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文学恰恰书写了这个时代的影子！
文学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没有关系
首先跟前段文学艺术思潮有关,比如浪漫主义后是现实主义,然后又是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什么的前后继承,有关系其次跟当时流行的哲学思潮有关系每个时代作家都有所依凭的哲学思想想,以此来创作还有很多因素,所有的综合应该就是文学艺术发展变化与时代的关系的吧?这是我看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和四川大学阎嘉的文学理论的一点感想。
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论表述 张开焱 在今天，要对传统政治论诗学进行指责自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80年代前后，理论界和批评界已对它进行了持续的批判和否定，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理论的角度看，这种批判和否定都是必要的和有价值的。但也必须看到，当时人们对政治论诗学的批判和否定，主要是情感性和经验性的，还不具有多少理论的深度。更重要的是，人们在批判传统政治论诗学模式时，也基本拒绝了所有诗学的政治维度，否定了从政治角度解释和评价文学现象的任何可能性和价值。尽管这在当时乃至现在的历史语境中，都是可以理解和有特殊原因的，但不必讳言也有偏激和片面之处。 政治论诗学在今天已声名狼藉，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与政治就毫无关系，放眼几千年的中外文学史，我们将发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一种无法割断也无须割断的关系。首先，政治是人类社会生活中覆盖面最大、最重要、最普通而恒久的现象，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活、命运、行为、心理构成、生存环境，都与政治直接或间接关联，都有政治的因素渗透其中。如果是一个对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对人类生活世界有强烈关怀的作家，就不可能不关注政治，他的创作也不可能不直接或间接涉及政治，并对特定政治现象作出自己的解释和评价。其次，中外文学史上许多著名作家作品都是有强烈政治意识、政治倾向、政治效果的，政治不仅没有使其贬值，反而是其创作的重要特征和价值的重要保证。又其次，就新时期的文学来说，一方面，理论界政治论诗学正受到质疑并被贬黜，而另一方面创作界从问题文学、到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再到文化小说的登场，都恰恰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政治关怀，它们不仅在客观上迎合了当时社会政治走向的需要而因此受到政治家的赞许和读者的好评，而且作家们主观上大多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评论界对这些文学现象的政治意义和效应的阐释与肯定更是不遗余力，他们的默契配合造就了一个辉煌的文学时代。即使是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先锋派小说，尽管那些作家有意无意地在作品表层极力淡化政治意识，但在评论家眼里，其政治内涵和效应仍被极度发掘和放大，认为经历了"语言之自觉"、走向"纯文学"的先锋派小说家的创作中仍然隐含着政治意识。一方面在理论上激烈批判和否定政治论诗学，另一方面在评论具体文学现象时又有意无意地采用政治视角，这种矛盾是意味深长的。它至少说明要真正从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与批评中抹去政治维度，那是极其困难甚至不可能的事情。 而当代西方，在经历了本世纪上中叶以"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为主线的否定文学社会内涵和政治意义的形式诗学发展之后，到中下叶，政治论诗学再度复兴。且不说像阿尔多诺、马尔库塞的美学思想明确表达了强烈的政治意识，弗·杰姆逊、伊格尔顿坚持从政治论角度来阐释和评价当代文化和文学现象，就是结构主义时期一些代表人物如托多罗夫，进入80年代后也大声疾呼要恢复文学与社会、道德、政治、真理的关联，并认为形式主义诗学对上述因素的忽视是致命的缺陷。而后现代时期的学人对文化和文学政治意义的重新注意已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对解构主义有重要影响的福科关于话语、权力、政治、意识形态关系的基本思想，新历史主义对文学、文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意义的高度重视，大众文化理论对当代蓬勃兴起的大众文化现象的政治意义的深入揭示，萨伊德、斯皮瓦克等的后殖民文化批评关于当代文学和文化中西方文化帝国主义意识的渗透和控制问题，以及女权主义关于人类文学和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男性对女性的压抑、歪曲、控制、统治问题，都在将政治视角作为解剖和评价人类文化及文学的重要视角。可以说，在现代主义尤其是后现代主义诸多思想家关于文化和文学的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政治意识的泛化，或者说是泛政治化倾向。西方文论在经历了远离政治的行程后重新回到对政治的关注，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这样说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回到传统政治论诗学，重新让文学从属于政治，成为政治和政治斗争的工具?当然不是。重续诗学政治论维度的一个必要前提，恰恰是对传统政治论诗学进行反省和检讨，确定其得失，然后重新阐释和定位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传统政治论诗学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思想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是从社会的经济活动角度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从经济基础中去寻找文学活动的发生、展开和变化的最终根源；二是从阶级论角度定位和定义文学的政治内涵。这两个方面的思想尽管本身还有再探讨的余地，但在今天仍有一定的解释力量，它们可能成为政治论诗学发展的理论资源。像杰姆逊的文化解释理论，仍然将"生产方式"当作解释包括文学在内的社会一切文化现象的总体框架。这就意味着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论仍然有可能产生新的理论生长点或提供新的启示。这里关键在于理论工作者是否有过人的理论发现力、创造力和融通力。 传统政治论诗学的失误也是明显的：首先，它从(阶级和政党意义上的)政治论角度理解和解释人的全部存在和生活，将人的存在完全定位于政治的存在和政治的生活，从而抹杀了人类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其次，它从"阶级论"和"政党论"的角度定义政治，尽管抓住了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却不是全部，政治的含义远比阶级和政党丰富复杂；又其次，它只从政治的维度定位和定性文学，将政治性(意识形态性)看成文学固定不变的本质和惟一属性，从而堵塞了从多种维度理解文学的可能性；最后，传统政治论诗学在如上所说的几点基础上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定位于从属关系，即文学从属于(阶级和政党的)政治，是政治的工具，这即使不是完全的错误，至少是非常片面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肯定不能用从属论和工具论来全面正确地定位、描述和评价。 从属论和工具论已遭到持续批判和否定，现在被学界普遍接受的是"平行论"--政治属于社会实践层面，文学属于社会意识层面，它是审美的而非实践的，它们之间不是谁从属于谁的关系，而是平行的关系。在我看来，"从属论"和"平行论"都描述了文学与政治的某种可能关系，但都不是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全面、准确描述和定位；持从属论观点的人必须注意到，许多作家和作品及其他文学现象并不都能简单地认定从属于哪个阶级、政党或政治运动，也不能固定不变地从阶级、政党、政治运动的角度考量和评价它的意义与价值；持平行论的学人也须注意到，确实有许多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听命于某个阶级、政党或政治运动，用自己的创作为之服务；更重要的是，持从属论和平行论的人都必须注意到一种让他们头疼的现象：在文学史上，同一种文学现象在不同的语境中会有很不同的意义，在一种语境中它可能是有政治意义的，但在另一种语境中可能政治意义很单薄甚至完全没有；就政治意义而言，在一种语境中，它可能显现出这种政治意义，而在另一种语境中，它可能显现那种大不相同的政治意义；《红楼梦》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政治意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清代读者在其中看到了"宫闱秘史"，晚清革命家看到了"排满"，毛泽东看到了阶级斗争的历史，"四人帮"的御用文人看到了儒法斗争，而今天某些学者又从中看到了"牌桌上的政治"，可以肯定，只要《红楼梦》还流传下去，就还会有读者看出大不相同的政治意义。这意味着，文学的政治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它是文学作品与独特的历史语境和特定解释体系的结合生成的，只要历史语境或解释体系改变，文学作品的政治意义就会相应改变，它是一种结构性生成物，一种在特定的结构关系中被赋予或解除的功能。用从属论和平行论都无法完满地解释这种结构性功能关系。从属论和平行论都是太过简单的理论，它们尽管彼此对立，但其运思方式并无区别，即它们都以本质论的认知方式来思考和谈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得出的结论也不可能不片面和僵板。 我认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最好用"召唤-应答"模式来表述，即它们既不是从属关系，也不是平行关系，而是在一种特定历史语境中双向互渗互动的功能性关系。所谓召唤-应答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对话关系。它们中的每一方都在向另一方发出召唤，并有意无意地要求对方作出应答。而对于一方的召唤，另一方也必定要作出应答，由此形成一种对话关系。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应答既可能是认同性的，也可能是对抗性的，还可能是偏离、逃避、漠视、超逸等等姿态；正如巴赫金对对话的界定：对话就是同意、反对、争论、驳斥。对话的前提是对对方存在独立性的确认，对话双方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时又是我是我、你是你的关系，这种关系，既不是从属论所可概括，又不是平行论所可表述的，它是一种双向互动互渗的关系。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召唤应答关系。文学的政治性，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文学对特定政治召唤的应答关系中生成的，或者说被赋予的功能，只要这种语境改变，这种功能就会改变或被取消。 从政治对文学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政治作为统治关系是社会最重要、最广泛、最有影响、最具有覆盖性和渗透性的因素，总是要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社会意识形式发出认同性召唤，将它们纳入自己的世界；另一方面，文学总要自觉不自觉地对政治的召唤以自己的方式作出应答，或者认同，或者抵制，或者逃逸，或者漠视，等等。 从文学对政治的角度看，文学也在对政治发出召唤；文学召唤的立足点是对政治的审美超越；文学有一个精神制高点，那就是熔铸了社会理想的审美理想。文学总是从审美理想的高度来观照政治和评判政治，因此，它不仅可能对某些政治生活、政治集团、制度、设施、观念和心理作出认同性判断，更可能对它作出否定性判断，即使这些政治构成因素从具体历史进程来看是必要和有进步意义的。文学对政治的召唤，是从熔铸了社会理想的审美理想的高度发出的召唤，这种召唤要求政治从对现实的肯定和自我的陶醉转向对自我的检讨、批判、否定和对理想的追求。对文学的这种召唤，政治也要直接或间接地作出应答，这种应答自然可以是认同性的，但也可以是对抗性的，否定性的，也可以漠视无睹。不管怎样的反应，都是一种应答行为，因此，都与文学在客观上发生了某种联系。 因此，文学与政治是在一种双向召唤-应答关系中互动互渗的。在确认这一点的前提下，我们要特别强调政治对文学的主导性召唤地位和作用。这是因为，政治就其对人类社会的覆盖面、影响力、渗透力和重要性而言，是文学远远无法与之相比的。政治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必定会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方式和手段，文学自然也可能成为这种手段。只不过文学活动者可能意识到，也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罢了。在政治的先在性召唤下，文学的任何应答都具有政治性或泛政治色彩；因为，政治作为召唤者，既预定了其认同者，也预定了其反对者，还预定了其疏离者、逃逸者以及无动于衷者。对政治召唤的任何应答都在政治的预定之中，都被赋予了政治性或泛政治性。
首先跟前段文学艺术思潮有关,比如浪漫主义后是现实主义,然后又是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什么的前后继承,有关系其次跟当时流行的哲学思潮有关系每个时代作家都有所依凭的哲学思想想,以此来创作还有很多因素,所有的综合应该就是文学艺术发展变化与时代的关系的吧?这是我看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和四川大学阎嘉的文学理论的一点感想。
历史与文学的关系 ——周振鹤教授在上海师范大学的演讲 我曾经作过历史与科学关系的演讲，认为历史学处在人文与科学之间，大旨是阐发历史学研究方法上的科学性与研究对象的人文性，这是历史的中庸之道（历史与科学的共通处还有一点是求真）。另一方面，学科性质属于人文领域的历史，在传统的文史哲学科之中，也处于中庸的状态，前进一步是哲学，后退一步是文学。比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哲学而不是历史，只是以历史说事。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也近似哲学，以文明形态的变迁来说明其哲学观点。这就是“前进一步是哲学”。后退一步呢？《三国志》是历史，《三国演义》就是文学了。关云长走麦城是历史，华佗为其刮骨疗毒则是文学。岳飞抗金是历史，岳母刺字就是文学了。 狭义的历史学其实就是历史编纂学，信奉历史事实至高无上的原则，既不理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也不预测历史发展的趋向，更不谈论什么历史经验与教训，而只以复原历史面貌为己任，其极端的表现就是以史料学代替史学。但我这里却不是要批判历史编纂学，而是说历史学本来的意义仅在于追求历史事实，而对这些事实作哲学的思考或者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文学创作，实际上都进入了其他领域。当然学术之间没有绝对的界线，历史学也可以总结历史规律为自己的目的，也可以科学地预见历史的发展，但这一切都必须以史实为基础。脱离了历史事实，再好的理论也只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同样，以历史事实为基础的文学创作再如何戏说，也必须合情合理，才有感人的力量，否则就是瞎说胡扯，没有人愿意看了。大家知道京剧《失空斩》十分有名，但失街亭是真事，斩马谡是真事，中间那一段空城计可就是虚构了。只不过虚构得好，十分在理，虽然历史学家不接受，但观众却很爱看，而且在《失空斩》里头，就数空城计戏剧性最强。如果有历史学家因为其违背史实而硬要将它抽掉，那岂不是成了傻瓜？所以一般而言，我不反对戏说，只要不太出格就行，否则只剩下干巴巴的历史事实，那就只有历史学家自己才爱看。 那么除了文学创作以外，历史学著作是不是都是纯粹的历史事实，而没有一点文学成份呢？也不尽然。历史学里头有文学因素存在，同样文学中也有历史事实。 历史中的文学 行刺赵盾一事未成而刺客自尽是历史事件。但为何刺杀未遂，却是历史故事了。从事件而变为故事，文学成份是不可少的。这就是历史中的文学。 历史中的文学是指历史中有文学的成份。文学可以虚构，历史必须真实，也就是要可信，这是最基本的差异。但历史中就没有虚构的成份吗？ 司马迁的《史记》自然是典型的历史作品，它是廿四部正史的第一部。所谓纪传体的史书就是由它所开创的，所以大概不会有人说《史记》是小说故事。但是我们看看其中的一段史事。《史记·晋世家》载：因赵盾屡谏，“灵公患之，使?�刺赵盾。盾闺门开，居处节，?�退，叹曰：‘杀忠臣，弃君命，罪一也。’遂触树而死。”说的是，晋灵公派人杀赵盾，刺客看见赵盾早早开着门，在那里正襟危坐等着上朝，很受感动，认为他是忠臣，不该暗杀他，但不杀他，又违背了君命，横竖活不了，索性就在赵盾庭院里一头撞树死了。在这一事件中，赵盾、刺客（是不是叫?�，还难说，下面我会讲到）都是真人，刺客被派来行刺，也是实事，他死了也是事实。但他死前的思想斗争，就麻烦了。有谁作见证呢？没有。这只能是史家的想象。如果不这样写，事情就写不完满了，但一完满就有文学成份了，因为思想斗争是死无对证，刺客并没有告诉司马迁，司马迁又从何得知呢？所以历史里头是有虚构成份，有文学内容的。 但有人也许要说，这是《史记》的创作，再早一点的史书，如《左传》呢？是不是写得简单些呢？其实《左传》也一样有文学成份，而且就此事而言，比《史记》更戏剧化。《左传》宣公二年载：“宣子(即赵盾)骤谏，公患之，使?�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比起《史记》来，对赵盾的行为与刺客的心理状态描写得更为详细生动。连赵盾盛服准备上朝，时间未到，坐着小打瞌睡都写出来了。刺客呢，想得更多，甚至自言自语说了一大段话，而且还将撞死的那棵树也落实为槐树了。简直一出小戏，连道具都不含糊。我们可以说，行刺赵盾一事未成而刺客自尽是历史事件。但为何刺杀未遂，却是历史故事了。从事件而变为故事，文学成份是不可少的。这就是历史中的文学。有趣的是，《春秋公羊传》对此事还有第三种写法，场面差不多，但描写刺客一路登堂入室，而未见到保卫人员，已经很受感动，继而又发现赵盾早餐竟然只吃小鱼仔下饭，更是感动不已，于是也如此这般想了一通，最后当然也是自杀，不过这回是抹了脖子，不是撞死。对这样一件事我们相信谁呢？很显然，可相信的只是有刺客杀赵盾未遂并自杀一事。其他的就难说了。《公羊传》甚至未写出刺客的名字来，大约没有资料，而《左传》与《史记》却坐实为?�；发生事件的时间也不一样，《左传》系鲁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与《史记》晋灵公十四年同，而《公羊传》系于鲁宣公六年(公元前603年)。事件虽一，而故事有三，相信谁呢？按一般说法，《春秋》三传要早于《史记》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左传》开编年之体例，是很正宗的史学著作，如此正宗且早期的历史著作尚且文学成份很浓，何况其他。 《史记》开纪传之体例，《史记》里的表与书是纯粹的史学体裁，没有文学成份，虽然如《封禅书》里也有华丽的文字，但那是例外。本纪有类编年，专记大事，文学成份也少一些，但如《项羽本纪》亦有生动的故事。列传是传记体裁，是施展文学才华的大好园地。不夸大地说，《史记》的大部分列传，可以称为是传记文学作品，也就是说是传记性质的文学作品。后世的正史也一样都有文学成份，无遑多举。为什么标榜写实求真的历史会有文学成份呢，我们等下再说。称赞《史记》的多是为其文学才气与史学见识所震慑，而主要不是由于其百分之百的实事求是。史要信，也要好看。但到底信不信一般人其实并不容易知道。 文学中的历史 文学中有历史，但从其中发掘史料是一回事，把整个文学作品当成真史就很可虑。《红楼梦》反映了清代前期的历史现实没有错，但过分坐实到具体历史人物身上，就未免失之穿凿了。 文学中有历史，这一点现在似乎不成为问题，因为就历史学家的眼光看来，没有什么文献资料不是史料，不但文学作品，即如佛经道藏日记信札家谱账本碑铭地图辞典也无不是地道的史料，而且随着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化，史料范围还会不断地扩大。所以从“三言二拍”里头可以看到晚明市井生活的真实面貌，这对于研究社会史的人几乎是一个常识，毋庸多说。从文学作品里去钩稽历史资料，或如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也是大家熟悉，不必细言。 但在“五四”以前，史料范围并没有这么宽泛，对于文学与史学的关系也没有那么清楚，因此有些文献到底属于文学还是史学，甚至一两千年来都没有一致的看法。对于传说，对于神话就是如此，其中相当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山海经》。 神话传说是文学，先史时代，无文字可征，只有传说，暂当历史。三皇五帝至今未曾坐实，但炎黄子孙已经成为口头语，甚至成为历史共识。即使进入历史时代也还有新的传说被制造出来，因此顾颉刚先生说这是层累的历史，这且不说。但以传说或神话研究历史，却是一种重要的方法。王国维在《古史新证》总论里说：“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这些古史材料就包括《山海经》、《穆天子传》一类文献。 《山海经》一般都视为荒诞不经，连司马迁写《史记》都不敢利用。但很有趣，《山海经》这部书在中国历史上却是在文学与史学之间游移不定。在《汉书·艺文志》里，《山海经》列于数术类形法家。此后该书在目录学里的角色转换过几次，《隋书·经籍志》将《山海经》列于史部地理类，说明六朝时对此书看法有所改变。此后历代官私目录都是这种看法，也就是将《山海经》看成史书了。但是历史是讲真实的，虽然《山海经》里头平实的山川地理内容，应该归于史部，但更有神话故事，显然与信史有悖，所以清人编《四库全书》，言其“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是直小说之祖耳。入之史部，未为允也”，将其改列于子部小说家类。《山海经》的例子说明，文学与史学的界限有时是很模糊的，这个死结直到“五四”以后才大致解开。解开的途径有二。一是将《山海经》分而治之，不将其看成一部成于一人一时之书，神话归神话，历史归历史。二是神话中也有历史的成份在，仍可以以之证史或补史。将神话中的历史成份发掘出来的，自然以王国维用《山海经》来印证甲骨文中殷先王亥为最杰出的例子。分而治之者，以为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是比较雅正的部分，谭其骧先生就写了《<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一文，分析《山经》写作时的地理知识水平。我在十几年前也写了《被忽视了的秦代水经》一文，指出《山海经·海内东经》存在一个附篇，这个附篇不是海内东经的一部分而是秦代的水经。也就是说《山海经》有先秦已经存在的神话，也有秦以后掺入的历史成份的内容。古代目录学上对《山海经》归类游移不定，主要是始终将其视为一部不可分割的作品。 上面是说界于文学与史学之间的文献，至于纯粹的文学作品，当然也能发掘史料，大家都很清楚。但从其中发掘史料是一回事，把整个文学作品当成真史就很可虑。最近有人要坐实《红楼梦》为历史，其实民初的索隐派已为其先锋。但我认为小说是小说，历史是历史，《红楼梦》反映了清代前期的历史现实没有错，但过分坐实到具体历史人物身上，就未免失之穿凿了。所以不小心也有可能将文学变成历史。戏说之类当然是文学，但读者观众往往误认为历史。如张诚、徐日瘅在签《尼布楚条约》时与俄国谈判做翻译，《康熙王朝》的编剧与导演以为是他们懂俄语，其实他们是用拉丁语作翻译中介的。 历史中的文学意义何在 历史本身是不是文学其实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写历史必须要有文学的才华。枯燥的历史事实是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的，要有文学意味的东西才能引人入胜，才能让人体会到作史者的良苦用心。 历史本身是不是文学其实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写历史必须要有文学的才华。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如果语言或文字没有文采，是不能传之久远的。所以只有文学色彩浓厚的历史著作才会令人永久记忆。廿四史的前四史，编年史里头的《左传》与《资治通鉴》都是这样的著作。其它很多史学著作，就只能是历史学家才去攻读的了。 我在开头说到狭义的历史学只是历史编纂学，更极端则是将史料学等同于历史学。但中国自古以来并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历史编纂学，那样的学问应该与科学研究一样，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但事实上，因为中国人历来重视经世致用，虽然也有束书不观，空谈性命的时代，也有提倡无用之用的思想，但到底中国人的传统是每做一件事都要问问有什么用，没有用的事是不大有人去做的。即使如历史编纂学这样主要是作过往事实的客观记录的，也很重视其用途的。对统治阶级而言，历史就是垂鉴资治的作用，要长治久安，要皇图永固，就要学习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所以史学具有强烈的实用性。而对于如司马迁这样的史学家而言，他的志向同样要使自己所写的史书成为有用之物，他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枯燥的历史事实是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的，要有文学意味的东西才能引人入胜，才能让人体会到作史者的良苦用心。对一般人而言，历史有惩恶劝善的作用，要发挥这个作用，也要有文学色彩才行。这个色彩既包括文笔好，还包括必要的虚构成份，只有这样才能将历史事件变成历史故事，才有广大的受众。 最早提到史与文的关系的，似乎也还是孔子的话：“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后面这半句明明是在说只有文采胜过事实，才能成为史，否则没有文采只有事件，即质胜文，就只是鄙野之人的谈资而已。对于文与质的解释大抵有两种，一是指文字的华美与质直，另一是指文字的形式与内容。无论哪一方面，都说明史是具有文学性质的，或文字比较华美，或形式超过内容。质是质朴自然，保持事实原貌，文则是进行人为的加工。质的解释可以是实事、事件，而文胜质则是故事了。甚至可以说文与史是相同的，区别不大的。但太过文学化了，史就会失去真实性。 与历史里头必须有文学相类似的是，文学也需要历史。因为历史有深厚的资源，有时平凡的日常生活提炼不出什么文学作品，就要向历史去寻找。四大古典小说有两部，《水浒传》、《三国演义》就以历史为题材，《西游记》虽为神怪小说，仍以一个历史事实为根据而展开。明代短篇小说的代表冯梦龙与凌蒙初的三言二拍的创作也向历史找原材料。三言里，以《警世通言》为例，当代的篇章只占1/3，而历史题材或假托为历史故事的却占2/3。二拍亦如此。如果一段历史没有英雄豪杰，没有奇闻逸事，那就没有写头也没有看头。因此强调文学与历史没有区别的多是文学家。而历史学家普遍不认同文学家的意见，不但对戏说很厌恶，而且也以历史小说为无谓。 但是对于史与文的关系，有人是不主张过分的“文”的，如刘知几认为“史”应当以“叙事”为主，“夫国史之美备以叙事为主。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要”就是不要过分描写。从这个基本论点出发，刘知几认为“史书”的“论”、“赞”，简直是可有可无的，与其空泛地评述一个人物，不如直接写他的言语和行为。宋代郑樵也有这种观点。他在《通志序》中说：“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唐代以后诸史，均无“论”、“赞”，大约是受《史通》主张的影响。 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 “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是事件，而“国王死了，王后因悲伤而死”则是故事。故事即是在事件和事件之间建立联系，这是文学叙述的力量表现。历史叙述也是如此，它不仅记录事件本身，而且建构出历史故事，并赋予其以社会意义。 文学与历史到底是一是二呢？当前将历史与文学看成一道的多从文学的阵营中来，而很少从历史的营垒中来。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都强调文学与历史是相通的。甚至说历史真实和文学真实的关系应该是：真而不实，虚而不伪。认为历史的真实不仅取决于历史史实的真实，更取决于作家持有什么样的历史观。 西方旧历史主义文学关注的是历史的本来面目，认为在文学作品之外，有一个真实的具体的历史，而文学作品只是对这个真实而具体的历史的一种反映。换句话说，历史是第一性的，文学作品是第二性的。历史作为一种客观的真实而决定了文学的存在和文学的内容。而新历史主义者不再把历史看成是由客观规律所控制的过程，看成是文学的“背景”或“反映对象”，而是把历史和文学两者同时看成是“文本性的”，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类似。因此两者之间不是谁决定谁，谁反映谁的关系，而是相互证明、相互印证的“互文性”关系。 英国小说家E·福斯特在谈到小说叙事时曾经说过一段话，他打比方说：“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是事件，而“国王死了，王后因悲伤而死”则是故事。故事即是在事件和事件之间建立联系。原本单独存在的事件，被放入一个相互联系，具有前因后果性的框架之中，就变成了故事。在新历史主义眼中，作为一种话语或文本的历史，恰恰具有这种叙述性。而在事件之间建立联系，把事件变成故事，这正是文学叙述的力量的表现。历史叙述也是如此，它不仅记录事件本身，而且“制造”了此事件与他事件之间的联系，建构出一种历史故事，并赋予这个故事以社会意义。 强调历史与文学的互文性，其实不是什么新见解。如果他们知道中国历史的传统，读得懂《史记》的话，就一定会惊呼，原来新历史主义并非什么后现代，而是前古代了。那么到底应该怎样处理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呢？标准恐怕还得是“文胜质则史”，也就是说，在事实的基础上再加上文学的描述与必不可少的虚构而成为历史。但描述与虚构只是为了使叙述完满，有一定的度，不能过于夸饰，否则就又回到开头讲到的那句话：后退一步是文学了。 （演讲时间：2005年11月23日） 讲演者小传 周振鹤 1941年生，福建厦门人。1958－1963年就读厦门大学与福州大学矿冶系，后在湖南任助理工程师。1978年考取复旦大学研究生，1983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历史学会理事等。《历史地理》主编。有《西汉政区地理》、《方言与中国文化》（合作）、《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上海历史地图集》等十余部专著与编著，发表论文百余篇。 回答者：其翼若垂天之云 - 举人 四级 4-26 17:24 历史的发展有两条主线:一是生产力发展,一是智慧发展,智慧发展就是文化的发展 回答者：共我赏花 - 秀才 二级 4-26 17:26 历史推动文学的发展 文学记述历史的发展 回答者：谁明浪子心DIDI - 助理 二级 4-26 17:40 文学来自生活，来自与过去未来的连接 历史与文学的关系 ——周振鹤教授在上海师范大学的演讲 作者：周振鹤 文章来源：世纪中国 浏览：128 次 在《失空斩》里头，就数空城计戏剧性最强。如果有历史学家因为其违背史实而硬要将它抽掉，那岂不是成了傻瓜？所以一般而言，我不反对戏说，只要不太出格就行。 我曾经作过历史与科学关系的演讲，认为历史学处在人文与科学之间，大旨是阐发历史学研究方法上的科学性与研究对象的人文性，这是历史的中庸之道（历史与科学的共通处还有一点是求真）。另一方面，学科性质属于人文领域的历史，在传统的文史哲学科之中，也处于中庸的状态，前进一步是哲学，后退一步是文学。比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哲学而不是历史，只是以历史说事。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也近似哲学，以文明形态的变迁来说明其哲学观点。这就是“前进一步是哲学”。后退一步呢？《三国志》是历史，《三国演义》就是文学了。关云长走麦城是历史，华佗为其刮骨疗毒则是文学。岳飞抗金是历史，岳母刺字就是文学了。 狭义的历史学其实就是历史编纂学，信奉历史事实至高无上的原则，既不理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也不预测历史发展的趋向，更不谈论什么历史经验与教训，而只以复原历史面貌为己任，其极端的表现就是以史料学代替史学。但我这里却不是要批判历史编纂学，而是说历史学本来的意义仅在于追求历史事实，而对这些事实作哲学的思考或者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文学创作，实际上都进入了其他领域。当然学术之间没有绝对的界线，历史学也可以总结历史规律为自己的目的，也可以科学地预见历史的发展，但这一切都必须以史实为基础。脱离了历史事实，再好的理论也只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同样，以历史事实为基础的文学创作再如何戏说，也必须合情合理，才有感人的力量，否则就是瞎说胡扯，没有人愿意看了。大家知道京剧《失空斩》十分有名，但失街亭是真事，斩马谡是真事，中间那一段空城计可就是虚构了。只不过虚构得好，十分在理，虽然历史学家不接受，但观众却很爱看，而且在《失空斩》里头，就数空城计戏剧性最强。如果有历史学家因为其违背史实而硬要将它抽掉，那岂不是成了傻瓜？所以一般而言，我不反对戏说，只要不太出格就行，否则只剩下干巴巴的历史事实，那就只有历史学家自己才爱看。 那么除了文学创作以外，历史学著作是不是都是纯粹的历史事实，而没有一点文学成份呢？也不尽然。历史学里头有文学因素存在，同样文学中也有历史事实。 历史中的文学 行刺赵盾一事未成而刺客自尽是历史事件。但为何刺杀未遂，却是历史故事了。从事件而变为故事，文学成份是不可少的。这就是历史中的文学。 历史中的文学是指历史中有文学的成份。文学可以虚构，历史必须真实，也就是要可信，这是最基本的差异。但历史中就没有虚构的成份吗？ 司马迁的《史记》自然是典型的历史作品，它是廿四部正史的第一部。所谓纪传体的史书就是由它所开创的，所以大概不会有人说《史记》是小说故事。但是我们看看其中的一段史事。《史记·晋世家》载：因赵盾屡谏，“灵公患之，使?�刺赵盾。盾闺门开，居处节，?�退，叹曰：‘杀忠臣，弃君命，罪一也。’遂触树而死。”说的是，晋灵公派人杀赵盾，刺客看见赵盾早早开着门，在那里正襟危坐等着上朝，很受感动，认为他是忠臣，不该暗杀他，但不杀他，又违背了君命，横竖活不了，索性就在赵盾庭院里一头撞树死了。在这一事件中，赵盾、刺客（是不是叫?�，还难说，下面我会讲到）都是真人，刺客被派来行刺，也是实事，他死了也是事实。但他死前的思想斗争，就麻烦了。有谁作见证呢？没有。这只能是史家的想象。如果不这样写，事情就写不完满了，但一完满就有文学成份了，因为思想斗争是死无对证，刺客并没有告诉司马迁，司马迁又从何得知呢？所以历史里头是有虚构成份，有文学内容的。 但有人也许要说，这是《史记》的创作，再早一点的史书，如《左传》呢？是不是写得简单些呢？其实《左传》也一样有文学成份，而且就此事而言，比《史记》更戏剧化。《左传》宣公二年载：“宣子(即赵盾)骤谏，公患之，使?�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比起《史记》来，对赵盾的行为与刺客的心理状态描写得更为详细生动。连赵盾盛服准备上朝，时间未到，坐着小打瞌睡都写出来了。刺客呢，想得更多，甚至自言自语说了一大段话，而且还将撞死的那棵树也落实为槐树了。简直一出小戏，连道具都不含糊。我们可以说，行刺赵盾一事未成而刺客自尽是历史事件。但为何刺杀未遂，却是历史故事了。从事件而变为故事，文学成份是不可少的。这就是历史中的文学。有趣的是，《春秋公羊传》对此事还有第三种写法，场面差不多，但描写刺客一路登堂入室，而未见到保卫人员，已经很受感动，继而又发现赵盾早餐竟然只吃小鱼仔下饭，更是感动不已，于是也如此这般想了一通，最后当然也是自杀，不过这回是抹了脖子，不是撞死。对这样一件事我们相信谁呢？很显然，可相信的只是有刺客杀赵盾未遂并自杀一事。其他的就难说了。《公羊传》甚至未写出刺客的名字来，大约没有资料，而《左传》与《史记》却坐实为?�；发生事件的时间也不一样，《左传》系鲁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与《史记》晋灵公十四年同，而《公羊传》系于鲁宣公六年(公元前603年)。事件虽一，而故事有三，相信谁呢？按一般说法，《春秋》三传要早于《史记》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左传》开编年之体例，是很正宗的史学著作，如此正宗且早期的历史著作尚且文学成份很浓，何况其他。 《史记》开纪传之体例，《史记》里的表与书是纯粹%
从 1919 年的“ 五四”运动至 1949年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开创期“。 五四”运动后学术界虽有“ 近代文学”这一概念, 但于近代文学的时限却是模糊不清。1921 年, 沈雁冰( 茅盾) 著有《 近代文学体系的研究》( 注《: 近代文学体系的研究》约 13000 字, 与刘贞晦的《 中国文学变迁史》合为一册, 名为《 中国文学变迁史》) 。1921 年 12 月出版, 大约此书是最早提出“ 近代文学”这一概念的。但该书不是专讲中国文学的, 这里只是借用“ 近代文学”这一概念。) , 于是“ 近代文学”这一概念, 逐渐为学术界使用。后则有陈衍的《 近代诗钞》( 1923) 、严伟等人的《 近代诗选》、钱仲联的《 近代诗评》( 1926) 、钱歌川的《 近代文学之特征》( 1934) 等。但以上论著中的“ 近代文学”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近代文学, 究竟是指什么时期的文学?众说不一。1929 年, 陈子展著《 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 上海中华书局) ,他在书中说“: 所谓近代究竟从何时说起? 我想来想去, 才决定 断自‘ 戊戌维新运动’时候( 一八九八) 说起”;陈独秀曾主张“ 元明剧本, 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 陈独秀:《 文 学 革 命 论》《, 新 青年》2 卷 6 号( 1917 年 2 月) , 第 2 页。) ; 郑振铎则谓“ 近代文学开始于明世宗嘉靖元年( 公元一五二二年) , 而终止于五四运动之前( 民国七年, 公元一九一八年) ”( 注:《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四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 828 页) 。1958 年他写《 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时, 又将中国文学史分为五期:即上古期、古代期、中世期、近代期、现代期。郑先生把近代期明确定为“ 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 ( 公元 1840———1918年) ”, 钱基博撰《 现代中国文学史》, 似又把“ 现代”视为“ 近代”, 总之, 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前, 近代文学始终未形成一个明确的科学概念。尽管如此, 从“ 五四”到 1949 年, 近代文学研究工作仍取得了很大成绩: 即论述了近代文学范围内的主要作家作品、社团流派及其文学现象, 奠定了近代文学的研究基础。在这 方面 成绩 尤 为 突出 的 是 鲁迅、胡适、郑振铎、阿英、陈子展诸前辈学者。较早论述近代文学的是胡适的《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此文是为纪念《 申报》五十周年而作, 它所论述的范围也就只能是 1872—1922 的五十年, 但这五十年恰恰正是中国近代文学最繁荣的时期。《 申报》创刊于 1872年, 19 世纪的七十年代正是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萌生期, 随着近代维新思想的发展, 文学也逐渐发生变革,而后又兴起以梁启超为旗手的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 包括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 直到“ 五四”前后, 这是近代文学最具近代性的一段。胡适写此著并无意于总结近代文学, 但在客观上却为近代文学描画了一个轮廓, 如果说他为近代文学研究建构了一个叙述框架, 似乎也不为过分。诚然, 胡适的文学史观从总体上来讲, 仍存有以文言、白话来作为区别、判断文学是“ 死”是“ 活”的根本缺陷, 但他毕竟是一个具有卓识的学者,他在具体考察作家作品时并非因其用的是文言而一笔抹煞。在《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 除对仍用旧体诗创作的黄遵宪、金和和新文体作家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给予较公允的批评外, 典型的例子是对古文学三大家严复、林纾、章太炎的评说。当日的中国学者总想西洋的枪炮固然利害, 但文艺哲理自然远不如我 们这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了。严复与林纾的大功劳在于补救这两个大缺陷。严复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林纾是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胡适对严复、林纾的总体评价与定位, 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认同。胡适于二人译著的具体分析更值得我们玩味。比如他说“: 严复用古文译书, 正如前清官僚戴着红顶子演说, 很能抬高译书的身价。因为当时知识界尽管在语言功能的认识上存有差别, 但在语言的价值观上是共同的: 即认为语言有雅俗和层次高低之分, 用文言写成的古文被人视为“ 高文典册”; 而白话则是对妇孺农氓启蒙和宣传的工具。如果严复不是用古文翻译《 天演论》,那么桐城派大家吴汝纶是绝不会为它写序并赞为“ 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的。在“ 五四”之后不久, 这篇长文的出现, 对于近代文学研究确实有奠基的意义。当然, 胡适的此文也是有缺点的,最明显的还是前面已提到的, 他以白话、文言来区分“ 活文学”“、 死文学”的文学史观。于此鲁迅在称赞此文的同时亦有提醒“: 但白话的生长, 总当以《 新青年》主张以后为大关键, 若夫以前文豪之偶用白话人诗文者, 看起来总觉得和运用‘ 僻典’有同等之精神也。”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经过近百年的风风雨雨, 终于走完了本世纪的最后一程。本世纪近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虽不平衡, 其中第二阶段还有长达十余年的一段空白, 但总的说来, 这段文学史的研究由无到有、由弱到强, 今天终于在海峡两岸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研究力量和独立学科研究格局的研究阵容。特别是本世纪的最后二十年, 近代文学研究发展更加迅速, 并取得较大的成绩, 以专著的数量而言, 这二十年是前六十年的五倍, 其学术水平也较前有很大提高。尽管如此, 对近代文学的挖掘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特别是近代文学当中的一些提法和一些思想家的前瞻性的思考, 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形成无疑具有推动性的作用。把这些历史材料全面而详尽地整理出来, 就成了当下研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 会有更好的学术作品陆续面世。
中国的发展和个人的时代责任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中指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因此，作为每一个个体，都是国家发展进步的因子和基石，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总体讲，个人是组成国家的最小单元，个人的时代责任是国家发展的动因，是国家发展的基础；个人素质决定着国家发展的质量。
在零八年之前应该是匹夫有责天下兴亡在零八年之后，是在这个基础上又增加了万中一心众志成城这一句话。
个人与时代的是一种从属和配属的关系，个人不能选择时代，时代可以左右个人。个人的发展与时代密切相关。
个人以民族，国家，社会和新时代的关系是什么，那么是相互的，是共同学给发的那一个关系。
青年是新时代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当代青年人思维活跃、创新意识浓厚，自我意识较强，讲求实际，追求个性化，对工作和生活的选择多样化。应当承认，青年人在多个方面和党、国家、人民事业的要求还存在差距。这就要求我们青年人筑牢理想信念、增强业务能力、淬炼意志品质。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应敢于担当、勇于奋斗，努力做新时代具有责任意识和创新精神的建设者。国家命运与个人前途休戚相关，民族振兴与个体发展紧密相连。青年阶段的人，是一个时代的主旋律，他们代表时代的新生力量，时间对于他们是宽容的，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创造，而有志改变时代的青年，在有机遇的情况下，便能够影响这个时代。
青春，是每个人都经历过的，青春，是人类的希望。的确，青年时代是人生的黄金时代，它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我记得高尔基说过；青春是有限的，智慧是无穷的，趁短暂的青春，去学无穷的智慧。这一点更是证明了“青年时期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所以我时刻牢记这句名言。历史上有很多在人青年时期做出了成功的成绩。从文艺创作上来说，曹禺23岁写出了<<雷雨>>，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中国话剧的奠基作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着<<生活与美学>>是他27岁是出版的学位论文。这篇论文是全世界美学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自然科学上说，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19岁是发现了单摆定律，29岁发明了空气温度计。牛顿19岁时用实验和理论的方式测量风速，23岁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数学大王高斯7岁就可以解级数和，17岁提出最小二乘法。24岁开创代数论。这些伟人能有如此大的成就不就正是他们没有虚度青春吗？然而，有的人却没有好好的珍惜它，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觉得自己的人生渐渐空虚，他们此时才醒悟；青年时期就是人生的黄金时期。但是时光是不等人的，他们将遗憾终生。一位名人说过；青春是美丽的，但一个人的青春可以因虚度而懊恼，也可以走向成功的殿堂。如何度过青春时代，我想每一个青年人都因做出一个清醒的决策。这篇议论文观点明确，开门见山提出了青春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观点，接下来主要运用例证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论证层次清晰，结构明朗。论述语言有理有据。
当代青年人的理想与责任不同时代的青年人有着不同的时代气息，但是不变的是一代代青年人期盼祖国更加繁荣富强的激情和梦想。青年是民族未来的希望，是国家前途的希望，作为新时期的一代青年人，我们有着建设繁荣富强中国的远大理想和重大责任，未来祖国建设成功与否，其命运掌握在青年人的手上。所以我们只有将个人的理想与祖国的前途紧紧联系在一起，不畏艰难险阻，艰苦奋斗，才能创造出无悔的青春，才能更好去完成我们的光荣使命。理想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生存和发展的方向和动力。理想更是一个人灵魂的寄托，人不能没有理想。理想是基础，是责任、能力、形象的源泉，没有坚定的理想，责任、能力、形象就无从谈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要有正确的理想，具体到每一个人，理想信念是灵魂和基础，是人生的坐标和航向，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伟大的理想必然产生伟大的动力，坚定的信念必然激发不懈的追求和坚强的毅力。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树立“八荣八耻”这一新时期的主流价值观和道德建设标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才会适应时代的要求。青年人要有目标、有方向、有追求，而这目标、方向、追求必须与国家的目标、方向、追求相一致。这个正在崛起和复兴的伟大民族，这个正在转型中的庞大而复杂的中国社会，危机和问题依然潜伏，前面的道路并不平坦。所以作为当代青年人，我们不能对理想产生动摇，而是抓住每一个能够实现伟大理想的机遇，积极投身于社会公共事业建设，努力在现实中奋斗、拼搏，用最好、最有意义的方式去实现自己心中的理想。今天，在知识更新步伐加快、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我们广大青年人不但树立起科学的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而且还要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自觉担负起时代和人民赋予的重任，要坚定信念，志向高远，把人生价值和国家的命运，人民的意愿紧密结合起来。抓住机遇，努力学习综合文化知识和各种技能，不断的丰富自己，提高自己，我们只有努力学习更多的理论知识和积累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学会过硬本领，才能更好去服务人民，贡献社会，担负起祖国、人民和社会赋予我们的重任。在经济建设发展的社会中，不断面临着各种新挑战和困难，所以青年人作为新时代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我们要自觉地把建设和平、民主、富强祖国作为己任，以不断充实能量，认真工作，爱岗敬业，提高为民办事实、办好事的本领，成为一名优秀的新时代青年人而感到自豪。同时，还要不断地加强自身的道德素养，做一个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当代青年人。青年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共勉，牢记党的嘱托和人民的期望，勇敢地担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放飞青春理想，铸就美好未来，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发图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人，我们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放飞我们那朝气逢勃的青春，牢牢记住所肩负的使命，努力去实现心中伟大的理想，与时代同进步，与祖国共命运，真正体现出新一代青年人不自强不息的气质。
没有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了许多品评诗文的篇章和著作，综观此时文艺理论发生、发展的历史，也可窥见文学创作发展、演变的过程。 曹丕《典论·论文》 ， 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 钟嵘《诗品》，萧统《昭明文选》
信息时代如何学习是个很大的问题，21世纪是学习的世纪，学习是所有人的事情，中国有13亿公民就有13亿个学习主体、学习者。每个学习主体都存在一个如何学习的问题，自从有人类就有学习的问题，今天我们提“如何学习”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就是因为我们在信息社会，学习出现了新问题。从前我们有一套很成熟的学习理念和方法，这套方法和理念在今天不一定合适，所以今天我们来讨论在信息时代，在21世纪我们怎样来学习的问题。 （一） 要讨论学习问题，有几个前提我们先得认识清楚，因为不认识这几个前提只是谈学习谈不清楚，我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信息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什么叫信息社会？ 第二：当代教育发生了什么变化 ？ 我们都说现在我们处在信息时代，现在是信息社会，但信息社会究竟有什么跟以前不一样的规律，不一样的特点呢？信息时代究竟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认识一下在信息社会之前是什么社会： 农业社会 工业社会 信息社会 农业社会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非常成熟，农业社会之后人类进入的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只有几百年的历史，约50年前人类开始使用电脑，那就意味着从那一时刻开始，我们就慢慢地进入了信息社会。 三个社会有三个不同的文明规范，也就是说不同的文明规范下，它的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不讨论农业社会，我们先讨论工业社会。 工业社会的基本特点： 实践对象主要是人以外的物质世界，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我们人类要生存和发展。 模具制造，批量生产 几百年的工业社会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必须创造出可供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活条件和生产资料，现在看起来，人类在工业社会发展得很好。 因为工业社会讲究生产的效率，必须大批量的制造出我们所需的东西出来，所以这种生产不能是个别化的个性化的生产，都必须是统一的批量生产，大批量的制造，这一点在工业社会做得非常好！工业社会就是一个批量生产的社会。我们现代社会的主体还在工业社会，工业社会这种根深蒂固的长达几百年的观念还在影响着我们，不仅是一般的影响，而且很多方面已经深化到我们的思想里，深化到我们的血液里。从判断事物的基本依据到在教育上，学习上，我们都深信不疑，但这里就有个规矩：如果社会不发生一个根本的变化，我们这种思维方式还是有效的，如果社会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以后就对我们提出了挑战，那么这就是信息社会我们要面临的问题。 那信息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信息爆炸，信息成为有价值的东西。 互联网构造了“即时通讯”改变了人类活动的时间模式，形成的汇集知识、智慧和情感的海洋文化。 社会实践的主要对像从改造物质世界变成了提升人的世界。 信息文明发展，不可预测内容增多。 工业社会是个很实在的社会，我们一定要看得见，摸得着、能用、好使、能吃、能穿才判断它有价值，信息不是干这个的，信息既不能吃也不能穿，而在信息社会它成了有价值的东西，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价值，有重大的价值，那么这是跟以前社会不一样的现象。 “即时通讯”就是通讯可以成为一顺间发生的事情，信息传递非常的快，互联网不仅构建了即时通讯，它整个改变了人类的时间模式。 以前的长周期，现在变成了短周期，以前，慢节奏变成了现在的快节奏。 很多事情让我思考决策的时间变得很短，所以可以说在互联网时代是一个没有“密秘”的时代，世界上任何角落发生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在极短的时间了解到。这就是即时通讯，即时通讯的产生给我们人类带来重大的问题。因为我们思考问题处理问题凭的是时间，但现在没有时间了，一顺间大家都知道了，怎么办？过去我们可以小部分人先开会，定个调子，再发动群众一层一层的布置。现在来不及开会了，一下子大家都知道了，这对我们过去习惯地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带来很大的冲激。而且互联网把全人类的知识、智慧和各地的事件都汇聚起来了变成了一个知识、智慧的海洋，人类所有的创造知识产品向你扑面而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纪。 农业社会也好，工业社会也好，我们的兴奋点就是开采大自然，把大自然所有的东西转变成我们需要的物质产品，这就是社会最根本的任务。但今天好像这个问题有了一些变化，实际上我们观察一下周围都可以从现实生活中得出这个结论，我们现在家庭的开支就是整个的“恩格尔”系数在下降，用于吃、穿、日常生活消费的比例在下降，当然我们还要买大件，比如我们要买房子，买车。现在越来越提升的是孩子的教育，是学习型家庭的建设。这些东西在我们过去看来不应该花那么多钱！教育怎么能花这么多钱呢？我们得花更多的钱得吃喝呀！得穿衣服呀！现在变了观念变了，这就说明从我们千家万户来看，我们也是把主要的工作从保证温饱转移到提升我们的素质。 另外呢就是社会事件变化，不可预测的因素增多。不像在工业社会，工业社会我们做事情可以很从容地去做计划，再按计划去做，现在很多事情我们没法做预测，没法做计划。太快！我们过去执行一个计划都是五年计划，叫五年规划！就像七五计划、八五计划，一做就是五年。但现在您在做一个五年规划试试？第二年你就得改，为什么？变化周期缩短了，再做五年计划，早就变了。所以变化的短周期、快节奏给我们的教育和学习提出的挑战是最严峻的。大家知道，我们过去学习，教育要教材，过去出一本教材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没有十几年，几十年，出不了一本教材。但我们想想出一本教材到学生手里使用的时候，已经过了十几年，那么这十几年里面社会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教材里讲的情况还是真实的吗？教材里面的数据还是可靠的吗？教材里的结论还是科学的吗？都不一定。现在人类知识的半衰期（就是有一半要淘汰）只有3、4年，甚至更短。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要进行教育和学习的。这就是信息社会给我们带来的新的变化。谈论一切问题都要从这个现实出发，否则谈不清楚。 以上是我们对第一个前提有所认识以后，来讨论第二个前提：科学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已经说了社会文明在变，我们又说了现代科学也在变，科学的内涵，科学的精神，科学研究的对像，科学发现的规律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那教育能不变吗？ 传统教育的特点： 追求内容和过程的确定性 追求结果的标准化 追求人的批量生产。 我说的传统教育是指从近代学校产生以来这一段的教育，为什么要这样？很清楚！教育是跟当时这个社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工业社会就得有工业化的教育，工业化的教育是为工业社会服务的，适宜于工业社会要求的这样一种教育。我们前面讲过：工业时代的生产就模具制造、批量生产，所以工业时代的教育也必须用模具制造，批量生产。就是把人当作物一样来制造，来生产。从流水线这一端输入进入经过这一流水线走出来一个标准件。我们用不着觉得这是一个很不人道的过程，因为那个社会就必须这样，必须这么做，这么做就对了，这么做就完成她自己特有的历史使命。但今天不一样，我们社会的实践对像、目标都变了，教育也要跟着变。具体怎么变，这里简单地讲一下当代教育的几个关键词，也就是说她朝什么方向变的，发生了什么质的变化。 服务 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国家服务业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产业，我们过去叫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现在服务业是第三产业。但什么叫服务业呢？我们过去种庄稼、炼钢铁、存不存在服务业呢？不需要服务业。人以外的物质世界不存在服务的问题。谁为谁服务呀？不是为物服务，而是物为人服务，所以一说起服务业就是为人服务的那个产业，对人才需要服务，对物只是一个开发、开采的问题。那么我认为在今天信息社会，我们的教育要产生一个重大的变革是从塑造型的教育变成服务型的教育，教育的主题词是为学习服务。所以现在不存在一个削弱学校功能的问题，学校的功能用不着削弱，但她要改变一个方向：从塑造型变成服务型。 过去我们描述老师的那些话都带有明显的工业社会或说制造业的痕迹。我们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园丁”，都是明显的工业社会的概念。包括什么“要给学生一碗水，老师一定要有一桶水”，这都是工业社会的概念。在信息社会都是落后的沉旧的概念。信息社会我们主张的是为学生成长服务。 学习 学习这个关键词是跟教育来比的，在中国的教育史上有个很有名的提法，叫做：“教、学、半”几千年来我们人类的学习都是在教育的关照下进行的，或者说在教育和学习的关系上，学习始终处于次要的地位。教育是主要的。但今天学习这个小角色已经成了巨人，这个意义是告诉大家来之不易。不是所有人都那么清楚的，我们一直认为教育很重要，我一点都不否认教育重要，可是我要说学习的问题比教育更重要。我们过去是不怎么研究学习问题的，起码在上个世界八十年代以前研究学习的文章很少，近几年才多了一点，但是多到什么程度，把教育摆在什么位置上，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清楚的。我要告诉大家的是：21世纪不是教育的世纪而是学习的世纪。教育是为学习服务的，21世界人类发展的核心就是两个字：教学。学习有多少人呢？教师很多，教师是个十分庞大的队伍；但是学习的队伍有多少呢？是个人他就是学习者，中国有多少人口就有多少学习者。什么概念也比不上这个概念大。 个性化 个性化不是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班级授课，批量生产。 积极思维 什么叫积极思维，我们在工业时代几乎所有的老师都养成了个毛病：就是特别爱批评人，我们的老师，我们做教育的，包括我们家长，在批评孩子上我们本事很大，这个本事我们已经掌握的几百年了，就是一代、一代的祖先传给我们的批评人的本事。 为什么在工业时代我们要养成这个本事？跟那个时代还是有关系的。因为工业时代要的是标准化，一旦有了标准我们就很容易做事了，简单到凡是不符合模具的通通都是次品。所以只能保留这样符合模具的，其它的通通砍掉。就是批评、批判的办法把它除掉就完了，就这么简单，这个简单的逻辑是工业社会模具制造，批量生产的本性所决定的。 但是在信息时代，科学是一个开放的探索的世界，科学是加入了人的情感，加入了人文关怀的世界。标准化的科学还在，但更大的空间，更大的领域是需要我们来讨论，它是一个开放的事情，是一个探索的事情。这样的话我们惯用的那种工业时代的消极、批评的办法就不太好使，怎么办呢？在信息社会我们得有一套新的思维方法：就是积极思维。积极思维说通俗一点就是多鼓励、多表扬；少盯着缺点看，多盯着优点，亮点看。这一点也是观念改变的问题，许多老师和家长认为：缺点不说改不了，优点不说跑不了。这是工业社会的老话，但今天我们要改这个话，告诉大家，每个孩子心里面都有两个小人：一个是好孩子，另一个是坏孩子。也就是说都有优点和缺点，只是看你要什么？而你要什么这个处理的办法跟我们过去的处理办法正好是相反的。过去是：猛说他的缺点，然后把他的优点激出来。把那个坏孩子那个小人扼杀掉，正好做反了。我们要多呼唤好孩子那个名子，淡化那个坏孩子，使其逐渐遗忘掉那个坏孩子。是倒过来的，两个出路，两个办法，一个反应了工业时代的模式；一个反应了信息时代的思维方式。这里有一个教育上的基本原理：皮克马利翁效应（见附录）。就是说你怎么看待你的教育对象，他就会根据你眼光对他的期待去成长。其实孩子本身是开放的，它是什么都有的，现在就看我们想让孩子变成什么样子。你首先要把他假定成什么？我假定他就是天才，那他就是天才没有问题，也就是这个问题，大家不要太实在。工业社会形成的那种实在的文化在严重的束缚我们在信息时代的发展。 （二） 信息时代谁是最好的老师？ 如果在农业社会，农业问题的专家——老农民是最好的老师。如果在工业社会，工业问题的专家——老工人，七级工、八级工是最好的老师。但要问信息时代的问题，我想不出人来，为什么？因为信息社会就那么几十年，专家还没出来呢？七级工、八级工还没有，现在只一级工、二级工和学徒工。信息社会大家都是孩子。在信息社会没有长辈，但有长子，就是最擅于探索和研究信息社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的那一批人。不仅中国是这样，全世界都是这样。那么怎么办呢？找不到老师就麻烦了，因为一说起学习，我们脑中就有个概念：要有老师吧，要有教材吧，教室吧？要有考试的题目，作业吧？如果你还抱着这样的教条来学习的话，你的学习就寸步难行。老师没了，教材没了，谁给你布置试题？自学吧！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在没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我也得去学习。这就是现实，没有办法。谁也不敢说我就是信息时代的老师，我就能教你信息社会遇到的一切问题，谁也不敢说这话。只有探索者，没有过去时代老师那个概念。所以说信息时代老师的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都是相对的了，过去的那种绝对的，终身的那种老师真的没有了。所有的老师都不得不重新当学生，所有的学生都不得不当好自己的老师。 （三） 我们应该树立什么样的学习态度？ 1．学会享受学习 我们以前“学海无涯苦做舟”，“苦做舟”怎么是享受学习呢？“苦做舟”是工业社会的逻辑，今天我们要换一种心态来学习，学习没有那悲观，没有那么消极，没有那么可怕！谁不爱享受？谁都爱享受，一想到享受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就很轻松，所以用享受的心态来对待学习。 学会快速学习 在工业社会是精益求精的学习，而现代社会需要一种快速的， 粗糙的，蜻蜓点水式的学习。在信息社会不掌握这样一种学习方法真的很难。并不是否认精读，精读的同时要学会快读。什么时候用精读，什么时候用快读？要看阅读的对象，有的对像需要我们精读，下功夫，一年读透一本书；有的时候很多书用不着那么读，一年读十本、二十本、甚至一百本。不一样要看学习的对像，也要看学习的目的，究竟为什么读。在信息社会大量的阅读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信息太多了。 学习既可以是循序渐进的、也可以是跳跃的、超前的 学校教育搞出一个体系，我们必须循序渐进，这个体系就为工业化服务来说很有道理，不够！所以说要两条腿走路，两种学习方法并行。 学会“减法”学习法 过去我们接受了一个理念：学习就是不断往脑子里加东西。我们很乐于接受加法的学习，甚至是乘法的学习，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在信息社会知识的更新速度很快，所以不要太留恋已经得到的东西。不断的清除垃圾，要学会减法的学习，甚至是除法的学习，整个一块你都可以换掉。家里藏书三五年不看的，除了工具书和权威的书外就得放弃。 充分利用互联网学习 说极端一点儿，互联网上应有尽有，只是我们没有找到好的路径。互联网是人类知识、智慧的汪洋大海，你不上网、不冲浪，那你是落后于时代了！那么现在有很多学生和家长担心孩子在网上学了一些不好的东西，陶醉于游戏等，这当然也是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但总体来讲“互联网”利大于弊，大得多，所以还是要鼓励孩子上网。 做自己学习的主人 我们新课改也是提倡自主的学习，就是要培养中小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从小就开始培养。我给家长提的建议就是：你把你希望孩子看的东西买下来摆在那儿，不说话让孩子自己去挑，挑上什么是什么，因为孩子的选择肯定是跟他自己的接受能力，跟他的个性特点有关联，那么他挑了就说明这里有他挑的道理，这里他哪天挑过去看了，就是最好的选择。这是自然进行的而不是你强加给他的，强加给他的很难有最佳的效果。孩子做的事情我告诉大家都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就在孩子自己的生命、智慧里头，他说不出来，但在他的生命智慧起作用。我们经常是用大人的小道理去束缚孩子生命里的大道理。鼓励孩子做自己学习的主人，从小培养自主的意识。 对孩子是这样，对所有的学习者——我们的家长、我们的校长、我们的老师也都是这样！这里我说过我们信息社会没有现成的老师了，我们自己要做我们学习的老师。当全国13亿公民都成为自己学习的老师的时候，学习化的社会就建立起来了；学习型家庭就建立起来了；终身学习就建立起来了，这时候这个世界发展的动力就无比的强大。 附录：在希腊神话中有这样一则故事：塞浦路斯一位王子“皮格马利翁”用象牙雕刻了一位美女，雕刻时他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和感情，雕成后每天捧在手中，用深情的目光注视着她，时间久了，忽然有一天这个美女竟然有了生命。受这个故事的启发，1968年，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罗森塔尔和雷诺尔•贾可布森进行了一项著名的实验，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效应。他们把这种效应称为“皮格马利翁效应”，人们也称之为“罗森塔尔效应”。罗森塔尔的实验表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智慧成就的预言，会决定另一个人的智慧成就。在实验中，他们随意抽取一组一年级学生，尔后告诉这些学生的老师，这些学生经过特别的测验被鉴定为“新近开的花朵”，具有在不久的将来产生“学业冲刺”的无穷潜力。以后，师生们在各方面对他们另眼相看，老师们积极、恰当地引导。他们不知不觉受到感染，自尊心、自信心倍增，各方面分外努力。结果发现，当教师期待这些学生表现出较高水平的智慧进步时，他们果然在一段时间后取得比对照组学生高得多的智商分数。研究者解释说：这些学生的进步，主要是教师期待的结果，即这一效应就是由对教育对象的尊重、信任、热爱和对其更高的人际期待而产生的“罗森塔尔效应
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文学批评的篇章和著作有： 曹丕《典论·论文》 、 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 钟嵘《诗品》、萧统《昭明文选》。 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了许多品评诗文的篇章和著作，综观此时文艺理论发生、发展的历史，也可窥见文学创作发展、演变的过程。第一节 曹丕《典论·论文》《典论》是曹丕的学术专著，作于他做太子时期。全书已不传，今只存《论文》和《自叙》二篇。《典论·论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的一篇文学理论与批评专论，在文学批评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篇制虽短，但已涉及了文学理论批评的几个重要方面。一是关于文学的作用，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充分肯定了文学的价值和文学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二是提出了“文气说”。认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所谓“气”，指的是作家的气质、才性及其在文章中的表现。作品风格与作家个性的关系，是文艺理论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曹丕最早触及这一问题，指出文章不同的风格源于作家具有不同的“气”，这是文艺理论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三是提出了文体论。首先区分了不同文体的特征：“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一划分方法虽比较粗疏，但大体划定了后世通行的广义的文学的范围。而其中特别标举的“诗赋欲丽”的主张，强调了文学对华丽形式的要求，既是曹丕本人诗赋实践的理论反映，也代表了建安文人共同的文学观念。四是关于文学批评。阐明了文人之间的关系,认为由于各种文体特点不同，除少数通才能备其体，一般说来作家不能兼擅，不应“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批评了“文人相轻”的古来陋习和“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等文坛不良风气。对"建安七子"的文学成就给予恰如其份的评价。全文说理与抒情融合,极富感染力。不仅对建安文学的繁荣起到推动作用，也有力地促进了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第二节 陆机《文赋》陆机的《文赋》是继曹丕《典论·论文》之后,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又一篇比较系统和全面的论著，着重阐述创作论。文章围绕文、意、物三者的矛盾展开论述，通过总结直接或间接的写作经验，企图解决“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这一在创作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陆机认为构思是创作过程中的核心问题。作家构思,必须聚精会神,精益求精。构思中要有想象,要“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善于捕捉客观世界的形象诉诸文字。《文赋》把文章分为十类,其中就诗赋特征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较之《典论·论文》“诗赋欲丽”的论点，更为明确而具体，强调了文学中情与美并重的重要意义，这反映出魏晋以后诗赋写作风格的新趋势,也表明晋代作家对文学特性的认识已经达到一个新的水准。陆机提倡文艺的创新，希望作家的创作有新的思想和境界:“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遣词造句要讲求完美,但应以意为主,即“理扶质以主干,文垂条而结繁”,只有用思想做主干,文采才能繁茂。《文赋》还涉及到文学的体裁风格、功能作用等理论问题。此外，还探讨了创作过程中应注意和避免的一些弊端，如讲求熔裁，善用警句。不要重辞轻情,内容空洞，迎合时尚，格调卑下等。除陆机《文赋》，晋人的文学批评论著还有挚虞《文章流别论》，葛洪《抱朴子·外篇》中也有不少涉及文学理论的内容。第三节 刘勰《文心雕龙》刘勰（465？—520？）字彦和，原籍东莞莒县（今属山东），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幼年丧父，家境贫寒，终身未娶。依附和尚僧祐十余年，晚年出家为僧，法名慧地。笃志好学，博通儒学和佛教经纶，又擅长骈文。《文心雕龙》这部集大成的文学理论著作约成书于南齐末年。《文心雕龙》共五十篇。最后一篇为全书的自序，说明自己创作这部书的目的和部署的意图。按《序志》的说明，全书可分为上、下两编。前二十五篇为上编,主要论述文学的基本问题及各种不同文体的历史发展状况；后二十五篇为下编,着重论述有关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的历史发展、作家的才能与修养等理论问题。全书精心结撰，组织严密，自成系统，体大思精。《文心雕龙》是在儒、道、佛三家哲学、美学和文学思想熏陶下产生的一部文艺理论巨著，它不仅全面地总结了齐梁以前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的经验和成果，而且创造性地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提出了有深远影响的理论和主张。如论文学的发展，提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时序》）的观点；论文学发展与时代变迁的关系，提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同上)的著名论断；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主张文质并重，反对“为文而造情”，主张“为情而造文”（《情采》）；论文学作品风格与作家才性的关系，提出影响作家个性有四方面因素，即才、气、学、习；论文学鉴赏的方法，提出“博观”的主张：“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知音》）书中对历代文学风格及作家风格的论述尤为精彩，如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词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明诗》）极为精练准确地概括了刘宋时期的诗风，屡为后人所征引。此外，《文心雕龙》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美学范畴与文学理论概念，如“神思”、“隐秀”、“虚静”、“风骨”、“通变”、“奇正”、“体势”等。《文心雕龙》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既有源远流长、丰富灿烂的文学创作作为前提条件，又有其现实意义。刘勰生活的时代的文坛，由于统治集团荒淫腐朽生活方式以及魏晋以来盛行的重视辞藻、对偶、声韵之美风气的影响，作品内容空虚，文风日趋讹滥华靡，《文心雕龙》正是刘勰力图纠正弥漫文坛的不良风气，使文学创作得以健康发展的产物。当然，时代风气是一种无形而又强大的影响，在这方面刘勰亦未能完全避免,如《文心雕龙》用当时风行的骈体文写作，便妨碍了一些概念的明确表达,有些意思也难以索解。书中有些立论也不免偏颇,如对民间乐府的无视等等。但这丝毫不影响《文心雕龙》成为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煌煌巨著，文艺理论宝库中极其珍贵的遗产。第四节 钟嵘《诗品》钟嵘（468？—518），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历仕齐、梁两朝。所作《诗品》（原名《诗评》）成书于梁天监年间，略晚于《文心雕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关于五言诗的理论批评专著，也是我国诗话的开山之祖。《诗品》书前有序，表明著者的文学思想。下分三卷，仿汉代“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先例，把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每品“略以时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逐次论述了自汉古诗迄梁代122位诗人及其作品。钟嵘《诗品》反映的文学理论有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指出诗歌的产生来源于社会生活，所谓“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情性，形诸舞咏”。这里的“物”，既包括自然景色，也包括社会生活。二是针对时弊，反对用典和声病说，认为“吟咏情性，何贵于用事”，说讲究声律“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主张语言自然和谐。三是讲求诗的“滋味”，如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强调了诗的情感因素和形式特征。这些主张在南北朝诗风颓靡的情况下都有补偏救弊的历史作用。在具体评论每个诗人时，《诗品》大都立论公允全面，并能捕捉不同诗人的风格特色。如评论陶渊明“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能够知人论世，不以偏概全。当然，钟嵘也难免因时代风气和审美标准影响而带来一定的局限性，如将陆机、潘岳列为上品，陶渊明、鲍照列为中品，曹操列为下品，都不够确当。此外，将诗人强分三品的做法本身就不够科学。钟嵘前后，还有裴子野《雕虫论》、梁简文帝萧纲《与湘东王书》等重要文学理论论著。第五节 萧统《昭明文选》萧统（501—531），南兰陵（今江苏武进人）。字德施，梁武帝萧衍的长子，天监元年（公元502年）立为太子。三十一岁病卒，谥昭明，世称昭明太子。他主持编纂的《文选》（又称《昭明文选》），表达了他的文学观点，具有文学批评著作的价值。萧统在文学上主张文质并重，认为文章应该“丽而不浮，典而不野”（《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他曾为陶渊明作传编集，可见他的文学观点与萧纲等人并不一致。他在《文选序》里谈到选文的标准，认为经史诸子等都以立意纪事为本，不属于词章之作；只有符合“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的标准的文章，才能入选。《文选序》是一篇重要的文学理论作品。《昭明文选》是现存最早的文章总集，选录了自先秦至齐梁时期的许多诗文作品，包括诗歌、辞赋和其他杂文三大类，共三十八种文体，七百五十二篇。所选作家除无名氏外，有一百二十九家。选入的多数作品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佳作，基本上囊括了这一时期的优秀之作。所包括的时代虽长，但由于他选文的标准着重辞采，所以选录的文章仍然是略古详近，重视南朝作品。《昭明文选》所确立的文学观念，以及分门别类选录文章的标准，都成为后世同类著作的楷模。此书自唐初李善加以注释以后，就得到广泛流传。后代文人研究《文选》及李善等人的注释，形成了所谓的“选学”，至今不衰，可见这部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