”的重要措施和方法，也是促进和实现“今人的协作”的条件和基础。 一般来说，科学研究需要充分地占有资料，进行文献调研，以便掌握有关的科研动态、前沿进展，了解前人已取得的成果、研究的现状等。这是科学、有效、少走弯路地进行任何科学工作的必经阶段。从教育科学研究的全过程来看，文献法在科学研究的准备阶段和进行过程中，经常要被使用。没有一项教育科学研究是不需要查阅文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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