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declustering potential):去簇电压,是为了消除溶剂离子簇，DP越大，去簇越好，DP太大会造成离子源内裂解，有最优值。EP入口电压，引导和聚焦离子通过高压Q0区域CE是碰撞能CXP（cell exitpotential）：碰撞室出口电压，用于聚焦和加入离子从Q2中出来，用于Q3扫描和MS/MS
质谱进样浓度，最大5~10mg/ml，一般1mg/ml-5mg/ml均可。质谱（又叫质谱法）是一种与光谱并列的谱学方法，通常意义上是指广泛应用于各个学科领域中通过制备、分离、检测气相离子来鉴定化合物的一种专门技术。质谱法在一次分析中可提供丰富的结构信息，将分离技术与质谱法相结合是分离科学方法中的一项突破性进展。在众多的分析测试方法中，质谱学方法被认为是一种同时具备高特异性和高灵敏度且得到了广泛应用的普适性方法。质谱技术的应用：质谱技术是一种鉴定技术，在有机分子的鉴定方面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它能快速而极为准确地测定生物大分子的分子量，使蛋白质组研究从蛋白质鉴定深入到高级结构研究以及各种蛋白质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随着质谱技术的发展,质谱技术的应用领域也越来越广。由于质谱分析具有灵敏度高，样品用量少，分析速度快，分离和鉴定同时进行等优点，因此，质谱技术广泛的应用于化学，化工，环境，能源，医药，运动医学，刑事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等各个领域。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质谱
MA是文学硕士。MS是理科硕士。PHD是哲学博士，也就是一般叫的博士。
质谱中一级质谱，二级质谱的区别和作用，如下：区别：1、显示目标不同。一级质谱主要是给出目标物的分子量，GC-MS一级谱图可以定性分析，LCMS只能用于简单的分子量测定。一级质谱有的时候受仪器的分辨率影响，给出的质荷比不能准确定性，比如相同分子量的不同分子，在仪器分辨率不够足够高的时候很难区分。二级质谱可以看出目标物的部分碎片，可以对目标物的结构进行分析。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噪音，提高信噪比，从而提高灵敏度，从而也可以节省前处理步骤，可以更好地提高结果准确度，避免假阳性或者假阴性的结果。LCMS/MS完全可以用于定性分析。2、等级不同。一级质谱为一级，二级质谱为二级。作用：一级质谱检测所有带电离子的质荷比和强度，形成一级谱图。一级质谱中的信号为母离子肽段信号。二级质谱按照一定方式选择母离子肽段，将其进一步解离，分析所形成的子离子的质荷比和强度。扩展资料：质谱分析法对样品有一定的要求。进行GC-MS分析的样品应是有机溶液，水溶液中的有机物一般不能测定，须进行萃取分离变为有机溶液，或采用顶空进样技术。有些化合物极性太强，在加热过程中易分解，例如有机酸类化合物，此时可以进行酯化处理，将酸变为酯再进行GC-MS分析，由分析结果可以推测酸的结构。如果样品不能汽化也不能酯化，那就只能进行LC-MS分析了。进行LC-MS分析的样品最好是水溶液或甲醇溶液，LC流动相中不应含不挥发盐。对于极性样品,一般采用ESI源，对于非极性样品,采用APCI源。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质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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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声祥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天然产物药物化学研究组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科技特派员。 华南植物园与复大生物科技公司：“植物天然活性成分研究与应用联合实验室”主任。 美国化学会（ACS）、美国质谱学会（ASMS）、美国生药学会（ASP）等学术团体会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卫生部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等评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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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施士元 核物理学家在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笔者走近了他。 他是中国最早从事核物理研究的人。他首创了我国原子核物理专业。他是居里夫人的学生，他的学生吴健雄则被誉为“美籍华裔的居里夫人”。 他是中国最早从事锕系核谱工作的学者。他第一次提出了“原始粒子”猜想，并预言第一个实验证明“原始粒子”存在的人将获得诺贝尔奖。 他先是核物理学家，20世纪70年代成为高能物理学家，晚年又成为一名油画艺术家…… 他的名字叫施士元，今年93岁高龄。初见居里夫人 1908年3月18日，施士元降生在上海崇明岛。父亲施禹传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这位骑兵军官后因负伤解甲归里，他对施士元要求很严。 1920年，施士元进享有盛誉的浦东中学，当时中学是6年制的，可施士元却只读了5年。1925年，他以数学、物理、化学三门课满分100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 1929年，施士元以优异的成绩从清华大学毕业，而后又通过了江苏省举行的官费留学考试，考入闻名世界的巴黎大学。在那里，他遇到了对他人生影响最大的人————蜚声世界的著名物理学家居里夫人。 1929年底，在巴黎大学注册时，施士元收到了一沓教授名册打印件，那上面排列着数十位法国学者和各国科学家的名字。看着这份长长的导师名单，施士元突然有一种无从下手之感。对他来说，眼前的每一个名字，都是一座足可仰视的高山。 在仔细的翻阅中，施士元突然发现了一个令他兴奋得几乎不敢相信的名字— ———居里夫人！ 在那一刹那间，施士元心里发出一个声音：就是她！于是，他提起笔尊敬地给居里夫人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是星期三发出的，星期五施士元就接到了居里夫人的回信，约他在星期六上午8时去她的镭研究所面谈。 那次会晤距今已有70多年了，但当时的情景却一直还清晰地印在施老的脑海里。居里夫人约有1·60米高，瘦弱的身躯套着一件显得宽大的浅黑色的外套，满头银发，脸色显得苍白，一双浅褐色的眼睛，额头比较突出。居里夫人显得坚定、简朴、冷静，施士元说，这种感觉与科学给他的感觉很相似。 居里夫人看见施士元进来，露出浅浅的微笑，握住他的手说：“欢迎你，施先生。” “夫人，十分荣幸见到您。”施士元恭敬地说。 随后，施士元将清华大学校长写的推荐信交给了她。居里夫人仔细地看过后问道：“你是通过中国的官费考试来法国学习的？”施士元点头称是。于是，她慢慢地说：“按规定，到我研究所的人必须经过考试，但根据你的情况，可以免考直接来工作了。”她回过头征求女儿的意见。 居里夫人的女儿伊伦娜对着母亲微笑着点点头，表示同意。伊伦娜1925年获得博士学位，是母亲的好助手。 就这样，施士元成了居里夫人的一名中国学生。受教于居里夫人的只有两个中国人，另一个是学化学的。 回到住处后，施士元心潮难平。他知道居里夫人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跨两个学科、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也是惟一一个两次（1903、1911）获得诺贝尔奖的女科学家。有史以来存在过的100多亿人口的人类所发现的一百零几种化学元素中有两个是她发现的。她首创放射学，为人类利用原子能开辟了道路。她也是被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推崇为“在我认识的所有著名人物中，惟一一个不为盛名所颠倒的人”。细微处见精神 镭研究所是居里夫人一手创办起来的，它于1919年左右建成后交付使用，是当时全世界放射性研究三大中心之一，拥有当时全世界最强最齐全的放射源：1·5克的镭、很强的射钍源、当时全世界独有的锕系元素。而在加速器技术没有充分发展之前，天然放射性元素是核物理研究的惟一手段。 施士元暗下决心，要从做人、做学问两方面拜居里夫人为师，学到真东西。 来到镭研究所后不久，施士元就发现居里夫人做事认真，要求严格。实验室门上贴着一张颜色已发黄的纸条，上面用法文写着：“任何材料不允许带出室外。”她规定：在离开实验室之前，必须把实验台面和仪器整理好，凡是从某一地方取出来的东西必须放回原来的地方。有一次，居里夫人发现图书室中有一本杂志不见了，她就在全所查询：“是谁取走了这本杂志，为什么没有在借书簿上登记？”后来发现，只是有人不小心插错了地方。这些小事，给施士元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从中领悟到科学需要严谨的作风。 在施士元做实验时，居里夫人经常站在他的身边，用略带严厉又近乎固执的口吻，反复地提醒必须注意的事项：一是不能用手去碰放射源，要用镊子去夹取，否则手指尖会被灼伤，变得僵硬甚至发炎；二是接近放射源时，要用铅盾挡住自己的身体，要屏住呼吸，以防把放射性气体吸入体内。居里夫人再三告诫他，这是非常关键的。 开始，施士元有些不解：这么大的科学家怎么老是说这些东西。后来才明白，原来在他来镭研究所之前，曾有一个法国青年在这儿工作。居里夫人给他一个题目，就是用内转换电子能谱来解决γ射线谱，当时用的是镭系的放射性沉淀物，其中氡是一种放射性很强的惰性气体。这个法国青年本来身体强壮，科研工作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因为没注意安全事项，吸进了相当剂量的氡气，后来患了急性肺炎，不幸死去。他的死给充满爱心的居里夫人留下了一道难以抹去的伤痕。从此，每当居里夫人不厌其烦地提醒施士元时，一股暖意就会在他全身弥漫。 居里夫人给施士元的实验课题正是那个法国青年未完成的。但施士元认为，科学是需要有献身精神的，居里夫人就在长期的实验中身体受到很大损害，当然也应避免无谓的牺牲。由于施士元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曾苦练游泳，进行实验操作时屏住气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在镭研究所工作的4年中，由于不断得到居里夫人的正确指导，施士元的身体没有受到任何损伤，这也可算是一大奇迹。 居里夫人在学术上对大家要求十分严格，但她为人充满爱心。她总是对学生倾注慈母般的爱。有时候，她会关心地询问施士元的生活情况，问有没有困难，有些生活琐事都能想得很周到。有时候，施士元正在专心实验，居里夫人会忽然出现，轻声地说：“我想实验的过程应该是这样的……”说着就熟练地示范起来。毕业与告别 在留学期间，施士元全方位地接受了居里夫人的影响，他学到了知识，更重要的是学到了治学需要的求索精神。在几年间，施士元对钍B的β射线磁谱的文章于1932年在法国科学院院报上发表。他还完成了钍C＋C′＋C〃的β射线的磁谱工作、对锕系元素锕C＋C′＋C〃做β射线磁谱工作，这些都在法国科学院院报上发表。最后一篇总结性文章，则在1933年法国物理学年鉴上发表。这些文章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为施士元以后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933年，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在巴黎大学理学院的阶梯教室里，举行了施士元的博士论文答辩。巴黎大学任命居里夫人、P·拜冷和A·特比扬主持答辩。这3位主考官都是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评委阵容精干而豪华。 在答辩会上，施士元认真自信地宣读了博士论文。他的论文题目是《放射性同位素钍的放射性沉淀物的β能谱》，副论文题目是《β能谱通过物质时的变化》。他的论文均是在居里夫人的精心指导下完成的。宣读完论文后，3位大师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不停地提问。作了充分准备的施士元侃侃而谈，发挥十分出色。 施士元的同学帮他拍下了当时的情景。这是居里夫人留给施士元的惟一纪念。 如今，这张被放大了的珍贵照片就挂在施士元的书房里。照片中施士元胸有成竹地站在讲台前，居里夫人坐在教室侧面3人评审小组的中间位置，她扬着头，在认真地聆听着这位年轻而有才华的得意弟子娓娓而谈，露出满意的神情。 论文答辩结束后，居里夫人宣布休会20分钟。一会儿，3位大师从会议室出来，居里夫人高兴地宣布：“论文通过，很好。”她向施士元伸出热情的手，祝贺他答辩成功，获得博士学位。 第二天，居里夫人专门为施士元举行了酒会。在镭研究所充满欢声笑语的草地上，居里夫人首先致词：“请大家举起酒杯，为祝贺施先生完成论文而干杯！ ”席间居里夫人来到施士元的身边，小声地问他是否愿意留下来继续工作，施士元委婉地说：“我们公费学习的期限是4年。”居里夫人善解人意地说：“不用担心，以后的工作与生活费用我来想办法。”面对居里夫人充满期待的眼神，施士元沉默了。他想：留下来确实很好，这里有居里夫人这样世界一流的大师指导，有世界上最好的实验设备，在这里或许能取得更好的学术成就。但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驱动着他，施士元想起当年留学前学成报国的宿愿，还是决定回国工作。 那是一次朴素的酒宴，那是一次告别的聚会，那也是一次等待重逢的离别。 1933年的夏天，施士元取道苏联，回到了祖国。 1934年7月4日，居里夫人因大半生接触放射性物质，患恶性贫血在法国阿尔卑斯山疗养院逝世，享年67岁。以她的满腔热情，宏大胸襟和远大抱负，无疑是英年早逝。临死的时候，这位女科学家的双手被镭烧伤了，遍布着疤痕，射线渗入骨血。 得知噩耗的施士元，顿时沉浸在悲痛之中。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镭研究所草地上举行的美好聚会竟成了他与居里夫人的永别。 再到法国看看的心愿，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实施。直到1978年，施老应邀到德国参加有关原子核问题的国际研讨会，才有机会圆他的“法国梦”，昔日的镭研究所已成了居里夫人博物馆。走着，看着，想着，施老眼眶湿润了：居里夫人不在了！当年同在镭研究所的其他人员都离开了人世！执教大学 1933年，施士元通过位于南京的中央大学的聘试，成为该大学物理系主任、教授，从此开始了他教学、科研的国内生活。回想到这个人生的坐标点时，施老自豪地说：“我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年轻的教授吧。” 在受聘仪式上，发生了一件别有意味的事：一同受聘的人中，有一位是施士元的中学老师，但聘的只是讲师。当施士元热情地与他寒暄时，这位老师喃喃几句，说不出什么话来。第二天，这位老师不辞而别。 施老从此与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呆就是60年，精心培育物理学的栋梁之材，他的学生中有12名院士，有世界著名核物理学家吴健雄，还有相当一批人成为我国“两弹”研制的骨干力量，他们为我国核物理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日本无条件投降，当时中央大学已西迁重庆。许多人向施士元提出：“什么是原子弹？为何原子弹有这么大的威力？”施士元根据他掌握的核物理知识，通俗地作了介绍。施士元的报告在《中央日报》上披露后，一些机关如资源委员会及军事部门，纷纷邀请施士元作报告。蒋介石闻讯，令其侍从室人员要求施士元作一份制造原子弹的计划书。1945年9月底，教育部令王书林到南京办个临时大学，王约施到临大工作。于是他俩在白市驿机场乘坐一架军用飞机飞回南京。后施士元忙于教课和系主任工作，此事不了了之。 1946年，中央大学迁回南京。施士元负责筹建物理系。当时，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地下党活动中心就在物理系内。施士元表面不过问，内心却表示理解和支持。1949年初，淮海战役迫使国民党败退之势已成定局，蒋介石准备逃往台湾。当时中央大学校长周鸿经，将两只木箱送到物理系，准备把实验仪器装运往台湾。施见此木箱，暗笑周的无知，命令其实验员高成功将原版德文图书装箱，从科学馆沿水泥楼梯从二楼推移至一楼，木箱粉身碎骨。当理学院讨论是否搬迁台湾时，施士元将木箱一事公开，会上决定理学院不去台湾。当时中央大学有很多院系，理、文、工、医、农、林、化工、航空等。理学院不迁，工学院闻讯也不迁，其他学院也不迁。只有校长、教务长、总务长三人带了一笔巨款去了台湾。1949年4月，百万雄师过大江，中央大学师生迎接解放。理学院带了头，保存了一大批师资力量，这对后来的南大、南工、南航、南化等大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巨大作用。1952年院系调整时，中央大学文理两院加上金陵大学及金陵女子大学文理教师组成南京大学。施士元负责基础物理教研组。 50年代，为了配合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施士元受命创建了原子核物理专业。当第一届国际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在日内瓦开过以后，苏联将一些图片资料送来中国几个大城市进行原子能和平利用巡回展览。施士元和南京大学一批师生至上海苏联展览馆参观学习。会上来了十几位苏联专家作学术报告。苏联专家作报告，翻译人员口译，因为没有专业知识，听者茫茫然。为了弥补僵局，施士元作辅导报告，深入浅出，听众恍然大悟。出版社得知此讯，要施士元的讲稿，成书出版。《核反应堆理论导论》就这样于1960年出版。这是我国当时惟一的反应堆理论书籍。过后多年，从事反应堆设计的学生们知道，这书依旧是他们的入门教材。 施老通过自己几十年的不懈追求，在学术上取得喜人的成就。他是中国最早从事锕系元素核谱工作的学者，他和居里夫人及其助手罗森勃隆一起发现了α射线精细结构的能量与一些γ射线的能量严格相等，这意味着原子核有转动状态的存在，而原子核转动状态理论的建立则是在20多年以后。 70年代，施老转入高能物理理论研究，他“发现”了原始粒子的存在，原始粒子的质量是37·5兆电子伏特，所有的基本粒子都是由原始粒子构成的。 施老说，70年代，他把有关原始粒子的论文寄给国内外学术刊物，但都被退了回来，因这是一个至今尚未被证明的“原始粒子”。施老肯定地说：“如果谁能第一个在实验上证明原始粒子的存在，他将获得诺贝尔奖！我真希望国内能出这样的人！”得意弟子吴健雄 施老对自己的三个女儿、三个女婿很欣慰，他们都是教授，各有所成。但他特意提到了得意弟子吴健雄。吴健雄是世界著名核物理学家，曾担任美国物理学会会长，被称为“美籍华裔的居里夫人”。从恩师居里夫人，到自己，到学生吴健雄，施老显得十分感慨：“一个人，从师很重要，得到好学生也很重要！” 吴健雄第一次引起施老注意的，是她漂亮的中文字。吴是施老1933年所教的10多名学生中的一位。慢慢地，施老注意到吴不但字好，成绩好，而且做学问的劲头和方法都很好。于是施老给予这位聪慧的学生以更多的关注，在教学、科研过程中，他俩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感情。吴健雄曾经说过，真正把她领进物理学的人是施士元教授。 此后，无论是吴健雄毕业后到中研院，还是到浙江大学，到美国加州大学，直至与杨振宁、李政道等人一起，成为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他们之间一直音讯不断。 1957年，当施士元得知美籍华人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一方面为炎黄子孙深感自豪，另一方面为他的学生吴健雄没有获奖略感惋惜。吴健雄是世界上实验证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是不守恒的”这个命题（而这是获奖命题）的第一人。论贡献，吴也可以得到诺贝尔奖。由于种种因素，吴与这项世界科学家梦寐以求的大奖交错而过。以色列得知情况后，为了表达对吴的敬意，专门为她颁发了一个奖，奖金与诺贝尔奖数额相当。 1978年，历经磨难的中国迎来了又一个春天。离开祖国几十年的吴健雄，从美国风尘仆仆地扑到母亲的怀抱。征尘未洗，她马上赶到恩师施士元家中。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从那以后，吴健雄基本上每年回国一次，每次必到施老家中拜访，嘘寒问暖，关怀备至。 1999年，吴健雄因病在美国去世。施老得此消息，悲痛异常，身体一度恶化。吴健雄的丈夫袁家骝把她的骨灰从美国送回家乡江苏太仓时，曾专程看望了施老。谈起心爱的学生离开人世，施老潸然泪下…… 施老认为，21世纪开头的50年是中国十分关键的时间段，他相信科学界、物理学界的水平能够从整体上提上去。施老也挚望中国能够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以圆他们这些老一辈学者的梦想。图晚年施士元
摩尔定义中的012千克碳--12（162C）所含的原子数目就是阿佛加德罗常数 的定义值，摩尔定义中并未指定一个准确的粒子数目，因此，测定阿佛加德罗常 数就可以看成实现了摩尔单位。传统方法用碳--12的单晶体测量原子的质量、密 度和原子间距。现在阿佛加德罗常数可用多种不同的实验方法进行测定，例如电 化当量法、布朗运动法、油滴法、X射线衍射法、黑体辐射法、光散射法等。 精密测定阿佛加德罗常数N0可通过N0与晶体各参数的关系式用X射线干涉仪 测量。现在一般用纯单晶硅代替碳--12，先用质谱仪测定碳--12与硅的原子量的 比值以及硅的同位素成分，然后用浸入液体法得出硅晶体的密度。因为晶体的晶 格d和相同的波长的X射线的波长与晶格成倍数关系，可确定晶体尺寸准确的长度 比值。利用测量小位移的X射线和光学干涉仪可以直接测量硅晶体的晶格常数。 由阿佛加德罗常数N0等于分子量M与一个分子的质量m之比，得关系式： N0=M/m=M/ρv=n·M/ρфd3 注：n为单胞中的分子数，ρ为密度，d为晶格常数，φ为几何因子 1971年，美国德斯拉梯斯（Deslattes）用此法求得 N0 = 0220943×1023 mol--1 , 不确定度为1×10--6
有两个。 1、郑大章——理化博士 郑大章，1904年生于合肥东乡撮镇（今属肥东县）。他的祖父郑国魁系淮军名将，于李鸿章有救命之恩。他的父亲郑伯衡，民国初年曾任内政部长和吉林省省长。童年、少年时期，郑大章生活在苏州、合肥、南京、上海、天津、北京等地。五四运动强烈地震撼着他的心灵，坚定了他学好科学振兴祖国的信念。1920年秋，年仅16岁的郑大章从北京高师附中毕业，便负笈西行，到法国勤工俭学。在通过了语言关后，1922年他考入巴黎大学理学院，并选择化学作为主攻方向。 出国求学经历 其时，欧洲列强经济上仍处于上升阶段，某些短视的西方人盲目自大，看不起从贫穷落后的中国来的学生，郑大章不免受到歧视。殊料第一学年过去，巴黎大学数学会考，名列年级第一的竟是中国来的郑大章！中国留学生考得第一，是这所欧洲名牌大学从未有过的事，以致当地一家报纸竟打出“耸人听闻”的标题：《法国的数学危险了》。郑大章为中国争了光，在我驻法使馆的帮助下，他获得了来自国内的奖学金。在巴黎大学第五学区一个小旅馆五楼那十来平方米的小屋内，郑大章夙兴夜寐，苦苦攻读。他最爱去的地方是图书馆和实验室。 巴黎大学云集着一些世界知名的大学者和科学家，郑大章在这里受到严格的基础知识的训练和名师的熏陶。他的导师中，有一位曾对他一生的事业产生过巨大影响，她就是原籍波兰的法国物理学家、化学家居里夫人。她很欣赏这位勤奋好学的来自东方文明古国的学生，经常给予特别的指导。郑大章在取得学士学位后，立即来到学校的镭学研究所?居里楼，成为师从居里夫人学习放射化学的第一位中国研究生。 居里夫人这位两获诺贝尔奖、热爱和平的伟大女性，一贯奖掖后学，诲人不倦。她既在精神上鼓励郑大章为自己落后的祖国争气，又以自己在科学上的真知灼见影响着郑大章，并手把手地辅导他做实验、写论文。仅1931年12月，郑大章即有三篇论文发表在法国国家科学院院报上。1933年12月，以居里夫人为主席的巴黎大学理学院答辩委员会一致通过郑大章的博士论文，郑大章获得法国国家理化博士学位。 回国 一个月后，郑大章以年迈的双亲常在梦中，故乡的河山时时萦怀为由，向居里夫人辞行返国。居里夫人当然极力挽留她的这位中国籍高足，认为法国有一流的科研条件，今后可大展宏图。但在明了了郑大章矢志报国的决心后，她也就欣然同意。1935年初春，郑大章携自重庆大学来法攻读数学的长沙姑娘萧晚滨踏上归国的旅程。 成婚 在北平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郑大章和萧晚滨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蒋介石曾专门接见他们，并拨出一笔可观的休息费。但郑大章却企盼立即投入工作。新婚燕尔，他即应先他回国的学长严济慈（时任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的邀请，筹建镭学研究所。 建镭学研究所 镭学研究所筹办之初，由严济慈兼所长，郑大章任副所长实际负责。所谓的“所”，实际上就是三间平房，缺人少钱短设备。刚届而立之年的郑大章，硬是凭着一个爱国青年的闯劲和一个科学家所具有的恒心和毅力，筚路蓝缕办起了镭学所。 镭是一种放射性金属元素，存在于些矿石和矿泉中，含量极为稀少。镭的放射性穿透力很强，可用来破坏物体组织并杀死细菌，治疗癌症，还能寻找石油资源，探索岩石成份，其应用十分广泛。为了开垦中国镭学和放射化学这块处女地，郑大章带着几个年轻人，查资料、订计划、找仪器、寻设备，辛苦奔波，反复实验，终使研究所初具雏形。例如，当时人们对锕系元素和铀-镭系元素并不十分清楚，郑大章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实验，测定了沥青铀矿石中钋对铀的放射性比例，从而论证了铀锕系元素和铀镭系的放射性分枝比值。再如，实验中必需的铀矿石是郑大章通过比利时驻华使馆从其殖民地刚果托运来的。他的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和实验论文在中、法一流的学术杂志上发表，他首创的“水法”找矿，国外一直沿用到20世纪60年代。 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华北的一批汉奸受日本侵略者唆使，组织伪“政府筹备处”。王揖唐是郑大章祖父的表弟，1918年他出任众议院议长时，曾任用郑伯衡管理总务。故北平沦陷后王揖唐担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时，力邀晚辈郑大章担任伪“教育部长”，不意被郑大章断然拒绝。1938年底，郑大章和助手、留法时师从居里夫妇女婿约里奥?居里的杨承宗等秘密离开日伪严密控制的北平，到上海租界中继续从事镭学研究。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他们从大量铀盐中分离制出很强的新β放射源，发现了β射线的吸收系数随放射源周围物质的性质而改变，由此形成背散射法鉴别不同支持物质其及厚度的理论。 英年早逝 1941年8月14日，郑大章于穷困潦倒中因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于苏州，时年37岁。 2。施士元 （1908—2007 ） 施士元，物理学家、教育家。我国最早从事核物理研究者之一。发现α射线精细结构与γ射线能量严格相等的现象。曾发现液态钠中有晶态原子团存在；证明AuCu3有序无序转变是成核成长相变过程；用蒸发模型和准自由散射成功地计算3H（n，2n）和3He（n，2n）截面，还指导用核技术开展对生物分子和高分子的研究工作。长期致力于物理教学工作，培育了大批物理人才。 施士元，又名公岛，笔名万乙，1908年3月18日生于上海市崇明县。其父施禹传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1911年辛亥革命时曾参加国民军攻占南京战役。施禹传治家严谨，教子有方。施士元幼时曾阅读“四书”、“五经”、《左传》等经典著作及《封神榜》、《西游记》等古代小说，遂使他既具有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又有超越现实世界的思想境界。 1920年夏，施士元以总分第一的成绩毕业于崇明三乐小学，旋即考入上海浦东中学，六年学制，他五年完成。学习期间，凡遇数理化难题，他不是远而避之，而是锲而不舍，千方百计地求得其解。对待难题，养成无畏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六年级时，他与一些同学成立了一个数理化学会，从事解难题工作。对施士元来说，中学的课程已不成问题，目标对准大学一年级数理化教材。在学期间，他曾被选为学生会长，参加过上海发生的“五卅运动”。 1925年夏，施士元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26年3月18日，他与全校同学一起反对段祺瑞对日签订塘沽协定。当时，在铁狮子胡同枪林弹雨中，死伤300余人，施士元幸免于难。1927年国共分裂，同学中对时事议论纷纷，施士元很少介入。他认为这些事，他无能为力，悄悄地常去图书馆，钻进书本里。1925—1929年四年间，施士元学习认真，获得了大量的基础理论知识，为以后开展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我国最早从事核谱学研究的学者之一 1929年夏，施士元考取了江苏省官费留学法国。从上海到法国马赛，飘洋过海，历时31天。1929年冬，他进入巴黎大学镭研究所，在居里夫人指导下，从事核谱学研究工作。 镭研究所是居里夫人一手创办起来的，它是当时全世界放射性研究三大中心之一，拥有当时全世界最强最齐全的放射源。有1．5克镭、很强的钍源、当时全世界独有的锕系元素等。在加速器技术没有充分发展之前，天然放射性元素是核物理研究的唯一手段。因此，有些实验工作其他实验室不能做的，居里夫人实验室能做。 原子核物理与原子物理的发展相似，也从谱学开始，最早的工作是核谱学，即原子核的α射线谱、β射线谱与γ射线谱的研究与分析。30年代初，居里夫人实验室开展对α射线谱精细结构的研究，施士元参加了此项工作。这一工作是在巴黎附近勃尔浮的大电磁铁上进行的。对γ射线谱的研究，最直接的办法是用类似晶体衍射谱仪。但是γ射线波长很短，晶体衍射谱仪只能对软γ射线适用，对一般的γ射线必须用比较间接的内转换电子能谱类确定γ光子的能量。因此，在30年代初，人们的注意力放在放射性元素的内转换电子能谱测定工作上。当时居里夫人给施士元的研究题目就是放射性沉淀物的内转换电子能谱的测定与分析。施士元对钍B的β射线谱的文章于1932年发表在法国科学院院报上。同年他完成了钍C十C′十C"的β射线的磁谱工作。而在1932—1933年间，又完成了对锕系元素锕C十C′十C"的β射线磁谱工作。这些工作均写成论文发表在法国科学院院报上。最后一篇总结性文章则在1933年法国物理学年鉴上发表。 施士元和居里夫人及其助手一起，发现了α射线精细结构的能量与一些γ射线的能量严格相等。这是因为一个母核发射出一个α粒子之后，子核可以处在基态或者处在一个激态。如果子核处在基态，则α粒子能量最大。如果子核处在一个激态，则α粒子能量就要小些。因为一部分能量被用来激发子核。子核激态常以发射γ射线来消退激发。所以，γ射线的能量会严格地与α射线精细结构的能量相等。后来施士元经过分析，意识到这种规律的出现是由于子核的激态可能是一种转动状态。因为α粒子带走了角动量，角动量守恒导致原子核的转动。 在1929—1933年的四年中，施士元专心一意地从事实验工作。1933年春，在巴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此后居里夫人曾要求施士元留下继续在所里工作，并宣称可以负责他以后的生活费用。施士元因为已收到国内的约请信，故婉言谢绝了居里夫人的好意。 1933年初夏之际，施士元回国。他为了观看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发展重工业的成就，取道德国、波兰和苏联西伯利亚回国，在列宁格勒参观了冬宫及十月革命起义时的一些古迹，在莫斯科参观了莫斯科大学及东方大学，还看到附近的集体农庄、幼儿园、面包工厂等。在海参崴施士元搭乘一艘货轮回到上海。 为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物理系的发展竭尽全力 在上海，正逢中国物理学会召开第二届年会。施士元在会上作了放射性元素β磁谱的报告，受到与会者的好评，并在会上接到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的聘书。他认为中央大学更需要他，于是应中央大学之聘来到南京，成为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当时，他只有25岁，是全国高等学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教授。 在1933—1952年的19年中，他每学期开2门课，有时开3门课。除无线电课程以外，其余课他都开过。由于当时只有外文参考书，没有中文教材，因此他在讲课过程中，常常自编讲义，先后编写了普通物理学、原子物理学、理论力学、光学等讲义。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还编写了X光结构分析、核理论、粒子物理等教材。为配合教学和科研的需要，他又翻译了X光结构学、角动量理论、核理论精选等方面的书。他在教学中对学生负责，教学内容正确无误，深入浅出，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在他的教诲下，培养了一批物理学人才。他的学生中有的后来成为闻名的科学家，如吴健雄等。 施士元在教课之暇坚持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在设备条件很差的情况下，于1936年用X光衍射法观察到钠在熔点以上处于液态状态还存在着晶态的衍射花样，这表示在液态中一个钠原子周围的环境还保持局部的晶体环境。 1937—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中央大学西迁重庆，学生基本上照常上课。但因日本侵略军飞机经常轰炸骚扰，实验室工作大部分停止，使科学研究工作无法进行。 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原子弹的爆炸震惊了全世界，人们自然而然地提出一系列问题：什么是原子弹？为什么原子弹有这样大的威力？原子弹是怎样制造的？等等。为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施士元根据核物理知识和自己对核裂变现象的了解，作了一系列报告。施士元的报告在中央日报上作为新闻出现。于是政府机关（如资源委员会等）、工矿企业、军事部门和军队纷纷约请他作报告。 在50年代，当苏联建成第一个原子能发电站后，施士元做了多次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报告。当苏联第一艘原子能破冰船下水启航时，施士元又做了一系列报告。这些科普宣传工作使施士元获得科普积极分子称号。 南京解放前夕，当时的校长、教务长动员他去台湾。但他却兀自不动，安如泰山。他意识到在共产党政权之下，知识分子不会没事做。 1952年，中央大学改为南京大学，并成为文理科综合性大学。仿照莫斯科大学，各系成立专业教研室，采用苏联教材。1954年，施士元为了配合重工业发展的需要，与一些教师共同创建了金属物理专业，目的是培养发展重工业所需的金属物理人才。施士元开出X光结构分析课，翻译出版了《伦琴结构分析》（俄译本）与《X光结晶学》（英译本），培养了金属物理方面的研究生与光谱分析方面的进修教师，发表了AuCu3有序无序转变动力学等10余篇文章。 施士元为了配合我国发展原子能事业，在校领导支持下，创建了原子核物理专业。第一届国际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在日内瓦结束以后，苏联来我国几个大城市，进行原子能和平利用图片资料巡回展览。施士元和南京大学一批师生到上海苏联展览馆参观学习。会上来了十几位苏联专家作学术报告。翻译人员没有专业知识，牛头不对马嘴，听者茫茫然。为弥补僵局，施士元作辅导报告，深入浅出，听众恍然大悟。出版社得知此讯，索要施士元讲稿，成书出版。《核反应堆理论导论》就这样于1960年出版。这是我国当时唯一的反应堆理论书籍。过后多年，这书依旧是从事反应堆设计的学生们的入门教材。 1958年，核物理专业师生分成加速器、探测器、质谱仪、β谱仪、核电子学等小组，日以继夜研制教学用的仪器设备。奋战一年后，核物理实验室逐一建立起来，自力更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生，送往祖国边远地区原子能事业单位。 施士元考虑到核物理是实验科学也是理论科学，遂在专业内建立一个理论小组，并在教学工作的同时出版了《角动量理论》与《核理论精选》二书。约在1975年，核理论小组接受了第二机械工业部下达的核参数理论计算工作的任务。在核武器或反应堆设计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核参数，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子打在一些核素上的散射截面。理论计算工作是使零星分散的实验数据系统化，填凹补缺，内插外延，以满足设计工作的需要。核理论小组用共振群方法进行中子对一些轻核的截面计算。计算结果经鉴定后被采用，并得集体奖。施士元用蒸发模型成功地计算在氚及氦上的（n，2n）和（n，3n）截面。当时在极低能量区中，理论与实验不一致。施士元在1983年用准自由散射模型获得满意结果，文章在核物理杂志上发表。1978年以后，核参数工作发展成为核少体问题理论工作，施士元曾多次主持核少体学术会议。 70年代末，国内在1958年建立起来的核物理专业纷纷下马。为了求生存，施士元和同事们将实验工作转向利用放射性同位素作核技术应用方面的工作，在80年代先后开展了穆斯堡尔谱在生物分子研究方面的工作和用正电子湮没技术研究高分子材料的工作。在理论工作方面，施士元转向研究粒子物理最基本的强作用问题。 施士元除科研和教学外，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1956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58年起被选为江苏省第二、三、五、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南京市常务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质谱学会副理事长与质谱杂志主编，江苏省物理学会理事长，江苏省科普创作协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核物理学会、科普协会常务理事。施士元积极参加由中国物理学会组织的物理学名词规范化的工作，由他参加编写的《英汉物理学词汇》，1975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从1982年起到1987年，他又参加编著《汉英物理学词汇》，于1993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施士元还爱好油画，曾临摹法国、意大利、德国、波兰古典名画几十幅，创作油画几百幅，其作品《雁归来》参加了1993年中国油画展。 施士元于1987年退休，并成为南京大学物理系名誉主任。 2007年9月19日，施士元迎来百岁华诞，其文集《施士元·回忆录及其他》举办首发式。 2007年9月28日，ShellWong在南大小百合站D_Physics区发文哀悼施士元逝世。[8] 简历 1908年3月18日 生于上海市崇明县。 1929年 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获学士学位。 1929—1933年 在法国巴黎大学镭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1933年获法国巴黎大学科学博士学位。 1933—1952年 任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1933—1934）、代系主任（1946—1952）。 1949—1984年 任江苏省物理学会理事长。 1952—1987年 任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兼教研室主任。 1987年 任南京大学物理系名誉主任。 2007年9月28日 逝世
美国刊载有果树专业文章的综合或专业刊物，主要有：①《美国园艺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Horticultural Science），美国园艺学会编辑出版，双月刊。其前身为《美国园艺学会会报》，1903年创刊。自创刊年起至1968年共出93卷，从第94卷（1969年）起改为现名。每期发表40～60篇有关果树、蔬菜、花卉的研究论文，为美国主要的园艺学术刊物。②《园艺科学》（Hort Science），美国园艺学会编辑出版，1966年创刊，双月刊。包括果树、蔬菜等方面内容。主要栏目有：研究报告、专题论坛、遗传、育种、种质资源和新品种，以及年会论文摘要、专题讨论会论文、学会动态、书评等。③《美国葡萄酿酒与栽培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Enology and Viticulture），美国葡萄酿酒与栽培学会编辑出版，1954年创刊，季刊。主要发表葡萄酿酒和栽培方面的学术论文、研究简报。④《果树品种杂志》（Fruit Varieties Journal），美国果树学会出版，1946年创刊，季刊，主要刊登果树品种表现、述评等文章。⑤《园艺评论》al Reviews），1979年创刊，年刊，每年由不同的专家编辑，发表包含果树专业的高质量园艺综述文章约10篇。⑥《美国果树栽培者》（American Fruit Gro-wer），1880年创刊，月刊，为普及性刊物。⑦《西部果树栽培者》（Western Fruit Grower），1954年创刊，月刊，为普及性刊物。⑧《柑橘业杂志》（Citrus Industry Magazine）1920年创刊，月刊。⑨《现代桃树》（Peach-Times），1956年创刊，一年出版12期。⑩《山核桃》（Rtean Quarterly），1976年创刊，季刊。此外，还有多种刊物，如华盛顿州出版的《好果农》（Good-fruit Grower）、《美国苗圃家》（American Nurseryman）等。
美国智库（think tank），即智囊机构，也称“思想库”或“智慧库”。是指由专家组成、多学科的、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是影响政府决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布鲁金斯学会成立于1927年。作为美国著名的综合性政策研究机构，布鲁金斯学会致力于对经济、外交事务和行政管理等公共政策的研究，立场相对中立，旨在充当学术界与公众政策之间的桥梁，向决策者提供最新信息，向公众提供有深度的分析和观点。该学会主要得到美国东部财团的支持，洛克菲勒财团在其中起主导作用，与民主党关系密切，许多重要成员系民主党人。学会非常重视中国问题和对华政策的研究，集中了包括卜睿哲、李成、李侃如等一批中国问题专家。外交关系协会成立于1921年，主要受洛克菲勒、摩根等东部财团控制。协会致力于对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主要任务为宣传美国的外交政策，对美国制定对华政策具有一定影响力，并主办《外交事务》杂志，乔治·科南的“遏制理论”最早就是在该杂志上发表。其现任主席理查德·哈斯曾在小布什政府第一任期内担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成立于1910年，以促进各国间的合作并致力于推动美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宗旨，是美国知名的外交与国际事务政策研究所。尤其注重分析促成全球性变化的经济、政治和技术力量。主要通过四大部门的活动——全球性政策项目、俄罗斯和欧亚问题项目、中国项目以及《外交政策》杂志，来协助制定关于传统和新兴问题的政策辩论内容。中国研究由其总裁杰西卡·马修斯亲自领军。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成立于1981年，致力于研究债务及发展、全球化、国际金融及宏观经济、国际贸易与投资及美国经济政策。2006年4月11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联合出版《中国：决算表》一书，讨论中国崛起和美国对策。传统基金会成立于1973年，是一个兼有教育性和研究性的智囊团，是美国新右翼分子的主要政策研究机构。其理念包括主张小政府，限制政府开支和规模；捍卫个人自由；捍卫传统价值；强调美国需要有强大的国防实力。其主要活动包括：每年公布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系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出版各类研究报告；发表成员的每周评论；筹办青年领袖计划。美国企业研究所成立于1943年，是美国保守派的重要政策研究机构，曾与布鲁金斯学会并称为美国华盛顿的“两大思想库”，有“保守的布鲁金斯”之称。该所主要得到摩根财团等东部财团的支持，与共和党渊源较深，共和党尼克松、福特政府下台后，许多重要官员纷纷加入该所，故舆论界又称它为共和党的“流亡政府”、“影子内阁”。近年来，有向中间摆动的趋势，对美国国会和政府的影响也在逐渐增强。该所的高级研究员纽特·金里奇曾任美国众议院主席，在1999年还当选《时代》周刊年度人物。卡托研究所成立于1977年，其理念深植于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主张减少政府对于国内社会和经济的干预，并且减少在国际上的军事和政治干预。所提倡的政策包括了废止最低工资管制、改革反毒品政策、废止企业补助和贸易壁垒、减少联邦政府对市场运作以及地方州政府的干预、深化自由学校选择制度、废止政府实行的族群歧视政策等。其成员多为学界知名人物，包括哈耶克、詹姆斯·M·布坎南等。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成立于1968年，是一个教育型的智库，研究领域覆盖整个人文和社会科学，尤其以历史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为重点。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政府治理、美国在世界的角色、美国和世界面临的长远挑战等。威尔逊中心没有直接影响美国政府行政和立法的议程和目标，主要以广播节目、公开会议、出版物、电子服务等形式影响社会公众。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成立于1919年，素以研究共产主义和反苏反共著称，有“右翼思潮的智库”之称。该所的研究和收藏主要围绕着“战争、革命与和平”3个主题。其经费大部分由保守团体和大公司捐助，像埃克森·美孚、福特汽车、通用汽车和宝洁等都是研究所的捐助大户，另外，斯坦福大学的资助占总预算的15%。史汀生中心成立于1989年，是与美国国会和政府联系紧密的自由派智库，专注于区域安全、跨国安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控制和国际安全与和平问题的研究，并以浓重的军事背景为其鲜明特征。自1995年以来，史汀生中心加强了东亚尤其是中国台海问题的研究。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成立于1962年，主要从事包括评估美国的政策风险，分析欧盟、东盟等地区性事务，研究国际安全与稳定以及建立国家长期战略等研究活动，是美国具有保守色彩的重要战略和政策研究机构，素有“强硬路线者之家”和“冷战思想库”之称。定期出版物有《华盛顿季刊》、《华盛顿文集》和《重要问题丛刊》。
世界10大著名学术期刊：自然Nature、新英格兰医学期刊Nejm、科学Science、柳叶刀The Lancet、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细胞Cell、化学评论Chemical Reviews、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先进材料Advanced Materials、化学学会评论Chem soc rev1、自然Nature《自然》杂志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最有名望的、科学界普遍关注的、国际性及跨学科的周刊类科学杂志，首版于1869年11月4日。与当今大多数科学杂志专注于一个特殊的领域不同，《自然》是少数依然发表来自很多科学领域的一手研究论文的杂志，许多最重要、最前沿的研究结果都是以短讯的形式发表在《自然》上。2018年12月，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2018世界品牌500强”，《自然》排名第439。2、新英格兰医学期刊Nejm新英格兰医学期刊（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由美国麻州医学协会1811年创办的评审性质医学期刊和综合性医学期刊，始称《新英格兰医学与外科期刊》，经常被列为世界学术期刊医学领域中拥有最高影响因子之刊物。期刊内容包含有：主题性之社论，原创性的论文，旁征博引性的评论性文章，即时短篇论文，案例报告，亦有一独特的报道项目称之为《临床医学影像》。3、科学Science《科学》（英语：Science）是美国科学促进会出版的一份学术期刊。《科学》是发表最好的原始研究论文、以及综述和分析当前研究和科学政策的同行评议的期刊之一。该杂志于1880年由爱迪生投资1万美元创办，于1894年成为美国最大的科学团体“美国科学促进会”的官方刊物。《科学》的科学新闻报道、综述、分析、书评等部分，都是权威的科普资料。2018年12月，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2018世界品牌500强》榜单，科学排名第383。4、柳叶刀The Lancet《柳叶刀》是1823年爱思唯尔（Elsevier）出版公司出版的杂志，1823年由汤姆·魏克莱所创刊，取名“柳叶刀”，寓意著期刊立志成为“照亮医界的明窗”。该杂志从诞生至今，未曾加入任何一个医学或科学组织，目前在整个医学界仍保持着其独立性和权威性。《柳叶刀》目前主要刊登原创性研究文章、评论文章、社论、书评、短篇研究文章，也有其它一些在刊内常登载的文章，如特刊消息、案例报道等。5、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美国科学院院报》全称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简称PNAS，和《自然》《科学》齐名，是一种权威综合性科技期刊，自1914年创刊至今，《美国科学院院报》仍提供高水平的前沿研究报告、学术评论、学科回顾及前瞻、学术论文和美国国家科学学会学术动态的报道和出版，是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综合学科文献/周刊之一。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是美国的非政府机构，类似于一个社团，里面汇集了全美国最智慧的外交研究人员。经费由卡耐基和洛克菲勒两大基金提供，很多人在美国新政府选举结束后就被请到白宫当国务卿之类的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主要分为初试和复试，初试通过以后才有资格参加复试， 被录取后，获得研究生学籍。毕业时，若课程学习和论文答辩均符合学位条例的规定，可获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和硕士学位证书
政界任启亮：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李森：辽宁省辽源市委常委、副市长邱爱军：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杨快利：原安徽省淮北市经信委（国资委）主任郑华强：淮北市政协副主席 李华丰：淮北市政协副主席 彭介林：黑龙江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葛探宇：河南省博爱县委书记宋南平：原中国科协常委、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陆学忠 ：安徽省铜陵县委常委安令裕：文化部机关党委副书记毛朝银：重庆市南川区委常委张晓武：安徽省淮北市原副市长宋宝儒：重庆市南川区委常委沈强：安徽省淮南市市委书记方来珊：重庆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总队长侯志明：峨眉电影集团总裁、党委副书记 王黎：辽宁煤田地质局党委书记常生龙：上海虹口区教育局长 学界 乔建永：现任北京邮电大学校长，原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校长，原中国矿业大学副校长黄建军：深圳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魏捷：原阜阳师范学院党委书记，2013年任安徽农业大学督导员齐沪扬：上海师大对外汉语学院院长、博导、教授孙玉平：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强磁场科学中心副主任乔均：南京财经大学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院长吕绳振：安徽农业大学原党委书记郭金创：山东工商学院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陈国龙：宿州学院党委书记夏文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黄大勇：重庆工商大学副校长、教授宋宝儒：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党委书记 许作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教授张秉衡：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13研究所党委书记方洋旺：空军工程大学教授、博导张国宪：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孙红哲：香港大学化学系教授、博导杜其奎：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副院长、博导周永贵：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导刘添才：淮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院长汪少华：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导郜锦强：原淮北师范大学副院长、教授 雷爱文：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教授、博导、国家杰青 李山：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商界赵为民：1966年生，安徽无为人，中文系89届校友，现任格兰仕集团副总裁兼新闻发言人 卜海之：国际药物研究学会、美国药物科学家学会、美国质谱学会及美国药理及实验治疗学会会员，苏州圣苏新药开发有限公司总裁。 粟维胜：佛山市动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CEO金远志：北京弘泽实业开发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周岭：南海石油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方略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著名红学家，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编剧。蒋韬：大屯煤电公司党委副书记 熊培正：中共中煤集团公司上海企业委员会党委书记、上海中煤华东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假日酒店副总经理 文艺界 宁敬武：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 孙叙伦：现为《艺术界》杂志社总编。潘小平：现安徽省作协副主席、安徽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安徽文学》执行主编，著名作家、评论家。谭旭东：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获奖作品为《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重构》。现为北方工业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美学学会会员、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黄丽陆：2001年底，出任经济日报主办的《中国企业家》杂志副总编。2005年任副社长，主管杂志社的经营业务。2011年11月11月30日离职，并加盟其前任老板、《中国企业家》杂志社长刘东华创立的正和岛。
我知道！
有两个。 1、郑大章——理化博士 郑大章，1904年生于合肥东乡撮镇（今属肥东县）。他的祖父郑国魁系淮军名将，于李鸿章有救命之恩。他的父亲郑伯衡，民国初年曾任内政部长和吉林省省长。童年、少年时期，郑大章生活在苏州、合肥、南京、上海、天津、北京等地。五四运动强烈地震撼着他的心灵，坚定了他学好科学振兴祖国的信念。1920年秋，年仅16岁的郑大章从北京高师附中毕业，便负笈西行，到法国勤工俭学。在通过了语言关后，1922年他考入巴黎大学理学院，并选择化学作为主攻方向。 出国求学经历 其时，欧洲列强经济上仍处于上升阶段，某些短视的西方人盲目自大，看不起从贫穷落后的中国来的学生，郑大章不免受到歧视。殊料第一学年过去，巴黎大学数学会考，名列年级第一的竟是中国来的郑大章！中国留学生考得第一，是这所欧洲名牌大学从未有过的事，以致当地一家报纸竟打出“耸人听闻”的标题：《法国的数学危险了》。郑大章为中国争了光，在我驻法使馆的帮助下，他获得了来自国内的奖学金。在巴黎大学第五学区一个小旅馆五楼那十来平方米的小屋内，郑大章夙兴夜寐，苦苦攻读。他最爱去的地方是图书馆和实验室。 巴黎大学云集着一些世界知名的大学者和科学家，郑大章在这里受到严格的基础知识的训练和名师的熏陶。他的导师中，有一位曾对他一生的事业产生过巨大影响，她就是原籍波兰的法国物理学家、化学家居里夫人。她很欣赏这位勤奋好学的来自东方文明古国的学生，经常给予特别的指导。郑大章在取得学士学位后，立即来到学校的镭学研究所?居里楼，成为师从居里夫人学习放射化学的第一位中国研究生。 居里夫人这位两获诺贝尔奖、热爱和平的伟大女性，一贯奖掖后学，诲人不倦。她既在精神上鼓励郑大章为自己落后的祖国争气，又以自己在科学上的真知灼见影响着郑大章，并手把手地辅导他做实验、写论文。仅1931年12月，郑大章即有三篇论文发表在法国国家科学院院报上。1933年12月，以居里夫人为主席的巴黎大学理学院答辩委员会一致通过郑大章的博士论文，郑大章获得法国国家理化博士学位。 回国 一个月后，郑大章以年迈的双亲常在梦中，故乡的河山时时萦怀为由，向居里夫人辞行返国。居里夫人当然极力挽留她的这位中国籍高足，认为法国有一流的科研条件，今后可大展宏图。但在明了了郑大章矢志报国的决心后，她也就欣然同意。1935年初春，郑大章携自重庆大学来法攻读数学的长沙姑娘萧晚滨踏上归国的旅程。 成婚 在北平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郑大章和萧晚滨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蒋介石曾专门接见他们，并拨出一笔可观的休息费。但郑大章却企盼立即投入工作。新婚燕尔，他即应先他回国的学长严济慈（时任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的邀请，筹建镭学研究所。 建镭学研究所 镭学研究所筹办之初，由严济慈兼所长，郑大章任副所长实际负责。所谓的“所”，实际上就是三间平房，缺人少钱短设备。刚届而立之年的郑大章，硬是凭着一个爱国青年的闯劲和一个科学家所具有的恒心和毅力，筚路蓝缕办起了镭学所。 镭是一种放射性金属元素，存在于些矿石和矿泉中，含量极为稀少。镭的放射性穿透力很强，可用来破坏物体组织并杀死细菌，治疗癌症，还能寻找石油资源，探索岩石成份，其应用十分广泛。为了开垦中国镭学和放射化学这块处女地，郑大章带着几个年轻人，查资料、订计划、找仪器、寻设备，辛苦奔波，反复实验，终使研究所初具雏形。例如，当时人们对锕系元素和铀-镭系元素并不十分清楚，郑大章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实验，测定了沥青铀矿石中钋对铀的放射性比例，从而论证了铀锕系元素和铀镭系的放射性分枝比值。再如，实验中必需的铀矿石是郑大章通过比利时驻华使馆从其殖民地刚果托运来的。他的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和实验论文在中、法一流的学术杂志上发表，他首创的“水法”找矿，国外一直沿用到20世纪60年代。 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华北的一批汉奸受日本侵略者唆使，组织伪“政府筹备处”。王揖唐是郑大章祖父的表弟，1918年他出任众议院议长时，曾任用郑伯衡管理总务。故北平沦陷后王揖唐担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时，力邀晚辈郑大章担任伪“教育部长”，不意被郑大章断然拒绝。1938年底，郑大章和助手、留法时师从居里夫妇女婿约里奥?居里的杨承宗等秘密离开日伪严密控制的北平，到上海租界中继续从事镭学研究。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他们从大量铀盐中分离制出很强的新β放射源，发现了β射线的吸收系数随放射源周围物质的性质而改变，由此形成背散射法鉴别不同支持物质其及厚度的理论。 英年早逝 1941年8月14日，郑大章于穷困潦倒中因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于苏州，时年37岁。 2。施士元 （1908—2007 ） 施士元，物理学家、教育家。我国最早从事核物理研究者之一。发现α射线精细结构与γ射线能量严格相等的现象。曾发现液态钠中有晶态原子团存在；证明AuCu3有序无序转变是成核成长相变过程；用蒸发模型和准自由散射成功地计算3H（n，2n）和3He（n，2n）截面，还指导用核技术开展对生物分子和高分子的研究工作。长期致力于物理教学工作，培育了大批物理人才。 施士元，又名公岛，笔名万乙，1908年3月18日生于上海市崇明县。其父施禹传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1911年辛亥革命时曾参加国民军攻占南京战役。施禹传治家严谨，教子有方。施士元幼时曾阅读“四书”、“五经”、《左传》等经典著作及《封神榜》、《西游记》等古代小说，遂使他既具有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又有超越现实世界的思想境界。 1920年夏，施士元以总分第一的成绩毕业于崇明三乐小学，旋即考入上海浦东中学，六年学制，他五年完成。学习期间，凡遇数理化难题，他不是远而避之，而是锲而不舍，千方百计地求得其解。对待难题，养成无畏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六年级时，他与一些同学成立了一个数理化学会，从事解难题工作。对施士元来说，中学的课程已不成问题，目标对准大学一年级数理化教材。在学期间，他曾被选为学生会长，参加过上海发生的“五卅运动”。 1925年夏，施士元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26年3月18日，他与全校同学一起反对段祺瑞对日签订塘沽协定。当时，在铁狮子胡同枪林弹雨中，死伤300余人，施士元幸免于难。1927年国共分裂，同学中对时事议论纷纷，施士元很少介入。他认为这些事，他无能为力，悄悄地常去图书馆，钻进书本里。1925—1929年四年间，施士元学习认真，获得了大量的基础理论知识，为以后开展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我国最早从事核谱学研究的学者之一 1929年夏，施士元考取了江苏省官费留学法国。从上海到法国马赛，飘洋过海，历时31天。1929年冬，他进入巴黎大学镭研究所，在居里夫人指导下，从事核谱学研究工作。 镭研究所是居里夫人一手创办起来的，它是当时全世界放射性研究三大中心之一，拥有当时全世界最强最齐全的放射源。有1．5克镭、很强的钍源、当时全世界独有的锕系元素等。在加速器技术没有充分发展之前，天然放射性元素是核物理研究的唯一手段。因此，有些实验工作其他实验室不能做的，居里夫人实验室能做。 原子核物理与原子物理的发展相似，也从谱学开始，最早的工作是核谱学，即原子核的α射线谱、β射线谱与γ射线谱的研究与分析。30年代初，居里夫人实验室开展对α射线谱精细结构的研究，施士元参加了此项工作。这一工作是在巴黎附近勃尔浮的大电磁铁上进行的。对γ射线谱的研究，最直接的办法是用类似晶体衍射谱仪。但是γ射线波长很短，晶体衍射谱仪只能对软γ射线适用，对一般的γ射线必须用比较间接的内转换电子能谱类确定γ光子的能量。因此，在30年代初，人们的注意力放在放射性元素的内转换电子能谱测定工作上。当时居里夫人给施士元的研究题目就是放射性沉淀物的内转换电子能谱的测定与分析。施士元对钍B的β射线谱的文章于1932年发表在法国科学院院报上。同年他完成了钍C十C′十C"的β射线的磁谱工作。而在1932—1933年间，又完成了对锕系元素锕C十C′十C"的β射线磁谱工作。这些工作均写成论文发表在法国科学院院报上。最后一篇总结性文章则在1933年法国物理学年鉴上发表。 施士元和居里夫人及其助手一起，发现了α射线精细结构的能量与一些γ射线的能量严格相等。这是因为一个母核发射出一个α粒子之后，子核可以处在基态或者处在一个激态。如果子核处在基态，则α粒子能量最大。如果子核处在一个激态，则α粒子能量就要小些。因为一部分能量被用来激发子核。子核激态常以发射γ射线来消退激发。所以，γ射线的能量会严格地与α射线精细结构的能量相等。后来施士元经过分析，意识到这种规律的出现是由于子核的激态可能是一种转动状态。因为α粒子带走了角动量，角动量守恒导致原子核的转动。 在1929—1933年的四年中，施士元专心一意地从事实验工作。1933年春，在巴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此后居里夫人曾要求施士元留下继续在所里工作，并宣称可以负责他以后的生活费用。施士元因为已收到国内的约请信，故婉言谢绝了居里夫人的好意。 1933年初夏之际，施士元回国。他为了观看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发展重工业的成就，取道德国、波兰和苏联西伯利亚回国，在列宁格勒参观了冬宫及十月革命起义时的一些古迹，在莫斯科参观了莫斯科大学及东方大学，还看到附近的集体农庄、幼儿园、面包工厂等。在海参崴施士元搭乘一艘货轮回到上海。 为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物理系的发展竭尽全力 在上海，正逢中国物理学会召开第二届年会。施士元在会上作了放射性元素β磁谱的报告，受到与会者的好评，并在会上接到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的聘书。他认为中央大学更需要他，于是应中央大学之聘来到南京，成为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当时，他只有25岁，是全国高等学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教授。 在1933—1952年的19年中，他每学期开2门课，有时开3门课。除无线电课程以外，其余课他都开过。由于当时只有外文参考书，没有中文教材，因此他在讲课过程中，常常自编讲义，先后编写了普通物理学、原子物理学、理论力学、光学等讲义。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还编写了X光结构分析、核理论、粒子物理等教材。为配合教学和科研的需要，他又翻译了X光结构学、角动量理论、核理论精选等方面的书。他在教学中对学生负责，教学内容正确无误，深入浅出，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在他的教诲下，培养了一批物理学人才。他的学生中有的后来成为闻名的科学家，如吴健雄等。 施士元在教课之暇坚持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在设备条件很差的情况下，于1936年用X光衍射法观察到钠在熔点以上处于液态状态还存在着晶态的衍射花样，这表示在液态中一个钠原子周围的环境还保持局部的晶体环境。 1937—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中央大学西迁重庆，学生基本上照常上课。但因日本侵略军飞机经常轰炸骚扰，实验室工作大部分停止，使科学研究工作无法进行。 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原子弹的爆炸震惊了全世界，人们自然而然地提出一系列问题：什么是原子弹？为什么原子弹有这样大的威力？原子弹是怎样制造的？等等。为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施士元根据核物理知识和自己对核裂变现象的了解，作了一系列报告。施士元的报告在中央日报上作为新闻出现。于是政府机关（如资源委员会等）、工矿企业、军事部门和军队纷纷约请他作报告。 在50年代，当苏联建成第一个原子能发电站后，施士元做了多次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报告。当苏联第一艘原子能破冰船下水启航时，施士元又做了一系列报告。这些科普宣传工作使施士元获得科普积极分子称号。 南京解放前夕，当时的校长、教务长动员他去台湾。但他却兀自不动，安如泰山。他意识到在共产党政权之下，知识分子不会没事做。 1952年，中央大学改为南京大学，并成为文理科综合性大学。仿照莫斯科大学，各系成立专业教研室，采用苏联教材。1954年，施士元为了配合重工业发展的需要，与一些教师共同创建了金属物理专业，目的是培养发展重工业所需的金属物理人才。施士元开出X光结构分析课，翻译出版了《伦琴结构分析》（俄译本）与《X光结晶学》（英译本），培养了金属物理方面的研究生与光谱分析方面的进修教师，发表了AuCu3有序无序转变动力学等10余篇文章。 施士元为了配合我国发展原子能事业，在校领导支持下，创建了原子核物理专业。第一届国际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在日内瓦结束以后，苏联来我国几个大城市，进行原子能和平利用图片资料巡回展览。施士元和南京大学一批师生到上海苏联展览馆参观学习。会上来了十几位苏联专家作学术报告。翻译人员没有专业知识，牛头不对马嘴，听者茫茫然。为弥补僵局，施士元作辅导报告，深入浅出，听众恍然大悟。出版社得知此讯，索要施士元讲稿，成书出版。《核反应堆理论导论》就这样于1960年出版。这是我国当时唯一的反应堆理论书籍。过后多年，这书依旧是从事反应堆设计的学生们的入门教材。 1958年，核物理专业师生分成加速器、探测器、质谱仪、β谱仪、核电子学等小组，日以继夜研制教学用的仪器设备。奋战一年后，核物理实验室逐一建立起来，自力更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生，送往祖国边远地区原子能事业单位。 施士元考虑到核物理是实验科学也是理论科学，遂在专业内建立一个理论小组，并在教学工作的同时出版了《角动量理论》与《核理论精选》二书。约在1975年，核理论小组接受了第二机械工业部下达的核参数理论计算工作的任务。在核武器或反应堆设计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核参数，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子打在一些核素上的散射截面。理论计算工作是使零星分散的实验数据系统化，填凹补缺，内插外延，以满足设计工作的需要。核理论小组用共振群方法进行中子对一些轻核的截面计算。计算结果经鉴定后被采用，并得集体奖。施士元用蒸发模型成功地计算在氚及氦上的（n，2n）和（n，3n）截面。当时在极低能量区中，理论与实验不一致。施士元在1983年用准自由散射模型获得满意结果，文章在核物理杂志上发表。1978年以后，核参数工作发展成为核少体问题理论工作，施士元曾多次主持核少体学术会议。 70年代末，国内在1958年建立起来的核物理专业纷纷下马。为了求生存，施士元和同事们将实验工作转向利用放射性同位素作核技术应用方面的工作，在80年代先后开展了穆斯堡尔谱在生物分子研究方面的工作和用正电子湮没技术研究高分子材料的工作。在理论工作方面，施士元转向研究粒子物理最基本的强作用问题。 施士元除科研和教学外，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1956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58年起被选为江苏省第二、三、五、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南京市常务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质谱学会副理事长与质谱杂志主编，江苏省物理学会理事长，江苏省科普创作协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核物理学会、科普协会常务理事。施士元积极参加由中国物理学会组织的物理学名词规范化的工作，由他参加编写的《英汉物理学词汇》，1975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从1982年起到1987年，他又参加编著《汉英物理学词汇》，于1993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施士元还爱好油画，曾临摹法国、意大利、德国、波兰古典名画几十幅，创作油画几百幅，其作品《雁归来》参加了1993年中国油画展。 施士元于1987年退休，并成为南京大学物理系名誉主任。 2007年9月19日，施士元迎来百岁华诞，其文集《施士元·回忆录及其他》举办首发式。 2007年9月28日，ShellWong在南大小百合站D_Physics区发文哀悼施士元逝世。[8] 简历 1908年3月18日 生于上海市崇明县。 1929年 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获学士学位。 1929—1933年 在法国巴黎大学镭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1933年获法国巴黎大学科学博士学位。 1933—1952年 任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1933—1934）、代系主任（1946—1952）。 1949—1984年 任江苏省物理学会理事长。 1952—1987年 任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兼教研室主任。 1987年 任南京大学物理系名誉主任。 2007年9月28日 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