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与现代设计 中国古代有两部被世界称道的书，反映了中华文化对设计的影响。一部是先秦时期的《考工记》，另一部是被国外研究者誉为中国17世纪工艺百科全书的《天工开物》。 《考工记》的作者及成书年代不详，一般认为是春秋战国时期，经齐国人之手完成的。《天工开物》是我国明代大科学家宋应星（1587—1663年）的代表作，初版于崇祯十年（1637年）。这两部书都是对世界产生过，并且继续产生着影响的中国古代科技文献，也是中华文化与科学设计思想结合的典范之作。《考工记》和《天工开物》对后世的影响，足以让我们瞠目。大约还在唐代，《周礼》便传到了日本；19世纪50年代，《周礼》又被译成了法文，《考工记》亦随之传到了日本和西方。现在它已受到了更多外国学者的注意和重视。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89年止，《天工开物》一书在全世界共发行了16个版本，印刷了38次之多。 下面我们结合这两部书，继续讨论中华文化对现代设计的影响。 《考工记》一向被称为“先秦百工技艺之书”，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考工记》，是作为《周礼》的一个部分——《周礼·冬官考工记》出现的。《周礼》一书原有六官之纪，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冠”、“冬官司空”。但“冬官司空”早佚。据说西汉时期，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喜欢收集先秦经典，为购求此篇，曾费千金而不得，不得已而以《考工记》补之。此书原无名称，《考工记》之名亦是汉代人手笔，后又经刘歆父子之手，才得今本。《考工记》之被列入中国古代“三礼”之一的《周礼》，就足以说明中国古人已经注意到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相互交融。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大变革的重要历史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科学技术，在这个时代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手工业中，一方面是原有的操作工艺更为纯熟；另一方面又产生了许多新的工艺。分工也更加精细，《考工记》就有“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等等记载，表明在每一专业之中，还细化出不同的工种。这时，春秋以前的“工商食官”格局已经打破，除了官府手工业外，又出现了许多私营的个体手工业。由于社会大变革的深化，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开始普及于民间，于是“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许多士大夫都比较重视实践，关心社会的进步和生产技术的发展，鲁班、墨翟、李冰等一些杰出的学者、技术发明家便应运而生。他们把中华文化与科学技术紧密结合起来，通过科学设计，使许多工艺技术得以改进和提高，从而使社会生产力获得巨大发展。 中国的易经，是中国人最早认识世界的科学总结，所谓知天文，晓地理，就是认识世界的进步过程。但是这种认识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不断在发展中得到深化。指南针的发明，是中国人的骄傲，最初的指南针，古人叫它“司南”，这种司南大约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司南由青铜地盘与磁勺组成。地盘8×4厘米，内圆外方，中心圆面下凹，圆外盘面分层次铸有10天干，十二地支、四卦，标示二十四个方位。磁勺长5厘米，口径2厘米，用天然磁体磨成，置于地盘中心圆内，勺头为N，勺尾为S，静止时，因地磁作用，勺尾指向南方。司南的设计，不仅精美，而且还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阴阳思想。 有了设计精美的指南针，使中国人的地域活动能力和范围，都大大增强和扩大，于是，在易经文化的指导下，中国人开始了对宇宙的探索，产生了设计精美的浑天仪。浑天仪是古代测定天体位置的坐标仪器，自汉代以来历朝都有制造。仪座为十字水平，仪体分三层：外层为“六合仪”，测定一天的时间和经纬度；中层为“三辰仪”，测定一年四季和日月星宿的位置；里层为“四游仪”，设有望筒以便窥测目标。当时的浑天仪均为铜体。浑天仪的发明，不仅是科学上的进步，也是设计上的突破。中国古人把对时间和空间的测定，集中与一个小小的浑天仪上，这本身就是现代系统论设计思想的体现。 汉代人不仅设计制造了浑天仪，同时还设计制造出浑象仪。浑象是古代的天球仪，自汉代以来历朝都有制造。仪下为地柜，上为经纬环规，规中设浑象球，半在地下。柜轴为35度，是汴京（今河南开封）的地理纬度。球面列布星宿在宇宙间的位置，以便观察。浑象仪同浑天仪一样，都是铜体。 到了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的手里，对浑天仪设计上的诸多缺点，加以科学的改进，设计并制造出装置简便，效用更广的简仪。简仪长470厘米，宽328厘米，高310厘米。简仪突破了浑仪环圈交错不便观测的缺点，将环组分别架立，组装简单，使用方便，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仪器。简仪的设计与制造者郭守敬，在设计并制成简仪的同时，还设计并制造了十三种天文仪器。 中国人对宇宙的探索兴趣，到了明清时期就更加强烈，于是，明朝政府在北京建立了国家天文台，古人称它为观象台。明清两朝的古观象台，设于北京内城东南角城墙上。始建于明朝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后来清朝政府加以增修补建，成为明清两代的国家天文台。台高14米，台顶南北长4米，东西长9米。明代设计制造的仪器或毁，或移于别处（简仪、浑仪等）。现存的赤道经纬仪、天体仪、象限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仪、地平纬仪、纪限仪、玑衡抚辰仪共八架天文仪器皆为清代初年设计制造。 上面举证的几个与天文学有关的个案，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中国古人在与自然界斗争的实践中，产生了伟大的易经文化，这个易经文化一直影响着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与进步。中国古人在天文学上的成就，某种程度上说，得益于易经文化，是易经文化为古人导引了一条正确认识宇宙的道路，从而使中国古人有了天文学上的辉煌成就和设计成果。 易经文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远不止于上面所举的例证，譬如易经对中国医学的影响，就是人所共知的。中国医学讲阴阳互补，讲阴阳五行的相生相克，均来源于易经文化。据此，中国医学又产生了经络学，并且发明了针灸技术，针灸技术是中国医学宝库中的瑰宝。根据中国古代经络学说，经络遍布人体各个部位，有运送全身气血、沟通身体上下、内外之功能。穴位则是经络系统控制机关，刺激穴位可以起调节经络系统作用。北宋时期，中国古人设计出“天圣针灸铜人”，铜人身体上总穴位有657个，穴名354个。天圣针灸铜人是世界上最早设计的人体模型，开创了应用人体模型进行诊断、治疗和教学的先河，在世界医学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今天人类搞“仿真人”，用电脑合成手段，设计成三维立体图形，藉此辅助疾病的诊断、治疗，在某种意义上说，与中国古代医学的经络学说和“针灸铜人”，有异曲同工之效。 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就有重农思想，在这种重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农业生产工具的设计制造，也很为世界科技史学家重视。1950年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的战国时期铁锄，就是一个设计合理，造型美观的手工业产品。铁锄长10厘米、宽5厘米、距2厘米。这种形制的铁锄，安装把柄后有利于使用，不仅可以锄草，还有利于保墒。东汉人毕岚发明设计的龙骨水车，又叫翻车，是一种农田灌溉工具。后来经过三国时人马钧予以完善、推广。它由传动轴、方形链板、车厢等部件组成。最先以人力为动力，后来扩展利用畜力、水力和风力。龙骨水车设计精巧，制作简便，提水效率高，一直使用到现在。 自从有了指南针，中国古代的航海技术，一直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明朝三保太监郑和统率船队，于公元1405—1433年间，七次下西洋。船队最大的海船长44丈4尺，宽18丈，立九桅，挂十二帆，这是当时世界上设计制造最大的木帆船。这种木帆船在航行中使用水罗盘进行导航。 造纸技术，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巨大贡献之一，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中国古代的造纸技术也越来越精美，唐代以后设计制造的暗花龙纹宣纸，到了清代，更加炉火纯青，清代生产的暗花龙纹宣纸，纵64厘米，横5厘米，是一种设计精美，使用方便的书画宣纸。 火药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又一巨大贡献，对于火药的利用，中国古人并非都是烟火礼花，也用于实战。南宋理宗开庆元年（公元1259），宋军设计发明的突火枪，就是一种管状火器。突火枪以巨竹筒为枪身，内部装填火药与子窠——子弹。点燃引线后，火药喷发，将“子窠”射出，射程远达150步（约230米）。这是世界上第一种发射子弹的步枪。1970年7月在黑龙江省阿城县半拉城子出土的明代“铜火出水”火器，是现存最早的铜火铳。铜火铳由前膛、药室和尾柄组成，可供手执。总重55公斤，火铳小而轻便，士兵单人可随身携带，点燃引火线后爆炸发射，在实战中证明有相当威力。明朝人又设计发明了架火战车，长120、宽52、高87厘米。这是一种独轮车装载火箭的战车，前有绵帘，需要时可放下挡铅弹，车两侧设置六筒火箭，计160支，火铳2支，长枪两支，此战车由两人操作。后来明朝人又设计发明了一种长108厘米的火箭，在箭支前端缚火药筒，利用火药向后喷发产生的反作用力把箭发射出去。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喷射火器。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繁荣的中华文化，与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始终紧密结合，从而为世界文明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奇迹。这些发明创造，不仅具有极高的科学实用价值，而且都是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设计成果。这就是中华文化与科学技术交融的绝妙之处。 韩美林认为，艺术的成功，在于有“根”。这个根就是中华民族之根，它经历了几千年历史的沉淀，深植于每个中华儿女的心中，不管我们承认与否，它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审美观、创作观。有根的艺术才能够枝繁叶茂日益强大，没有根的艺术最终不过是浮萍一叶，昙花一朵，经不起时间的雕琢。而艺术的根，是扎根在多姿多彩的生活当中的，扎根在我们本民族几千年来的优秀民族文化当中的。因而，生活和民族性，是艺术创作的两个不可或缺的必要因素。韩美林说：民族文化与艺术，是抚育每一个中华大地艺术家的母亲。 韩美林认为，艺术要达到世界水平，就必须依靠民族传统加上现代意识。世界艺术的大同之日就是世界艺术的末日到来之时。在吸收中西方艺术传统的关系上，我们必须摆正两者的位置。中洋结合，以中为主。古今结合，以今为主。源流结合，以源为主。这不是保守，也不是僵化，而是一个很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 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使韩美林的艺术创作走上了成功之路。他为中国北京申奥设计的会徽，就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思想完美结合的经典设计。韩美林说：任何一个图案标志的设计，最关键就是简洁明快，干练易懂，还要有较深的内涵和不落俗套，这是摆在每个设计者面前的难题。北京申奥会徽标志的成功，正是这种设计思想的集中体现。 北京申奥标志是由奥运五环的蓝、黑、红、黄、绿这五种颜色组成的五角星形状，又以中国手工艺品的“盘长”方式相互环扣在一起，这就代表了华夏传统的‘中国结’形象，还象征世界五大洲的团结、协作、交流、发展、携手共创新世纪。整体图形又好似一个打太极拳的人形，乃是中国古老传统体育文化的精神体现。虽然北京申奥成功已经成为历史，但它的成功，不能不说这个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设计方案，发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作用。 不独韩美林和靳埭强，许多没有浮躁气的、不以金钱为追逐目标的艺术家和设计师，在全球美国化的今天，也在以自己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中国的现代艺术与设计，探索着，开掘着。尽管依旧的艰辛，依旧的苦涩，但却是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民族文化与艺术，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摘要：我国古代早就存在“技艺相通”的观点。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人们对技术和艺术的概念的理解是不同的，因此它们所涵盖的内容随历史的发展而变化。本文从原始石器、陶器与瓷器、金属器具三个方面进行阐述，试图论证我国古代设计艺术中技术与艺术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关键词：设计艺术；技术；艺术；日本竹内敏雄说：“一般意义上的技术同人类历史一道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古代的手工业也好，现代的工程技术也好，都包括在内”①。设计是人类为了实现某种特定的目的而进行的一项创造性活动，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活动。设计包含在一切人造物品的形成过程中，设计活动作为人工制品的创意和构思，往往是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人类的设计活动可划分为三个阶段：设计的萌芽阶段、手工艺设计阶段和工业设计阶段（即现代设计）。我国古代设计艺术主要包括三大门类：一是以建筑布局为主的陈设设计；二是以器物谱系为主的立体设计；三是以纹样发展谱系为主的平面设计。设计艺术是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相结合的交叉学科，历史上每次科学技术的重大变革，都会引起设计观念的进化，推动设计文化的发展。《周礼·冬官·考工记》有：“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 ②。我国古代早就存在“技艺相通”的观点。《庄子·养生主》中讲述了庖丁解牛的故事，庖丁通过对技术钻研和磨练，达到“合于桑林之舞”、“莫不中音”的地步。庄子在《天地篇》中说：“能有所艺者，技也。”技艺一词，不仅指工匠的技能，也指艺术活动的技巧。古代的技术通常主要表现为手工的技术及个人的技术，是人的手艺、技巧、技艺和技能的总称。《说文》中称：“技，巧也，从手支声”③。技术和艺术的概念是一种历史范畴，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人们对这些概念的理解是不同的，因此它们所涵盖的内容随历史的发展而变化。中国古代传统中是道器并举，“道”的理论，始于老庄，经《易·系》发挥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作为哲学的概念而相互依存。先秦时期，道器倾斜，诸子百家多持重道轻器的立场。儒家认为“技”须与“六艺”结合，有利于“仁”才加以提倡。道家则明确提出“技进乎道”，器是基础，是手段，道则是终极目的。朱熹解释为“道是道理”、“器是形迹”。道器关系就是本原和衍生的关系。法家和墨家虽然技道并重，但仍有一个前提，即必须建立在“义”、“利”的基础上，因此，“技”仍不是独立的。中国古代技道关系的发展，使“技”始终在一定的限制下，稍一逾矩，即被视为“奇技淫巧”而加以约束。直至明时开蒙读物《幼学琼林》的“技艺”篇里，还有“然奇技似无益于人，而百艺则有济于用”的思想④。先秦以降，手工业发展较为迅速，各行业有了较为细致的分工，《考工记》载：“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刮摩之工五，转埴之工二” ⑤ 。分工的细致又推动了技术的提高。在手工艺劳动中，人类的生产技能和艺术创造是融合在一起的。以后设计与技术均得到了发展，它们的水平有了很大的发展。设计艺术是伴随着工业发展而慢慢地成长起来的，边发展边提高，逐渐形成现代的设计观念和工业基础的关系。技术作为物质生产的手段，是与社会生产实践同时产生的。它是人对自然界有目的性的变革，反映了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技术的作用是把天成的自然转化为人工自然，这种变革首先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需要遵循自然规律进行。同时，它又是为满足人的需要而从事的，总是受到社会的控制和调节，成为社会生产活动的重要一环。从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或是从西方文明的发展中均可看出，设计艺术与技术的关系就好比植物的生长与土壤有着密切的关系。到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促进了科学与技术的结合，才使技术与艺术的分野日益突出。现代人本主义思想重新兴起，艺术与技术的结合又从新的角度去认识。一 原始石器时强调实用、讲究功能的致人利用思想人类最初只会用天然的石头或棍棒作为工具，后来，出于实用需要，人类在劳动中掌握了打制及磨制石器的技术，提高了石器的使用价值，这是人类第一次使用技术把实用和美观结合起来，赋于物品以物质和精神双重功能，是人类设计活动的起点。多样的实用要求使技术多样化。“古人”阶段的“丁村人”能够打制出三棱状的尖锥器，圆度充分而大小不等的石球以及分布均等的多边形器。从距今30万年的“丁村人”到三四万年前的“山顶洞人”之间的近25万年左右的时间里，也就是“古人”向“新人”阶段进化的时间段中，原始人的手工制作技巧在不断丰富和进步，他们全凭手工能够制造出直径不等、而圆度极好的石球，能在硬度相当高的石珠上用对穿的方式打孔，互相贯通，不差毫厘，这些制作的“工艺”极为巧妙，就其水平而言，在今天也无可挑剔。对石器形态、种类和制作技术的把握，表明旧石器时代人类对器物造型规律认识的过程，通过制作工具，产生了对均衡、对称等基本造型美的规律的朦胧认识⑥。随着制石工艺的发展，除了大量的石器工具，还有非实用的标识性石器，由特殊身份的人在特殊场合使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中国东部玉器发展较快，尤其是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代表了这一时代的玉器成就。就制法而言，大体有玉片、带浅浮雕的厚玉片、立体玉雕、大型筒状马蹄形玉器四大类，玉器的制作是制石工艺的最高水平，红山文化中两根精美的玉制发簪标志着中国专业手工艺者的出现。在武进寺墩、青浦福泉山、浙江余姚等地的大墓中都随葬了几十件玉璧和玉琮，玉器已成为炫耀墓主人超凡的能力，表示墓主人权威的身份的象征。出土的还有大量的玉兽、玉鸟、玉鱼等，从刮削器、砍砸器、三棱尖状器等实用的劳动工具转变为“黄琮祭地、苍璧祭天”的祀神器、礼仪器和装饰品，说明了原始社会里由于技术的发展使得装饰成为可能，并迅速发展。二 陶器与瓷器中的“技以载道” DOLCN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发现了制陶的方法，这是人类最早通过化学反应用人工方法将一种物质改变成另一种物质的创造性活动，当时的设计水平与生产技术之间的结合是紧密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协调的。早期用手捏制的陶器形态随意性大，只是为了实用，后来有了泥条盘筑法，再后来出现了轮制技术，使器物造型初步标准化，不但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规范了造型与装饰的模式。早在商代，就出现了原始瓷器，瓷器的产生是在制陶过程中，通过对原料的选择和烧制工艺的探索而实现的。到战国时，随着龙窑构造的不断完善，已经具备了烧制现代意义的瓷器的条件。陶与瓷的主要区别在于：一、原料不同，陶器用粘土而瓷器用瓷土；二、窑温不同，陶器较低，约为800OC，而瓷器较高，约1200OC；三、物理性能不同，陶器质地松脆有微孔，瓷器质地致密坚实。我国的瓷器的发展经历了由青瓷、白瓷、红瓷至彩瓷的不同阶段⑦。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使我国的瓷器艺术达到了举世称赞的高度。唐代越窑盛产青瓷，如玉似冰；长沙窑不作具体的图案描绘，用釉色变化来表现抽象美。宋代是陶瓷发展的鼎盛时期，就瓷器呈色原理上说，只有在釉中使铁的含量大大减少，掌握好高温技术，而且使瓷胎中的氧化钙的含量又较多时，才能产生白瓷。从青瓷到白瓷是一次工艺技术上的飞跃，正是在技术基础上才能取得艺术的表现力。白瓷的出现，为后来青花瓷、彩瓷的发展打下了基础。钧窑那种五光十色的彩瓷的出现，是造瓷工艺上的又一次突破，这是工艺上对火焰的不同特性恰如其分地控制的结果⑧。宋代瓷器多为素面无饰，主要以造型自身的形式感与晶莹的釉质作为美化的主要手段，完全是一派洗练、单纯、规整、精巧的仪态，以釉色来表现抽象美已成为普遍的现象。除素面瓷器外，乳浊釉、半乳浊釉者有刻花、弦线、形体自身变化等三种表现形式；透明釉者则采用刻花、划花、印花的装饰手法。宋代陶瓷有一种模仿和借鉴金属容器的造型装饰纹样、甚至某些工艺品的现象，如模仿商周及汉代铜器、唐宋金银器等。这些是由当时流行的思想意识和审美观念决定的，宋人的嗜古与摹古，使陈设瓷器承袭了古拙凝重的造型，借用了朴质无华的装饰，与精美丰富的釉色相结合，开辟了新的艺术天地。并对以后的瓷器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 金属器具中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统一铸铜的方法是人类继制陶后发现的另一种化学反应造物的方法。铸铜制范技术和失蜡技术的相继发明，开拓了模具造型的历史，使人类深刻认识到必须了解技术才能更好地进行设计创造，技术是手段，是为艺术审美的表现服务的。冶铸技术的进步促进了青铜艺术的发展。齐家文化到二里头文化期间，铜器还是以单范铸成为主。有小件装饰品、武器和少量生产工具，大部分是红铜，只有铜镜和少量的刀是青铜，小件铜环是用铜片卷造或锤击而成，小型铜刀用锤击或锻造法。大件的铜器则运用了比较复杂的合范铸造。由冶炼红铜到冶炼青铜，由锤击、单范到合范，历时七、八百年，在晚期则跨入青铜时期。商代至周初，青铜器的制作达到了一个高峰。青铜是金属中最早的合金，通常是纯铜与锡的合金，称为锡青铜，与铅的合金，就是铅青铜。加锡或加铅，其意义不仅在于降低熔点，更重要的是对合金的硬度有不同要求。加铅于铜，可以使铜液在灌铸时流畅性能好，锡青铜中含有少量铅是商周青铜冶铸的一个特点⑨。《考工记》中记载：“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斤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 ⑩ 。这就是说，钟鼎一类器物，需要有辉煌的色泽效果；斧斤一类工具需要坚韧，鉴燧一类用品需要光洁，因此其中铜锡的比例均不同。这标志了青铜时代采矿和冶炼金属的广泛应用，反映了青铜铸造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也从一方面反映了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准。随着铸造技术的提高，青铜器的造型发生了改变，这是技术促使艺术表现多样化的结果。西周的青铜器以鼎和编钟等礼器、乐器为代表，在制作技术上有了很大提高，可以由母范翻出不同子范，并采用焊接法，在器具的把手、钮、扉、棱等附件部分，造型手法比商代大有发展，形成了主体凝重、辅件灵动的风格。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已运用了浑铸、分铸、浑分合铸、铆接、焊接等技术，并充分运用失蜡法熔炉浇铸工艺。在铸钟之前还预先用“三分损益法”进行过钟模的调律。这些技术发展经过了长期的知识积累已不仅仅是一个铸造技术问题，而涉及到了复杂的声学、律学知识⑾。青铜时代的早期，范铸技术能满足礼器的基本功能，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的等级、财富意义仍被强化，而仪式、宗教功能却在减弱。礼器的意义发生异化，人们会因过分追求青铜器本身的华丽而形成装饰崇拜。对装饰技术的过度追求是促进失蜡法技术产生的原因之一⑿。失蜡铸造的技术，已能成功地铸造出泥范无法铸出的最精密复杂的器件，它的技术目标首先可能就是审美需要和技术本身的炫耀。1977年在河北平山出土的战国晚期镶嵌金银四鹿四凤四龙青铜方案，有着极高的工艺水平和巧妙的工艺构思⒀。在春秋晚期和战国时代的青铜兵器中，还出现了复合金属熔铸、复合金属嵌铸和铜铁合铸件⒁。 汉代设计艺术中相当注重实用功能和巧思的结合，较为典型的铜器工艺已向日用器皿方向发展，在制作特点上没有象过去那样多饰花纹，而流行素器，或是仅有简炼的弦文或仅饰以铺首。比较华贵的，则施以鎏金或饰以金银。可见技艺制作与国家政策、思想潮流相吻合。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长信宫灯，强调功能与仿生形态的结合，是汉代灯具的代表作。这种仿生型的灯具在汉代十分流行，灯内还有虹吸管，将灯烟吸收送入有水的等座，使之融于水中，最大限度地控制了空气污染⒂。就此一斑可窥见汉代技艺的实用审美观在生活中的深度和广度。它体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功能与装饰的统一，也即儒家所提出的“文质彬彬”的思想。同时，金属工具的广泛应用使设计领域不断扩大。春秋战国时开始出现铁器，铁器的坚硬和锋利远远胜过铜器，它可以在铜器上刻划花纹，并嵌入红铜丝或银丝，这就产生了错金错银工艺。汉代随着冶铁技术的进步，铁制工具的硬度提高，才有可能雕琢出大批的画像石和石制雕塑，使中国的石雕艺术有了很大发展。铁器在社会生产各领域的广泛使用，使得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明代的永乐大钟和武当山金顶则是中国金属工艺史上的两大工程。永乐大钟重约46吨，是用多个熔炉同时熔炼铜合金再一起浇铸。武当山金顶是现存最大的铜建筑物，分段、分块铸造再组合而成，其完整的造型，恢宏气度能与当今的后现代主义高技术派建筑及智能化的暴露金属结构的建筑媲美。除了以上的三个方面，技术和艺术互为依存的例子还存在于各个领域。汉代发明了纸，对中国书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清以后，宣纸逐渐成为中国书画的主要材料。明式家具那简炼的艺术造型与坚固合理的结构功能之间的完美结合，从而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顶峰，成为家具史上的最亮丽点。此外，历代帝王的宫殿和陵墓，江南的私家园林，都是技术与艺术结合后的产物。苏嘉湖一带的丝织业、纺织业，以及各地发掘的丰富的文化遗存，如果没有技术为基础，怎么会给后人留下那么多精美的艺术瑰宝？技术和艺术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孤立的技术是没有价值的，和艺术相结合的技术则具备了艺术的价值。艺术因技术而发光，技术因艺术而永驻。一个时代，大凡技术问题为政治所关注，成为事关国家前途、国计民生之大事时，技术便早已越过技巧或科学本身，而成为其它。20世纪中叶的社会主义手工业改造，其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经济发展考虑，解决传统工艺的现代生存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重新引进包豪斯思想，强调产品设计注重功能，一切从人出发，在这个前提下，认为现代设计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已鲜明具有人道主义色彩⒃。在新世纪之初，回顾历史，可以温故而知新，更好地将技术与艺术加以结合。
论述艺术设计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现代艺术设计与传统文化之间有着一脉相承和不可分割的关系，艺术需要文化，艺术设计需要文化元素的点缀。尽管现代艺术设计力推创新，但传统文化的根源不可丢弃。我们要以传统文化的精神作为基础，在尊重和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现代艺术创新，将传统文化审美理念运用于现代艺术设计，利用我国传统文化异常善于修辞的特点来为现代艺术设计增砖添瓦。通过对传统精神文化的现代阐释、将空间意向进行重构和演绎以及对具象元素进行展现和传达来推进现代艺术设计的发展，从而实现现代与传统的完美结合。希望能帮助到你
传统文化是现代艺术设计得以生存、发展的根。没有真切地把握传统，就不能设计出真正具有文化内涵的作品，更不用谈自立于世界设计之林了。不同国家、不同时代蕴藏着不同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追求，表现出不同的民族心理和时代特征，这种不同渗透并体现在现代艺术设计的各个领域及层面。传统文化对现代艺术设计影响深远，艺术设计作为一种综合的艺术行为，又能彰显和演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灵魂。
摘要：我国古代早就存在“技艺相通”的观点。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人们对技术和艺术的概念的理解是不同的，因此它们所涵盖的内容随历史的发展而变化。本文从原始石器、陶器与瓷器、金属器具三个方面进行阐述，试图论证我国古代设计艺术中技术与艺术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关键词：设计艺术；技术；艺术；日本竹内敏雄说：“一般意义上的技术同人类历史一道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古代的手工业也好，现代的工程技术也好，都包括在内”①。设计是人类为了实现某种特定的目的而进行的一项创造性活动，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活动。设计包含在一切人造物品的形成过程中，设计活动作为人工制品的创意和构思，往往是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人类的设计活动可划分为三个阶段：设计的萌芽阶段、手工艺设计阶段和工业设计阶段（即现代设计）。我国古代设计艺术主要包括三大门类：一是以建筑布局为主的陈设设计；二是以器物谱系为主的立体设计；三是以纹样发展谱系为主的平面设计。设计艺术是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相结合的交叉学科，历史上每次科学技术的重大变革，都会引起设计观念的进化，推动设计文化的发展。《周礼·冬官·考工记》有：“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 ②。我国古代早就存在“技艺相通”的观点。《庄子·养生主》中讲述了庖丁解牛的故事，庖丁通过对技术钻研和磨练，达到“合于桑林之舞”、“莫不中音”的地步。庄子在《天地篇》中说：“能有所艺者，技也。”技艺一词，不仅指工匠的技能，也指艺术活动的技巧。古代的技术通常主要表现为手工的技术及个人的技术，是人的手艺、技巧、技艺和技能的总称。《说文》中称：“技，巧也，从手支声”③。技术和艺术的概念是一种历史范畴，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人们对这些概念的理解是不同的，因此它们所涵盖的内容随历史的发展而变化。中国古代传统中是道器并举，“道”的理论，始于老庄，经《易·系》发挥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作为哲学的概念而相互依存。先秦时期，道器倾斜，诸子百家多持重道轻器的立场。儒家认为“技”须与“六艺”结合，有利于“仁”才加以提倡。道家则明确提出“技进乎道”，器是基础，是手段，道则是终极目的。朱熹解释为“道是道理”、“器是形迹”。道器关系就是本原和衍生的关系。法家和墨家虽然技道并重，但仍有一个前提，即必须建立在“义”、“利”的基础上，因此，“技”仍不是独立的。中国古代技道关系的发展，使“技”始终在一定的限制下，稍一逾矩，即被视为“奇技淫巧”而加以约束。直至明时开蒙读物《幼学琼林》的“技艺”篇里，还有“然奇技似无益于人，而百艺则有济于用”的思想④。先秦以降，手工业发展较为迅速，各行业有了较为细致的分工，《考工记》载：“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刮摩之工五，转埴之工二” ⑤ 。分工的细致又推动了技术的提高。在手工艺劳动中，人类的生产技能和艺术创造是融合在一起的。以后设计与技术均得到了发展，它们的水平有了很大的发展。设计艺术是伴随着工业发展而慢慢地成长起来的，边发展边提高，逐渐形成现代的设计观念和工业基础的关系。技术作为物质生产的手段，是与社会生产实践同时产生的。它是人对自然界有目的性的变革，反映了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技术的作用是把天成的自然转化为人工自然，这种变革首先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需要遵循自然规律进行。同时，它又是为满足人的需要而从事的，总是受到社会的控制和调节，成为社会生产活动的重要一环。从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或是从西方文明的发展中均可看出，设计艺术与技术的关系就好比植物的生长与土壤有着密切的关系。到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促进了科学与技术的结合，才使技术与艺术的分野日益突出。现代人本主义思想重新兴起，艺术与技术的结合又从新的角度去认识。一 原始石器时强调实用、讲究功能的致人利用思想人类最初只会用天然的石头或棍棒作为工具，后来，出于实用需要，人类在劳动中掌握了打制及磨制石器的技术，提高了石器的使用价值，这是人类第一次使用技术把实用和美观结合起来，赋于物品以物质和精神双重功能，是人类设计活动的起点。多样的实用要求使技术多样化。“古人”阶段的“丁村人”能够打制出三棱状的尖锥器，圆度充分而大小不等的石球以及分布均等的多边形器。从距今30万年的“丁村人”到三四万年前的“山顶洞人”之间的近25万年左右的时间里，也就是“古人”向“新人”阶段进化的时间段中，原始人的手工制作技巧在不断丰富和进步，他们全凭手工能够制造出直径不等、而圆度极好的石球，能在硬度相当高的石珠上用对穿的方式打孔，互相贯通，不差毫厘，这些制作的“工艺”极为巧妙，就其水平而言，在今天也无可挑剔。对石器形态、种类和制作技术的把握，表明旧石器时代人类对器物造型规律认识的过程，通过制作工具，产生了对均衡、对称等基本造型美的规律的朦胧认识⑥。随着制石工艺的发展，除了大量的石器工具，还有非实用的标识性石器，由特殊身份的人在特殊场合使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中国东部玉器发展较快，尤其是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代表了这一时代的玉器成就。就制法而言，大体有玉片、带浅浮雕的厚玉片、立体玉雕、大型筒状马蹄形玉器四大类，玉器的制作是制石工艺的最高水平，红山文化中两根精美的玉制发簪标志着中国专业手工艺者的出现。在武进寺墩、青浦福泉山、浙江余姚等地的大墓中都随葬了几十件玉璧和玉琮，玉器已成为炫耀墓主人超凡的能力，表示墓主人权威的身份的象征。出土的还有大量的玉兽、玉鸟、玉鱼等，从刮削器、砍砸器、三棱尖状器等实用的劳动工具转变为“黄琮祭地、苍璧祭天”的祀神器、礼仪器和装饰品，说明了原始社会里由于技术的发展使得装饰成为可能，并迅速发展。二 陶器与瓷器中的“技以载道” DOLCN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发现了制陶的方法，这是人类最早通过化学反应用人工方法将一种物质改变成另一种物质的创造性活动，当时的设计水平与生产技术之间的结合是紧密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协调的。早期用手捏制的陶器形态随意性大，只是为了实用，后来有了泥条盘筑法，再后来出现了轮制技术，使器物造型初步标准化，不但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规范了造型与装饰的模式。早在商代，就出现了原始瓷器，瓷器的产生是在制陶过程中，通过对原料的选择和烧制工艺的探索而实现的。到战国时，随着龙窑构造的不断完善，已经具备了烧制现代意义的瓷器的条件。陶与瓷的主要区别在于：一、原料不同，陶器用粘土而瓷器用瓷土；二、窑温不同，陶器较低，约为800OC，而瓷器较高，约1200OC；三、物理性能不同，陶器质地松脆有微孔，瓷器质地致密坚实。我国的瓷器的发展经历了由青瓷、白瓷、红瓷至彩瓷的不同阶段⑦。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使我国的瓷器艺术达到了举世称赞的高度。唐代越窑盛产青瓷，如玉似冰；长沙窑不作具体的图案描绘，用釉色变化来表现抽象美。宋代是陶瓷发展的鼎盛时期，就瓷器呈色原理上说，只有在釉中使铁的含量大大减少，掌握好高温技术，而且使瓷胎中的氧化钙的含量又较多时，才能产生白瓷。从青瓷到白瓷是一次工艺技术上的飞跃，正是在技术基础上才能取得艺术的表现力。白瓷的出现，为后来青花瓷、彩瓷的发展打下了基础。钧窑那种五光十色的彩瓷的出现，是造瓷工艺上的又一次突破，这是工艺上对火焰的不同特性恰如其分地控制的结果⑧。宋代瓷器多为素面无饰，主要以造型自身的形式感与晶莹的釉质作为美化的主要手段，完全是一派洗练、单纯、规整、精巧的仪态，以釉色来表现抽象美已成为普遍的现象。除素面瓷器外，乳浊釉、半乳浊釉者有刻花、弦线、形体自身变化等三种表现形式；透明釉者则采用刻花、划花、印花的装饰手法。宋代陶瓷有一种模仿和借鉴金属容器的造型装饰纹样、甚至某些工艺品的现象，如模仿商周及汉代铜器、唐宋金银器等。这些是由当时流行的思想意识和审美观念决定的，宋人的嗜古与摹古，使陈设瓷器承袭了古拙凝重的造型，借用了朴质无华的装饰，与精美丰富的釉色相结合，开辟了新的艺术天地。并对以后的瓷器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 金属器具中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统一铸铜的方法是人类继制陶后发现的另一种化学反应造物的方法。铸铜制范技术和失蜡技术的相继发明，开拓了模具造型的历史，使人类深刻认识到必须了解技术才能更好地进行设计创造，技术是手段，是为艺术审美的表现服务的。冶铸技术的进步促进了青铜艺术的发展。齐家文化到二里头文化期间，铜器还是以单范铸成为主。有小件装饰品、武器和少量生产工具，大部分是红铜，只有铜镜和少量的刀是青铜，小件铜环是用铜片卷造或锤击而成，小型铜刀用锤击或锻造法。大件的铜器则运用了比较复杂的合范铸造。由冶炼红铜到冶炼青铜，由锤击、单范到合范，历时七、八百年，在晚期则跨入青铜时期。商代至周初，青铜器的制作达到了一个高峰。青铜是金属中最早的合金，通常是纯铜与锡的合金，称为锡青铜，与铅的合金，就是铅青铜。加锡或加铅，其意义不仅在于降低熔点，更重要的是对合金的硬度有不同要求。加铅于铜，可以使铜液在灌铸时流畅性能好，锡青铜中含有少量铅是商周青铜冶铸的一个特点⑨。《考工记》中记载：“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斤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 ⑩ 。这就是说，钟鼎一类器物，需要有辉煌的色泽效果；斧斤一类工具需要坚韧，鉴燧一类用品需要光洁，因此其中铜锡的比例均不同。这标志了青铜时代采矿和冶炼金属的广泛应用，反映了青铜铸造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也从一方面反映了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准。随着铸造技术的提高，青铜器的造型发生了改变，这是技术促使艺术表现多样化的结果。西周的青铜器以鼎和编钟等礼器、乐器为代表，在制作技术上有了很大提高，可以由母范翻出不同子范，并采用焊接法，在器具的把手、钮、扉、棱等附件部分，造型手法比商代大有发展，形成了主体凝重、辅件灵动的风格。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已运用了浑铸、分铸、浑分合铸、铆接、焊接等技术，并充分运用失蜡法熔炉浇铸工艺。在铸钟之前还预先用“三分损益法”进行过钟模的调律。这些技术发展经过了长期的知识积累已不仅仅是一个铸造技术问题，而涉及到了复杂的声学、律学知识⑾。青铜时代的早期，范铸技术能满足礼器的基本功能，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的等级、财富意义仍被强化，而仪式、宗教功能却在减弱。礼器的意义发生异化，人们会因过分追求青铜器本身的华丽而形成装饰崇拜。对装饰技术的过度追求是促进失蜡法技术产生的原因之一⑿。失蜡铸造的技术，已能成功地铸造出泥范无法铸出的最精密复杂的器件，它的技术目标首先可能就是审美需要和技术本身的炫耀。1977年在河北平山出土的战国晚期镶嵌金银四鹿四凤四龙青铜方案，有着极高的工艺水平和巧妙的工艺构思⒀。在春秋晚期和战国时代的青铜兵器中，还出现了复合金属熔铸、复合金属嵌铸和铜铁合铸件⒁。 汉代设计艺术中相当注重实用功能和巧思的结合，较为典型的铜器工艺已向日用器皿方向发展，在制作特点上没有象过去那样多饰花纹，而流行素器，或是仅有简炼的弦文或仅饰以铺首。比较华贵的，则施以鎏金或饰以金银。可见技艺制作与国家政策、思想潮流相吻合。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长信宫灯，强调功能与仿生形态的结合，是汉代灯具的代表作。这种仿生型的灯具在汉代十分流行，灯内还有虹吸管，将灯烟吸收送入有水的等座，使之融于水中，最大限度地控制了空气污染⒂。就此一斑可窥见汉代技艺的实用审美观在生活中的深度和广度。它体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功能与装饰的统一，也即儒家所提出的“文质彬彬”的思想。同时，金属工具的广泛应用使设计领域不断扩大。春秋战国时开始出现铁器，铁器的坚硬和锋利远远胜过铜器，它可以在铜器上刻划花纹，并嵌入红铜丝或银丝，这就产生了错金错银工艺。汉代随着冶铁技术的进步，铁制工具的硬度提高，才有可能雕琢出大批的画像石和石制雕塑，使中国的石雕艺术有了很大发展。铁器在社会生产各领域的广泛使用，使得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明代的永乐大钟和武当山金顶则是中国金属工艺史上的两大工程。永乐大钟重约46吨，是用多个熔炉同时熔炼铜合金再一起浇铸。武当山金顶是现存最大的铜建筑物，分段、分块铸造再组合而成，其完整的造型，恢宏气度能与当今的后现代主义高技术派建筑及智能化的暴露金属结构的建筑媲美。除了以上的三个方面，技术和艺术互为依存的例子还存在于各个领域。汉代发明了纸，对中国书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清以后，宣纸逐渐成为中国书画的主要材料。明式家具那简炼的艺术造型与坚固合理的结构功能之间的完美结合，从而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顶峰，成为家具史上的最亮丽点。此外，历代帝王的宫殿和陵墓，江南的私家园林，都是技术与艺术结合后的产物。苏嘉湖一带的丝织业、纺织业，以及各地发掘的丰富的文化遗存，如果没有技术为基础，怎么会给后人留下那么多精美的艺术瑰宝？技术和艺术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孤立的技术是没有价值的，和艺术相结合的技术则具备了艺术的价值。艺术因技术而发光，技术因艺术而永驻。一个时代，大凡技术问题为政治所关注，成为事关国家前途、国计民生之大事时，技术便早已越过技巧或科学本身，而成为其它。20世纪中叶的社会主义手工业改造，其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经济发展考虑，解决传统工艺的现代生存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重新引进包豪斯思想，强调产品设计注重功能，一切从人出发，在这个前提下，认为现代设计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已鲜明具有人道主义色彩⒃。在新世纪之初，回顾历史，可以温故而知新，更好地将技术与艺术加以结合。
对中国传统中国传统绘画与平面设计（以下简称设计），感触最深的莫过于平面设计师了。设计师不但需要具备中国传统中国传统绘画的基本造型技能与审美意识，更需要具备对形式美法则的特殊理解和创造性的意念。 出于职业的因素，对中国传统中国传统绘画与平面设计的异同性，一种人认为，只要有中国传统中国传统绘画的造型功夫，设计便不成问题；而另一种人则认为，设计就是设计，有中国传统中国传统绘画的造型功底不见得就懂设计。持前一种观点的人多为美术院校的师生，而持后一种观点的人则一般为职业设计师。本文就此话题谈几点看法，欲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1．中国传统绘画是个性的表露 中国传统绘画的意义在于创新，而创新只有通过“个性化”才能够得以实现，重复的中国传统绘画没有生命力。回顾中国传统绘画发展史就会发现，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每一位杰出的大师都曾经创造过极端个性化的作品。每一位巨匠都具有自己的典型特征。画家，尤其是现代派画家，他们在创作时可以完全不用考虑其作品的社会性。 在某种意义上说，作品的生命力，正表现在个性化上。通过作者对美的形式法则的特殊理解而存在着。任何一个伟大的画家，都会有自己独特的审美个性。画家必须 把自己个人的主观意志潜能释放出来，最大限度地表现自我。这方面，梵高无疑最具典型的代表意义。梵高于他生前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所创造出的大量个性化作品从 未卖掉过，就是因为其作品的极端“个性化”，以致不能被人们所接受。 现代中国传统绘画个性化的表现还体现在五花八门的创新手法上。当今的世界正走向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如何反映这一时代特征，是每一个前卫艺术家 思考的问题。在西方艺术表现形式日趋复杂多样的今天，架上中国传统绘画似乎处于一种低迷的状态。前卫艺术家们为了表现具有个性的独创性，往往将一些不同种类的艺术 式样相结合，以完成自己的艺术创作。这些光怪陆离的所谓“个性”的艺术品在现代艺术展中司空见惯，艺术家们完全不必考虑观众能否接受，而只表现自己的创 新。 2．依附性是现代设计在商品经济中的本质反映 设计与中国传统中国传统绘画最大的区别在于其对商品的依附性上。设计作为商品在为市场服务时必须具备“包装”价值与“使用”价值。要想赢得客户的信任与满意，最终实现设计的价值，就必须通过市场竞争的考验，设计得成功与否在于它能否通过美化产品而最终实现促销的日的。 现实中几乎每一位设计师在为客户提供设计服务时，都会尽量去迎合和满足客户的需要。一方面设计师必须站在客户的 角度去揣摩他们的心理，以使自己的设计方案得以通过。另一方面，客户可能对市场的把握了解远胜过设计师，设计师不得不服从客户对他提出的要求。在设计的过 程中，设计师绞尽脑汁去思考去解释自己的作品，也许自己认为很满意了，但最终的评判还是客户对其设计能否通过。 在这里有一种情形可以肯定，那就是被客户选中的未必就是“好作品”，而未通过的设计不一定就是“坏作品”。我们 常常可以碰到这样的情况，设计师为某一设计出了一组方案，对其中的某个方案很满意，而客户往往选中的却是设计师自认为“陪衬”的方案，最终的裁决权当然是 客户。设计师只有屈从于他们的“上帝”，这就是市场。 设计对商品的依附性还体现在“市场”是设计的指挥棒。市场的强劲与疲软将直接影响设计行业的起伏。如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之初，欧洲主要工业化 国家的生产过剩，消费匮乏，市场处于严重的经济萧条状态，生产停滞不前。荷兰的顿巴设计公司上门为一些厂家服务时得到的回答是：“经济不景气我们暂时不需 要设计，现有的设计就足够了”。还有另一种情况是，当市场上某种产品在卖方市场状态，产品供不应求，厂家对“设计”也会不屑一顾。 3．对混浊美的追来是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本质体现 中国传统绘画与设计的区别不仅仅体现任“个性化”与“依附性”方面，还体现在对形式美规律追求的差异性上。 “混沌”一词是“指宇宙形成以前模糊一团的景象”。中国人喜欢含蓄，认为“含蓄”就是美。“混沌”本身就体现着一种不确定的耐人寻味的特征，这和中国的古哲学与宗教有关。中国古典中国传统中国传统绘画所表现的“空灵”、“气韵”，以及“墨分五色”，用有限的笔墨表现无限的意境等美学思想，都在于这种“混沌”之美。 这些手法在设计中也偶尔能见到，但一般来说仅是借用中国传统绘画的表现手法，以增强设计的艺术性而已。它们不是设计的最 终目的。我们从杉浦康平等大师的作品中就可以体会出这一点。具体来说：杉浦康平为敦煌设计的系列从书，从表面上他是在追求中国画“空灵”、“气韵”之境 界，而更深刻的是他把敦煌中的图形元素，运用现代设计的基本构造原理加以组合。这种“空灵”混沌美的境界只是作为设计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希望最终能真 正反映出这套系列丛书的内涵。这充分表示出大师的独具匠心和对中国传统中国传统绘画与设计关系的把握上。 在西洋绘画方面，虽然流派众多，形式各异，但整体精神同样是在追求“混沌美”。古典油画尽管形态表现得细致、逼 真，但其意境追求的则是深奥悠远，发现出不确定的“混沌美”。而现代派追求的则是标新立异，追求的是超现实荒诞的不确定性。米罗追求的是童趣的海底世界般 的梦幻，体现着不确定的“混沌美”，柏洛克则拎着颜料桶在画布上滴洒而不拘一格，他似乎是更接近在追求着“宇宙形成以前模糊一团的景象”。 中国传统绘画对“混沌美”的追求还体现在对材料肌理的选择上。何种题材何种效果，需要何种肌理是中国传统中国传统绘画追求混沌美的表现之一。中国传统绘画，尤其是现代中国传统中国传统绘画，在一幅作品中 选择综合材料已到了随心所欲的境地，多种材料的运用旨在加强画面的“混沌美”的效果，通过扑朔迷离不确定的材质肌理的运用，以达到变化多端的目的。 4．秩序美是平面设计的核心体现 设计不同于中国传统绘画还体现在对秩序美的追求上，现代设计对实体的进一步把握是形式法则。形式是实体的具体化、丰富化、精确化。可以看出德漠克得特以原子结构来解释宇宙实体的内在形式，毕达哥拉斯派则以数理描述宇宙实体的外在形式，他们从天空星辰的布局中悟出了点、线、面的几何关系，从而把数推为宇宙的本体（“宇宙”这个词在古希腊就包含着和谐、数量、秩序等意义）。在设计方面，数对设计的影响，远的不说，仅从近代有关设计的理论， 对平面设计的贡献就可以看出它的重要性。如瑞士设计家约翰•契肖德所发明的数字逻辑形体设计在书籍设计中的运用。再如设计家罗尔•罗塞利奥对哥特式圣经内 页边缘数值比例的发现，即著名的九段划分法，他求出了开本宽度尺寸的一个1／9作为内边，两个1／9作为外边，开本宽度尺寸的一个1／9作为天头，两个 1／9作为地脚的规律。而在1946年，方•德•格拉夫根据罗尔罗塞利奥的九段划分法，求边缘的比例图，发现了用几何计算的简单方法取代九段划分法，这种方法被称为“蛇瓜式划分法”。 在现代设计史上对20世纪影响最大的代表人物是 勒•科布歇。他运用建筑学的基本理论根据人体比例进行黄金分割，被称为模数设计体系。模数最初对于建筑形式有着重要的贡献，后来被运用到平面设计中。模数 理论的基本原理就是对太阳神的肚脐、头顶和伸直手臂的指尖进行分割。之后勒•科布歇将之变为44个长方形进行空间分割。模数体系的核心，就是试图利用人们 对级数变化心理反应所产生的秩序美进行设计。在勒•科布歇发明模数之后，欧洲各国设计师纷纷运用这一设计原理并将之进一步推进，最终形成了网格设计的理论 体系。网格设计体系把几例分析法和数在平面设计中的运用提升到了空前的高度，其特征是重视比例感、秩序感、连续感、清晰感。总之，它是以理性的数理为基础的形式法则在平面设计中的运用。 从上述的例证来看，设计的美感体现在有秩序的数理的韵律上，这点与中国传统绘画有着本质的不同。 5．平面设计的独立性体现在版式编排和字体形态上 中国传统绘画是以图的形态传达着信息，一幅好的中国传统绘画作品可以浓缩巨大的信息内容，是文字高度浓缩的载体，在某些场合它可以代替或补充文字的不足。虽然如此，由于中国传统绘画与文字传播的功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中国传统绘画作为单独的艺术形式其画面不存在文字的说明。既然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可以无文字表述出现，故此它也就不存在版式编排问题。 而设计无论是作为独立的艺术形式，还是特地为某种产品服务，都必须有文字的说明。只有通过文字形态的存在，其自 身价值才能够得以充分体现。现代平面设计作为版面设计（typography）有两种意义上的版式编排：一种是图形与文字的结合，另一种是纯粹文字间的自 由组合。这两种形式均可称为版式设计。但无论哪一种形式的版式设计都离不开文字的存在。一方面版式编排需文字组成，另一方面文字本身形态的差异也丰富了版 式编排的多样性。 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各民族文字其形态演化的过程都来源于“画图记事”，与图相联系。如果把这种“图形”称之为“中国传统绘画”的话，那么文字和中国传统绘画在他们幼年时代本是同根同源。但从现代设计的角度或世界文明史的进程来看这一问题，就会发现文字的形态特征显然已完全抽象地“独立”于“中国传统绘画”了。此外，在近一个世纪的现代设计发展历程中，前辈设计师们在实践中总结出 了一系列版式编排的形式法则，构成了现代设计的基础理论，如：比例、力场、中心、方向、对称、均衡、韵律、对比、分割等，以及黄金分割在设计中的运用，德 国标准比例、动力对称学说、草席形、立体派格调、螺旋形、模数等等都集中体现了平面设计的独特语言。而影响版式编排艺术性的“字体形态”已逐渐发展成为新 的设计学科。从本世纪初至今，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相继成立了字体设计公司并在高等学校开办了字体设计学科。亚洲的日本、韩国等也没有相应的机构。由此可见， 设计有别于中国传统绘画是独立于中国传统绘画而具有时代特征的专门学科。 6．中国传统绘画与设计的差异性体现在各自的实现方式上 由于中国传统绘画与设计存在着巨大的功能上的差异性，同时，在工艺制作的实现方式上也就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中国传统绘画虽然是一门艺术，但在制作过程中技术的成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如果说中国传统绘画在艺术的前提下，是一个运用新观念新手段的创造过程，那么中国传统绘画在其技术中所包含的材料、技巧等一系列因素则是完成和实现这种创造性思维的最重要的手段。 前文中曾提到的中国传统绘画是个体劳动并突出表现“个性”的单一行为。因此，这就决定了某一中国传统绘画作品，绝对不能重复出 现，并且呈现给观众的必须是“手工”制作的真实的肌理材料。如油画，是用以油为结合剂的油性颜料画在布面或其它材料上。国画则以笔、墨、宣纸、帛以及水溶 性颜料为主要肌理特征。 而作为设计，其产生和发展都由“商业”行为而来，是随着商品经济的 激烈竞争而出现的。它的目的是为整个市场服务，具有显著的商品特征。在其“实现”方式上必然是在脑力劳动与机器大生产相结合的物化过程。在过去近一个多世 纪的发展历程中，设计从来都是以机器印刷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它从未脱离过大机器生产而独立存在。即使是在国际各种设计比赛中，设计作品的机器生产工 艺水平也是评判的重要着眼点。现今时代变了，科技又有了长足的进步，电脑的产生无疑给设计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设计作品的“生产”方式更加体现了机器的智能化、工业化和系列化，越来越显示出“机器”的重要性。因此作为一个设计师不仅应懂得设计还要懂得机器的印刷功能，印刷装订工艺，甚至还要懂得在何种状态下，机器墨色套排序列会对作品产生什么样的效果，纸张的品牌、种类、性能将会影响设计作品的怎样质量。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绘画与现代平面设计有着巨大的差异。二者之间的关系属于两个不同性质行业之间的关系——是实用性与观赏性的关系；是多层次、多社会性的理性思考与情感宣泄，表现个性才气的关系；是体现工业化的生产技术水平与个体艺术者之手工技巧的关系…… 虽然本文在此强调了二者之间的差异性，但并不否认二者之间的联系性。如：早期中国传统绘画与设计的起源、艺术规律的相似性，设计必须具有中国传统中国传统绘画审美意识的基本特征，等等。 我们只有正确地把握中国传统中国传统绘画与设计的异同，掌握其中的奥秘，理解二者的共性与个性，才算对这一问题有了客观深刻的科学认识。
一、广告与文化： 传统文化与现代广告的关系 东西方文化差异与商业广告的关系 现代传播手段的进步与广告形式的演变 艺术表现与广告文化的面貌 广告的韵味与品味 文化的对冲与调和——中外文化在广告中的冲突与交流
关于艺术设计专业的论文题目有很多，学术堂整理了一部分好写的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毕业论文题目参考 论现代居室设计风格与陈设的关系 论绿化对室内环境及人的反应力的作用与影响 高校学生宿舍区建筑色彩研究 论室内手绘效果图表现技法 论自然采光与人工照明在室内设计中的合理运用 浅析中国传统图案在室内设计中的运用 新中式家具的款式特点探究 论曲线在室内空间的运用 论室内装修施工工序与效果 论卫生间的设计与新技术应用 论智能化家居对现代家居生活的影响 论小户型的空间使用率 论家装设计的新中式风格 客厅的墙面装饰设计 论视觉空间的最大化 论软装在室内设计中的重要性 论色彩在室内的应用与心理功能 论室内设计中空间的分割 议门在室内设计中的使用 论壁纸在家居设计中的艺术体现与运用 论玻璃在家装中的使用 论样板间的家具设计与陈设艺术
中国现代设计从本质上讲,与传统美术具有一种天然的关系,这种联系建立在文化基础上,处理好这个联系,将会在经济高度运转,急速发展的外因“催化”下产生巨大作用。当西方文化波涛汹涌地涌入国门,我国设计在受到影响的情况下对形式的重视越来越强,甚至设计师为追求某种艺术效果而忽视了它的包容性和所代表的历史文化内涵。民族性是世界性的前提,而世界性是民族性的发展和结果,要发展中国先进文化,振兴本土设计,就必须继承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发扬民族优秀品质,让文化的生命力和凝聚力熔铸在我国现代设计之中。中国传统美术元素与民族文化如同人的灵魂与身躯,无论是形式还是内涵上传统美术都是对民族精神文化的一种承载与体现,如传统色彩观语言中体现的人伦秩序;传统图形观中体现的人文思想;传统美术构图形式中体现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等等。因此,在今天这个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中,大胆地把中国传统美术元素融入到现代设计中,完全符合把中国招贴设计做到世界性与民族性的要求。 中国传统美术文化丰富多彩,为现代设计提供了丰厚坚实的文化底蕴,是其本土化发展的基础。因此,要想使中国的招贴设计走在世界的前列,我们设计师就要在传统美术的富饶土壤中吸取精华,将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纯粹自然融入现代设计中,同时我们要以创新的精神面对传统美术元素,透过传统美术的形式把握民族文化的精髓,使其赶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创造出融合中华民族文化新形态的既具有中国气派,又具有现代感的设计。我们的设计师在运用传统美术元素时既不可全盘接受也不能全部否定,面对西方先进的设计观也要做到既不盲目崇拜也不拒绝排斥,我们要将传统和现代相结合,将民族与世界相结合。 本论文以传统美术元素和中国文化的相互依存;色彩、图形、构图作为重要视觉表达语言与招贴广告的紧密联系;以及色彩、图形、构图在广告设计中的重要作用为出发点,对传统美术中色彩、图形、构图三大元素进行了现代分析,并对广告设计与中国传统美术元素的融合、广告设计中传统美术元素应用的现代转换、从本土融合到现代拓展意义的思考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通过对传统美术元素在广告设计中运用方式的详细探讨,以及传统美术元素在现代设计中的创新应用,分析得出我们要以创新的精神面对传统美术元素,透过传统美术的形式把握民族的文化精髓,创造出融合中华民族文化新形态的既具有中国气派,又具有现代感的设计。以上研究结果,对我国广告设计具有实践指导作用,同时也符合我国平面设计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
关于艺术设计专业的论文题目有很多，学术堂整理了一部分好写的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毕业论文题目参考 论现代居室设计风格与陈设的关系 论绿化对室内环境及人的反应力的作用与影响 高校学生宿舍区建筑色彩研究 论室内手绘效果图表现技法 论自然采光与人工照明在室内设计中的合理运用 浅析中国传统图案在室内设计中的运用 新中式家具的款式特点探究 论曲线在室内空间的运用 论室内装修施工工序与效果 论卫生间的设计与新技术应用 论智能化家居对现代家居生活的影响 论小户型的空间使用率 论家装设计的新中式风格 客厅的墙面装饰设计 论视觉空间的最大化 论软装在室内设计中的重要性 论色彩在室内的应用与心理功能 论室内设计中空间的分割 议门在室内设计中的使用 论壁纸在家居设计中的艺术体现与运用 论玻璃在家装中的使用 论样板间的家具设计与陈设艺术
论文题目十分重要,必须用心斟酌选定,论文题目就是文章的一半,下面学术堂整理了四个艺术设计毕业论文题目的写作技巧供大家参考: 准确得体 要求论文题目能准确表达论文内容,恰当反映所研究的范围和深度 常见毛病是:过于笼统,题不扣文关键问题在于题目要紧扣论文内容,或论文内容民论文题目要互相匹配、紧扣,即题要扣文,文也要扣题这是撰写论文的基本准则 简短精炼 力求题目的字数要少,用词需要精选至于多少字算是合乎要求,并无统一的"硬性"规定,一般希望一篇论文题目不要超出20个字,不过,不能由于一味追求字数少而影响题目对内容的恰当反映,在遇到两者确有矛时,宁可多用几个字也要力求表达明确 外延和内涵要恰如其分 "外延"和"内涵"属于形式逻辑中的概念所谓外延,是指一个概念所反映的每一个对象;而所谓内涵,则是指对每一个概念对象特有属性的反映 命题时,若不考虑逻辑上有关外延和内涵的恰当运用,则有可能出现谬误,至少是不当 醒目 论文题目虽然居于首先映入读者眼帘的醒目位置,但仍然存在题目是否醒目的问题,因为题目所用字句及其所表现的内容是否醒目,其产生的效果是相距甚远的
中国现代设计从本质上讲,与传统美术具有一种天然的关系,这种联系建立在文化基础上,处理好这个联系,将会在经济高度运转,急速发展的外因“催化”下产生巨大作用。当西方文化波涛汹涌地涌入国门,我国设计在受到影响的情况下对形式的重视越来越强,甚至设计师为追求某种艺术效果而忽视了它的包容性和所代表的历史文化内涵。民族性是世界性的前提,而世界性是民族性的发展和结果,要发展中国先进文化,振兴本土设计,就必须继承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发扬民族优秀品质,让文化的生命力和凝聚力熔铸在我国现代设计之中。中国传统美术元素与民族文化如同人的灵魂与身躯,无论是形式还是内涵上传统美术都是对民族精神文化的一种承载与体现,如传统色彩观语言中体现的人伦秩序;传统图形观中体现的人文思想;传统美术构图形式中体现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等等。因此,在今天这个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中,大胆地把中国传统美术元素融入到现代设计中,完全符合把中国招贴设计做到世界性与民族性的要求。 中国传统美术文化丰富多彩,为现代设计提供了丰厚坚实的文化底蕴,是其本土化发展的基础。因此,要想使中国的招贴设计走在世界的前列,我们设计师就要在传统美术的富饶土壤中吸取精华,将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纯粹自然融入现代设计中,同时我们要以创新的精神面对传统美术元素,透过传统美术的形式把握民族文化的精髓,使其赶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创造出融合中华民族文化新形态的既具有中国气派,又具有现代感的设计。我们的设计师在运用传统美术元素时既不可全盘接受也不能全部否定,面对西方先进的设计观也要做到既不盲目崇拜也不拒绝排斥,我们要将传统和现代相结合,将民族与世界相结合。 本论文以传统美术元素和中国文化的相互依存;色彩、图形、构图作为重要视觉表达语言与招贴广告的紧密联系;以及色彩、图形、构图在广告设计中的重要作用为出发点,对传统美术中色彩、图形、构图三大元素进行了现代分析,并对广告设计与中国传统美术元素的融合、广告设计中传统美术元素应用的现代转换、从本土融合到现代拓展意义的思考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通过对传统美术元素在广告设计中运用方式的详细探讨,以及传统美术元素在现代设计中的创新应用,分析得出我们要以创新的精神面对传统美术元素,透过传统美术的形式把握民族的文化精髓,创造出融合中华民族文化新形态的既具有中国气派,又具有现代感的设计。以上研究结果,对我国广告设计具有实践指导作用,同时也符合我国平面设计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
学术堂整理了一些艺术设计专业论文选题，供大家进行参考： 1、《“天人合一”审美观在现代农村民居中的继承和发展> 2、《传统四合院院落空间的继承与创新》 3、《当今现有材料表现》 4、《对环境艺术设计人性化的一点看法》 5、《构建自然和谐人居环境》 6、《关于设计美的思考》 7、《关于图书馆建筑人性化设计的思考》 8、《家具的绿色设计浅论》 9、《家具设计的人性化思考》 10、《居住区环境设计的生态化设计》 11、《论家居设计中人性与个性的统一》 12、《浅谈城市公共空间设计的人性化》 13、《浅谈家居中的灯光设计》 14、《浅谈老年人居住空间的无障碍设计》 15、《浅析居民小区的无障碍设计》
中华文化与现代设计 中国古代有两部被世界称道的书，反映了中华文化对设计的影响。一部是先秦时期的《考工记》，另一部是被国外研究者誉为中国17世纪工艺百科全书的《天工开物》。 《考工记》的作者及成书年代不详，一般认为是春秋战国时期，经齐国人之手完成的。《天工开物》是我国明代大科学家宋应星（1587—1663年）的代表作，初版于崇祯十年（1637年）。这两部书都是对世界产生过，并且继续产生着影响的中国古代科技文献，也是中华文化与科学设计思想结合的典范之作。《考工记》和《天工开物》对后世的影响，足以让我们瞠目。大约还在唐代，《周礼》便传到了日本；19世纪50年代，《周礼》又被译成了法文，《考工记》亦随之传到了日本和西方。现在它已受到了更多外国学者的注意和重视。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89年止，《天工开物》一书在全世界共发行了16个版本，印刷了38次之多。 下面我们结合这两部书，继续讨论中华文化对现代设计的影响。 《考工记》一向被称为“先秦百工技艺之书”，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考工记》，是作为《周礼》的一个部分——《周礼·冬官考工记》出现的。《周礼》一书原有六官之纪，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冠”、“冬官司空”。但“冬官司空”早佚。据说西汉时期，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喜欢收集先秦经典，为购求此篇，曾费千金而不得，不得已而以《考工记》补之。此书原无名称，《考工记》之名亦是汉代人手笔，后又经刘歆父子之手，才得今本。《考工记》之被列入中国古代“三礼”之一的《周礼》，就足以说明中国古人已经注意到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相互交融。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大变革的重要历史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科学技术，在这个时代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手工业中，一方面是原有的操作工艺更为纯熟；另一方面又产生了许多新的工艺。分工也更加精细，《考工记》就有“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等等记载，表明在每一专业之中，还细化出不同的工种。这时，春秋以前的“工商食官”格局已经打破，除了官府手工业外，又出现了许多私营的个体手工业。由于社会大变革的深化，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开始普及于民间，于是“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许多士大夫都比较重视实践，关心社会的进步和生产技术的发展，鲁班、墨翟、李冰等一些杰出的学者、技术发明家便应运而生。他们把中华文化与科学技术紧密结合起来，通过科学设计，使许多工艺技术得以改进和提高，从而使社会生产力获得巨大发展。 中国的易经，是中国人最早认识世界的科学总结，所谓知天文，晓地理，就是认识世界的进步过程。但是这种认识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不断在发展中得到深化。指南针的发明，是中国人的骄傲，最初的指南针，古人叫它“司南”，这种司南大约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司南由青铜地盘与磁勺组成。地盘8×4厘米，内圆外方，中心圆面下凹，圆外盘面分层次铸有10天干，十二地支、四卦，标示二十四个方位。磁勺长5厘米，口径2厘米，用天然磁体磨成，置于地盘中心圆内，勺头为N，勺尾为S，静止时，因地磁作用，勺尾指向南方。司南的设计，不仅精美，而且还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阴阳思想。 有了设计精美的指南针，使中国人的地域活动能力和范围，都大大增强和扩大，于是，在易经文化的指导下，中国人开始了对宇宙的探索，产生了设计精美的浑天仪。浑天仪是古代测定天体位置的坐标仪器，自汉代以来历朝都有制造。仪座为十字水平，仪体分三层：外层为“六合仪”，测定一天的时间和经纬度；中层为“三辰仪”，测定一年四季和日月星宿的位置；里层为“四游仪”，设有望筒以便窥测目标。当时的浑天仪均为铜体。浑天仪的发明，不仅是科学上的进步，也是设计上的突破。中国古人把对时间和空间的测定，集中与一个小小的浑天仪上，这本身就是现代系统论设计思想的体现。 汉代人不仅设计制造了浑天仪，同时还设计制造出浑象仪。浑象是古代的天球仪，自汉代以来历朝都有制造。仪下为地柜，上为经纬环规，规中设浑象球，半在地下。柜轴为35度，是汴京（今河南开封）的地理纬度。球面列布星宿在宇宙间的位置，以便观察。浑象仪同浑天仪一样，都是铜体。 到了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的手里，对浑天仪设计上的诸多缺点，加以科学的改进，设计并制造出装置简便，效用更广的简仪。简仪长470厘米，宽328厘米，高310厘米。简仪突破了浑仪环圈交错不便观测的缺点，将环组分别架立，组装简单，使用方便，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仪器。简仪的设计与制造者郭守敬，在设计并制成简仪的同时，还设计并制造了十三种天文仪器。 中国人对宇宙的探索兴趣，到了明清时期就更加强烈，于是，明朝政府在北京建立了国家天文台，古人称它为观象台。明清两朝的古观象台，设于北京内城东南角城墙上。始建于明朝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后来清朝政府加以增修补建，成为明清两代的国家天文台。台高14米，台顶南北长4米，东西长9米。明代设计制造的仪器或毁，或移于别处（简仪、浑仪等）。现存的赤道经纬仪、天体仪、象限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仪、地平纬仪、纪限仪、玑衡抚辰仪共八架天文仪器皆为清代初年设计制造。 上面举证的几个与天文学有关的个案，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中国古人在与自然界斗争的实践中，产生了伟大的易经文化，这个易经文化一直影响着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与进步。中国古人在天文学上的成就，某种程度上说，得益于易经文化，是易经文化为古人导引了一条正确认识宇宙的道路，从而使中国古人有了天文学上的辉煌成就和设计成果。 易经文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远不止于上面所举的例证，譬如易经对中国医学的影响，就是人所共知的。中国医学讲阴阳互补，讲阴阳五行的相生相克，均来源于易经文化。据此，中国医学又产生了经络学，并且发明了针灸技术，针灸技术是中国医学宝库中的瑰宝。根据中国古代经络学说，经络遍布人体各个部位，有运送全身气血、沟通身体上下、内外之功能。穴位则是经络系统控制机关，刺激穴位可以起调节经络系统作用。北宋时期，中国古人设计出“天圣针灸铜人”，铜人身体上总穴位有657个，穴名354个。天圣针灸铜人是世界上最早设计的人体模型，开创了应用人体模型进行诊断、治疗和教学的先河，在世界医学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今天人类搞“仿真人”，用电脑合成手段，设计成三维立体图形，藉此辅助疾病的诊断、治疗，在某种意义上说，与中国古代医学的经络学说和“针灸铜人”，有异曲同工之效。 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就有重农思想，在这种重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农业生产工具的设计制造，也很为世界科技史学家重视。1950年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的战国时期铁锄，就是一个设计合理，造型美观的手工业产品。铁锄长10厘米、宽5厘米、距2厘米。这种形制的铁锄，安装把柄后有利于使用，不仅可以锄草，还有利于保墒。东汉人毕岚发明设计的龙骨水车，又叫翻车，是一种农田灌溉工具。后来经过三国时人马钧予以完善、推广。它由传动轴、方形链板、车厢等部件组成。最先以人力为动力，后来扩展利用畜力、水力和风力。龙骨水车设计精巧，制作简便，提水效率高，一直使用到现在。 自从有了指南针，中国古代的航海技术，一直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明朝三保太监郑和统率船队，于公元1405—1433年间，七次下西洋。船队最大的海船长44丈4尺，宽18丈，立九桅，挂十二帆，这是当时世界上设计制造最大的木帆船。这种木帆船在航行中使用水罗盘进行导航。 造纸技术，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巨大贡献之一，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中国古代的造纸技术也越来越精美，唐代以后设计制造的暗花龙纹宣纸，到了清代，更加炉火纯青，清代生产的暗花龙纹宣纸，纵64厘米，横5厘米，是一种设计精美，使用方便的书画宣纸。 火药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又一巨大贡献，对于火药的利用，中国古人并非都是烟火礼花，也用于实战。南宋理宗开庆元年（公元1259），宋军设计发明的突火枪，就是一种管状火器。突火枪以巨竹筒为枪身，内部装填火药与子窠——子弹。点燃引线后，火药喷发，将“子窠”射出，射程远达150步（约230米）。这是世界上第一种发射子弹的步枪。1970年7月在黑龙江省阿城县半拉城子出土的明代“铜火出水”火器，是现存最早的铜火铳。铜火铳由前膛、药室和尾柄组成，可供手执。总重55公斤，火铳小而轻便，士兵单人可随身携带，点燃引火线后爆炸发射，在实战中证明有相当威力。明朝人又设计发明了架火战车，长120、宽52、高87厘米。这是一种独轮车装载火箭的战车，前有绵帘，需要时可放下挡铅弹，车两侧设置六筒火箭，计160支，火铳2支，长枪两支，此战车由两人操作。后来明朝人又设计发明了一种长108厘米的火箭，在箭支前端缚火药筒，利用火药向后喷发产生的反作用力把箭发射出去。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喷射火器。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繁荣的中华文化，与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始终紧密结合，从而为世界文明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奇迹。这些发明创造，不仅具有极高的科学实用价值，而且都是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设计成果。这就是中华文化与科学技术交融的绝妙之处。 韩美林认为，艺术的成功，在于有“根”。这个根就是中华民族之根，它经历了几千年历史的沉淀，深植于每个中华儿女的心中，不管我们承认与否，它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审美观、创作观。有根的艺术才能够枝繁叶茂日益强大，没有根的艺术最终不过是浮萍一叶，昙花一朵，经不起时间的雕琢。而艺术的根，是扎根在多姿多彩的生活当中的，扎根在我们本民族几千年来的优秀民族文化当中的。因而，生活和民族性，是艺术创作的两个不可或缺的必要因素。韩美林说：民族文化与艺术，是抚育每一个中华大地艺术家的母亲。 韩美林认为，艺术要达到世界水平，就必须依靠民族传统加上现代意识。世界艺术的大同之日就是世界艺术的末日到来之时。在吸收中西方艺术传统的关系上，我们必须摆正两者的位置。中洋结合，以中为主。古今结合，以今为主。源流结合，以源为主。这不是保守，也不是僵化，而是一个很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 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使韩美林的艺术创作走上了成功之路。他为中国北京申奥设计的会徽，就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思想完美结合的经典设计。韩美林说：任何一个图案标志的设计，最关键就是简洁明快，干练易懂，还要有较深的内涵和不落俗套，这是摆在每个设计者面前的难题。北京申奥会徽标志的成功，正是这种设计思想的集中体现。 北京申奥标志是由奥运五环的蓝、黑、红、黄、绿这五种颜色组成的五角星形状，又以中国手工艺品的“盘长”方式相互环扣在一起，这就代表了华夏传统的‘中国结’形象，还象征世界五大洲的团结、协作、交流、发展、携手共创新世纪。整体图形又好似一个打太极拳的人形，乃是中国古老传统体育文化的精神体现。虽然北京申奥成功已经成为历史，但它的成功，不能不说这个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设计方案，发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作用。 不独韩美林和靳埭强，许多没有浮躁气的、不以金钱为追逐目标的艺术家和设计师，在全球美国化的今天，也在以自己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中国的现代艺术与设计，探索着，开掘着。尽管依旧的艰辛，依旧的苦涩，但却是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民族文化与艺术，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从字面上看，工艺美术重在工艺，设计艺术重在设计。原始人类在生产生活中创造工艺美术、工艺美术又孕育出绘画与雕塑，绘画与雕塑徐徐独立，成为所谓的纯艺术、高雅艺术。由于“工艺美术”概念的模糊以及社会上的误解，用“设计艺术”取代“工艺美术”，原意上的“工艺美术”实际上已经成为狭义的手工艺术的代名词。也就是说，旧有“工艺美术”中实用部分已经归属“设计艺术”，它的当代涵义只剩下供陈设欣赏的那部分。从一定意义上看，这一蜕变使“设计”和“工艺”两方面都具有了更加清楚的地位和形象，“工艺美术”作为手工艺术已于绘画、雕塑等并列，而更加“艺术化”了。
摘要：我国古代早就存在“技艺相通”的观点。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人们对技术和艺术的概念的理解是不同的，因此它们所涵盖的内容随历史的发展而变化。本文从原始石器、陶器与瓷器、金属器具三个方面进行阐述，试图论证我国古代设计艺术中技术与艺术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关键词：设计艺术；技术；艺术；日本竹内敏雄说：“一般意义上的技术同人类历史一道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古代的手工业也好，现代的工程技术也好，都包括在内”①。设计是人类为了实现某种特定的目的而进行的一项创造性活动，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活动。设计包含在一切人造物品的形成过程中，设计活动作为人工制品的创意和构思，往往是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人类的设计活动可划分为三个阶段：设计的萌芽阶段、手工艺设计阶段和工业设计阶段（即现代设计）。我国古代设计艺术主要包括三大门类：一是以建筑布局为主的陈设设计；二是以器物谱系为主的立体设计；三是以纹样发展谱系为主的平面设计。设计艺术是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相结合的交叉学科，历史上每次科学技术的重大变革，都会引起设计观念的进化，推动设计文化的发展。《周礼·冬官·考工记》有：“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 ②。我国古代早就存在“技艺相通”的观点。《庄子·养生主》中讲述了庖丁解牛的故事，庖丁通过对技术钻研和磨练，达到“合于桑林之舞”、“莫不中音”的地步。庄子在《天地篇》中说：“能有所艺者，技也。”技艺一词，不仅指工匠的技能，也指艺术活动的技巧。古代的技术通常主要表现为手工的技术及个人的技术，是人的手艺、技巧、技艺和技能的总称。《说文》中称：“技，巧也，从手支声”③。技术和艺术的概念是一种历史范畴，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人们对这些概念的理解是不同的，因此它们所涵盖的内容随历史的发展而变化。中国古代传统中是道器并举，“道”的理论，始于老庄，经《易·系》发挥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作为哲学的概念而相互依存。先秦时期，道器倾斜，诸子百家多持重道轻器的立场。儒家认为“技”须与“六艺”结合，有利于“仁”才加以提倡。道家则明确提出“技进乎道”，器是基础，是手段，道则是终极目的。朱熹解释为“道是道理”、“器是形迹”。道器关系就是本原和衍生的关系。法家和墨家虽然技道并重，但仍有一个前提，即必须建立在“义”、“利”的基础上，因此，“技”仍不是独立的。中国古代技道关系的发展，使“技”始终在一定的限制下，稍一逾矩，即被视为“奇技淫巧”而加以约束。直至明时开蒙读物《幼学琼林》的“技艺”篇里，还有“然奇技似无益于人，而百艺则有济于用”的思想④。先秦以降，手工业发展较为迅速，各行业有了较为细致的分工，《考工记》载：“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刮摩之工五，转埴之工二” ⑤ 。分工的细致又推动了技术的提高。在手工艺劳动中，人类的生产技能和艺术创造是融合在一起的。以后设计与技术均得到了发展，它们的水平有了很大的发展。设计艺术是伴随着工业发展而慢慢地成长起来的，边发展边提高，逐渐形成现代的设计观念和工业基础的关系。技术作为物质生产的手段，是与社会生产实践同时产生的。它是人对自然界有目的性的变革，反映了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技术的作用是把天成的自然转化为人工自然，这种变革首先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需要遵循自然规律进行。同时，它又是为满足人的需要而从事的，总是受到社会的控制和调节，成为社会生产活动的重要一环。从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或是从西方文明的发展中均可看出，设计艺术与技术的关系就好比植物的生长与土壤有着密切的关系。到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促进了科学与技术的结合，才使技术与艺术的分野日益突出。现代人本主义思想重新兴起，艺术与技术的结合又从新的角度去认识。一 原始石器时强调实用、讲究功能的致人利用思想人类最初只会用天然的石头或棍棒作为工具，后来，出于实用需要，人类在劳动中掌握了打制及磨制石器的技术，提高了石器的使用价值，这是人类第一次使用技术把实用和美观结合起来，赋于物品以物质和精神双重功能，是人类设计活动的起点。多样的实用要求使技术多样化。“古人”阶段的“丁村人”能够打制出三棱状的尖锥器，圆度充分而大小不等的石球以及分布均等的多边形器。从距今30万年的“丁村人”到三四万年前的“山顶洞人”之间的近25万年左右的时间里，也就是“古人”向“新人”阶段进化的时间段中，原始人的手工制作技巧在不断丰富和进步，他们全凭手工能够制造出直径不等、而圆度极好的石球，能在硬度相当高的石珠上用对穿的方式打孔，互相贯通，不差毫厘，这些制作的“工艺”极为巧妙，就其水平而言，在今天也无可挑剔。对石器形态、种类和制作技术的把握，表明旧石器时代人类对器物造型规律认识的过程，通过制作工具，产生了对均衡、对称等基本造型美的规律的朦胧认识⑥。随着制石工艺的发展，除了大量的石器工具，还有非实用的标识性石器，由特殊身份的人在特殊场合使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中国东部玉器发展较快，尤其是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代表了这一时代的玉器成就。就制法而言，大体有玉片、带浅浮雕的厚玉片、立体玉雕、大型筒状马蹄形玉器四大类，玉器的制作是制石工艺的最高水平，红山文化中两根精美的玉制发簪标志着中国专业手工艺者的出现。在武进寺墩、青浦福泉山、浙江余姚等地的大墓中都随葬了几十件玉璧和玉琮，玉器已成为炫耀墓主人超凡的能力，表示墓主人权威的身份的象征。出土的还有大量的玉兽、玉鸟、玉鱼等，从刮削器、砍砸器、三棱尖状器等实用的劳动工具转变为“黄琮祭地、苍璧祭天”的祀神器、礼仪器和装饰品，说明了原始社会里由于技术的发展使得装饰成为可能，并迅速发展。二 陶器与瓷器中的“技以载道” DOLCN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发现了制陶的方法，这是人类最早通过化学反应用人工方法将一种物质改变成另一种物质的创造性活动，当时的设计水平与生产技术之间的结合是紧密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协调的。早期用手捏制的陶器形态随意性大，只是为了实用，后来有了泥条盘筑法，再后来出现了轮制技术，使器物造型初步标准化，不但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规范了造型与装饰的模式。早在商代，就出现了原始瓷器，瓷器的产生是在制陶过程中，通过对原料的选择和烧制工艺的探索而实现的。到战国时，随着龙窑构造的不断完善，已经具备了烧制现代意义的瓷器的条件。陶与瓷的主要区别在于：一、原料不同，陶器用粘土而瓷器用瓷土；二、窑温不同，陶器较低，约为800OC，而瓷器较高，约1200OC；三、物理性能不同，陶器质地松脆有微孔，瓷器质地致密坚实。我国的瓷器的发展经历了由青瓷、白瓷、红瓷至彩瓷的不同阶段⑦。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使我国的瓷器艺术达到了举世称赞的高度。唐代越窑盛产青瓷，如玉似冰；长沙窑不作具体的图案描绘，用釉色变化来表现抽象美。宋代是陶瓷发展的鼎盛时期，就瓷器呈色原理上说，只有在釉中使铁的含量大大减少，掌握好高温技术，而且使瓷胎中的氧化钙的含量又较多时，才能产生白瓷。从青瓷到白瓷是一次工艺技术上的飞跃，正是在技术基础上才能取得艺术的表现力。白瓷的出现，为后来青花瓷、彩瓷的发展打下了基础。钧窑那种五光十色的彩瓷的出现，是造瓷工艺上的又一次突破，这是工艺上对火焰的不同特性恰如其分地控制的结果⑧。宋代瓷器多为素面无饰，主要以造型自身的形式感与晶莹的釉质作为美化的主要手段，完全是一派洗练、单纯、规整、精巧的仪态，以釉色来表现抽象美已成为普遍的现象。除素面瓷器外，乳浊釉、半乳浊釉者有刻花、弦线、形体自身变化等三种表现形式；透明釉者则采用刻花、划花、印花的装饰手法。宋代陶瓷有一种模仿和借鉴金属容器的造型装饰纹样、甚至某些工艺品的现象，如模仿商周及汉代铜器、唐宋金银器等。这些是由当时流行的思想意识和审美观念决定的，宋人的嗜古与摹古，使陈设瓷器承袭了古拙凝重的造型，借用了朴质无华的装饰，与精美丰富的釉色相结合，开辟了新的艺术天地。并对以后的瓷器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 金属器具中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统一铸铜的方法是人类继制陶后发现的另一种化学反应造物的方法。铸铜制范技术和失蜡技术的相继发明，开拓了模具造型的历史，使人类深刻认识到必须了解技术才能更好地进行设计创造，技术是手段，是为艺术审美的表现服务的。冶铸技术的进步促进了青铜艺术的发展。齐家文化到二里头文化期间，铜器还是以单范铸成为主。有小件装饰品、武器和少量生产工具，大部分是红铜，只有铜镜和少量的刀是青铜，小件铜环是用铜片卷造或锤击而成，小型铜刀用锤击或锻造法。大件的铜器则运用了比较复杂的合范铸造。由冶炼红铜到冶炼青铜，由锤击、单范到合范，历时七、八百年，在晚期则跨入青铜时期。商代至周初，青铜器的制作达到了一个高峰。青铜是金属中最早的合金，通常是纯铜与锡的合金，称为锡青铜，与铅的合金，就是铅青铜。加锡或加铅，其意义不仅在于降低熔点，更重要的是对合金的硬度有不同要求。加铅于铜，可以使铜液在灌铸时流畅性能好，锡青铜中含有少量铅是商周青铜冶铸的一个特点⑨。《考工记》中记载：“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斤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 ⑩ 。这就是说，钟鼎一类器物，需要有辉煌的色泽效果；斧斤一类工具需要坚韧，鉴燧一类用品需要光洁，因此其中铜锡的比例均不同。这标志了青铜时代采矿和冶炼金属的广泛应用，反映了青铜铸造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也从一方面反映了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准。随着铸造技术的提高，青铜器的造型发生了改变，这是技术促使艺术表现多样化的结果。西周的青铜器以鼎和编钟等礼器、乐器为代表，在制作技术上有了很大提高，可以由母范翻出不同子范，并采用焊接法，在器具的把手、钮、扉、棱等附件部分，造型手法比商代大有发展，形成了主体凝重、辅件灵动的风格。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已运用了浑铸、分铸、浑分合铸、铆接、焊接等技术，并充分运用失蜡法熔炉浇铸工艺。在铸钟之前还预先用“三分损益法”进行过钟模的调律。这些技术发展经过了长期的知识积累已不仅仅是一个铸造技术问题，而涉及到了复杂的声学、律学知识⑾。青铜时代的早期，范铸技术能满足礼器的基本功能，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的等级、财富意义仍被强化，而仪式、宗教功能却在减弱。礼器的意义发生异化，人们会因过分追求青铜器本身的华丽而形成装饰崇拜。对装饰技术的过度追求是促进失蜡法技术产生的原因之一⑿。失蜡铸造的技术，已能成功地铸造出泥范无法铸出的最精密复杂的器件，它的技术目标首先可能就是审美需要和技术本身的炫耀。1977年在河北平山出土的战国晚期镶嵌金银四鹿四凤四龙青铜方案，有着极高的工艺水平和巧妙的工艺构思⒀。在春秋晚期和战国时代的青铜兵器中，还出现了复合金属熔铸、复合金属嵌铸和铜铁合铸件⒁。 汉代设计艺术中相当注重实用功能和巧思的结合，较为典型的铜器工艺已向日用器皿方向发展，在制作特点上没有象过去那样多饰花纹，而流行素器，或是仅有简炼的弦文或仅饰以铺首。比较华贵的，则施以鎏金或饰以金银。可见技艺制作与国家政策、思想潮流相吻合。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长信宫灯，强调功能与仿生形态的结合，是汉代灯具的代表作。这种仿生型的灯具在汉代十分流行，灯内还有虹吸管，将灯烟吸收送入有水的等座，使之融于水中，最大限度地控制了空气污染⒂。就此一斑可窥见汉代技艺的实用审美观在生活中的深度和广度。它体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功能与装饰的统一，也即儒家所提出的“文质彬彬”的思想。同时，金属工具的广泛应用使设计领域不断扩大。春秋战国时开始出现铁器，铁器的坚硬和锋利远远胜过铜器，它可以在铜器上刻划花纹，并嵌入红铜丝或银丝，这就产生了错金错银工艺。汉代随着冶铁技术的进步，铁制工具的硬度提高，才有可能雕琢出大批的画像石和石制雕塑，使中国的石雕艺术有了很大发展。铁器在社会生产各领域的广泛使用，使得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明代的永乐大钟和武当山金顶则是中国金属工艺史上的两大工程。永乐大钟重约46吨，是用多个熔炉同时熔炼铜合金再一起浇铸。武当山金顶是现存最大的铜建筑物，分段、分块铸造再组合而成，其完整的造型，恢宏气度能与当今的后现代主义高技术派建筑及智能化的暴露金属结构的建筑媲美。除了以上的三个方面，技术和艺术互为依存的例子还存在于各个领域。汉代发明了纸，对中国书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清以后，宣纸逐渐成为中国书画的主要材料。明式家具那简炼的艺术造型与坚固合理的结构功能之间的完美结合，从而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顶峰，成为家具史上的最亮丽点。此外，历代帝王的宫殿和陵墓，江南的私家园林，都是技术与艺术结合后的产物。苏嘉湖一带的丝织业、纺织业，以及各地发掘的丰富的文化遗存，如果没有技术为基础，怎么会给后人留下那么多精美的艺术瑰宝？技术和艺术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孤立的技术是没有价值的，和艺术相结合的技术则具备了艺术的价值。艺术因技术而发光，技术因艺术而永驻。一个时代，大凡技术问题为政治所关注，成为事关国家前途、国计民生之大事时，技术便早已越过技巧或科学本身，而成为其它。20世纪中叶的社会主义手工业改造，其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经济发展考虑，解决传统工艺的现代生存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重新引进包豪斯思想，强调产品设计注重功能，一切从人出发，在这个前提下，认为现代设计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已鲜明具有人道主义色彩⒃。在新世纪之初，回顾历史，可以温故而知新，更好地将技术与艺术加以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