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你很好奇
[1]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147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2] 盖光，美的多重自由与人类存在的生态系统【J】，江汉大学学报04年第5期34页[3 鲁枢元,《文学艺术与生态学时代——兼谈“地球精神圈”》,学术月刊,3[4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关注我国的环境问题是我会自觉做的事，这不仅让我更加的了解我国的环境变化，特别是环境的改善，也帮助我更加深入的学习专业知识。我国生态环境变化的趋势已经不是一般的环境问题，任其发展下去将会严重制约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影响国际政治关系。但我们始终没有改变环境问题仍在恶化的趋势。实践证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不仅涉及科学技术，而且涉及社会整体文明建设的方方面面，只有将生态环境保护上升到国家意志的战略高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才能有效遏制环境问题。社会整体文明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生态文明的含义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理解。从广义角度来看，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的新型文明形态，它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为准则，要求实现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文明形态表现在物质、精神、政治等各个领域，并体现为人类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成果的总和。从狭义角度来看，生态文明是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并列的现实文明形态之一，着重强调人类在处理与自然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生态文明与社会的其他文明形式关系十分密切。人类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方面的所有进步作为一个整体都是人类文明的组成要素。一方面，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离不开生态文明，没有生态安全，人类自身就会陷入最深刻的生存危机。另一方面，人类自身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主体，必须将生态文明的内容和要求内在地体现在人类的法律制度、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并以此作为衡量人类文明程度的一个基本标尺。也就是说，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内在地要求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的平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内在地包含着保护生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法规;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内在地包含着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观念和精神追求。生态文明建设与科学发展观在本质上也是一致的，二者都是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出发点，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以可持续发展为依托;以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为基本原则;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中央党校“科学发展观与社会整体文明研究”课题组，在20xx年10月曾对全国8省市2016名领导干部进行了问卷调查，在关于“全面发展应主要包括的内涵”这一问题中，选择“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五项内容的高达77%，选择“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这一比较规范答案的有8%，认为仅是“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的有8%。这就说明，生态文明建设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这一点已成共识。重视建设生态文明，绝不是要人类消极地向自然回归，而是要人类积极地与自然实现和谐。人类既不能简单地去“主宰”或“统治”自然，也不能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换言之，建设生态文明必须以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为指导，从思想认识上实现三大转变。必须摒弃传统的“向自然宣战”、“征服自然”等口号，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必须克服资源短缺的瓶颈、解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矛盾和问题，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必须辩证地认识物质财富的增长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转变重物轻人的发展观念;辩证地认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转变把增长简单地等同于发展的观念;辩证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变单纯利用和征服自然的观念。生态文明概念已经得到了广大干部和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同，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的问卷调查中，有6%的人赞成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并列使用，有2%的人主张我国应当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中国：颜孟坚
1866年，德国科学家海克尔在《生物体普通形态学》中首次提出“生态”的概念。他认为，作为一个生物学名词，生态指的是生物群落的生存状态，包括一个生物群落与其他生物群落的关系，以及与生态环境的关系。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人类生态学的概念。1935年，英国学者坦斯勒进而提出“生态系统”的概念，开始从更宏观的角度认识自然生态环境。1972年，麻省理工学院丹尼斯米都斯等教授撰写《增长的极限》,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在一个有限的星球上无止境地追求增长所带来的后果,引发了增长的极限大讨论。1972年6月，联合国在斯德格尔摩召开有史以来第一次“人类与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从而揭开了人类共同保护环境的序幕。1983年，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该委员会在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模式。1987年，我国生态学家叶谦吉首次使用生态文明，他从生态学和生态哲学的角度阐述生态文明。他认为，生态文明是既获利于自然又还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又保护自然，人与自然之间保持着和谐统一的关系。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更是高度的凝聚了当代人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认识。1995年，美国著名作家、评论家罗伊莫里森在其出版的《生态民主》一书中，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的概念，真正把生态文明看作工业文明之后的文明形式。2007年5月，我国人学家张荣寰首次将生态文明定性为世界伦理社会化的文明形态，提出中国需要“生态文明发展模式”，世界需要“生态文明进程”，理论模式为“全生态世界观”做为全逻辑的参照系，将人定位在全生态世界中最高全息的物种，提出世界伦理社会化的文明形态的生态文明概念和生态文明发展模式、文明环流体系作为人来到世界上就是为了人格、生态、产业的不断上升，以实现文明及其幸福的目的。2007年10月，在党的十七大上，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生态文明被列入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文献，这是我们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理念的一次升华。2012年11月，在党的十八大上，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号召全党、全国人民一定要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总体布局的高度来论述，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认识的深化，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五位一体的高度来论述，也彰显出中华民族对子孙、对世界负责的精神。
中国。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消费模式。”“经天纬地”意为改造自然，属物质文明；“照临四方”意为驱走愚昧，属精神文明。在西方语言体系中，“文明”一词来源于古希腊“城邦”的代称。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象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1、进一步调整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内容，淡化GDP考核，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考核制度最引人瞩目，最应予以重视。考核制度是转变观念、改变行为的指挥棒，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牵引和保障作用。2、合理设置管理机构和划分管理职责，优化行政资源及相应的财政资源配置，切实解决影响人民群众健康和威胁资源、环境、生态安全的突出问题。
在中国古代，人们就已经具有环保思想，他们很早就认识到，要想利用自然资源，尤其是生物资源，必须要注意保护，合理开发，反对过度利用，特别是破坏性的开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典籍论述了关于尊重自然、尊重生命、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环保思想。这种环保思想最初是不自觉的，甚至带有迷信色彩。《诗经》中有“是飨是宜，降福既多”的说法，同时又有：山川乃资源的产处，要与百神一同祭祀。《礼记·月令》中也包含了气候、生态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文中说：孟春，草木萌动时，“牺牲毋用牝（母兽），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管仲指出，“春政不禁则百长不生，夏政不禁则五谷不成。”《国语》中有九州山川河湖，生产物质资源，所以要保护和祭祀。《易》以生生不息为准则，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因此，“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先天而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就是说，人类要顺从自然，适应自然，达到天地之间的和谐。 一、古代的环保立法 中国第一个朝代夏朝就已经有了保护自然资源的法规，叫“禹之禁”。“禹之禁，春三日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长，入夏三日，川泽不施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麛不卵，以成鸟兽之长。”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的关于环保的法规了。早在殷商时期就有“刑弃灰于街营”的法律。古代还设立了一些环境管理的官员，如“林”，“虞”，“牧”等官，他们分别管理山林，川泽和畜牧。《韩非子》记载，商代已有不得随意倾倒垃圾的法律，“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可见处罚之重。秦国商鞅变法，他制定的秦律中有“弃灰于道者被刑”的条文，这是商朝法律的延伸。 在周朝，周人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已有初步认识。传说，周文王曾告诫儿子周武王对大自然不要进行过度开发，要按自然规律合理使用。他说：“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麛不卵，以成鸟兽之长。”周文王时期颁布的《伐崇令》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毋坏屋，毋坏井，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这个保护生态环境的法令，规定得极为严厉。 秦汉时期（约公元前220年—公元220年）保护生物资源的理论达到了高水平。西汉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子》中对古代生物资源保护政策做了最完善的论述。他指出：禁止砍伐生长的树木，不能捣毁鸟巢、不捕杀怀孕孵卵的动物，特别要保护好幼小的麋和鹿等。秦朝的《田律》、《厩苑律》、《仓律》、《工律》、《金布律》中都有一系列的关于按照季节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森林、土地、水流、野生动植物等自然资源的规定。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县发掘出土的大量秦代竹简中的一些竹简上刻着内容具体的《田律》，其中已用法律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堤水。……唯不幸死而伐绾（棺）享（椁）者，是不用时，……百姓犬入禁苑中，而不追兽及捕兽者，勿敢杀；其追兽及捕兽者，杀之”。这里既规范了一般的保护范围——森林、水植被、其他植物及动物（包括野生物）；又照顾到特殊的例外——人死入葬，伐木成棺，不受时间限制。在秦代的立法中就能有这样的环境保护法规，其意义颇值得后人借鉴。规定：从春季二月开始，不准进山砍伐林木；不准堵塞林间水道；不到夏季不准入山采樵，烧草木灰；不准捕捉幼兽幼鸟或掏鸟卵；不准毒杀鱼鳖；不准设置诱捕鸟兽的网罗和陷阱。以上禁令，到七月得以解除。这份《田律》禁令，不但保护植物林木、鸟兽鱼鳖，而且还保护水道不得堵塞。这一珍贵文献，可算得上是我国乃至世界最早的环境保护法了。 西汉的《四时月令五十条》颁布于公元五年汉平帝时期，这是一份以诏书形式向全国颁布的法律。这部法律规定，每年一月禁止伐木（无论树木大小，都不得砍伐）。二月不能破坏川泽。三月则修缮堤防沟渠。四月不得砍伐树林。五月不能烧草木灰。六月官员派人到山上巡视。从这部法令中可以看出，物要因时禁发，在非开发的季节，不得进山砍伐小树取材，不得捞水草烧灰，不得带捕捉鸟兽的器具出门，不得携网捕鱼等。汉宣帝为保护益鸟，下诏曰：“其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 唐代把山林川泽、苑囿、打猎、城市绿化、郊祠神坛、五岳名山纳入政府管理的职责范围。还把京兆、河南两都四郊三百里划为禁伐区或禁猎区。管理范围超过了先秦时期。中国最为完备的封建法典《唐律》专设“杂律”一章。“杂律”对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的保护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例如，“诸弃毁官和器物及毁伐树木、稼穑者，准盗论。”明朝和清朝基本上延续了《唐律》的环保规定，但是，明朝到仁宗时，朝廷开始放弃管制措施。当时在社会中规定：“山场、园林、湖泊、坑冶、果树、蜜蜂官设守禁者，悉予民”。由于驰禁湖泊，使许多湖泊被盗为田，破坏了生态平衡，造成了人为的自然灾害。明万历年间，官府张榜全国，严禁民间擅捕青蛙，违者“问罪枷号”。《唐律》规定：“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若种植垦食者，笞五十。各令复故。虽种植无所妨废者，不坐。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者与同罪”。 宋代注重了对生物资源的立法保护。从宋代起，人们对围湖造田导致蓄泄两误，滥砍乱伐导致水土流失的问题已经有所觉察，说明当时的有识之士对环境问题的敏感。 明代对山林川泽的保护承袭了前代的规定，并且管制范围相当广泛。到仁宗（公元1425—1426年）时，政府开始放弃管制措施。“山场、园林、湖泊、坑冶、果树、蜜蜂官设守禁者，悉予民。”由于驰禁湖泊，使许多湖泊被盗为田，破坏了生态平衡，造成了人为的自然灾害。这是保护方面的倒退，对环境损害很大。 清朝时由于人口剧增，进而开放了东北、西北及江南的无度开垦，许多草原和山地被开垦为农田，造成了草原退化，沙漠扩展，林木破坏和水土流失。当时的有识之士针对这种无度开垦曾提出警告，但未引起清王朝的重视。清朝的生态环境也在“禁”与“驰禁”中受到掠夺。 二、古代的环保文献 儒家的“制天”与“可持续”思想。儒家认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尊重自然就是尊重人自己，爱惜其他事物的生命，也是爱惜人自身的生命。先秦时期管子、荀子、孟子的思想中，也闪耀着环境保护的光芒，如管仲认为，“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为天下王”。他提醒人们保护山湖草木，注意防火，按时封禁和开放，反对过度采伐。荀子根据生物资源消长规律，提出了一套保护生物资源的理论和措施。他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 《周礼·春官·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郑玄注：“物为之厉，毎物有蕃界也。为之守禁，为守者设禁令也。”“厉”与“列”字同音通假，这里是遮列的意思。对山林中的各种资源（“物”）设立“蕃（藩）界”而“遮列”之，实际上就是建立某种资源保护区。当时的各种“时禁”，主要是在这些“保护区”内实施的。所以《周礼·春官·山虞》又说：“春秋之斩木不入禁。”郑注：“非冬夏之时，不得入所禁之中斩木也。斩四野之木可。”所谓“禁”就是上文的“厉”，即山林遮列之处——“保护区”。非禁区春秋可以斩木，但也不是亳无限制。制定了防火法令。《周礼》中还有一个专门“掌行火之政令”的“司”。《周礼·夏官·司爟》：“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季春出火，民咸从之。季秋内火，民亦如之。时则施火令。凡祭祀，则祭爟。凡国失火，野焚莱，则有刑罚焉。”《周礼·秋官·司烜氏》：“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鉴取明水于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烛，共明水。凡邦之大事，共坟烛、庭燎。中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军旅，修火禁。邦若屋诛，则为明□焉。” 《礼记·曲礼》中说：“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麛卵。” 《周易》曰：“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苦节不可，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没有节制，自然环境就会日益恶化，人类最终将走向毁灭。《周易》中写到“井甃无咎，……井冽，寒泉食”，就是说井被污染了，不要消极地舍弃不用了，而应该进行修理整治，使之变成“井冽，寒泉”。 《论语·述而》记载孔子“钓而不网，弋不射宿”，孔子曾说：“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孝经》)从这些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非常反对对山林的过度采伐和对鱼虾的滥捕滥杀，这体现了古人伟大而朴素的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观，也反映了我国人民质朴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论语·阳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说：“仁者，爱人。”（《论语·颜渊》）他认为，人与自然应建立一种爱的关系。人对自然不能只讲索取与征服，必须把自然看作人类的朋友，像爱护朋友一样爱护自然。孔子说：“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后汉书·章帝纪》注引《礼记》）我们知道，孝是为人之本，这就意味着他把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珍惜上升到道德要求的高度。 孔子也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就是说只用钓钩钓鱼不用大网捕鱼，从数量上进行捕捉的限制，达到保护生物的目的。这些思想归结起来，就是要告戒我们要节制，人口要节制，对自然资源的索取要节制，一切可能造成环境破坏的事情都要有所节制，从而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就是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 孟子强调了保护生物资源的重要性。《孟子·梁惠王上》讲的就是这个问题，“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树木不可胜用也。” 荀子说：“列星旋转，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荀子·天论》，以下凡引该书，只注篇名。）就是说，诸如日月星辰、阴阳四时、风雨霜露、山川草木等林林总总的自然物象及其生化运动的规律或秩序，都是构成“天”的物质要素；所谓“天”不过是客观存在着的自然界本身而已。正是基于对“天”的这种自然而客观的存在实质的界定，荀子做出了“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天论》）的哲学判断。荀子主张“制天命而用之”(《荀子·解蔽》)，强调改造自然，战胜自然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时荀子的思想中还体现了朴素的“可持续”思想，表现在他想到了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具体办法，他指出：“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荀子·王制》) 《荀子·王制》中载：“五谷不时，果实不熟，不粥（鬻）于市；木不中伐，不粥（鬻）于市；禽兽鱼不中杀，不粥（鬻）于市”。从这两条我国古代早期的环境法律规定不难看出，当时的立法对自然资源主要是生活资源的保护。荀子还曾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鱼鳖鳅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污地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这与当今所谓“可持续发展”也不无可比之处吧。《荀子·王制》把保护自然作为圣王之制，书中说：“圣王之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绝其长，鼋鼍鱼鳖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气也。”荀子谈到了生物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树成荫而众鸟息焉，硫酸而螨聚焉。川渊深而鱼鳖归之，山林茂而禽兽归之。川渊枯则龙鱼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 《韩非子·内储说上》载：“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仲尼（孔子）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且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为，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所恶，此治之道’”。先秦时就规定：“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以成鱼鳖之长”。 《吕氏春秋》一书中。其中颇有“顺时立政”的意味。书中写道： 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麛无卵。 仲春之月：无竭川泽，无漉陂池，无焚山林。 季春之月：田猎罼弋，罝罘罗网，喂兽之药，无出九门。 孟夏之月：无伐大树，…… 驱兽无害五谷，无大田猎。 仲夏之月：令民无刈蓝以染，无烧炭。 季夏之月：令渔师伐蛟取鳖，升龟取鼋。…… 树木方盛，…… 无或斩伐。 孟秋之月：鹰乃祭鸟，始用行戮。 季秋之月：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 仲冬之月：山林薮泽，有能取疏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导之。…… 日至短，则伐林木，取竹箭。 《管子》一书发挥了《易》天地人和的思想。书中说道“凡人之生也，天地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吕氏春秋》也有关于生态保护的思想。 道家的“顺天”和“天人合一”思想，道家以老庄为代表，是中国古代哲学流派之一。道家思想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天人关系，提出“天”与“人”合而为一，肯定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并不是自然的主宰。这对中国古代保护环境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庄子曾提出“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庄子·大宗师》)和“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庄子·秋水》)的顺天思想，对自然听之任之的思想固然不可取，但他道出了自然界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易经》进一步发展了庄子的学说，提出了“天人合一”的观点，书中提出“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里“先天”是指在自然变化未发生前加以引导，“后天”是指遵循天的变化，尊重自然规律、用哲学原理来解释，就是告诉人们既要顺应自然，尊重客观规律，又要注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改造自然，从而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 《淮南子》主张要想获得更多更好的自然资源，人类就要优化环境，“欲致鱼者先通水，欲致鸟者先树之，水积则鱼聚，木茂则鸟集。”古人也非常强调一种环境整治观，即污染了的环境通过整治也可以变成好环境。汉淮南王刘安发展先秦的环保思想，提出了协调发展农林牧渔大农业的可贵思想。他总结前人的经验说，打猎的不能把野兽全部打尽，不要猎取幼小动物，不要把水排干而捕鱼，更不能烧林而捕猎。
环保是现代生活中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基础做起 首先,要大量宣传,提高人们的觉悟与认识,加强环保意识 其次,要进行废物回收利用,减少对森林树木的砍伐还要加强对白色污染的处理,少使用塑料制品 最后,要对清洁方面作改进使市容更整洁 为了地球的明天,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努力,要好好地保护环境于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实行垃圾分类袋装化这样不仅能减少环卫工人的工作量,还能更好地起到废物利用,减少污染,节约资源 买菜时,少用塑料袋,尽量用竹篮子 用笔尽量用可换芯的,减少圆珠笔外壳的浪费与垃圾量 外出吃饭尽量不用一次性饭盒 播种绿色就是播种希望 垃圾过剩与环境问题 垃圾的回收及资源化综合利用 垃圾的回收及资源化综合利用(下)海浴室中的科学 从喝纯水想起 时下,饮用水正成为一种潮流尽管媒介不只一次地介绍过饮用水的种种弊端,但"饮用水"族仍然日益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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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147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2] 盖光，美的多重自由与人类存在的生态系统【J】，江汉大学学报04年第5期34页[3 鲁枢元,《文学艺术与生态学时代——兼谈“地球精神圈”》,学术月刊,3[4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王建国；《健康密码:人与环境之和谐》，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1] 保罗·库尔兹 , 任事平 2000年人文主义宣言——倡导一种全新的全球人文主义[J] 科学与无神论 , 2005,(02) [2] 王晓华 生态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和解之路[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6,(05) [3] 隋丽丽 浅析人文主义与中国教育[J] 潍坊学院学报 , 2005,(01) [4] 李申 人文主义在中国[J] 科学与无神论 , 2005,(06) [5] 王文初 新世纪热门写作中人文主义的复活[J] 江西社会科学 , 2005,(04) [6] 黄大庆 召唤有时代感的人文主义观[J] 贵州教育 , 2004,(07) [7] 李纪兵 人文主义视野下的经济学三题[J] 教书育人 , 2003,(20) [8] 程志敏 论人文主义的历史向度[J] 人文杂志 , 1999,(05) [9] 王忠杰, 林敏 海杜克建筑人文主义精神[J] 烟台教育学院学报 , 2004,(01) [10] 庄礼伟 人的价值至上,人的权利至上[J] 南风窗 , 2003,(23) 大致查了几篇，也不知道你要哪个，还是你自己查吧。要下载全文，可以到我的百度博客看看，有一些最新的中国期刊网免费帐号，CNKI帐号、英文文献帐号，自己拿着用吧。
据肖笃宁的统计，从1990年到1996年的短短7年内，景观生态学外文专著即达12本之多（国际景观生态学会中国分会通讯，1996，1）。其中影响较大的有M G Turner和RHGardner 主编的《景观生态学的定量方法》一书（1990）和RTTforman的《土地镶嵌－景观与区域的生态学》（1995）以及ISZonneveld的《土地生态学》。中国景观生态学的发展历史还很短暂。从8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的学术刊物上才正式出现了景观生态学方面的文章。1981年，黄锡畴在《地理科学》上发表了《德意志联帮共和国生态环境现状及保护》一文，同期还发表了刘安国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景观生态研究》，这是国内首次介绍景观生态学的文献；1983年林超在《地理译报》的第1期、第3期上发表了两篇景观生态学的译文，一篇是Troll的《景观生态学》，一篇是E纳夫的《景观生态学发展阶段》；1985年《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丛刊》第3期发表了陈昌笃《评介Z纳维等著的景观生态学》一文，这是国内首次对景观生态学理论问题的探讨；1986年《地理学报》第1期发表了景贵和《土地生态评价与土地生态设计》，这是国内景观生态规划与设计的第一篇文献；1988年《生态学进展》第1期发表了李哈滨《景观生态学－生态学领域里的新概念构架》一文，该文扼要地介绍了北美学派景观生态学的主要概念、理论及其在北美的研究状况，对景观生态学在中国的普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同年的《生态学杂志》第4、6期分别发表了金维根的《土地资源研究与景观生态学》和肖笃宁等的《景观生态学的发展与应用》；1990年肖笃宁主持翻译了RTTforman和MGodron的《景观生态学》一书。这一阶段可以说是中国景观生态学研究的起步阶段，侧重于国外文献的介绍。中国景观生态学研究工作的真正起步开始于1990年以后。1990年，肖笃宁等在《应用生态学报》第1期上发表了《沈阳西郊景观结构变化的研究》一文，该文是中国学者参照北美学派的研究方法而开展的景观格局研究的典范著作。同年景贵和出版了《吉林省中西部沙化土地景观生态建设》论文集。之后，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推进，中国的科研经费管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所有研究单位都相继走上了自主发展的道路，绝大部分的科研工作也从国家统一下拨经费、自主设题研究，转为自由申请、公平竞争、专家审议通过之后批准立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新的体制下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通过该委员会批准的研究项目，基本上可以反映中国基础研究领域的现状和特点。据统计，从1992-1995年的4年间，通过该会的地理学科部与生态学科部共设立了14个有关景观生态学研究的项目。正是通过这些研究工作的开展，使得中国景观生态学领域的研究水平走向了更深入的程度，也涌现出了一批高水平的论文，主要有：伍业钢和李哈滨的《景观生态学的理论发展》（1992）和《景观生态学的数量研究方法》（1992）、傅伯杰的《黄土区农业景观空间格局分析》（1995）、《景观多样性分析及其制图研究》（1995）、《景观多样性的类型及其生态意义》（1996）、王仰麟《渭南地区景观生态规划与设计》（1995）、《景观生态分类的理论方法》（1996）、陈利顶《景观连接度的生态学意义及其应用》（1996）、《黄河三角洲地区人类活动对景观结构的影响分析》（1996）、王宪礼等《辽河三角洲湿地的景观格局分析》（1997）、马克明等《景观多样性测度：格局多样性的亲和度分析》（1998）、邵国凡等《应用地理信息系统模拟森林景观动态的研究》（1991）。在大批论文涌现的同时，也出版了几本景观生态学研究的专著，先是在1989年10月举行的中国首届景观生态学学术讨论会之后，1991年出版了这次讨论会的论文集《景观生态学―理论、方法及应用》，之后1993年又相继出版了三本景观生态学的专著，它们分别是许慧、王家骥编著的《景观生态学的理论与应用》、董雅文编著的《城市景观生态》、以及宗跃光编著的《城市景观规划的理论与方法》，森林景观的研究其内容包括森林景观结构、森林景观空间格局分析、森林景观动态及群落生态效应、森林边际效应及动态、森林景观格局与生物多样性等方面。森林景观生态研究是中国开展景观生态学研究较早的领域之一，研究工作也卓有成效。彭小麟于1991年就提出森林景观中的边缘效应影响问题；而徐化成（1994）、刘先银等（1994）则是林业工作者中较早将景观生态学原理、方法应用到森林景观生态研究中的学者。之后，以郭晋平等人为代表的课题组开展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森林景观动态及其群落生态效应的研究》首次对森林景观生态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其研究成果《森林景观生态研究》也是中国森林景观生态研究领域的第一部专著，受到专家的一致好评；臧润国等（1999）则主要探讨了森林斑块动态与物种共存机制及森林生物多样性问题。此外，马克明等（1999～2000)对北京东灵山地区的森林景观格局、森林生物多样性、景观多样性，以及刘灿然等（1999～2000)对北京地区的植被景观斑块特征等也都作了一些颇有意义的探索。1995年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了徐化成主编的《景观生态学》教材。1996年5月又于北京举行了“第二届全国景观生态学术讨论会”，在会议召开的同时，成立了“国际景观生态学会中国分会”。1998年又在沈阳成功举行了“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景观生态学国际会议”。可以预见，景观生态学在中国其发展前景是非常广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