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6 潮流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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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1月，傅斯年去英国留学，新潮社的组织发生一些变更。在第2届职员中，只设编辑1人，由罗家伦担任。设经理1人，由孟寿椿担任。另外，由顾颉刚负责代派赠阅交换，高尚德负责广告，王星汉、宗锡均、李小峰负责记录与校对。到了1920年罗家伦也要出国留学，新潮社的组织又做了一次调整，他们恢复旧制，重设编辑和干事两部，周作人任主任编辑，毛子水，顾颉刚，陈达材，孙伏园任编辑，孟寿椿任主任干事，王星汉、孙伏园、高尚德、宗锡均、李小峰、郭绍虞等人任干事。按照新潮社最初的计划，《新潮》是每年1卷10期的定期月刊；前5期基本上如期出刊，后面的则常有拖延，时断时续，第2卷第5期，直到1920年9月1日才出完。第3卷总共只出了2期。第1期发行于1921年10月，第2期发行于1922年3月，中间整整相隔了5个月，而这，也是《新潮》向历史奉献的最后一期杂志了。刊物之所以不能按期正常出版，除了“五四”运动的短暂耽搁外，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稿源方面的，社团成员总共40余人，竟有30多人出国在外，忙碌的留学生活使很多社员无暇写稿；而部分留在国内的一些社员，如叶绍钧、朱自清、孙伏园、郭绍虞等人，又分心于文学研究会上的事情，稿源之不济，可想而知；二是经济方面的，虽然《新潮》的销路很好，但回款并不及时，兼之，从1920年开始，新潮社又开始书籍出版，无形中分流了一部分出版资金，经济上不凑巧时，杂志出版就只能向后延期了。《新潮》一共出版了12期，历时2年零5个月，最终无疾而终。新潮社出版图书，在其成立之初，就有这方面的打算。作为社团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傅斯年，一开始就认为，新潮社的结合，是个学会的雏形。1919年11月19日，新潮社举行全体社员大会，决议将该社从杂志社改变为学会，并正式启动丛书的出版。经过短期的筹备，《新潮丛书》的第一种王星拱编著的《科学方法论》（《科学概论》第一卷），于1920年4月出版。第二本陈大齐（百年）著的《迷信与心理》，于同年5月出版。第三本周作人翻译的外国近代名家短篇小说集《点滴》（上、下册），于同年8月出版。第四本蔡元培的《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上、下册），于同年10月出版。后因资金周转问题，丛书出版时间缓慢下来，丛书第五本陶孟和著的《现代心理学》，拖至1922年2月才告出版。第六本李小峰、潘梓年译的《疯狂心理》，到了1923年4月才印行。而原计划作为丛书第七本出版的罗家伦译的《思想自由史》，和第八本的陈达材著的《政治原理》，只好不能兑现了。《文艺丛书》在出版时间上大致与《新潮丛书》相衔接。丛书第一种是冰心的诗集《春水》，1923年5月出版；第二种是鲁迅译的爱罗先珂童话剧《桃色的云》，1923年7月出版；第三种是鲁迅的短篇小说集《呐喊》，1923年8月出版；第四种是川岛的散文集《月夜》；第五种是CF女士译的法国孟代的童话集《纺轮的故事》，第六种是孙福熙的散文集《山野掇拾》，第七种是李小峰译的丹麦爱华耳特的童话集《两条腿》，第八种是周作人译的诗歌和小品作品集《陀螺》，第九种是冯文炳的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第十种是李金发的诗集《微雨》，以上作品均出版于1925年。第十一种也是李金发的诗集《食客与凶年》，于1927年5月出版。新潮社从创办到结束，一共出版了1种期刊2套丛书，从出版物数量上说，自然不能言其多，但相比于同时期的其他文化社团来说，像这样的出版成绩，已是相当的突出的了。而新潮社作为一个以学生为主的社团，在资助无多，经验不足，学生又一茬茬毕业，人员变换频繁的情况下，能把出版做到如此地步，应该说，更是十分的难得。《新潮》杂志一直站在时代变革的最前沿，提倡白话文学，翻译西洋文字，介绍国外思潮，批评国内问题，为文学革命呐喊助威，为思想革命鸣锣开道。它是《新青年》最坚实的同盟军，与《新青年》一道，共同擎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而继《新潮》杂志之后的《新潮丛书》和《文艺丛书》，虽然出版形式上与《新潮》有别，但在出版理念和出版精神上却是前后统贯，一脉相承。
株式会社新潮社（しんちょうしゃ）是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出版社之一。创立于1896年，资本额为1亿5000万日圆。以出版文艺类书籍而闻名，同时也出版周刊杂志和月刊杂志。该社在新宿区矢来町有大量的不动产。
回答 1作者本人要有想法，也就是提出需求（发表刊物的学科、级别、时间等)； 2/8 然后就是选择合适的刊物，知道投稿刊物名称、级别、发表时间和价格标准等； 3/8 带上作者信息投稿，评估论文学术价值； 4/8 论文通过学术评估，达成服务协议，禁止一稿多投 5/8 发表 6/8 审稿通过，接收《论文录用通知书》，电话核实后支付版面费； 7/8 付版面费，查款，期刊社安排发表、寄送样刊； 更多11条
音乐 歌不一定要好听``但是歌词 犀利`` 有深度``庸俗的回答看来是不少出狱后的我得面对三年的缓刑期这也好 一生中第一次感觉到幸福但生命中的考验
这个不是很了解哈
兼容并包，学术繁荣，既是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地，又是西方文化最早的传播地，两种文化强烈碰撞，不同的思想者各抒己见，自然北大会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1）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新文化运动前，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宣传各自的政治观点时，都没有彻底地批判封建思想。经过新文化运动，封建思想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批判，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 （2）民主和科学思想得到弘扬。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这就为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也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事业的发展。 （3）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新文化运动启发了民众的民主主义觉悟，对五四爱国运动起了宣传动员作用。 （4）后期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启发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使他们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和推进革命的思想武器。这是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成果。 （5）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和繁荣。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能够使语言和文字更紧密地统一起来，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从而有利于文化的普及与繁荣。 不过，新文化运动中的先进分子，大多有一些偏激情绪，对东西方文化的看法，存在着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偏向，这种看法一直影响到后来。其实无论是东方或西方，都应该互相地取长补短，这样才能共同进步。 编辑本段意义作用 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更是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运动，使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转变为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在“五四”以后，全国各地的进步报刊和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脱颖而出。“五四”以前，倡导新文化的刊物，只有《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新潮》等少数几种。“五四”后的一年里，全国新出版的期刊猛增至400余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上海的《星期评论》、《建设》、《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北京的《少年中国》、《曙光》、《新社会》；天津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觉悟》；湖南的《湘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武汉的《武汉星期评论》；浙江的《浙江新潮》，等等。“五四”前的进步社团较著名的有：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湖南的“新民学会”；湖北的“互助社”等。“五四”以后一年中出现的进步社团，约有三四百个，较著名的有：北京的“工读互助团”；湖南的“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湖北的“利群书社”、“共存社”；广东的“新学生社”；天津的“觉悟社”，以及各地建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些报刊和社团的活动，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新文化运动从内容到形式的深刻变化，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
北京大学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许多师生有时代使命感，关心国事。新文化运动时，蔡元培出任任校长，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蓄的办学方针，任新旧各种思想在这里充分发挥、碰撞，再加上陈独秀、李大钊等在北京大学任教，《新青年》杂志也在北大师生之间有广泛的传播和影响，所以成为了运动的中心。
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和局限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一、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主要是什么？ 新文化运动的意义:新文化运动是我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运动。它彻底的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将国民从五千年的思想禁锢中解放了出来。更为重要的是,新文化运动树立了民主与科学的两面旗帜,启发着人们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新思想、新理论的广泛传播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国人,使国人尤其是青年人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从而使中国有了脱离封建思想、勇于改革的新一代!此外,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促成了五四青年运动。新文化运动后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大力宣传,对众多有志之士造成了启发,并改造了不少先进知识分子,为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埋下了坚实的民众基础,培养了一大批国之栋梁。最后,新文化运动为文学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新文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场文学革命,它推广了白话文、促成了一批优秀报刊的面世,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旧文学的弊端,对不少文学社团产生了深远影响。 总而言之,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意义深远的运动,它对近代的中国,对各个社会领域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并孕育了新中国的希望。新文化运动是沿着两条战线展开的,一条是思想战线,一条是文学战线。两条战线交织进行,因而它既是一场思想革命,又是一场文学革命。作为思想革命,它倡导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作为文学革命,它倡导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前期的新文化运动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反对封建旧文化的斗争。后期极力宣传马克思主义。 新文化运动的局限性是什么 二、新文化运动的局限性 1、他们把改造国民性置于优先的地位。但是，离开改造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的革命实践，仅仅依靠少数人的呐喊，依靠有限的宣传手段，要根本改造由这种社会环境产生的思想、所造成的国民性，是不可能的。 他们没有把新文化运动同工农运动结合，使文化运动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 2、他们还回避当时对军阀政府的实际斗争，也没有正面提出反帝的任务。 3、以当时的文学革命而论，虽然提出建设“国民文学”，但当时的文学活动也只限于一部分知识分子中，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味批判以及对西学的全盘肯定具有片面性，最终导致了西方文学不彻底，东方文学被否定，是中华古典文化走向没落的开端。 4、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批判孔学，是为了给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扫清障碍。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所以从根本上说，提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不能为人们提供一种思想武器去认识中国，去有效地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 5、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他们中有的人看问题很片面，坏就是绝对的坏，好就是绝对的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影响了这个运动后来的发展。 刚开始，这种新思想主要是指科学和民主，属于资产阶级民主制思想。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开始传播开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而以《新青年》团体为中心形成的新文化统一战线，开始发生分化。1919年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起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研究问题，当然是在文化领域，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就必须涉及政治，显然，胡适是想将民主制和社会主义的争论限制在文化领域。可是，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旗手之一，陈独秀，却抛弃了新文化运动，积极投身无产阶级革命。正是他，坏了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 陈独秀、李大钊等离开文化阵营投身政治，第一个结果就是造成了新文化运动的过早结束，造成了新闻运动的不彻底性。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民国时期，在文化领域，民主制和社会主义之争仍然有过多次交锋，但都不彻底，都没能得出最终正确的结论。而这个争论困扰了中国近一个世纪，即使到了今天它仍然，他仍然是目前中国发展的最大政治隐患。思想方面的争论只有在文化领域进行彻底的讨论，才能得出正确的结果。 陈独秀、李大钊等离开文化阵营投身政治，第二个结果就是造成了社会的动乱。“主义”之争蕴含的是一种阶级斗争的观念，提倡阶级斗争就是提倡将文化领域的争论发展到政治领域。无论是民主制，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对当时接受教育较少的中国老百姓来说，都是超前的，他们之中能够真正理解这两种思想的人并不多。这个时候贸然将他们发展到政治领域，只会造成社会动乱。
文学流派：谴责小说、鸳鸯蝴蝶派、学衡派、甲寅派、湖畔诗人、乡土派小说、浪漫派小说、现代评论派、语丝体、象征派、新月派、新感觉派、京派、论语派、现代诗派、七月派、战国策派、先锋派、九叶派诗歌、山药蛋派、荷花淀派、台湾现代派和乡土派、白洋淀派、朦胧诗、第三代诗歌、知青小说、探索性戏剧、市井风俗派小说、社会剖析派、改革文学、新时期现代派、文化寻根派、新写实小说、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晚清“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 裘廷梁的白话主张 王国维的文学与美学思想 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 文艺大众化 左翼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 京派作家的文艺思想 刘西渭印象主义文学批评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十七年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 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的两结合 现实主义冲击波 网络文学的兴起等等 由于提的问题范围太广大了，只能挑选比较典型的回答了。
60以后没有纯粹的文学
曾经担任宁夏同心二中、宁夏农垦干部学校教师；宁夏农垦局《农垦教育研究》杂志社副主编，宁夏联函大教处处长、副校长、副教授；宁夏银川成人教育专科学校校长、教授，兼任宁夏文联《塞上文谭》杂志社社长；中宣部中华爱国主义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当代思潮》杂志社常务副社长，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副秘书长兼宣教部长；中共中央《求是》杂志社演讲中心副主任兼任《领导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著有《心理学》、《比较文学教程》、《血沃桑干河》（上、中、下三册）等多部作品，影视作品包括《长江人家》、《非常岁月--邓小平在江西的日子》、《格达活佛》等。
“鸳鸯蝴蝶”派所谓“鸳鸯蝴蝶”小说的产生和广受欢迎，同当时上海女学生群体的形成壮大有着密切的联系。爱情的题材，总是更容易吸引女性读者。于是，言情小说在女学生成倍增长的上海应运而生。当时，许多专登言情小说的报刊杂志，在上海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啼笑姻缘》被认为是“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压轴之作。1911年徐枕亚发表《玉梨魂》。 伤痕文学经历了十年浩劫，人们的身体和心灵大多备受创痛，《班主任》拉开了回顾历史伤痕的序幕，并使作家刘心武一举成名。至于这种对文革苦难的揭露真正成为一种潮流，则是以1978年8月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发表在《文汇报》上为标志的。当这种愤懑大量地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便形成了新时期第一个文学思潮："伤痕文学"思潮。"伤痕文学"代表作的作品，虽然并无拓荒价值，但艺术上却显然更为成熟，如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宗璞的《弦上的梦》、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郑义的《枫》等。 "伤痕文学思潮"的创作最初大多是短篇小说，因为表现同一题材，长篇一般需要有较多的时间准备。一般认为，最早问世并产生了较大影响的长篇小说是莫应丰出版于1979年的《将军吟》。另外周克芹描写农村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发表于1979年）、古华描写小镇岁月的《芙蓉镇》（1981年发表）、叶辛展现知青命运的三部曲《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凛冽》、《蹉跎岁月》也都是此类主题的代表作。这些作品都先后被搬上银幕或改编成电视剧，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 寻根小说流派“寻根小说”的实验，对中国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革新与推进，具有不寻常的实践意义。这一点，或早或迟都会得到印证。“寻根小说”的创作实验，并不仅仅局限于那几位写过类似“寻根宣言”的作家一一譬如写过《文学的“根”》的韩少功，写过《文化制约人类》的阿城，写过《理一理我们的“根”》与《文化的尴尬》的李杭育，写过《我的根》的郑万隆等等。当然，这些作家在小说主张方面的鲜明态度，足以使他们成为“寻根小说”思潮的代表人物（或一家之言），但在与“寻根”、与文化意识相牵连的小说创作的现象方面，譬如说，一些并没有公开主张“寻根”的作家，如王蒙、陆文夫、林斤澜、冯骥才、张贤亮、高晓声等，他们分别以自己的新作品显示了审美思索与社会文化意识及批判精神的联系。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高原的风》，陆文夫的《井》，林斤澜的《矮凳桥传奇》，冯骥才的《三寸金莲》，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高晓声的《觅》……这些作品都以新的角度与新的姿态同“寻根小说”的艺术主张产生着某种呼应的效果。不言而喻，那些“寻根”意识比较鲜明的作家，也在他们的具体主张提出之后或之前，创造了一批很有代表意义的作品，如韩少功的《爸爸爸》与他的小说集《诱惑》，阿城的《棋王》、《树王》，李杭育的小说集《最后一个渔佬儿》，郑万隆的《异乡异闻录》系列……当然，还有相当数量的中青年作家也写出了一大批富有明显的“寻根”意识或涉及到传统文化中的人的过程的作品，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红蝗》、《筑路》、《枯河》、《秋千架》，李锐的《厚土》、《吕梁山风情》，王安亿的《小鲍庄》，铁凝的《麦秸垛》，贾平凹的《浮躁》，张伟的《古船》，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乌热尔图的《七叉犄角的公鹿》，艾克拜尔?米吉提的《瘸腿野马》，江浩的《盐柱》，等等。 先锋派当代的“先锋派”虽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流派，但最低限度的意义是指马原以后出现的那些具有明确创新意识，并且初步形成自己的叙事风格的年轻作者。他们主要有：马原、洪峰、残雪、扎西达娃、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孙甘露、北村、叶曙明等人，此外还有一些正在崭露头角且颇有潜力的新秀。 九叶派1948年在诗坛上最重要事件就是"九叶派"的正式亮相。由于曹辛之与臧克家组成"星群"社在艺术观点上的分歧，他与辛笛、陈敬容、唐祈、唐?等人创办了《中国新诗》月刊，并与已经从昆明的西南联大回到北京、天津的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等人取得联系，形成 了一个新的诗歌派流派"中国新诗派"（后因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九叶派》称为"九叶诗派"）。 “七月”派“七月”派诗人曾卓、牛汉、绿原等人这一时期的创作，则强化了生命意识，在其名诗《悬崖边的树》、《半棵树》、《重读圣经》等作品中，他们超越了自己40年代的作品中 的强烈的社会功利意识，而思考在重压之下的生命、死亡与背叛等主题。曾卓的《悬崖边的树》与牛汉的《半棵树》显示出处于逆境中 的生命的不屈的意志。 白洋淀诗派“白洋淀诗派”自觉地探索了现代主义诗歌的写作，他们与北京等地的地下文学沙龙的成员，形成了当时潜在写作中较有规模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其主要成员有姜世伟（笔名芒克）、岳重（笔名根子）、栗世征（笔名多多）等人，他们的诗歌相对来说具有更纯粹的现代主义特征，直接预示和影响了“文革”后诗歌领域的现代主义探索。 朦胧诗派一九八○年开始，诗坛出现了一个新的诗派，被称为“朦胧派”。以舒婷、顾城、北岛等为先驱者的一群青年诗人，从一九七九年起，先后大量发表了一种新风格的诗。这种诗，有三四十年没有出现在中国的文学报刊上了。最初，他们的诗还仿佛是在继承现代派或后现代派的传统，但很快地他们开拓了新的疆域，走得更远，自成一个王国。朦胧派诗人无疑是一群对光明世界有着强烈渴求的使者，他们善于通过一系列琐碎的意象来含蓄地表达出对社会阴暗面的不满与鄙弃，开拓了现代意象诗的新天地，新空间。“文革”后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如北岛、舒婷、顾城、杨炼等人。 90年代的乡村小说流派在90年代“躲避崇高、消解神圣、拆解深度”的后现代景观中，乡村小说以其对世俗文化的疏离和80年代文学精神的高扬而独树一帜。从描写对象上来说，它们至少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以关注现实为主，如刘醒龙的《分享艰难》，谭文峰的《走过乡村》，何申的《年前年后》，关仁山的《九月还乡》等一批被称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家作品，这类作品往往能深入到农民生活的深处，真实而艺术地反映出变革时代，尤其9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的矛盾冲突和发展走向，以及各式各样的农民在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下的困惑、不适和痛苦的转变。另外，还有刘玉堂、赵德发、孙宇以及许多并不纯粹写乡土的作家，如阎连科、迟子建、李贯通、铁凝，他们也写90年代乡村的变化，但更多地是将目光投向许多仍处于封闭状态下的农村，它们一般地处偏远，现代文明之风还没能影响到他们的生活状态，传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仍牢固地主宰着人们的生活，另一类则以回顾和反思历史为主，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张炜的《九月寓言》、莫言的《丰乳肥臂》、余华的《活着》以及阎连科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大多是轰动一时的佳作。它们以中国乡村和农民的“过去”为描写对象，对我们民族，尤其农民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变迁史、心灵史，进行了深入的描绘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