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和文学理论发展史上，意境以佛老思想的典型表现而成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在西方文论中尚难找到一个与之相当的概念或术语。 所谓意境，传统的理解是指作者（有时也包括读者）的主观情意和作品反映的客观物境相互交融而形成的艺术境界。情、景是构成意境的两个最基本的因素，“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谢榛《四溟诗话?卷三》），“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它们相互作用，相互渗透，触景生情，以情状景。王国维认为：真景物、真感情融合形成的意境，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所在。 因此，在诗歌（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教学中，不深入体味意境，是绝难理解诗歌的内涵，领略诗歌的艺术魅力的。 然而遗憾的是，当前的诗歌教学往往流于形式和片面，只注重对字、词的解释和诗句的简单对译或表面理解，而恰恰忽视了诗人所创设的艺术境界的体味，致使课堂教学单调乏味，难以培养学生的阅读、思维能力和审美情趣。 那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如何教会学生体味诗歌意境，培养审美能力呢？我以为，把握诗歌的独特性语言，是深入诗歌意境、领略深层内涵的前提。 一、研究语言，把握跳跃 大家知道，诗歌是诗人形象思维的产物，无论是摹景状物，还是叙事抒情，诗人总是把自己深切的感受和激昂的情绪，借助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倾吐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同时，好的诗歌要求在短短的篇幅中高度集中、高度概括的反映社会生活和时代变迁。因此特别讲究炼字炼句炼意，注重凝炼、含蓄、形象、生动，由此使诗歌在意象和诗句、章节上呈现出明显的跳跃现象，其间有意省略的过渡和关联的字句，便成了留给读者想象、思索、补充的“空白”。 这种语言的跳跃性是诗歌语言的一大特色。所谓跳跃，是指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不同意象的组合：或是利用词语的多义性和含蓄特征，有意识地将所要表达的内蕴、意境委婉的隐藏在字词背后，让读者透过字里行间的空隙去发现并加以领略。这种在其他文体中难以想象的跳跃是实现诗歌语言精炼含蓄、形象生动及意境塑造的重要的艺术手法。
一篇诗词鉴赏例文：七律 出外务工烦骚童意摹李商隐未去时烦归也烦，长江入海怎西还。飞蛾扑火熄方罢，野草潜根烧不干。拼命只求生计好，失眠定为板床寒。火车有轨成双对，月到中秋总会圆。 鉴赏：难得的一首反映现实的好诗!为草民说话的好诗！与御用诗人的粉饰太平的“托赞诗”相比，艺术水平和思想内容上都高出不小。简直是“现代唐诗”！！飞蛾扑火熄方罢，野草潜根烧不干。“飞蛾扑火”对“野草潜根”！妙！“熄方罢”对“烧不干”！妙！这对仗妙啊！拼命只求生计好，失眠定为板床寒。拼命===失眠只求===定为生计好===板床寒妙啊！真难想到！ 现代已经很难见到有水准的古诗体现代诗了。今天偶遇一首，甚为兴奋，故试为文欣赏之：《诗欣赏》这首诗，以西部男性农民工的口吻抒写爱情心理。在对生活环境的变迁感到无奈伤情和困惑之时，主人公对前途仍然充满信心。对妻子的爱仍然浓烈。感情境界深微绵远，极为丰富。颇得唐李商隐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七言诗的神髓。开头两句，写主人公外出谋生的境遇和其心境：由于生计所逼一对夫妻要分隔两地生活，现实的压力使他只能无奈地忍受。首句的两个“烦”字，第一个指生计上的“烦恼”，第二个是“麻烦不易”的意思。不去则生计没着落；去则要受长期分离之苦，见面不易。这种两“烦”的局面是主人公不情愿面对但又必须面对的。这让主人公联想起长江总是要向东流一样，自己也是一定要到东部城市去打工的。人力对此是无可奈何的。“长江入海怎西还”一句，既写自然规律，也表达了当今城市化的时代潮流不可逆转。农民感受、自然规律、时代潮流三者交融。心灵、自然与社会取得了精微的契合。这种借自然规律反映时代的变迁、人的境遇和感情的描写，在骚童的笔底是常见的。写实与象征融为一体，赋予人的感情和社会现象可以感触的外在形态，也就是通常说的“寓情理于自然现象”的抒情方式。三、四句，接着写虽无奈但也不得不出外打工的农民心理，在这种不得不远离家庭的情况下表达对家庭对妻子的爱意。其情境合描手法运用得更为精奥。“飞蛾扑火熄方罢”有两层意思，一是说自己对妻子家庭的忠诚，如同飞蛾扑火，火不熄灭决不罢休；二是说就算“归也烦”也必须出外打工，别无反顾，犹如飞蛾明知必死也要扑火一样，只能顺应社会潮流才有出路，别无他途。“野草潜根烧不干”有异曲同工之妙。飞蛾是农村最常见的昆虫，野草是农村最普遍的植物，农民用以自比是最恰当不过的。一是说自己会象“野草潜根”一样保重自己的，不会有事，让妻子别担心；二是说有你在家就好象“野草有根”一样，我心里就有了底，到了外面工作就更有劲不觉累“烧不干”的。以上四句着重揭示内心的感情活动，使难以言说的复杂感情具体化，写得很精彩。五六句转入写外向的意念活动。上句写自己，次句想象对方。“拼命只求生计好”是说自己为了家庭生活会拼命工作的。 “失眠定为板床寒”句是推己及人，想象对方和自己常想念对方一样，也会记挂自己，晚上会因想念自己而睡不着。他也想到因自己不在而冷落了妻子，使妻子一人独眠“冷板床”而大为伤感！这“板床寒”三字也交代了为何主人公在两“烦”的情况下选择“扑火”的原因。就是交代了主人公为何忍痛分离也要出外打工的原因---家境贫困。他出外打工就是为了改变这种家境。这也是主人公“拼命”工作的动力。如果对农民工的工作环境有所了解的话，就知道这“拼命”二字在这里是用得非常地贴切的。最后两句笔锋一转：别难过别悲伤：“火车有轨成双对”，现在有火车，铁轨联着你和我，我和你也像铁轨并排而行一样，人虽离但心永远伴在一起。因主人公远离家乡，想到火车这种他有能力乘坐的最快的交通工具是很合情理的，而且“火车未到轨常连”，其寓意相当入微贴切。可反映出骚童在运用景物描比主题上简直是已进入了化境！等我啊！一休息我就会回家看你的！“月到中秋总会圆”，这里也是用自然现象比说人事。农民都习惯用农历。用月亮的运行规律说时就好像用农历计时一样。用中秋的圆月表示回家团圆在中国那是最自然不过的手法。这样主人公以“很快就会见面的承诺”结束全诗。
既然是鉴赏，那首先要从诗歌的表面意思去解读一下。然后在根据作者当时所处的时间背景环境来剖析他是在怎样的一种情况下出此作品的。可以加入对当时社会状况的描写等客观因素。这样下来岂止是两三千字能表达的清楚哦。
——浅谈顾城诗歌的民族内蕴 以辩证综合与直觉体悟来观照宇宙人生的思维方式 顾城的诗并没有在题材的历史性、精神的原始性等方面做过追求，总是呈现童话般的纯净。而在这纯净之中，同样具有民族性，这在思维方式上就体现为辩证综合与直觉体悟。 辩证思维的基本特点是：认为宇宙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中西方在辩证思维上也存在差异。西方辩证思维强调对立双方的斗争和排斥，以一方消灭另一方作为矛盾的解决方式。而中国的辩证思维最主要的特点在于：“体认世界本身便是一和谐或和谐历程，其中所有事物之间的差异与冲突均无本体上的真实性。”⑾“看重对立双方的依存与调和，以动态平衡为目标”⑿。因此更强调整体性，注重综合，轻视分析。 《杨树》是顾城八岁的诗作，其中就已透露出诗人的辩证思维：“我失去了一只臂膀／就睁开了一只眼睛”凡物必有消有长，失去一个方面，必在别的方面得到相应的补偿。这与古人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往返循环、运动变化的观点有着潜在的联系。而这种认识对诗人来说并不是经过分析得到的，而是形象地，在自然层面上的领悟。到了《我的幻想》：“我在幻想着，／幻想在破灭着，／幻想总把破灭宽恕，／破灭却从不把幻想放过。”诗人通过幻想与现实的矛盾对立传达无可奈何的心情。可以说这种辩证思维更具情感性，是在人生层面上的表现。而《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其中的辩证思维则是哲理的，是辩证思维在社会层面上的进一步发展。至于后期诗作中的《小说·X》：“地球是一滴蓝色的水／中间住着微弱的火焰”辩证思维又回归到自然原始层面上了。 虽然我们不能说辩证综合思维或是其他什么思维更能接近真理，但是作为一种思维形式，它往往能使诗歌在情感的共鸣之外还具有哲理性的领悟，达到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没有理性作为深层意蕴的感性，将是单薄的。同时这种思维形式使诗浸染着民族的色彩，与遥远的古中国文明遥相呼应。 直觉体悟也是我国民族思维形式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特点是主体直接渗入客体。”⒀主张直觉地把握世界，而不是通过概念、判断、推理来认识世界。刘长林在《中国系统思维》中指出：“中国美学根据阴阳五行的宇宙一体论理论，认为自然界与人有相互联系，有同构性、同型性，因而确信自然景物能够寄寓人的心性情感，能够在自然中发现人本身。”这就启示我们，与其说直觉体悟是类比推理的广泛运用，勿宁说这是体认到自然与人之间存在“异质同构”关系的结果。顾城认为：“诗人在感知和表达时，并不需要那么多理性逻辑、判断、分类、因果关系。他在一瞬间就用电一样的本能完成了这种联系。”“诗人总是通过灵感——彻悟的方式去发现世界和人所未有的、新的、前所未知的联系。”⒁并举了“太阳是甜的”这句诗的形成为例。诗人是这么认为的，也是这么做的。“有些灯火／是孤独的／在夜里／什么也不说”（《有些灯火》）由灯火的孤独沉默体悟到人的孤独、人的不被理解的精神处境。“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远和近》）从“你”、“我”、“云”之间物理距离、心理距离的转换，从而体悟到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戒备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一层层拉开树枝／你看树站着睡觉”（《桥》）由树与桥的关系，体悟到人生态度的多元性。“人们拒绝了这种悲哀／向天空举起彩色的盾牌”（《雨》）由雨天打伞体悟到拒绝的姿态。而雨——悲哀、伞——盾牌、举起——拒绝的对应呈现出复合跳跃的关系。 正如道家主张以“坐忘”来保持心境的纯静，从而直接与道契合。当顾城进入“无我”状态，他与世界联系的最主要方式也就只剩直觉体悟了。而这种体悟就体现得更跳跃、更直接。 直觉体悟与辩证综合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如《杨树》，在辩证综合的同时也是一种直觉体悟，在失去臂膀——睁开眼睛与物的消长规律之间无法用逻辑来分析，它是不可论证的，是顿悟。同样，《远和近》在直觉体悟之中也充满辩证的色彩。“你”与“我”的空间距离是近的，心理距离却很远。“你”与“云”的空间距离是远的，心理距离却很近。 谢冕称“新诗潮”中涌现的诗人为“崛起的一代”。“崛起”正是因为有着坚实的土壤，这便是中国几千年民族文化的深厚积淀。同样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总是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上的一种接纳与融合，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可以接受西方的生活习惯，但是他精神中最本质的东西却永远不会被取代。诗贵在创新，但没有基础，创新无从谈起；没有背景的创新只是一种标榜。顾城的诗正是在民族文化肥沃的土壤中开出的一朵朴素而美丽的小花。他诗中的“万物与我为一”的自然观使他的诗具有孩童般的天真、纯净；而从道德境界向天地境界升华的价值取向又使诗挣脱权威话语，实现本质的回归；至于以辩证综合与直觉体悟来观照宇宙人生的思维方式，使诗在时空转换、意识流手法等外来的艺术手法之中发散着民族文化的浓郁芬芳。 转帖来的。
据学术堂了解,古代文学论文的选题方向有很多,下面整理了一些论文题目,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梁园文人群体的辞赋创作考论 汉武帝时期辞赋考论 论司马相如赋的现实政治企向 论《史记》中下层人物的描写 论《史记》的叙事艺术 论汉乐府诗的艺术成就 南北朝乐府民歌艺术风格比较 论《古诗十九首》中的人生思考和抒情技巧 论邺下文人的游宴活动与游宴诗创作 论曹植诗歌的整体风格 正始文学与建安文学异同论 论魏晋隐逸之风与魏晋文学 阮籍咏怀诗略论 左思咏史诗略论 试论陶渊明的人格和诗风 陶渊明与谢灵运诗歌比较研究 试论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风格 浅谈陶渊明的出仕与归隐 试论陶渊明诗歌中的鸟酒和菊等意象 谢灵运山水诗略论
大致方向有要求吗？
选题的方向要根据你自己的专业方向来定，我建议你还是去看下世界文学研究或者国学这两本刊物，看看别人是怎么写的吧
不知道呀么不知道！
据学术堂了解,古代文学论文的选题方向有很多,下面整理了一些论文题目,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梁园文人群体的辞赋创作考论 汉武帝时期辞赋考论 论司马相如赋的现实政治企向 论《史记》中下层人物的描写 论《史记》的叙事艺术 论汉乐府诗的艺术成就 南北朝乐府民歌艺术风格比较 论《古诗十九首》中的人生思考和抒情技巧 论邺下文人的游宴活动与游宴诗创作 论曹植诗歌的整体风格 正始文学与建安文学异同论 论魏晋隐逸之风与魏晋文学 阮籍咏怀诗略论 左思咏史诗略论 试论陶渊明的人格和诗风 陶渊明与谢灵运诗歌比较研究 试论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风格 浅谈陶渊明的出仕与归隐 试论陶渊明诗歌中的鸟酒和菊等意象 谢灵运山水诗略论
《诗经》的普遍性流传。
在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和文学理论发展史上，意境以佛老思想的典型表现而成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在西方文论中尚难找到一个与之相当的概念或术语。 所谓意境，传统的理解是指作者（有时也包括读者）的主观情意和作品反映的客观物境相互交融而形成的艺术境界。情、景是构成意境的两个最基本的因素，“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谢榛《四溟诗话?卷三》），“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它们相互作用，相互渗透，触景生情，以情状景。王国维认为：真景物、真感情融合形成的意境，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所在。 因此，在诗歌（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教学中，不深入体味意境，是绝难理解诗歌的内涵，领略诗歌的艺术魅力的。 然而遗憾的是，当前的诗歌教学往往流于形式和片面，只注重对字、词的解释和诗句的简单对译或表面理解，而恰恰忽视了诗人所创设的艺术境界的体味，致使课堂教学单调乏味，难以培养学生的阅读、思维能力和审美情趣。 那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如何教会学生体味诗歌意境，培养审美能力呢？我以为，把握诗歌的独特性语言，是深入诗歌意境、领略深层内涵的前提。 一、研究语言，把握跳跃 大家知道，诗歌是诗人形象思维的产物，无论是摹景状物，还是叙事抒情，诗人总是把自己深切的感受和激昂的情绪，借助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倾吐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同时，好的诗歌要求在短短的篇幅中高度集中、高度概括的反映社会生活和时代变迁。因此特别讲究炼字炼句炼意，注重凝炼、含蓄、形象、生动，由此使诗歌在意象和诗句、章节上呈现出明显的跳跃现象，其间有意省略的过渡和关联的字句，便成了留给读者想象、思索、补充的“空白”。 这种语言的跳跃性是诗歌语言的一大特色。所谓跳跃，是指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不同意象的组合：或是利用词语的多义性和含蓄特征，有意识地将所要表达的内蕴、意境委婉的隐藏在字词背后，让读者透过字里行间的空隙去发现并加以领略。这种在其他文体中难以想象的跳跃是实现诗歌语言精炼含蓄、形象生动及意境塑造的重要的艺术手法。
我觉得可以分析意象、主题、表达方式、表现手法等等
宋诗是在唐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又自具特色。文学史上提到宋诗，有时作为宋代诗歌的简称，有时则指某种与唐诗相对的诗歌风格。其成就虽不如唐，但对后世的影响仍然很大。宋代诗歌依时间先后可以分为六个不同的发展时期。 沿袭期 从北宋开国到宋真宗赵恒朝七八十年的时间里，宋诗基本上沿袭唐风。主要流派有以王禹偁(954～1001)为代表的白居易体(简称白体)，魏野(960～1019)、林逋(968～1028)为代表的晚唐体和杨亿(974～1020)、刘筠(970～1030)、钱惟演(977～1034)为代表的西昆体。从个人成就讲，以王禹偁为最大。他是宋代提倡向李白、杜甫、白居易学习的第一个诗人，写下不少关心民间疾苦的诗篇。就流派言，以雕章丽句、多用典故的西昆体影响为最大。11世纪初二三十年的诗坛，基本上为它所把持。 复古期 宋仁宗赵祯时，欧阳修、梅尧臣 (1002～1060)、苏舜钦(1009～1048) 等青年文学家，在反对骈文，提倡古文的同时，连带反对杨亿、刘筠片面追求偶切、不重内容的近体唱和诗风，上承宋初王禹偁关心现实的精神，主张大量创作以反映国计民生为传统的古体诗，以配合当时的政治改革运动。这一时期，梅尧臣同情民间疾苦的名篇《田家语》、《汝坟贫女》，苏舜钦反映宋廷积贫积弱社会问题的《城南感怀呈永叔》、《庆州败》，欧阳修揭露官府腐败的《食糟民》，蔡襄(1012～1067)、石介(1005～1045)等人直接干预政局的《四贤一不屑》和《庆历圣德颂》等古体之作陆续问世，名重一时，朝野诗风为之一变。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的独特面目，也在此时初步形成。 革新期 11世纪后半期，王安石、苏轼相继主盟诗坛，宋诗创作形成第一个高峰期。王、苏两人政治见解和诗歌主张多所不同，但锐意创新，力图建立个人风格的不倦追求则一。代表作如王安石的《明妃曲》、《乌江亭》诗，就传统题材翻出新意，充分发挥了宋诗长於议论的特点，读后耐人回味，被公认超出唐人的同类作品。苏轼则在“以诗为词”的同时，将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开了头的“以文为诗”推进到“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的地步。苏诗的超迈豪纵，触处生春，富於创新精神，其名作《百步洪》诗中一气呵成的七个联喻: “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是最好的自然写照。王、苏两人刻意求新而创作的一些小诗，如王诗《泊船瓜洲》，苏诗《题西林壁》，或以新鲜的意象示人以奇想，或以丰富的哲理发人以深思，历久而传诵不衰，也为宋诗增添了不少光彩。 这一时期的重要诗人还有黄庭坚(1045～1105)、陈师道 (1053～1101)等，并出苏轼门下，但诗风与苏氏不同。 凝定期 黄庭坚作诗，有所谓“点铁成金”、“脱胎换骨”的方法，目的是“以故为新”，尚不失宋诗革新期的首创精神。后来起而效法者，以此为定式，形成在南北宋之际影响十分巨大的江西诗派，宋诗重新走上了模仿前人，只在文字技巧、声韵格律方面颠来倒去的形式主义道路。直到南渡之际，陈与义(1090～1138)等人由早期江西诗人对杜诗声律的偏爱转向学习杜甫懮国懮民的精神和苍凉沉郁的风格，在诗歌中反映出民族灾难降临之初知识分子的爱国感情，宋诗停滞不前的现象才有所改变。 中兴期 南宋前期，抗敌、北伐成为诗人表现的重大主题，爱国诗的大量涌现，使宋诗在这方面成为超越前代并给后世以莫大影响的典范，是这一时期的主要贡献。以陆游为代表的中兴诗人，纷纷从江西诗派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建立起自己的风格。陆游的“从军乐”、杨万里(1127～1206)的“诚斋体”、范成大(1126～1193)的田园诗，均能独自网开一面，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除爱国、抗战之外，农村下层民众的生活，也是他们的共同题材。诗歌语言也开始趋於通俗、自然和口语化。杨万里的“活脱”，陆游的平易，范成大的明白如话，包括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诗歌的平直质朴，均使这一时期的诗歌表现出与前几个时期以及唐诗的不同面貌。 飘零期 南宋后期，再也没有出现比较重要的诗人。先后活跃在诗坛上的“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为诗宗贾岛、姚合，重新走宋初的沿袭晚唐诗风的老路，虽也写出一些清新可读的作品，但总的来说，宋诗也如当时的政局，已是风雨飘摇，每况愈下。直至宋末文天祥等爱国志士以血泪凝成的正气歌留名汗青，宋诗才最后迸出了一道引人注目的亮光。 关於宋诗的特点，一般认为最主要的是议论化、散文化。“以文为诗”，唐代个别诗人如韩愈等已开其端，但奉为圭臬，因之蔚为一代诗风者则自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始，至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而达到极致。由“以文为诗”到“以议论为诗”，宋诗之所以在强大的唐诗影响之下独树一帜，形成自己的这一风格特徵，有著深刻的时代根源。北宋时期，政治改革和随之出现的朋党之争，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一直是知识分子关心的主要问题。终南宋之世，主战和主和，又将朝野士人分成旗帜鲜明的两大派。绝大多数诗人具有官僚和知识分子双重身份，“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是这批人的共同特徵。其次，宋代儒学一改唐人死守前代注疏的旧习，疑经惑古，以己意解经，蔚为风气，本已官僚化的士人，又加上了一重学者化的身份。所谓某人好议论，主要就是由这两个特殊的时代背景所促成。 与宋诗议论化相关的还有另一个特点：理趣。所谓理趣，指寄寓在诗歌形像中的人生哲理。宋诗理趣形成的文化根源主要不是理学，而是佛门的禅机。宋诗中最富有理趣的几首代表作品，多出於理学形成之前而哲学思想自成体系的王安石、苏轼及其追随者黄庭坚、陈师道之手。如苏轼的《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但愿老师真似月，谁家瓮里不相逢。”即源於《高僧传》所载醋头和尚斗机锋的偈颂。 此外，两宋诗坛还有两个前所未有的特点，一是诗歌派别的出现和形成风气，一是“诗话”作为一种诗歌批评方式的产生和流行。宋诗多流派，当与佛教宗派思想的刺激以及政治上党争纷繁的原因有关。如北宋末吕本中(1084～1145)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列黄庭坚以下二十五人，后又有所谓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一如禅宗之“法嗣”传衣。列名之人均以名节自励，气味相投。至於文学观方面的不同，因而造成诗家的门户之见，壁垒森严，则与“诗话”的党同伐异有著互为因果的内在联系。 关於宋诗的评价，自南宋严羽《沧浪诗活》起就存在著严重的分歧，直至在文学史上形成了“尊唐”与“崇宋”两大派系。大抵唐诗主情致，宋诗重理性，从艺术的角度看，宋诗不少作品缺乏形像性、音乐美，感染力不强，是它的缺点。从文化史的立场上讲，宋诗在唐代诗歌格律完备、意象纯熟、臻於顶峰的情况下另辟蹊径，为近世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富有时代意义的榜样，是它的成功之处。 《宋诗选注》 《宋诗选注》是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之一。卷首之序为钱钟书先生多年潜心研究宋诗之后写成的一篇重要诗学论文。文中不仅对宋诗的历史地位及其成败得失，见解独到，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基本理论多所建树，而且对诗文选政颇有创见。钱先生素喜以小说家自居，故往往以小说家笔法勾勒形象、点染轶事；语虽简约，人物却活脱跳出。其论评皆警醒显豁，深入浅出，具体落实，常常别出心裁。 《宋诗选注》虽然不是文学创作，但却有着浓厚的文学性，不仅以它精辟的理论、丰富的知识吸引人，而且以它生动的语言吸引人。特别是钱先生善用比喻，因而形象生动，说理透辟，使人如读文艺散文，不但不觉枯燥，而且感到妙趣横溢，爱不释手。 整个说来，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我们可以夸奖这个成就，但是无须夸张、夸大它。 据说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宫的时候，每听到他父王在外国打胜仗的消息，就要发愁，生怕全世界都给他老子征服了，自己这样一位英雄将来没有用武之地。紧跟着伟大的诗歌创作时代而起来的诗人准有类似的感想。当然，诗歌的世界是无边无际的，不过，前人占领的疆域愈广，继承者要开拓版图，就要配备更大的人力物力，出征得愈加辽远，否则他至多是个守成之主，不能长光大前业之君。所以前代诗歌的造诣不但是传给后人的产业，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向后人挑衅，挑他们来比赛，试试他们能不能后来居上、打破记录，或者异曲同工、别开生面。假如后人没出息，接受不了这种挑衅，那末这笔遗产很容易贻祸子孙，养成贪吃懒做的膏粱纨。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这个好榜样，宋代诗人就学了乖，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时，有了这个好榜样，他们也偷起懒来，放纵了摹仿和依赖的惰性。瞧不起宋诗的明人说它学唐诗而不像唐诗，这句话并不错，只是他们不懂这一点不像之处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所在。明人学唐诗是学得来惟肖而不惟妙，像唐诗而又不是唐诗，缺乏个性，没有新意，因此博得“瞎盛唐诗”、“赝古”、“优孟衣冠”等等绰号。宋人能够把唐人修筑的道路延长了，疏凿的河流加深了，可是不曾冒险开荒，没有去发现新天地。用宋代文学批评的术语来说，凭藉了唐诗，宋代作者在诗歌的“小结里”方面有了很多发明和成功的尝试，譬如某一个意思写得比唐人透彻，某一个字眼或句法从唐人那里来而比他们工稳，然而在“大判断”或者是艺术的整个方向上没有什么特著的转变，风格和意境虽不寄生在杜甫、韩愈、白居易或贾岛、姚合等人身上，总多多少少落在他们的势力圈里。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早就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宋诗就可以证实这一节所讲的颠扑不破的真理，表示出诗歌创作里把“流”错认为“源”的危险。这个危险倾向在宋以前早有迹象，但是在宋诗里才大规模的发展，具备了明确的理论，变为普通的空气压力，以至于罩盖着后来的元、明、清诗。我们只要看六朝钟嵘的批评：“殆同书抄，”看唐代皎然的要求：“虽欲经史，而离书生”，看清代袁枚的嘲笑：“天涯有客太冷痴，误把抄书当作诗”，就明白宋诗里那种习气有多么古老的来头和多么久长的后裔。
啥也不研究，为的是抒发情感，表达思想和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