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唐人喜欢在写墓志的时候贴金已不是新闻，墓志铭中各种隐恶扬善、粉饰乾坤、无中生有的情况屡见不鲜，而唐人自己对此也有着很清醒的认识：“大凡为文为志，纪述淑美，莫不盛扬平昔之亊，以虞陵谷之变，俾后人睹之而瞻敬。其有不臻夫德称者，亦必模写前规，以圃远大。至天下人视文而疑者过半，盖不以实然故绝。”通观这些墓志可知古人写墓志时往往最讲究两点：一是为逝者讳，不揭其短；二是为逝者捧，乃至无中生有为其贴金。白居易的《秦中吟·立碑》一诗就对这种现象作了嘲讽：勋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见山中石，立作路旁碑。 铭勋悉太公，叙德皆仲尼。复以多为贵，千言直万赀。 为文彼何人，想见下笔时。但欲愚者悦，不思贤者嗤。 岂独贤者嗤，仍传后代疑。古石苍苔字，安知是愧词。 我闻望江县，麹令抚茕嫠。在官有仁政，名不闻京师。 身殁欲归葬，百姓遮路岐。攀辕不得归，留葬此江湄。 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无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石碑上记载的都是些功比姜太公、德如孔仲尼之人，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流传后世，而那些真正有真才实干的人却因为没有立碑吹捧，只能任名声淹没在岁月中，最后也就只有当地人知道。白居易此诗正是讽刺了这种为了立碑而夸耀门第、歌功颂德之风。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当时人为了给逝者求得一篇好墓志铭，往往要出很大的一笔价钱专门找人来撰写，而撰者为丰厚的利润所驱使，也不管逝者的为人品德事迹究竟如何，只为了应付所需，随手就能写出功德和姜太公孔子一样伟大的为贤者嗤、令后代疑的文字。《旧唐书·李邕传》中就有记载：“邕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賫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钜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李邕是唐朝著名的书法家，尤其擅长歌功颂德的碑文，也正因为有着“鬻文获金”这样强大的生活技能，所以李邕虽然经常被贬官，但生计并不成问题，甚至还能用这些润笔费来应付结友交游所需的巨大开销。刘禹锡也曾在祭韩愈文中说过：“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提到韩愈因为善写碑文，经常通过给别人写碑文而赚取巨额稿费一事。事实上韩愈曾为王用撰写了墓碑，于是得到了“马一匹，并鞍、衔及白玉腰带一条”作为报酬。韩愈还在《平淮西碑》大力称赞了韩弘的贡献，因此得到了韩弘的“绢五百匹”，即相当于四百贯钱，而韩愈当时一个月的薪水仅二十五贯钱，一年也不过三百贯，由此可知这种润笔费极为可观。至于韩愈其他的“谀墓”之作，颇受时人讥讽，他的朋友刘叉曾十分眼红韩愈写碑文赚的这些润笔费，拿了他数斤金子扬长而去，还振振有词道：“你这是谀颂死人得来的，不如送给我当生活费。”白居易为元稹撰写墓志铭后也收到了价值六七十万钱的“臧获、舆马、绫帛，泊银鞍、玉带之物”，虽然白居易念及与元稹之间的情谊本不愿接受，但推辞不得之下便将这些财物捐给了香山寺，以作修缮寺庙之用。正因为撰写墓志的报酬是如此的丰厚，在这样巨大的利益驱使下，这些墓志铭的执笔人也就不能不为逝者粉饰贴金，乃至颠倒黑白、无中生有了。不过这种“鬻文获金”的行为总是不大令人瞧得起的，《太平广记》中便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唐宰相王玙好与人作碑志。有送润毫者，误叩右丞王维门，维曰：‘大作家在那边。’”就连杜甫也曾作诗嘲讽过李邕这些以撰写墓志换取巨额稿费之人：“干谒满其门，碑版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骐驎织成罽。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可见时人对这些好撰墓志铭之人的鄙夷态度。当然，在墓志上贴金并不是唐人才有的习惯，而是自古已有之。早在北魏时就有人明确指出这种墓志贴金的现象了，《洛阳伽蓝记》中便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皋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梗直。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妄言伤正，华辞损实。”一个人活着时不过是中庸之辈，但他死后碑文墓志里无不搜罗尽天地之间的大德，和活着的人所能办到的各种好事。如果这个人是君王，那么就能与尧舜相抗衡；如果这个人是臣子，那么就与伊尹有着相同的政绩。所谓活着时是大贼盗跖，死后却能粉饰为伯夷叔齐一样的人物，这些都是在借助虚妄华丽的辞藻损害事实真相。而墓志中这样隐恶扬善、粉饰乾坤、无中生有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比如史书记载唐玄宗的皇甫德仪很早就失宠了，皇甫德仪病重期间唐玄宗正忙着宠爱武惠妃，武惠妃则忙着陷害太子李瑛、鄂王李瑶等几个皇子，而皇甫德仪所生的李瑶也因为生母失宠无法为自己说话而惶恐不安，但这并不妨碍墓碑上将皇甫德仪吹捧成绝代宠妃：“上以之服事最旧，佳人难得，送药必经於御手，见寝始迥於天步。月氏使者，空说返魂之香；汉帝夫人，终痛归来之像。”皇甫德仪的墓碑上称其病重时，唐玄宗每天亲自送药给她喝，等她安然入睡后徘徊在宫殿门口迟迟不肯离去；皇甫德仪死后，唐玄宗还像汉武帝思念李夫人那样思念她。然而事实上凡是有幸得到皇帝亲自伺候服药的后妃，都会像李煜的大周后那样在史书上留下记载，而不是只能见载于墓志上的贴金之语。何况就在皇甫德仪死后不过一年多的时间，李瑶就因为武惠妃的构陷在唐玄宗一日杀三子的悲剧中含恨被害了。残酷的现实撕碎了墓志华丽而苍白的辞藻，昭示着这位无宠妃嫔恐怕连临死前见皇帝最后一面都只是个奢求。又比如沛郡夫人武氏的墓志上自称是“故周定王驸马都尉攸暨太平公主第二女”，是太平公主与武攸暨的次女。但根据这位武氏卒于开元二十五年，享年五十四岁的情况来看，武氏最迟出生在嗣圣元年，而彼时太平公主的丈夫还是薛绍，又如何与武攸暨生下所谓的第二女呢？再比如吴王李恪的次子李玮的墓志上称其父李恪是“帝之爱子”“优宠特殊”，然而就史实而言，李恪的一生当中不仅没有任何得宠事迹，反而不过是犯了踩庄稼和赌博这样的小错就连续多次被贬去都督的官职，先后削去实封共600户，只剩200户的实封，这样糟糕的待遇在唐太宗14个儿子中仅此一例。虽然后来唐太宗在立李治为太子后又过了7个多月的时间，曾一度心血来潮想改立李恪为太子，但这样的想法唐太宗却只对最不可能同意的长孙无忌一人说过，被反驳后不但再也不曾提及此事，对提名未果身陷险境的李恪也毫无保护措施，反而又严厉地将李恪告诫了一通：“你若是不遵纪守法，西汉的燕王刘旦就是你的下场，就算你是我儿子我也救不了你！”虽然有人认为这番警告是唐太宗在“保护”李恪，要他自己小心谨慎一些，但李恪作为亲王，他的性命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皇帝手里，光是告诫李恪自己谨言慎行是没有用的，只有让未来的皇帝李治知道要善待李恪才能达到保护李恪的目的。也正因为明白这样的道理，所以汉高祖刘邦临终前特地留了封手诏给太子刘盈，要他日后一定要照顾好他曾经欲立未果的赵王如意；唐太宗在立李治为太子时也反复强调过立李治的原因是为了能同时保住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儿子。而唐太宗既然能想到要为李承乾、李泰、李治的日后安危做打算，又为什么没为李恪日后的安危做出同样的安排呢？想来李恪若是真的如儿子墓志中所吹嘘的那样，是“帝之爱子”“优宠特殊”，又如何会遭此待遇？还有父子三人皆至宰相的韦思谦，史书中明确记载他的续弦妻子王婉作为继母对继子韦承庆十分严苛，动不动就体罚他。而王婉的亲生儿子韦嗣立不忍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哥哥，于是主动脱下衣服请求代替韦承庆接受杖责，王婉自然没有应允，于是韦嗣立便自己杖责自己，王婉心疼亲生儿子，这才对韦承庆略好一些。结果在王婉的墓志中，这位明明对亲子继子区别待遇的典型后妈却被描述成了一位慈爱有加，对继子视若己出的好母亲：“前夫子子承庆，八岁偏罚，十岁便为夫人所养，抚存训奖，慈爱无隆，学宦婚娶，并夫人所成立。常谓所生子嗣立、淑等曰：时俗妇人，罕有明识，前妻之子，多被憎嫌，孝已伯奇，皆其人也。此吾之所深诫，亦尔辈所明知。”——足可见当时的墓志贴金风气之烈，已然到了颠倒黑白、无中生有的地步。
书法作为中华名族的传统艺术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是以汉字为素材，以线条极其构成运动为形式，来表现性灵境界和体现审美理想的抽象艺术。通过书法课程的学习，我对书法的发展历程及历代的名家、代表作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同时，对于书法的欣赏，我有了更深的体会。下面我将对书法的发展历程及规律、如何欣赏书法以及学习书法的体会作进一步的论述。 一、 书法的发展历程及规律 中国书法艺术肇始于汉字产生阶段，中华名族是最早使用线条表达文字意思的名族，文字的最初形态是图画文字而不是图画。 对于书法的发展，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商代大批甲骨文与金文出土，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制度建立，在这五百年里，艺术有了很大的进步；秦汉时期是中国文字文化最大的一个时期，相继出现了大篆、小篆、摹印、隶书等丰富的文字形式，商周至秦汉，书法完成了从汉字的产生与发展、书体的演变以及书法风格的变异。随之书法的繁荣是从东汉开始的，在这期间，纸的发明、佛教的传入等特殊现象为书法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到汉末魏晋是书法已发展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三国时楷书出现，代表性的书家有钟繇，为楷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魏晋南北朝时出现了知名书家如林、群星璀璨的空前盛景，王氏家族、谢氏家族等的出现，使书法艺术的境界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尚“韵”书风形成，而且书家们在行书、草书的书写方面也达到了变幻无穷的境界，同时，王羲之的诞生使得书法的第一个高峰出现了，审美观点由古拙转变为妍美。到了隋代，楷书风行，留下了大量的造像记、墓志和塔铭，随之而来的唐代，揭开了中国古代最为光辉灿烂的篇章，代表性的书家有柳公权、颜真卿、欧阳询等，其中颜真卿的楷书是以前年来影响华人大众生活最广大普遍的视觉艺术，颜体传达了大气、宽阔、厚重与包容的风格。接着是“宋四家”的出现，使书法成熟。后来的元、明、清时代，书法风格基本有了一定的趋向，为书法艺术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对于近现代的书法，具有代表性的书家有吴昌硕、林散之、高二适等人，以篆书、行书和草书为主。 二、 书法欣赏的内容与方法 书法欣赏的内容与方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感知。即通过反复观察，透过作品形式，感受、领会作品的形象、气韵、风格、情趣等。 这一点我们基本都能做到。 第二、描述。即概括、归纳作品的艺术特征、艺术手法 、精神内涵及自己的感受等。 第三、解释。申明所以然，即说明、论证自己的所见所感。实即逐一分析作品在艺术特征、艺术手法、精神内涵等方面的成因。 第四、评价。 即审美判断，古人谓之“批评”。主要是针对作品的艺术价值、重要影响、历史意义、艺术上的得失、给人的启示等，予以评述，其中包括对已有批评的批评。我认为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在平时的练习中我们应该注意这一点，只有懂得如何评价一份作品，才能取其长处，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书法创作水平能力。 一般的直观性欣赏，大多止于第一步，因此专门的欣赏，一般含感知、描述、解释、评价四项完整的内容，需要调动书法创作、书法史论等多方面的综合修养，这四项内容相互渗透、彼此包涵，而不是各自独立的。所以我们在日常的书法学习中应该尽量学会用这种方式来欣赏书法，进一步认识到书法作品之美。 三、书法学习的心得 学习书法是一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过程，通过这一学 期的书法学习，我对书法及书法欣赏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书法的欣赏与实践是相互联系的，“眼高手低”的书法家从没有过。历代的书法家大多是具有高度鉴赏能力的书法评论家。他们都十分重视“读帖”。所谓“读帖”，就是通过观摩书迹和碑刻去领悟书法家所采用或创造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手法，借以提高自己的鉴赏水平。所以对于一个有志于学习书法的人来说，同样需要重视读帖，逐步学会分析和欣赏书法作品的能力，取其所长，拼其所短，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分析和欣赏书法作品，如果毫无区分地加以一概兼收，则往往进步不快，甚至会走弯路。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历来的说法各不相同，至今还没有一个共同的欣赏标准。
这要看到书法才好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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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唐人喜欢在写墓志的时候贴金已不是新闻，墓志铭中各种隐恶扬善、粉饰乾坤、无中生有的情况屡见不鲜，而唐人自己对此也有着很清醒的认识：“大凡为文为志，纪述淑美，莫不盛扬平昔之亊，以虞陵谷之变，俾后人睹之而瞻敬。其有不臻夫德称者，亦必模写前规，以圃远大。至天下人视文而疑者过半，盖不以实然故绝。”通观这些墓志可知古人写墓志时往往最讲究两点：一是为逝者讳，不揭其短；二是为逝者捧，乃至无中生有为其贴金。白居易的《秦中吟·立碑》一诗就对这种现象作了嘲讽：勋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见山中石，立作路旁碑。 铭勋悉太公，叙德皆仲尼。复以多为贵，千言直万赀。 为文彼何人，想见下笔时。但欲愚者悦，不思贤者嗤。 岂独贤者嗤，仍传后代疑。古石苍苔字，安知是愧词。 我闻望江县，麹令抚茕嫠。在官有仁政，名不闻京师。 身殁欲归葬，百姓遮路岐。攀辕不得归，留葬此江湄。 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无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石碑上记载的都是些功比姜太公、德如孔仲尼之人，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流传后世，而那些真正有真才实干的人却因为没有立碑吹捧，只能任名声淹没在岁月中，最后也就只有当地人知道。白居易此诗正是讽刺了这种为了立碑而夸耀门第、歌功颂德之风。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当时人为了给逝者求得一篇好墓志铭，往往要出很大的一笔价钱专门找人来撰写，而撰者为丰厚的利润所驱使，也不管逝者的为人品德事迹究竟如何，只为了应付所需，随手就能写出功德和姜太公孔子一样伟大的为贤者嗤、令后代疑的文字。《旧唐书·李邕传》中就有记载：“邕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賫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钜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李邕是唐朝著名的书法家，尤其擅长歌功颂德的碑文，也正因为有着“鬻文获金”这样强大的生活技能，所以李邕虽然经常被贬官，但生计并不成问题，甚至还能用这些润笔费来应付结友交游所需的巨大开销。刘禹锡也曾在祭韩愈文中说过：“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提到韩愈因为善写碑文，经常通过给别人写碑文而赚取巨额稿费一事。事实上韩愈曾为王用撰写了墓碑，于是得到了“马一匹，并鞍、衔及白玉腰带一条”作为报酬。韩愈还在《平淮西碑》大力称赞了韩弘的贡献，因此得到了韩弘的“绢五百匹”，即相当于四百贯钱，而韩愈当时一个月的薪水仅二十五贯钱，一年也不过三百贯，由此可知这种润笔费极为可观。至于韩愈其他的“谀墓”之作，颇受时人讥讽，他的朋友刘叉曾十分眼红韩愈写碑文赚的这些润笔费，拿了他数斤金子扬长而去，还振振有词道：“你这是谀颂死人得来的，不如送给我当生活费。”白居易为元稹撰写墓志铭后也收到了价值六七十万钱的“臧获、舆马、绫帛，泊银鞍、玉带之物”，虽然白居易念及与元稹之间的情谊本不愿接受，但推辞不得之下便将这些财物捐给了香山寺，以作修缮寺庙之用。正因为撰写墓志的报酬是如此的丰厚，在这样巨大的利益驱使下，这些墓志铭的执笔人也就不能不为逝者粉饰贴金，乃至颠倒黑白、无中生有了。不过这种“鬻文获金”的行为总是不大令人瞧得起的，《太平广记》中便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唐宰相王玙好与人作碑志。有送润毫者，误叩右丞王维门，维曰：‘大作家在那边。’”就连杜甫也曾作诗嘲讽过李邕这些以撰写墓志换取巨额稿费之人：“干谒满其门，碑版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骐驎织成罽。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可见时人对这些好撰墓志铭之人的鄙夷态度。当然，在墓志上贴金并不是唐人才有的习惯，而是自古已有之。早在北魏时就有人明确指出这种墓志贴金的现象了，《洛阳伽蓝记》中便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皋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梗直。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妄言伤正，华辞损实。”一个人活着时不过是中庸之辈，但他死后碑文墓志里无不搜罗尽天地之间的大德，和活着的人所能办到的各种好事。如果这个人是君王，那么就能与尧舜相抗衡；如果这个人是臣子，那么就与伊尹有着相同的政绩。所谓活着时是大贼盗跖，死后却能粉饰为伯夷叔齐一样的人物，这些都是在借助虚妄华丽的辞藻损害事实真相。而墓志中这样隐恶扬善、粉饰乾坤、无中生有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比如史书记载唐玄宗的皇甫德仪很早就失宠了，皇甫德仪病重期间唐玄宗正忙着宠爱武惠妃，武惠妃则忙着陷害太子李瑛、鄂王李瑶等几个皇子，而皇甫德仪所生的李瑶也因为生母失宠无法为自己说话而惶恐不安，但这并不妨碍墓碑上将皇甫德仪吹捧成绝代宠妃：“上以之服事最旧，佳人难得，送药必经於御手，见寝始迥於天步。月氏使者，空说返魂之香；汉帝夫人，终痛归来之像。”皇甫德仪的墓碑上称其病重时，唐玄宗每天亲自送药给她喝，等她安然入睡后徘徊在宫殿门口迟迟不肯离去；皇甫德仪死后，唐玄宗还像汉武帝思念李夫人那样思念她。然而事实上凡是有幸得到皇帝亲自伺候服药的后妃，都会像李煜的大周后那样在史书上留下记载，而不是只能见载于墓志上的贴金之语。何况就在皇甫德仪死后不过一年多的时间，李瑶就因为武惠妃的构陷在唐玄宗一日杀三子的悲剧中含恨被害了。残酷的现实撕碎了墓志华丽而苍白的辞藻，昭示着这位无宠妃嫔恐怕连临死前见皇帝最后一面都只是个奢求。又比如沛郡夫人武氏的墓志上自称是“故周定王驸马都尉攸暨太平公主第二女”，是太平公主与武攸暨的次女。但根据这位武氏卒于开元二十五年，享年五十四岁的情况来看，武氏最迟出生在嗣圣元年，而彼时太平公主的丈夫还是薛绍，又如何与武攸暨生下所谓的第二女呢？再比如吴王李恪的次子李玮的墓志上称其父李恪是“帝之爱子”“优宠特殊”，然而就史实而言，李恪的一生当中不仅没有任何得宠事迹，反而不过是犯了踩庄稼和赌博这样的小错就连续多次被贬去都督的官职，先后削去实封共600户，只剩200户的实封，这样糟糕的待遇在唐太宗14个儿子中仅此一例。虽然后来唐太宗在立李治为太子后又过了7个多月的时间，曾一度心血来潮想改立李恪为太子，但这样的想法唐太宗却只对最不可能同意的长孙无忌一人说过，被反驳后不但再也不曾提及此事，对提名未果身陷险境的李恪也毫无保护措施，反而又严厉地将李恪告诫了一通：“你若是不遵纪守法，西汉的燕王刘旦就是你的下场，就算你是我儿子我也救不了你！”虽然有人认为这番警告是唐太宗在“保护”李恪，要他自己小心谨慎一些，但李恪作为亲王，他的性命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皇帝手里，光是告诫李恪自己谨言慎行是没有用的，只有让未来的皇帝李治知道要善待李恪才能达到保护李恪的目的。也正因为明白这样的道理，所以汉高祖刘邦临终前特地留了封手诏给太子刘盈，要他日后一定要照顾好他曾经欲立未果的赵王如意；唐太宗在立李治为太子时也反复强调过立李治的原因是为了能同时保住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儿子。而唐太宗既然能想到要为李承乾、李泰、李治的日后安危做打算，又为什么没为李恪日后的安危做出同样的安排呢？想来李恪若是真的如儿子墓志中所吹嘘的那样，是“帝之爱子”“优宠特殊”，又如何会遭此待遇？还有父子三人皆至宰相的韦思谦，史书中明确记载他的续弦妻子王婉作为继母对继子韦承庆十分严苛，动不动就体罚他。而王婉的亲生儿子韦嗣立不忍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哥哥，于是主动脱下衣服请求代替韦承庆接受杖责，王婉自然没有应允，于是韦嗣立便自己杖责自己，王婉心疼亲生儿子，这才对韦承庆略好一些。结果在王婉的墓志中，这位明明对亲子继子区别待遇的典型后妈却被描述成了一位慈爱有加，对继子视若己出的好母亲：“前夫子子承庆，八岁偏罚，十岁便为夫人所养，抚存训奖，慈爱无隆，学宦婚娶，并夫人所成立。常谓所生子嗣立、淑等曰：时俗妇人，罕有明识，前妻之子，多被憎嫌，孝已伯奇，皆其人也。此吾之所深诫，亦尔辈所明知。”——足可见当时的墓志贴金风气之烈，已然到了颠倒黑白、无中生有的地步。
这要看到书法才好说的,
我说国林啊，你是不是太迟了。
中国书法艺术是汉字的艺术造型。中国书法艺术是土生土长、地地道道的民族传统艺术。有人说它是和绘画相通的，因为“书画同源”；有人说它和建筑相通，因为都要强调平衡和稳定；也有人说它和舞蹈相通，因为一个个字就像舞蹈家的舞姿那么优美；还有人说它具有诗美，因为它像诗歌一样很能够启发人的联想和想像；也有人说它具有音乐美，因为它和音乐一样，具有内在的节奏和韵律。更加有意思的一种说法，说书法它具有人体结构和人体的仪态之美。中国书法之美是他国文字所不及的，而鉴赏书法，也是一门学问！包括了解书法史及中国历史（书法家的创作背景），文字学知识、书写技巧、鉴别碑帖的能力及艺术涵养等等。它们都是密不可分的，共同作用与鉴赏能力的提高。 纵观古今中外文字语言和概念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社会文化的产生，而汉字的诞生便是人类思想感情的代表符号。汉字开始并无艺术性，只有实用价值。随着历史社会文化的变迁，经过三次划时代的鼎盛时期的发展，最终完结了自己实用性的历史使命，并升华为书法艺术。纵观古今我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史，从宏观角度来分析，书法艺术的发展都受他律性与自律性的制约和支配。中国汉字在书法艺术性上经过了三次划时代的飞跃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而中国汉字在书法实用性上也经过了三次划时代的飞跃发展，从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艺术性的三次鼎盛时期为，首先，汉字在书法艺术性上的第一次划时代鼎盛时期的飞跃发展是从西周历王—奴隶社会中后期(公元前1100—公元前700年左右)金文的出现为标志。其次是汉字在书法艺术性上的第二次划时代鼎盛时期的飞跃发展。从封建社会中期(600-900年左右)唐朝的狂草书法艺术的出现为标志。再其次是汉字在书法艺术上的第三次划时代鼎盛时期的飞跃发展。从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以现代派、学院派和禅书派的出现为标志。实用性的三次鼎盛时期为，首先，汉字在实用性上的第一次划时代鼎盛时期的飞跃发展是从汉代——封建社会初期(公元前200—300年左右)汉隶的出现为标志。其次是汉字在实用性上的第二次划时代鼎盛时期的飞跃发展。是从东汉、东晋——封建社会时期(100—400年左右)行草书的出现为标志。再次是汉字在实用性的第三次划时代鼎盛时期的飞跃发展。是从唐朝封建社会中期(600—900年左右)颜、欧、柳诸楷书的出现为标志。艺术是生命和真理的化身；书法艺术是表现纯真思想感情和宇宙精神的手段。谁能够借助书法艺术的形式，从而达到表现出宇宙人生真谛的目的，谁才有资格称为书法大师或书法家。从而提供鉴赏作品与方法。 行书在楷书的基础上产生，是介于楷书、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是为了弥补楷书的书写速度太慢和草书的难于辨认而产生。“行”是“行走”的意思，因此它不像草书那样潦草，也不像楷书那样端正。实质上它是楷书的草化或草书的楷化。楷法多于草法的叫“行楷”，草法多于楷法的叫“行草”。楷书，又称正楷、楷体、正书或真书，是汉字书法中常见的一种字体。其字形较为正方，不像隶书写成扁形。楷书仍是现代汉字手写体的参考标准，也发展出另一种手写体——钢笔字。草书是汉字的一种书体,特点是结构简省、笔画连绵。形成于汉代，是为书写简便在隶书基础上演变出来的。有章草、今草、狂草之分。 中国书法史上很有名的故事，王羲之看鹅在水里游、在岸上走。他看鹅的形体姿态跟书法有关系，他把鹅的线条吸取到在书法里。唐代大书法家张旭，他看当时的最有名的舞蹈家公孙大娘舞剑器魂托舞，他有悟于书法。大书法家怀素在旅途中听到嘉陵江水的水声，有悟于书法，对书法有感悟。著名的篆书家李阳冰，他甚至声称他对天地间万事万物都有所得，这就叫放射式感悟。然后你把这些感悟，都作为奇妙的添加剂，统统用到书法创作与鉴赏的化合过程中，也就是想像过程当中来，你把它都用到书法创作和鉴赏中来，使得他创作出来的书法形象，成为更加高级的、更加精密的化合物，鉴赏更加精确到位，这就叫聚焦式想像。我们可能会说，别人把书法家的想像说得这么神，我在王羲之书法里我也没看到鹅的形象，张旭的书法我也没看到公孙大娘跳舞，怀素书法我更加听不见嘉陵江水的水声。你要知道这个书法家的想像他并不是把万事万物的形象生硬地、简单地搬到书法创作中来。这种简单、生硬地照搬，它只能造成艺术的分裂。他是通过精深的形象思维，把各种事物具有美的特征的线条、结构、姿致、风度、神情、韵律等等因素经过提炼，转化、熔铸到书法艺术当中。它和简单地拼凑、堆积、杂糅大不相同。从这些故事中学习有助于我们了解和鉴赏书法，关注生活中的书法现象。往往关于书法的故事就会成为我们津津乐道的典故。像智永和尚，隋末唐初人，书圣王羲之的第64代孙。其练字非常刻苦。据说他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小阁楼上30年不下来。干什么？写字！笔一支接着一支的用完，一筐接着一筐地把用坏的笔装起来。最后，装了满满四大筐之多。于是，他把这些坏笔埋到后院，而成一土丘。这就是，“智永练字，退笔成冢”典故的由来。这样，他终于成为著名的书法家。于是，向他求字的人络绎不绝。由于求字的人太多了，他家的门槛都要被踩坏了。故而，他就用铁皮把门槛包起来。这就是，“铁门槛”典故的由来。常听人说，你的“墨水”太少了，要喝点“墨水”啊！大家知道，这里的“墨水”是借代，指的是“文化水平”。一个有趣的故事便是历史上有人喝墨水。他就是书圣王羲之。他在练习写毛笔字时，常常入迷。他写啊，写啊，一天又一天，坚持不懈，忘了疲劳，忘了饥渴。有一次，他照例一拿起笔来，就忘了周围的一切，兴致越写越高。从早上写到晚上，又从晚上写到深夜，夫人端来了饭食，凉了又热，热了又凉、他也顾不上吃。有一个字，他写了不知多少遍了，始终不满意．于是再写。他就这么个脾气，。任何一个字，甚至一笔一画，不练到自己满意的地步是不会罢休的。这样，不知不觉，迎来了雄鸡的第一声啼鸣，他这才感到，是该歇歇了，肚子的确饿了。他随手抓起一个馒头，蘸着一碟豆酱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因为这种吃法简便，可节省不少时间。吃着吃着，他忽然皱起了眉头。原来，他对刚才落笔的一个字不满意，觉得需要改一改，于是一边用馒头蘸着“豆酱”咀嚼着，一边继续练字。这时，夫人又走进来劝他休息，一看，先是大吃一惊，接着“格格”地笑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王羲之聚精会神地练习毛笔字，一只手抓着馒头不知不觉伸到了砚池里，沾着墨汁吃起来，显然，他是错把墨汁当成豆酱了。历史上关于书法的故事很多，细细品味总是有益处的，就现在来说也可以提高我们对书法的认识和鉴赏水平。
我说国林啊，你是不是太迟了。
这种论文最好还是自己写下，需要什么材料可以网上搜索
艺术鉴赏论文以论文中心为基础，展开论述，主要阐明它的艺术价值重要性
这要看到书法才好说的,
中国书法艺术是汉字的艺术造型。中国书法艺术是土生土长、地地道道的民族传统艺术。有人说它是和绘画相通的，因为“书画同源”；有人说它和建筑相通，因为都要强调平衡和稳定；也有人说它和舞蹈相通，因为一个个字就像舞蹈家的舞姿那么优美；还有人说它具有诗美，因为它像诗歌一样很能够启发人的联想和想像；也有人说它具有音乐美，因为它和音乐一样，具有内在的节奏和韵律。更加有意思的一种说法，说书法它具有人体结构和人体的仪态之美。中国书法之美是他国文字所不及的，而鉴赏书法，也是一门学问！包括了解书法史及中国历史（书法家的创作背景），文字学知识、书写技巧、鉴别碑帖的能力及艺术涵养等等。它们都是密不可分的，共同作用与鉴赏能力的提高。 纵观古今中外文字语言和概念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社会文化的产生，而汉字的诞生便是人类思想感情的代表符号。汉字开始并无艺术性，只有实用价值。随着历史社会文化的变迁，经过三次划时代的鼎盛时期的发展，最终完结了自己实用性的历史使命，并升华为书法艺术。纵观古今我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史，从宏观角度来分析，书法艺术的发展都受他律性与自律性的制约和支配。中国汉字在书法艺术性上经过了三次划时代的飞跃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而中国汉字在书法实用性上也经过了三次划时代的飞跃发展，从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艺术性的三次鼎盛时期为，首先，汉字在书法艺术性上的第一次划时代鼎盛时期的飞跃发展是从西周历王—奴隶社会中后期(公元前1100—公元前700年左右)金文的出现为标志。其次是汉字在书法艺术性上的第二次划时代鼎盛时期的飞跃发展。从封建社会中期(600-900年左右)唐朝的狂草书法艺术的出现为标志。再其次是汉字在书法艺术上的第三次划时代鼎盛时期的飞跃发展。从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以现代派、学院派和禅书派的出现为标志。实用性的三次鼎盛时期为，首先，汉字在实用性上的第一次划时代鼎盛时期的飞跃发展是从汉代——封建社会初期(公元前200—300年左右)汉隶的出现为标志。其次是汉字在实用性上的第二次划时代鼎盛时期的飞跃发展。是从东汉、东晋——封建社会时期(100—400年左右)行草书的出现为标志。再次是汉字在实用性的第三次划时代鼎盛时期的飞跃发展。是从唐朝封建社会中期(600—900年左右)颜、欧、柳诸楷书的出现为标志。艺术是生命和真理的化身；书法艺术是表现纯真思想感情和宇宙精神的手段。谁能够借助书法艺术的形式，从而达到表现出宇宙人生真谛的目的，谁才有资格称为书法大师或书法家。从而提供鉴赏作品与方法。 行书在楷书的基础上产生，是介于楷书、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是为了弥补楷书的书写速度太慢和草书的难于辨认而产生。“行”是“行走”的意思，因此它不像草书那样潦草，也不像楷书那样端正。实质上它是楷书的草化或草书的楷化。楷法多于草法的叫“行楷”，草法多于楷法的叫“行草”。楷书，又称正楷、楷体、正书或真书，是汉字书法中常见的一种字体。其字形较为正方，不像隶书写成扁形。楷书仍是现代汉字手写体的参考标准，也发展出另一种手写体——钢笔字。草书是汉字的一种书体,特点是结构简省、笔画连绵。形成于汉代，是为书写简便在隶书基础上演变出来的。有章草、今草、狂草之分。 中国书法史上很有名的故事，王羲之看鹅在水里游、在岸上走。他看鹅的形体姿态跟书法有关系，他把鹅的线条吸取到在书法里。唐代大书法家张旭，他看当时的最有名的舞蹈家公孙大娘舞剑器魂托舞，他有悟于书法。大书法家怀素在旅途中听到嘉陵江水的水声，有悟于书法，对书法有感悟。著名的篆书家李阳冰，他甚至声称他对天地间万事万物都有所得，这就叫放射式感悟。然后你把这些感悟，都作为奇妙的添加剂，统统用到书法创作与鉴赏的化合过程中，也就是想像过程当中来，你把它都用到书法创作和鉴赏中来，使得他创作出来的书法形象，成为更加高级的、更加精密的化合物，鉴赏更加精确到位，这就叫聚焦式想像。我们可能会说，别人把书法家的想像说得这么神，我在王羲之书法里我也没看到鹅的形象，张旭的书法我也没看到公孙大娘跳舞，怀素书法我更加听不见嘉陵江水的水声。你要知道这个书法家的想像他并不是把万事万物的形象生硬地、简单地搬到书法创作中来。这种简单、生硬地照搬，它只能造成艺术的分裂。他是通过精深的形象思维，把各种事物具有美的特征的线条、结构、姿致、风度、神情、韵律等等因素经过提炼，转化、熔铸到书法艺术当中。它和简单地拼凑、堆积、杂糅大不相同。从这些故事中学习有助于我们了解和鉴赏书法，关注生活中的书法现象。往往关于书法的故事就会成为我们津津乐道的典故。像智永和尚，隋末唐初人，书圣王羲之的第64代孙。其练字非常刻苦。据说他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小阁楼上30年不下来。干什么？写字！笔一支接着一支的用完，一筐接着一筐地把用坏的笔装起来。最后，装了满满四大筐之多。于是，他把这些坏笔埋到后院，而成一土丘。这就是，“智永练字，退笔成冢”典故的由来。这样，他终于成为著名的书法家。于是，向他求字的人络绎不绝。由于求字的人太多了，他家的门槛都要被踩坏了。故而，他就用铁皮把门槛包起来。这就是，“铁门槛”典故的由来。常听人说，你的“墨水”太少了，要喝点“墨水”啊！大家知道，这里的“墨水”是借代，指的是“文化水平”。一个有趣的故事便是历史上有人喝墨水。他就是书圣王羲之。他在练习写毛笔字时，常常入迷。他写啊，写啊，一天又一天，坚持不懈，忘了疲劳，忘了饥渴。有一次，他照例一拿起笔来，就忘了周围的一切，兴致越写越高。从早上写到晚上，又从晚上写到深夜，夫人端来了饭食，凉了又热，热了又凉、他也顾不上吃。有一个字，他写了不知多少遍了，始终不满意．于是再写。他就这么个脾气，。任何一个字，甚至一笔一画，不练到自己满意的地步是不会罢休的。这样，不知不觉，迎来了雄鸡的第一声啼鸣，他这才感到，是该歇歇了，肚子的确饿了。他随手抓起一个馒头，蘸着一碟豆酱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因为这种吃法简便，可节省不少时间。吃着吃着，他忽然皱起了眉头。原来，他对刚才落笔的一个字不满意，觉得需要改一改，于是一边用馒头蘸着“豆酱”咀嚼着，一边继续练字。这时，夫人又走进来劝他休息，一看，先是大吃一惊，接着“格格”地笑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王羲之聚精会神地练习毛笔字，一只手抓着馒头不知不觉伸到了砚池里，沾着墨汁吃起来，显然，他是错把墨汁当成豆酱了。历史上关于书法的故事很多，细细品味总是有益处的，就现在来说也可以提高我们对书法的认识和鉴赏水平。
在我看来，学篆隶书法有五难。其一，今天距篆隶的原生时代太过遥远，很容易造成难以穿越的历史隔膜，相差二十岁就有“代沟”，差两三千年又会怎样？最典型的现象是学习篆隶书法较好者能规模其形，较逊者连形都把握不好，更不要说神意、古雅了。至于好的个性与创新，尤为麟凤之属。其二，在篆隶的原生时代，古人没有留下关于技法、审美的任何文字说明，后嗣承习的过程中偶尔有只言片语的书论，又往往不关痛痒。今人对篆隶古体的认识，大都出自清人散断的题跋、评论与书写体会，这对了解各种学习范本所代表的处于原生状态的篆隶书法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其三，后人对那些处于原生状态的篆隶书法作品所做评述，都是根据金石拓本的审美经验，而金石文字无不受到书制工艺的影响，具有“二次完成品”的属性，不能准确的反映书写的真实状态。再则，古人的篆隶审美和技法总结，同样有隔膜，而表达见解的方式和用语，经常要借鉴来自时尚篆隶或楷行草诸体的经验感受，其中的误差与谬误自然不在少数。其四，在篆隶所处的原生时代，文字的实用是第一位的，美从属于文字规范，人们还没有纯为审美的艺术需求，更不会想到如何在作品中投入自我。那么，三代秦汉为数众多的篆隶经典作品及其丰富多变的个性风格是怎样形成的？传统书学思想中的“达性抒情”、“字如其人”等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命题在它们那里是否能够体现？如果能，古人是怎样做到的？如果不能，这种理论上的缺陷应该怎样看？后代名家的篆隶作品又应该怎样看？二者之间有多少可以证明的异同？其五，迄今为止，后人对篆隶原生状态中的各类作品所做的总结和评述，有多少符合历史的真实？其中有多少东西能够有效地指导我们的临帖与创作实践？例如，怎样取法，怎样在“与古为徒”的同时来避免与时尚脱节，怎样在古今之间明确自我等等，都存在问题。我是一面读书、读帖、读所有的出土文字遗迹，一面思考、研究和习字，并随时修正认识，改进方法，把学术和艺术融合为一。 我提出“原生状态”的概念，旨在区别于后代的承习与变法，排除后人见解的干扰，直接进入上古的篆隶世界，追循其历程，体会原滋原味的种种探索和创造。也就是说，后人的见解可以给我们启发，也能影响我们的独立思考而先入为主，使作品中某些特有的意味被过滤掉，或是出现较大的偏差。例如，清人评说汉碑八分隶书，只关注具体作品的美感风格，从不深究其由来。当然，这里面有许多值得关注的因素，我们只择其最具普遍意义的一个简单现象来加以说明。成公绥《隶书体》前半部分称述楷书，后半部分论说隶书： 若乃八分玺法，殊好异制，分白赋黑，棋布星列。设计知识资源网 意思是说上石的八分隶书有别于书简的形式，它们要像摹刻玺印那样均匀地分窠而为方格界栏，其章法布白有如棋盘布子或星宿排列那样秩序井然。成公绥是西晋人，去汉未远，仍置身于八分铭石的风尚之中，自然熟知甚妙。那么，他为什么要强调划分界格这种粗浅的常识呢？试想，汉人书简字形皆扁，书碑皆方，二者明显有别，其关键就在于书碑有格，是长方格规定了字形的结体。推衍开来，字字撑满界格者如《景君》、《裴岑》等波挑收敛，波挑开放者字形缩小而形成宽大的字距和疏朗的章法布白。其它如整齐字形、规范蚕头雁尾等种种碑刻书法现象与原委，也都与界格有关，这里就不多说了。由此可见，清人的篆隶见解缺憾甚多，而今天的创作仍在延续其作品形式，必然是因陋就简，使学习古法疏于肤浅和空疏。我把三代秦汉书法史研究的心得逐渐转入临帖与创作当中，得出许多异于前贤、时人的体会，常有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的快感，功夫容或未至，而见解上已经不必后人了。 这样说，前提是要有能力进入上古的篆隶世界，了解那个时代的政治思想、文化艺术、社会生活、处于不同阶层和位置的人群之所想所乐所尚。如果只有一般的艺术直觉和审美经验，即很难完整地解读那些作品。我原来的篆隶起手都学清人，也相信他们的观点，后来硕士、博士都攻读文字学，观看、摹录古文字篆隶字多了，体会也大异于从前。再后搞起书法史与书法批评研究，才真切地感受到徜徉于篆隶原生状态中的愉悦和收获，想问题、看作品也往往会与众不同。这样，我从通观古文字篆隶遗迹入手，进行经常而大量的摹习，同时验证于现代展览需求的创造和个性变化，反反复复，亦古亦我，直到今天，仍在继续这种学习和探索。 我学篆隶，主张博瞻约取，明确自己所需，临任何一件作品，都要弄清楚其目的，也就是要从中汲取什么。有一些作品我可以研究，但临习却不碰它们。这包括：大家都学的不碰，以免“下笔便同众人”；有程式化特点不碰，如李阳冰一路的玉著、铁线小篆、汉《史晨碑》等及三国魏碑唐碑隶书之类；装饰性书体不碰，如战国中山器、吴《天发神谶碑》、北朝至唐代墓志盖文等，以免堕入画字者流；个性风格鲜明或有习气的不碰，如赵之谦、徐三庚、李瑞清、吴昌硕等人的大小篆，郑盙、金农、伊秉绶、陈鸿寿等
话说唐人喜欢在写墓志的时候贴金已不是新闻，墓志铭中各种隐恶扬善、粉饰乾坤、无中生有的情况屡见不鲜，而唐人自己对此也有着很清醒的认识：“大凡为文为志，纪述淑美，莫不盛扬平昔之亊，以虞陵谷之变，俾后人睹之而瞻敬。其有不臻夫德称者，亦必模写前规，以圃远大。至天下人视文而疑者过半，盖不以实然故绝。”通观这些墓志可知古人写墓志时往往最讲究两点：一是为逝者讳，不揭其短；二是为逝者捧，乃至无中生有为其贴金。白居易的《秦中吟·立碑》一诗就对这种现象作了嘲讽：勋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见山中石，立作路旁碑。 铭勋悉太公，叙德皆仲尼。复以多为贵，千言直万赀。 为文彼何人，想见下笔时。但欲愚者悦，不思贤者嗤。 岂独贤者嗤，仍传后代疑。古石苍苔字，安知是愧词。 我闻望江县，麹令抚茕嫠。在官有仁政，名不闻京师。 身殁欲归葬，百姓遮路岐。攀辕不得归，留葬此江湄。 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无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石碑上记载的都是些功比姜太公、德如孔仲尼之人，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流传后世，而那些真正有真才实干的人却因为没有立碑吹捧，只能任名声淹没在岁月中，最后也就只有当地人知道。白居易此诗正是讽刺了这种为了立碑而夸耀门第、歌功颂德之风。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当时人为了给逝者求得一篇好墓志铭，往往要出很大的一笔价钱专门找人来撰写，而撰者为丰厚的利润所驱使，也不管逝者的为人品德事迹究竟如何，只为了应付所需，随手就能写出功德和姜太公孔子一样伟大的为贤者嗤、令后代疑的文字。《旧唐书·李邕传》中就有记载：“邕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賫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钜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李邕是唐朝著名的书法家，尤其擅长歌功颂德的碑文，也正因为有着“鬻文获金”这样强大的生活技能，所以李邕虽然经常被贬官，但生计并不成问题，甚至还能用这些润笔费来应付结友交游所需的巨大开销。刘禹锡也曾在祭韩愈文中说过：“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提到韩愈因为善写碑文，经常通过给别人写碑文而赚取巨额稿费一事。事实上韩愈曾为王用撰写了墓碑，于是得到了“马一匹，并鞍、衔及白玉腰带一条”作为报酬。韩愈还在《平淮西碑》大力称赞了韩弘的贡献，因此得到了韩弘的“绢五百匹”，即相当于四百贯钱，而韩愈当时一个月的薪水仅二十五贯钱，一年也不过三百贯，由此可知这种润笔费极为可观。至于韩愈其他的“谀墓”之作，颇受时人讥讽，他的朋友刘叉曾十分眼红韩愈写碑文赚的这些润笔费，拿了他数斤金子扬长而去，还振振有词道：“你这是谀颂死人得来的，不如送给我当生活费。”白居易为元稹撰写墓志铭后也收到了价值六七十万钱的“臧获、舆马、绫帛，泊银鞍、玉带之物”，虽然白居易念及与元稹之间的情谊本不愿接受，但推辞不得之下便将这些财物捐给了香山寺，以作修缮寺庙之用。正因为撰写墓志的报酬是如此的丰厚，在这样巨大的利益驱使下，这些墓志铭的执笔人也就不能不为逝者粉饰贴金，乃至颠倒黑白、无中生有了。不过这种“鬻文获金”的行为总是不大令人瞧得起的，《太平广记》中便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唐宰相王玙好与人作碑志。有送润毫者，误叩右丞王维门，维曰：‘大作家在那边。’”就连杜甫也曾作诗嘲讽过李邕这些以撰写墓志换取巨额稿费之人：“干谒满其门，碑版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骐驎织成罽。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可见时人对这些好撰墓志铭之人的鄙夷态度。当然，在墓志上贴金并不是唐人才有的习惯，而是自古已有之。早在北魏时就有人明确指出这种墓志贴金的现象了，《洛阳伽蓝记》中便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皋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梗直。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妄言伤正，华辞损实。”一个人活着时不过是中庸之辈，但他死后碑文墓志里无不搜罗尽天地之间的大德，和活着的人所能办到的各种好事。如果这个人是君王，那么就能与尧舜相抗衡；如果这个人是臣子，那么就与伊尹有着相同的政绩。所谓活着时是大贼盗跖，死后却能粉饰为伯夷叔齐一样的人物，这些都是在借助虚妄华丽的辞藻损害事实真相。而墓志中这样隐恶扬善、粉饰乾坤、无中生有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比如史书记载唐玄宗的皇甫德仪很早就失宠了，皇甫德仪病重期间唐玄宗正忙着宠爱武惠妃，武惠妃则忙着陷害太子李瑛、鄂王李瑶等几个皇子，而皇甫德仪所生的李瑶也因为生母失宠无法为自己说话而惶恐不安，但这并不妨碍墓碑上将皇甫德仪吹捧成绝代宠妃：“上以之服事最旧，佳人难得，送药必经於御手，见寝始迥於天步。月氏使者，空说返魂之香；汉帝夫人，终痛归来之像。”皇甫德仪的墓碑上称其病重时，唐玄宗每天亲自送药给她喝，等她安然入睡后徘徊在宫殿门口迟迟不肯离去；皇甫德仪死后，唐玄宗还像汉武帝思念李夫人那样思念她。然而事实上凡是有幸得到皇帝亲自伺候服药的后妃，都会像李煜的大周后那样在史书上留下记载，而不是只能见载于墓志上的贴金之语。何况就在皇甫德仪死后不过一年多的时间，李瑶就因为武惠妃的构陷在唐玄宗一日杀三子的悲剧中含恨被害了。残酷的现实撕碎了墓志华丽而苍白的辞藻，昭示着这位无宠妃嫔恐怕连临死前见皇帝最后一面都只是个奢求。又比如沛郡夫人武氏的墓志上自称是“故周定王驸马都尉攸暨太平公主第二女”，是太平公主与武攸暨的次女。但根据这位武氏卒于开元二十五年，享年五十四岁的情况来看，武氏最迟出生在嗣圣元年，而彼时太平公主的丈夫还是薛绍，又如何与武攸暨生下所谓的第二女呢？再比如吴王李恪的次子李玮的墓志上称其父李恪是“帝之爱子”“优宠特殊”，然而就史实而言，李恪的一生当中不仅没有任何得宠事迹，反而不过是犯了踩庄稼和赌博这样的小错就连续多次被贬去都督的官职，先后削去实封共600户，只剩200户的实封，这样糟糕的待遇在唐太宗14个儿子中仅此一例。虽然后来唐太宗在立李治为太子后又过了7个多月的时间，曾一度心血来潮想改立李恪为太子，但这样的想法唐太宗却只对最不可能同意的长孙无忌一人说过，被反驳后不但再也不曾提及此事，对提名未果身陷险境的李恪也毫无保护措施，反而又严厉地将李恪告诫了一通：“你若是不遵纪守法，西汉的燕王刘旦就是你的下场，就算你是我儿子我也救不了你！”虽然有人认为这番警告是唐太宗在“保护”李恪，要他自己小心谨慎一些，但李恪作为亲王，他的性命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皇帝手里，光是告诫李恪自己谨言慎行是没有用的，只有让未来的皇帝李治知道要善待李恪才能达到保护李恪的目的。也正因为明白这样的道理，所以汉高祖刘邦临终前特地留了封手诏给太子刘盈，要他日后一定要照顾好他曾经欲立未果的赵王如意；唐太宗在立李治为太子时也反复强调过立李治的原因是为了能同时保住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儿子。而唐太宗既然能想到要为李承乾、李泰、李治的日后安危做打算，又为什么没为李恪日后的安危做出同样的安排呢？想来李恪若是真的如儿子墓志中所吹嘘的那样，是“帝之爱子”“优宠特殊”，又如何会遭此待遇？还有父子三人皆至宰相的韦思谦，史书中明确记载他的续弦妻子王婉作为继母对继子韦承庆十分严苛，动不动就体罚他。而王婉的亲生儿子韦嗣立不忍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哥哥，于是主动脱下衣服请求代替韦承庆接受杖责，王婉自然没有应允，于是韦嗣立便自己杖责自己，王婉心疼亲生儿子，这才对韦承庆略好一些。结果在王婉的墓志中，这位明明对亲子继子区别待遇的典型后妈却被描述成了一位慈爱有加，对继子视若己出的好母亲：“前夫子子承庆，八岁偏罚，十岁便为夫人所养，抚存训奖，慈爱无隆，学宦婚娶，并夫人所成立。常谓所生子嗣立、淑等曰：时俗妇人，罕有明识，前妻之子，多被憎嫌，孝已伯奇，皆其人也。此吾之所深诫，亦尔辈所明知。”——足可见当时的墓志贴金风气之烈，已然到了颠倒黑白、无中生有的地步。
颜真卿（公元709——785），祖籍琅琊临沂孝悌里（今山东省费县方城诸满村），字清臣，唐代杰出的书法家、政治家、军事家，历事四帝，官到吏部尚书、太子太师，曾与从兄颜杲卿联合起兵抗击安禄山叛乱，功勋卓著；后被叛将李希烈所杀，壮烈殉国。生前以功业节操获封“鲁郡开国公”，身后被追封为“司徒”，谥号“文忠”，世称“颜鲁公”。是继“书圣”王羲之之后又一位伟大的书法家，是唐代新书体“颜体”的创造者，世称“亚圣”。在书学史上“颜体”缔造了一个独特的书学境界。苏轼曾有“诗止于杜子美，书止于鲁公”一说。“点如坠石，画如夏云，勾如曲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低节有态，笔力雄强，沉着端庄”是其书法的独特风格，其墨迹有200多种，虽经千年沧桑，至今仍有大量流传。他那博大精深的书法艺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千年来深为海内外华人和汉学友人所共仰，其墨迹成为后人学书的典范样本，是祖国传统文化宝库中光辉灿烂的瑰宝。 为弘扬历史文化，继承颜真卿的爱国思想和书法艺术遗产，费县下大力气挖掘、征集、整理了费县琅琊颜氏发祥地、琅琊颜氏始祖和颜真卿的大量有关史料，县委、县政府于1994年2月成立了“费县颜真卿研究会”，积极开展了一系列的宣传、研究和对外联络活动。先后筹资在县城建塑了颜真卿大型汉白玉雕像，举办了两次颜真卿故里书画展，整理出版了《唐鲁郡颜文忠公新庙记》碑帖，修复了《唐鲁郡颜文忠公新庙记》碑，修复了颜林、诸满“孝悌里”牌坊和“双忠桥”。1997年，费县又成功举办了首届全国颜真卿学术研讨会，会后编辑出版了论文集《翰墨忠烈颜真卿》，编辑出版了中国第一部《颜真卿志》。自书告身 《自书告身》楷书墨迹，传为颜真卿自书，是颜真卿晚年的名作。共386字。有人疑为伪托。今藏日本中村不折氏书道博物馆。 其书法苍劲谨严，沉稳厚重，字里行间可体会出颜书行笔的气韵和结体的微妙变化，。詹景风称此书：“书法高古苍劲，一笔有千钧之力，而体合天成。其使转真如北人用马，南人用舟，虽一笔之内，时富三转。”董其昌谓：“此卷之奇古豪放者绝少。” 争座位帖 《争座位帖》亦称《论座帖》，《与郭仆射书》，为颜真卿行草书精品，唐广德二年（公元764）颜真卿写给仆射郭英又的书信手稿。行草书，传有七纸，约64行古时。“乡里上齿，宗庙上爵，朝廷上位，皆有等”。然而郭英又为了献媚宦官鱼朝恩，在菩提寺行及兴道之会，两次把鱼朝恩排于尚书之前，抬高宦官的座次。为此颜真卿引历代及唐代成规抗争之，写下此长信。此稿系颜真卿因不满权奸的骄横跋扈而奋笔直书的作品，故通篇刚烈之气跃然纸上。许多字与行还写得豪宕尽兴，姿态飞动，虎虎有生气。似乎也显示了他刚强耿直而朴实敦厚的性格。宋代米芾在《书史》中说：“此帖在颜最为杰思，想其忠义愤发，顿挫郁屈，意不在字，天真罄露在于此书。”此帖本是一篇草稿，作者凝思于词句间，本不着意于笔墨，却写得满纸郁勃之气横溢，成为书法史上的名作，入行草最佳范本之列，后世以此帖与《兰亭序》合称“双壁”。苏轼曾于安氏处见真迹赞曰：“此比公他书犹为奇特，信手自书，动有姿态。” 颜家庙碑 全称《唐故通议大夫行薛王右柱国赠秘书少监国子祭酒太子少保颜君庙碑铭并序》，楷书，颜真卿撰文并书。唐建中元年（公元780）七月立，碑存西安碑林。 碑四面环刻，碑阳24行，行47字。碑阴同两侧各6行，行52字。额篆书“颜氏家庙之碑”六字，为李阳冰书。是颜真卿为其父颜惟贞所立，记载家族世系情况。 此碑是颜氏七十二岁时作，笔力雄健、结体庄密。隋代与初唐的楷书，多以运指为长、结字左紧右舒，呈欹侧之势。颜书则加强了腕力的作用，巧妙运用藏锋和中锋，形成力透纸背的效果。又横轻竖重，似有立体感觉。颜真卿正书，横画端平，左右竖笔略呈向内的弧形，这不仅造成庄重感，而且使整个结构圆紧浑厚，富有强大的内在力量。这一切都是突破旧格局的创新。《颜家庙碑》是“颜体”的典型之作，也是他传世碑刻中最后的巨作。
唉~困难
这种论文最好还是自己写下，需要什么材料可以网上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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