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你是为啥报研究生，如果是为了学术研究的话建议不管你喜欢什么方向都先报历史文献学，这和史学理论一样，都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其中历史文献学包涵了传统的文字，训诂校勘音韵等小学内容，更是基础的基础。当然，现代以来，出土文献也算是历史文献学研究范畴之一，比如长沙马王堆的，郭店楚简，银雀山等。不过如果不是确实有兴趣，这个学科你是学不下去的。参考书目：张舜徽的史籍举要和中国文献学，郑鹤声兄弟的中国文献学概要，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文献通考·经籍考，通志校雠，金石，图谱，艺文四略，章学诚校雠通义等等。。。历史文献学比较好的学校首推华中师大，北师大和北大，吉林大学等。如果运气不佳比如因为英语等原因被刷不得不调剂的话，例如福建师大的梁韦弦老师为金景芳先生嫡传弟子，也可以考虑。 查看原帖>>
是的
二重证据法？==考古发现与史料文献相结合来证史补史研究当时的社会环境什么的吧==
历史文献学是单独的学科，与历史学和文学的联系密切，填报时可以选历史学，以后再细细钻研
躺在你最好虎石料和历史我现在上鼓励时间就中的认识这个确实对于我们国家的这个历史文献非常打在研究过程中对我国在这方面起来非常大的自己的处境的作用
历史研究法是运用历史资料，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对过去事件进行研究的方法。亦称纵向研究法，是比较研究法的一种形式。在政治学领域中，它着重对以往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文化等的研究。文献研究法主要指搜集、鉴别、整理文献，并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形成对事实的科学认识的方法。文献法是一种古老、而又富有生命力的科学研究方法。
研究都是历史贡献，每个人在历史之中占了比较大的优势，可以从中获取一些知识
历史理论：是指历史运动本身的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是指史学自身发展过程中提出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联系：历史理论以客观人类社会历史作为研究对象，史学理论从理论和方法上说明如何研究历史的，二者都以人类社会历史为指向，都离不开人类社会的历史；历史理论的性质、规模和水平，决定了史学理论的性质、规模和水平。区别：二者研究的对象不同，历史理论具体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过程和客观规律，对象为客观历史，而史学理论研究对象是历史学本身。
史学理论 以历史学自身的理论问题为研究对象，如关于历史学的特点，历史学的功能（包括社会功能、科学功能、教育功能），史学工作者的历史认识的特点，史学发展与历史发展的关系，历史文献和史学方法问题，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历史研究成果的社会表现形式问题，史学家的素养与时代使命问题等等，均为史学理论研究的范围。
正在历史研究中,如何正确处理 “史”与“论”的关系,也就是史料与史学理论的关系,一直是历史学界探索的问题。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掌握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但是史学并不是史料的堆 积、综合和排比,仅仅掌握了史料还不等于历史研究。只有将掌握的史料经过理论的思维和升华,能够解释和回答历史向人们提出的问题的时候,才算走进了历史研究的大门。
MS在课上听到过，历史文献是史料的一种，史料学包括历史文献学和考古再看看别人怎么说的。
一、与其说是中国古代哲学孕育出了中医，不如说是中医借用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外衣很多医者明确地提出中医是古代先贤从周易、道家理论中感悟出来，因此主张学医必先悟道、学医必先通易，尤其是精于阴阳、五行变化之理，所谓“医明阴阳五行理，始晓天时民病情”（《医宗金鉴・运气要诀》）。但考之《左传》等古代文献，可以看出：至晚在春秋早期，就已经有了与巫医相分离的医学理论，其思维方式以及所使用的语言和《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的医论多有类似，可是在《左传》中记载的早期医论中，并没有任何关于抽象的阴阳、五行或是易学理论；更进一步地说，在整部《今文尚书》，以及《左传》昭公二十年之前的文字中，都没有看到任何抽象的哲学概念。因此，说医理源于易理并无根据。自《左传》昭公二十年起，出现了抽象的阴阳等一系列概念，而医者也开始以此为依据来阐述医理，但这并不是说抽象的阴阳、五行乃至易理是从鲁昭公二十年开始出现的，事实上《左传》以昭公二十年为分水岭，前后的语言使用、叙事笔法区别非常大，只能说明前后是由不同的史家书写的，从笔法的繁杂、华丽程度上看，显然昭公二十年之后的文字晚出――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中医理论并非从阴阳、易学中孕育出来，而是在这些理论流行起来之后与之融和。至于五行理论则较阴阳理论更晚，据民国《古史辨》派学者考据，成熟的五行相生相克理论的产生时间，最早不过战国早期，甚至中期。因此，开始写于战国中晚期的《黄帝内经》大量使用了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战国晚期的《吕氏春秋》也已经开始用五行理论解释五脏关系，――但即使如此，也未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的战国、西汉初年医论有一字提及五行。后世医家在使用五行理论时，也并非视其为重要的金科玉律，而是在辨明五脏关系后，巧妙地用五行理论编造一个解释而已，清代的大医家刘止唐甚至提出“先天逆生，后天顺生”，也就是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用水生金、火生木这种与传统五行生克理论相反的规律来解释五脏关系，更可知并非五行理论指导并发展了中医，而是中医利用了五行理论来做装扮而已。当然，医学确是需要不断地学习新理论以发展自己，但问题在于：新兴的阴阳、五行、易学、道家理论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释“中医为什么能治病”这个根本问题，无论是《内经》还是后世各家医论，都只是在用新兴的理论作为外衣，用华丽的语言叙述简单的道理，或者用一种假设的理论去论证另一种假设的理论，进行自证循环的游戏，很多内容严重脱离临床。因此，中医无论是诞生还是发展，都与阴阳、五行、易学、道家理论等中国重要的哲学理念没什么直接关系，与其说是中国古代哲学孕育了中医，不如说是中医用中国古代哲学的外衣包装了自己，为的是让自己更加迎合市场，适应大众的口味。二、中医理论并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有产物中医始终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环境里生存，它所使用的语言必然要适应这个大环境，但其主要的理论内容与背后透露出的思维方式，却并非中国独有。西方古代医学中同样有相似甚至相同的内容，而使用的思维方式也极其相似。以最经典的阴阳为例，在《希波克拉底文集・摄生论》第一篇中，有一段谈论水火关系的文字，细玩之下，会发现并非在谈论现实中的水火，而是以水火为喻，谈论事物间的关系，其思想与中国的阴阳理论并无太大出入：“一切动物，包括人，是由功能不同但一起发挥作用的东西――水和火组成的。二者在一起互相充实，而且使万物满足。但是只有一方则本身不充实，也不能满足万物。它们各自具有的功能如下：火总是消耗一切，水能滋养一切。然而它们轮流做主人，或者被最大限度地控制或者尽可能不受控制。它们都不能完全制服对方。因为，火，它的进展受水限制，它缺乏营养，于是转向容易获得营养的地方；水，它的进展受火限制，不能再前进，于是停在这一点上。水停止时，不再有力，从而被消耗转作火的营养，受火的煎熬。然而，由于下面的原因，二者谁也不能完全变成主人。假如曾有过一方先被制服，它们便都不是现在的状态。像它们这样的东西，总是以老样子存在，既不会单独地也不会共同地自然消亡。所以，如我所说，水和火，上至极大，下至极小，赡足宇宙中的一切。这两种元素，各有如下性质。火性热而干，水性冷而湿。它们也相互为用。火从水中获得湿性，因而火中有湿。水从火中获得干性，因而水中也有干。它们就是这样，可以分别形成很多种状态。既是种子，又是生物，彼此的外表和性质都不一样。因为它们从不停滞在同一状态，而是变来变去，由这种元素独立出去的东西也必然不同。于是（万物中无一会灭亡，也不会出现从前不存在的东西）万物无生、无灭。事物的变化，仅仅是由于混合和分离的结果。可是人们流行的信仰是，一种事物增加并来到哈德斯神（Hades）之光下，同时另一种事物减少并消灭于哈德斯神之光中。”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很容易读出阴为动阳为静、阴为体阳为用、阴阳互根互宅、阴阳互为消长的意思来，区别只在于使用的词语不一样而已，中国人用的是阴阳，而希波克拉底用的是水火。再比如中医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概念：气，在西方医学中同样存在极其相似的概念，并且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卡斯蒂廖尼《医学史》中有这样的记载： “与其说埃拉锡斯特拉斯是位解剖家，倒不如说他是位生理学家和病理学家，有些历史学者甚至认为他是生理学的创始人。他认为每种器官都有三种脉管：静脉、动脉和神经。他认为进入肺内的空气甚至也进入心脏，并在心脏内形成‘生命灵气’（vitalspirit），由动脉输送至全身各部。生命灵气在脑中（可能是在脑室中）转变为动物灵气（animalspirit），并由神经传至全身各部。”埃拉锡斯特拉斯（Erasistraus），古代马其顿医学家，其生活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战国中晚期。他和中国古代医家一样，认为呼吸的空气在体内形成精气，并且沿着具体的通道流行于全身，而这种思想被以后的医家所继承，并指导诊断与临床。米歇尔・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大量转引了欧洲中世纪的医学手稿，其中有这样的记载：问如何治疗疯癫？答曰：“如果在疯癫时精神元气陷于无规律运动之中，那是因为精神元气没有足够的力量和重量来遵循自然轨迹的引力作用。因此，需要扶持精神元气”。具体办法是：“具有强烈刺激性的气味可以增强精神元气，对付忧郁气。令人不快的感觉能够刺激精神，从而使精神产生反抗力并迅速地汇集到反击忧郁气侵袭之外，阿魏、琥珀油、烧焦的皮毛均可以用来（达到这一效果）。总之，凡是能使心灵产生强烈不快感觉的东西均可起作用。”又问人何以疼痛？答曰是spirit这种物质“猛烈地涌到某个部位，在那里造成痉挛甚至疼痛，……并使器官功能失调，无论是被元气遗弃的器官，还是元气所涌入的器官，都会因元气分布不均衡而受到严重损害，因为这种不均衡完全违背了生理系统的法则。”译文中的“精神元气”一词，在法语原版中是“spirit”。spirit一词在今天普遍翻译为“精神、精力”，在古代拉丁语系中，这个词的含意具有一定的物质性，因此翻译为“精神元气”并无不可。而这两段文字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们翻译成中医的语言：“问曰：何以癫狂？对曰：惊则气乱。正虚则气不归经，当扶其正。”“气郁则不通，不通则痛。五脏有病气虚者，有病气实者，皆失其平也。”非但指导思想与中医理论所差无几，甚至治疗手段也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都是使用具有强烈刺激性气味的物品让人体郁结的气机流通。再如中医理论中一个重要概念：湿，在古代西方医学中也可以找到相似的内容。《希波克拉底文集・气候水土论》中谈及一个叫塞齐安斯（Seythians）的种族：“他们冬天和夏天的衣着、饮食无区别，总是呼吸湿气，喝冰雪化成的水，不干累活。这里四季变化不大，人们不需要精神和肉体上的耐受力。由于这些原因，他们的体格粗壮、多肉，关节不突出，体质多湿而疏松，肠道下部十分湿润。我将对他们的湿性提出明确的证据。你会发现大多数塞齐安斯人――都是诺曼（Nomad）人――都有肩部烧痕，他们的胳膊、腕、胸、臀和腰部都一样。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很简单，即由于他们体质上的湿润、柔软。他们由于柔软、松弛，无力拉弓和投掷标枪。但是当他们一再烧灼掉过多的湿气，吸干他们的关节，他们的身体就会变得更坚实。”在这里，希波克拉底和中国的古代医家一样，都把“湿”这样一种自然现象当成一种具有物质性的、能够像物质一样侵入人体的事物。并且，这种具有物质性的“湿”可以通过烧灼来清除掉，与中医的“升阳除湿”理论并无本质区别。由此可见，中医理论虽然不同于现代西方医学，但与古代西方医学却多有类似，无论是指导思想、思维方式还是临床诊治，都有颇多相近甚至相同之处。中医理论并非是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它更多的是人类古代思维方式的产物。
历史文化记录了五千年文明史。传统文化集中体现在仁义礼信孝。以及传统风俗的延续。附：传统文化的全称大概是传统的文化,落脚在文化，对应于当代文化和外来文化而谓。其内容当为历代存在过的种种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例如说民族服饰、生活习俗、古典诗文、忠孝观念之类；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文化遗产。文化传统的全称大概是文化的传统,落脚在传统。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不同，它不具有形的实体，不可抚摸，仿佛无所在；但它却无所不在，既在一切传统文化之中，也在一切现实文化之中，而且还在你我的灵魂之中。如愿套用一下古老的说法，可以说，文化传统是形而上的道，传统文化是形而下的器；道在器中，器不离道。
历史文化记录了五千年文明史。传统文化集中体现在仁义礼信孝。以及传统风俗的延续。附：传统文化的全称大概是传统的文化,落脚在文化，对应于当代文化和外来文化而谓。其内容当为历代存在过的种种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例如说民族服饰、生活习俗、古典诗文、忠孝观念之类；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文化遗产。文化传统的全称大概是文化的传统,落脚在传统。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不同，它不具有形的实体，不可抚摸，仿佛无所在；但它却无所不在，既在一切传统文化之中，也在一切现实文化之中，而且还在你我的灵魂之中。如愿套用一下古老的说法，可以说，文化传统是形而上的道，传统文化是形而下的器；道在器中，器不离道。
试论传统文化对我国家管理的影响 【摘要】我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包含有儒家、道家、法家等思想，都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其中蕴藏着许多哲学思想和道理，对我国管理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本文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角度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管理中的体现和运用,分析和探讨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有机契合的问题,认为我国现代化管理应该深挖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宝库,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促进我国管理的发展。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管理；家族式管理；权变管理；激励制度；企业管理；行政管理；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中包涵着丰富的管理思想，这些思想始终贯穿着中国从古到今的管理实践，涉及到行政、经济、军事、文化、家庭等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层次，这些管理思想及实践的文化底蕴就是中国伦理型文化传统。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有着深刻的联系，我们要把古代优秀的文化与我国管理实际结合起来，促进管理的发展。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世界管理理论的正统地位由美国转移到了有中国文化背景的日本。在日本管理界存在着一种普遍现象,就是高层管理者几乎人手一本中国的《论语》、《周易》和《孙子兵法》等书。可以说,日本和许多东亚、东南亚国家的文化都与中国文化有很深的渊源。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及其富有东方个性的卓有成效的管理思想和方法的产生和发展,引起了人们的一番思考。所以，在今天我国的改革开放中,构建一个具有我国民族特点的适合目前生产力状况的管理思想和方法,是一个迫切的也是必然要完成的历史性课题。我们应该从日本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中得出一个基本结论:我国管理不应该单纯照抄照搬西方的科学管理理论,而应该立足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深挖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宝库。只有将西方科学管理理论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有机地契合起来,这才是我国管理工作的根本出路。 现代社会中的人并非机器，而是有意识、有感情和有社会关系的“人”。每个人都有其特殊的社会关系及以此为依托的复杂的人文背景，科学管理制度在其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它的影响。我国有着长期的历史积淀，人的心理观念、道德准则和价值取向多元多变，人们的社会利益关系有多种多样的不同，这些因素构成了我国人文背景的特异性，这种特异性常常与科学管理制度要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统文化在我国各个领域都存在着很大影响，研究传统文化对我国管理方面的影响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儒学为代表的伦理型管理思想可概括为“修己”和“安人”，即以自我管理为起点，以社会管理为过程，最终实现“平天下”之目标。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立业—治国—平天下，是其管理思想的逻辑演绎，将家、业、国、天下的管理只看作是人口和范围的不同，而管理的模式和方法没有本质的差异，对家族的管理方法同样适用于企业和国家，这样就形成了以家族管理为出发点的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以伦理文化为基础的家族管理思想与西方制度化科学管理理论不同，西方管理强调理性准则，不论亲疏远近，一律用统一的组织制度和纪律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而伦理型管理是以由已及人来看待社会，把治家的伦理道德准则及管理方法运用于企业及国家管理中，要求企业成员要象父子、兄弟一样相处，结果导致了在管理中讲人情、讲关系，平均主义大锅饭。这种管理方法企业内部人际关系比较融洽，但内部交易成本太高，企业对员工饮食起居、生老病死考虑的较多，领导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做人的思想工作，结果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还是不高，企业经济效益较差，企业目标变成了社会福利目标。 无论是内地近年成长起来的私人企业，还是港、奥、台及东南亚久负盛名的华人企业无一不是家族式企业，他们的管理理念和经营成功的文化底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华人在海外的创业环境使他们必须以自我奋斗，依靠家庭成员协作，依靠同族、同乡帮助才获得成功的，所以家族成员、同乡之间自然产生了一种信赖、亲情，管理中也就形成了宽容、仁爱、平均为准则的伦理型管理模式。 家族式管理模式有其优点，表现在：一是企业的员工多实行终身雇佣制，员工稳定且很少流动，因而人力资源开发投资少，员工培训成本低，且能确保员工的整体素质高。日本企业的“型组织”及管理模式的成功主要归功于此。二是职工对企业的依赖性强，企业有较强的凝聚力。终身雇佣和年功工资制使员工不愿离开企业，一旦跳槽到新的创业，工资福利就重新从零开始。因而将员工的利益和命运与企业联在了一起，培育了员工爱厂如家的主人翁精神和责任感。因此在建厂初期和企业处于困境时，能提高企业的耐久力和抗风险能力。三是内部人际关系和谐。家族式管理讲求以情动人，以行感人，以德服人，领导同职位权力较少，用个人权威较多，因而劳资矛盾冲突少，企业的人事纠纷少，不易产生西方企业那种劳资对抗激烈，罢工、示威、成批解雇工人等恶性事件。同时企业领导层大多是老板的亲戚，班子团结，特别是老板具有绝对权威时，因而决策集中，管理效率高，成本低。四是对新技术、新工艺有较强的吸收消化能力，能有效地防止企业机密和技术专利的泄露，其内部技术创新也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企业内部的“五小”活动开展的有声有色，能为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五是家族式企业中管理者（老板）和员工（雇佣者）在感情上存在着“主恩图报”的思想。在儒学伦理中特别讲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价值理念，家庭人伦观念中的“养育之恩、三生难报”等在东方式的管理理念中就具体化为主恩图报的思想。靠亲缘关系进入企业的员工会有血浓于水的亲情，有视老板为衣食父母的报恩心理，非亲缘员工也会有知遇之情、赏识之亲、重用之恩，他们会以加倍的努力去报答，如若某人忽视或违背了这种伦理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则会引起公众的指责，有时很难在社会上立足。这种无形的伦理道德观对社会公众的约束，使家族企业主从中受益匪浅，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家族企业管理平庸、技术低下，但仍有很强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的原因所在。 正因为东方伦理型管理模式具有以上优点，使西方许多学者对人际关系近乎赤裸裸的商品关系的西方管理提出了异议。在西方颇负盛名的中国问题学者埃德温•赖肖尔指出，中国文明的基本特点是“宽容与友好”，他说在科学技术领域西方文明占据明显优势，在对人生终极目标及最高意义的洞察上中国文明则深刻的多。他特别推崇老子的“道”和无为而治的思想，他指出中国文明的思想和精髓在于自我抑制和经济调和，而西方个人功利主义和社会产业主义的“病根”和出路正在于此 。另一位“国际智者”阿诺德•约•汤因比则在《历史研究》中预言21世纪将是中国的文化时代，他在一次“展望21世纪”的演讲中阐述了这一观点，他指出中国文化将是21世纪人类走向全球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凝聚力和粘合剂，特别是人类掌握了可以毁灭自身的高度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营垒中，最需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宽容与和谐。他指出如果中国文明不能取代西方文明成为人类的主宰，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将是可悲的。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埃兹拉•沃格尔认为，由个人主义造成的“美国病”应该用“东方药”来治，西方国家及民族应该学习东方国家的团体主义精神。 进企业的能人不能及时公平地提拔重用，挫伤他们的积极性，不能形成庸者下、能者上的用人机制。若老板及其管理者凭优越感而滥用权力，亲疏分明，就会造成大多数员工有怨言，因而这类企业当成长到一定规模后其弱点非常明显，导致企业不攻自破。家族式管理过分重视人情，忽视制度建设和管理。这种管理模式使企业内部人际关系融洽，为企业带来和谐的利益，但企业不是家庭而是一个社会经济组织，其成员的个人目标和利益与企业目标和利益存在一定的差异和冲突，特别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员工之间，以及员工与老板及亲属或亲信之间的利益关系的调整，必须有一个客观公正的标准，用统一的制度和纪律来约束全体成员的行为，才能形成客观公正的管理机制和良好的组织秩序。同时家族企业在领导选择上往往以血缘亲疏为标准，采取子承父业和亲戚总比外人可靠的家族继承制，忽视个人的才干和品行，从而导致企业持续发展受阻，领导更替造成企业破产的事例屡见不鲜。当让位于他儿王安本人被称为慈善的独裁者，他敬业、勤奋，不贪财，为员工谋福利，因而很受员工的爱戴，但他忽视制度建设和管理，被美国商业周刊称为“管理泛泛平庸者”。家族企业领导者的作用非常突出。他们的道德、行为端正，作风严谨，奉公敬业的表率作用，业务素质上也要求有一技之长，他们许多是复合型人才，不仅是某个技术领域的专家，而且也是精明的商人，还是公关能手。由于他们的才能而限制了许多下属作用的发挥，压制人才的成长，形成个人绝对权威。因此这类企业经常会出现“成也萧何，败地萧何”的现象，即能人经济现象，当个人决策正确时，不仅决策迅速，贯彻有力，还会提高个人的权威；但当其决策失误时，也得不到他人的及时提醒，会给企业造成巨大的损失。同时，当此人不在或退位，组织会出现人才断档，权力真空现象（继任者很难在短期内形成个人绝对权威），造成企业一时期内混乱或无组织状态。家族式管理任人唯亲现象严重。他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按亲疏远近而非因才适用，因此在组织内产生“自己人”和“外人”的差别，造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家族主义氛围。外人为生存也就趋炎附势，拉帮结派，形成“你群”和“我群”的派系。有时为保护“外人”的利益他们会团结起来与老板或“自已人”抗争，造成企业内讧。因此家族式管理要么凝聚力很强，人际关系融洽，要么内部四分五裂，派系纷争。家族式企业的管理目标往往是以社会责任和员工福利为第一位的，而将经济效益放在第二位。由于这类企业在创业时有亲朋帮助，兄弟打天下才获成功，从伦理道德上讲不能忘了患难弟兄，因而为他们谋福利义不容辞。同时为兼顾公平对全体员工也会一视同仁，企业包揽了员工的住房、医疗、保险、子女就业乃至全家的生老病死，很容易将企业办成福利组织。 “人为邦本”:关于对象管理现代西方管理理论认为:人是管理对象中最能动、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事实上,这些现代管理思想在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就能找到源头活水。《尚书•盘庚》记载:“重我民”、“施实得于民”;孔子主张富民、教民(见《论语•子路》),重视“民、食、丧、祭”,“民”位列第一;孟子坚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基本观点,强调政在得民,失民必定亡国灭身。因而，在我国现代管理当中，应该充分重视人的管理，关心下属，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他们才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去，促进事业的发展。 “人之能群”:关于管理组织，现代管理在组织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办事效率、行为规范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科学的理论。儒家的管理组织理论则集中体现在荀子所说的,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群”是人类生来就有的本能,而要使之成为现实的社会组织,就必须有“分”。所谓“分”,作为组织结构、伦理结构、职业结构以及国家的管理机构等,是人类生存的保证,社会正常运转的前提,组织有序化的标志。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组织可以使人类的整体力量得到汇集和放大。儒家所提倡的“五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是中国传统社会组织形态的基石,它所包含的家族主义倾向在现代管理中已不具有普遍意义,但其中所追求的亲密型的人际关系,对于现代社会组织来说,却依然是不可或缺的“润滑剂”，有了紧密的组织架构，就会便于人员和机构的密切配合，在工作当会提高管理效能，进一步推动事业的发展。 “正己正人”:关于指挥管理,现代管理关于指挥和领导行为的理论有其丰富的内容,如R•布莱克和J•穆登设计的管理方格图和F•菲德勒提出的随机制宜理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正己正人,成己成物”的思想与以上理论同出一辙。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的忠恕之道,是为仁之方。因此,在人际关系问题上,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即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只有正己,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尽心上》),如果剔除其包含的封建内容,古代先哲“正己正人,成己成物”思想中所提倡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身先士卒、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是完全可以用在管理工作中的。 “贵和持中”:关于协调管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贵“和”持“中”。注重和谐,坚持中庸,是浸透中华民族文化肌体每一个毛孔的精神。春秋末年齐国的晏婴用“相济”、“相成”的思想丰富了“和”的内涵。他将其应用在君臣关系上,强调君臣在处理政务时意见“否可相济”的重要性。通过“济其不及,以泄其过”的综合平衡,使君臣之间保持“政平而不干”的和谐统一关系。孔子讲: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这是强调以礼为标准和谐,是一种贵和须息争,息争以护和的和谐论。孟子也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现代管理中,人“和”精神已经成为一项基本的管理思想。“中”,即中庸之道,不偏不倚谓之中庸。《中庸》将孔子所主张的持中的原则,从“至德”提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的哲理高度。贵“和”持“中”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项基本精神,使得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做事不走极端,着力维护集体利益,求大同而存小异,成了人们的普遍思维原则。这些对于民族精神的凝聚和扩展,对于统一的多民族政权的维护有着积极作用。当然,由于贵“和”持“中”的观念说到底是一种否认斗争、排斥竞争和简单协同的道德,在管理上它是有不足之处的。 “自强不息”:关于激励管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自强不息。《易传》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地之大德曰生”,这是对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的集中概括和生动写照。孔子提倡并努力实践“发愤忘食”的精神,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转载请标出：全文来自“论文快车”网 -）如果说,这只是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自强不息、积极有力思想的表现,那么,“人穷志不短”,“刀子不磨要生锈,人不学习要落后”等民间俗谚,则反映了自强不息精神的普遍化和社会化。正是这种精神,凝聚、增强了民族的向心力,哺育了中华民族的自主精神、反抗压迫的精神,以及不断学习、不断前进的精神。如果将自强不息的精神运用到管理过程中去,那将充分调动发挥员工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增强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整个组织充满活力地向前发展。 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人本管理体系,中国现代人本管理体系的建设与西方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不多的几种原生性文化之一,这一点完全不同于处于中华文化圈边缘地带的东亚及东南亚诸国,也不同于西方一些新兴发达国家,他们的文化形态具有明显的次生性。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具有丰富内容并包含许多精华的原生性文化,具有文化本源的意义。而且,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人本主义哲学并初步建立起了以爱人贵民为中心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体系的国家。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现代人本管理体系不可能抛开中国传统文化而重建。这也就意味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企业制度的创立和现代人本管理体系的构建只能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当然,在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人本管理体系的过程中,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既不可抱残守缺,同时也不可连根拔起;既不可背负上沉重的历史文化包袱,同时也不能走向民族虚无主义或历史虚无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层,是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文化价值体系,其主要特点是重视人、倡导德。儒家对“仁”的强调,对“礼”的推崇以及“和为贵”等主张,都是为了协调、规范和平衡人际关系;在个人修养上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谋事方面强调天时、地利不如人和。这些都表明,中华文化的核心就是人。正是基于这种心理品质,中华民族才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形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共同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以“仁”为本、“立德”为先及“天人和谐”、“人际和谐”、“情理和谐”的全方位的和谐精神是具有世界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现代的人本管理,从东方到西方,都在强调“以人为本”的企业理念,要求企业管理者“居仁怀义”,追求管理者与员工的和谐,员工与员工的和谐,以及员工与顾客的和谐,可以说这些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精要。 市场经济一旦走出其初始阶段,那种以物质刺激为手段的经济人的企业管理模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便显得力不从心了,这主要是因为当今世界经济已经从传统的市场经济时代进入到知识、技术和文化经济时代,社会总需求和个人总需求已不能再完全用物质范畴来涵盖。换言之,物质的概念已成为过去时,人的文化消费的比重越来越大,即使是物质消费也越来越变成文化的物质。日本是二战以后最早复兴并迅速跨入经济强国之门的国家。日本的成功恰好在于把中国的伦理人管理模式与美国的经济人管理模式结合在一起,造就了日本企业的辉煌。越来越多的学者都认识到它是西方市场经济在机制方面的优越性,同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之精华有机结合的产物。由此,可以认为,中华文明遭受危机的根源并不在于我们拥有大多的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而在于我们缺少市场竞争的机制,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人观念正暗合了当代西方以人为中心的企业理念。一旦市场经济的闪电射入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精髓,必然会唤醒中华文化的勃勃生机。这就决定了中国现代人本管理体系的建立一开始就要超越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老路,尽管它在一些方面还显得很不成熟,但如果把五千年的文明智慧和独特的民族精神同西方的先进管理模式相结合,就必然会使中国的现代人本管理思想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加速发展,并绽放出簇新灿烂的中华文明之花。 传统文化对行政管理的影响：1、重形式轻效率。传统行政文化中注重形式，导致在行政管理中爱做官样文章，办事拖拉，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决策迟缓，影响行政效率的提高和行政目标的实现。2、重人治轻法治。传统文化中重人轻法，人情风盛行，在行政活动中表现为行政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行政决策和执行缺乏法律约束，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成为常事。3、重权威而轻民主。传统社会的皇权、官权使权威观念影响极深，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表现为独断专行、专制、集权，家长制，行政民主难以实现。4、重共性轻个性。传统文化中以办事稳健、不出风头为为政的要诀，以致于行政人员在行政活动中思想僵化、保守、不敢开拓、创新，行政活动缺乏应有的弹性和活力。5、追求等级不尚平等。传统社会等级森严，官本位思想严重，在行政活动中常常表现出极强的等级性和依附性，严重影响行政法制建设和行政民主进程。6、注重大一统集权缺乏必要的分权意识。7、注重治国经验忽视制度研究和机构设计。 在行政思想、行政心理、行政道德、行政观念和意识、行政传统和行政习惯当中要革除传统文化的不良影响，保留和发扬优秀的传统，在行政管理方面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加快建设廉洁、高效、健康的行政管理体制，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由上述分析可知，中国传统文化及管理思想有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因此，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及管理模式的过程中，既要学习西方制度化管理的优势，实施组织化、科学化管理，又要吸取中国传统文化及管理思想的精髓，“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及伦理观念根深蒂固，至今影响着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没有文化底蕴的管理是不成功的管理，照搬西方的现代管理理论会因国人心理抵触，其效果将大打折扣。但要完全用中国传统式家庭管理方式管理企业，可能在创业时期有积极的作用，但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它肯定会成为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就是中国企业成长慢（国企）、寿命短（私企）的原因。因此，中国企业面对入世后国外大企业的竞争，若不能迅速成长和有机整合，就会面临生存乃至淘汰的危机。对家族管理模式进行改造和创新，使其跳出“家族主义”的框架，吸收西方现代企业制度化管理的科学思想，对我国企业进行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是明智的选择。 参考文献：略 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传统文化根源探析--从儒家国家关系伦理思想的视角 王易 摘 要：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提出,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国家关系伦理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世界上最古老、最伟大的文化遗产之一,儒学中所包含的兼容并蓄、求同存异、合众为一、和谐共处等理论精华,历史上在和睦相处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凝聚作用在中国传统文化日益走向世界的今天,在中国和平发展的大背景下,更显示出其突出的重要性挖掘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传统文化根源,既是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也是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和平发展战略的需要,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均很有价值 -shkx/gzsf2006/060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