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以笔回敬手枪作者：傅国涌不带钥匙出门1933年6月18日，上海法租界，一阵枪声夺去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的生命。面对同伴的惨死，鲁迅悲愤交加，当天他在写给曹聚仁的信中说：“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程度超过了欧洲先前虐杀耶稣教徒的记录。”第二天，他对来访的冯雪峰说起杨杏佛遭暗杀时的情境：“可见他当时是清醒的，首先掩护了自己的孩子……就说动物罢，也有动物的本性，临难时也先救护幼小者。有后代，就是有将来！……能够如此，也是不容易的。”痛惜之情溢于言表。冯雪峰认为他对杨杏佛临难时所表现的镇静态度和所流露的人性，表露了自己无比的敬佩与赞美，正是在这种敬佩与赞美中蕴涵着他至为深沉的痛惜。6月的上海杀机四伏，风声鹤唳，“勾命单”上赫然就有鲁迅的名字。杨杏佛入殓那天，到处传闻国民党特务还将继续暗杀同盟的人，特别是蔡元培和鲁迅。有些知识分子被吓得“鸡飞狗走”，亲友们都为他的生命而担忧，劝阻他出门，或暂时避一避，但他都拒绝了。6月20日，鲁迅毅然告别家人，和许寿裳一同前去参加战友的入殓式。那一天他确实不存幸免之心，出门时不带房门钥匙。据邹韬奋回忆：“杨先生死后，送往万国殡仪馆大殓，当时人心浮动，吊者寥寥，不过数十人而已。”鲁迅、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洪深等人参加了入殓式，邹韬奋、胡愈之赶到时遗体正在入棺，同盟的重要人物之一林语堂没有来。晚上，鲁迅对来访的冯雪峰谈了一些看法，“今天蔡先生是去的，他很悲哀……打死杨杏佛，原是对于孙夫人和蔡先生的警告，但他们两人是坚决的。”接着，他以赞许的口吻提到了老朋友许寿裳，说：“季茀也是去的。”他同时说：“这种时候就看出人来了，林语堂就没有去，其实他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他对许寿裳也说过：“语堂太小心了。”（1933年7月2日，杨杏佛出殡时林语堂是去了的。）同一天，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中记下了杨杏佛被暗杀的详细时间——“六月十八日晨八时十五分”，并以惯有的冷嘲热讽的笔调驳斥了《社会新闻》有关他逃离上海到青岛去了的谣言，他说：“否则，一群流氓，几支手枪，真可以治国平天下了。”6月25日夜，鲁迅给两位日本朋友写信。在给山本初枝的信中他说：“近来中国式的法西斯开始流行了。朋友中已有一人失踪，一人遭暗杀。此外，可能还有很多人要被暗杀，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活着。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在给增田涉的信中，他写道：“目前上海已开始流行中国式的白色恐怖。丁玲女士失踪（一说被暗杀），杨铨氏（民权保障同盟干事）被暗杀。据闻在‘白名单’中，我也荣获入选，而我总算还在写信。”那段时期，鲁迅的文章、书信、日记几乎都和杨杏佛的死有关。面对死神的威胁，他坦然自若，不存侥幸，他宣告——“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这是20世纪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声音，是在杀戮、监禁、失踪接连发生，生命没有保障的时刻发出的声音。我始终相信有了这样的声音，衰亡民族就还有希望。以笔回敬手枪，也许有人笑话他以卵击石，飞蛾投火，无济于事，白白送死。但以鲁迅阅世之深，他决不是盲目蛮干的人，他一贯主张“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覆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然而他决不贪生怕死，在野蛮的杀戮面前保持沉默，在他一生中，面对这样的罪恶，在很多时候他都公开、直接地抗议了、谴责了。他的作为常使我想起爱因斯坦的那句不朽的名言——“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的沉默就会使我觉得在犯同谋罪。”左、中、右都有的民权保障同盟名单身后被誉为“民族魂”、“硬骨头”的鲁迅，一生以孤军奋战的生活居多。虽然他年轻时在日本也加入过光复会，“五四”时期是《新青年》群体的一员，自称奉“将令”创作，晚年参与发起过“左翼作家联盟”、自由大同盟等。但大多数时间他都是孤军奋战，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他和本民族的精英共同推进人权事业的一次努力，在民族历史上留下了极为重要的一页。尽管现在有人以种种理由证明这后面有红色背景，是被某种特殊势力操纵的，但不能否认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人权组织，是以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为代表的民族精华一次争取人权、保障人权的集体壮举。翻开民权保障同盟的名单，我们可以看到：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邹韬奋、胡愈之、史沫特莱、伊罗生、王云五、郁达夫、茅盾、叶圣陶、王造时、鲁迅、周建人、黎照寰、胡适、李济、成舍我、蒋梦麟、马幼渔、许德珩、陶孟和、张奚若、任鸿隽、沈钧儒、陈衡哲……这里有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作家、新闻记者、编辑、出版家、律师，几乎都是各个领域第一流的人物，还有左翼的外国记者。他们中许多人的政治倾向未必一致，套用旧的俗语可以说左、中、右各色人等都有，但他们在1932年秋冬到1933年夏天那一短暂的瞬间，却都义无反顾地站到了人权的旗帜下。这样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为人权奔走呼号，不仅在20世纪历史上是流星般划过的壮丽一幕，也注定了要引起后来人们长久的关注。鲁迅虽然不是中国民权同盟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人，但就他的一生来说，这也是他介入最深的一个团体之一，在长达半年多时间中他亲身参与了同盟的大量活动。同盟的酝酿、筹备时期开始于1932年夏秋之际，1932年12月18日，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黎照寰、林语堂等五人联名在《申报》发表宣言，10天后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告正式成立。同盟的宗旨是超越党派的关系，保障普遍人权，如言论新闻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特别注重于保障政治犯的权利。鲁迅加入同盟是蔡元培邀请的，蔡与鲁迅是浙江绍兴同乡，民国元年鲁迅即在蔡元培领导的教育部任职，蔡任北大校长时期，他也曾在北大讲课。1927年12月，蔡元培推荐鲁迅担任南京政府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每月可以领取300元津贴，一直持续到1931年底，可见两人渊源之深。据鲁迅日记记载，同盟成立不久，1933年1月4日，鲁迅收到蔡元培的来信。两天后（1月6日），“下午往商务印书馆邀三弟同至中央研究院人权保障同盟干事会”。11日，“下午往商务印书馆访三弟，即同至中央研究院开人权保障同盟会”，17日的会上鲁迅被选为上海分会执行委员之一。鲁迅的三弟也就是周建人，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据胡愈之回忆，鲁迅除了介绍周建人入会，还托周建人邀请胡愈之，再通过胡邀请邹韬奋入会，他俩都参加了，并成为同盟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吸纸烟不用火柴宋庆龄写于1977年8月2日的《追忆鲁迅先生》一文，起码有三处值得商榷。一、她说1932年夏天杨杏佛请鲁迅加入同盟，显然不确切。二、她说当年秋季鲁迅、蔡元培和她都被选为执行委员，时间记错了。三、她说鲁迅与杨杏佛1927年同时加入中国济难会以后相识，与杨杏佛之子杨小佛的回忆不符。杨小佛说，鲁迅与他父亲虽然民国元年即在南京临时政府同时任职，但一在教育部，一在总统府，并不认识。两人和济难会发生关系时也不像有过接触。当然，他们有许多共同的朋友，如蔡元培、许寿裳、林语堂等，史沫特莱跟他们的关系都比较密切，认识也是很正常的。但介绍鲁迅入会的是蔡元培，不是杨杏佛，时间在1933年1月初。当然，在以后的近半年中鲁迅和杨杏佛的关系非常紧密。杨小佛回忆，因为鲁迅住得远又没有电话，为了鲁迅的安全，他父亲开会前总是写一张便条请孔敏中（当时在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品交换处工作）开汽车将鲁迅接来，会开好了杨杏佛自己送回去，杨小佛还陪同送过一次，路上小佛向鲁迅要他的小说，他说过去出版的早已送完了，新的小说则没有，并答应送照片给小佛。几天后杨杏佛将一张有鲁迅亲笔签名的半身像交给儿子，可见他们关系的密切。在长夜如磐的中国，鲁迅并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1933年元月胡愈之在《东方杂志》发起“新年的梦想”征文时他就没有参与“做梦”。他说，如果不梦见“大同世界”实现之前的“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梦想中的好社会是不会来的。1933年2月12日，他给好友台静农的信中就说过：“民权保障会大概是不会长寿的，且听下回分解罢。”杨杏佛之死以血的事实证明了这一切，但鲁迅是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对民权保障同盟他是热情的，不仅介绍其他人参加，自己也抽时间参加了大多数会议和活动。对于当时会议的情景，邹韬奋在《患难余生记》中有第一手的生动记述：“开会时最有趣的是鲁迅先生和胡愈之先生的吸纸烟。他们两位吸纸烟都用不着火柴，一根刚完，即有一根接上，继续不断地接下去。”穿过时光的隧道，遥望当年上海亚尔培路331号一楼那间长条形的会客室里，德高望重的蔡元培先生主持会议，宋庆龄、杨杏佛、林语堂等用流利的英语即席发言，鲁迅与胡愈之吞云吐雾，一根接一根地吸着纸烟……开会前后，他们常常在房子前面的大阳台和草地上散步、谈天，杨杏佛常在这里为人们拍照，鲁迅有几张照片也是在这里拍摄的。1933年6月12日，也就是杨杏佛遇难前6天的鲁迅日记中还记着：“得杨杏佛信并我之照片一枚，夜复。”“丁事的抗议，是不中用的”这一时期，鲁迅身历的有关活动中还有几件事值得一提。一是1933年2月17日具有世界影响的英国文学家肖伯纳访问上海，由宋庆龄出面接待，鲁迅参加了与肖伯纳的会面、记者招待会等活动。二是对胡适的批评。1933年2月，作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主席的胡适在《晨报》、北平《民国日报》、《字林西报》等报纸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民权保障、政治犯问题的谈话，与宋、蔡、杨等所代表的同盟总会观点不一。3月1日，鲁迅曾致信台静农——“闻胡博士有攻击民权同盟之文章，在北平报上发表，兄能觅以见寄否？”可见他对此事的重视。据说也是他率先提出了开除胡适出盟的建议。3月4日，《申报》登出民权保障同盟开除胡适的消息。此后，鲁迅写下《“光明所到……”》等文批评胡适，尖锐地指出他所讲的“人权”实际上是“政府权”。三是1933年5月13日，鲁迅曾和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史沫特莱等一起，代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到德国驻上海领事馆递交抗议书，严正抗议德国法西斯惨无人道、蹂躏人权、压迫无辜学者作家、摧残文化的罪恶行径，谴责希特勒迫害、屠杀犹太人。抗议书曾在《申报》等报刊公开发表。人权无国界，一切反人道、反人类的行为，尽管不是发生在本民族，不是发生在自己的国土上，也要站出来谴责。这是鲁迅等先辈们早已认识到的简单不过的道理。那一天的鲁迅日记中只是简单记着：“上午往中央研究院，又至德国领事馆。”四是1933年6月初，鲁迅、蔡元培等20位文化界人士联名在《申报》、《大美晚报》发表宣言，强烈抗议非法杀害抗日爱国人士林惠元，为他呼冤昭雪。林是福建龙溪民众教育馆长、抗日会常委，因主张抗日得罪了当地有势力的商人，被诬为“通匪”遭到逮捕，未经审讯、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被军队枪决。五是1933年5月，女作家丁玲失踪、潘梓年被捕，鲁迅也遭到恫吓。报纸上曾报道丁玲被害的消息，鲁迅为此还写过一首七绝《悼丁君》。6月26日，他在一封信中谈到此事还愤愤然，他说：“丁事的抗议，是不中用的，当局那里会分心于抗议。现在她的生死还不详。其实，在上海，失踪的人是常有的，只因为无名，所以无人提起。杨杏佛也是热心救丁的人之一，但竟遭了暗杀，我想，这事也必以模糊了之的，什么明令缉凶之类，都是人的勾当。听说要用同样办法处置的人还有十四个。”其实，抗议还是起了作用的，丁玲终于活了下来，并在几年后去了延安。这固然有其他种种原因，但我相信民权保障同盟及文化界的抗议还是发挥了积极的影响。鲁迅在冷若冰霜的文字背后，跳动着一颗炽热的心。他对丁玲的命运，对无数无名的受迫害者的命运一样都是关心的。他之所以参加民权保障同盟，与他始终没有泯灭的人道主义情怀是分不开的。在鲁迅身上，我们总是可以体会到更多富有人性色彩的东西，而不是意识形态的东西，他晚年向往苏联、支持左翼文艺运动，主要出于对蒋介石独裁政权的一种反抗，他所追求的还是“五四”时代的理想，人道主义是他思想的内核，没有人道主义、人权关怀，鲁迅的精神世界将是苍白的。他肩起黑暗的闸门，放青年到光明的地方去，他推翻吃人的宴席，他呼唤“救救孩子”，与他参加民权保障同盟一样都是人道主义追求的体现，和他当年“三·一八”事件后的抗议一脉相承。1933年6月20日下午，大雨滂沱，鲁迅在参加杨杏佛入殓仪式之后，冒雨踏上归途。雨水中仿佛也充满了血腥味，巨大的悲痛与愤怒甚至模糊了他的双眼，分不清到底是雨水还是泪水。他一气呵成，写下了被许寿裳称为“才气纵横，富于新意，无异龚自珍”的一首七绝：“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这首小诗和他的《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等文章一样，注定了要和《阿Q正传》一起长久地传诵下去。
国家的进步是需要全社会的人一起努力的，所以农村的厕所环境问题是一定要治理的才会有效果。
因为农村的厕所是个很大的问题，不仅仅是安全，更多的是农村和城市的差距。我国针对这一问题提出厕所革命，要大范围整改农村厕所。
春节之前，一些媒体有一个“中国梦历史演进”的节目，主题是：“国家的梦想，由普通公民的一个个梦想汇聚而成的。只有在个体梦想丰富并且有机会实现的国度，国家梦才有可能孕育。”换言之，梦想记录着国家的成长。 梦想是人类永恒的生命冲动，如果考察一下人类自古至今、域内域外的各种梦想，想必也是一件极 有意义和好看的一幅“宽银幕”。当下说梦想，不言而喻，是因为又一次的“时间开始了”――“中国可以支撑和包容越来越多普通人形成梦想并实现梦想，整个社会也因梦想的蓬勃丰富而更有活力与魅力”。如果这不是“梦想”，梦想真是要“春暖花开”了。 由此忽然想到了此前的一次有关梦想的大型活动――1933年，有一批文人墨客在一个平台上尽情“梦想中国”，进而“梦想个人生活”，如今，换了一个场景，如果将之搁置于今天来看它们实现的程度等等，或者也会是一桩别有意趣的话题吧。那是1933年元旦，商务印书馆的名刊《东方杂志》搞了一个《新年的梦想》的专栏，这是编辑胡愈之的“创意”，其意在反抗国民党“文化围剿”语境下的人们的不自由，方法则是让人们在没有梦想的现实中说些“梦想”的话，借了新年如同借了醉酒红了脸说些放肆的话，皮里阳秋也罢，胡编辑在征文启事中“诱导”说：“在这昏黑的年代，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沉闷的空气窒塞住每一个人，大家只是皱眉叹气挨磨各自的生命”，但毕竟“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二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力啊”。 彼时众人“做梦”，大致有两个档次：“梦想的中国”和“梦想的个人生活”。当时上海两家大学中的山西籍教授――暨南大学的卫聚贤（山西万荣人）、大夏大学的梁园东（山西忻州人），这两位历史学家“如梦”，第一个“梦”，卫先生“做”的很平实：各位打内战的“英雄们”掘战壕时要留心出土的文物啊――这真是考古家才会说的话，不过语腔里就带有哭声了。卫先生另一个“做”的“梦”，如今算来真是如梦了：教育，学自然科学的占七成，学社会科学的呢，占三成吧，国学则百有一足矣，是不是卫先生以为如此的人才安排才会是社会的稳态，比如大家都去搞“评儒批法”当历史学家就不是社会的常态了？卫先生还说国家如一座宝塔：人民是基础，由县、省、中央循至塔顶，基础坚实则一塔巍巍安然，若予以倒置，自是风雨动摇矣。卫教授说得不过是常识。梁先生“做”的“梦”，或者更“理想主义”，他说：将来吧，中国社会不再是以政府为中心而是以个人为中心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市民社会”和“有限政府”了）、政府也是一个不怕人讲话的政府了（又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知情权”或实行了“政务信息公开”或“政治问责制”了）。不是“无政府”而是“小政府”，又是“不怕人推翻”的政府，梁先生“梦”得妙，当然自古做梦这“梦”其实就是现实的一个颠倒，如同童话的产生，又如陈平原先生当年写武侠小说史的研究课题，题目就叫做“千古文人侠客梦”，文人要当侠客，岂不是“梦”，难怪大家当年都抱一本金大侠的武侠小说意淫驰想，其实呢，和他们又喜欢抱着另一本《红楼梦》与贾宝玉善做“意淫”的梦都一样。文人么，侠客、红粉，皆是他们喜欢做的梦，于是，当然也被不喜读书的项羽侪辈所小觑，更被秦皇汉武般的豪杰视为泥丸做成坑堑的填料。卫先生和梁先生，皆是一介书生，北大的周一良先生不是有一本回忆就叫《毕竟是书生》么，于是，书生做“梦”，只能是“怎样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政府，我梦想它”。 以上是第一个梦――“梦想的中国”，至于第二个“梦”――“梦想的个人生活”，卫先生遥想：假如生活能够安定，自己要写一部百万字的《中国通史》，还要在西北考古和游历南洋和印度，继而考察古代中外交通，惜乎卫先生的“梦”终未兑现（如今可以看到他的《中国考古小史》等重印了，或许是《鬼吹灯》、《盗墓笔记》等带动的了），而且他可能不会想到他的归宿竟是无法“落叶归根”，至于考察中外交通，晚年的卫先生竟效古人，把梦想变成真，载舟穿越太平洋，验证“中国人发现美洲说”，惜乎波涛汹涌，卫先生险些“泰坦尼克”。如梦的“下策”之中，卫先生当年还给自己预设了一个退路：不能教书，则入山为僧吧（去研究生物哲学），或回家效仿曾国藩去练“民团”（不是用来对付军人，而是要铲除学阀），书生毕竟不能言武，即使是上山和下乡，也皆是文事。梁先生呢，当年更是书生意气，他的“梦”越做越小，也许有口拙的毛病，竟“梦想能有一个漂亮的嘴巴，能口若悬河”，不过他后来还是靠嘴巴吃饭（钱锺书《围城》中描写的那所战时学校以及发生过“第二条战线”激烈斗争的武汉大学，梁先生是其中的一位人物），直到他不能讲课也不能再“做梦”的风雨如晦的岁月（1957年的人物，此前是山西师范学院院长）。 1933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梦想”，不是当代绝大多数中国人“集体梦想”的内容了――财富、创业、子女、卓越、知识、行走、公益，等等，这是历史的进步使然。不过，要说到“梦想”的真的实现，可以带起人们思绪涟漪的，是通过当年的梦想，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惯用的观察社会的眼光和有限的“梦想”空间始终是在传统思想和传统学术给定的范围之内，他们大多冀望于“圣人出而黄河清”，鲜少具体的制度构想或实践品格，如梁园东希望出现一个言论自由的民主政府：“必须什么样的政府才不怕人推翻，因此什么话他也不怕你讲，或者他还要你讲，以至于他虽要你讲，你也无话可讲。”或许，那似乎就是孔子所说过的“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的境界了，如何可能呢？梁先生只是“梦想”而已。
厕所是我们人人都会去的地方，进行厕所革命不仅有利于提高全民的道德修养，他会提高我们的软实力水平。
因为我们国家的人口这样多，而在平常的生活中如果遇到突发状况想要去厕所，确实非常的困难。在一些城镇和农村，如果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他们的环境就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改善。
《1933，聆听民国》（林语堂）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资源链接：链接：_tPqfXQ 提取码：g5dp书名：1933，聆听民国作者：林语堂豆瓣评分：0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出版年份：2014-3页数：224内容简介：近几年有关“中国梦”的讨论很热烈，其实早在80年前，作为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份刊物、创刊近三十年、久负盛名的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就曾围绕此话题发表过一组文章。1932年11月1日，杂志主编胡愈之向全国各界知名人士发函400余份，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二是“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由此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规模空前的“新年的梦想”。征“梦”活动激起热烈回响，截止到12月5日，共收到160多封答案，其中部分是《东方杂志》的读者。1933年元旦出版的《东方杂志》（总第三十卷第一号）以83页的篇幅一下子刊出142人的244个“梦想”（不算以漫画形式做“梦”的丰子恺）。半个月后，第2号又以“梦想补遗”收入了梁漱溟、朱自清二人的复函。这些作者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包括柳亚子、徐悲鸿、郑振铎、巴金、郁达夫、老舍、叶圣陶、胡秋原、陈翰笙、张申府、严灵峰、邹韬奋、周谷城、陶孟和、俞平伯、何思敬、楼适夷、宋云彬、章乃器、茅盾、周予同、顾颉刚、施蛰存、周作人、杨杏佛、孙伏园、洪深、傅东华、马相伯、林语堂等，几乎网罗了当时的文化界名流。因此，这期专栏“虽然不能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人的"梦"，但是至少可以代表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梦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精英界的思想趋向，值得仔细品味。在上述名家形形色色的梦想中，流露出来的最迫切愿望就是实现民族复兴。这是与其身处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面对当时战乱频仍、兵燹不断的时局，有识之士怎会不深深担忧？本书图文并茂，首次向广大读者展现老一辈中国人的热切梦想。作者简介：林语堂、梁漱溟、胡适、柳亚子、徐悲鸿、郑振铎、巴金、郁达夫、老舍、叶圣陶、胡秋原、陈翰笙、张申府、严灵峰、邹韬奋、周谷城、陶孟和、俞平伯、何思敬、楼适夷、宋云彬、章乃器、茅盾、周予同、顾颉刚、施蛰存、周作人、杨杏佛、孙伏园、洪深、傅东华、马相伯等。
1881年农历八月初三，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姓周，名树人，字豫才，小名樟寿，至三十八岁，始用鲁迅为笔名。 1886年入塾，从叔祖玉田先生初诵《鉴略》 1888年十一月，以妹端生十月即夭，当其病笃时，先生在屋隅暗泣，母太夫人询其何故，答曰：“为妹妹啦。”是岁一日，本家长辈相聚推牌九，父伯宜亦在焉。先生在旁默视，从伯慰农先生因询之曰：“汝愿何人得赢？”先生立即对曰：“愿大家均赢。”其五六岁时，宗党皆呼之曰“胡羊尾巴”。誉其小而灵活也。 1892年正月，往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怀鉴读。在塾中，喜乘闲描画，并搜集图画，而对于二十四孝图之“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独生反感。先生外家为安桥头鲁姓，聚族而居，幼时常随母太夫人前往，在乡村与大自然相接触，影响甚大。《社戏》中所描写者，皆安桥头一带之景色，时正十一二岁也。外家后迁皇甫庄，小皋步等处。十二月三十日曾祖母戴太君卒，年七十九。 1893年三月祖父介孚公丁忧，自北京归。秋，介孚公因事下狱，父伯宜公又抱重病，家产中落，出入于质铺及药店者累年。 1896年九月初六父伯宜公卒，年三十七。父卒后，家境益艰。 1898年闰三月，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 1899年正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路矿学堂，对于功课并不温习，而每逢考试辄列前茅。课余辄读译本新书，尤好小说，时或外出骑马。 1901年路矿学堂毕业。 1902年二月，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课余喜读哲学与文艺之书，尤注意于人性及国民性问题。 1903年是年为《浙江潮》杂志撰文。秋，译《月界旅行》毕。 1904年六月初一日，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八月，往仙台入医学专门学校肄业。 1906年六月回家，与山阴朱女士结婚。同月，复赴日本，在东京研究文艺，中止学医。 1907年是年夏，拟创办文艺杂志，名曰《新生》，以费拙未印，后为《河南》杂志撰文。 1908年是年从章太炎先生炳麟学，为“光复会”会员，并与二弟作人译域外小说。 1909年是年辑印《域外小说集》二册。六月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 1910年四月初五日祖母蒋太君卒，年六十九。八月，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 1911年九月绍兴光复，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冬，写成第一篇试作小说《怀旧》，阅二年始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 1912年一月一日，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招，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八月任命为教育部佥事。是月公余纂辑谢承《后汉书》。 1913年六月，请假由津浦路回家省亲，八月由海道返京。十月，公余校《嵇康集》。 1914年是年公余研究佛经。 1915年一月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一册，用二弟作人名印行。同月刻《百喻经》成。是年公余喜搜集并研究金石拓本。 1916年五月，移居会馆补树书屋。十二月，请假由津浦路归省。是年仍搜集研究造象及墓志拓本。 1917年一月初，返北京。七月初，因张勋复辟乱作，愤而离职，同月乱平即返部。是年仍搜集研究拓本。 1918年自四月开始创作以后，源源不绝，其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以鲁迅为笔名，载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掊击家族制度与礼教之弊害，实为文学革命思想之急先锋。是年仍搜罗研究拓本。 1919年一月发表关于爱情之意见，题曰《随感录四十》，载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后收入杂感录《热风》。 八月，买公用库八道湾屋成，十一月修缮之事略备，与二弟作人俱移入。 十月发表关于改革家庭与解放子女之意见，题曰《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载《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后收入论文集《坟》。 十二月请假经津浦路归省，奉母偕三弟建人来京。是年仍搜罗研究拓本。 1920年一月，译成日本武者小路实笃著戏曲《一个青年的梦》。十月，译成俄国阿尔跋绥夫著小说《工人绥惠略夫》。是年秋季起，兼任北京大学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是年仍研究金石拓本。 1921年二三月又校《嵇康集》。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1922年二月八月又校《嵇康集》。五月译成俄国爱罗先珂著童话剧《桃色的云》。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1923年八月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九月小说第一集《呐喊》印成。十二月买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屋。同月，《中国小说史略》上卷印成。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 1924年五月，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六月，《中国小说史略》下卷印成。 同月又校《嵇康集》，并撰校正《嵇康集》序。七月住西安讲演，八月返京。十月译成日本厨川白村著论文《苦闷的象征》。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是年冬为《语丝》同刊撰文。 1925年八月，因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解散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先生与多数教职员有校务维持会之组织，被章士钊违法免职。十一月，杂感第一集《热风》印成。十二月译成日本厨川白村著《出了象牙之塔》。是年仍为《语丝》撰文，并编辑《国民新报》副刊及《莽原》杂志。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讲师，黎明小学教员。 1926年一月女子师范大学恢复，新校长易培基就职，先生始卸却职责。同月教育部佥事恢复，到部任事。三月，“三一八”惨案后，避难入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至五月始回寓。七月起，逐日往中央公园，与齐宗颐同译《小约翰》。八月底，离北京向厦门，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九月《彷徨》印成。十二月因不满于学校，辞职。 1927年一月至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二月往香港演说，题为：《无声的中国》，次日演题：《老调子已经唱完！》三月黄花节，往岭南大学讲演。同日移居白云楼。四月至黄埔政治学校讲演。同月十五日，赴中山大学各主任紧急会议，营救被捕学生，无效，辞职。七月演讲于知用中学，及市教育局主持之“学术讲演会”，题目为《读书杂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八月开始编纂《唐宋传奇集》。十月抵上海。八日，移寓景云里二十三号，与番禺许广平女士同居。同月《野草》印成。沪上学界，闻先生至，纷纷请往讲演，如劳动大学，立达学园，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大夏大学，中华大学，光华大学等。十二月应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之聘，任特约著作员。同月《唐宋传奇集》上册出版。 1928年二月《小约翰》印成。同月为《北新月刊》译《近代美术潮论》，及《语丝》编辑。《唐宋传奇集》下册印成。五月往江湾实验中学讲演，题曰：《老而不死论》。六月《思想·山水·人物》译本出。《奔流》创刊号出版。十一月短评《而已集》印成。 1929年一月与王方仁，崔真吾，柔石等合资印刷文艺书籍及木刻《艺苑朝花》，简称朝花社。五月《壁下译丛》印成。同月十三，北上省亲并应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第二师范学院，第一师范学院等校讲演。六月五日回抵沪上。同月卢那卡尔斯基作《艺术论》译成出版。九月二十七日晨，生一男。十月一日名孩子曰海婴。同月为柔石校订中篇小说《二月》。同月卢那卡尔斯基作《文艺与批评》译本印成。 十二月往暨南大学讲演。 1930年一月朝花社告终。同月与友人合编《萌芽》月刊出版。开始译《毁灭》。二月“自由大同盟”开成立会。三月二日参加“左翼作家连盟成立会”。此时浙江省党部呈请通辑“反动文人鲁迅”。“自由大同盟”被严压，先生离寓避难。同时牙齿肿痛，全行拨去，易以义齿。四月回寓。与神州光社订约编译《现代文艺丛书》。五月十二日迁入北四川路楼寓。八月往“夏期文艺讲习会”讲演。同月译雅各武莱夫长篇小说《十月》讫。九月为贺非校订《静静的顿河》毕，过劳发热。同月十七日，在荷兰西菜室，赴数友发起之先生五十岁纪念会。十月四五两日，与内山完造同开“版画展览会”于北四川路“购买组合”第一店楼上。同月译《药用植物》讫。十一月修正《中国小说史略》。 1931年一月二十日柔石被逮，先生离寓避难。二月梅斐尔德《士敏土之图》印成。同月二十八日回旧寓。三月，先生主持“左联”机关杂志《前哨》出版。四月往同文书院讲演，题为：《流氓与文学》。 六月往日人“妇女之友会”讲演。七月为增田涉讲解《中国小说史略》全部毕。同月往“社会科学研究会”演讲《上海文艺之一弊》。八月十七日请内山嘉吉君教学生木刻术，先生亲自翻译，至二十二日毕。二十四日为一八艺社木刻部讲演。十一月校《嵇康集》以涵芬楼景印宋本。同月《毁来》制本成。 十二月与友人合编《十字街头》旬刊出版。 1932年一月二十九日遇战事，在火线中。次日避居内山书店。二月六日，由内山书店友护送至英租界内山支店暂避。四月编一九二八及二九年短评，名曰：《三闲集》。编一九三○年至三一年杂文，名曰：《二心集》。五月自录译著书目。九月编译新俄小说家二十人集上册讫，名曰：《竖琴》。编下册讫，名曰：《一天的工作》。十月排比《两地书》。十一月九日，因母病赴平。同月二十二日起，在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校讲演。 1933年一月四日蔡元培函邀加入“民权保障同盟会”，被举为执行委员。二月十七日蔡元培函邀赴宋庆龄宅，欢迎萧伯纳。 三月《鲁迅自选集》出版于天马书店。同月二十七日移书籍于狄思威路，税屋存放。四月十一日迁居大陆新村九号。五月十三日至德国领事馆为“法西斯蒂”暴行递抗议书。六月二十日杨铨被刺，往万国殡仪馆送殓。时有先生亦将不免之说，或阻其行，先生不顾，出不带门匙，以示决绝。七月，《文学》月刊出版，先生为同人之一。十月先生编序之《一个人的受难》木刻连环图印成。同月“木刻展览会”假千爱里开会。又短评集《伪自由书》印成。 1934年一月《北平笺谱》出版。五月校杂文《南腔北调集》，同月印成。五月，先生编序之木刻《引玉集》出版。八月编《译文》创刊号。同月二十三日，因熟识者被逮，离寓避难。十月《木刻纪程》印成。十二月十四夜脊肉作痛，盗汗。病后大瘦，义齿与齿龈不合。同月短评集《准风月谈》出版。 1935年一月译苏联班台莱夫童话《表》毕。二月开始译果戈里《死魂灵》。四月《十竹斋笺谱》第一册印成。六月编选《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作导言毕，印成。九月高尔基作《俄罗斯的童话》译本印成。十月整理《死魂灵百图》木刻本，并作序。十一月续写《故事新编》十二月编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上卷。 1936年一月肩及胁均大痛。同月二十日与友协办之《海燕》半月刊出版。又校《故事新编》毕，即出书。二月开始续译《死魂灵》第二部。三月二日下午骤然气喘。四月七日往良友公司，为之选定《苏联版画》。同月编《海上述林》下卷。五月十五日再起病，医云胃疾，自后发热未愈，三十一日，史沫特黎女士引美国邓医生来诊断，病甚危。六月，从委顿中渐愈，稍能坐立诵读。可略作数十字。同月，病中答访问者O·V·《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又《花边文学》印成。七月，先生编印之《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出版。八月，痰中见血。为《中流》创刊号作小文。十月，体重八十八磅，较八月一日增约二磅。契诃夫作《坏孩子和别的奇闻》译本印成。能偶出看电影及访友小坐。同月八日往青年会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十七日出访鹿地亘及内山完造。十八日未明前疾作，气喘不止，延至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逝世。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以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出自-鲁迅（彷徨）
鲁迅杂文集读后感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大年初一，就得到一本《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临末有“新年的梦想”，〔2〕问的是“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和“个人生活”，答的有一百四十多人。记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所谓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话之真，我高兴的翻了一下，知道记者先生却大大的失败了。当我还未得到这本特大号之前，就遇到过一位投稿者，他比我先看见印本，自说他的答案已被资本家删改了，他所说的梦其实并不如此。这可见资本家虽然还没法禁止人们做梦，而说了出来，倘为权力所及，却要干涉的，决不给你自由。这一点，已是记者的大失败。但我们且不去管这改梦案子，只来看写着的梦境罢，诚如记者所说，来答复的几乎全部是智识分子。首先，是谁也觉得生活不安定，其次，是许多人梦想着将来的好社会，“各尽所能”呀，“大同世界”呀，很有些“越轨”气息了（末三句是我添的，记者并没有说）。但他后来就有点“痴”起来，他不知从那里拾来了一种学说，将一百多个梦分为两大类，说那些梦想好社会的都是“载道”之梦，是“异端”，正宗的梦应该是“言志”的，硬把“志”弄成一个空洞无物的东西。〔3〕然而，孔子曰，“盍各言尔志”，而终于赞成曾点者，〔4〕就因为其“志”合于孔子之“道”的缘故也。其实是记者的所以为“载道”的梦，那里面少得很。文章是醒着的时候写的，问题又近于“心理测验”，遂致对答者不能不做出各各适宜于目下自己的职业，地位，身分的梦来（已被删改者自然不在此例），即使看去好像怎样“载道”，但为将来的好社会“宣传”的意思，是没有的。所以，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 梦“无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空头的梦，说了出来，也无非教人都进这空头的梦境里面去。然而要实现这“梦”境的人们是有的，他们不是说，而是做，梦着将来，而致力于达到这一种将来的现在。因为有这事实，这才使许多智识分子不能不说好像“载道”的梦，但其实并非“载道”，乃是给“道”载了一下，倘要简洁，应该说是“道载”的。为什么会给“道载”呢？曰：为目前和将来的吃饭问题而已。我们还受着旧思想的束缚，一说到吃，就觉得近乎鄙俗。但我是毫没有轻视对答者诸公的意思的。《东方杂志》记者在《读后感》里，也曾引佛洛伊特〔5〕的意见，以为“正宗”的梦，是“表现各人的心底的秘密而不带着社会作用的”。但佛洛伊特以被压抑为梦的根柢——人为什么被压抑的呢？这就和社会制度，习惯之 类连结了起来，单是做梦不打紧，一说，一问，一分析，可就不妥当了。记者没有想到这一层，于是就一头撞在资本家的朱笔上。但引“压抑说”来释梦，我想，大家必已经不以为忤了罢。不过，佛洛伊特恐怕是有几文钱，吃得饱饱的罢，所以没有感到吃饭之难，只注意于性欲。有许多人正和他在同一境遇上，就也轰然的拍起手来。诚然，他也告诉过我们，女儿多爱父亲，儿子多爱母亲，即因为异性的缘故。然而婴孩出生不多久，无论男女，就尖起嘴唇，将头转来转去。莫非它想和异性接吻么？不，谁都知 道：是要吃东西！食欲的根柢，实在比性欲还要深，在目下开口爱人，闭口情书，并不以为肉麻的时候，我们也大可以不必讳言要吃饭。因为是醒着做的梦，所以不免有些不真，因为题目究竟是“梦想”，而且如记者先生所说，我们是“物质的需要远过于精神的追求”了，所以乘着Censors〔6〕（也引用佛洛伊特语）的监护好像解 除了之际，便公开了一部分。其实也是在“梦中贴标语，喊口号”，不过不是积极的罢了，而且有些也许倒和表面的“标语”正相反。时代是这么变化，饭碗是这样艰难，想想现在和将来，有些人也只能如此说梦，同是小资产阶级（虽然也有人定我为“封建余孽”或“土著资产阶级”，但我自己姑且定为属于这阶级），很能够彼此心照，然而也无须秘而不宣的。至于另有些梦为隐士，梦为渔樵，和本相全不相同的名人〔7〕，其实也只是豫感饭碗之脆，而却想将吃饭范围扩大起来，从朝廷而至园林，由洋场及于山泽，比上面说过的那些志向要大得远，不过这里不来多说了。
1881年农历八月初三，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姓周，名树人，字豫才，小名樟寿，至三十八岁，始用鲁迅为笔名。 1886年入塾，从叔祖玉田先生初诵《鉴略》 1888年十一月，以妹端生十月即夭，当其病笃时，先生在屋隅暗泣，母太夫人询其何故，答曰：“为妹妹啦。”是岁一日，本家长辈相聚推牌九，父伯宜亦在焉。先生在旁默视，从伯慰农先生因询之曰：“汝愿何人得赢？”先生立即对曰：“愿大家均赢。”其五六岁时，宗党皆呼之曰“胡羊尾巴”。誉其小而灵活也。 1892年正月，往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怀鉴读。在塾中，喜乘闲描画，并搜集图画，而对于二十四孝图之“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独生反感。先生外家为安桥头鲁姓，聚族而居，幼时常随母太夫人前往，在乡村与大自然相接触，影响甚大。《社戏》中所描写者，皆安桥头一带之景色，时正十一二岁也。外家后迁皇甫庄，小皋步等处。十二月三十日曾祖母戴太君卒，年七十九。 1893年三月祖父介孚公丁忧，自北京归。秋，介孚公因事下狱，父伯宜公又抱重病，家产中落，出入于质铺及药店者累年。 1896年九月初六父伯宜公卒，年三十七。父卒后，家境益艰。 1898年闰三月，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 1899年正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路矿学堂，对于功课并不温习，而每逢考试辄列前茅。课余辄读译本新书，尤好小说，时或外出骑马。 1901年路矿学堂毕业。 1902年二月，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课余喜读哲学与文艺之书，尤注意于人性及国民性问题。 1903年是年为《浙江潮》杂志撰文。秋，译《月界旅行》毕。 1904年六月初一日，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八月，往仙台入医学专门学校肄业。 1906年六月回家，与山阴朱女士结婚。同月，复赴日本，在东京研究文艺，中止学医。 1907年是年夏，拟创办文艺杂志，名曰《新生》，以费拙未印，后为《河南》杂志撰文。 1908年是年从章太炎先生炳麟学，为“光复会”会员，并与二弟作人译域外小说。 1909年是年辑印《域外小说集》二册。六月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 1910年四月初五日祖母蒋太君卒，年六十九。八月，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 1911年九月绍兴光复，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冬，写成第一篇试作小说《怀旧》，阅二年始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 1912年一月一日，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招，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八月任命为教育部佥事。是月公余纂辑谢承《后汉书》。 1913年六月，请假由津浦路回家省亲，八月由海道返京。十月，公余校《嵇康集》。 1914年是年公余研究佛经。 1915年一月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一册，用二弟作人名印行。同月刻《百喻经》成。是年公余喜搜集并研究金石拓本。 1916年五月，移居会馆补树书屋。十二月，请假由津浦路归省。是年仍搜集研究造象及墓志拓本。 1917年一月初，返北京。七月初，因张勋复辟乱作，愤而离职，同月乱平即返部。是年仍搜集研究拓本。 1918年自四月开始创作以后，源源不绝，其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以鲁迅为笔名，载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掊击家族制度与礼教之弊害，实为文学革命思想之急先锋。是年仍搜罗研究拓本。 1919年一月发表关于爱情之意见，题曰《随感录四十》，载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后收入杂感录《热风》。 八月，买公用库八道湾屋成，十一月修缮之事略备，与二弟作人俱移入。 十月发表关于改革家庭与解放子女之意见，题曰《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载《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后收入论文集《坟》。 十二月请假经津浦路归省，奉母偕三弟建人来京。是年仍搜罗研究拓本。 1920年一月，译成日本武者小路实笃著戏曲《一个青年的梦》。十月，译成俄国阿尔跋绥夫著小说《工人绥惠略夫》。是年秋季起，兼任北京大学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是年仍研究金石拓本。 1921年二三月又校《嵇康集》。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1922年二月八月又校《嵇康集》。五月译成俄国爱罗先珂著童话剧《桃色的云》。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1923年八月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九月小说第一集《呐喊》印成。十二月买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屋。同月，《中国小说史略》上卷印成。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 1924年五月，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六月，《中国小说史略》下卷印成。 同月又校《嵇康集》，并撰校正《嵇康集》序。七月住西安讲演，八月返京。十月译成日本厨川白村著论文《苦闷的象征》。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是年冬为《语丝》同刊撰文。 1925年八月，因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解散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先生与多数教职员有校务维持会之组织，被章士钊违法免职。十一月，杂感第一集《热风》印成。十二月译成日本厨川白村著《出了象牙之塔》。是年仍为《语丝》撰文，并编辑《国民新报》副刊及《莽原》杂志。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讲师，黎明小学教员。 1926年一月女子师范大学恢复，新校长易培基就职，先生始卸却职责。同月教育部佥事恢复，到部任事。三月，“三一八”惨案后，避难入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至五月始回寓。七月起，逐日往中央公园，与齐宗颐同译《小约翰》。八月底，离北京向厦门，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九月《彷徨》印成。十二月因不满于学校，辞职。 1927年一月至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二月往香港演说，题为：《无声的中国》，次日演题：《老调子已经唱完！》三月黄花节，往岭南大学讲演。同日移居白云楼。四月至黄埔政治学校讲演。同月十五日，赴中山大学各主任紧急会议，营救被捕学生，无效，辞职。七月演讲于知用中学，及市教育局主持之“学术讲演会”，题目为《读书杂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八月开始编纂《唐宋传奇集》。十月抵上海。八日，移寓景云里二十三号，与番禺许广平女士同居。同月《野草》印成。沪上学界，闻先生至，纷纷请往讲演，如劳动大学，立达学园，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大夏大学，中华大学，光华大学等。十二月应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之聘，任特约著作员。同月《唐宋传奇集》上册出版。 1928年二月《小约翰》印成。同月为《北新月刊》译《近代美术潮论》，及《语丝》编辑。《唐宋传奇集》下册印成。五月往江湾实验中学讲演，题曰：《老而不死论》。六月《思想·山水·人物》译本出。《奔流》创刊号出版。十一月短评《而已集》印成。 1929年一月与王方仁，崔真吾，柔石等合资印刷文艺书籍及木刻《艺苑朝花》，简称朝花社。五月《壁下译丛》印成。同月十三，北上省亲并应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第二师范学院，第一师范学院等校讲演。六月五日回抵沪上。同月卢那卡尔斯基作《艺术论》译成出版。九月二十七日晨，生一男。十月一日名孩子曰海婴。同月为柔石校订中篇小说《二月》。同月卢那卡尔斯基作《文艺与批评》译本印成。 十二月往暨南大学讲演。 1930年一月朝花社告终。同月与友人合编《萌芽》月刊出版。开始译《毁灭》。二月“自由大同盟”开成立会。三月二日参加“左翼作家连盟成立会”。此时浙江省党部呈请通辑“反动文人鲁迅”。“自由大同盟”被严压，先生离寓避难。同时牙齿肿痛，全行拨去，易以义齿。四月回寓。与神州光社订约编译《现代文艺丛书》。五月十二日迁入北四川路楼寓。八月往“夏期文艺讲习会”讲演。同月译雅各武莱夫长篇小说《十月》讫。九月为贺非校订《静静的顿河》毕，过劳发热。同月十七日，在荷兰西菜室，赴数友发起之先生五十岁纪念会。十月四五两日，与内山完造同开“版画展览会”于北四川路“购买组合”第一店楼上。同月译《药用植物》讫。十一月修正《中国小说史略》。 1931年一月二十日柔石被逮，先生离寓避难。二月梅斐尔德《士敏土之图》印成。同月二十八日回旧寓。三月，先生主持“左联”机关杂志《前哨》出版。四月往同文书院讲演，题为：《流氓与文学》。 六月往日人“妇女之友会”讲演。七月为增田涉讲解《中国小说史略》全部毕。同月往“社会科学研究会”演讲《上海文艺之一弊》。八月十七日请内山嘉吉君教学生木刻术，先生亲自翻译，至二十二日毕。二十四日为一八艺社木刻部讲演。十一月校《嵇康集》以涵芬楼景印宋本。同月《毁来》制本成。 十二月与友人合编《十字街头》旬刊出版。 1932年一月二十九日遇战事，在火线中。次日避居内山书店。二月六日，由内山书店友护送至英租界内山支店暂避。四月编一九二八及二九年短评，名曰：《三闲集》。编一九三○年至三一年杂文，名曰：《二心集》。五月自录译著书目。九月编译新俄小说家二十人集上册讫，名曰：《竖琴》。编下册讫，名曰：《一天的工作》。十月排比《两地书》。十一月九日，因母病赴平。同月二十二日起，在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校讲演。 1933年一月四日蔡元培函邀加入“民权保障同盟会”，被举为执行委员。二月十七日蔡元培函邀赴宋庆龄宅，欢迎萧伯纳。 三月《鲁迅自选集》出版于天马书店。同月二十七日移书籍于狄思威路，税屋存放。四月十一日迁居大陆新村九号。五月十三日至德国领事馆为“法西斯蒂”暴行递抗议书。六月二十日杨铨被刺，往万国殡仪馆送殓。时有先生亦将不免之说，或阻其行，先生不顾，出不带门匙，以示决绝。七月，《文学》月刊出版，先生为同人之一。十月先生编序之《一个人的受难》木刻连环图印成。同月“木刻展览会”假千爱里开会。又短评集《伪自由书》印成。 1934年一月《北平笺谱》出版。五月校杂文《南腔北调集》，同月印成。五月，先生编序之木刻《引玉集》出版。八月编《译文》创刊号。同月二十三日，因熟识者被逮，离寓避难。十月《木刻纪程》印成。十二月十四夜脊肉作痛，盗汗。病后大瘦，义齿与齿龈不合。同月短评集《准风月谈》出版。 1935年一月译苏联班台莱夫童话《表》毕。二月开始译果戈里《死魂灵》。四月《十竹斋笺谱》第一册印成。六月编选《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作导言毕，印成。九月高尔基作《俄罗斯的童话》译本印成。十月整理《死魂灵百图》木刻本，并作序。十一月续写《故事新编》十二月编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上卷。 1936年一月肩及胁均大痛。同月二十日与友协办之《海燕》半月刊出版。又校《故事新编》毕，即出书。二月开始续译《死魂灵》第二部。三月二日下午骤然气喘。四月七日往良友公司，为之选定《苏联版画》。同月编《海上述林》下卷。五月十五日再起病，医云胃疾，自后发热未愈，三十一日，史沫特黎女士引美国邓医生来诊断，病甚危。六月，从委顿中渐愈，稍能坐立诵读。可略作数十字。同月，病中答访问者O·V·《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又《花边文学》印成。七月，先生编印之《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出版。八月，痰中见血。为《中流》创刊号作小文。十月，体重八十八磅，较八月一日增约二磅。契诃夫作《坏孩子和别的奇闻》译本印成。能偶出看电影及访友小坐。同月八日往青年会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十七日出访鹿地亘及内山完造。十八日未明前疾作，气喘不止，延至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逝世。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以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
“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里安装着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厨子，娶个日本太太，再找个法国情人。”这是《林语堂自传》里面的一句，最早是他在巴西的一个集会上说的。---------------------------------------------------------------------------此外，1932年，《东方》杂志曾经做过一个调查，通过征文方式在当时中国的一些文化人和读者间征集他们“梦想的中国”和“梦想的个人生活”。1933年，《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以“新年的梦想”为题，发表了142人的答案。林语堂对于“梦想的中国”的回答林语堂 : 我不梦见周公，也很久了。 我现在不做大梦，不希望有全国太平的天下，只希望国中有小小一片的不打仗，无苛税，换门牌不要钱，人民不必跑入租界而可以安居乐业的干净土。 我不做梦，希望国中有数座百万基金堪称学府的大学，我只希望有一个中国人自办的成样的大学，子弟不进洋鬼学校而有地方念书。 我不做梦，希望民治实现，人民可以执行选举，复决，罢免之权，只希望人民之财产生命，不致随时被剥夺。 我不做梦，希望全国有代议制度，如国民会议，省议会等，只希望全国中能找到一个能服从多数，不分党派，守纪律，不捣乱的学生会。 我不做梦，希望全国禁种鸦片，只希望鸦片勒捐不名为“懒捐”，运鸦片不用军舰，抽鸦片者非禁烟局长。 我不做梦，希望中国有第一流政治领袖出现，只希望有一位英国第十流的政客生于中国，并希望此领袖出现时，不会被枪毙。 我不做梦，希望监察院行使职权，弹劾大吏，只希望人民可以如封建时代在县衙门击鼓，或是拦舆喊冤。 我不做梦，希望贪官污吏断绝，做官的人不染指，不中饱，只希望染指中饱之余，仍做出一点事迹。 我不做梦，希望中国政治人才辈出，只希望有一位差强人意，说话靠得住的官僚。 我不做梦，希望中国有许多文学天才出现，只希望大学毕业生能写一篇文理通顺的信。 我不做梦，希望政府保护百姓，只希望不乱拆民房，及向农民加息勒还账款。 我不做梦，希望建设全国道路，只希望我能坐帆船回去我18年不曾回去的家乡。 ?----------------------------------------------------------------------《梦想的中国》，这本书淘宝有的卖作者:刘仰东 编 出版社:西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年5月 看内容简要，后面也有一些梦想的个人生活，不知道有没有林语堂的。---------------------------------------------------------------------《梦想的中国》目录和内容提要;编辑缘起梦想的中国林语堂朱自清郁达夫梁濑溟偷平伯徐悲鸿楼适夷顾颉刚杨杏佛郑振铎周作人施蛰存章乃器茅盾巴金老舍邹韬奋柳亚子冯自由谢冰莹马相伯严绂葳罗文干刘英士周伯棣滕白也章克标查士元谢六逸张水淇范寿康吴嵩庆……梦想的个人生活个人计划深层中国之预见《梦想的中国》、《梦想的个人生活》读后感附录生活之一页内容提要: 20世纪30年代,包括许多名人在内的一百多位各界人士共同做了一场“中国梦”。他们随心所欲,侃侃而谈,畅想着将来的中国。他们的预见有哪些已成现实?有哪些正在或即将成为现实?又有哪些仍旧是梦想?还有哪些已为社会历史进程所抛弃?这部命题作文式的作品集,将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连成一线,让世纪之交的读者能做一次饶有意味的阅读和思考。本书收选的另外几个征文——《梦想的个人生活》、《个人计划》、《生活之一页》——也是精彩绝纶,妙趣迭现,丝丝缕缕,巨细靡遗,给热爱生活的读者以教益。---------------------------------------------------------------------希望回答对你有帮助
厕所是我们人人都会去的地方，进行厕所革命不仅有利于提高全民的道德修养，他会提高我们的软实力水平。
“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里安装着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厨子，娶个日本太太，再找个法国情人。”这是《林语堂自传》里面的一句，最早是他在巴西的一个集会上说的。---------------------------------------------------------------------------此外，1932年，《东方》杂志曾经做过一个调查，通过征文方式在当时中国的一些文化人和读者间征集他们“梦想的中国”和“梦想的个人生活”。1933年，《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以“新年的梦想”为题，发表了142人的答案。林语堂对于“梦想的中国”的回答林语堂 : 我不梦见周公，也很久了。 我现在不做大梦，不希望有全国太平的天下，只希望国中有小小一片的不打仗，无苛税，换门牌不要钱，人民不必跑入租界而可以安居乐业的干净土。 我不做梦，希望国中有数座百万基金堪称学府的大学，我只希望有一个中国人自办的成样的大学，子弟不进洋鬼学校而有地方念书。 我不做梦，希望民治实现，人民可以执行选举，复决，罢免之权，只希望人民之财产生命，不致随时被剥夺。 我不做梦，希望全国有代议制度，如国民会议，省议会等，只希望全国中能找到一个能服从多数，不分党派，守纪律，不捣乱的学生会。 我不做梦，希望全国禁种鸦片，只希望鸦片勒捐不名为“懒捐”，运鸦片不用军舰，抽鸦片者非禁烟局长。 我不做梦，希望中国有第一流政治领袖出现，只希望有一位英国第十流的政客生于中国，并希望此领袖出现时，不会被枪毙。 我不做梦，希望监察院行使职权，弹劾大吏，只希望人民可以如封建时代在县衙门击鼓，或是拦舆喊冤。 我不做梦，希望贪官污吏断绝，做官的人不染指，不中饱，只希望染指中饱之余，仍做出一点事迹。 我不做梦，希望中国政治人才辈出，只希望有一位差强人意，说话靠得住的官僚。 我不做梦，希望中国有许多文学天才出现，只希望大学毕业生能写一篇文理通顺的信。 我不做梦，希望政府保护百姓，只希望不乱拆民房，及向农民加息勒还账款。 我不做梦，希望建设全国道路，只希望我能坐帆船回去我18年不曾回去的家乡。 ?----------------------------------------------------------------------《梦想的中国》，这本书淘宝有的卖作者:刘仰东 编 出版社:西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年5月 看内容简要，后面也有一些梦想的个人生活，不知道有没有林语堂的。---------------------------------------------------------------------《梦想的中国》目录和内容提要;编辑缘起梦想的中国林语堂朱自清郁达夫梁濑溟偷平伯徐悲鸿楼适夷顾颉刚杨杏佛郑振铎周作人施蛰存章乃器茅盾巴金老舍邹韬奋柳亚子冯自由谢冰莹马相伯严绂葳罗文干刘英士周伯棣滕白也章克标查士元谢六逸张水淇范寿康吴嵩庆……梦想的个人生活个人计划深层中国之预见《梦想的中国》、《梦想的个人生活》读后感附录生活之一页内容提要: 20世纪30年代,包括许多名人在内的一百多位各界人士共同做了一场“中国梦”。他们随心所欲,侃侃而谈,畅想着将来的中国。他们的预见有哪些已成现实?有哪些正在或即将成为现实?又有哪些仍旧是梦想?还有哪些已为社会历史进程所抛弃?这部命题作文式的作品集,将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连成一线,让世纪之交的读者能做一次饶有意味的阅读和思考。本书收选的另外几个征文——《梦想的个人生活》、《个人计划》、《生活之一页》——也是精彩绝纶,妙趣迭现,丝丝缕缕,巨细靡遗,给热爱生活的读者以教益。---------------------------------------------------------------------希望回答对你有帮助
春节之前，一些媒体有一个“中国梦历史演进”的节目，主题是：“国家的梦想，由普通公民的一个个梦想汇聚而成的。只有在个体梦想丰富并且有机会实现的国度，国家梦才有可能孕育。”换言之，梦想记录着国家的成长。 梦想是人类永恒的生命冲动，如果考察一下人类自古至今、域内域外的各种梦想，想必也是一件极 有意义和好看的一幅“宽银幕”。当下说梦想，不言而喻，是因为又一次的“时间开始了”――“中国可以支撑和包容越来越多普通人形成梦想并实现梦想，整个社会也因梦想的蓬勃丰富而更有活力与魅力”。如果这不是“梦想”，梦想真是要“春暖花开”了。 由此忽然想到了此前的一次有关梦想的大型活动――1933年，有一批文人墨客在一个平台上尽情“梦想中国”，进而“梦想个人生活”，如今，换了一个场景，如果将之搁置于今天来看它们实现的程度等等，或者也会是一桩别有意趣的话题吧。那是1933年元旦，商务印书馆的名刊《东方杂志》搞了一个《新年的梦想》的专栏，这是编辑胡愈之的“创意”，其意在反抗国民党“文化围剿”语境下的人们的不自由，方法则是让人们在没有梦想的现实中说些“梦想”的话，借了新年如同借了醉酒红了脸说些放肆的话，皮里阳秋也罢，胡编辑在征文启事中“诱导”说：“在这昏黑的年代，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沉闷的空气窒塞住每一个人，大家只是皱眉叹气挨磨各自的生命”，但毕竟“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二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力啊”。 彼时众人“做梦”，大致有两个档次：“梦想的中国”和“梦想的个人生活”。当时上海两家大学中的山西籍教授――暨南大学的卫聚贤（山西万荣人）、大夏大学的梁园东（山西忻州人），这两位历史学家“如梦”，第一个“梦”，卫先生“做”的很平实：各位打内战的“英雄们”掘战壕时要留心出土的文物啊――这真是考古家才会说的话，不过语腔里就带有哭声了。卫先生另一个“做”的“梦”，如今算来真是如梦了：教育，学自然科学的占七成，学社会科学的呢，占三成吧，国学则百有一足矣，是不是卫先生以为如此的人才安排才会是社会的稳态，比如大家都去搞“评儒批法”当历史学家就不是社会的常态了？卫先生还说国家如一座宝塔：人民是基础，由县、省、中央循至塔顶，基础坚实则一塔巍巍安然，若予以倒置，自是风雨动摇矣。卫教授说得不过是常识。梁先生“做”的“梦”，或者更“理想主义”，他说：将来吧，中国社会不再是以政府为中心而是以个人为中心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市民社会”和“有限政府”了）、政府也是一个不怕人讲话的政府了（又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知情权”或实行了“政务信息公开”或“政治问责制”了）。不是“无政府”而是“小政府”，又是“不怕人推翻”的政府，梁先生“梦”得妙，当然自古做梦这“梦”其实就是现实的一个颠倒，如同童话的产生，又如陈平原先生当年写武侠小说史的研究课题，题目就叫做“千古文人侠客梦”，文人要当侠客，岂不是“梦”，难怪大家当年都抱一本金大侠的武侠小说意淫驰想，其实呢，和他们又喜欢抱着另一本《红楼梦》与贾宝玉善做“意淫”的梦都一样。文人么，侠客、红粉，皆是他们喜欢做的梦，于是，当然也被不喜读书的项羽侪辈所小觑，更被秦皇汉武般的豪杰视为泥丸做成坑堑的填料。卫先生和梁先生，皆是一介书生，北大的周一良先生不是有一本回忆就叫《毕竟是书生》么，于是，书生做“梦”，只能是“怎样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政府，我梦想它”。 以上是第一个梦――“梦想的中国”，至于第二个“梦”――“梦想的个人生活”，卫先生遥想：假如生活能够安定，自己要写一部百万字的《中国通史》，还要在西北考古和游历南洋和印度，继而考察古代中外交通，惜乎卫先生的“梦”终未兑现（如今可以看到他的《中国考古小史》等重印了，或许是《鬼吹灯》、《盗墓笔记》等带动的了），而且他可能不会想到他的归宿竟是无法“落叶归根”，至于考察中外交通，晚年的卫先生竟效古人，把梦想变成真，载舟穿越太平洋，验证“中国人发现美洲说”，惜乎波涛汹涌，卫先生险些“泰坦尼克”。如梦的“下策”之中，卫先生当年还给自己预设了一个退路：不能教书，则入山为僧吧（去研究生物哲学），或回家效仿曾国藩去练“民团”（不是用来对付军人，而是要铲除学阀），书生毕竟不能言武，即使是上山和下乡，也皆是文事。梁先生呢，当年更是书生意气，他的“梦”越做越小，也许有口拙的毛病，竟“梦想能有一个漂亮的嘴巴，能口若悬河”，不过他后来还是靠嘴巴吃饭（钱锺书《围城》中描写的那所战时学校以及发生过“第二条战线”激烈斗争的武汉大学，梁先生是其中的一位人物），直到他不能讲课也不能再“做梦”的风雨如晦的岁月（1957年的人物，此前是山西师范学院院长）。 1933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梦想”，不是当代绝大多数中国人“集体梦想”的内容了――财富、创业、子女、卓越、知识、行走、公益，等等，这是历史的进步使然。不过，要说到“梦想”的真的实现，可以带起人们思绪涟漪的，是通过当年的梦想，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惯用的观察社会的眼光和有限的“梦想”空间始终是在传统思想和传统学术给定的范围之内，他们大多冀望于“圣人出而黄河清”，鲜少具体的制度构想或实践品格，如梁园东希望出现一个言论自由的民主政府：“必须什么样的政府才不怕人推翻，因此什么话他也不怕你讲，或者他还要你讲，以至于他虽要你讲，你也无话可讲。”或许，那似乎就是孔子所说过的“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的境界了，如何可能呢？梁先生只是“梦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