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窟和藏经洞出土文献的内容十分庞杂，所涉及的学术领域极其宽广，用现代学科分类来说，宗教、艺术、历史、地理、经济、法律、语言、文字、考古、科技，等等，应有尽有；从传统的学术视角来看，经史子集也好，三教九流也罢，无所不包。而且，除了传统的中国学术之外，作为丝绸之路重镇的敦煌，还遗留下来许多周边民族和域外民族的语言文字资料，有藏、回鹘、於阗、粟特、梵、西夏、叙利亚等语言所写的文献，内容则包括佛教、景教、祆教、摩尼教、犹太教等世界各种宗教文明的遗。敦煌文书据《催募经款草丹》，系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由看守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发现。无精密统计，一般估计在四五万件左右。看守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同一杨姓抄经手在第十六窟干活时，杨某将抽烟用的纸捻插入靠近窟门内部北壁的墙缝，不料纸捻陷入缝中。王、杨二人怀疑壁中可能另有一洞，于是乘夜凿壁，果然发现内有一洞(即第十七窟)，里面堆满了成捆的古代文物和遗书。从此密封近千年的古代遗书重新面世。1944年在莫高窟土地祠塑像中、1965年在莫高窟第 122窟窟前遗址中又有少量发现。首批敦煌遗书被发现以后的最初几年尚未引起轰动。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A斯坦因在进行第二次中亚探险时到达敦煌，在翻译蒋孝琬的协助下，利用王道士的无知和对宗教信仰的虔诚，采取欺手段，得敦煌遗书24箱，运回英国。斯坦因的“收获”在西方立即引起震动，盗宝者以“探险家”的名义纷至沓来。经英、法、日、俄等国文化窃贼（斯坦因、伯希和、大谷探险队、奥登堡等）盗劫,流失海外者甚多，其中绝大部分分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院图书馆、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苏联科学院亚洲人民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加上零散的流移，敦煌资料目前集中收藏在英、法、日、俄、中等国以及分散在德国、丹麦、瑞典、美国、印度、韩国、香港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国内，汉文卷子主要收藏于北京图书馆，编有馆藏目录《敦煌劫余录》及其补编；藏文卷子主要收藏于甘肃省图书馆与敦煌县文化馆。
敦煌在中国汉唐时期是丝绸之路的连接重镇。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圆箓在清理敦煌莫高窟第16窟时，发现墙壁后面有一个密室，洞内满是各种佛教经卷等文物，总数量约5万余件。佛书占敦煌汉文文献的百分之九十左右，作品包括经、律、论、疏释、伪经、赞文、陀罗尼、发愿文、启请文、忏悔文、经藏目录等。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来到敦煌，以14块马蹄银取走24箱遗书﹑遗画及5大箱其它文物。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莫高窟，用大量银子取了6000余件写本和200多件古代佛画与丝织品。伯希和还在第464窟发现一批元代回鹘文遗书。他当时率领一支探险队在我国新疆进行考古发掘，当他看到长庚将军送给他的一卷佛经是唐代写本后，便迫不及待地问明来源，于1908年3月赶抵敦煌。伯希和是学识渊博的汉学家，他凭着深厚的汉学功底和丰富的考古知识，把藏经洞中所有的遗书通检一遍。他自己说：“洞中卷本未经余目而弃置者，余敢说绝其无有。”有一张伯希和盗窃藏经洞遗书的自拍照：他蹲在洞窟里，面对堆积如山的经卷，正在蜡烛下一件件、一页页地翻检……他在藏经洞里待了3周，“不单接触了每一份文稿，而且还翻阅了每一张纸片”。他纯熟的汉语基础和中国历史知识，使他选走藏经洞里的全部精华。所以，他盗走的经卷是最有价值的与最精华的。比如有关道教经典的卷子几乎全被伯希和盗走了，大约有六七十件全部收藏在巴黎。敦煌遗书最大的价值是保存了许多古代学说，保存了古注。比如《论语》，只有一种本子，即何晏注的本子。藏经洞发现了皇侃注的本子，收录了两汉和魏晋之间所有人讲《论语》的要点，都被伯希和盗走了。伯希和自己也曾自诩说，他拿去的卷子在敦煌卷子里几乎都是最有价值的。他把斯坦因依靠翻译而忽略的更珍贵的经卷和语言学、考古学上极有价值的6000多卷写本和一些画卷，装满10辆大车，运往巴黎。1905年，俄国人奥布鲁切夫，日本人桔瑞超﹑吉川小一郎，1914年俄国人鄂登堡，美国人华尔纳等人，先后从莫高窟盗买走了大量的经卷。这些文物至今流散至海外的达5万件，约占所有文物的三分之二。1909年8月22日，清政府学部左丞乔树楠命陕甘都督毛实君封存莫高窟藏经洞。1910年，朝廷命新疆巡抚何彦升将敦煌遗书运至北京。押运官傅某至北京后违命不直接向学部复命。私下把车队赶进何震彝私宅，何震彝与岳父李盛铎，还有刘廷琛、方尔谦等四人翻阅了车上全部的敦煌遗书并贪污盗取走部分珍品。8000余卷敦煌遗书，被官员截留贪污不少，这些经过儒官精选的文物被贪污私吞，都是上等文物。1964年在莫高窟土地祠中、1965年在莫高窟122窟前，以及在敦煌境内烽隧、古墓葬等遗址中也有少量出土，遗书总数超过5万件，其中汉文写本在4万件以上。
有日本学者说“敦煌学在日本”，有中国学者说要“夺回敦煌学中心”，季羡林先生说“敦煌学在世界”。 日本一位学者的“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之说一出，国内一些学者深感有伤我们的自尊。虽然那位日本学者后来否认讲过这个话，但日本敦煌学长期在国际敦煌学界所处的显赫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学者在艰苦的条件下，为敦煌石窟考古和敦煌艺术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整体来说，在敦煌文献的整理、综合研究和理论研究诸方面，还非常薄弱。 1987年笔者到巴黎考察敦煌文书时，一位法国学者说： “30多年来，在图书馆中，只看到日本、台湾等地的学者，看不到中国内地敦煌学者。”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中国敦煌学落后的原因。 敦煌文献大部分流失海外，中国仅有部分“劫余”。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唾剩之余”，“未必实有系于学术之轻重者”。陈寅恪先生却有一个“大愿”，希望国人能充分利用这些藏品，“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学术于将来”。 多年前，有人提出要“夺回敦煌学中心”。近年季羡林先生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季老高瞻远瞩的见识，博得国内外学者的普遍赞同。他的这个主张，既体现了敦煌学已是国际之学的现实，也包含了要从世界的角度去认识敦煌学的发展之意。在敦煌学这个领域，谁也不应也不可能做老大，做“敦煌学中心”。
敦煌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是丝绸之路河西道、羌中道(青海道）、西域南、北道交汇处的大边关要塞。从敦煌东北行过安西，为通向中原的河西大道；西出阳关，沿丝路西域南道与新疆的若羌县相连；西北行出玉门关，沿西域北道可通往哈密和罗布泊；敦煌南行经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逾阿尔金山，则直达青海省的格尔木。 敦煌历经了汉风唐雨的洗礼，文化灿烂，古迹遍布，有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等主要景观。莫高窟又名敦煌石窟，素有"东方艺术明珠"之称，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窟，保留了十个朝代、历经千年的洞窟492个，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2000多座。题材多取自佛教故事，也有反映当时的民俗、耕织、狩猎、婚丧、节日欢乐等的壁画。这些壁画彩塑技艺精湛无双，被公认为是"人类文明的曙光"、世界佛教艺术的宝库。 敦煌的自然风光同样毫不逊色：沙漠奇观鸣沙山和月牙泉，澄黄的沙山和清澈的泉水相互依存，延续千年不变，景色奇异迷人；阳关及玉门关虽只余下断壁残垣，置身其间，却仍能隐隐感受到边关的铁马金戈之气，使人不得不慨叹历史的沉重和苍凉。
敦煌的藏经洞里藏着各个朝代的文献以及经书，被很好的收藏着
主要有佛教文献占90%以上，这些文献中包含了民间变体，佛像创作，精神回忆录，是我们认识佛教文学史上许多重大问题的重要资料。
敦煌遗书，又称敦煌文献、敦煌文书、敦煌写本，是对1900年发现于敦煌莫高窟17号洞窟中的一批书籍的总称，指敦煌所出2至14世纪的古写本及印本。总数约5万卷，其中佛经约占90%，目前分散在全世界，如大英博物馆、巴黎国立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等，1910年入藏京师图书馆时，只余8000余件，目前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16000余件，为该馆四大“镇馆之宝”之一（另三件分别为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和赵城金藏）。
敦煌文献的内容，涉及到天文、历法、医药、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社会、民俗、民族、哲学、逻辑、经学、诸子、文学、曲艺、戏剧、音韵、语言、文字、音乐、舞蹈、绘画、书法、翻译、王朝律令、地方法规、均田文书、争讼、婚姻、结契、农业、水利、畜牧、兽医、印刷、装帧、商业、货币、会计、旅游、纺织、冶铸、建筑、档案、交通、通讯、占卜、相术、榜示、转帖、印章、模拓、拓印、花押等等，范围之广，几乎无所不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