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科学编辑部成员

发布时间：2024-05-05 06:27:39

法律科学编辑部成员

刘克毅（1968——），陕西合阳人，1991年毕业于西北政法学院法学系法学专业后留校。2000年调至《法律科学》编辑部从事编辑工作，分管民事诉讼法、国际法等学科。研究领域：民法、民事诉讼法以及司法制度。

学术委员会现任主任为陈立虎教授，副主任为胡玉鸿教授。成员包括孙莉教授、李晓明教授、张永泉教授、殷爱荪教授、黄学贤教授。学术委员会负责全院的学术规划、成果评审、课题立项与项目推荐等工作。学位委员会现任主任为胡玉鸿教授、副主任为胡亚球教授、黄学贤教授。成员包括孙莉教授、陈立虎教授、殷爱荪教授、高积顺教授。学位委员会负责导师资格评定、学位授予、学位点申请等工作。教学委员会现任主任为黄学贤教授。成员包括庞凌副教授、方潇副教授、上官丕亮副教授、李晓明教授、史浩明副教授、张永泉教授、沈同仙副教授、朱谦教授、张利民副教授、李小伟副教授。教学委员会负责教学计划审定、专业设置、教材编写、教学成果考核及申报工作学术出版编审委员会学术出版编审委员会是在学院学术委员会领导下的学院学术出版的咨询、规划及决策机构，现任主任为杨海坤教授，副主任为周永坤教授（常务）、胡玉鸿教授。成员包括陈立虎教授、艾永明教授、高积顺教授、黄学贤教授、孙莉教授、张成敏教授。学术出版编审委员会下设学术专著编辑部、法学教授编辑部、学术刊物编辑部、东吴法学教育史料编辑部。另外，成立编译室，负责外文资料的编辑、翻译工作。（以上资料于2013年摘自该学院官网）

汪鑫，男，汉族,1963年9月出生，湖北武汉人，中共党员，广西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现分管广西大学法学院教学工作，经济法学科带头人，主讲硕士研究生金融法特色课程。先后于1985年、1988年、1998年在武汉大学获得法学学士、民商法硕士、国际经济法博士学位。从事经济法教学与科研20余年，对金融法情有独钟。所主编的司法部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金融法学》，初版后三次再版，经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认定，“自出版以来颇受广大读者欢迎，并已成为高等政法院校的主力教材”。所撰学术论文《反洗钱立法刍议》和《基金会税法规制初探》，先后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刑事法学》1997年第1期和《经济法学　劳动法学》2004年第11期全文转载；前者是中国最早的反洗钱研究成果之一，对其后中国的反洗钱立法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所撰《银行法的效率目标与银行竞争规制》一文（合作者卞翔平），荣获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2003年中青年优秀论文三等奖，在《法学评论》发表后，相继被中国经济法领域最权威的年度论文集《经济法学家(2003)》和《中国经济法学精萃(2005年卷）》全文收录。多次就国家金融立法向全国人大提供专家论证意见并得到采纳；长期担任金融机构及金融监管部门的法律顾问，擅长涉外金融法律事务，曾就重大涉外金融案件的处理向国家高层出具法律意见书，为维护国家信誉、避免巨额外汇损失做出了突出贡献。

现代法学编辑部成员

龙大轩，男，汉族，1965年3月生，重庆市梁平县人。现为西南政法大学法律史学教授，主要从事民族法文化和法律史学研究。中国民主同盟重庆市沙坪坝区委副主委，沙坪坝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在《历史研究》、《法学研究》、《现代法学》、《思想战线》等刊物公开发表论文50余篇，其中多篇为《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学术年鉴》、《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等刊物转载。出版学术专著7部，多次获省部级和校级学术奖励。2006年获得“重庆市高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荣誉称号。

，四川隆昌人。法学博士。1985年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后留校，在《现代法学》编辑部从事编辑工作，2001年2月转入民商法学院民法教研室从事教学工作至今。现任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民法专业硕士生导师，重庆市法学会民法经济法学会理事，重庆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中国科学编辑部成员

柳大纲幼年丧母，其父柳承元系前清秀才，执教小学，严家教。柳大纲在其姐柳大绶照顾下自幼聪颖勤奋、沉静善思，学习成绩优异。1920年毕业于扬州江苏省立第八中学。1925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化学系（前身为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化学部）获学士学位，被该校留任物理系助教。后任中国公学大学部教员和中国科学社《科学》杂志编辑部编译员。1927年与小学教师樊君珊结婚。1929年柳大纲受聘到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工作，直至1949年上海解放。他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46年曾由中央研究院选派赴美进修，1948年获美国罗斯特大学研究院博士学位。1949年初携带大批图书资料回国。上海解放后从1950年起在新建的中国科学院物理化学研究所任研究员，该所于1952年迁到长春后任副所长。1954年调回北京，任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处学术秘书至1956年。1956年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成立，他先后任该所研究员、副所长、代所长、所长，从1981年起任名誉所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7－1963年，他曾兼任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中国盐湖调查队队长；1958年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主任；1965－1991年，先后兼任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1974－1982年兼任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顾问。柳大纲热心社会工作，曾任中国化学会第二十届副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届委员。1984年任中国化学会应用化学委员会主任，1985年后任名誉主任委员。1983－1990年任中国化学会青年化学奖评选委员会主任委员。1973－1986年担任《化学通报》主编。1985年起担任《无机化学》（后改名为《无机化学学报》）顾问。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化学主任编委之一。柳大纲历任第三、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51年参加九三学社。1959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柳大纲早期主要从事基础理论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他以满腔热情投入国民经济建设所需课题的研究，长期致力于科研组织和学术领导工作。他一贯重视解决重大应用问题，但又不忽视必要的基础研究。他认为前者是“根”，科学发展必须生根于社会需要，后者是“本”，即各个学科都有其自身规律。不去研究新现象、寻找新方法、揭示新规律、形成新概念，科学则得不到发展，技术也不会有新的突破。

理论上应该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政府组成部门及行政执法部分才是公务员编制，比较常见的例如现在公务员招考进入的多是公务员。现有的科研院所、教育单位，因为没有行政执法任务，所以都是事业编制。所问问题中，因为只是编辑部，没有行政任务，所以应该是事业编。

地理科学编辑部成员

陆大道：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地理学家、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顾朝林：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建设部城乡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地名与行政区划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教育部地理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建设部城市规划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建设部城市规划专业评估委员会委员。保继刚：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广东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院长、旅游学院院长。袁书琪：中国地理学会理事暨地理教育委员会副理事长、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旅游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地理交约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林学会森林公园分会常务理事、中国营销学会旅游营销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国生态学会旅游生态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区域旅游专业委员会委员、福建省地理学会副会长、福建省教育学会理事暨地理教学研究会会长、福建省区域地理学会副会长、福建省旅游学会副会长、福建省交通协会常务理事、福建省政府旅游发展顾问。吴传钧：地理学家、经济地理学家、人文地理学家、地理教育家。他在学科建设、学术组织、人才培养以及地理学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等方面均有重要建树。是我国经济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奠基者。在基础理论建设方面，他提出经济地理是自然—技术—经济三结合的边缘学科，地理学的中心任务是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形成过程、结构特征、发展趋向和优化调控等的新论述。李旭旦：（1911～1985），中国地理学家。1911年9月8日生于江苏江阴，1985年7月8日卒于南京。1934年中央大学地理系毕业。1936年赴英国剑桥大学进修，获硕士学位。1939年回国后曾任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系主任，南京大学地理系主任，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主任。先后担任《地理学报》总编辑和《地理知识》主编。1983年任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主要致力于人文地理学、区域地理学和地理教育理论的研究，他在普及地理教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译著有《人地学原理》（与任美锷合译）、《地理学思想史》等。著有《白龙江中游人文地理观察》、《中国地理区之划分》等。主编有《人文地理学概说》和《人文地理学论丛》等。

9—7 在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学习。1961— 在兰州大学地理科学系和西北开发研究所工作。10— 1 在北京大学进修。1980— 1985 兼任中国科学院天山冰川研究实验站站长曾任国家教委首届地理学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中国冰川冻土学会理事、中国地理学会干旱区地理建设委员会委员、甘肃省地理学会秘书长。现为中国地理学会自然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高校综合自然地理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区域开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自然资源协会干旱区研究委员会委员、甘肃省生态学会理事、《干旱区资源与环境》副主编、《生态经济学报》编辑部主任。先后讲授过中国自然地理、普通冰川学、地理环境总论、自然地理学、综合自然地理学、自然资源学概论、环境保护概论、干旱区自然地理等课程。参加过青藏铁路沿线科学考察，祁连山现代冰川变化及利用研究，中日合作天山博格达峰冰川考察，甘宁青自然环境及农业经济系统研究，青海省综合自然区划，柴达木地区国土综合规划，黄土高原综合治理研究，西北地区科技发展战略与决策研究，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综合考察，兰州经济圈城镇发展研究，陇海—兰新地带环境、生态平衡与城市发展的关系研究，甘肃省综合自然区划研究，甘肃省生态环境现状与保护对策研究，中国西部地区气候与环境演变评估，中国气候与环境演变评估，以及井冈山、四川广安、云南石林、福建古田、甘肃天水等地旅游规划。

地理编辑部同事人员流动很小，貌似近两三年没有新人进来，而且大多在本行业工作多年。大家学历基本都是本科和研究生，本科所学专业和研究生的专业有自然地理类、文学新闻类等等，没有统一的标准。编辑部的同事的确很辛苦，经常出差采访，出刊前白天黑夜连轴转是常有的事。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关注中国国家地理今后的动向，杂志社在继续做大做强，很有可能“扩招”。记者的职责与任务，可以说是多方面的。这里主要谈三点：第一，敏锐地去发现事实；第二，忠实地去报道事实；第三，当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敏锐地去发现事实〕事实客观存在，但有些事实要去发现它、把握它，则需要一双敏锐的眼睛。正如法国美学家罗丹说的，生活中并不缺少美，缺少的可能是发现美的眼光。我国著名记者、新华社社长郭超人曾说过：“什么样的人当不了记者？什么样的人能当记者？什么样的人能当好记者？大多数人能想到能做到的，而你想不到做不到，就当不了记者；大多数人能想到能做到，而你也能想到能做到，可以当记者，但不一定是好记者；唯有大多数人想不到做不到，而你能想到能做到，那么你就能当一个好记者。”我国著名的老一辈记者肖乾也说过，新闻记者“同坐在沙发上沉思的政治家或历史学家毕竟不一样，他是个哨兵，甚至是个侦察兵”。敏锐的眼光背后，是一个勤于思索、善于思考的大脑。国外新闻学著作里曾引用过这样一个事例：一位新来报馆的年轻记者，总编辑叫他去采访某先生和某女士的婚礼。他事先对此次采访做了种种设想和较充分的准备。但是，当那天他走到新郎家门口打算进去采访时，看门的却告诉他：婚礼不举行了，因为新郎跑了。于是这位年轻记者垂头丧气地回到报馆，向总编辑报告自己采访失败的消息。总编辑听罢，拍案叫道：新郎跑了，不比原来的婚礼是更大的新闻吗？你为什么不马上采访？这一说，那年青的记者才恍然大悟。这一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善于思考，缺乏敏锐的目光，即使是新闻与你擦肩而过，你也发现不了，更是捕捉不到。敏锐地去发现事实，还应当包括对事实的认识要比别人更善于透过现象见到本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优秀记者胡占凡，在采访中曾了解到这样一些事实：在杭州，有两个大款为了斗富显阔，在众目暌暌之下，比赛烧人民币，每人烧掉两千多元，只是哈哈一笑。有个“大腕”，扔下30万元买只哈巴狗，眼都不眨一下牵上就走。还有个“大款”，看到别人用6万元一桌的宴席请他，他竟“啪”地打开密码箱，甩出了30万元请了一桌。有所学校的一项调查显示：9%的学生把“赚钱多”作为择业的头条标准，北京一些中学生唱“世上只有钞票好，有钱的孩子像块宝……”胡占凡认识到，这些现象的背后都是“拜金主义”在作怪，应当向这种现象敲响警钟，便采写了《拜金主义要不得》、《再谈拜金主义要不得》等文章，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给人们很大的触动。因此，敏锐地去发现事实，透过现象捕捉事物的本质，是记者的职责与任务中应有的之义。[忠实地报道事实]记者最为重要的职责和任务，就是采写报道。记者是读者与事实之间的桥梁。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他的名著《第三次浪潮》中将人类的文明史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次浪潮农业阶段，第二次浪潮工业阶段，第三次浪潮即我们今天所处的信息革命阶段。我们每个人都会深深地感觉到，我们每天都处于新闻媒体的包围之中。我们已经习惯了“秀才不出门，天下事全知”的生活方式；对于新闻媒体，我们已经深深地依赖它们给我们提供信息。试想，如果记者给人们提供一条虚假的新闻，将会对社会产生多么不良的影响，因此，忠实地报道事实，应该成为记者的神圣职责和义不容辞的任务。忠实地报道事实，是新闻工作本质决定的。李大钊曾说过：“现在的新闻，就是将来的历史。”著名学者吴晗也说过：“历史工作者是记录昨天的历史，新闻工作者记录今天的历史。” 我们知道，历史是容不得半点弄虚作假的。尊重事实，秉笔直书是我国史官的优良传统。如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右卿崔杼杀害了国王齐庄公齐光，崔杼命令太史以得传染病而死来记载齐庄公的死。太史不从，直书崔杼弑君，因此激怒了崔杼而被杀。崔杼又命令太史的弟弟改写，不从，又杀之；再令其二弟改写，又不从，又杀之。最后轮到三弟，依然据事直书。他认为这是史官职责，失职求生，不如死去。史官这种忠实于事实的做法，对于新闻记者是很有影响的。我国已故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任白涛在《应用新闻学》中就说过：“笔可焚而良心不可夺，身可杀而事实不可改。”忠实地报道事实的含义是双层的。浅层的含义是，记者应当努力将事实的基本要素、基本数据核实准确；深层的含义是，记者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挖掘事实的本质。 80年代末期，我国某地农民买桑塔纳小轿车，某地农民买飞机、修跑道。这些事实本身是准确的，但在当时农村毕竟还是凤毛鳞角。有些记者以此大做文章，并由此得出“中国农民现在已愁有钱无处花”的结论。显然，这不是对事实实事求是的报道。从全国农村数亿农民的情况来看，一些穷山僻壤的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未真正解决，不少地方还要扶贫救助。记者以偏概全，既容易导致读者对新闻报道的怀疑，也容易诱发读者产生逆反心理。由此可见，只有记者把忠实地报道事实当成神圣的职责和任务，读者才能真正做到“秀才不出门，天下事全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