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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养老的问题研究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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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养老的问题研究论文摘要

你可以去中华期刊网上寻找答案,输入关键字社区居家养老,就会出现很多社区居家养老的论文。参考这些论文进行书写。主要思路是一、研究意义二、国外、国内的研究现状三、你所确定的社区居家养老的现状四、根据现状提出问题五、解决的措施或方法

社区养老的问题研究论文

XX市老年人生活现状 人口老龄化是世界人口发展的一大趋势,预计在二十一世纪三、四十年代将达到高潮。目前,这一问题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 北京市在80年代末就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90年代以来,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人口老化形势日益严峻,老年人口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都在不断提高。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老龄问题即老年人的需求问题和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日益突出,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解决北京市的老龄问题,北京市统计局最近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老年人生活现状及需求的抽样调查。 (一)老年人的生活现状 大多数老年人与子女居住在一起。从老年人的居住方式看,70%的老年人与子女居住在一起;近三分之二的老年人享受离退休待遇;老年人的就业比例较低;老年人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离退休金;80%以上的老年人生活能够自理;老年人公费医疗的比例达到60%;老年人的娱乐活动较为单一。 (二)老年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老年人大多愿意与子妇住在一起;三分之一的老年人对自己的经济状况表示满意;绝大多数老年人选择家庭养老;半数以上的老年人赞同再婚;大多数老年人没有学习的兴趣;60%的老年人肯定自己的社会价值。 (三)老年人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老年人提及最多的问题是“生活有人照料”,其次是“有宽敞的住房”,第三是“经济上有人帮助”和“看病就医方便”,另外,还有一定比例的老年人提出要“增加服务社区”,而提到其它问题的老年人较少。老年人所提出的问题存在着地区差异、年龄差异和文化差异。 地区差异:城近郊区的老年人对目前生活状况的满意度要低于远郊区县,城近郊区老年人提及最多的问题是“有宽敞的住房”,位于第二位的是“看病就医方便”和“增加服务社区”,位于第三位的是“合法权益受到保护”;而远郊区县老年人提及最多的问题是“生活有人照料”,其次是“经济上有人帮助”,第三是“看病就医方便”。 年龄差异:60-69岁老年人提出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主要涉及六个方面,根据老年人提及的多少来排序,这六个方面依次是:“生活有人照料”、“有宽敞的住房”、“看病就医方便”、“增加服务社区”、“经济上有人帮助”和“合法权益受到保护”;而7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所提的问题比较集中,主要是一个,即“生活有人照料”,而对其它问题提及的较少。 文化差异: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没有问题的人数比例越低。受教育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的老年人提及最多的问题是“生活有人照料”,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和高中的老年人提及最多的问题是“有宽敞的住房”,而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老年人提及最多的问题则是“增加服务社区”。 (四)中青年人的观点 大多数中青人愿意与老年人住在一起;近60%的中青年人不赞同老年人就业,主要原因是老人年龄偏高、身体不好以及老人应该享受生活;中青年人中90%以上在生活中都帮助老年人;中青年人认为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不是很丰富;在养老方面,中青年人的看法与老年人一致,87%的人选择家庭作为老年人的养老场所;将近70%的中青年人赞同老年人再婚;中青年人认为老年人是社会的一笔宝贵财富,不是家庭的社会的负担。 (五)结论及对策 1、 加强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制定符合北京市情的养老政策。 养老问题是老龄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它包括两项基本内容,即养老期间的经济保障和服务保障。关于经济保障,由于我市的老年人口以离退休人员为主,他们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离退休金,因此,在发放离退休金时,一方面要保证离退休人员按时领到离退休金,另一方面要随着就业人员工资水平以及物价指数的变化,及时调整离退休金的金额,以保证老年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与此同时,还要不断完善北京市的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减轻企业和个人的负担,使我市的养老工作步入良性循环。关于服务保障,目前北京市的养老方式主要是居家养老,这是我国传统的养老方式。调查发现,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倾向于这种养老方式,但是由于现在的家庭结构、规模正在发生变化,家庭的养老功能已趋于弱化,不能完全满足老年人的各种需求,因此,应该把居家养老和规范化的社区服务相结合,把社区服务引入家庭,以弥补家庭养老的不足。只有做到家庭养老和社区养老的有机结合,才能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2、 发展老年教育,提高老年人口素质; 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真正做到老有所乐;拓宽老年人的就业渠道,实现老年人的社会价值。 3、搞好社区建设,发挥社区的助老服务功能 社区是老年人的主要活动场所和生活空间,随着家庭养老功能的减弱,老年人对社区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对社区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因此,加强社区建设,充分发挥社区对老年人的服务功能是解决老龄问题的重要途径。目前,北京市的社区建设比较薄弱,不能适应老年人的各种需求,因此,在进行社区建设时,首先要加大对社区养老服务业的投入,通过多方位、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大投资力度。其次,增加社区老年人的服务设施和服务内容,主要包括医疗保健、家政服务、健康娱乐、学习教育、法律咨询等服务项目。第三,要培养一批高素质的社区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提高社区为老年人的服务质量,不仅让老年人享受到有关的照顾资源,还要让老年人享受到高质量的服务。(

一、引言   我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老龄化人口最多的国家,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压力巨大。根据国际通用解释,若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超过总人口的7%,就是老龄化的社会;超过14%,就是老龄社会。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属于老龄化的社会,如法国、美国、英国、日本等等。据统计,从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超过总人口的7%上升到14%,法国用了114年,美国用了65年,英国用了45年,日本用了24年,而我国只用了20年,预计到2050年中国老龄化人口将会达到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   老龄化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两个:一为寿命延长,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中国的人均寿命由1949年的35岁达到现在的75岁,翻了一番还多,反映出祖国的社会变迁,这是国富民强的象征;二为非均衡生育,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前,中国“一家多胎”现象严重,自1983年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减缓了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   如何解决中国老龄化问题,基于以上两点原因,提出不同的对策。寿命延长导致的老龄化问题不可避免,由此带来的后果通常为养老金不足和养老保障措施不配套,只能通过延迟退休和加强养老保障措施来解决;非均衡生育带来的老龄化问题,只能通过均衡生育来应对,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人口增加了7000多万,但是生育率却低于5,即每个负率平均生了不到5个小孩,远远低于1的更替生育率,这就意味着中国的下一代人会比上一代人的数量少30%,不远的将来,中国人口将进入负增长的时期,人口老龄化问题将更加突出。   二、城市老人生活现状   (一)家庭基本状况   计划生育政策实行30年来,第一二代出生的独生子女已经进入结婚和生育的年龄,在这种背景下,“四二一”家庭模式逐渐普遍起来,即四个老人,一对夫妻和一个孩子的家庭模式。四个老人需要两个独生子女赡养,同时还要抚养一个孩子,加上独生子女本身存在的严重依赖性,在社会飞速发展、竞争压力剧增的今天,往往力不从心,照料不及。   另外,“空巢家庭”和鳏寡孤独家庭逐渐增加,其原因多种多样:(1)老年人希望独立生活,不愿离开久居的环境;(2)老人希望与子女住在一起,但由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不同,为避免冲突矛盾而选择独立生活;(3)子女工作忙、住房紧张,客观条件不允许;(4)因子女婚嫁离开父母异地成家;(5)不愿赡养父母等。   (二)经济状况   与农村老年人相比,城市老年人退休后基本上都有退休金,加上普遍存在的储蓄习惯,因此经济收入和消费水平较高。据统计,城市中85%的老人退休后的主要来源为退休金,13%的老人依靠子女的资助。由此可见,老年人的主要收入来源为退休金。但是,不同单位的退休人员在退休金待遇上有明显差距,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待遇较企业离退休人员高很多。   (三)健康状况与医疗需求   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老年人的寿命不断延长。但是,寿命的延长不代表健康状况的延长。目前,我国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堪忧,只有1/3的老人身体健康状况较好,其余2/3的老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所患疾病多以慢性病为主,其中较常见的为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一半的城市老人还同时患有多种以上疾病,城市老年群体的生活自理能力、身体健康状况都不如人意。   老年人的医疗需求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经济因素,其次是手续繁琐,再有是行动和交通不便。除了上述因素,不同地区的老人还有不同的困难,在城区的老人还经常面临报销不便,挂号难、住院难等,而郊区的老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周围没有好医院,常常无法及时就医。调查显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经成为危害城市老人健康的最大杀手,但是有三分之一的患病老人没有去治疗,而且有四分之一的患病老人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就诊。因此,老年人的医疗服务呈现出个性化和多样化的特点。   三、养老模式探析   (一)家庭养老模式   目前最适合中国国情且经济成本最低的养老模式为家庭养老。现阶段很多老人都由子女赡养,与子女吃住在一起,身体健康的老人通常还会帮衬带带孩子,甚至买菜、煮饭。但是还存在一部分身患疾病的老人,需要子女照顾,特别是患有半身不遂、瘫痪在床的老人,身边不能没有人照料,这对普通公民的经济和生活状况无疑是雪上加霜。   为了改善家庭养老模式的现状,我们提出一种专业化家庭养老模式:中国城市中有40%的人群属于低收入群体,对于这类人群,可以给予选择提前退休去照顾自己家的老人,由政府拨出专项资金发放社会工资。这些回家照顾老人的劳动者,需要参加各种专业培训并与社区签订协议,通过社区的社会工作机构定期对劳动者的家庭照料做出评估,从而给予报酬。这样,不仅使老人得到悉心的照料,还解决了低收入群体的工作问题,一举两得。   (二)社区养老模式   社区养老模式是以老人的子女、亲戚、朋友为核心,以社区为依托,以专业化的服务队伍为依靠,为城市中在家居住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顾、医疗保健以及法律援助的养老模式。这种养老模式的特点是老人住在自己家里,得到子女照顾的同时,由社区的服务机构和专业人士提供上门服务,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有利,同时还弥补了因各种原因子女无法照顾老人的缺憾,并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了建设养老院的资金。   社区养老模式不同于家庭养老模式,它的实质是社区中的家庭养老模式;与机构养老模式相比,将社会机构中的养老服务引入了社区,吸收了家庭养老模式和机构养老模式的优点,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面对老龄化问题提出的一种新型养老模式。   社区养老模式中主要服务群体为社工,目前我国社工的发展状况不尽人意,原因包括:(1)我国对社工这个职业的认识不到位,没有专门的机构对社工进行培训,内地大多数大学都没有社会工作会专业,而在香港和国外这个专业已经发展成熟;(2)政府对社工服务的投入不够,导致社会工作者没有良好的工资薪酬和福利制度,社会地位不高;(3)中国人传统观念严重,存在“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通常不愿雇佣社工来解决家庭问题。   (三)机构养老模式   机构养老模式的主体是养老院、福利院、医院以及各种康复中心,老年人通过入住养老院、福利院等养老机构,进行集中供养和居住,由专人负责照料日常生活。这种养老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子女的负担,同时避免了因为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等问题引起的生活冲突。其次,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家庭的养老风险,实现了养老资源的共济和共享。   社区养老模式的成本很高,同时无法满足老年人对亲情交流的渴望,无法提供精神慰籍。我国的养老院大部分都是早期建立,其服务设施和专业服务水平很难跟得上社会的发展和需要,养老机构的设备条件普遍很差,专业服务人员水平不高,管理模式滞后,无法满足标准化、规范化的管理。   四、对养老问题的一些想法   在生活方面,政府可否对老年人方法生活补助费,每月300元,独立于养老保险之外。截止到2013年,中国有大约2亿的老龄化人口,2×12×300=7200亿,而我国的2013年GDP预计将达到10万亿美元,不会对我国财政造成很大负担。   在医疗方面,政府可否对老年人开放免费医疗。虽然全民医疗到现在还不现实,但只是针对老年人的免费医疗并非不可行。   在精神需求方面,政府文化部门应经常组织针对老年人的文化活动,组织老人观看电影、戏剧等活动,同时建设老年大学和老年娱乐活动设施。   五、结束语   在现阶段,笔者认为应加强对养老问题的政府投入,以家庭养老模式和社区养老模式为主,机构养老模式为辅,使养老医疗服务专业化,资源配置合理化、社区规模体系化、管理标准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模式,更好的满足我国对养老问题的基本需求。

社区养老的问题研究论文20007字

随着社会人口中老年人比例的上升,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负担将会加重,不仅需要支付更多的养老金,而且需要更多的医疗费用支出。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有关国家统计,65岁以后每人用于医疗保健方面的费用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成倍增加(见表1)。因此,社会保障收入难以承受老龄化必然带来的不断增高的支出需求,许多国家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出现了支付危机。 老龄化造成了养老保险缴费与支出之间的不平衡。据有关专家对OECD20个主要发达国家的分析和预测,除英国和爱尔兰以外,其他18个国家的养老保险的缴费和支出之间将长期存在较大的差额,特别是在2005—2035年期间,差额将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其中有15个国家预计在2035年养老保险支出占GDP比例将比养老保险缴费占GDP比例高出5个百分点以上。对于亚欧很多发达国家来说,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持和福利主义政策指导下,已经实行了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障,而老龄化的到来大大加重了社会保障的负担,政府不得不以高赤字来支撑这样一个成本高昂的体系。  以德国为例,为了支付养老金,德国政府每年要拿出700多亿欧元来补贴。1965年,德国社会生产总值的8%用于福利支出,而今是17%。德国政府开支的相当大一部分用于福利和补贴。在2001年,德国政府的全部开支中,福利支出占51%,其中给老年人的福利补贴占全部开支的9%。高额的社会保障支出是德国赤字和国债不断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1970年德国国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2002年超过61%。仅支付利息一项就成为政府的沉重负担,2002年此项开支占德国政府全部开支的11%,致使对教育和基础建设的投资不断缩减,1970年时德国这方面开支的比例还占16%,而如今联邦、州和市镇三级的投资却仅为2%。  在美国,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支出也是影响美长期预算赤字的结构性因素。美国社会保险和医疗福利支出在2002年占美国GDP的7%左右,预计到2030年将提高到12%,这些开支将在今后10年使联邦政府赤字达到5万亿美元。

XX市老年人生活现状 人口老龄化是世界人口发展的一大趋势,预计在二十一世纪三、四十年代将达到高潮。目前,这一问题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 北京市在80年代末就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90年代以来,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人口老化形势日益严峻,老年人口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都在不断提高。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老龄问题即老年人的需求问题和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日益突出,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解决北京市的老龄问题,北京市统计局最近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老年人生活现状及需求的抽样调查。 (一)老年人的生活现状 大多数老年人与子女居住在一起。从老年人的居住方式看,70%的老年人与子女居住在一起;近三分之二的老年人享受离退休待遇;老年人的就业比例较低;老年人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离退休金;80%以上的老年人生活能够自理;老年人公费医疗的比例达到60%;老年人的娱乐活动较为单一。 (二)老年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老年人大多愿意与子妇住在一起;三分之一的老年人对自己的经济状况表示满意;绝大多数老年人选择家庭养老;半数以上的老年人赞同再婚;大多数老年人没有学习的兴趣;60%的老年人肯定自己的社会价值。 (三)老年人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老年人提及最多的问题是“生活有人照料”,其次是“有宽敞的住房”,第三是“经济上有人帮助”和“看病就医方便”,另外,还有一定比例的老年人提出要“增加服务社区”,而提到其它问题的老年人较少。老年人所提出的问题存在着地区差异、年龄差异和文化差异。 地区差异:城近郊区的老年人对目前生活状况的满意度要低于远郊区县,城近郊区老年人提及最多的问题是“有宽敞的住房”,位于第二位的是“看病就医方便”和“增加服务社区”,位于第三位的是“合法权益受到保护”;而远郊区县老年人提及最多的问题是“生活有人照料”,其次是“经济上有人帮助”,第三是“看病就医方便”。 年龄差异:60-69岁老年人提出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主要涉及六个方面,根据老年人提及的多少来排序,这六个方面依次是:“生活有人照料”、“有宽敞的住房”、“看病就医方便”、“增加服务社区”、“经济上有人帮助”和“合法权益受到保护”;而7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所提的问题比较集中,主要是一个,即“生活有人照料”,而对其它问题提及的较少。 文化差异: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没有问题的人数比例越低。受教育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的老年人提及最多的问题是“生活有人照料”,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和高中的老年人提及最多的问题是“有宽敞的住房”,而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老年人提及最多的问题则是“增加服务社区”。 (四)中青年人的观点 大多数中青人愿意与老年人住在一起;近60%的中青年人不赞同老年人就业,主要原因是老人年龄偏高、身体不好以及老人应该享受生活;中青年人中90%以上在生活中都帮助老年人;中青年人认为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不是很丰富;在养老方面,中青年人的看法与老年人一致,87%的人选择家庭作为老年人的养老场所;将近70%的中青年人赞同老年人再婚;中青年人认为老年人是社会的一笔宝贵财富,不是家庭的社会的负担。 (五)结论及对策 1、 加强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制定符合北京市情的养老政策。 养老问题是老龄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它包括两项基本内容,即养老期间的经济保障和服务保障。关于经济保障,由于我市的老年人口以离退休人员为主,他们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离退休金,因此,在发放离退休金时,一方面要保证离退休人员按时领到离退休金,另一方面要随着就业人员工资水平以及物价指数的变化,及时调整离退休金的金额,以保证老年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与此同时,还要不断完善北京市的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减轻企业和个人的负担,使我市的养老工作步入良性循环。关于服务保障,目前北京市的养老方式主要是居家养老,这是我国传统的养老方式。调查发现,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倾向于这种养老方式,但是由于现在的家庭结构、规模正在发生变化,家庭的养老功能已趋于弱化,不能完全满足老年人的各种需求,因此,应该把居家养老和规范化的社区服务相结合,把社区服务引入家庭,以弥补家庭养老的不足。只有做到家庭养老和社区养老的有机结合,才能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2、 发展老年教育,提高老年人口素质; 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真正做到老有所乐;拓宽老年人的就业渠道,实现老年人的社会价值。 3、搞好社区建设,发挥社区的助老服务功能 社区是老年人的主要活动场所和生活空间,随着家庭养老功能的减弱,老年人对社区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对社区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因此,加强社区建设,充分发挥社区对老年人的服务功能是解决老龄问题的重要途径。目前,北京市的社区建设比较薄弱,不能适应老年人的各种需求,因此,在进行社区建设时,首先要加大对社区养老服务业的投入,通过多方位、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大投资力度。其次,增加社区老年人的服务设施和服务内容,主要包括医疗保健、家政服务、健康娱乐、学习教育、法律咨询等服务项目。第三,要培养一批高素质的社区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提高社区为老年人的服务质量,不仅让老年人享受到有关的照顾资源,还要让老年人享受到高质量的服务。(

社区养老的问题研究论文2000字

一、引言   我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老龄化人口最多的国家,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压力巨大。根据国际通用解释,若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超过总人口的7%,就是老龄化的社会;超过14%,就是老龄社会。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属于老龄化的社会,如法国、美国、英国、日本等等。据统计,从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超过总人口的7%上升到14%,法国用了114年,美国用了65年,英国用了45年,日本用了24年,而我国只用了20年,预计到2050年中国老龄化人口将会达到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   老龄化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两个:一为寿命延长,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中国的人均寿命由1949年的35岁达到现在的75岁,翻了一番还多,反映出祖国的社会变迁,这是国富民强的象征;二为非均衡生育,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前,中国“一家多胎”现象严重,自1983年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减缓了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   如何解决中国老龄化问题,基于以上两点原因,提出不同的对策。寿命延长导致的老龄化问题不可避免,由此带来的后果通常为养老金不足和养老保障措施不配套,只能通过延迟退休和加强养老保障措施来解决;非均衡生育带来的老龄化问题,只能通过均衡生育来应对,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人口增加了7000多万,但是生育率却低于5,即每个负率平均生了不到5个小孩,远远低于1的更替生育率,这就意味着中国的下一代人会比上一代人的数量少30%,不远的将来,中国人口将进入负增长的时期,人口老龄化问题将更加突出。   二、城市老人生活现状   (一)家庭基本状况   计划生育政策实行30年来,第一二代出生的独生子女已经进入结婚和生育的年龄,在这种背景下,“四二一”家庭模式逐渐普遍起来,即四个老人,一对夫妻和一个孩子的家庭模式。四个老人需要两个独生子女赡养,同时还要抚养一个孩子,加上独生子女本身存在的严重依赖性,在社会飞速发展、竞争压力剧增的今天,往往力不从心,照料不及。   另外,“空巢家庭”和鳏寡孤独家庭逐渐增加,其原因多种多样:(1)老年人希望独立生活,不愿离开久居的环境;(2)老人希望与子女住在一起,但由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不同,为避免冲突矛盾而选择独立生活;(3)子女工作忙、住房紧张,客观条件不允许;(4)因子女婚嫁离开父母异地成家;(5)不愿赡养父母等。   (二)经济状况   与农村老年人相比,城市老年人退休后基本上都有退休金,加上普遍存在的储蓄习惯,因此经济收入和消费水平较高。据统计,城市中85%的老人退休后的主要来源为退休金,13%的老人依靠子女的资助。由此可见,老年人的主要收入来源为退休金。但是,不同单位的退休人员在退休金待遇上有明显差距,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待遇较企业离退休人员高很多。   (三)健康状况与医疗需求   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老年人的寿命不断延长。但是,寿命的延长不代表健康状况的延长。目前,我国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堪忧,只有1/3的老人身体健康状况较好,其余2/3的老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所患疾病多以慢性病为主,其中较常见的为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一半的城市老人还同时患有多种以上疾病,城市老年群体的生活自理能力、身体健康状况都不如人意。   老年人的医疗需求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经济因素,其次是手续繁琐,再有是行动和交通不便。除了上述因素,不同地区的老人还有不同的困难,在城区的老人还经常面临报销不便,挂号难、住院难等,而郊区的老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周围没有好医院,常常无法及时就医。调查显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经成为危害城市老人健康的最大杀手,但是有三分之一的患病老人没有去治疗,而且有四分之一的患病老人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就诊。因此,老年人的医疗服务呈现出个性化和多样化的特点。   三、养老模式探析   (一)家庭养老模式   目前最适合中国国情且经济成本最低的养老模式为家庭养老。现阶段很多老人都由子女赡养,与子女吃住在一起,身体健康的老人通常还会帮衬带带孩子,甚至买菜、煮饭。但是还存在一部分身患疾病的老人,需要子女照顾,特别是患有半身不遂、瘫痪在床的老人,身边不能没有人照料,这对普通公民的经济和生活状况无疑是雪上加霜。   为了改善家庭养老模式的现状,我们提出一种专业化家庭养老模式:中国城市中有40%的人群属于低收入群体,对于这类人群,可以给予选择提前退休去照顾自己家的老人,由政府拨出专项资金发放社会工资。这些回家照顾老人的劳动者,需要参加各种专业培训并与社区签订协议,通过社区的社会工作机构定期对劳动者的家庭照料做出评估,从而给予报酬。这样,不仅使老人得到悉心的照料,还解决了低收入群体的工作问题,一举两得。   (二)社区养老模式   社区养老模式是以老人的子女、亲戚、朋友为核心,以社区为依托,以专业化的服务队伍为依靠,为城市中在家居住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顾、医疗保健以及法律援助的养老模式。这种养老模式的特点是老人住在自己家里,得到子女照顾的同时,由社区的服务机构和专业人士提供上门服务,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有利,同时还弥补了因各种原因子女无法照顾老人的缺憾,并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了建设养老院的资金。   社区养老模式不同于家庭养老模式,它的实质是社区中的家庭养老模式;与机构养老模式相比,将社会机构中的养老服务引入了社区,吸收了家庭养老模式和机构养老模式的优点,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面对老龄化问题提出的一种新型养老模式。   社区养老模式中主要服务群体为社工,目前我国社工的发展状况不尽人意,原因包括:(1)我国对社工这个职业的认识不到位,没有专门的机构对社工进行培训,内地大多数大学都没有社会工作会专业,而在香港和国外这个专业已经发展成熟;(2)政府对社工服务的投入不够,导致社会工作者没有良好的工资薪酬和福利制度,社会地位不高;(3)中国人传统观念严重,存在“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通常不愿雇佣社工来解决家庭问题。   (三)机构养老模式   机构养老模式的主体是养老院、福利院、医院以及各种康复中心,老年人通过入住养老院、福利院等养老机构,进行集中供养和居住,由专人负责照料日常生活。这种养老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子女的负担,同时避免了因为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等问题引起的生活冲突。其次,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家庭的养老风险,实现了养老资源的共济和共享。   社区养老模式的成本很高,同时无法满足老年人对亲情交流的渴望,无法提供精神慰籍。我国的养老院大部分都是早期建立,其服务设施和专业服务水平很难跟得上社会的发展和需要,养老机构的设备条件普遍很差,专业服务人员水平不高,管理模式滞后,无法满足标准化、规范化的管理。   四、对养老问题的一些想法   在生活方面,政府可否对老年人方法生活补助费,每月300元,独立于养老保险之外。截止到2013年,中国有大约2亿的老龄化人口,2×12×300=7200亿,而我国的2013年GDP预计将达到10万亿美元,不会对我国财政造成很大负担。   在医疗方面,政府可否对老年人开放免费医疗。虽然全民医疗到现在还不现实,但只是针对老年人的免费医疗并非不可行。   在精神需求方面,政府文化部门应经常组织针对老年人的文化活动,组织老人观看电影、戏剧等活动,同时建设老年大学和老年娱乐活动设施。   五、结束语   在现阶段,笔者认为应加强对养老问题的政府投入,以家庭养老模式和社区养老模式为主,机构养老模式为辅,使养老医疗服务专业化,资源配置合理化、社区规模体系化、管理标准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模式,更好的满足我国对养老问题的基本需求。

仅供参考:题目---老年人的赡养已经成了社会问题中国不仅是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随着人口的老龄化,接踵而来的是老年人赡养的问题。  一、人口老龄化大的现状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快速的人口增长率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也妨碍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即使在计划生育的口号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人口现状堪忧  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人口数量时,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又摆在人们眼前——人口老龄化。  以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中国人口预测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令人担忧的是,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的内部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据人口专家预测,本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由这些数字表明, 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于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人最需要照料,对于他们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而这一切不得不使我们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老年人赡养的问题。  二、不可忽视的现状  据《中国改革报》报道,湖南讫东县69岁的老人付某在北京广场持刀抢劫两名旅客,他抢劫完了不但不跑 反而等着警察来抓他,原来这位老人仅靠一年600元的补助金度日,在经济飞速发展,物价飞涨的今天,600元对于一个人一年的花消仅仅是杯水车薪,所以他萌生了抢劫的念头,为的仅仅是能在监狱里不愁吃穿。看完这则新闻,我的感受是如哽在喉,一位将近古惑之年的老人,本应在家颐享天年,与家人一起享受天伦之乐的,他却为了温饱问题而不惜触犯法律。  社会保障的发展在近些年逐步加快,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健全,尤其是在社会逐步趋向老龄化的今天,如何才能让所有的老人共享共产主义的幸福硕果。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人口结构的改变,这种状况难以得到缓解。因为现行的筹资模式是建立在人口结构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称:“中国养老体系面临严峻考验,未来养老金缺口高达15万亿。” 按现行的养老保险体制,处于中国人口出生高峰期的70、80年代生人,在30年后大部分均处于或接近于退休年龄,当这些人都面临退休的时候,他们的下一代由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即1:4的家庭结构的出现,又如何能负担得起这样庞大的养老金支出?而且目前,人口老龄化趋势已日趋明显。这笔钱会不会由后来的投保者来出?我们明天会不会无钱养老?即便最终由国家买单,投保者也要担负货币贬值的风险。对于养老基金保值、增值问题,目前国家还没有相关的保障措施。(就目前情况看,所缴的养老基金)明的是增加了,但因为物价、宏观经济及金融环境等因素影响,实际是贬值的。即便最终由国家来填补养老金缺口,付出的改革成本是不是过于巨大?  三、困境:  1、法律介入缺失或微弱。  当下立法层面主要表现为一些法规、规章或通知、地方条例等形式。养老保险基本法尚未出台,而且由于这些立法形式政策性较强,经常变动,且存在明显的地方差异,缺乏法律规范应有的严肃性、规范性及权威性,且不利于中央宏观调控及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征收工作缺乏法律依据,仅靠行政手段,对单位或个人缺乏约束力。  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里,明确单独有一章规定了关于老年人赡养的一些法律问题。按照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法律规定来看,子女对自己的父母有赡养的义务,赡养包括生活上的照料、经济上的供养、经济上的慰藉。现实生活中很多子女以为只要给老人钱,让老人生活就可以了,但这里边应该还包含另外一个义务是精神上的慰藉,应该经常给老人打电话,时常回家看看等等。还有子女应该对老年人的医药费应当给予支持、支付,还应当保证自己父母居住的一些权利。应当保证自己父母所应有的承包的土地不应该抛荒、耕种,耕种获得的收益应该归属于老人。等等一切都表明我们国家从法律上来看子女为自己的老人有赡养的义务,如果违反都应该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或者是民事责任。  2、道德的力量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现在我们的日子是越过越好、越过越红火,但我们绝不能因为生活好了而忘记生我、养我们的父母,是她给了我们生命,抚养我们成人,是他们带我步入社会,教我怎样做人,不能忘记父母的养育之恩是做人最起码的标准,人人都要有一颗善良的尊重父母的心,我们的良知不仅仅埋在心里,更重要的是落实在行动上,精心赡养我们的父母。关心照顾好老年人的生活,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要求和应尽的责任,也是先辈们传承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此外我们也应学习那句古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去关爱我们身边所有的老人,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社会风气的养成需要靠全社会的人民共同努力。更何况尊敬和供养老人。是共产主义道德对婚姻家庭关系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应该做到这一点,  四、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  高龄老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无论从道德上讲,还是从法律上讲,他们都是整个社会最应该关注的群体,因为他们作为曾经的劳动者,为整个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国家和社会理应在他们年龄逐渐增长,身体逐渐衰老时,给他们以特殊的关爱,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给他们最适当的照顾,让他们能够安享一个幸福的晚年。在他们丧失劳动力,陷入困境的时候给他们以支持。这不仅是社会公平,公正的需要,而且也体现了人文关怀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这里我提几点小的建议:  1、对于整个社会的高龄老人,国家应该建立一个完善的数据库系统,收集各个年龄层次老人的全面信息,比如身体状况,家庭状况等,并按照各个年龄层次及城乡差异给以不同的关照,发放不等的生活补助金。  2、针对住在边远农村的老人,考虑到交通条件,生活服务等多方面不便的情况,尽量将老人集中起来,在合适的地方建立设备完善的养老院,设有专人负责他们的生活起居,让他们在全社会的关爱下安享晚年,  3、针对居住在城市的老人,应侧重与服务方面,丰富他们的生活,对于社区而言,应该积极开展关注老年人的社区活动,提倡尊老,爱老,敬老。积极开展适宜老年人参与的活动,丰富他们的晚年生活。同时鼓励和发动社会团体,企业,个人兴办养老院,投资养老产业。在提倡全社会关注老人的同时也减轻了国家的负担。  4 、对于家庭而言,更应侧重于精神方面的慰藉,在这里我强调家庭重视精神层面对老人的慰藉,并不意味着家庭就可以放弃物质方面的赡养,而是指家庭在履行物质赡养,赡养老人是每一个子女的义务和责任,应定期给老人发放一定金额的养老金,同时应该从感情方面给老人以照顾。因为城市中的老人与他人联系较少,会经常感到孤独,所以作为晚辈,应尽量抽空陪家里的老人,那怕仅仅是聊聊天,散散步。对于节假日,应陪老人到外面走走,看看老朋友,或是去一次远足,作到真正的孝顺。  五、总结  我们要站在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建设谐社会、美好社会的高度,把老年工作当作一项长期性的工作,以和风细雨的方式,把温暖送到老年人的心坎上,让每一位老年人都心情舒畅,家庭和睦,真正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今后,我们都应该将一如既往地从自身做起,从身边的点滴事情做起,营造关爱老年人的社会氛围,广泛地动员社会的力量,推进尊老爱老工作,树立尊老敬老之风,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为构建和谐农村、和谐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最后,愿天下所有的老人都有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中国不仅是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随着人口的老龄化,接踵而来的是老年人赡养的问题。    一、人口老龄化大的现状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快速的人口增长率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也妨碍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即使在计划生育的口号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人口现状堪忧  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人口数量时,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又摆在人们眼前——人口老龄化。  以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中国人口预测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令人担忧的是,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的内部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据人口专家预测,本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由这些数字表明, 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于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人最需要照料,对于他们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而这一切不得不使我们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老年人赡养的问题。  二、不可忽视的现状  据《中国改革报》报道,湖南讫东县69岁的老人付某在北京广场持刀抢劫两名旅客,他抢劫完了不但不跑 反而等着警察来抓他,原来这位老人仅靠一年600元的补助金度日,在经济飞速发展,物价飞涨的今天,600元对于一个人一年的花消仅仅是杯水车薪,所以他萌生了抢劫的念头,为的仅仅是能在监狱里不愁吃穿。看完这则新闻,我的感受是如哽在喉,一位将近古惑之年的老人,本应在家颐享天年,与家人一起享受天伦之乐的,他却为了温饱问题而不惜触犯法律。  社会保障的发展在近些年逐步加快,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健全,尤其是在社会逐步趋向老龄化的今天,如何才能让所有的老人共享共产主义的幸福硕果。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人口结构的改变,这种状况难以得到缓解。因为现行的筹资模式是建立在人口结构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称:“中国养老体系面临严峻考验,未来养老金缺口高达15万亿。” 按现行的养老保险体制,处于中国人口出生高峰期的70、80年代生人,在30年后大部分均处于或接近于退休年龄,当这些人都面临退休的时候,他们的下一代由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即1:4的家庭结构的出现,又如何能负担得起这样庞大的养老金支出?而且目前,人口老龄化趋势已日趋明显。这笔钱会不会由后来的投保者来出?我们明天会不会无钱养老?即便最终由国家买单,投保者也要担负货币贬值的风险。对于养老基金保值、增值问题,目前国家还没有相关的保障措施。(就目前情况看,所缴的养老基金)明的是增加了,但因为物价、宏观经济及金融环境等因素影响,实际是贬值的。即便最终由国家来填补养老金缺口,付出的改革成本是不是过于巨大?  三、困境:  1、法律介入缺失或微弱。  当下立法层面主要表现为一些法规、规章或通知、地方条例等形式。养老保险基本法尚未出台,而且由于这些立法形式政策性较强,经常变动,且存在明显的地方差异,缺乏法律规范应有的严肃性、规范性及权威性,且不利于中央宏观调控及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征收工作缺乏法律依据,仅靠行政手段,对单位或个人缺乏约束力。  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里,明确单独有一章规定了关于老年人赡养的一些法律问题。按照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法律规定来看,子女对自己的父母有赡养的义务,赡养包括生活上的照料、经济上的供养、经济上的慰藉。现实生活中很多子女以为只要给老人钱,让老人生活就可以了,但这里边应该还包含另外一个义务是精神上的慰藉,应该经常给老人打电话,时常回家看看等等。还有子女应该对老年人的医药费应当给予支持、支付,还应当保证自己父母居住的一些权利。应当保证自己父母所应有的承包的土地不应该抛荒、耕种,耕种获得的收益应该归属于老人。等等一切都表明我们国家从法律上来看子女为自己的老人有赡养的义务,如果违反都应该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或者是民事责任。  2、道德的力量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现在我们的日子是越过越好、越过越红火,但我们绝不能因为生活好了而忘记生我、养我们的父母,是她给了我们生命,抚养我们成人,是他们带我步入社会,教我怎样做人,不能忘记父母的养育之恩是做人最起码的标准,人人都要有一颗善良的尊重父母的心,我们的良知不仅仅埋在心里,更重要的是落实在行动上,精心赡养我们的父母。关心照顾好老年人的生活,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要求和应尽的责任,也是先辈们传承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此外我们也应学习那句古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去关爱我们身边所有的老人,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社会风气的养成需要靠全社会的人民共同努力。更何况尊敬和供养老人。是共产主义道德对婚姻家庭关系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应该做到这一点,  四、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  高龄老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无论从道德上讲,还是从法律上讲,他们都是整个社会最应该关注的群体,因为他们作为曾经的劳动者,为整个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国家和社会理应在他们年龄逐渐增长,身体逐渐衰老时,给他们以特殊的关爱,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给他们最适当的照顾,让他们能够安享一个幸福的晚年。在他们丧失劳动力,陷入困境的时候给他们以支持。这不仅是社会公平,公正的需要,而且也体现了人文关怀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这里我提几点小的建议:  1、对于整个社会的高龄老人,国家应该建立一个完善的数据库系统,收集各个年龄层次老人的全面信息,比如身体状况,家庭状况等,并按照各个年龄层次及城乡差异给以不同的关照,发放不等的生活补助金。  2、针对住在边远农村的老人,考虑到交通条件,生活服务等多方面不便的情况,尽量将老人集中起来,在合适的地方建立设备完善的养老院,设有专人负责他们的生活起居,让他们在全社会的关爱下安享晚年,  3、针对居住在城市的老人,应侧重与服务方面,丰富他们的生活,对于社区而言,应该积极开展关注老年人的社区活动,提倡尊老,爱老,敬老。积极开展适宜老年人参与的活动,丰富他们的晚年生活。同时鼓励和发动社会团体,企业,个人兴办养老院,投资养老产业。在提倡全社会关注老人的同时也减轻了国家的负担。  4 、对于家庭而言,更应侧重于精神方面的慰藉,在这里我强调家庭重视精神层面对老人的慰藉,并不意味着家庭就可以放弃物质方面的赡养,而是指家庭在履行物质赡养,赡养老人是每一个子女的义务和责任,应定期给老人发放一定金额的养老金,同时应该从感情方面给老人以照顾。因为城市中的老人与他人联系较少,会经常感到孤独,所以作为晚辈,应尽量抽空陪家里的老人,那怕仅仅是聊聊天,散散步。对于节假日,应陪老人到外面走走,看看老朋友,或是去一次远足,作到真正的孝顺。  五、总结  我们要站在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建设谐社会、美好社会的高度,把老年工作当作一项长期性的工作,以和风细雨的方式,把温暖送到老年人的心坎上,让每一位老年人都心情舒畅,家庭和睦,真正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今后,我们都应该将一如既往地从自身做起,从身边的点滴事情做起,营造关爱老年人的社会氛围,广泛地动员社会的力量,推进尊老爱老工作,树立尊老敬老之风,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为构建和谐农村、和谐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最后,愿天下所有的老人都有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

城市养老问题研究论文摘要

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综述(此论文资料,可以参考)  一、引言  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2亿老年人口和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3亿未成年人口简单。因此,考察年龄-  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它会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 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  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 (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的定义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因时期和地区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人口年龄结构的类型划分如下: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例 4%以下 4%~7% 7%以上  而后,随着世界人口特别是发达国家人口的进一步老化,国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划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国人口咨询局的划分方法如下:  年龄结构类型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0~14岁人口 40%以上 30%~40% 30%以下 65岁及以上人口 5% 以下 5%~10% 10%以上  老少比 15%以下 15%~30% 30%以上  年龄中位数 20岁以下 20~30岁 30岁以上  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后,各国又采用了如下的划分方法: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0岁及60岁以  上老年人口的比例 5%以下 5-10% 10%以上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 (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 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 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 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8,甚至于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63到2000年的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88岁上升到2050年的20岁。事实上,近年来, 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0,1987年又回升到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更低。人们对目前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众说纷纭,低的低到3左右,高的高到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岁,女性为3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4岁,女性为4岁,男女合计为9岁(姚新武,尹华 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9岁,其中男性为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 1994)。  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5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33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16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5岁下降到每年提高33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16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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