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早年中进士,点翰林,激于时势,抨击时弊,参与戊戌变法。维新失败后被革职。1901年,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他主张教育救国,启迪民智,苦心孤诣,矢志不移。在他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印刷所发展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文化事业机构。张元济在中国出版事业和文化事业上都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 张元济在参与戊戌变法时，便树立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理 想，举办“健社”、“西学堂”，后任职于南洋公学堂。但在腐败的旧中国，这种通过政治途径进行改良的理想，没有最终实现的可能。于是张元济选择了商务印书馆，通过编辑出版这条更为实际的道路来 实现他的智民之举。通过对编辑文化功能的认识，张元济确立了他的编辑宗旨，即“以扶助教育为己任”。 他 认为，办教育就应当编辑出版编写得体、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适合中国国情的教科书。张元济提出，要杜绝当时的两种通症，一是滥读四书五经，一是用洋人课本。要为中国办现代教育，就不能采用四书五经和那些宣传基督教教义的课本，要采用西方的各种学术，和中国的国民素质、习俗、宗教、政体等结合起来编新的课本。博采众长，推陈出新，是张元济编辑教科书的主导思想。 张元济不仅重视知识的灌输，而且注重新式教科书修身养性之功用。他认为，编制中小学教科书，尤其是中小学修身教科书，是培养国民新的伦理道德的最有效的措施。以商务的第一种新式教科书《最新教科书》为例，课本内容以提倡爱国、提高民族素质、宣扬中华传统美德、普及科学知识为特色。通过学习本国历史，“以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而非欲仅明了盛衰存亡之故”， 发挥新式教科书使“教者不劳，学者不困，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在他的努力下，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了《最新国文教科书》、《中国历史教科书》、《共和国课本新理 科》、《最新格致教科书》等一系列教科书。直到解放，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占全国市场的 6/10，为普及新知，推动近代中国科学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昌明教育生平愿，故向书林努力来”， 成为张元济开启民智、传播新学的编辑宗旨的最好写照。 1919年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 张元济提出了“喜新厌旧主义”。 19世纪初，西学开始传入中国。张元济早年曾进翰林院，饱学中国古典文学。而他作为一个编辑家，却积极接受和传播了新思想，充分体现了他“喜新厌旧”的编辑思想。他重视西方政治法律思想的译介，编辑出版了严复的《天演论》 、 《群学肆言》、《社会通诠》、《法意》、《日本法规大全》等，还推出《帝国丛书》、《政学丛书》、《商业丛书》、《战史丛书》等一系列介绍西方情况的丛书。同时他还主持编 辑了《东方杂志》、《绣像小说》、《教育杂志》、《小说月报》等顺应时代潮流的刊物。这些活动都充分体现了张元济与时代结合的编辑思想。在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 ，编辑面临着知识老化、思想观念陈旧的问题，我们应当借鉴张元济的编辑思想，以宽容之心和发展的眼光来对待新事物，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以实现编辑主体的现代化。 其次，编辑不应仅局限于顺应潮流，更应有超前的意识。敢为时代先，开时代之先河，这才是开拓创新的真正要义。1902年清廷发布新学堂章程后，各地新式学堂纷纷创办，张元济以编辑家敏锐的眼光，立即与高梦旦、蔡元培一道编写了《最新教科书》，包括国文、修身、珠算、笔算、格致 、理科、农业、中外地理等，风行全国。直至1906年，清政府学部才公布第一批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在公布的102种书目中，商务版占54种。新式教科书的编制实为张元济的创举，他开启了近代中国出版新式教科书之先河。对注音字母的普及推广，也体现了张元济的开拓精神。他认为，“注音字母亦促进教育之一事”。由于他的重视，商务印书馆在1919年9月率先推出国内第一部《国音字典》和《国音学生字 汇》，当时的教育部却在两个月后才正式公布注音字母。次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法国语教科书》，首册即是以注音字母为内容，作为在初级教育中推广注音字母的教材。1921年上半年，又出版了《国音学讲义》、《实用国音学》、《国音方字图解》、《国音浅说》 、《注音字母片》等十余种书籍。从这些举措中可以清楚看到张元济不泥常法、勇于开拓 的编辑思想。 编辑的创新活动，是编辑主体意识最突出的表现，它有助于出版社树立品牌、形成特色。正是由于张元济的不断开拓创新，编辑出一大批有鲜明时代色彩的图书，商务印书馆才成为晚 清以来传播新知新学的重镇，从而在中国现代社会思想和学术变迁过程中产生深远的影响。 张元济的编辑宗旨是坚定的，即普及教育、开启民智，但作为一个实业家，他也并不讳谈“ 利”字。1901年张元济编辑出版了严复译的《原富》，书中阐述了广义的“理财之道”，认为文明的利己和道德公义之间并无鸿沟，企业家建设性的努力富强国家与利己是一致的。这实 质上成为他“兼济义利”编辑思想的理论基础。张元济十分重视广告的作用，以实现良好的 经济效益 。以花费他三十年心血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以下简称《衲史》)这部巨帙为例 ，1932年11月4日张元济在给丁英桂的信中说，《东方杂志》所登《衲史》广告“仍战前之言，殊有不合，赶紧停止，改 撰 ”，“以后关涉是书广告,务先送敝处看过再发，以免歧误”。在张元济的指挥下，商务印 书馆在 《申报》上大造广告声势，超过各家同行。1930年6月1日《申报》头版用整版篇幅刊登《衲 史》广告，6月中旬到8月底，每两三天就在头版登半版广告。广告不仅是一种重要的促销手段，其内容设计也应多样化。 《衲史》在《申报》上印上了百衲本与殿本对比的校样，内容每次更换，还附有北平、南京、沈阳、汉口等地报刊对《衲史》的评论摘要。此外还印制大批《衲史》校样，采用与《衲史》同样的六开线装本，内容除序言之外，有各 史版本介绍，还特别在各史中选出一二页样张，用红线划出殿本缺、脱、错误之处，在栏 外再用红字作说明，使读者对两种本子的优劣一目了然。样本一面有目的地分赠各地藏书家 、学者、学校、图书馆，一面放在发行所及各分馆营业大厅，任凭读者索取。张元济的多种营销手段，对销售《衲史》起了很大作用。据1930年9月17日张元济致傅增湘信中所载，《 衲史 》仅发售预约就售出一千余部。 在张元济所处年代中，书业界同样存在着激烈竞争。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两大书业巨头的竞争一直持续了三十几年。面对竞争，张元济坚持重义轻利、义利兼顾，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编辑原则，实际是追求一种大利：即既注重图书的学术价值和文化品 位 ，又与市场紧密联系，实现文化追求与商业利益的结合。因此，市场竞争不应成为有些编辑舍弃文化价值的借口，竞争是对编辑提出更高的要求，即编辑要兼具文化意识和市场意识 ，张元济重义轻利、义利兼顾的编辑思想值得我们借鉴。 张元济认为，图书质量是衡量编辑人员水平的重要标准。他在编辑活动中，把图书质量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他对古籍的编校过程中。由他组织编纂的《四部丛刊》、 《 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初稿》四大丛书，在中国文献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编校质量的精良，为世人所称道。整理古籍，选择善本很重要，找不到较好的本子做底本，就会以讹传讹。张元济以“书贵初刻” 作为选择底本的原则。在“书贵初刻”的同时又不能拘泥于宋元旧版，不同版本必须经 过反复对比，择善而从。有的明嘉靖、隆庆以前复刻的宋本“其字清朗，首尾完具，学者得之， 引用有所依据”，就应当取明本而舍弃过于模糊残缺的宋元版本。他在搜访善本方面，可谓不遗余力，“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进走两京，远驰域外。每有所觐，辄影印之。后有善者 ，前即舍去。积年累月，均得有较胜之本”。张元济编校古籍，不仅要求书籍内容精确无误，而且对装帧也十分讲究，重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他主张版框四周空白“俱宜宽展，否则蹙紧眉头，令人一见烦恼”。 他反对“借口推广文化，谓出版之事，不惟其精而惟其廉”。 在准备影印《册府元龟》时，他认为 《册府元龟》“本甚精湛，但晒出样张，大为减色”， 要平版厂邀请懂化学的人研究改进。《居易堂集》抄补缺页，他嘱要模仿原书字体补全。他发现《太平御览》格子过小，行数甚密，过于束缚，殊欠生动，要平版厂重写，“将格子放大，落笔较为自如”， 对其所用纸张，主张“选最为适宜之品，不宜省钱”。
我国近代以来编辑出版事业的重大成就之一，是出现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精于编辑业务、成绩卓著的编辑家、出版家，人才辈出，前后相望。在现代出版界中，王子野同志就是这样一位著名的编辑家、学者和评论家。王子野，原名程扶铎，1916年出生于安徽绩溪。1930年小学毕业后，因家境贫寒辍学，不久到上海亚东图书馆当练习生。由于他勤奋学习，博览群书，学问日增，思想上也不断进步。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38年入延安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第二秘书处秘书，兼任军政学院哲学助教。1941年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组长。1942年后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图书资料室副主任，中央军委编译局翻译处处长，《晋察冀日报》编委，1948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出版科科长、出版委员会委员，从此一直在编辑出版岗位上工作。60多年来他对我国现代出版事业做出极大努力，有着重要的业绩和贡献，赢得很高的声誉。建国后，王子野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处长，在胡愈之的领导下，曾积极参与创办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文献性刊物——《新华月报》，总揽编辑、出版业务全局，并负责编委会，奠定了该刊的编辑宗旨和编辑风格。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成立后，王子野任该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在50、60年代长期担任领导编辑职务，对有系统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大量理论翻译读物，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对待，但他对党、对马克思主义坚信不移，坚持做学问，追求真理。1975年，从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调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任理论组组长。1977年至1982年任国家出版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在国家编辑事业领导岗位上，拨乱反正，落实出版政策，重视出版人才和出版物质量，关心和提倡书籍装帧艺术，并多次撰文评论，起过很好的作用。80年代以后，兼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国家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一届副主席、第二届副主席、第三届名誉主席，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一、二届副会长，仍一如既往，关心出版工作。他亲自为《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一书审同，并撰写该书“绪论”部分；经常在中央级报刊上推荐好书、评论作品。他关心和支持编辑学、出版学的研究，为多咱编辑著述撰写序文。他说：“社会上各种行业都有自己的专门学问，经济有经济学，教育有教育学，新闻有新闻学，书刊出版后也有专门的目录学、版本学、图书馆学，惟独出版工作本身缺少专门研究。是出版工作没有东西可研究吗？不是的。出版的历史起码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以前，反正比新闻早得多。要研究的东西不是很少，而是很多。就是因为不被重视，所以才留下缺门。这空白总不能永远留下去，出版学早晚总要在众多的学科中占一席应的位置。”（1982年《韬奋与出版》一书序）王子野鼓励编辑进行出版理论研究，曾主持全国出版研究年会和编辑出版理论优秀论文的评奖工作。还提倡编辑要读书学习、博学多能，成为通才，并要继承和发扬出版的优良传统。1990年王子野向《出版工作》编辑部建议，约请一些老编辑写一写自己是怎样做编辑工作的。之后该刊开辟“我怎样做编辑工作”专栏，陆续发表了许多著名编辑所写的具体经验和切实体会，在编辑出版界起到了广泛的有益作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王子野为出版对外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先后访问日本、美国、意大利等国，跟这些国家的出版界人士广泛接触，宣传了我国出版事业的成绩，促进国际合作出版的开展。王子野是国内外公认的享有盛誉的出版家、编辑家。一王子野的编辑出版工作是跟人民出版社的建立与发展分不开的。自人民出版社成立起，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止，他一直是该社的主要领导，长期主持编辑工作，1960年起任社长兼总编辑。有系统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是人民出版社一项重要的任务。建国初期，除出版《马恩文选》外，还有马列原著单行本，王子野重视序言的校订工作，特别是列入“干部必读”的部分，经常亲自跟译者联系（曹葆华等）。1954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成立后，马列原著的翻译出版进入更有计划、有系统的新阶段。继《斯大林全集》出版以后，《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39卷的出版工作，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60年代，又开始了出版《列宁选集》的工作，王子野亲自撰文在《人民日报》上介绍。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的翻译出版工作，王子野有一种真挚的感情和执着的追求。1984年9月在新版的《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出版发行座谈会上，王子野满腔热情地发言，希望译文精益求精，新版能反映出我国自己的特点，要有自己写的前方和注释；对《全集》的装帧设计要求成为善本书。这些真诚的意见，也是他一贯的主张。王子野在人民出版社时多次讲到普列汉诺夫翻译马恩著作时增加自己注释的做法。因此人民出版社出版《费尔巴哈论纲》时，就附了普列汉诺夫写的注释。在“文革”中陈伯达曾以此作为批判王子野叛徒哲学的根据，王子野因此而受到迫害。作为编辑家的王子野，认真贯彻出版方针。人民出版社建社不久，为了执行编辑出版分工原则，他坚决主张不出版专业分工以外的书籍，得到上级领导机关的支持。在编辑工作中，王子野十分重视出版物的质量。他主持出版社的编辑业务，亲自审稿，对各级编辑的审稿意见，总是写上自己意见、看法，或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但很有说服力。有一部关于辩证法的翻译书稿，编辑的审稿意见很简单，王子野看了书稿以后，写道：“虽然你们三番四覆地修改，然而遗留下的问题还不知有多少（而且都是十分严重的）。我对你们的校定者和审稿者也是有意见的。”接着指出该稿译文上的不妥之处、译者杜撰的名词术语，以及误译的例子。然后又说：“希望你们从这部稿子的校定、审读的错误中得出必要的教训，以改正今后的工作。我的意见如不对，也可批评。”（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往往有些译稿原文比较粗疏，即使译者是名家，王子野总是要编辑把审稿意见告诉译者，让译者自己了解后进行校改。1954年以前，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不少从苏联翻译的哲学、社会方面的小册子。后来认识提高了，1954年9月间，王子野在一本重印书上批语：“不要重印苏联一些教条主义的小册子。”对于选题，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一般书的选译，必须十分慎重，可缓就缓，可不译就不译，这样做，不会吃亏”（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王子野对于国内一些学者的著作稿，同样认真审读。一部阐述新中国初期建设成就的书稿。王子野的审稿意见是：“这部稿子只是一些数字的堆积，再插进一些《共同纲领》的引文，使人无法读下去。照此样子不作较大的修改不能出版。我想修改的主要要求是充实血肉，每一个问题都必须讲清道理。材料是很多的，……有血有肉又有骨头，才能读下去。”另一部学术著作的审稿意见，是这样写的：“对苏联学者的见解要认真加上一番消化功夫，不要信手大段大段地抄录。但是参考书在文末须作交代。”（以上均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王子野还经常提醒编辑部的同志，编辑工作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一定要认真掌握好政策，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而他自己在编辑工作中的认真严肃、严格细致的工作态度与作风，也是直接影响到全社编辑的业务素质与工作作风的。王子野除了审稿，还要审读、修改编辑撰写的图书“内容提要”文字，有时改动得几乎是重新撰写的。人民出版社在建社后就建立总编辑在审读、签发书稿时，同时要审读、签发书稿的“内容提要”的制度。王子野还重视出版社的书刊资料工作，认为做好藏书资料工作，对培养出版社编辑人员有很大作用。人民出版社初期的内部刊物《出版周报》，刊载上级有关编辑出版工作的指示、选登读者对出版物的批评与建议，以及社内人员在编辑出版工作中失误的检查。诸如“新华时事丛刊”的编辑工作，书刊中重大的校对错误等，都刊出有关编辑、校对人员做出的检查和认识。对于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培养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起了很好的作用。60年代初，王子野在全社人员大会上提出编辑出版工作中的“三风”、“一严”问题。“三风”就是：勤俭朴素的作风、谦逊团结的作风、踏实细致的作风。“一严”就是一切从严，首先是政治上从严。从编辑出版到行政管理，每一环节都要求严字当头。选题组稿、审稿、加工要严，出版校对也要从严，行政管理制度的执行也要从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出版质量的不断提高。王子野还认为，提高书稿质量，首先必须领先著者、译者、编辑的努力。因此，出版社除了加强编辑工作，在社内培养出更多的好编辑外，同时还应当推动著者、译者和编者也积极改进自己应做的工作，双方努力才能达到书稿质量的普遍提高。讲到出版社要团结一大批认真著译的作者，总是王子野自己是做得很好的。他亲自在编辑访问作者的“访问记录”上写意见、作提示，有时还在全社人员大会上表扬或批评，还提倡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到出版社做学术报告；他自己跟曹葆华、曹汀、朱光潜、吕振羽、季羡林、戈宝权等一大批学者专家——作者都有很好的交往。其实，王子野对于社会上人才的重视与爱护，也是很突出的。60年代中期，他在出版社时，将一位研究普列汉诺夫的专家王荫庭，请到出版社来让他翻译作品，发挥专长。粉碎“四人帮”以后，王子野满腔热情、鼓励安徽一位美学家郭因出版学术著作。郭因的两本专著《中国绘画美学史稿》和《艺廊思絮》，分别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和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在后记和向王子野的赠书中表示了他的感激之情。安徽有位青年学者徐学林，研究徽学，学有专长，对安徽出版史情有独钟，写出过大量的论文。王子野对他十分关心和鼓励。我很了解王子野对于人才的爱护和对有价值书稿的重视，只是他不愿意多说自己是怎样做的。图书质量是由内容与形式两部分构成的。王子野对于图书的外观形式——装帧设计也是十重视的。无疑，这和他的哲学、美学素养，以及对艺术的爱好是分不开的。他在总编辑岗位上经常关心图书的封面设计和装帧形式，为封面设计出主意。所有这些，可以看出在人民出版社的发展过程中，终结着王子野的心血和贡献。1985年纪念人民出版社建社35周年时，王子野用秀丽的行书写下这样的题词：“乐为他人作嫁衣。”这也是对他自己服务、献身编辑出版工作的真实写照。二早在建国前后，王子野有过做研究工作的想法。他曾经说到自己对哲学、美学的爱好，到北京以后，想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而不是编辑出版工作。不过，王子野又确实干了一辈子的编辑。王子野是编辑家，然而他又是学者和评论家，也是位勤奋的翻译家。他对中外文学、哲学、历史有很深的修养，对翻译工作也很有造诣，。在延安时期就译过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以及文艺理论方面的书籍，如《西洋哲学史简编》、《历史唯物论》、拉法格的《思想起源论》、《邓肯自传——补篇》等。撰写哲学、美学、文学评论、戏剧评论，以及杂文作品和读书笔记，出版过多种著译单行本。1984年三联书店出版的《槐下居丛稿》就是他几十年在编辑工作之余创作的结集。1991年11月，首次胡适学术讨论会在安徽绩溪召开。王子野被邀请参加了这次会议。作为胡适的同乡和后辈，他作了题为《以辩证观点研究胡适》的发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在文化学术领域的多方面开拓工作予以肯定。因此提出：“对胡适的学术思想采取探讨，也就是把以前倒污水时倒掉的婴儿捡回来。当然应当小心，在捡婴儿的时候不要把污水带回来。……我以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双百方针，允许大家发表不同意见，做到畅所欲言，心情舒畅。”这个发言受到与会同志的好评。作为学者，王子野博览群书，勤于钻研，他藏册极富，坐拥书城。他是珍爱图书的藏书家，又是广泛涉猎的学问家。人们很惊奇地发现，王子野面对大量藏书，但又随时能够找出来使用。在王子野的读书习惯中，对于外国文学的若干名著往往喜欢对照外文原文进行阅读。他懂得俄、英两种文字，去世前几年还在自学法文和日文。一次我去看望他时，这位白发老人正面对着电视机认真地学外文。他对学问的执着追求，数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老而弥坚。这也是编辑家一种极其宝贵的品质，是使他集编辑家与学者、评论家于一身的重要原因。80年代以后，人们经常能够见到王子野的书法作品。从图书刊名题字、题词到条幅，生动的行草或古朴的篆隶，似乎突然出现了一个书法家的王子野。其实王子野的书法是很有功底的，只是过去忙于编辑业务和出版领导工作，无暇顾及。这几年他有更多的时间追摹金石、研修魏碑；草书则倾慕于右任体，而又着意融合诸家，化为己长。需要说明的是，王子野在书法上的成就，有着深厚艺术修养的基础。他很喜爱中西绘画，他的藏书有大量的中外画册，对作品有很高的鉴赏能力，曾经为画家袁运甫等人的作品作序评论。他能刻竹、治印，这些艺术修养使他的书法别具神韵，我曾见到过他挥毫书写碑记。三跟王子野共事合作过的，或者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人们，都会一致称颂他写得一手好文章，清新流利、通畅晓达；同时也会觉得他讲着带有浓重乡音的普通话，讲话、做报告时往往缺少鼓动性和条理性。平时相处，容易见到他不苟言笑、严肃庄重的一面，不易发觉他平易近人、风趣幽默的一面。50年代在出版社时，王子野在食堂跟大家一起排队买饭，很爱聊天、说笑话。他称赞一个工友的工作有条理，说他有“大将风度”。一次，北京东城智化寺举办个人采集的蝴蝶标本展览，他见人就介绍。只要读一本好书，不住地向人推荐；如果是一本不满意的书，也要说出批评意见。跟他在一起开会，晚上喝了点酒，就会闲聊，从学问到生活，无所不谈。王子野平日生活相互做事极其认真、细致而又有条理。他日常伏案读书、写作的书桌，总是干干净净，书本和笔纸放得很有规律。书桌抽屉里的东西，也是井井有序。明窗净几，为他创造了文思如涌、学问日进的良好环境。1993年春天，我去拜访王子野同志，正巧王子野同志不在家，出来开门的是他的在初中学习的孙子小遥。在小遥居室的墙上，我见到王子野用工整楷书写的几句话：多做好事，少说空话，先做后讲，做了不讲；别人的好事，一件不忘，自己好事，做了就忘。这是王子野赠给他后辈的座右铭。我觉得正是他自己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标准的表现。应该说，也是王子野自己的座右铭。这种高尚的情操和职业道德，同样需要在编辑出版界大大提倡和发扬的。[2]
司马迁(前145年-前90年)西汉“世界历史之父” 汉代伟大的编辑学家，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完成《史记》编纂工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太史公、历史之父。1957年，司马迁被联合国命名为“世界历史之父”。
我国近代以来编辑出版事业的重大成就之一，是出现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精于编辑业务、成绩卓著的编辑家、出版家，人才辈出，前后相望。在现代出版界中，王子野同志就是这样一位著名的编辑家、学者和评论家。王子野，原名程扶铎，1916年出生于安徽绩溪。1930年小学毕业后，因家境贫寒辍学，不久到上海亚东图书馆当练习生。由于他勤奋学习，博览群书，学问日增，思想上也不断进步。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38年入延安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第二秘书处秘书，兼任军政学院哲学助教。1941年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组长。1942年后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图书资料室副主任，中央军委编译局翻译处处长，《晋察冀日报》编委，1948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出版科科长、出版委员会委员，从此一直在编辑出版岗位上工作。60多年来他对我国现代出版事业做出极大努力，有着重要的业绩和贡献，赢得很高的声誉。建国后，王子野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处长，在胡愈之的领导下，曾积极参与创办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文献性刊物——《新华月报》，总揽编辑、出版业务全局，并负责编委会，奠定了该刊的编辑宗旨和编辑风格。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成立后，王子野任该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在50、60年代长期担任领导编辑职务，对有系统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大量理论翻译读物，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对待，但他对党、对马克思主义坚信不移，坚持做学问，追求真理。1975年，从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调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任理论组组长。1977年至1982年任国家出版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在国家编辑事业领导岗位上，拨乱反正，落实出版政策，重视出版人才和出版物质量，关心和提倡书籍装帧艺术，并多次撰文评论，起过很好的作用。80年代以后，兼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国家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一届副主席、第二届副主席、第三届名誉主席，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一、二届副会长，仍一如既往，关心出版工作。他亲自为《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一书审同，并撰写该书“绪论”部分；经常在中央级报刊上推荐好书、评论作品。他关心和支持编辑学、出版学的研究，为多咱编辑著述撰写序文。他说：“社会上各种行业都有自己的专门学问，经济有经济学，教育有教育学，新闻有新闻学，书刊出版后也有专门的目录学、版本学、图书馆学，惟独出版工作本身缺少专门研究。是出版工作没有东西可研究吗？不是的。出版的历史起码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以前，反正比新闻早得多。要研究的东西不是很少，而是很多。就是因为不被重视，所以才留下缺门。这空白总不能永远留下去，出版学早晚总要在众多的学科中占一席应的位置。”（1982年《韬奋与出版》一书序）王子野鼓励编辑进行出版理论研究，曾主持全国出版研究年会和编辑出版理论优秀论文的评奖工作。还提倡编辑要读书学习、博学多能，成为通才，并要继承和发扬出版的优良传统。1990年王子野向《出版工作》编辑部建议，约请一些老编辑写一写自己是怎样做编辑工作的。之后该刊开辟“我怎样做编辑工作”专栏，陆续发表了许多著名编辑所写的具体经验和切实体会，在编辑出版界起到了广泛的有益作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王子野为出版对外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先后访问日本、美国、意大利等国，跟这些国家的出版界人士广泛接触，宣传了我国出版事业的成绩，促进国际合作出版的开展。王子野是国内外公认的享有盛誉的出版家、编辑家。一王子野的编辑出版工作是跟人民出版社的建立与发展分不开的。自人民出版社成立起，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止，他一直是该社的主要领导，长期主持编辑工作，1960年起任社长兼总编辑。有系统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是人民出版社一项重要的任务。建国初期，除出版《马恩文选》外，还有马列原著单行本，王子野重视序言的校订工作，特别是列入“干部必读”的部分，经常亲自跟译者联系（曹葆华等）。1954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成立后，马列原著的翻译出版进入更有计划、有系统的新阶段。继《斯大林全集》出版以后，《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39卷的出版工作，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60年代，又开始了出版《列宁选集》的工作，王子野亲自撰文在《人民日报》上介绍。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的翻译出版工作，王子野有一种真挚的感情和执着的追求。1984年9月在新版的《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出版发行座谈会上，王子野满腔热情地发言，希望译文精益求精，新版能反映出我国自己的特点，要有自己写的前方和注释；对《全集》的装帧设计要求成为善本书。这些真诚的意见，也是他一贯的主张。王子野在人民出版社时多次讲到普列汉诺夫翻译马恩著作时增加自己注释的做法。因此人民出版社出版《费尔巴哈论纲》时，就附了普列汉诺夫写的注释。在“文革”中陈伯达曾以此作为批判王子野叛徒哲学的根据，王子野因此而受到迫害。作为编辑家的王子野，认真贯彻出版方针。人民出版社建社不久，为了执行编辑出版分工原则，他坚决主张不出版专业分工以外的书籍，得到上级领导机关的支持。在编辑工作中，王子野十分重视出版物的质量。他主持出版社的编辑业务，亲自审稿，对各级编辑的审稿意见，总是写上自己意见、看法，或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但很有说服力。有一部关于辩证法的翻译书稿，编辑的审稿意见很简单，王子野看了书稿以后，写道：“虽然你们三番四覆地修改，然而遗留下的问题还不知有多少（而且都是十分严重的）。我对你们的校定者和审稿者也是有意见的。”接着指出该稿译文上的不妥之处、译者杜撰的名词术语，以及误译的例子。然后又说：“希望你们从这部稿子的校定、审读的错误中得出必要的教训，以改正今后的工作。我的意见如不对，也可批评。”（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往往有些译稿原文比较粗疏，即使译者是名家，王子野总是要编辑把审稿意见告诉译者，让译者自己了解后进行校改。1954年以前，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不少从苏联翻译的哲学、社会方面的小册子。后来认识提高了，1954年9月间，王子野在一本重印书上批语：“不要重印苏联一些教条主义的小册子。”对于选题，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一般书的选译，必须十分慎重，可缓就缓，可不译就不译，这样做，不会吃亏”（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王子野对于国内一些学者的著作稿，同样认真审读。一部阐述新中国初期建设成就的书稿。王子野的审稿意见是：“这部稿子只是一些数字的堆积，再插进一些《共同纲领》的引文，使人无法读下去。照此样子不作较大的修改不能出版。我想修改的主要要求是充实血肉，每一个问题都必须讲清道理。材料是很多的，……有血有肉又有骨头，才能读下去。”另一部学术著作的审稿意见，是这样写的：“对苏联学者的见解要认真加上一番消化功夫，不要信手大段大段地抄录。但是参考书在文末须作交代。”（以上均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王子野还经常提醒编辑部的同志，编辑工作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一定要认真掌握好政策，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而他自己在编辑工作中的认真严肃、严格细致的工作态度与作风，也是直接影响到全社编辑的业务素质与工作作风的。王子野除了审稿，还要审读、修改编辑撰写的图书“内容提要”文字，有时改动得几乎是重新撰写的。人民出版社在建社后就建立总编辑在审读、签发书稿时，同时要审读、签发书稿的“内容提要”的制度。王子野还重视出版社的书刊资料工作，认为做好藏书资料工作，对培养出版社编辑人员有很大作用。人民出版社初期的内部刊物《出版周报》，刊载上级有关编辑出版工作的指示、选登读者对出版物的批评与建议，以及社内人员在编辑出版工作中失误的检查。诸如“新华时事丛刊”的编辑工作，书刊中重大的校对错误等，都刊出有关编辑、校对人员做出的检查和认识。对于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培养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起了很好的作用。60年代初，王子野在全社人员大会上提出编辑出版工作中的“三风”、“一严”问题。“三风”就是：勤俭朴素的作风、谦逊团结的作风、踏实细致的作风。“一严”就是一切从严，首先是政治上从严。从编辑出版到行政管理，每一环节都要求严字当头。选题组稿、审稿、加工要严，出版校对也要从严，行政管理制度的执行也要从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出版质量的不断提高。王子野还认为，提高书稿质量，首先必须领先著者、译者、编辑的努力。因此，出版社除了加强编辑工作，在社内培养出更多的好编辑外，同时还应当推动著者、译者和编者也积极改进自己应做的工作，双方努力才能达到书稿质量的普遍提高。讲到出版社要团结一大批认真著译的作者，总是王子野自己是做得很好的。他亲自在编辑访问作者的“访问记录”上写意见、作提示，有时还在全社人员大会上表扬或批评，还提倡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到出版社做学术报告；他自己跟曹葆华、曹汀、朱光潜、吕振羽、季羡林、戈宝权等一大批学者专家——作者都有很好的交往。其实，王子野对于社会上人才的重视与爱护，也是很突出的。60年代中期，他在出版社时，将一位研究普列汉诺夫的专家王荫庭，请到出版社来让他翻译作品，发挥专长。粉碎“四人帮”以后，王子野满腔热情、鼓励安徽一位美学家郭因出版学术著作。郭因的两本专著《中国绘画美学史稿》和《艺廊思絮》，分别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和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在后记和向王子野的赠书中表示了他的感激之情。安徽有位青年学者徐学林，研究徽学，学有专长，对安徽出版史情有独钟，写出过大量的论文。王子野对他十分关心和鼓励。我很了解王子野对于人才的爱护和对有价值书稿的重视，只是他不愿意多说自己是怎样做的。图书质量是由内容与形式两部分构成的。王子野对于图书的外观形式——装帧设计也是十重视的。无疑，这和他的哲学、美学素养，以及对艺术的爱好是分不开的。他在总编辑岗位上经常关心图书的封面设计和装帧形式，为封面设计出主意。所有这些，可以看出在人民出版社的发展过程中，终结着王子野的心血和贡献。1985年纪念人民出版社建社35周年时，王子野用秀丽的行书写下这样的题词：“乐为他人作嫁衣。”这也是对他自己服务、献身编辑出版工作的真实写照。二早在建国前后，王子野有过做研究工作的想法。他曾经说到自己对哲学、美学的爱好，到北京以后，想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而不是编辑出版工作。不过，王子野又确实干了一辈子的编辑。王子野是编辑家，然而他又是学者和评论家，也是位勤奋的翻译家。他对中外文学、哲学、历史有很深的修养，对翻译工作也很有造诣，。在延安时期就译过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以及文艺理论方面的书籍，如《西洋哲学史简编》、《历史唯物论》、拉法格的《思想起源论》、《邓肯自传——补篇》等。撰写哲学、美学、文学评论、戏剧评论，以及杂文作品和读书笔记，出版过多种著译单行本。1984年三联书店出版的《槐下居丛稿》就是他几十年在编辑工作之余创作的结集。1991年11月，首次胡适学术讨论会在安徽绩溪召开。王子野被邀请参加了这次会议。作为胡适的同乡和后辈，他作了题为《以辩证观点研究胡适》的发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在文化学术领域的多方面开拓工作予以肯定。因此提出：“对胡适的学术思想采取探讨，也就是把以前倒污水时倒掉的婴儿捡回来。当然应当小心，在捡婴儿的时候不要把污水带回来。……我以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双百方针，允许大家发表不同意见，做到畅所欲言，心情舒畅。”这个发言受到与会同志的好评。作为学者，王子野博览群书，勤于钻研，他藏册极富，坐拥书城。他是珍爱图书的藏书家，又是广泛涉猎的学问家。人们很惊奇地发现，王子野面对大量藏书，但又随时能够找出来使用。在王子野的读书习惯中，对于外国文学的若干名著往往喜欢对照外文原文进行阅读。他懂得俄、英两种文字，去世前几年还在自学法文和日文。一次我去看望他时，这位白发老人正面对着电视机认真地学外文。他对学问的执着追求，数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老而弥坚。这也是编辑家一种极其宝贵的品质，是使他集编辑家与学者、评论家于一身的重要原因。80年代以后，人们经常能够见到王子野的书法作品。从图书刊名题字、题词到条幅，生动的行草或古朴的篆隶，似乎突然出现了一个书法家的王子野。其实王子野的书法是很有功底的，只是过去忙于编辑业务和出版领导工作，无暇顾及。这几年他有更多的时间追摹金石、研修魏碑；草书则倾慕于右任体，而又着意融合诸家，化为己长。需要说明的是，王子野在书法上的成就，有着深厚艺术修养的基础。他很喜爱中西绘画，他的藏书有大量的中外画册，对作品有很高的鉴赏能力，曾经为画家袁运甫等人的作品作序评论。他能刻竹、治印，这些艺术修养使他的书法别具神韵，我曾见到过他挥毫书写碑记。三跟王子野共事合作过的，或者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人们，都会一致称颂他写得一手好文章，清新流利、通畅晓达；同时也会觉得他讲着带有浓重乡音的普通话，讲话、做报告时往往缺少鼓动性和条理性。平时相处，容易见到他不苟言笑、严肃庄重的一面，不易发觉他平易近人、风趣幽默的一面。50年代在出版社时，王子野在食堂跟大家一起排队买饭，很爱聊天、说笑话。他称赞一个工友的工作有条理，说他有“大将风度”。一次，北京东城智化寺举办个人采集的蝴蝶标本展览，他见人就介绍。只要读一本好书，不住地向人推荐；如果是一本不满意的书，也要说出批评意见。跟他在一起开会，晚上喝了点酒，就会闲聊，从学问到生活，无所不谈。王子野平日生活相互做事极其认真、细致而又有条理。他日常伏案读书、写作的书桌，总是干干净净，书本和笔纸放得很有规律。书桌抽屉里的东西，也是井井有序。明窗净几，为他创造了文思如涌、学问日进的良好环境。1993年春天，我去拜访王子野同志，正巧王子野同志不在家，出来开门的是他的在初中学习的孙子小遥。在小遥居室的墙上，我见到王子野用工整楷书写的几句话：多做好事，少说空话，先做后讲，做了不讲；别人的好事，一件不忘，自己好事，做了就忘。这是王子野赠给他后辈的座右铭。我觉得正是他自己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标准的表现。应该说，也是王子野自己的座右铭。这种高尚的情操和职业道德，同样需要在编辑出版界大大提倡和发扬的。[2]
司马迁(前145年-前90年)西汉“世界历史之父” 汉代伟大的编辑学家，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完成《史记》编纂工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太史公、历史之父。1957年，司马迁被联合国命名为“世界历史之父”。
司马迁(前145年-前90年)西汉“世界历史之父” 汉代伟大的编辑学家，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完成《史记》编纂工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太史公、历史之父。1957年，司马迁被联合国命名为“世界历史之父”。
推出新人新作。“有远见的编辑和文艺部门的领导者，他们的目光决不会仅仅局限于少数几位名家，他们高瞻远瞩的眼光更多地注视着蓬勃成长的、有一定潜力的青年一代，给文学青年以更多的信任、关怀、扶植、帮助，他们这样做是有战略意义的。”在秦兆阳担任《当代》主编期间，公开宣布每期必发新人新作，他也是这一口号的积极实践者。在他的努力之下，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出现了一颗颗耀眼的明星。路遥的中篇处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两年间先后投寄给当时几乎所有的全国大型文学刊物，但都被退稿，最后投寄给《当代》。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他不久就收到了《当代》主编秦兆阳的长信，对稿件给予热情肯定。在秦兆阳指导下，路遥对这篇小说进行修改，并最终发表，并在秦的力争下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中篇小说奖。由秦兆阳发现、培养的当代作家，经秦兆阳之手发表的优秀作品还可以开列出一大串，如玛拉沁夫的处女作《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孙峻青、白桦发在《人民文学》的第一篇小说，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 审慎修改稿件。编辑作为一个“把关人”，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对作者的稿件进行加工和修改，秦兆阳对稿件加工修改的仔细认真态度和严谨作风是一般编辑难以比拟的，而且他始终把尊重作者权益放在第一位。他修改稿子，往往愿意花费时间与作者当面交谈，具体指导，实在不能面谈，或者是外地作者来信询问什么事情，他常常亲自复信。在叶文玲所写的悼念秦老的一篇文章中，有这样的记述：“再过十年八年乃至瞑目谢世，我都忘不了兆阳老师您在《心香》稿末的批注，忘不了您让朱盛昌同志殷殷转告的修改意见，就是您倾心注血的扶掖，《心香》终于问世，并且得到了文学界的嘉许。”他20世纪50年代编《人民文学》时，若干篇稿子实际上是改出来的，否则是不够发表水平的。对中篇小说《代价》的修改和出版过程，充分体现了一位老编辑家尊重作者著作权益的谦虚与高贵品格。《代价》发稿之后，秦兆阳给作者陈国凯写了一封长信，信上详细说明哪些地方他做了改动，还说明由于发稿时间匆促，改动时来不及预先和作者商量，表示歉意，他说，如果作者对改动的地方有不同的意见，到出版单行本时还可以按作者的意见改过来。在《代价》单行本三校已完毕，作为该社的重点图书即将付印之时，陈国凯赴京参加文学讲习所学习，秦兆阳又热情地约请他到家里谈《代价》的进一步修改问题，该不该再作较大幅度的修改？陈国凯颇有顾虑。秦兆阳坚决主张修改，这显示了他作为一位老编辑家的风范和气派。 白羊山蜿蜒百里，是团风县回龙山镇最大的山脉。1916年，著名作家、评论家秦兆阳，就诞生在山脚下这个宁静的小湾子———枣树店。12月的山风透着寒意。看着满山起伏的苍茫松涛，我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秦兆阳的一句诗：“参天树为什么要深深扎根，是为了繁茂它绿色的生命。”不过，少年秦兆阳在白羊山的怀抱中勤奋读书时，大概也未想到有朝一日自己的名字竟会镌刻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湾子里有一个小池塘，牛儿在塘边悠闲地吃着草。我向70多岁的张春华打听秦兆阳的故居，可巧她正是秦兆阳的侄媳。张春华指着临塘的两层楼房告诉我，秦兆阳当年的故居就在这里。20世纪70年代，房子因年久失修，几近坍塌，他们只好拆掉，盖起了现在的楼房。秦兆阳幼时在父亲执教的私塾读书，12岁时到汉口求学，1934年考入湖北武昌乡村师范，毕业后在黄州中心小学任教，并开始了他的诗歌和漫画创作。1938年，青年秦兆阳怀着满腔热血，告别了家乡，奔向革命圣地延安。之后几十年，秦兆阳曾有几次来湖北，1985年他思乡情切，带病来汉参加黄鹤楼笔会，并感慨赋诗：“四十余年风月，八千里路云烟。归来双鬓皤然，今夕故乡大变。”但由于种种原因，他只在1954年回过一次枣树店。张春华至今还记得，那年秦兆阳进村时坐的是两轮推车。对于秦兆阳的生平事迹，张春华是知道一些的，老伴秦波成常向她谈起这位叔叔。然而在她看来，自家并没有沾上多少名人的光：家里过的日子还有些穷，年过古稀的老伴仍每天挑着剃头担子穿街走巷，儿子则在家种田。张春华说：“大文学家又咋了，可没给我们留下任何东西！” 身为作家和评论家的秦兆阳在物质上是清贫的。但他78年的生命中，却留下了太多值得后人评说的东西。———秦兆阳一生著述甚丰，代表作品有《女儿的信》、《洁白的风帆》、《回首当年》、《在田野上，前进！》、《大地》等大量中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以及《论概念化公式化》、《文学探路集》等论文集，诗歌、散文创作也颇有成就。———提起秦兆阳，人们无法忘记20世纪50年代一大批顶梁柱式的作家的成名作，都是在他当时主持的《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以至于中国文坛长期尊崇秦兆阳式的编辑，认为一名出色的编辑应以培养作家、出版好作品为最高目标。———1956年，秦兆阳发表了著名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对50年代以来的文艺政策所体现的越来越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提出质疑和反思，在文艺界产生重大影响。他认为在坚持追求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这一现实主义的总原则的前提下，没有必要再对各种“现实主义”作时代的划分。秦兆阳因此受到批判，说他发表这篇文章目的在于暴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这和他帮助修改、发表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一事，成为他被打为“大右派”的两大罪状。秦兆阳因而在文坛消失了长达22年。———1979年，秦兆阳“右派”改正后，回到北京，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兼《当代》杂志主编。次年，在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召集的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他列举“文化大革命”对文艺界危害最大最烈的事实，鲜明有力地指出揭露“文革”的罪过和拨乱反正，正是人民的希求、时代的需要。多年后，仍有作家撰文回忆，当时秦兆阳以洪亮的、带有浓重黄冈口音的普通话在大会讲台上一板一字地说道：“真正的歌德派，应该是我们，我们，我们！对于党中央新的方针路线，我们是要做真正的歌德派！我们通过批判来歌颂，通过歌颂来批判！我们歌颂三中全会路线之德、拨乱反正之德、实事求是之德、干部和人民不可扑灭的正气之德、民族生机之德……这也就是思想解放！”这些观点在今天的文化界、知识界已成为平凡的真理，在那个年代却被视为惊世骇俗的言论。秦兆阳当时说出这样的话，该是拿出了何等的勇气！
中国第一位编辑大师孔子中国古代编辑理论的奠基人刘向、刘歆父子 建立古代编辑理论体系的刘知几以会通观点发展编辑理论的郑樵 古代编辑理论的集大成者章学诚首创纪传体编辑体裁的司马迁 首开断代史编辑体裁的班固开创佛教经录编辑体裁的道安
《经世文编》,清代辑录的清人经世文选。由贺长龄主持﹐魏源代为编辑。一百二十卷。道光六年(1826)成书﹐次年刊行。文编从七百馀家清人奏议﹑文集中﹐选录有关经世致用的文章共二千二百三十六篇﹐时间起自清初﹐止於道光三年。分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类﹐每类下又有子目。如学术下分原学﹑儒行﹑法语﹑广论﹑文学﹑师友等。正文前列“姓名总目”三篇﹐介绍被选录各家的简历及其著作。无文集﹑奏议而选自他书者﹐也开列说明。文编刊行後﹐影响很大﹐翻刻者不断﹐并出现了许多补编﹑续编和新编本。
我国近代以来编辑出版事业的重大成就之一，是出现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精于编辑业务、成绩卓著的编辑家、出版家，人才辈出，前后相望。在现代出版界中，王子野同志就是这样一位著名的编辑家、学者和评论家。王子野，原名程扶铎，1916年出生于安徽绩溪。1930年小学毕业后，因家境贫寒辍学，不久到上海亚东图书馆当练习生。由于他勤奋学习，博览群书，学问日增，思想上也不断进步。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38年入延安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第二秘书处秘书，兼任军政学院哲学助教。1941年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组长。1942年后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图书资料室副主任，中央军委编译局翻译处处长，《晋察冀日报》编委，1948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出版科科长、出版委员会委员，从此一直在编辑出版岗位上工作。60多年来他对我国现代出版事业做出极大努力，有着重要的业绩和贡献，赢得很高的声誉。建国后，王子野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处长，在胡愈之的领导下，曾积极参与创办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文献性刊物——《新华月报》，总揽编辑、出版业务全局，并负责编委会，奠定了该刊的编辑宗旨和编辑风格。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成立后，王子野任该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在50、60年代长期担任领导编辑职务，对有系统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大量理论翻译读物，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对待，但他对党、对马克思主义坚信不移，坚持做学问，追求真理。1975年，从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调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任理论组组长。1977年至1982年任国家出版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在国家编辑事业领导岗位上，拨乱反正，落实出版政策，重视出版人才和出版物质量，关心和提倡书籍装帧艺术，并多次撰文评论，起过很好的作用。80年代以后，兼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国家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一届副主席、第二届副主席、第三届名誉主席，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一、二届副会长，仍一如既往，关心出版工作。他亲自为《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一书审同，并撰写该书“绪论”部分；经常在中央级报刊上推荐好书、评论作品。他关心和支持编辑学、出版学的研究，为多咱编辑著述撰写序文。他说：“社会上各种行业都有自己的专门学问，经济有经济学，教育有教育学，新闻有新闻学，书刊出版后也有专门的目录学、版本学、图书馆学，惟独出版工作本身缺少专门研究。是出版工作没有东西可研究吗？不是的。出版的历史起码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以前，反正比新闻早得多。要研究的东西不是很少，而是很多。就是因为不被重视，所以才留下缺门。这空白总不能永远留下去，出版学早晚总要在众多的学科中占一席应的位置。”（1982年《韬奋与出版》一书序）王子野鼓励编辑进行出版理论研究，曾主持全国出版研究年会和编辑出版理论优秀论文的评奖工作。还提倡编辑要读书学习、博学多能，成为通才，并要继承和发扬出版的优良传统。1990年王子野向《出版工作》编辑部建议，约请一些老编辑写一写自己是怎样做编辑工作的。之后该刊开辟“我怎样做编辑工作”专栏，陆续发表了许多著名编辑所写的具体经验和切实体会，在编辑出版界起到了广泛的有益作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王子野为出版对外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先后访问日本、美国、意大利等国，跟这些国家的出版界人士广泛接触，宣传了我国出版事业的成绩，促进国际合作出版的开展。王子野是国内外公认的享有盛誉的出版家、编辑家。一王子野的编辑出版工作是跟人民出版社的建立与发展分不开的。自人民出版社成立起，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止，他一直是该社的主要领导，长期主持编辑工作，1960年起任社长兼总编辑。有系统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是人民出版社一项重要的任务。建国初期，除出版《马恩文选》外，还有马列原著单行本，王子野重视序言的校订工作，特别是列入“干部必读”的部分，经常亲自跟译者联系（曹葆华等）。1954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成立后，马列原著的翻译出版进入更有计划、有系统的新阶段。继《斯大林全集》出版以后，《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39卷的出版工作，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60年代，又开始了出版《列宁选集》的工作，王子野亲自撰文在《人民日报》上介绍。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的翻译出版工作，王子野有一种真挚的感情和执着的追求。1984年9月在新版的《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出版发行座谈会上，王子野满腔热情地发言，希望译文精益求精，新版能反映出我国自己的特点，要有自己写的前方和注释；对《全集》的装帧设计要求成为善本书。这些真诚的意见，也是他一贯的主张。王子野在人民出版社时多次讲到普列汉诺夫翻译马恩著作时增加自己注释的做法。因此人民出版社出版《费尔巴哈论纲》时，就附了普列汉诺夫写的注释。在“文革”中陈伯达曾以此作为批判王子野叛徒哲学的根据，王子野因此而受到迫害。作为编辑家的王子野，认真贯彻出版方针。人民出版社建社不久，为了执行编辑出版分工原则，他坚决主张不出版专业分工以外的书籍，得到上级领导机关的支持。在编辑工作中，王子野十分重视出版物的质量。他主持出版社的编辑业务，亲自审稿，对各级编辑的审稿意见，总是写上自己意见、看法，或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但很有说服力。有一部关于辩证法的翻译书稿，编辑的审稿意见很简单，王子野看了书稿以后，写道：“虽然你们三番四覆地修改，然而遗留下的问题还不知有多少（而且都是十分严重的）。我对你们的校定者和审稿者也是有意见的。”接着指出该稿译文上的不妥之处、译者杜撰的名词术语，以及误译的例子。然后又说：“希望你们从这部稿子的校定、审读的错误中得出必要的教训，以改正今后的工作。我的意见如不对，也可批评。”（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往往有些译稿原文比较粗疏，即使译者是名家，王子野总是要编辑把审稿意见告诉译者，让译者自己了解后进行校改。1954年以前，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不少从苏联翻译的哲学、社会方面的小册子。后来认识提高了，1954年9月间，王子野在一本重印书上批语：“不要重印苏联一些教条主义的小册子。”对于选题，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一般书的选译，必须十分慎重，可缓就缓，可不译就不译，这样做，不会吃亏”（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王子野对于国内一些学者的著作稿，同样认真审读。一部阐述新中国初期建设成就的书稿。王子野的审稿意见是：“这部稿子只是一些数字的堆积，再插进一些《共同纲领》的引文，使人无法读下去。照此样子不作较大的修改不能出版。我想修改的主要要求是充实血肉，每一个问题都必须讲清道理。材料是很多的，……有血有肉又有骨头，才能读下去。”另一部学术著作的审稿意见，是这样写的：“对苏联学者的见解要认真加上一番消化功夫，不要信手大段大段地抄录。但是参考书在文末须作交代。”（以上均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王子野还经常提醒编辑部的同志，编辑工作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一定要认真掌握好政策，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而他自己在编辑工作中的认真严肃、严格细致的工作态度与作风，也是直接影响到全社编辑的业务素质与工作作风的。王子野除了审稿，还要审读、修改编辑撰写的图书“内容提要”文字，有时改动得几乎是重新撰写的。人民出版社在建社后就建立总编辑在审读、签发书稿时，同时要审读、签发书稿的“内容提要”的制度。王子野还重视出版社的书刊资料工作，认为做好藏书资料工作，对培养出版社编辑人员有很大作用。人民出版社初期的内部刊物《出版周报》，刊载上级有关编辑出版工作的指示、选登读者对出版物的批评与建议，以及社内人员在编辑出版工作中失误的检查。诸如“新华时事丛刊”的编辑工作，书刊中重大的校对错误等，都刊出有关编辑、校对人员做出的检查和认识。对于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培养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起了很好的作用。60年代初，王子野在全社人员大会上提出编辑出版工作中的“三风”、“一严”问题。“三风”就是：勤俭朴素的作风、谦逊团结的作风、踏实细致的作风。“一严”就是一切从严，首先是政治上从严。从编辑出版到行政管理，每一环节都要求严字当头。选题组稿、审稿、加工要严，出版校对也要从严，行政管理制度的执行也要从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出版质量的不断提高。王子野还认为，提高书稿质量，首先必须领先著者、译者、编辑的努力。因此，出版社除了加强编辑工作，在社内培养出更多的好编辑外，同时还应当推动著者、译者和编者也积极改进自己应做的工作，双方努力才能达到书稿质量的普遍提高。讲到出版社要团结一大批认真著译的作者，总是王子野自己是做得很好的。他亲自在编辑访问作者的“访问记录”上写意见、作提示，有时还在全社人员大会上表扬或批评，还提倡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到出版社做学术报告；他自己跟曹葆华、曹汀、朱光潜、吕振羽、季羡林、戈宝权等一大批学者专家——作者都有很好的交往。其实，王子野对于社会上人才的重视与爱护，也是很突出的。60年代中期，他在出版社时，将一位研究普列汉诺夫的专家王荫庭，请到出版社来让他翻译作品，发挥专长。粉碎“四人帮”以后，王子野满腔热情、鼓励安徽一位美学家郭因出版学术著作。郭因的两本专著《中国绘画美学史稿》和《艺廊思絮》，分别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和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在后记和向王子野的赠书中表示了他的感激之情。安徽有位青年学者徐学林，研究徽学，学有专长，对安徽出版史情有独钟，写出过大量的论文。王子野对他十分关心和鼓励。我很了解王子野对于人才的爱护和对有价值书稿的重视，只是他不愿意多说自己是怎样做的。图书质量是由内容与形式两部分构成的。王子野对于图书的外观形式——装帧设计也是十重视的。无疑，这和他的哲学、美学素养，以及对艺术的爱好是分不开的。他在总编辑岗位上经常关心图书的封面设计和装帧形式，为封面设计出主意。所有这些，可以看出在人民出版社的发展过程中，终结着王子野的心血和贡献。1985年纪念人民出版社建社35周年时，王子野用秀丽的行书写下这样的题词：“乐为他人作嫁衣。”这也是对他自己服务、献身编辑出版工作的真实写照。二早在建国前后，王子野有过做研究工作的想法。他曾经说到自己对哲学、美学的爱好，到北京以后，想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而不是编辑出版工作。不过，王子野又确实干了一辈子的编辑。王子野是编辑家，然而他又是学者和评论家，也是位勤奋的翻译家。他对中外文学、哲学、历史有很深的修养，对翻译工作也很有造诣，。在延安时期就译过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以及文艺理论方面的书籍，如《西洋哲学史简编》、《历史唯物论》、拉法格的《思想起源论》、《邓肯自传——补篇》等。撰写哲学、美学、文学评论、戏剧评论，以及杂文作品和读书笔记，出版过多种著译单行本。1984年三联书店出版的《槐下居丛稿》就是他几十年在编辑工作之余创作的结集。1991年11月，首次胡适学术讨论会在安徽绩溪召开。王子野被邀请参加了这次会议。作为胡适的同乡和后辈，他作了题为《以辩证观点研究胡适》的发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在文化学术领域的多方面开拓工作予以肯定。因此提出：“对胡适的学术思想采取探讨，也就是把以前倒污水时倒掉的婴儿捡回来。当然应当小心，在捡婴儿的时候不要把污水带回来。……我以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双百方针，允许大家发表不同意见，做到畅所欲言，心情舒畅。”这个发言受到与会同志的好评。作为学者，王子野博览群书，勤于钻研，他藏册极富，坐拥书城。他是珍爱图书的藏书家，又是广泛涉猎的学问家。人们很惊奇地发现，王子野面对大量藏书，但又随时能够找出来使用。在王子野的读书习惯中，对于外国文学的若干名著往往喜欢对照外文原文进行阅读。他懂得俄、英两种文字，去世前几年还在自学法文和日文。一次我去看望他时，这位白发老人正面对着电视机认真地学外文。他对学问的执着追求，数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老而弥坚。这也是编辑家一种极其宝贵的品质，是使他集编辑家与学者、评论家于一身的重要原因。80年代以后，人们经常能够见到王子野的书法作品。从图书刊名题字、题词到条幅，生动的行草或古朴的篆隶，似乎突然出现了一个书法家的王子野。其实王子野的书法是很有功底的，只是过去忙于编辑业务和出版领导工作，无暇顾及。这几年他有更多的时间追摹金石、研修魏碑；草书则倾慕于右任体，而又着意融合诸家，化为己长。需要说明的是，王子野在书法上的成就，有着深厚艺术修养的基础。他很喜爱中西绘画，他的藏书有大量的中外画册，对作品有很高的鉴赏能力，曾经为画家袁运甫等人的作品作序评论。他能刻竹、治印，这些艺术修养使他的书法别具神韵，我曾见到过他挥毫书写碑记。三跟王子野共事合作过的，或者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人们，都会一致称颂他写得一手好文章，清新流利、通畅晓达；同时也会觉得他讲着带有浓重乡音的普通话，讲话、做报告时往往缺少鼓动性和条理性。平时相处，容易见到他不苟言笑、严肃庄重的一面，不易发觉他平易近人、风趣幽默的一面。50年代在出版社时，王子野在食堂跟大家一起排队买饭，很爱聊天、说笑话。他称赞一个工友的工作有条理，说他有“大将风度”。一次，北京东城智化寺举办个人采集的蝴蝶标本展览，他见人就介绍。只要读一本好书，不住地向人推荐；如果是一本不满意的书，也要说出批评意见。跟他在一起开会，晚上喝了点酒，就会闲聊，从学问到生活，无所不谈。王子野平日生活相互做事极其认真、细致而又有条理。他日常伏案读书、写作的书桌，总是干干净净，书本和笔纸放得很有规律。书桌抽屉里的东西，也是井井有序。明窗净几，为他创造了文思如涌、学问日进的良好环境。1993年春天，我去拜访王子野同志，正巧王子野同志不在家，出来开门的是他的在初中学习的孙子小遥。在小遥居室的墙上，我见到王子野用工整楷书写的几句话：多做好事，少说空话，先做后讲，做了不讲；别人的好事，一件不忘，自己好事，做了就忘。这是王子野赠给他后辈的座右铭。我觉得正是他自己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标准的表现。应该说，也是王子野自己的座右铭。这种高尚的情操和职业道德，同样需要在编辑出版界大大提倡和发扬的。[2]
《经世文编》有《皇明经世文编》和《皇清经世文编》之分。《明经世文编》简介：明人文集选编。原名《皇明经世文编》。明陈子龙、徐孚远、宋徵璧等选编。成书于崇祯十一年（1638）。五百零四卷，又有补遗四卷。编者从松江以及全国各地搜集文集千种以上，然后从四百二十余人的文集和奏议当中，“取其关于军国济于实用者，上自洪武，下迄皇帝改元，为经世一编”。该书以人物为纲，以年代先后为次。《皇清经世文编》简介：清代辑录的清人经世文选。由贺长龄主持﹐魏源代为编辑。一百二十卷。道光六年(1826)成书﹐次年刊行。文编从七百馀家清人奏议﹑文集中﹐选录有关经世致用的文章共二千二百三十六篇﹐时间起自清初﹐止於道光三年。分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类﹐每类下又有子目。如学术下分原学﹑儒行﹑法语﹑广论﹑文学﹑师友等。正文前列“姓名总目”三篇﹐介绍被选录各家的简历及其著作。无文集﹑奏议而选自他书者﹐也开列说明。文编刊行後﹐影响很大﹐翻刻者不断﹐并出现了许多补编﹑续编和新编本。
我国近代以来编辑出版事业的重大成就之一，是出现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精于编辑业务、成绩卓著的编辑家、出版家，人才辈出，前后相望。在现代出版界中，王子野同志就是这样一位著名的编辑家、学者和评论家。王子野，原名程扶铎，1916年出生于安徽绩溪。1930年小学毕业后，因家境贫寒辍学，不久到上海亚东图书馆当练习生。由于他勤奋学习，博览群书，学问日增，思想上也不断进步。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38年入延安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第二秘书处秘书，兼任军政学院哲学助教。1941年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组长。1942年后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图书资料室副主任，中央军委编译局翻译处处长，《晋察冀日报》编委，1948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出版科科长、出版委员会委员，从此一直在编辑出版岗位上工作。60多年来他对我国现代出版事业做出极大努力，有着重要的业绩和贡献，赢得很高的声誉。建国后，王子野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处长，在胡愈之的领导下，曾积极参与创办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文献性刊物——《新华月报》，总揽编辑、出版业务全局，并负责编委会，奠定了该刊的编辑宗旨和编辑风格。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成立后，王子野任该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在50、60年代长期担任领导编辑职务，对有系统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大量理论翻译读物，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对待，但他对党、对马克思主义坚信不移，坚持做学问，追求真理。1975年，从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调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任理论组组长。1977年至1982年任国家出版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在国家编辑事业领导岗位上，拨乱反正，落实出版政策，重视出版人才和出版物质量，关心和提倡书籍装帧艺术，并多次撰文评论，起过很好的作用。80年代以后，兼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国家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一届副主席、第二届副主席、第三届名誉主席，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一、二届副会长，仍一如既往，关心出版工作。他亲自为《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一书审同，并撰写该书“绪论”部分；经常在中央级报刊上推荐好书、评论作品。他关心和支持编辑学、出版学的研究，为多咱编辑著述撰写序文。他说：“社会上各种行业都有自己的专门学问，经济有经济学，教育有教育学，新闻有新闻学，书刊出版后也有专门的目录学、版本学、图书馆学，惟独出版工作本身缺少专门研究。是出版工作没有东西可研究吗？不是的。出版的历史起码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以前，反正比新闻早得多。要研究的东西不是很少，而是很多。就是因为不被重视，所以才留下缺门。这空白总不能永远留下去，出版学早晚总要在众多的学科中占一席应的位置。”（1982年《韬奋与出版》一书序）王子野鼓励编辑进行出版理论研究，曾主持全国出版研究年会和编辑出版理论优秀论文的评奖工作。还提倡编辑要读书学习、博学多能，成为通才，并要继承和发扬出版的优良传统。1990年王子野向《出版工作》编辑部建议，约请一些老编辑写一写自己是怎样做编辑工作的。之后该刊开辟“我怎样做编辑工作”专栏，陆续发表了许多著名编辑所写的具体经验和切实体会，在编辑出版界起到了广泛的有益作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王子野为出版对外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先后访问日本、美国、意大利等国，跟这些国家的出版界人士广泛接触，宣传了我国出版事业的成绩，促进国际合作出版的开展。王子野是国内外公认的享有盛誉的出版家、编辑家。一王子野的编辑出版工作是跟人民出版社的建立与发展分不开的。自人民出版社成立起，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止，他一直是该社的主要领导，长期主持编辑工作，1960年起任社长兼总编辑。有系统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是人民出版社一项重要的任务。建国初期，除出版《马恩文选》外，还有马列原著单行本，王子野重视序言的校订工作，特别是列入“干部必读”的部分，经常亲自跟译者联系（曹葆华等）。1954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成立后，马列原著的翻译出版进入更有计划、有系统的新阶段。继《斯大林全集》出版以后，《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39卷的出版工作，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60年代，又开始了出版《列宁选集》的工作，王子野亲自撰文在《人民日报》上介绍。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的翻译出版工作，王子野有一种真挚的感情和执着的追求。1984年9月在新版的《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出版发行座谈会上，王子野满腔热情地发言，希望译文精益求精，新版能反映出我国自己的特点，要有自己写的前方和注释；对《全集》的装帧设计要求成为善本书。这些真诚的意见，也是他一贯的主张。王子野在人民出版社时多次讲到普列汉诺夫翻译马恩著作时增加自己注释的做法。因此人民出版社出版《费尔巴哈论纲》时，就附了普列汉诺夫写的注释。在“文革”中陈伯达曾以此作为批判王子野叛徒哲学的根据，王子野因此而受到迫害。作为编辑家的王子野，认真贯彻出版方针。人民出版社建社不久，为了执行编辑出版分工原则，他坚决主张不出版专业分工以外的书籍，得到上级领导机关的支持。在编辑工作中，王子野十分重视出版物的质量。他主持出版社的编辑业务，亲自审稿，对各级编辑的审稿意见，总是写上自己意见、看法，或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但很有说服力。有一部关于辩证法的翻译书稿，编辑的审稿意见很简单，王子野看了书稿以后，写道：“虽然你们三番四覆地修改，然而遗留下的问题还不知有多少（而且都是十分严重的）。我对你们的校定者和审稿者也是有意见的。”接着指出该稿译文上的不妥之处、译者杜撰的名词术语，以及误译的例子。然后又说：“希望你们从这部稿子的校定、审读的错误中得出必要的教训，以改正今后的工作。我的意见如不对，也可批评。”（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往往有些译稿原文比较粗疏，即使译者是名家，王子野总是要编辑把审稿意见告诉译者，让译者自己了解后进行校改。1954年以前，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不少从苏联翻译的哲学、社会方面的小册子。后来认识提高了，1954年9月间，王子野在一本重印书上批语：“不要重印苏联一些教条主义的小册子。”对于选题，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一般书的选译，必须十分慎重，可缓就缓，可不译就不译，这样做，不会吃亏”（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王子野对于国内一些学者的著作稿，同样认真审读。一部阐述新中国初期建设成就的书稿。王子野的审稿意见是：“这部稿子只是一些数字的堆积，再插进一些《共同纲领》的引文，使人无法读下去。照此样子不作较大的修改不能出版。我想修改的主要要求是充实血肉，每一个问题都必须讲清道理。材料是很多的，……有血有肉又有骨头，才能读下去。”另一部学术著作的审稿意见，是这样写的：“对苏联学者的见解要认真加上一番消化功夫，不要信手大段大段地抄录。但是参考书在文末须作交代。”（以上均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王子野还经常提醒编辑部的同志，编辑工作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一定要认真掌握好政策，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而他自己在编辑工作中的认真严肃、严格细致的工作态度与作风，也是直接影响到全社编辑的业务素质与工作作风的。王子野除了审稿，还要审读、修改编辑撰写的图书“内容提要”文字，有时改动得几乎是重新撰写的。人民出版社在建社后就建立总编辑在审读、签发书稿时，同时要审读、签发书稿的“内容提要”的制度。王子野还重视出版社的书刊资料工作，认为做好藏书资料工作，对培养出版社编辑人员有很大作用。人民出版社初期的内部刊物《出版周报》，刊载上级有关编辑出版工作的指示、选登读者对出版物的批评与建议，以及社内人员在编辑出版工作中失误的检查。诸如“新华时事丛刊”的编辑工作，书刊中重大的校对错误等，都刊出有关编辑、校对人员做出的检查和认识。对于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培养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起了很好的作用。60年代初，王子野在全社人员大会上提出编辑出版工作中的“三风”、“一严”问题。“三风”就是：勤俭朴素的作风、谦逊团结的作风、踏实细致的作风。“一严”就是一切从严，首先是政治上从严。从编辑出版到行政管理，每一环节都要求严字当头。选题组稿、审稿、加工要严，出版校对也要从严，行政管理制度的执行也要从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出版质量的不断提高。王子野还认为，提高书稿质量，首先必须领先著者、译者、编辑的努力。因此，出版社除了加强编辑工作，在社内培养出更多的好编辑外，同时还应当推动著者、译者和编者也积极改进自己应做的工作，双方努力才能达到书稿质量的普遍提高。讲到出版社要团结一大批认真著译的作者，总是王子野自己是做得很好的。他亲自在编辑访问作者的“访问记录”上写意见、作提示，有时还在全社人员大会上表扬或批评，还提倡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到出版社做学术报告；他自己跟曹葆华、曹汀、朱光潜、吕振羽、季羡林、戈宝权等一大批学者专家——作者都有很好的交往。其实，王子野对于社会上人才的重视与爱护，也是很突出的。60年代中期，他在出版社时，将一位研究普列汉诺夫的专家王荫庭，请到出版社来让他翻译作品，发挥专长。粉碎“四人帮”以后，王子野满腔热情、鼓励安徽一位美学家郭因出版学术著作。郭因的两本专著《中国绘画美学史稿》和《艺廊思絮》，分别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和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在后记和向王子野的赠书中表示了他的感激之情。安徽有位青年学者徐学林，研究徽学，学有专长，对安徽出版史情有独钟，写出过大量的论文。王子野对他十分关心和鼓励。我很了解王子野对于人才的爱护和对有价值书稿的重视，只是他不愿意多说自己是怎样做的。图书质量是由内容与形式两部分构成的。王子野对于图书的外观形式——装帧设计也是十重视的。无疑，这和他的哲学、美学素养，以及对艺术的爱好是分不开的。他在总编辑岗位上经常关心图书的封面设计和装帧形式，为封面设计出主意。所有这些，可以看出在人民出版社的发展过程中，终结着王子野的心血和贡献。1985年纪念人民出版社建社35周年时，王子野用秀丽的行书写下这样的题词：“乐为他人作嫁衣。”这也是对他自己服务、献身编辑出版工作的真实写照。二早在建国前后，王子野有过做研究工作的想法。他曾经说到自己对哲学、美学的爱好，到北京以后，想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而不是编辑出版工作。不过，王子野又确实干了一辈子的编辑。王子野是编辑家，然而他又是学者和评论家，也是位勤奋的翻译家。他对中外文学、哲学、历史有很深的修养，对翻译工作也很有造诣，。在延安时期就译过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以及文艺理论方面的书籍，如《西洋哲学史简编》、《历史唯物论》、拉法格的《思想起源论》、《邓肯自传——补篇》等。撰写哲学、美学、文学评论、戏剧评论，以及杂文作品和读书笔记，出版过多种著译单行本。1984年三联书店出版的《槐下居丛稿》就是他几十年在编辑工作之余创作的结集。1991年11月，首次胡适学术讨论会在安徽绩溪召开。王子野被邀请参加了这次会议。作为胡适的同乡和后辈，他作了题为《以辩证观点研究胡适》的发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在文化学术领域的多方面开拓工作予以肯定。因此提出：“对胡适的学术思想采取探讨，也就是把以前倒污水时倒掉的婴儿捡回来。当然应当小心，在捡婴儿的时候不要把污水带回来。……我以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双百方针，允许大家发表不同意见，做到畅所欲言，心情舒畅。”这个发言受到与会同志的好评。作为学者，王子野博览群书，勤于钻研，他藏册极富，坐拥书城。他是珍爱图书的藏书家，又是广泛涉猎的学问家。人们很惊奇地发现，王子野面对大量藏书，但又随时能够找出来使用。在王子野的读书习惯中，对于外国文学的若干名著往往喜欢对照外文原文进行阅读。他懂得俄、英两种文字，去世前几年还在自学法文和日文。一次我去看望他时，这位白发老人正面对着电视机认真地学外文。他对学问的执着追求，数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老而弥坚。这也是编辑家一种极其宝贵的品质，是使他集编辑家与学者、评论家于一身的重要原因。80年代以后，人们经常能够见到王子野的书法作品。从图书刊名题字、题词到条幅，生动的行草或古朴的篆隶，似乎突然出现了一个书法家的王子野。其实王子野的书法是很有功底的，只是过去忙于编辑业务和出版领导工作，无暇顾及。这几年他有更多的时间追摹金石、研修魏碑；草书则倾慕于右任体，而又着意融合诸家，化为己长。需要说明的是，王子野在书法上的成就，有着深厚艺术修养的基础。他很喜爱中西绘画，他的藏书有大量的中外画册，对作品有很高的鉴赏能力，曾经为画家袁运甫等人的作品作序评论。他能刻竹、治印，这些艺术修养使他的书法别具神韵，我曾见到过他挥毫书写碑记。三跟王子野共事合作过的，或者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人们，都会一致称颂他写得一手好文章，清新流利、通畅晓达；同时也会觉得他讲着带有浓重乡音的普通话，讲话、做报告时往往缺少鼓动性和条理性。平时相处，容易见到他不苟言笑、严肃庄重的一面，不易发觉他平易近人、风趣幽默的一面。50年代在出版社时，王子野在食堂跟大家一起排队买饭，很爱聊天、说笑话。他称赞一个工友的工作有条理，说他有“大将风度”。一次，北京东城智化寺举办个人采集的蝴蝶标本展览，他见人就介绍。只要读一本好书，不住地向人推荐；如果是一本不满意的书，也要说出批评意见。跟他在一起开会，晚上喝了点酒，就会闲聊，从学问到生活，无所不谈。王子野平日生活相互做事极其认真、细致而又有条理。他日常伏案读书、写作的书桌，总是干干净净，书本和笔纸放得很有规律。书桌抽屉里的东西，也是井井有序。明窗净几，为他创造了文思如涌、学问日进的良好环境。1993年春天，我去拜访王子野同志，正巧王子野同志不在家，出来开门的是他的在初中学习的孙子小遥。在小遥居室的墙上，我见到王子野用工整楷书写的几句话：多做好事，少说空话，先做后讲，做了不讲；别人的好事，一件不忘，自己好事，做了就忘。这是王子野赠给他后辈的座右铭。我觉得正是他自己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标准的表现。应该说，也是王子野自己的座右铭。这种高尚的情操和职业道德，同样需要在编辑出版界大大提倡和发扬的。[2]
推出新人新作。“有远见的编辑和文艺部门的领导者，他们的目光决不会仅仅局限于少数几位名家，他们高瞻远瞩的眼光更多地注视着蓬勃成长的、有一定潜力的青年一代，给文学青年以更多的信任、关怀、扶植、帮助，他们这样做是有战略意义的。”在秦兆阳担任《当代》主编期间，公开宣布每期必发新人新作，他也是这一口号的积极实践者。在他的努力之下，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出现了一颗颗耀眼的明星。路遥的中篇处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两年间先后投寄给当时几乎所有的全国大型文学刊物，但都被退稿，最后投寄给《当代》。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他不久就收到了《当代》主编秦兆阳的长信，对稿件给予热情肯定。在秦兆阳指导下，路遥对这篇小说进行修改，并最终发表，并在秦的力争下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中篇小说奖。由秦兆阳发现、培养的当代作家，经秦兆阳之手发表的优秀作品还可以开列出一大串，如玛拉沁夫的处女作《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孙峻青、白桦发在《人民文学》的第一篇小说，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 审慎修改稿件。编辑作为一个“把关人”，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对作者的稿件进行加工和修改，秦兆阳对稿件加工修改的仔细认真态度和严谨作风是一般编辑难以比拟的，而且他始终把尊重作者权益放在第一位。他修改稿子，往往愿意花费时间与作者当面交谈，具体指导，实在不能面谈，或者是外地作者来信询问什么事情，他常常亲自复信。在叶文玲所写的悼念秦老的一篇文章中，有这样的记述：“再过十年八年乃至瞑目谢世，我都忘不了兆阳老师您在《心香》稿末的批注，忘不了您让朱盛昌同志殷殷转告的修改意见，就是您倾心注血的扶掖，《心香》终于问世，并且得到了文学界的嘉许。”他20世纪50年代编《人民文学》时，若干篇稿子实际上是改出来的，否则是不够发表水平的。对中篇小说《代价》的修改和出版过程，充分体现了一位老编辑家尊重作者著作权益的谦虚与高贵品格。《代价》发稿之后，秦兆阳给作者陈国凯写了一封长信，信上详细说明哪些地方他做了改动，还说明由于发稿时间匆促，改动时来不及预先和作者商量，表示歉意，他说，如果作者对改动的地方有不同的意见，到出版单行本时还可以按作者的意见改过来。在《代价》单行本三校已完毕，作为该社的重点图书即将付印之时，陈国凯赴京参加文学讲习所学习，秦兆阳又热情地约请他到家里谈《代价》的进一步修改问题，该不该再作较大幅度的修改？陈国凯颇有顾虑。秦兆阳坚决主张修改，这显示了他作为一位老编辑家的风范和气派。 白羊山蜿蜒百里，是团风县回龙山镇最大的山脉。1916年，著名作家、评论家秦兆阳，就诞生在山脚下这个宁静的小湾子———枣树店。12月的山风透着寒意。看着满山起伏的苍茫松涛，我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秦兆阳的一句诗：“参天树为什么要深深扎根，是为了繁茂它绿色的生命。”不过，少年秦兆阳在白羊山的怀抱中勤奋读书时，大概也未想到有朝一日自己的名字竟会镌刻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湾子里有一个小池塘，牛儿在塘边悠闲地吃着草。我向70多岁的张春华打听秦兆阳的故居，可巧她正是秦兆阳的侄媳。张春华指着临塘的两层楼房告诉我，秦兆阳当年的故居就在这里。20世纪70年代，房子因年久失修，几近坍塌，他们只好拆掉，盖起了现在的楼房。秦兆阳幼时在父亲执教的私塾读书，12岁时到汉口求学，1934年考入湖北武昌乡村师范，毕业后在黄州中心小学任教，并开始了他的诗歌和漫画创作。1938年，青年秦兆阳怀着满腔热血，告别了家乡，奔向革命圣地延安。之后几十年，秦兆阳曾有几次来湖北，1985年他思乡情切，带病来汉参加黄鹤楼笔会，并感慨赋诗：“四十余年风月，八千里路云烟。归来双鬓皤然，今夕故乡大变。”但由于种种原因，他只在1954年回过一次枣树店。张春华至今还记得，那年秦兆阳进村时坐的是两轮推车。对于秦兆阳的生平事迹，张春华是知道一些的，老伴秦波成常向她谈起这位叔叔。然而在她看来，自家并没有沾上多少名人的光：家里过的日子还有些穷，年过古稀的老伴仍每天挑着剃头担子穿街走巷，儿子则在家种田。张春华说：“大文学家又咋了，可没给我们留下任何东西！” 身为作家和评论家的秦兆阳在物质上是清贫的。但他78年的生命中，却留下了太多值得后人评说的东西。———秦兆阳一生著述甚丰，代表作品有《女儿的信》、《洁白的风帆》、《回首当年》、《在田野上，前进！》、《大地》等大量中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以及《论概念化公式化》、《文学探路集》等论文集，诗歌、散文创作也颇有成就。———提起秦兆阳，人们无法忘记20世纪50年代一大批顶梁柱式的作家的成名作，都是在他当时主持的《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以至于中国文坛长期尊崇秦兆阳式的编辑，认为一名出色的编辑应以培养作家、出版好作品为最高目标。———1956年，秦兆阳发表了著名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对50年代以来的文艺政策所体现的越来越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提出质疑和反思，在文艺界产生重大影响。他认为在坚持追求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这一现实主义的总原则的前提下，没有必要再对各种“现实主义”作时代的划分。秦兆阳因此受到批判，说他发表这篇文章目的在于暴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这和他帮助修改、发表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一事，成为他被打为“大右派”的两大罪状。秦兆阳因而在文坛消失了长达22年。———1979年，秦兆阳“右派”改正后，回到北京，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兼《当代》杂志主编。次年，在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召集的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他列举“文化大革命”对文艺界危害最大最烈的事实，鲜明有力地指出揭露“文革”的罪过和拨乱反正，正是人民的希求、时代的需要。多年后，仍有作家撰文回忆，当时秦兆阳以洪亮的、带有浓重黄冈口音的普通话在大会讲台上一板一字地说道：“真正的歌德派，应该是我们，我们，我们！对于党中央新的方针路线，我们是要做真正的歌德派！我们通过批判来歌颂，通过歌颂来批判！我们歌颂三中全会路线之德、拨乱反正之德、实事求是之德、干部和人民不可扑灭的正气之德、民族生机之德……这也就是思想解放！”这些观点在今天的文化界、知识界已成为平凡的真理，在那个年代却被视为惊世骇俗的言论。秦兆阳当时说出这样的话，该是拿出了何等的勇气！
中国现代作家中，与报刊没有任何关系的，大概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不是编者，就是作者。很多作家都当过报刊编辑，正是经过他们之手，一部部重要作品，从报刊走入读者。现代美学大师朱光潜（1897～1986）先后主编过多种报刊，尤其是他在抗战前后两度主编的《文学杂志》，是当时最畅销的文艺刊物，每期行销都在两万份以上，读者印象极为深刻。朱光潜是一个成功的报刊编辑家，1948年有人颂扬说：“二十年来以最庄重、最热诚的态度支持引导中国文艺界的几乎只有朱（光潜）先生一个人。”这话固然说得有点过头，但就其主编刊物的态度而言，朱光潜则无愧于“最庄重、最热诚”的称谓。综观朱光潜《文学杂志》的编辑实践，体现出如下特色。1．追求刊物个性。个性特色是报刊赢得读者、占领市场的重要手段。没有个性的刊物，即使短暂生存，也难以发展。报刊的个性归根结底是编辑者性格情趣的体现。朱光潜在报刊编辑实践中，追求报刊个性风格的编辑思想一直贯穿其工作始终。1935年年底，《人间世》小品文半月刊出至第42期停刊。该刊编辑徐讦于1936年春又创办了《天地人》半月刊。创刊前夕，徐讦两次写信请朱光潜为《天地人》写点儿稿子。朱光潜写了《论小品文（一封公开信）》告诫他，不要把《天地人》办成和《人间世》、《宇宙风》相类似的小品文刊物。“《人间世》和《宇宙风》里面有许多我爱读的文章，但是我觉得它们已算是尽了它们的使命了，如果再添上一个和它们同性质的刊物，恐怕成功也只是锦上添花，坏就不免画蛇添足了。”这里就体现出了强烈追求新创刊物个性的设计思想。朱光潜主编《文学杂志》，在创刊词《我对本刊的希望》里，明确宣称要创办出一种新刊物：“一种宽大自由而严肃的文艺刊物。”他赋予刊物独特的使命是：它应该尽一部分纠正和向导的义务；它应该集合全国作家做分途探险的工作，使人人在自由发展个性之中，仍意识到彼此都望着开发新文艺一个共同目标；它应该时常回顾到已占有的领域，给以冷静严正的估价，看成功何在，失败何在，作前进努力的借鉴；同时，它应该是新风气的传播者，在读者群众中养成爱好纯正文艺的趣味与热诚。应该在陈腐枯燥的经院习气与油滑肤浅的新闻习气之中，辟一清新而严肃的境界。编辑者的创造意识是锻造报刊个性的前提。朱光潜说编辑报刊与艺术创作具有同样的道理，“我始终相信在艺术方面，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独到，如果自己没有独到，专去模仿别人的一种独到的风格，这在学童时代做练习，固无不可，如果把它当作一种正经事业来做，则似乎大可不必。”任何一种好的东西，模仿的人多了，其结局必然是归于俗滥。刊物设计是一门艺术。创办报刊尤其是文学、文化报刊的过程中，首先要对社会文化状况予以深刻细致的分析、研究，预测社会文化对拟办报刊接纳与拒绝的可能性，即如朱光潜所说，“它应该认清时代的弊病和需要”。在现有媒介之间发现空白和薄弱之处，从而打破现有报刊市场的平衡、静止状态，对期刊文化结构作出重新调整，对读者布局予以重新分配。报刊担负着引领时代风气的重任，它是否具有创造的精神，对社会将会有直接的影响。报刊编辑通过对作品的选择，必然会给作者以一种暗示、一种引导。一个没有创造性的报刊，是无法引导作者进行创造性的劳动的，也无法向人们奉献出有创造性的精神产品。2．兼容并包，驳杂中见出统一。朱光潜对于文化思想运动的基本态度是自由生发、自由讨论。受其文化思想的浸染，在报刊编辑工作中，他主张编辑不能把报刊办成个人拉帮结伙、党同伐异的工具。报刊编辑可以有自己的文艺思想，但他的文艺思想只应体现在自己的创作之中，而不能把自己所主张的文艺思想作为刊物稿件取舍的标准。朱光潜坚决反对报刊编辑“把个人的特殊趣味加以鼓吹宣传，使它成为弥漫一世的风气”。他认为文艺上的伟大收获都有丰富的文化思想做根源，编辑要真地希望能为文学、文化的发展助一臂之力，那就不妨让许多不同的学派思想同时在酝酿、骚动甚至冲突斗争。冲突斗争是思想生发所必需的刺激剂。“别人的趣味和风格尽管和我们的背道而驰，只要他们的态度诚恳严肃，我们仍应表示相当的敬意。”他主编《文学杂志》的理想就是把它办成一个全国性的刊物。“凡是爱护本刊而肯以好作品见投的我们都一律欢迎。”实际情况也确是这样。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的，除了京派文人以外，还有很多左翼作家。萧军是著名的左翼青年作家的代表人物。他的长篇小说《第三代》就受到了朱光潜的青睐。朱光潜在《文学杂志》第1卷第2期的《编辑后记》中向读者热情推荐：“萧军的《第三代》是近来小说界的可宝贵的收获，值得特别注意。”胡适热心创办《文学杂志》，也许有振兴京派的想法，但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并不是京派专有的田园。如朱自清和冯至并不隶属于京派，而他们却是《文学杂志》的核心成员。朱光潜曾剖析“文以载道”说的浅陋和“为文艺而文艺”说的不健全，反对空谈什么联合战线，主张通过多多的尝试，让不同的趣味和风格互相交流，从而造成新鲜自由的思想潮流，以洗清我们的成见和积习，推动新文艺的繁荣和发展。3．理论与创作并重。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我国，一般的文艺刊物往往只重创作，人为地割裂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关系，特别是表现出一种藐视文学理论批评的倾向。朱光潜非常清醒地看到了文艺报刊编辑界存在的这种不足之处。他认为文学批评虽然来自于文学创作实践，但又对文学创作具有巨大的能动的反作用，有时甚至成为决定文学发展趋向的有力因素。他在英国留学期间，留心过欧洲几种著名的文艺刊物的编排方法。因此他主编《文学杂志》时，就借鉴了欧洲文艺刊物理论与创作并重的编排方法。《文学杂志》在篇幅的分配上，创作约占五分之三，论文和书评约占五分之二，“比一般流行的文艺刊物，本刊似较着重论文和书评，但是这并不就是看轻创作。论文不仅限于文学，有时也涉及文化思想问题。这种分配将来也许成为本刊的一个特色”。刻意地加大理论的力度，意图让读者得到刊物以后，“不仅要读，还要谈，要想”。可见，理论与创作并重，这是他主编《文学杂志》时有意追求的一个编辑特色，王了一的《语言的化装》、郭绍虞的《宋代残佚的诗话》、陆志韦的《论节奏》、知堂的《再谈俳文》、钱钟书的《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朱东润的《说“衙内”》、迥之的《再谈差不多》等，共十一篇。这些论文或隐或显地凸现了京派的文艺观和文学史观。朱光潜认为编辑的作用犹如一座桥梁，“一个编辑者的地位是很卑微的，他只是作者与读者中间的一个媒介人”。不能因为自己手中有发稿权，就以为能够对作者颐指气使，对读者居高临下。当然，朱光潜同时指出，编辑固然要在满足读者阅读需要和为作者服务的基础上实现自己的价值，但作为传播中的一个主体，他又有必要也有可能对传播施加相应的影响。读者需要是复杂的，有的科学健康，有的消极低级，正确的做法是：编辑“不能轻视读者，他不必逢迎读者，他却不妨由迁就读者而逐渐提高读者”。朱光潜不以编辑家名世，但他主编的《文学杂志》不仅推出了一大批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品，还培养了一大批文学新人。他的编辑思想是其报刊编辑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很多观点和做法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至今仍闪耀着理性和科学的光芒，我们能够从中获得很大的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