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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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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类的都是比较好的,    不过核心里也是有好的

是北大核心,2016年北大核心中国政治类排名第28名(总数49),但尚未被c刊收录为来源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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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中国节日志·僳僳族刀杆节”,2009—2011,纵向,中国文化部,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项目,5万元。主持“中缅边界北段跨界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2009—2010,纵向,云南大学特色项目,2万元。主持“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传播”,2009—2010,横向,云南省科协合作项目,3万元。主持“国外民族志丛书·缅甸僳僳族”,2009—2010,纵向,云南大学“211”工程子项目,4万元。 参与“影响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及对策研究”子项目“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宗教突出问题与国家安全研究”,2009—2010,纵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项目批准号:08&ZD052,4万元。主持“云南省宗教专史丛书·云南原始宗教史”,2007—2009,横向,云南省社科院项目,1万元。主持“云南散居民族发展研究”,2008—2009,横向,云南省政策研究室、省民委合作项目,1万元。主持“中国节日志·独龙族卡雀哇节”, 2008—2010,纵向,中国文化部,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项目,4万元。主持“云南跨境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互动研究——以僳僳族、怒族基督教发展为例”,2008—2009,纵向,云南大学校级课题,1万元。参与“边疆民族心理、文化特征与社会稳定——西南地区分课题”,2008—2010,横向,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课题,(项目批准号:08JZD0023-3),1万元。参与 “影响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及对策研究”,主持子项目“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宗教突出问题与国家安全研究”,2009—2010,纵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项目批准号:08&ZD052,4万元。参与“金沙江流域塔城库区宗教文化资源调查”,2008.7—10,纵向,中国水利部,1万元。主持“西南少数民族数据库调查·僳僳族社会调查”,2008—2009,纵向,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课题,5万元。参与“云南边境地区宗教渗透现状及对策研究”,2007—2008,纵向,云南省统战部项目,1万元。主持“云南跨境民族的族群意识、宗教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互动关系研究”, 2007—2008,纵向, 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 3万元。参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 2007—2008,纵向,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 4万元。参与“中国西部农村贫困问题产生机制及对策研究“,2006—2008,横向,日本东京大学、青山学院大学、云南社科院、甘肃社科院,中兼和谦次(日本)、乔亨瑞、范鹏,2万元。参与“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社区发展”,2006—2008,横向,北美基督教协会、云南省社科院合作课题,1万元。主持“藏彝走廊多民族文化互动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2005—2009,纵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5万元。 主持“20世纪独龙族观念演变研究”,2002—2004,纵向,云南省教育厅,1万元。主持编纂“云南乡土文化丛书·怒江”,2000—2003,横向,台湾中流基金会,2万元。专著与论文(一)专著 《藏彝走廊西部边缘民族关系与民族文化变迁研究》,29万字,独立完成,民族出版社,2008年。 《独龙族社会变迁与观念嬗变研究》,68万字,独立完成,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云南乡土文化系列丛书·怒江》,15万字,独立完成,云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二)论文《独龙女文面的文化解释》,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12 ,1万字,独立完成。《唐代藏彝走廊西部边缘民族分布格局与文化变迁研究》,载《学术探索》,2009.110,9万字,独立完成。《云南民族宗教文化发展特点及对策研究》,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11,8万字,独立完成。A Study of the Concept of “Harmony” within the Folk Religion of Yunnan,Review of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in Southwest China (Volume 1) Edited By He Ming, Lin Zhinong,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8,6万字,第一作者。《藏彝走廊西端中缅北界僳僳族历史文化变迁研究——兼论跨界民族的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载冢田城之、何明主编:《中国边境民族的迁徙流动与文化动态》,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6,3万字,独立完成。《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的互动——以云南福贡僳僳族、怒族基督教发展为例》,载何明主编:《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6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5,2万字,独立完成。《福贡腊乌僳僳族生活方式变迁调查研究》,载张跃、何明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农村30年变迁》,2009.1,民族出版社,7万字,独立完成。《元明清“藏彝走廊”西端滇、藏、缅交界地带民族关系发展研究》,载木仕华主编:《藏彝走廊滇、缅、藏交角地带民族关系研究会议综述》,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10,4万字,独立完成。《元明清“藏彝走廊”西端滇、藏、缅交界地带民族关系发展研究》,载《甘肃社会科学》,2008.12,3万字,第一作者。《元以来丽江西部地区民族关系发展研究》,载张波主编:《丽江文化研究》第二辑,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12,2万字,独立完成。《20世纪独龙族人地关系变迁研究》,载《思想战线》,2008.8,9万字。第一作者。《独龙江交通发展与独龙族社会文化变迁》,载尹绍亭、秋道弥矢主编:《湄公河流域生态史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2008.7,8万字,独立完成。14.《从火塘到教堂——20世纪僳僳族、怒族、独龙族宗教文化变迁》,载(美国)北美基督教学会主编:《基督教与中国》(年刊)第五辑,The Blessing Foundation, USA, 8万字,独立完成。《云南福贡县上帕镇僳僳族、怒族基督教状况》,载(美国)北美基督教学会主编:《基督教与中国》(年刊)第五辑,The Blessing Foundation, USA, 4万字,第一作者。《多元宗教与社会和谐-—云南少数民族宗教发展研究》,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3月,2008年第11期《新华文摘》索引,1.3万字,独立完成。《纳西族多元文化研究》,载张波主编:《丽江文化研究》第一辑,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6,1万字,独立完成。《流动的文化与文化的流动-—唐以来僳僳族迁徙及其文化变迁研究》,载《学术探索》,2007.6,9万字,独龙族完成。《云南各民族原始宗教信仰中的“和谐”思想研究》,载杨学政主编:《云南省政府社会经济发展蓝皮书·云南宗教情势报告》,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5,2009-6-01《中国民族报》宗教理论版全文转载,2万字,独立完成。《20世纪中国边疆“直过”地区民族教育观念变迁研究――以云南独龙族为例》,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3,9万字,独立完成。《民族宗教与社会稳定——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宗教安全问题调查研究》,《新华社内参》以《云南宗教领域两大现象突出》为题转载,2006.8,3万字,第一作者。《云南原始宗教文化》,载《云南原始宗教文化》,载杨寿川主编:《云南特色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5,5万字,第二作者。《云南宗教文化元素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影响》,载熊胜祥、杨学政主编:《云南省政府社会经济发展蓝皮书·云南宗教情势报告》,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4,7万字,独立完成。《抗英抗日中的泸水段氏白族土司》,载《学术探索》,2005.2,8万字,独立完成。《基督教与20世纪独龙族社会》,载杨学政、邢增福主编:《云南基督教传播及现状研究》,香港建道神学院出版社,2004.3,3万字,独立完成。《唐以来僳僳族、怒族族源流变研究》,载《学术探索》,9,9万字,独立完成。《丙中洛地区多种宗教从冲突到并存与交融发展》,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3,2万字,独立完成。《20世纪50年代以来独龙族调查研究综述与前瞻》,《思想战线》,2004.3,人大书报资料中心《民族问题研究》2004年第7期全文转载,2004.3,2万字,第一作者。《独龙族、怒族源流考略》,载云南大学历史系编:《史学论丛》第九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3,9万字,独龙族完成。《1910年前独龙族社会经济略论》,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2.8,8万字,第一作者。《怒江地区各民族原始教育研究》,载云南大学历史系编:《史学论丛》第八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12,2万字,独立完成。《二十世纪以前怒江地区的旧制学校教育》,载云南大学历史系编:《史学论丛》第七辑,1999.12,云南大学出版社, 6万字,独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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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2、发动下层说服上层3、清理上层的改革阻力4、所有组织成员平等投票

克服行政改革阻力的措施主要有:1、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2、发动下层说服上层 3、清理上层的改革阻力 4、所有组织成员平等投票行政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①历史的局限性决定了行政改革的成败②政治因素对行政改革的限制与制约③在行政系统内部行政官僚集团的反对④传统的保守程度决定了行政改革的艰难程度⑤用人惟亲和家长制对行政改革的负面影响主要阻力就是贯彻不彻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且地方保护主义意识比较严重。更何况改革势必损害一部分的利益,很可能就是那些执政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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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语国际教育的多重属性分析, 思想战线(CSSCI),2012年第3期;汉语动态语序结构的优选机制,学术探索(CSSCI),2012年第4期;区域化汉语教学与语言类型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CSSCI),2012年第3期;论文:“有定居后”与现实性的无定NP主语句,《世界汉语教学》(CSSCI),2007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2007年第12期全文转载;汉语常用动词带宾语的习得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CSSCI),2009年第5期;云南高校外国留学生教育培养模式探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CSSCI),2008年第2期;论“的确”的篇章功能和衔接功能,北方论丛(CSSCI),2009年第4期;语言学研究的认知趋向,云南行政学院学报(中文核心),2009年底2期;汉语常用动词带宾能力的不同层次考察,汉语学报(CSSCI),2009年第2期;试论对外汉语教材的评估与使用,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汉语论元结构的“动态性”特征,《思想战线》(CSSCI),2009年第2期;宾语结构形式的规约机制考察,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CSSCI),2009年第2期;14.汉语常用动词带宾情况的静态动态对比考察,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版),2009年第2期;“的确/确实”的主观化与语法化,云师大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0年第3期;“倾向性语序优先序列”及其解释力,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CSSCI),2010年第3期;17.泰国中学汉语教材编写和使用中的几个问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07年第1期;18.试论艺术语言的表现特性,《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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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课题:先后主持国家课题4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投票规则的博弈研究》(14BZZ082 ,主持)。 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政府公共决策利益博弈的路径和机制研究》(09XZZ011;主持)200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西部地方政府责任研究(主持)2004年国家软科学研究项目《科技进步对劳动就业影响的实证研究》(主持)省部级课题:先后主持完成各类省部级课题10余项(其中重点课题2项):《从公共物品理论分析“公地悲剧”现象》等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庆市软科学项目、重庆市科委科技计划(科普类)资助项目、全国行政学院系统科研合作基金项目和中央党校系统项目等,多项咨政研究成果被省部级部门采纳。 公开发表论文100多篇:在《探索》、《理论探索》、《云南行政学院学报》、《审计与经济研究》、《领导科学》等期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多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政府创新网、人民论坛网全文转载;多篇论文入选国际性研讨会,并作主题发言。 出版管理博弈论、政府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领域著作10多部(主编、副主编多部),代表性著作如下:《领导干部新视野:现代领导博弈思维》(2013年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领导干部新视野系列丛书)《博弈的乐趣》(2013年言实出版社)荣获“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作品” 《政府责任》(2009年重庆出版社)《政府经济学》(200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夏书章同志作序)《公共管理基础知识》(2011年重庆出版社)《西部人力资源能力建设》(2005年中国人事出版社,王通讯同志作序)《科技进步与劳动就业新探》(2005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领导艺术纵横论》(2002年重庆出版社)《证卷法新编》(2000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学者们在肯定全球化的一般性定义的基础上,又强调了全球化的一些重要特征,特别是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联系。埃及的Amin 教授认为,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致的。它并非只是利润推动的结果,还包括了民族利益的驱动。全球化也并非新的概念,因此围绕着全球化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百年以来一直存在。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球化有了新的表现。李琮教授认为,全球化是多种因素推动的,但主要是生产力以及科教发展的结果,反之,全球化又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印度的Mahanty教授认为,全球化是一个政治经济现象,是必然发生的,是美国霸权主义和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全球化的意义应从军事、安全、文化、信息等多因素的相互关系中考察,而不仅仅限于经济方面。丹麦的Hersh教授认为,全球化不仅是世界经济中的进程,而且通过建立规章制度,把新自由主义强加于这些国家的发展进程银行改革:三条对策:第一,建立完善的金融调控体系,强化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能力,建立、健全多层次的金融风险防范体系;第二,控制银行业开放的速度和力度,尽快完善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条件和业务范围;第三,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机构重组,改革人事管理制度,提高服务质量,争取时间加快商业化进程。要下大力气解决不良贷款,改善银行的资产结构,根除导致出现不良资产的根源,

世纪之交的紧要关头,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漫漫征途上迈出了举足轻重的一步。对银行界来说,这意味着经过一段减让阶段后,大约2005年中国商业银行市将完全向世界洞开。届时外资银行(经由中央银行依照国民待遇审批)可以在我国经营任何银行业务。这对尚处于幼稚期的中国银行业来说,不啻是一个令人寝食难安的事实。如何策略地引导外资银行进入我国金融市场,减弱“入世”冲击,扶持本国银行业,已是迫在眉睫的课题。 一、外资银行在我国发展现状的理性分析 二十世纪80年代我国引进外资金融机构以来,截止到1998年底,经国务院批准的可以设立营业性外资金融服务机构网点的城市已达24个。我国正式批准在华外资银行已达172家。其中外国银行分行153家、中外合资银行7家、独资银行6家、外资、合资财务公司6家。除人民币业务外,金融领域几乎所有业务都已向外资金融机构开放。实际上,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也在积极的试点之中。 由于我国金融服务领域所具有的广阔市场,外资银行本身所具有的完善的基础管理水平及灵活的经营作风,特别是我国政府为外资银行创造的良好的经营环境,使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处于十分有利的竞争地位。具体分析我国“内外有别”政策对外资银行发展的影响如下: (一)税收和政策优惠为外资银行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地。(1)税收优惠。我国内地一般企业的所得税率为33%,与国际通行水平相一致。我国国家专业银行的所得税率为55%,其他商业银行为33%,而设于特区和沿海地区的外资银行则享受15%—30%的优惠税率,同时营业税也大多获得减免,税收方面明显低于中资银行。不同的税率使本地金融机构在扩大经营规模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导致中外银行竞争中的不平等。(2)业务优惠。虽然外资银行目前尚不能经营某些业务,但与此同时,外资银行却可以合法经营另外一些本国银行不能经营的业务。例如,国内金融机构一律不准在境内经营投资业务,而外资银行则可从事外币投资业务。(3)政策负担上的差别也不容忽视。我们的银行特别是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时至今日还要承担相当一部分《商业银行法》规定业务内容以外的所谓“社会责任”,已设立的一些政策性银行并没有将商业性银行从社会义务上完全解脱出来。外资银行对国家政策所承担的义务远弱于本地银行,各地政府对外资银行也极少提出政策性贷款要求,而本地银行却经常为此承受巨大压力。此外,外资银行也较少受到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约束。 (二)金融监管比较薄弱,放纵了外资银行的违规行为。由于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善,各地为吸引外资,积极扶持外资银行,而放松金融监管。这就导致了对外资银行监管力度不足和不平等竞争的问题。外资银行在经营活动中存在不少违规行为。比较常见的有:(1)转利润现象严重。一些外资银行往往以高利率向其总行借款,同时把在中国以低利率吸收的存款汇往总行,从而向国外转利润,致使我国税收遭受重大损失。(2)超比例吸上存款。《上海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规定:“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从中国境内吸收的存款不得超过该行在中国境内的总资产的40%”。但目前外资银行超比例吸存款的现象相当严重。(3)营运资金不到位。少数外资银行将营运资金存放于境外,或多次调拨,使营运资金不真实到位。更有一些外资银行的流动资产达不到规定的比例。按规定,外资金融机构的流动资产占存款的比例不能低于25%,实际上有的还达不到10%。(4)提取呆账储备不合理。相当多外资银行计提呆账储备不合理,有的不提,有的提取标准不按我国规定,而按其总行规定办,有的则是在有坏账发生或可能有坏账发生时才提取,并按坏账金额大小等额提取或近似等额提取,若无坏账发生,则不予提取。(5)结算业务中违规经营。不少外资银行在结算业务中采用不合理竞争手段,如私下降低手续费标准、邀请客户出国等。在办理汇出业务时缺少必要文件,甚至接受假凭证。(6)少缴、漏缴存款准备金。按照我国现行的外资金融服务机构的规定,外资银行应按照一定的标准向中国银行交纳存款准备金,但一些外资银行想尽办法少缴、漏缴存款准备金。 上述现状的形成,究其根源,主要是我国长期坚持“提供优惠政策与严格进入和限制业务范围相结合”的对外资银行的基本政策。具体地说,就是通过提供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银行,通过严格限制业务范围保护国内不发达的金融业。贯彻到实践中,这种政策的弊端一方面加剧了竞争的不平等性,“自我”强化了对内资银行的威胁,对中资银行的业务经营和发展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和影响,使中资银行在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另一方面,对外资银行过多的业务限制则被对方指责为歧视政策,严重影响了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这种政策已不能适应我国加入WTO的原则与要求。因此,改变原先的“优惠政策加业务限制”的做法,采取放宽业务范围与严格监管相结合的办法,以业务吸引外资,以严格监管来制约外资银行的不利影响,扶持本国银行业乃根本出路。 二、外资银行是入我国金融市场的策略引导 为减弱“入世”对银行业的冲击,现阶段我们应当充分利用WTO有关原则和条款,按照放宽业务范围与严格监管相结合的策略,对本国银行业实施适度保护政策。 (一)灵活运用WTO有关原则和条款 国民待遇原则的准确把握。在关贸总协定中,国民待遇原则是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来予以规定的,而在《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中,国民待遇是作为一项具体承诺来予以规定的。根据WTO关于服务贸易的谈判规则,各成员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有选择、有秩序地开放某些服务部门或分支部门。换言之,作为一项义务,有关成员只在承诺开放并给予国民待遇的服务部门向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提供国民待遇;在那些只承诺开放而没有提供国民待遇的领域,有关成员可以只依据最惠国待遇原则向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开放有关市场而不提供国民待遇;在没有列入承诺表的部门,各成员就更无义务提供国民待遇了。 不对称原则的具体适用。不对称原则是《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基本原则之一。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展中国家“再多参五”,另一个是“逐步自由化”。所谓“更多参与”主要见于第4条,它要求通过协商,使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给予帮助,增强其国内服务业的能力,并提高其效率和竞争性,以便发展中国家能更多地参与世界服务贸易,而且应特殊考虑对最不发达国家给予帮助。所谓“逐步自由化”,主要见于第19条,它是指各个发展中国家成员在少开放一些部门、放宽较少类型的交易和逐步扩大市场准入等方面,应根据他们的发展情况给予适当的灵活性。据此,我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可以根据我国的政策目标及银行服务业务发展水平、区域分布状况,择优引进,优化布局,逐步进行,以便为中资银行适度延长缓冲时间。 最惠国待遇条款的灵活运用。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是关贸总协定的最核心的条款,虽然服务贸易总协定仍保持了这一原则,但许多缔约方都坚持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主张最惠国待遇应根据各国服务业的竞争能力来确定,或者以各受惠国的不同发展水平而在给予的待遇上有所区别。对于发达国家,还要求其在金融信息的传递、金融服务技术的出售及其在劳动密集型服务的进口方面,根据关贸总协定中有关差别待遇和特殊发展中国家状况的规定,承担更多的优惠义务。据此,我国一方面可以援引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原则取得跨国经济的对等待遇,另一方面应积极以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要求对方给予更多的优惠待遇。具体实践中,我国在开放金融市场时,完全可以通过谈判对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附加必要的限制条件,并有效利用限制措施,适当控制外资银行来源国分布、总数及分支机构数量、控制比例等,防止外资银行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垄断或控制,确保国有商业银行在我国银行体系中的份额和地位。 保障条款和例外条款的合理使用。GATS第10条的保障条款规定,由于达成具体承诺后发生了未能预见的变化,以至某项服务的进口规模剧增,从而对国内相同的服务及其提供者造成严重损害或有此威胁时,东道国可以全部或部分地中止已达成的承诺。第12条规定,当东道国国际收支严重失衡或对外金融领域内发生严重困难时,可以重新实施限制,包括交易支付和货币转移的限制。第14条规定东道国出于维护公共秩序、公共道德、保护居民和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防止欺诈,保护个人隐私和账户秘密,保证国防安全等需要时可以采取相应的限制措施。最后,在附录(四)中规定,东道国出于谨慎的原因,为了保证金融体系的完整和稳定,以及保护投资人、存款人、投保人的利益,可以有取必要的限制措施。这些条款,给我国提供了合理保护国内银行业的机遇和条件。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区别情况,对国内金融业实施有效保护。 (二)实行放宽业务与严格监管策略的法律调整 在国内法规与国际规范的关系上,我国已颁布施行的法规、规章中不少规定与国际公认的准则与规范不一致。例如我国有关外资机构经营人民币必须遵守国内准备金、存贷款利率和资金拆借等规定,均是根据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和金融条件制定的,与国际通行的做法有很大的差距。为适应“入世”的需求,真正对外资银行实行放宽业务五严格监管的策略,金融领域就要加快国内立法与国际立法潮流的接轨。 在市场准入的立法模式上,应采取“内外合一”的单轨制立法模式。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经济立法,已由原来的“内外分立”的双轨立法模式向现在“内外合一”的单轨制立法模式转化,亦即实行涉外经济立法与国内经济立法的并轨。我国的涉外金融立法也可参考这一做法,例如在《商业银行法》中增加“外资银行机构”一章,从而在国内金融立法与涉外金融立法之间调整好相互关系。从目前的立法实践来看,《商业银行法》规定的设立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规定与《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件》对外资银行、合资银行的最低注册资本的要求明显不协调,而“内外合一”的单轨制立法模式可以消除这种不协调,通过将后者最低注册资本提高的办法,使两者统一起来。 在外资银行进入管制方面,要通过制定严格的进入标准和审批条件来加以控制。在引进外资金融机构的组织形式上,我国目前引进的银行类外资金融机构有3种形式,即外国银行分行、外资(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还有一种不能进行实际经营服务的代表处。从金融管理当局的角度看,外国资本参与最安全的形式是代表处,最危险的形式是分行,原因在于分行可以经营为东道国所允许的包括存、放款业务,信托业务在内的各种银行业务,而且分行是外国法人,其业务被列在其总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受东道国金融管理机构的监督最少,无法加以控制。我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件》对分行与其他形式金融机构的设立条件不仅没有严格的区分,而且实践中偏重于分行这种形式。要纠天上这种偏向,使外资银行的引进最有利于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必须针对不同开业形式,在审批条件和程序上有所区别。例如,尽可能简化对代表外的审批;允许设立外国银行参股的合资银行,但在法律上必须订明外资参股的最高限额;对外国银行在我国设立分行的条件,要坚持高标准,其要求比对其他形式外资金融机构的审批应更严格;对外资银行实行许可的单独审批制度,许可证统一由中国人民银行发放。 在业务管理方面,在开放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问题上,适当放宽业务管制,应该是一个有层次性和选择性的渐进过程。首先,要求开办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必须是业绩显著、信誉良好、而且在我国经营有一定时间、具有一定规模的外资银行;其次,可选择部分经济特区的外资银行开放经营人民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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