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检索，是科技核心期刊。本刊是复旦大学主办的自然科学综合性学术刊物，主要刊登数学、化学、生命科学、技术科学、信息科学、管理科学、医学科学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研究快报、研究简报等。它的任务是：反映复旦大学理科各院（系）、所的最新科研和教学成果，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为繁荣和发展复旦大学的科技事业服务，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读者对象是国内外科技工作者、高等院校理工、医科教师和研究生。 主 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 办复旦大学编 辑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辑委员会出 版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辑部主 编杨玉良国内发行上海市报刊发行局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地 址上海市邯郸路220号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是双月刊。《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杂志社是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创刊于1935年6月，由复旦大学出版委员会编辑发行，是我国最早的大学学报之一。创刊初期刊发的文章包括学术论文与文艺作品两类，以后又分别出版“文史哲号”、“科学号”等。1945年后停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校于1954年8月成立“复旦大学学报编委会”，1955年重新正式出版《复旦大学学报》,内容分别为自然科学版、社会科学版，1966年停刊。1978年8 月，《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复刊，同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正式批准《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复刊并公开发行。学报自复刊以来，积极刊发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研究成果，在推动复旦师生为国家的现代化事业服务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学报贯彻党的“双百”方针，为繁荣我国的学术探讨而努力。学报鼓励研究新情况，探讨新问题，经常发表具有新鲜见解、材料、方法的学术论文；注意评述社会科学的新发展、介绍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新成就，还十分重视对国内学派和国外思潮、流派的评价工作，因而常以其新颖的内容而吸引广大读者。学报立足本校，面向国内外，思路开阔，具有一定的深度，在国内外享有一定声誉。复旦学报首批入选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也是全国首家成功创办英文刊的高校文科学报。坚持正确办刊方向，遵循基本学术规范，近年来推出了一批具有原创性的代表作，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和社会影响。
一、部分论文 英文The Medical Missionary’s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ocial Sciences and Missions25 (2012) 1–20 ，brill nl/ ssmChristianity and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see R G Tiedemann edited,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Two: 1800-the present, L Boston, Brill, Drug or medicine? China’s experience of Mars’s opium thesis on religion,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Published in UK), V 2, Number 1, June 2008, 59-The Jesus Family Movement (1921-1952): A Christian Utopia in China,Social Sciences in China（《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 Autumn 总第23卷第3期。 中文明清以来的汉语基督教文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8月8日从基督教界、学术界、政界三个视角看基督教中国化，《中国民族报》，2012年4月17日。传教士中医观的变迁，《历史研究》，2010/5。（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明清史》2011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1年第2期转载。）怀疑远人：清中前期的禁教缘由及影响，《复旦学报》2009年第四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9年11期转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明清史》1。）教会防范教案：甲午战后新教传教士集体上疏清廷考，《上海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2009年第2期转载。）共产国际与非基运动，《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光明日报》2004年1月13日摘要，《新华文摘》2004年第3期论点摘编，《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4年第1期转载，加拿大《文化中国》全文刊出。）“文化侵略”源流考，《文史哲》2003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3年第6期转载，《新华文摘》2004年第2期，摘题目。）耶稣家庭与中国的基督教乌托邦，《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哈佛燕京学社补正，《历史研究》，1999年第6期。燕京大学的国学教育与研究，《学人》13辑，1998年。抗战时期中共对基督教会的新政策，《文史哲》1995年第5期。晚清知识分子非基督教倾向的文化原因，《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3期。晚清西学源于中学说，《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二、著作主要著作：《宗教慈善与中国社会公益》，第一编者，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冲突的解释：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政治》，台北市：宇宙光全人关怀，2006年。《边缘的历史：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中国的基督教乌托邦：耶稣家庭1921-1952》，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基督教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编著：《中国的思想与社会:历史研究的回顾探索与展望》，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一编者《宗教·教育·社会》，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第一编者《性别与历史：近代中国妇女与基督教》，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主编《东亚基督教再诠释》，第一编者，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译作：《宗教的七种理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一译者。《齐鲁大学》郭查理著，珠海出版社1999年，250页，第一译者。《20世纪晚期中西之间的知识交流》柯文著，《文史哲》1998年第4期。
不检索，是科技核心期刊。本刊是复旦大学主办的自然科学综合性学术刊物，主要刊登数学、化学、生命科学、技术科学、信息科学、管理科学、医学科学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研究快报、研究简报等。它的任务是：反映复旦大学理科各院（系）、所的最新科研和教学成果，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为繁荣和发展复旦大学的科技事业服务，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读者对象是国内外科技工作者、高等院校理工、医科教师和研究生。 主 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 办复旦大学编 辑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辑委员会出 版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辑部主 编杨玉良国内发行上海市报刊发行局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地 址上海市邯郸路220号
基于法经济学视角的商法价值取向研究 一、关于商法价值取向的分歧 商法价值取向是从法哲学高度对商法宗旨的概括,是商法在调整商事社会关系时欲求的理想目标,因而是商法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近年来我国已有不少学者关注商法价值取向问题,相关成果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商法基本理论的研究。如钱玉林从商法与经济法相比较的角度,认为两者有着完全不同的理念和价值取向,现代商事法的价值取向是交易迅捷、灵活和交易安全。交易安全与交易迅捷在功能上相得益彰[1]。而胡鸿高认为商法的价值是指商事法律规范对于社会和个人及其群体的积极意义。它体现商法精神,统领商事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全过程。交易效率价值、交易安全价值和交易公平价值构成了当代商法的三大基本价值。商法的三大价值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在贸易本位的基础上组成了一个动态的、既互相制约又互相促进的相辅相成的基本价值链[2]。在商法的价值取向的认识上,虽然结论不完全一致,有认为是公平,有认为是效率,但相同之处在于多倾向于存在一个终极价值目标可以统领一切商法价值。 但是,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尚存在深入研究的必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已有成果界定商法价值取向的方式是从理论到理论的推导,商法价值取向这一宏观问题缺少微观基础支持。第二,也有学者意识到单一商法价值取向的缺陷,给出的解决方法是罗列多种价值作为替代,分别将其定位为“目标”、“基点”或“条件”,但这并不能说明各价值间的关系。“理想的商法价值取向构成状况应为交易安全与交易效率的平衡,但二者的衡定却是相对的、暂时的,而两者的冲突在现实中难以避免。所以,有必要事先预设其序位,权衡出首要的价值目标,为价值冲突的解决立下规则”[3]。但是,“事先预设序位,权衡出首要的价值目标”,等于先入为主预先确立了商法的终极价值取向,也就不存在价值冲突问题。第三,从部门法比较的角度考察经济法与民商法,得出商法价值取向与经济法不同的结论,但该类分析是建立在“民商合一”论之上的,认为公平原则是民商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该原则是一个高位原则,对其他民商法的其他原则起指导作用。实际上未注意民法与商法价值取向的不同,笼统地将二者作为一个整体,是在“民商合一”的前提假定之下得出商法的价值取向为公平[4]。第四,有个别文献认识到商法价值取向的历史性,但没有考虑到商法价值取向的现实性和层次性,未能从实然之商法和应然之商法的层面加以详解。第五,研究方法以法学的规范研究为主,缺少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的考察和相互佐证。因此,运用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商法的微观层面———商法的要素入手,探寻隐藏在商法规范、原则、概念和技术性规定之中的商法价值取向,并讨论商法价值取向的层次性、现实性和历史性,对完善商法基本理论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二、商法价值取向的建构 (一)法律价值取向的微观基础 价值是对人类需要的基本满足,反映现实的人同满足其某种需要的客体的属性之间的关系。法的价值蕴涵在法的要素之中,而在法的要素中,法律规范是具体规定权利、义务及法律后果的行为准则,具有微观指导性和可操作性;法律概念是对专门法律术语的抽象和概括,包含特定法律意义;法律规范和法律概念构成法的价值的微观基础。法律技术性规定是法律文件中的技术性事项,涉及法律的效力和法律解释权等问题;相比其他法律要素而言,法律原则具有宏观指导性和本源性。法律原则和法律技术性规定是法的价值的宏观基础,法律的基本原则是法的价值的积淀,决定了法律的价值取向。立法价值取向是指法律向着某种目的或达到某种社会效果的方向运作和发展,价值取向集中体现在部门法的法律原则上[4]。立法价值取向主要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各国在制定法律时希望通过立法所欲达到的目的或追求的社会效果,其二是指法律所追求的多个目标出现矛盾时的最终价值目标的选择[5]。价值取向与法律原则的关系是:价值取向可以转化为或直接体现为法律原则,而法律原则所体现的精神又会具体体现为各项明确、肯定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在效力层次上,价值取向是法律原则的上位概念。而在法律原则与具体法律规范的关系上,法律原则又是制定具体法律规范的依据,它要求具体法律部门的所有法律规范之间应当具有统一的价值取向,从而可以避免具体法律规范之间的矛盾,实现法律体系内部的和谐[6]。 (二)商法价值取向的内涵 商法的价值取向也可称为商法的精神。商法的价值取向是抽象的,它存在于商法规范、商法概念、商法技术性规定和商法原则中。商法的价值取向必须借助商事规范、概念、技术性规定和原则来体现。商法的原则较多地反映了商法的精神,它是调整商事关系必须遵循的普遍行为准则,是编撰商事法规和制定商法典的根本出发点和理论依据[7]。因此,讨论商法的价值取向离不开对商法要素的考察,尤其是对商法基本原则的分析。所谓商法基本原则是指集中体现商法的性质和特点、概括商法的基本制度并反映商法基本精神的根本规则[8]。在我国商事法学研究中,商法基本原则是一个必然论及的问题。在数量有限的商法基本理论研究的学术论文中,关于商法基本原则的专题论文占了较大的比重。事实上,极少有国家像我国这样重视法律基本原则[9]。关于商法的基本原则,国内学者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1)三原则说。有认为应包括保障营利原则、维护交易效率原则和维护交易安全原则。也有认为应表述为交易自由原则、交易诚信原则、交易公平原则。还有学者主张维护市场正常运行原则、提高商事交易效率原则和保障商事交易安全原则[10]。(2)四原则说。持四原则说的学者最多,但分歧也较大,如有学者认为从商自由原则、企业维持原则、商事交易便捷性原则和商事交易安全性原则是商法的基本原则。也有认为应是是强化商事组织原则、维护交易公平原则、促进交易迅捷原则和维护交易安全原则。还有认为是促进交易自由原则、维护交易公平原则、提高交易效率原则和确保交易安全原则[11]。(3)五原则说。主要是商主体法定原则、公平交易原则、交易简便和迅捷原则、鼓励交易原则、交易明确和安全原则。还有认为是商事主体法定原则、确认和保护营利原则、促进交易简便快捷原则、维护交易公平原则和保护交易安全原则[12]。(4)七原则说。认为包括依法自由行使权利原则、商事主体意思自治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合法原则、尊重公共利益公序良俗原则、鼓励交易保障交易便捷原则和维护交易安全原则[13]。(5)八原则说。即利润最大化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磋商调节原则、互惠原则、简便敏捷原则、安全原则、经营自主原则、强化商事组织和社会责任原则[14]。 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虽然在商法基本原则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但维护交易公平原则、提高交易效率原则和确保交易安全原则是为主流观点所认可的。笔者认为,公平、效率和安全原则正是商法价值取向的直接体现,公平价值体现在许多商事规范中,如“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公司收购制度、公司破产制度等。公平价值在法律上表现为商事主体资格、权利、义务的平等性,在经济上应该是表现为分配正义,强调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的公正性。商法效率价值体现在交易自由、交易规则及行为方式定型化、格式合同、短期时效、权利证券化、电子签名、股东借助证券交易系统投票等具体商事法律规范中。如学者所言:“商业是以营利为目的,为达到此种目的,必须力求交易敏捷。因交易敏捷,从事于商业之人,才能多次反复地交易,得以经济其时间之利用,而达到其营利之目的。”[15]而信息披露制度、要式性、权利外观主义、公示主义、票据无因性和严格责任等制度则是商法安全价值的体现。 有些原则不能作为商法的基本原则,仅仅适用于商法的某一制度或领域,是商法基本原则在具体商事制度或领域的表现,比如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虽然在民法中被誉为“帝王条款”,但在商法中,诚实信用只是公平原则的体现。至于有学者主张“保障营利原则是商法保障营利基本价值理念在商法基本原则上的直接反映,它能适应商事交易发展的需要而进一步细化出商法的其他基本原则,是商法基本原则中的基本原则”[16],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混淆了商行为与商法的关系,值得商榷。因“营利已不再是商法所保护的商事经营活动的最高目标,法律必须尽最大可能去阻止那些不公正或对他人及社会产生消极影响的营利行为”[7]。 三、商法价值取向的法经济学解析 (一)商法价值取向的均衡性: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 商法的价值是一组价值集合,经过博弈达成一种均衡状态,商法的价值取向是效率、安全和公平价值的均衡结果,而不是以某种优位价值统率其他价值。商法各价值经过博弈达成价值均衡状态,从而显示商法的价值取向,商法各价值间的博弈过程实际上是社会各利益集团博弈的过程,制定法的出台就是利益集团力量博弈的结果。具体历史时期的商法是该时期社会各利益集团的博弈均衡,该均衡表现商法的价值取向。无论是我国的商法还是国外的商事法律,其产生、发展及演变过程都清楚地显示了这一博弈过程及其均衡结果。另外,商法价值取向的均衡性还要求效率、安全和公平价值在同一商事法律中的不同规范间实现均衡,只有这样,该法律才能适应经济活动的需求。比如旧《公司法》是为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新《公司法》强调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很明显两者体现的是效率、安全和公平价值之间不同的均衡状态,同时也说明商法价值取向从均衡到不均衡再到均衡的变化。 (二)商法价值取向的具体性:商事部门法的价值取向 就商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而言,在世界范围内,有所谓“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之争,我国商法学研究者曾对此问题投入大量研究力量。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制定《商事通则》是现阶段商法学研究界占主流地位的学说[17]。我国不存在形式意义上的商法,只有公司、证券、票据、保险、破产、合伙企业、信托法和海商法等一系列单行商事立法,我国近年来出版的商法学著作也主要以上述商事部门法为研究内容。从各个商事部门法的立法宗旨可以看出,各商事部门法的价值取向并非整齐划一,各商事部门法对效率、安全和公平价值侧重不同。《公司法》侧重效率,《证券法》和《保险法》强调安全,《破产法》更关注公平。所以,效率、公平和安全等价值在不同的商事部门法中体现出的不同均衡状态,或者说效率、公平和安全等价值在不同均衡状态中的地位,因不同的商事部门法而异。 (三)商法价值取向的历史性:商事制度变迁与商法价值取向 正如前文所言,商法的价值取向是一个宏观问题,能够通过其微观基础,即商法的规范、原则、概念和技术性等要素得以体现。而商法相对其他部门法而言,具有易变性,商事立法随经济发展的变化而变化,不同时期的商法必然与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背景相适应,不同的微观基础也就必然体现差异性的商法价值取向。以我国的《公司法》为例,该法自出台以后历经三次修改,其中第三次是修改幅度最大、最全面的的一次,基本上所有的条文都有修改,修改后的公司法降低了公司设立的门槛,明晰了法人治理结构,更大程度体现了公司的意思自治,突出了中小股东股东的权益保护。公司立法理念的变化可以从新旧法律条文的对比中清晰地得到答案,同样的结论可以在证券、保险等商事部门法的修改中得出。而对法律价值取向的历史性最有说服力的论据莫过于我国的《宪法》,从1954年、1975年、1978年和1982年《宪法》的变化,尤其是1982年宪法所经历的4次修改,都充分说明了法律价值取向的历史性。此时如果仍然坚持认为新《公司法》与旧《公司法》在价值取向上的同一性,恐怕难以服人。有学者与笔者持类似观点,认为法律诸价值的阶位仅在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的具体制度中探讨才有意义,纯理论上的研究仅具有假设意义[18]。理想的商法价值构成状况应为交易安全与交易效率的平衡,但二者的衡定却是相对的、暂时的,而其冲突在现实上难以避免[3]。 (四)商法价值取向的层次性:实质意义与形式意义上商法的价值取向 商法的价值取向可分为三个层次来表达:第一,商法作为私法的价值取向,即商法和同为私法的民法以及其他部门法一样,其终极价值目标都是社会的公平、正义。第二,实质意义上商法的价值取向,是实质意义上商法的具体价值追求,包括公平、效率和安全等价值观。实质意义上商法的价值取向是公平、效率和安全等价值观的集合。第三,形式意义上商法的价值取向是指在商事部门法内部,当不同的价值发生冲突时,何者更为优先。形式意义上的商法的价值取向是公平、效率和安全等价值观的均衡。以上三个层次构成完整意义上的商法价值取向。在我国商法理论研究中,对于民商法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终极价值目标这一点已形成共识[19],但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已有的研究尚未注意到实质意义上的商法和形式意义上的商法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 (五)商法价值取向的现实性:实然之商法和应然之商法的价值取向 “应然之法”与“实然之法”是法哲学的基本范畴。“实然之法”是现实存在之法,是“实际上是怎样的法”,即在现实中实际存在、对人的行为实际发生效力的制定法,“实然之法”是各种利益相互妥协的产物。实然层面的商法的价值取向为公平、效率和安全三种价值的均衡。“应然之法”是理想之法,是“应该是怎样的法”,即根据法的特性而应达到某种理想状态的法。商法价值取向与商法基本原则的关系是商法价值取向决定商法基本原则,因此,可以通过对商事成文法基本原则的分析来追寻其背后的价值取向。但由此得到的只是实然层面的商法的价值取向,而不是应然层面的商法的价值取向。显然,从商事部门法的要素中无法探知应然层面的商法的价值取向。 在法哲学领域寻求“应然之法”价值取向的研究产生了“自然法”的思想,法经济学的研究视角给我们提供了探寻应然层面商法价值取向的又一路径。法经济学主要运用微观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分析法学理论和法律现象。其理论的核心是:一切立法、司法、执法以及整个法律制度都起着分配稀缺资源的作用,故所有法律活动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即效益最大化为目的。法律作为经济的“内生变量”,如同资金、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一样,对经济发展具有决定作用。法律的经济功能包括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益、促成合作、提供激励机制、外部性的内部化和减少不确定性[20]。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经济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为经济提供服务、为实现合作创造条件、提供激励机制并抑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制度创新有利于外部利润内部化[21]。也就是说,当每个人自以为是奔向个人利益的时候,就是走向了公共的利益[22]。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言:个人追求利润的活动在满足交易双方的同时,间接地促进了社会的繁荣。应然层面的商法作为正式制度,显然也具有以上经济功能,效益最大化也就成为“应然之商法”价值取向的不二选择。 参考文献: [1]钱玉林商法的价值、功能及其定位──兼与史际春、陈岳琴商榷[J]中国法学,2001(5) [2]胡鸿高商法价值论[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5) [3]张楚论我国商法规范的二元结构及其价值缺陷[J]中国法学,1999(2) [4]戴霞论民商法与经济法的价值取向———从公平与效率之视角[J]暨南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3) [5]赵万一商法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6]赵万一论民商法价值取向的异同及其对我国民商立法的影响[J]法学论坛,2003(6) [7]范健,王建文商法的价值、源流及本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8]张民安商法总论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9]范健,王建文商法基础理论专题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宣扬国威，扩大明朝影响，加强海外联系，哥伦布为了开阔市场，掠夺财富 郑和下西洋是和各国友好交往，哥伦布远航是殖民扩张活动郑和下西洋是促进亚非国家友好往来，哥伦布在客观上加强世界各地联系，促进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是双月刊。《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杂志社是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创刊于1935年6月，由复旦大学出版委员会编辑发行，是我国最早的大学学报之一。创刊初期刊发的文章包括学术论文与文艺作品两类，以后又分别出版“文史哲号”、“科学号”等。1945年后停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校于1954年8月成立“复旦大学学报编委会”，1955年重新正式出版《复旦大学学报》,内容分别为自然科学版、社会科学版，1966年停刊。1978年8 月，《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复刊，同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正式批准《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复刊并公开发行。学报自复刊以来，积极刊发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研究成果，在推动复旦师生为国家的现代化事业服务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学报贯彻党的“双百”方针，为繁荣我国的学术探讨而努力。学报鼓励研究新情况，探讨新问题，经常发表具有新鲜见解、材料、方法的学术论文；注意评述社会科学的新发展、介绍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新成就，还十分重视对国内学派和国外思潮、流派的评价工作，因而常以其新颖的内容而吸引广大读者。学报立足本校，面向国内外，思路开阔，具有一定的深度，在国内外享有一定声誉。复旦学报首批入选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也是全国首家成功创办英文刊的高校文科学报。坚持正确办刊方向，遵循基本学术规范，近年来推出了一批具有原创性的代表作，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和社会影响。
一、专著：《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对村民群体性活动的中观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该书出版后，《中国图书评论》、《中国农村研究》、《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等专业杂志发表研究性书评。 编著：《中国政治制度的特与优》，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译著：《多元社会中的民主：一项比较研究》（[美]阿伦·利普哈特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参编：《治理的创新》，学习出版社2002年版。 参编：《政治心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论文： “浅析经济因素对村级民主建设的影响”，载于《中国农村观察》1999年第4期。 “当前我国公共领域的特征分析”，载于《新世纪的公共管理》，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年版。“社会转型与政府改革”国际学术研讨会（海口，2003）收录为主题交流论文。 “简论加入WTO对我国地方政府文化资源的冲击”，载于《学术论坛》2003年第2期。《管理理念创新——大势推动中的选择与对策》一书收录，羊城晚报出版社2002年版。 “寻求国家与社会的统一——黑格尔对市民社会与国家间关系的论述”，载于《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从政治参与的角度看我国今后的政治发展”，载于《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3年第6期。 “农民自组织程度低的成因分析”，载于《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5期。 “当前中国‘第三领域’发展的难题”，载于[美]《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3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论文库收录。“政治学视野中的21世纪中国：挑战与机遇”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2006）收录为主题交流论文。 “论公共权力边界问题的由来”，载于《行政论坛》2005年第4期。 “新公共管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反思”，载于《理论研究》2006年第4期。 “后期全能主义与当前中国社会的自组织问题”，“和谐：中国的价值”全国高校政治科学类学术研讨会（上海，2006）收录为主题交流论文。 “从政治包容的角度看我国的统一战线建设”，载于《黑龙江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卢梭直接民主制理论的内在困境及其启示”，载于《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论我国人大预算监督制度的完善路径”，载于《人大研究》 2008年第1期。 “对政府边界问题的纯逻辑演绎”，载于《晋阳学刊》2008年第2期。 “政府与非法社会间关系的政治学考察”，载于《兰州学刊》2008年第3期。 “寻求村落与国家之间的有效衔接——基于相关文献的初步反思”，载于《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政治》2008年第10期全文转载。《演进民主》（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收录。 “传统政治文明转型视角下的清末立宪之难”，载于《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寻求事实呈现与理论提炼之间的统一”，载于《中国农村研究》2008年卷（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村落自生秩序与国家权力间关系的演变”，载于《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群体性活动视角下的村民信任结构研究”，载于《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4期。 “论村落自主性的形成机制与演变逻辑”，载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民主巩固视角下的民主转型”，载于《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迈向现代国家——新中国建国六十年国家政权建设的回顾、总结与展望”，载于《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政治》2010年第2期全文转载。《多元文化与国家建设》（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收录。 “地方人大常委会研究：总结与反思”，载于《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4期。 “论深化村落政治研究的可取路径”，载于《江汉论坛》2010年第9期。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村落解体问题”，载于《珞珈政治学评论》（第三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影响业主维权进程的主要因素”，载于《社区民主与社会和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没有产出的政治：村民群体性活动的普遍困局”，载于《基层民主与社区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村民群体性活动展开的中观机制”，载于《珞珈政治学评论》(第四卷) ，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乡村基督教、传统民间信仰与村庄治理”，“第二届社会科学经验研究武汉青年论坛论”（华中农业大学，2011年）收录为主题交流论文。 “村民介入公共产品供给的实践方式”，载于《社会学评论》第二辑，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中国乡村政治问题：缘自何处？走向何方？”，载于《中国农村研究》2012年卷（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运动式治理的限度与民主的角色定位”，载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2012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随笔： “说话的三条底线”，载于《百姓》2002年第10期。 “对一次抓赌事件的分析——江湖道义、政府规范与底层百姓的正义诉求”，载于《百姓》2003年第1期。 “《英雄》不能承受之重”，载于《新疆经济报》2003-02-08 “从‘猴子实验’看民主制度的建构”，载于《民主与科学》2005年第1期。 “安庆市乡村调查随笔”，载于《三农中国》2007年第1期。 “东方治水社会的政治逻辑反思”，载于《绿叶》2007年第6期。 “当前中国社会自组织问题之思考”，载于《绿叶》2007年第8期。 “阎连科的乡土批判——对《受活》与《丁庄梦》的比较阅读”，载于《社会学家茶座》2008年第1期。 “不同的村庄，同一种选择”，载于《南风窗》2009年第14期。 “忍耐与宽容”，载于《民主与科学》2010年第3期。 “农民政治心理研究需要深化”，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8-26。 “国家建构视角下的村落转型”，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10-21。 “通识教育与现代公民培养”，载于《新产经》2011年第1期。 “党委换界与地方政治家培养”，载于《新产经》2011年第6期。 “差异性视角下的村落解体”，载于《农村工作通讯》2011年第3期。 “在政治建设中解决农民问题”，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02-24 “‘三农’问题的旧与新”，载于《南风窗》2012年第2期。 课题： 民政部委托课题：“村落解体现状与乡镇治理的路径选择”，负责人，2009年 教育部项目：“乡村治理转型中的农民政治心理嬗变”，负责人，2010年 武汉大学70后项目：“有序民主建设中的我国农民政治心理”，负责人，2010年 第51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负责人，2012年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民政治支持与乡村社会管理的路径选择研究”，负责人，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