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里的参考文献你可以去一些，就是能够找到那些书的网络上，或者是图书馆里面进行寻找。
知网、万方、维普，这三个论文网站足够了。如果是在校生，校内图书馆和这些网站都有数据共享，可以免费下载这些网站上的论文。引用格式：这些网站上的文章下面都有个“导出”按钮，直接点击“导出”，就会得到。例如：[1]互联网中国制造业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实力不断增强[J]机床与液压,2015,(10):139- DOI:3969/1001-
不太清楚你的研究领域，不过你举的例子中，参考文献格式明显不正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你的读的这篇文章质量不高，这篇文章所引的文献如此不清晰，可以初步判断该文同样属于低级别。均没有引用的必要。查找本文献里所引用的参考文献其实很简单，只要是被数据库收录的文章都可以容易找到，根据作者、题名、期刊名称等检索关键词进行检索，但要注意选择正确的数据库，有些文章在这个数据库中有，但在另一数据库中不一定能找到。如果高校没有足够的数据库资源也可以通过GOOGLE学术碰碰运气，大部分还是可以找到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根据各个作者和关键词，去找些相关的文章，看这人有没有一稿多投，更有甚者，在国内有些在职的人（往往是高官或企业老总），为了毕业就拿学生的数据稍做改动胡乱写了一篇，在这里我强烈鄙视这帮垃圾！所以一概拒稿。我觉得我们好不要心存侥幸心理做一稿多投或者重复发表，因为这极有可能会被查出来的。一般好一点的杂志都会提供审稿人一个月免费使用文献数据库，因此大部分资料都是能查出来的。我身边的朋友很多人都是找小柯毕业论文写的，都过了，基本都是和学校要求是一样的。注意的是以后你自己的论文也会上网，所以要是让别人看出你论文的抄袭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一定要改。如果有一段资料只有一篇文章里面有，你就必须先看那篇文章，理解后自己写，这样思路是一样的但是语言绝对不同，不算抄袭。如果你有多篇文章一起拼凑的话，一定要把语言充分融合，这样也不算是抄袭。
在知网上是比较全面的，现在大多数查重网站也都是有文献检索这一板块的，所以现在相关的参考文献还是比较好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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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维普里面找；具体方法是：1、首先在百度上搜索“维普”，找到维普官网，点击进入官网。2、进入“维普”官网之后，在检索框下面，有一个选择列表，有“标题/关键词、作者、机构、刊名”四个选项，根据自身需要选择一个。现在以“标题/关键词”为例，在检索框输入“昆虫”，点击“检索”按钮。3、在检索结果列表中，找到自己需要的文章，点击文章标题。4、在出现的新页面，点击“下载”即可下载全文。
百度学术，谷歌学术，还有一些查重网站也可以找到，比如：知网、爱学术、paperask等。希望对你有帮助
叙事学理论起源于俄国形式主义。什克洛夫斯基、艾享鲍姆等人发现了“故事”和“情节”之间的差异，“故事”指的是作品叙述的按实际时间顺序排列的所有事件，“情节”侧重指事件在作品中出现的实际情况，这些直接影响了叙事学对叙事作品结构层次的划分。最直接的影响还是来自于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这本书被认为是叙事学的发轫之作。普洛普打破了传统按人物和主题对童话进行分类的方法，认为故事中的基本单位不是人物而是人物在故事中的“功能”，由此从众多的俄国民间故事中分析出31个“功能”。他的观点被列维—斯特劳斯接受并传到法国。列维—斯特劳斯主要研究神话之中内在不变的因素结构形式，并试图用语言学模式发现人类思维的基本结构。到了60年代，大量关于叙事作品结构分析的作品开始出现。格雷马斯和托多罗夫都开始译介俄国形式主义的论述。1966年，《交流》杂志第8期以“符号学研究——叙事作品结构分析”为标题发表的专号宣告了叙事学的正式诞生。罗兰·巴特正是在这一专号上发表了著名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为以后的叙事学研究提出了纲领性的理论设想。这篇论文中，巴特总结前人成果，并阐发了自己独特的观点。他建议将叙事作品分为三个描写层次：功能层、行为层、叙述层，任何语言单位可能结合到各个层次之中产生意义。也是在1966年，格雷马斯的《结构语义学》问世，他主要研究意义在话语里的组织，还编制出符号学方阵作为意义的基本构成模式，并进一步深入研究了叙述结构和话语结构。
尽管“叙事学”一词在1969年才由托多罗夫（TTodorov）正式提出，但人们对叙事的讨论却早就开始了。柏拉图对叙事进行的模仿（mimesis）/叙事（diegesis）的著名二分说可以被看成是这些讨论的发端。18世纪小说正式登入文学殿堂后，对叙事（尤其是小说）的讨论更加充分全面：从小说的内容到小说的形式，再到小说的功能和读者的地位等。今天人们热衷讨论的一些叙事学范畴，如叙述视点、声音、距离等，也早有人讨论过。如李斯特（Thomas Lister）于1832年就利用“叙述视点”来分析小说作品，同时期的另一位学者洛克哈特（John Gibson Lockhart）更是使用这一术语来探讨如何使作者与自己的作品保持恰当的“距离”。后来经过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全面讨论，福斯特（EMForster）和马克·肖尔（MSchorer）等的深入发挥，叙述视点成为小说批评（自然也包括叙事学）中最为重要的术语之一。然而，作为一门学科，叙事学是20世纪60年代，在结构主义大背景下，同时受俄国形式主义影响才得以正式确立。它“研究所有形式叙事中的共同叙事特征和个体差异特征，旨在描述控制叙事（及叙事过程）中与叙事相关的规则系统”。从思想渊源看，叙事学理论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俄国形式主义及弗拉基米尔·普洛普（Vladimir Propp）所开创的结构主义叙事先河。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艾享鲍姆等人发现了“故事”和“情节”之间的差异，“故事”指的是作品叙述的按实际时间顺序的所有事件，“情节”侧重指事件在作品中出现的实际情况，这些直接影响了叙事学对叙事作品结构层次的划分。他们提出“故事”和“情节”的概念来指代叙事作品的素材内容和表达形式，大致勾勒出其后经典叙事学研究所聚焦的故事与话语两个层面，以此来突出研究叙事作品中的技巧。最直接的影响还是来自于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这本书被认为是叙事学的发轫之作。普洛普打破了传统按人物和主题对童话进行分类的方法，认为故事中的基本单位不是人物而是人物在故事中的“功能”，由此从众多的俄国民间故事中分析出31个“功能”。他的观点被列维—斯特劳斯接受并传到法国。这个观点不同于传统的叙事理论对作品内容及社会意义的重视，而立足于现代语言学结构主义文化理论，更注重作品本文及其结构分析：注重作品的共性而不是具体的艺术成就；主要研究作者与叙述人，叙述人与作品的人物，作者与读者等相互关系，以及叙述话语，叙述动作等。列维—斯特劳斯主要研究神话之中内在不变的因素结构形式，并试图用语言学模式发现人类思维的基本结构。到了60年代，大量关于叙事作品结构分析的作品开始出现。格雷马斯和托多罗夫都开始译介俄国形式主义的论述。1966年，《交流》杂志第8期以“符号学研究——叙事作品结构分析”为标题发表的专号宣告了叙事学的正式诞生。罗兰·巴特正是在这一专号上发表了著名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为以后的叙事学研究提出了纲领性的理论设想。这篇论文中，巴特总结前人成果，并阐发了自己独特的观点。他建议将叙事作品分为三个描写层次：功能层、行为层、叙述层，任何语言单位可能结合到各个层次之中产生意义。也是在1966年，格雷马斯的《结构语义学》问世，他主要研究意义在话语里的组织，还编制出符号学方阵作为意义的基本构成模式，并进一步深入研究了叙述结构和话语结构。迄今为止，我们所熟悉的叙事学通常是指20世纪60年代在结构主义思潮这块沃土上结出的“一颗丰硕的果实”-经典叙事学。托多洛夫、热奈特、罗兰·巴特、格雷玛斯、布雷蒙等老一辈叙事学家以对叙事文本的故事及话语的深度剖析为据点开疆辟土，使叙事学经由法国为轴心辐射至世界各地，成为文艺理论大家族中朝气蓬勃的“新贵”。可见，在叙事学被正式作为一门学科提出以前，它的发展已经蔚为壮观，由神话和民间故事等初级叙事形态的研究走向了现代文学叙事形态的研究，由“故事”层深层结构的探索发展为对“话语”层叙事结构的分析。托多罗夫就是建议在“故事”和“话语”两个大层次上进行叙事作品的研究。他在《〈十日谈〉语法》中，从分析文学作品的语法结构入手来研究其文学性，把叙事分为三个层面：语义，句法和词汇，把叙事问题划归时间，语体和语式三个语法范畴。通过对《十日谈》的分析，把每个故事都简化为纯粹的句法结构，得出“命题”和“序列”两个基本单位，试图建立一套叙事结构模式。热奈特吸收了托多罗夫的叙述话语的研究成果。在1972年发表的收在《辞格三集》中的《叙事话语》是他对叙事学研究的重大贡献。该文以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为研究对象，总结文学叙事的规律。他从时间、语式、语态等语法范畴出发分析叙事作品，这些范畴实质上表示的是故事、叙事和叙述之间的关系——他在引论中首先对故事、叙事和叙述作了界定。他的分析以叙事话语为重点，同时注重叙述话语层次与所叙故事层次之间的关系。1983年他又撰写了《新叙事话语》，回答了范·雷斯、朵丽特·高安、米克·巴尔等学者对《叙事话语》的批评，对自己的某些论点作了修正或进一步的阐释。叙事学理论从法国传遍欧洲大陆并发展到英美时，发生了一些变化。布斯的《小说修辞学》、马丁的《当代叙事学》、瓦特的《小说的兴起》等是英美叙事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英美学者更多地从修辞技巧入手，研究比较直观，比较经验化。比如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对“隐含的作者”和“声音”的探讨，便不是从叙述语法的角度入手，而是以一种修辞学的观点进行了叙事学的分析，同样对叙事学业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意义。 80年代中期，叙事学理论开始被逐步介绍到中国，特别是杰姆逊在北大的演讲，带来了中国叙事学的繁荣。1986—1992年是对叙事学译介的最活跃的年头，西方最有代表性的叙事理论作品基本上都是这期间翻译过来的。中国本土化的叙事研究也有了显著成果，具有代表性的有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1988）、罗钢的《叙事学导论》（1994）、杨义的《中国叙事学》（1997）等。他们在借鉴西方叙事理论的同时，也以中国所特有的文学资源和话语形式，展开了自《诗经》以来的包括《山海经》、话本小说、《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以及现当代小说的叙事研究，丰富了叙事学理论，为西方叙事学理论的中国化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叙事学的发展也给当代小说创作实践带来了重大影响。新时期小说特别是先锋小说，无疑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叙事革命。在他们的小说里，故事真实这一传统观念被打破，作者在叙述中对虚构的故事进行自我颠覆，甚至叙述者直接出面点破故事的虚构过程。马原是这种由故事转向叙事的肇始者，叙事时间突破了故事时间的自然程序而获得自由。80年代以来小说在叙事上另一大显著变化表现在叙事视角上，传统现实主义全知全能式的视角转移到叙事者所处的内视角，以“我”的所见、所闻、所感引导叙事，或者采取内外视角交叉、多元叙事视角达到对全知视角的判离和超越。叙事学是在结构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叙事文本进行研究的理论。最早提出叙事学这个概念，并认为这是一门待建立的科学的人，一般认为是法国当代著名结构主义符号学家、文艺理论家茨维坦·托多罗夫。他在1969年出版的《〈十日谈〉 语法》中首次提出：“……这门科学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事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在此之前，1966年巴尔特发表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克洛德·布雷蒙发表的《叙事可能之逻辑》两篇论文和同年格雷马斯出版的《结构主义语义学》一书，都可以视为当代叙事学的奠基之作。叙事学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自成体系，足以对许多叙事文本或文体进行行之有效的分析。下面，我们对几位结构主义和叙事学大师的理论进行疏理，对叙事学理论进行一次管中窥豹式的理论漫游。
叙事学(Narratology法文中的“叙述学”(narratology)，是由拉丁文词根narrato（叙述）加上希腊文词尾logie（科学）而构成的。七卷本的《大拉霍斯法语词典》是这样解释“叙述学”一词的：“人们有时用它来指称关于文学作品结构的科学研究。”新版《罗伯特法语词典》对该词所下的定义则是：“关于叙事作品、叙述、叙述结构以及叙述性的理论。”两种定义颇有出入，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它们都重视对文本的叙述结构的研究。简单说来，叙述学就是关于叙述本文的理论，它着重对叙事文本作技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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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教育在整个高等学校的教育体系中，属于基本素质教育的范畴，不仅具有“增强全民国防观念，提高全民国防意识”的功能，而且对于促进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具有很强的综合育人功能。 (一) 国防教育对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国防教育本身就是爱国主义的有效载体，具有发展德育和体育的功能。就智育方面说，其功效也是非常显著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智育工作要转变教育观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积极实行启发式和讨论式教学，激发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的意识”。“高等教育要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决定》深刻地阐明了智育工作的重心，就是“激发创新意识，培养创新能力”。国防教育对于推进这一工作具有重要的作用。国防教育所依托的学科体系是军事科学。现代军事科学是一门范围广博、内容丰富的综合性学科。军事斗争的残酷性和复杂性，孕育了军事思维的创造性特点。而创造性思维正是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源泉和动力。学习军事科学，不仅有利于学生开阔眼界，扩大知识面，而且有利于学生打破专业学习的思维定势，拓展思维空间，进一步提高创造力和综合思维能力，促进智育的发展。 以军事训练和军事理论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国防教育，对于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培育具有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军事教育与普通教育、高等教育最大的不同点是，前者对受教育者的培养过程，强调自觉性和强制性的辩证统一。它既激发受教育者的学习动机，调动积极性，启发自觉性，从而自觉接受教育，搞好训练；又靠强制的力量，达到教育训练的标准，实现教育训练的目标。军事教育要求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练兵。这种强制性，有利于学生在艰苦条件下磨练自己，树立正确的苦乐观，从而有效地培养百折不挠的意志、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不畏艰难的吃苦精神。不难看出，国防教育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不可替代的重要环节。在高校国防教育中不仅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国防意识，增强学生的国防知识和技能，更要发挥国防教育学科的特点和优势，在“综合育人”上下功夫，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从而提高学生在各种场合自觉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 (二) 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要求：“要引导人们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报效人民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祖国利益、民族尊严为最大耻辱。”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昭告世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不竭动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是我们倡导一切进步思想和先进文化的永恒主题。 高校国防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载体。首先，国防教育的核心就是爱国主义教育。因为国防教育的直接目的是培育公民的国防意识，增强国防观念，而国防意识是以爱国主义为精髓，以国家防卫问题为中心的理性意识，是民族精神中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是国防赖以确立的精神根基。其次，国防教育的内容是爱国主义教育最生动的话题。国防教育的内容是有关国家的安全防卫问题，它与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密切相关。这样事关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最能在青年学生中引起强烈的共鸣，激发出他们强烈的爱国热情。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当代中国，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致的，主要体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的鲜明主题。邓小平指出：“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就要让每一个公民都有爱国的思想、爱国的情感、爱国的精神、爱国的行动，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凝聚智慧和力量，统一思想和行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校国防教育既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载体，也是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坚强阵地。 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原则，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之一。确立和弘扬集体主义精神，除了集体主义的教育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团体实践中对集体主义的理性感悟，并使这种理性感悟内化为学生的内在素质。高校国防教育以军事理论教育和军事训练为主要形式。军事活动的团体性和军事斗争的对抗性是军事领域的显著特点。团体性有利于培养集体意识、协作精神，激发集体荣誉感和强化集体主义精神；对抗性有利于培养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团体互助精神，激发竞争意识。 总之，国防教育对于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特殊的教育功能，对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 国家利益最根本的是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具体地说，也就是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问题。这是关乎国家的全局性战略问题，也是人民利益的根本依托。这一重要地位，决定了我国国防建设和国防斗争的全部活动，必然要围绕着这三个根本问题而展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第二条就明确把“保卫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作为国防的根本目的。这个目的所反映的就是国家的根本利益，其最终的落脚点就是创造和维护一个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和安全稳定的社会生活环境，保障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在和平中工作、学习和生活。这是人民群众的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最根本的利益。从“三个代表”的角度看，不论是发展先进生产力，还是建设先进文化、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都离不开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和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国家安宁，社会稳定，人民的利益才能得到根本的保证。可见，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就必须把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问题放在国防活动的关键地位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是全民的国防，高校国防教育正是国防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增强国防观念。《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在阐述“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适应二十一世纪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社会主义新人”时要求：“规范国防教育，提高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继续搞好军训工作并使之制度化。”《决定》不仅明确提出要“规范国防教育”，而且明确规定了“提高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这个教育目标。国家安全与国家主权、国家利益是国家权益的统一体。要提高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就要注重培育和提高学生的国家主权意识和国家利益意识。可见，注重培育和提高大学生的这三种意识，既是国防教育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赋予新时期高等教育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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