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下（现代人类学）这类型的书符合你的要求
求一篇论文，题目：试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人类文通货膨胀降低了持有股票的回报。如果收益增加10％但美元价值下降10％，那么持有股票就没有回报。为了弥补，人们愿意支付的价格需要下降，以便在感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后获得奖励。力。对于现如今的婚姻，离婚率是人人可以
经济全球化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和现代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它具有促进生产力提高和全球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国可望在全球经济密切交往中实现资源优势互补，发挥各自优势；可望科技成果在全球快速传播；可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实现“后发优势”的宝贵机遇；可望更好地解决环境、资源、人口等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 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进行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弊端。 其一，经济全球化包含着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市场经济所具有的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等缺点也被全球化了。 其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利用经济全球化推行经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全球范围内实施资源的不公平分配和不平等的国际贸易。由此，发达国家是最大的受益者，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不利的位置，南北差距加大了。 其三，局部危机极易引起全球化的动荡甚至危机。 经济全球化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给每个国家都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舞台，另一方面，由于不合理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存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激化。 二、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的发展 （一）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 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 ①国际贸易的加快发展，有利于我国扩大出口，发展对外贸易。 ②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的发展，使我国能够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一方面可以引进更多资金、技术及先进管理经验，另一方面也可以“走出去”，参与跨国投资，利用海外资源。 ③经济全球化加速了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进程，中国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产业向全球转移的机会，加速自己工业化、信息化的进程，使我国的经济结构不断改善和升级。 ④可以利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机会改善我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等。 当然，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来说还意味着挑战和风险，我们应采取积极的态度，审时度势，趋利避害。 （二）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①着眼于增强综合国力，充分发挥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从广度和深度上扩大对外开放，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②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国际竞争，既开放国内市场，允许外商进来，又勇敢地走向世界经济舞台，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开放型经济。 ③以提高效益为中心，优化进出口结构，坚持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加强其宏观调控，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的提高。 ④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 ⑤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三）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合作与竞争，提高国际竞争力 从外向型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在更广阔领域和更深层次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不仅要坚持“引进来”的政策，还要采取“走出去”的战略，充分利用国外的资源、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 要发展我国在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产业。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劳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就业压力大，这就需要重点发挥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 （四）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两种社会制度的并存与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与资本主义国家共存和共同发展。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既竞争又合作，既有矛盾斗争，又要和平共处。社会主义国家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国家既要警惕国际反动势力“和平演变”的阴谋，又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科学技术和科技文化交流，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切科学的有益的东西为我所用，以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文化人类学用于史前研究存在的问题摘 要：本文以考古材料为基础，列举、大量事实和案例，说明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材料用于史前，无论在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方面都会存在明显的，同时也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即是：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材料，对原始人类和原始文化的认识，均是来自或建立于现- 摘; 要：本文以考古材料为基础，列举、大量事实和案例，说明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材料用于史前，无论在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方面都会存在明显的，同时也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即是：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材料，对原始人类和原始文化的认识，均是来自或建立于现当代地球上仍然残存的原始民族、土著居民生活和生存之状况，它们与古代、埃及、西亚、印度、印第安人文明、米诺斯文明这些人类文明的“主流”各是一回事，二者不能人为等同；文章还着重分析了中国“图腾”问题，认为图腾在中国古代文化或史前文化中难以证实，值得怀疑，同时指出文化人类学中没有“文化”这一项目或是其先天性重要缺失，故不能据此去判定和推测人类古代文明、文化之“主流”。; 关键词：文化人类学;; 史前研究;; 问题和原因;; 科学文化; 一方面由于记载有限或残损不全，更由于相当于史前而言，现存古代文献一般都显得非常晚近，而神话传说非史实记录，其中事象多被人们视为古人想象、幻想、虚构之情景（这由中国“古史辩”派的认识及各种相关的工具书与研究对于“神话”的定义可以看出[1]），另一方面现今的学者多相信西方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考察现当代地球上仍然存在的原始民族、土著居民所得关于原始文化的结论，相信中国上古及史前时代文化、程度与现在地球上仍然存在的那些原始民族、土著居民是处于同样的发展阶段、状况，所以学者在考察中国古代和史前时代文化时常用、多用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结论、认识和方法去比对、观照。本来，这是一个正常的、有益的现象和方法，但是在当代中国、在学术界，似乎有一种滥用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资料的现象和倾向，文化人类学及有些观念、认识被抬高到了一个不恰当的地位，乃至可能存在被人用于装潢门面或用于摆脱话语困境、研究困境的情形。我们在有关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宗教、文学、制度、神话等研究领域尤其是有关上古和史前时代考古研究及有关著述中，常常可以看到作者或帮助宣传者介绍说“运用了文化人类学”、“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研究”等等用语，而这些研究和著述中又的确充斥着图腾、神灵、巫术、崇拜、祭祀、母系、父系、公有、私有等等诸如此类的语汇和相关论述。其中既有系统的著述、建构，也有零星的或简单的相互比对、参照，甚至也不乏直接将图腾、巫术、祭祀、种种“崇拜”等用于史前遗存及文化现象，所得结论、认识正确与否多半经不起检验、质问或不容易判断、无法判断。作为研究人类文化起源及进化[2]的文化人类学本身的先天性缺失及局限，文化人类学用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尤其是史前考古、史前研究存在的问题，似乎少有人谈及，所以本文主要谈一谈文化人类学用于中国史前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先例举现象和事实，后谈为什么会“存在问题”，不妥之处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 一、“问题”列举和分析; 无论史前时代或历史时期，我们都可以把整个人类文化划做三大块，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含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关于社会制度，涉及家庭、氏族（胞族）、部落、由母系发展到父系、由公有发展到私有等一系列概念、术语和理论，这些东西在面临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材料时的不适应笔者在《“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10—11）》中已有一些例举和涉及，这里不再重复。这里谈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两方面（当然事实上物质、精神、制度三者是相互关联的）。; 1、关于物质文化; 摩尔根将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三个阶段，其中野蛮时代又分为低级、中级、高级三段。关于低级野蛮时代（约当新石器时代初期）之社会，摩尔根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认为该时期或社会在东半球是指“那些流行制陶术而尚不知饲养动物的部落”，而在西半球是指从懂得制陶术到“用灌溉法种植玉蜀黍等作物以及用土坯和石头来建筑房屋”之前的阶段[3]。摩尔根的论断主要来自对美洲印第安人的考察，所以关于西半球的认识大体上是不错的，但关于东半球，摩尔根的认识却与后来的考古发掘结果不相吻合：人类文明最早的起源地西亚地区中石器时代的凯巴拉文化（约前6万年—前1万年），其“居民过着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生活，有矛、镞等细石器，并以刮刀剥制兽皮蔽体。从兽骨较集中的情况看，可能已有畜牧的萌芽，如佩特拉附近的马达马格遗址，山羊骨占全部兽骨的82%；卡尔迈勒山附近的法拉赫遗址，羚羊骨已占74%。一般认为，这种现象表明可能已出现放牧，这些山羊或羚羊可能即是最早的家畜”。此时凯巴拉文化居民尚未发明陶器，即使由凯巴拉文化发展而来的呐吐夫文化，仍然是一种“无陶新石器文化”[4]。在西亚的前陶新石器时期，许多地方都已有成熟的家畜饲养：如黎凡特南部的耶利哥已种植小麦、豌豆、燕麦，出现了“确实的家畜山羊”，土耳其恰约尼遗址发现有小麦、大麦、豌豆、扁豆的种植，有绵羊、山羊、猪等家畜，安纳托利亚地区也已产生最初的农耕和畜牧，家畜有猪、绵羊、山羊，伊拉克东北部的耶莫遗址也已种植小麦、大麦，驯养家畜，它们的年代都在前6000年前，此未出现陶器[5]。东半球的另一个农业起源中心中国，畜牧的发生也不迟于制陶业，而是大体上同时：在距今约一万年前，陶器开始出现，同时可能已有鸡、猪、狗的饲养，如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出土的鸡骨、猪骨、狗骨，被认为可能是家畜；尤其是同一时期广西桂林甑瓦皮岩洞穴遗址上下层都有较多猪骨出土，“据鉴定有67个个体，猪的年龄数值比较集中，以1—2岁间的成年猪最多，罕见长大粗壮的犬齿，门齿一般都较细弱，未见有磨蚀深重的第三臼齿，这些都是反映人工饲养和被宰杀的结果，饲养的时间又较偏长”。而到距今8000年左右，制陶业初步发展起来时，鸡、猪、狗等家畜的饲养也亦很普遍和成熟，牛、养的饲养可能也已开始，如裴李岗、磁山、贾湖、大地湾、跨湖桥等遗址的相关发现[6]。 ; 陶器是新石器时代人类生活中使用最普遍的一类日用品，也被考古学家视为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和标志之一。关于陶器的起源，恩格斯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常常被学者引用：“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形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7]。恩格斯这个论断受到摩尔根《古代社会》的，而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说法又来自人类学家泰勒《人类远古史研究》，泰勒又是借鉴了别人的观点：戈盖“于上一个世纪最先提醒大家注意陶器发明的过程，他说，人们先将粘土涂在这样一些容易着火的容器之上以免被烧毁，以至后来他们发现单单用粘土本身即可达到这个目的，于是世界上便出现制陶术了”[8]。民族学资料中的确有这种情况，比如林惠祥先生就列举了南美洲的土人、亚里桑那的哈瓦苏派人都将纺织物敷泥，然后用于盛物在火上烧烤，用以说明有些陶器可能是这样制成的[9]，但是说陶器起源于在编织物上敷泥，经烧烤而成，迄今在考古学上并无确凿而充分的证据。;;;; 学者一般都认为陶器的发明是伴随着定居和种植农业的发生而出现的，是应谷物贮藏、炊煮以及盛水盛汤之需而产生[10]。这种认识实际上意味着陶器的起源和发明是因为人类进化历程、生活方式中某些内在的及动力因素在起作用，而不是因为敷泥于编织物烧烤或因偶然失火而导致。这种认识大体上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而且可以认为它就是来自于现代考古发掘和研究。现知人类各种不同的古代文明中，早期陶器出现的时间有早有晚，也不都与种植农业相伴生，但是没有发现陶器起源于编织物敷泥烧烤的证据。以人类历史上农业起源最早的西亚为例：西亚地区在陶器起源之前曾经历大约1000年的前陶新石器时期（约8000前—前7000年），而此期已有比较成熟的种植农业和家畜饲养，甚至在年代更早的中石器时代如纳吐夫文化中已有农业起源的迹象并已开始家畜饲养[11]。在已有种植农业的无陶新石器时期，应该存在能够代替陶容器的器物（能够盛装汤水，能在火上烧烤、蒸煮）。考古发掘表明，这类器物在西亚的前陶新石器时代应该是木、石类容器（木器可盛汤水）尤其是石器：贝达遗址文化堆积为前陶期及中石器时代遗存，其石制品有臼、杵、碗、盆等，哈吉拉尔遗址前陶器遗存有大理石碗碎片，基罗基蒂亚遗址前陶期遗存有类型各异、大小不一的石制容器，其器型有带流的盆、碗，也有盘、长柄勺等，耶莫遗址前陶期也发现石臼、石杵、马鞍形手磨、户枢、石球、石斧等[12]。西亚最早的陶器发现于黎凡特北部的穆赖拜特遗址，“这些陶器过于粗糙，烧得不透，气孔犹存，不能盛水，还不能代替木石制作的空器”[13]；在土耳其恰塔尔休于遗址出土的早期陶器“胎中掺有草和砂砾，颜色为奶黄色或浅灰色，表面光亮，器型常见平底的深碗、浅盆，火候较低”，考古学家认为当时“陶器数量不多，可能是由于当时的居民使用木、石制容器及篮子之故”[14]。由于人工用火的出现远远早于种植农业的发明，火能使泥土坚硬乃至不透水这种认识和知识的形成也当早于种植农业的出现，同时编织物的产生也当早于种植农业（因为采集所需），所以如果陶器因敷泥于编织物再经烧烤而发明，那么在西亚的前陶新石器时代应该已普遍使用陶器而不会是制作更为困难、更费工时的石质容器，而最早陶器的出现有可能上溯到西亚的中石器时代，因为其时种植农业已开始萌芽。显然在西亚，陶器的出现更多的是模仿和替代木、石容器尤其是石器（前陶时期制作和使用木、石容器应该是所谓“木器时代”、石器时代传统的一种延续，这导致西亚陶器的出现滞后于种植农业的发生）而非编织物，当然并不排除陶器在造型上会模仿编织物。在亚洲另一个农业起源中心中国，已有证据表明制陶业的出现正是与原始农业存在着共生关系[15]，早期的制陶方法主要是捏制、片状贴塑（泥条盘筑法应更晚一点），但是发现最早陶器有捏制而成的证据而无敷泥于筐篮烧制的证据[16]。陶器如因在编织物（或木制容器）上敷泥烧烤而起源，那么在早期陶器、陶片上必会留下证据（或者陶器、陶片里面有编织物痕迹，或者陶胎的中间层有编织物痕迹），但是迄今为止并未见有这种证据或相关报道。 ;;;; 日本的农业起源时间很晚，但它却是世界上最早出现陶器的地区：日本爱媛县上黑岩阴遗址曾出土距今约1·2万年前的陶器，后来在除北海道和冲绳以外的地区都发现了早期陶器。“最近在长野县下茂内和鹿儿岛县简仙山，都出土了经测定约为距今1·5万年前的陶片，其中鹿儿岛的陶片烧成温度只有400度——500度，质地疏松，还没有完全陶化，可谓名符其实的土器。1999年，日本青森县大平山元一号遗址出土了无纹饰陶器，其陶片附着碳化物的碳测校正年代为1·6520万年——1·4920万年，在国际考古界引起了轰动”[17]，但是没有发现这些陶器的制作和生产与编织物有关。据研究，我国和日本、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等世界上最早出现陶器地区的早期陶器大多是圆形球体，平底器很少，其原因除了模仿陶器出现之前人类广泛使用的植物果壳形状、制作相对容易、容积又较大以外，“最初的陶器首先考虑的是满足炊事需要，然后才是盛储需要，或者说先有煮饭的锅，后有盛饭的碗。圜底器物支架在几块石头上，便能生火加热，也较为稳固，而且采热功能好” [18]。显然，早期陶器制作成圜底形，不会是模仿编织物而成，因为后者一般不会是圜底，既不实用也没有必要。可见恩格斯关于陶器起源的论断是不正确的，来自文化人类学的资料和认识是不能直接与人类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现象划等号的。 ;;; 严文明先生在分析半坡、姜寨等遗址发现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聚落、房屋及当时的家庭、婚姻形态时，认为那些有灶有炊具和饮食器、有5米宽土床而粮食储备很少的小房子应该是供过对偶婚姻生活的夫妻和他们的婴幼儿居住的地方，而老人和较大的孩子可能要住中等房子或其他小房子。与此同时，他发表了一番议论：有人说“原始社会生产技术水平那么低下，盖一座房子很不容易，哪能象我们现在住得那么宽敞？从前彝族的穷苦人披个麻袋在屋檐下一蹲就能睡一夜觉，仰韶一二十平方米的房子不是足以蹲一二十人吗？这从表面看起来也好象有些道理。如果全部都是空房子，就没有法子驳倒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法”[19]。这是说不能用民族学材料去衡量和比对史前考古所发现的材料。如果放开眼界，我们会发现，严先生这里所论及的现象和情形并不是孤立的：; 在西亚，距今约9000—8000年的有陶器新石器时代，具备一定规模的聚落遗址已普遍出现技术高超的原始建筑及房屋、居所：哈吉拉尔遗址的前陶新石器时期已有用泥砖建造的方形房屋，其大墙有石基，壁面及地面涂有灰泥，重要房间的地面铺小石子或卵石，门道可能设于屋顶；进入有陶新石器后期，该遗址见有9座房屋，均长5米、宽6米左右，方砖墙厚达1米，以石为基，每座房屋开有两门[20]。基罗基蒂亚遗址位于一座陡峭的小山上，其房屋墙壁的下半部一般用石灰石砌筑，上部和圆形屋顶用粘土、土坯等材料建造，有些房子建有双层墙；大型房屋内则有两根石柱，用来支撑半圆形的阁楼，阁楼有小梯上下，可能是睡觉之处，屋内石铺地面上设有灶等生活设施，屋外有用墙围起来的院落；有些房屋中还建有走廊、仓库、碾谷房、厨房、石桌等[21]。恰塔尔休于遗址发现的房屋“由土坯砌成，每一房屋由一面积5米×4米的起居室和一个至几个附属房间组成。房屋平顶，在两根大梁和许多小梁上铺苇草和干砖。屋顶有长方形入口以供进出，起居室与附属房间有低矮的门洞相通，门洞高仅77厘米。屋内南部有木梯和炉灶以及放燃料的柜子，另有平台和长凳以供坐卧……”[22]。索万遗址内“有砖坯结构的T形建筑3座，均由许多大小房间组成，布局规整。房屋的地面和墙壁涂抹泥灰，以外扶壁墙承托支撑屋顶的木板。其中的一座建筑似具有宗教的职能，在一房间的壁龛内发现一“母神像”[23]。1999—2000年，德国考古学家汉斯·格奥尔格·格贝尔领导的一个国际考古小组在约旦的巴亚村发现一座新石器时代早期墓室及许多壁画，同时该遗址还表明：约在9000年前人们建有一些两层的房子，显示出当时居民极高的建筑水平。考古学家说，考虑到巴亚村是建在约1000米高的岩石陡坡上，跟外界很难沟通，这一成就更显得了不起[24]。在中国，距今7000—5000年的仰韶时代，房屋建筑技术和取得的成就也非常可观：甘肃秦安县大地湾仰韶文化大型房基F901被称为“原始宫殿遗址”，其总面积达420平方米，由主殿、左右侧室、后室及前沿附属建筑构成；其主殿按后世构架原理当是十柱九间，其顶梁大柱直径达57厘米；在主室中辅助顶梁大柱的两个较大的木柱之外侧，又各增立了三个直径为10厘米左右的小木柱或木板作附衬，然后用草泥包裹为一体，组成一个外径为80厘米的大柱，再抹上白灰面；其墙体用红烧土筑成，壁面抹石灰压实，居住面用碳性料礓石铺垫，打磨得光亮照人，坚硬尤如今日的水磨石地面，而据甘肃省博物馆化验室技术鉴定，这种料礓石经火烧粉碎后的物理性能，相当于现代所使用的100号矾土水泥[25]。湖北枣阳雕龙碑遗址15号房址以及陕西扶风案板遗址的大型房址，其建筑规模、技术与大地湾F901不相上下，前者的墙壁以密集的木料栽立而成，木柱之间的间隔仅有1—10厘米，“所有的木材都经精选和细加工，形状方正，棱角分明，十分规整”[26]，后者“在主室内近四角处，对称地分布着4个直径达4—5米的大柱洞”[27]。河姆渡遗址发现距今7000年前的干栏式长屋，现存桩木和长圆木220余根，较规则地排成四列，计宽约7米，最长一列桩木为23米，所以其室内面积应在160平方米以上[28]。1999年至2001年，中国的考古学家在河南灵宝西坡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距今5500年前仰韶文化的特大型房址，其整体面积达到516平方米，四周有回廊，其柱洞直径大都在45米—7米之间，室内居住面自上而下分五层处理，各层均十分致密而坚硬，其中第三、四层近似当代混凝土，最上层为灰白色细泥。考古学家认为：依下部结构推测，该房屋可能为四面坡式建筑，由于面积大、跨度广、布局复杂，也可能为重檐结构，“仅从保存较好的下部房址便不难想象，此房屋曾经是一座多么宏伟的建筑”[29]。无论是西亚新石器文化或是中国新石器文化仰韶时代房屋建筑所取得的成就、达到的高度，都是现、当代地球上那些原始部落、土著居民所不及的，更不用说古代埃及的金字塔、方尖塔、神庙，古代印度哈拉巴文明、巴比伦和苏美尔、玛雅文明以及米诺斯文明的城市、宫殿、神庙建筑。故知文化人类学所考察的现、当代仍存之原始部落、落后民族材料与中国、西亚、埃及、印度的古代文明及其新石器时代可比性甚微。 ; 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的大量“灰坑”历来被视为“垃圾坑”、“祭祀坑”，近年来有学者研究，“灰坑”中其实有一部分可能是“粮食窖”，另有一部分则可能是“小水田”或“水坑”、“水塘”、“水井”、“水渠”、“鱼塘”等农田水利设施。刘志一先生认为“祭祀坑”一说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在“远古时代原始祭祀中，即使祭地神也没有挖坑祭祀的习俗。只有到了商、周时期或早一点的夏代才有挖坑祭祀的习俗出现的可能”[30]。最近四川的考古学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茂县营盘山遗址发现120余座灰坑，其形制规格各异。他们对这些灰坑作了具体的分析和推测，认为“一些灰坑底部及四周采用卵石（有的内含大型砾石）垒砌而成，推测应是进行石器加工的场所或有其他用途。个别灰坑内还发现涂有鲜红色颜料的石块，可能具有某种宗教含义。有的坑内还发现数量较为丰富的陶器堆积，应是以理葬陶器为主、具有特殊含义的器物坑。少量口小底大的圆形袋状灰坑底部平整且较深，可能为贮存粮食等实物的窖穴[31]。曾经，在湖北天门肖家屋基遗址的发掘过程中，遗址中部发现一个面积颇大的水塘，先被断为具有宗教性质的遗迹。后来注意对水塘细部的清理和观察，通过水塘边缘、塘底及水塘附近的遗迹、遗物留存和堆积的分析、推断发现，认为该水塘应是“一处与盥洗、制作石器也许还包括汲取生活用水等活动有关的场所，而基本否定了原有的宗教性质遗迹等推测[32]。杨鸿勋先生在谈到建筑考古学时说：“将新石器时代古池塘底的木构井干挖出，而解释为‘原始崇拜建筑’的遗迹；将殷商宫殿‘土阶’的残迹误认为完整的‘祭坛’……”等等，这些错误都是缺乏专业知识所造成的[33]。将很多生产、生活性遗迹、遗存断为宗教性遗迹、祭祀场所，除了与工作细致程度不够、专业知识不够有关外，可能还有一种潜在或显在的观念和印象在起作用，即认为新石器时代的人类（亦即原始人类）很愚昧、生活中凡事皆有神灵，处处要崇拜、祭祀，这种观念和印象的存在显然与文化人类学的一些认识和观点有关。 ; 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出土了大量的“骨耜”和稻谷遗存，以前学者依据文献资料、民族学材料对河姆渡“骨耜”的形制、用途以及当时的耕作方式等作了不少研究，其说纷纭。黄渭金先生详尽地分析了各类“骨耜”的加工、使用特征和痕迹，认为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耜”实际上包含了专门用于翻耕农田的“骨耒”、修整水田的“骨耜”和平整农田的“平田器”，“至于双齿刃、斜刃和平刃等刃部特征是由于骨料的再加工、再利用所形成”，而河姆渡遗址的耕作方式应该是“踏耕”和“耜耕”并存，“它们是一种并存关系，并不互相矛盾。‘刀耕火种’不适于河姆渡的平原沼泽型稻作农业”。他最后说：“以前学者对河姆渡骨耜的论述，大多偏重于古代文献史料的考证及民族学材料的引用，忽视了对现成考古实物资料的探索，笔者在此并非贬低和鄙视文献史料及民族学材料在考古研究中的地位，而旨在说明考古学的研究还是要以考古发掘资料为主，文献史料和民族学材料可作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补充和旁证，如此才会使我们的研究更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34]。著名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在其著作中说：“猪、羊在原始生活中居较不重要的位置”[35]，这一认识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显然是相违背的，因为无论是作为食物、营养来源、物质财富或者是作为精神信仰、原始宗教方面的象征、借代物，猪在原始人类的生活中都是非常重要的[36]。林先生的认识显然不是“以考古发掘资料为主”而得出的。 2、关于精神文化; 关于原始社会、史前时代的精神文化，原始人类最重要的精神信仰和崇拜对象，人们最普遍的印象可能就是“图腾”。如果将这个问题交给中学生去回答，十之八九他们都会说：图腾；电视、书刊里面如果出现某个古代文化、器物中的动、植物图像，看起来很重要的样子，有文化的人多半会脱口而出，那就是图腾。“图胖”就是这样普遍地存在于原始人类的生活和现代人的头脑之中，不仅“大多数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认为新石器时代彩陶上的动物纹样及其象征性纹样是古代氏族部落的图腾标志”[37]，而且“目前只有触及到中国各民族古代社会的文化，不仅有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提到图腾，民族学家、宗教学家、古文字学家、家、美学家、美术史学家、神话学专家、民间文学专家和民俗学专家也几乎都要照讲图腾。然而，许多著述往往是将‘图腾’一同做简单的套用，普遍缺少应有的论证和具体的说明”[38]。研究原始文化的著名学者也不例外，如朱狄先生就有这样直接而简洁的判断：“1963年，山东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中，在一件石器上发现的兽面纹饰和饕餮纹十分相似，而半坡彩陶上有鹿纹；江苏邳县大汶口遗址（此处似有误会：大汶口遗址在山东泰安县，而江苏邳县有大汶口文化大墩子遗址——王先胜）中发现有猪头纹；马家窑文化类型和辛店文化的彩陶上有狗纹。这样，地下发掘说明图腾之说不无根据”[39]。丁山先生说：“在氏族社会，以图腾为宗神，每个家族的闾里之口都立有图腾柱（Totompole）以保护他们的氏族。所谓图腾柱，大抵雕刻为鸟兽怪物形”[40]。陆思贤先生继续发挥说：“其为鸟兽怪物形，在中国古史的传说中，龙、凤是其中最有名的，其他虎、豹、熊、罴、龟、鳖、蛇、鱼，包括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中游的，还有住洞穴里钻的，无所不有，又有神柱圣树，奇花异木，都应是图腾形象的实录。它们被装置在图腾柱上，氏族林立，图腾柱也林立，在当时祖国的大地上，有多少图腾柱，大概是不计其数的。或可以说，氏族制时代也就是图腾时代、图腾世界，那么图腾文化、图腾，也就是原始文化的核心或纲领”[41]。也有学者将现今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图腾”作了统计、归纳，不少民族的图腾多达几十种，也有的仅有一、二种[42]。大约哪个民族经常和哪些动植物打交道、对其有所礼敬，在日常生活的器物上有所表现、在礼仪活动中需加以利用，那便成为该民族的图腾。“图腾”真是这样广泛而深刻地存在于中国史前时代和原始民族的生活及精神世界中吗？对此，我们需略加认真地考察一番。 ; 权威的《辞海》解释“图腾崇拜”，说它是“原始社会一种最早的宗教信仰，约与氏族公社同时发生”，而氏族公社“产生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的晚期”[43]。研究图腾文化的学者说：“世界上大多数学者认为图腾文化形成于旧石器中期或晚期，而新石器时代是图腾文化的衰退落和演变期”、“根据国外考古学资料，图腾文化发生于旧石器中期，繁荣于旧石器晚期和中石器时代。欧洲发现的众多的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和雕塑等，证实当时图腾仪式、图腾歌舞是丰富多彩的”，而“新石器时代是图腾文化开始衰落的时期
文化人类的论我明白
经济全球化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和现代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它具有促进生产力提高和全球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国可望在全球经济密切交往中实现资源优势互补，发挥各自优势；可望科技成果在全球快速传播；可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实现“后发优势”的宝贵机遇；可望更好地解决环境、资源、人口等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 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进行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弊端。 其一，经济全球化包含着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市场经济所具有的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等缺点也被全球化了。 其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利用经济全球化推行经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全球范围内实施资源的不公平分配和不平等的国际贸易。由此，发达国家是最大的受益者，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不利的位置，南北差距加大了。 其三，局部危机极易引起全球化的动荡甚至危机。 经济全球化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给每个国家都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舞台，另一方面，由于不合理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存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激化。 二、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的发展 （一）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 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 ①国际贸易的加快发展，有利于我国扩大出口，发展对外贸易。 ②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的发展，使我国能够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一方面可以引进更多资金、技术及先进管理经验，另一方面也可以“走出去”，参与跨国投资，利用海外资源。 ③经济全球化加速了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进程，中国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产业向全球转移的机会，加速自己工业化、信息化的进程，使我国的经济结构不断改善和升级。 ④可以利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机会改善我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等。 当然，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来说还意味着挑战和风险，我们应采取积极的态度，审时度势，趋利避害。 （二）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①着眼于增强综合国力，充分发挥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从广度和深度上扩大对外开放，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②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国际竞争，既开放国内市场，允许外商进来，又勇敢地走向世界经济舞台，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开放型经济。 ③以提高效益为中心，优化进出口结构，坚持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加强其宏观调控，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的提高。 ④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 ⑤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三）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合作与竞争，提高国际竞争力 从外向型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在更广阔领域和更深层次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不仅要坚持“引进来”的政策，还要采取“走出去”的战略，充分利用国外的资源、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 要发展我国在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产业。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劳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就业压力大，这就需要重点发挥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 （四）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两种社会制度的并存与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与资本主义国家共存和共同发展。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既竞争又合作，既有矛盾斗争，又要和平共处。社会主义国家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国家既要警惕国际反动势力“和平演变”的阴谋，又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科学技术和科技文化交流，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切科学的有益的东西为我所用，以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您好 有人认为，只有发现人科化石的地方，才能称作人类远祖的发祥地。目前已发现的几种人科化石，都是在非洲。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人类的故乡依然在非洲。 然而，曙猿化石的发现毕竟为我们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也许将来有一天，人们会在中国发现更多人类远祖留下的踪迹，从而让我们能更明白地推断，在数百万及至数千万年以前中国大陆上发生过的事情。 发现的过程也是探索的过程，这是一条充满艰辛的漫长的路。但相对于千百万年的人类进化史来说，这过程是非常短暂的。 相关资料·人类是如何起源的？ 简单地说，人类起源就是人的历史渊源，即人是从何而来的，怎样来的。考古发现已证明，人是从古猿进化来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从猿的系统中分化出来的独立进化的一支。因此，人类起源研究也就是追溯人这一支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区以及怎样从猿的系统分化出来并如何进化成现代人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涉及到(1)人类起源理论；(2)过渡阶段；(3)两足直立行走；(4)使用和制造工具等方面。下面主要谈人类起源理论。 18世纪Cvon林奈在进行动物分类时，把人和猿、猴归入一类，称之为灵长目，意思是它们都是灵敏的高等动物。1809年J－Bde拉马克提出人是从猿进化来的，但证据还不够充分。半个世纪以后(1859)CR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在该书的结尾部分暗示了人类是由动物起源的。在达尔文的启示下，TH赫胥黎以进化论的观点研究人类起源问题，1863年发表《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提出人类是和猿类由同一祖先分支而来的，这就是“人猿同祖论”。1868年E海克尔在《自然创造史》一书中进一步用事实论证了人猿同祖论。1871年达尔文发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以大量事实论证了人类并非亘古就存在的，也不是“分别创造作用的产物”，论证了人类也是进化的产物，是通过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从古猿进化来的；并且在当时科学发展水平所许可的情况下，讨论了关于人类起源的一系列问题。1876年恩格斯写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强调了劳动对于人类的重要意义：“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08页) 自从那时以来的100多年中，古人类学和旧石器考古学的发现提供了大量有关人类进化的实物证据，大大地推进了关于人类起源的认识，也推动了人类起源理论的发展。 100年以前，一般认为人类的历史不过几千年之久。19世纪后半叶，在欧洲许多地点都有尼安德特人类型的化石发现，因而把人类历史向前推到10万年以上。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前三分之一时间内，首先在印度尼西亚爪哇，随后在中国北京周口店都发现了猿人化石，这就把人类历史向前推进了几十万年。从1924年起在南非几个地点发现了形态特征比猿人更原始的南方古猿化石，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到50年代确立了它在人科中的地位，使人类进化的历史延长到了200—300万年前。1965年西蒙斯等对庞杂的森林古猿化石(总共28个属50多个种)重新进行研究，加以整理归纳，分为猿类和人类两大类，认为应把腊玛古猿归入人科，作为人科的早期代表。 基于上述资料，西蒙斯和皮尔比姆在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了一套人类起源的理论，认为人和猿是在新第三纪的中新世(距今1800万至600万年间)开始分化的，那时人和猿就已有了明显的区别，人猿超科中的各种成员就和现生的各种猿和人有着明显的祖先－后裔的系统关系。其中森林古猿属里的几个种是各种现生猿的祖先，而腊玛古猿是由一种森林古猿演化而来的，它是最早的人科(人的分类系统)代表，以后由腊玛古猿演化成距今20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再经过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尼安德特人)、晚期智人(克鲁马农人)而进化成现代人。在一段时间里这种理论在学术界有相当大的影响。 但是，近些年来，一系列新的重要的发现以及对已有材料的进一步研究使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人对腊玛古猿的似人科的形态特征提出了疑问，有人提出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可能是同一个种的性别的差异，它们可能是现生猩猩的支系的祖先；自1961年以来在肯尼亚、希腊、土耳其、匈牙利、巴基斯坦和中国等地，先后发现了更多的中新世的人猿超科化石，特别是在中国云南禄丰发现了世界上第一个腊玛古猿头骨；在过去的十几年内，分子生物学的研究结果认为，人和猿最早分异的时间距今不过500万年左右；20世纪70年代，在坦桑尼亚的莱托利和埃塞俄比亚的哈达地区发现了距今300—40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类的原始类型——南方古猿阿法种，它是迄今所知能肯定的最早的人科代表，具有意想不到的不少与黑猩猩相似的性状而与腊玛古猿不同，从而认为后者可能不是人科成员，而且人和猿可能是在较晚的时期才开始分异的。基于上述情况，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C皮尔比姆对人类起源提出了新的解释或新的概念，认为中新世的人猿超科成员是人和猿的共同祖先，它们与现代猿或人的关系不像原来认为的那样清楚，究竟哪一种是人的祖先，哪一种是某种现生猿的祖先，现在都还无法确定；人的系统树既不是一条阶梯，也不是祖先后裔的简单直线关系，而是更为分散的、灌丛式的进化系统。 现在看来，人类起源的过程远比过去的理解要复杂得多。人类进化实际上包含了非常复杂而又互相有关的解剖的、心理的、技术的、经济的以及文化的因素，人类起源研究不仅要阐明人的生物机体本身的起源，而且还要阐明人的物质文化、语言和意识以及人类社会等的起源，这仍是古人类学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因此人类起源理论也还在不断发展之中
文化人类学用于史前研究存在的问题摘 要：本文以考古材料为基础，列举、大量事实和案例，说明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材料用于史前，无论在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方面都会存在明显的，同时也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即是：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材料，对原始人类和原始文化的认识，均是来自或建立于现- 摘; 要：本文以考古材料为基础，列举、大量事实和案例，说明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材料用于史前，无论在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方面都会存在明显的，同时也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即是：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材料，对原始人类和原始文化的认识，均是来自或建立于现当代地球上仍然残存的原始民族、土著居民生活和生存之状况，它们与古代、埃及、西亚、印度、印第安人文明、米诺斯文明这些人类文明的“主流”各是一回事，二者不能人为等同；文章还着重分析了中国“图腾”问题，认为图腾在中国古代文化或史前文化中难以证实，值得怀疑，同时指出文化人类学中没有“文化”这一项目或是其先天性重要缺失，故不能据此去判定和推测人类古代文明、文化之“主流”。; 关键词：文化人类学;; 史前研究;; 问题和原因;; 科学文化; 一方面由于记载有限或残损不全，更由于相当于史前而言，现存古代文献一般都显得非常晚近，而神话传说非史实记录，其中事象多被人们视为古人想象、幻想、虚构之情景（这由中国“古史辩”派的认识及各种相关的工具书与研究对于“神话”的定义可以看出[1]），另一方面现今的学者多相信西方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考察现当代地球上仍然存在的原始民族、土著居民所得关于原始文化的结论，相信中国上古及史前时代文化、程度与现在地球上仍然存在的那些原始民族、土著居民是处于同样的发展阶段、状况，所以学者在考察中国古代和史前时代文化时常用、多用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结论、认识和方法去比对、观照。本来，这是一个正常的、有益的现象和方法，但是在当代中国、在学术界，似乎有一种滥用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资料的现象和倾向，文化人类学及有些观念、认识被抬高到了一个不恰当的地位，乃至可能存在被人用于装潢门面或用于摆脱话语困境、研究困境的情形。我们在有关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宗教、文学、制度、神话等研究领域尤其是有关上古和史前时代考古研究及有关著述中，常常可以看到作者或帮助宣传者介绍说“运用了文化人类学”、“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研究”等等用语，而这些研究和著述中又的确充斥着图腾、神灵、巫术、崇拜、祭祀、母系、父系、公有、私有等等诸如此类的语汇和相关论述。其中既有系统的著述、建构，也有零星的或简单的相互比对、参照，甚至也不乏直接将图腾、巫术、祭祀、种种“崇拜”等用于史前遗存及文化现象，所得结论、认识正确与否多半经不起检验、质问或不容易判断、无法判断。作为研究人类文化起源及进化[2]的文化人类学本身的先天性缺失及局限，文化人类学用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尤其是史前考古、史前研究存在的问题，似乎少有人谈及，所以本文主要谈一谈文化人类学用于中国史前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先例举现象和事实，后谈为什么会“存在问题”，不妥之处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 一、“问题”列举和分析; 无论史前时代或历史时期，我们都可以把整个人类文化划做三大块，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含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关于社会制度，涉及家庭、氏族（胞族）、部落、由母系发展到父系、由公有发展到私有等一系列概念、术语和理论，这些东西在面临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材料时的不适应笔者在《“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10—11）》中已有一些例举和涉及，这里不再重复。这里谈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两方面（当然事实上物质、精神、制度三者是相互关联的）。; 1、关于物质文化; 摩尔根将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三个阶段，其中野蛮时代又分为低级、中级、高级三段。关于低级野蛮时代（约当新石器时代初期）之社会，摩尔根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认为该时期或社会在东半球是指“那些流行制陶术而尚不知饲养动物的部落”，而在西半球是指从懂得制陶术到“用灌溉法种植玉蜀黍等作物以及用土坯和石头来建筑房屋”之前的阶段[3]。摩尔根的论断主要来自对美洲印第安人的考察，所以关于西半球的认识大体上是不错的，但关于东半球，摩尔根的认识却与后来的考古发掘结果不相吻合：人类文明最早的起源地西亚地区中石器时代的凯巴拉文化（约前6万年—前1万年），其“居民过着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生活，有矛、镞等细石器，并以刮刀剥制兽皮蔽体。从兽骨较集中的情况看，可能已有畜牧的萌芽，如佩特拉附近的马达马格遗址，山羊骨占全部兽骨的82%；卡尔迈勒山附近的法拉赫遗址，羚羊骨已占74%。一般认为，这种现象表明可能已出现放牧，这些山羊或羚羊可能即是最早的家畜”。此时凯巴拉文化居民尚未发明陶器，即使由凯巴拉文化发展而来的呐吐夫文化，仍然是一种“无陶新石器文化”[4]。在西亚的前陶新石器时期，许多地方都已有成熟的家畜饲养：如黎凡特南部的耶利哥已种植小麦、豌豆、燕麦，出现了“确实的家畜山羊”，土耳其恰约尼遗址发现有小麦、大麦、豌豆、扁豆的种植，有绵羊、山羊、猪等家畜，安纳托利亚地区也已产生最初的农耕和畜牧，家畜有猪、绵羊、山羊，伊拉克东北部的耶莫遗址也已种植小麦、大麦，驯养家畜，它们的年代都在前6000年前，此未出现陶器[5]。东半球的另一个农业起源中心中国，畜牧的发生也不迟于制陶业，而是大体上同时：在距今约一万年前，陶器开始出现，同时可能已有鸡、猪、狗的饲养，如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出土的鸡骨、猪骨、狗骨，被认为可能是家畜；尤其是同一时期广西桂林甑瓦皮岩洞穴遗址上下层都有较多猪骨出土，“据鉴定有67个个体，猪的年龄数值比较集中，以1—2岁间的成年猪最多，罕见长大粗壮的犬齿，门齿一般都较细弱，未见有磨蚀深重的第三臼齿，这些都是反映人工饲养和被宰杀的结果，饲养的时间又较偏长”。而到距今8000年左右，制陶业初步发展起来时，鸡、猪、狗等家畜的饲养也亦很普遍和成熟，牛、养的饲养可能也已开始，如裴李岗、磁山、贾湖、大地湾、跨湖桥等遗址的相关发现[6]。 ; 陶器是新石器时代人类生活中使用最普遍的一类日用品，也被考古学家视为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和标志之一。关于陶器的起源，恩格斯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常常被学者引用：“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形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7]。恩格斯这个论断受到摩尔根《古代社会》的，而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说法又来自人类学家泰勒《人类远古史研究》，泰勒又是借鉴了别人的观点：戈盖“于上一个世纪最先提醒大家注意陶器发明的过程，他说，人们先将粘土涂在这样一些容易着火的容器之上以免被烧毁，以至后来他们发现单单用粘土本身即可达到这个目的，于是世界上便出现制陶术了”[8]。民族学资料中的确有这种情况，比如林惠祥先生就列举了南美洲的土人、亚里桑那的哈瓦苏派人都将纺织物敷泥，然后用于盛物在火上烧烤，用以说明有些陶器可能是这样制成的[9]，但是说陶器起源于在编织物上敷泥，经烧烤而成，迄今在考古学上并无确凿而充分的证据。;;;; 学者一般都认为陶器的发明是伴随着定居和种植农业的发生而出现的，是应谷物贮藏、炊煮以及盛水盛汤之需而产生[10]。这种认识实际上意味着陶器的起源和发明是因为人类进化历程、生活方式中某些内在的及动力因素在起作用，而不是因为敷泥于编织物烧烤或因偶然失火而导致。这种认识大体上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而且可以认为它就是来自于现代考古发掘和研究。现知人类各种不同的古代文明中，早期陶器出现的时间有早有晚，也不都与种植农业相伴生，但是没有发现陶器起源于编织物敷泥烧烤的证据。以人类历史上农业起源最早的西亚为例：西亚地区在陶器起源之前曾经历大约1000年的前陶新石器时期（约8000前—前7000年），而此期已有比较成熟的种植农业和家畜饲养，甚至在年代更早的中石器时代如纳吐夫文化中已有农业起源的迹象并已开始家畜饲养[11]。在已有种植农业的无陶新石器时期，应该存在能够代替陶容器的器物（能够盛装汤水，能在火上烧烤、蒸煮）。考古发掘表明，这类器物在西亚的前陶新石器时代应该是木、石类容器（木器可盛汤水）尤其是石器：贝达遗址文化堆积为前陶期及中石器时代遗存，其石制品有臼、杵、碗、盆等，哈吉拉尔遗址前陶器遗存有大理石碗碎片，基罗基蒂亚遗址前陶期遗存有类型各异、大小不一的石制容器，其器型有带流的盆、碗，也有盘、长柄勺等，耶莫遗址前陶期也发现石臼、石杵、马鞍形手磨、户枢、石球、石斧等[12]。西亚最早的陶器发现于黎凡特北部的穆赖拜特遗址，“这些陶器过于粗糙，烧得不透，气孔犹存，不能盛水，还不能代替木石制作的空器”[13]；在土耳其恰塔尔休于遗址出土的早期陶器“胎中掺有草和砂砾，颜色为奶黄色或浅灰色，表面光亮，器型常见平底的深碗、浅盆，火候较低”，考古学家认为当时“陶器数量不多，可能是由于当时的居民使用木、石制容器及篮子之故”[14]。由于人工用火的出现远远早于种植农业的发明，火能使泥土坚硬乃至不透水这种认识和知识的形成也当早于种植农业的出现，同时编织物的产生也当早于种植农业（因为采集所需），所以如果陶器因敷泥于编织物再经烧烤而发明，那么在西亚的前陶新石器时代应该已普遍使用陶器而不会是制作更为困难、更费工时的石质容器，而最早陶器的出现有可能上溯到西亚的中石器时代，因为其时种植农业已开始萌芽。显然在西亚，陶器的出现更多的是模仿和替代木、石容器尤其是石器（前陶时期制作和使用木、石容器应该是所谓“木器时代”、石器时代传统的一种延续，这导致西亚陶器的出现滞后于种植农业的发生）而非编织物，当然并不排除陶器在造型上会模仿编织物。在亚洲另一个农业起源中心中国，已有证据表明制陶业的出现正是与原始农业存在着共生关系[15]，早期的制陶方法主要是捏制、片状贴塑（泥条盘筑法应更晚一点），但是发现最早陶器有捏制而成的证据而无敷泥于筐篮烧制的证据[16]。陶器如因在编织物（或木制容器）上敷泥烧烤而起源，那么在早期陶器、陶片上必会留下证据（或者陶器、陶片里面有编织物痕迹，或者陶胎的中间层有编织物痕迹），但是迄今为止并未见有这种证据或相关报道。 ;;;; 日本的农业起源时间很晚，但它却是世界上最早出现陶器的地区：日本爱媛县上黑岩阴遗址曾出土距今约1·2万年前的陶器，后来在除北海道和冲绳以外的地区都发现了早期陶器。“最近在长野县下茂内和鹿儿岛县简仙山，都出土了经测定约为距今1·5万年前的陶片，其中鹿儿岛的陶片烧成温度只有400度——500度，质地疏松，还没有完全陶化，可谓名符其实的土器。1999年，日本青森县大平山元一号遗址出土了无纹饰陶器，其陶片附着碳化物的碳测校正年代为1·6520万年——1·4920万年，在国际考古界引起了轰动”[17]，但是没有发现这些陶器的制作和生产与编织物有关。据研究，我国和日本、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等世界上最早出现陶器地区的早期陶器大多是圆形球体，平底器很少，其原因除了模仿陶器出现之前人类广泛使用的植物果壳形状、制作相对容易、容积又较大以外，“最初的陶器首先考虑的是满足炊事需要，然后才是盛储需要，或者说先有煮饭的锅，后有盛饭的碗。圜底器物支架在几块石头上，便能生火加热，也较为稳固，而且采热功能好” [18]。显然，早期陶器制作成圜底形，不会是模仿编织物而成，因为后者一般不会是圜底，既不实用也没有必要。可见恩格斯关于陶器起源的论断是不正确的，来自文化人类学的资料和认识是不能直接与人类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现象划等号的。 ;;; 严文明先生在分析半坡、姜寨等遗址发现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聚落、房屋及当时的家庭、婚姻形态时，认为那些有灶有炊具和饮食器、有5米宽土床而粮食储备很少的小房子应该是供过对偶婚姻生活的夫妻和他们的婴幼儿居住的地方，而老人和较大的孩子可能要住中等房子或其他小房子。与此同时，他发表了一番议论：有人说“原始社会生产技术水平那么低下，盖一座房子很不容易，哪能象我们现在住得那么宽敞？从前彝族的穷苦人披个麻袋在屋檐下一蹲就能睡一夜觉，仰韶一二十平方米的房子不是足以蹲一二十人吗？这从表面看起来也好象有些道理。如果全部都是空房子，就没有法子驳倒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法”[19]。这是说不能用民族学材料去衡量和比对史前考古所发现的材料。如果放开眼界，我们会发现，严先生这里所论及的现象和情形并不是孤立的：; 在西亚，距今约9000—8000年的有陶器新石器时代，具备一定规模的聚落遗址已普遍出现技术高超的原始建筑及房屋、居所：哈吉拉尔遗址的前陶新石器时期已有用泥砖建造的方形房屋，其大墙有石基，壁面及地面涂有灰泥，重要房间的地面铺小石子或卵石，门道可能设于屋顶；进入有陶新石器后期，该遗址见有9座房屋，均长5米、宽6米左右，方砖墙厚达1米，以石为基，每座房屋开有两门[20]。基罗基蒂亚遗址位于一座陡峭的小山上，其房屋墙壁的下半部一般用石灰石砌筑，上部和圆形屋顶用粘土、土坯等材料建造，有些房子建有双层墙；大型房屋内则有两根石柱，用来支撑半圆形的阁楼，阁楼有小梯上下，可能是睡觉之处，屋内石铺地面上设有灶等生活设施，屋外有用墙围起来的院落；有些房屋中还建有走廊、仓库、碾谷房、厨房、石桌等[21]。恰塔尔休于遗址发现的房屋“由土坯砌成，每一房屋由一面积5米×4米的起居室和一个至几个附属房间组成。房屋平顶，在两根大梁和许多小梁上铺苇草和干砖。屋顶有长方形入口以供进出，起居室与附属房间有低矮的门洞相通，门洞高仅77厘米。屋内南部有木梯和炉灶以及放燃料的柜子，另有平台和长凳以供坐卧……”[22]。索万遗址内“有砖坯结构的T形建筑3座，均由许多大小房间组成，布局规整。房屋的地面和墙壁涂抹泥灰，以外扶壁墙承托支撑屋顶的木板。其中的一座建筑似具有宗教的职能，在一房间的壁龛内发现一“母神像”[23]。1999—2000年，德国考古学家汉斯·格奥尔格·格贝尔领导的一个国际考古小组在约旦的巴亚村发现一座新石器时代早期墓室及许多壁画，同时该遗址还表明：约在9000年前人们建有一些两层的房子，显示出当时居民极高的建筑水平。考古学家说，考虑到巴亚村是建在约1000米高的岩石陡坡上，跟外界很难沟通，这一成就更显得了不起[24]。在中国，距今7000—5000年的仰韶时代，房屋建筑技术和取得的成就也非常可观：甘肃秦安县大地湾仰韶文化大型房基F901被称为“原始宫殿遗址”，其总面积达420平方米，由主殿、左右侧室、后室及前沿附属建筑构成；其主殿按后世构架原理当是十柱九间，其顶梁大柱直径达57厘米；在主室中辅助顶梁大柱的两个较大的木柱之外侧，又各增立了三个直径为10厘米左右的小木柱或木板作附衬，然后用草泥包裹为一体，组成一个外径为80厘米的大柱，再抹上白灰面；其墙体用红烧土筑成，壁面抹石灰压实，居住面用碳性料礓石铺垫，打磨得光亮照人，坚硬尤如今日的水磨石地面，而据甘肃省博物馆化验室技术鉴定，这种料礓石经火烧粉碎后的物理性能，相当于现代所使用的100号矾土水泥[25]。湖北枣阳雕龙碑遗址15号房址以及陕西扶风案板遗址的大型房址，其建筑规模、技术与大地湾F901不相上下，前者的墙壁以密集的木料栽立而成，木柱之间的间隔仅有1—10厘米，“所有的木材都经精选和细加工，形状方正，棱角分明，十分规整”[26]，后者“在主室内近四角处，对称地分布着4个直径达4—5米的大柱洞”[27]。河姆渡遗址发现距今7000年前的干栏式长屋，现存桩木和长圆木220余根，较规则地排成四列，计宽约7米，最长一列桩木为23米，所以其室内面积应在160平方米以上[28]。1999年至2001年，中国的考古学家在河南灵宝西坡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距今5500年前仰韶文化的特大型房址，其整体面积达到516平方米，四周有回廊，其柱洞直径大都在45米—7米之间，室内居住面自上而下分五层处理，各层均十分致密而坚硬，其中第三、四层近似当代混凝土，最上层为灰白色细泥。考古学家认为：依下部结构推测，该房屋可能为四面坡式建筑，由于面积大、跨度广、布局复杂，也可能为重檐结构，“仅从保存较好的下部房址便不难想象，此房屋曾经是一座多么宏伟的建筑”[29]。无论是西亚新石器文化或是中国新石器文化仰韶时代房屋建筑所取得的成就、达到的高度，都是现、当代地球上那些原始部落、土著居民所不及的，更不用说古代埃及的金字塔、方尖塔、神庙，古代印度哈拉巴文明、巴比伦和苏美尔、玛雅文明以及米诺斯文明的城市、宫殿、神庙建筑。故知文化人类学所考察的现、当代仍存之原始部落、落后民族材料与中国、西亚、埃及、印度的古代文明及其新石器时代可比性甚微。 ; 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的大量“灰坑”历来被视为“垃圾坑”、“祭祀坑”，近年来有学者研究，“灰坑”中其实有一部分可能是“粮食窖”，另有一部分则可能是“小水田”或“水坑”、“水塘”、“水井”、“水渠”、“鱼塘”等农田水利设施。刘志一先生认为“祭祀坑”一说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在“远古时代原始祭祀中，即使祭地神也没有挖坑祭祀的习俗。只有到了商、周时期或早一点的夏代才有挖坑祭祀的习俗出现的可能”[30]。最近四川的考古学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茂县营盘山遗址发现120余座灰坑，其形制规格各异。他们对这些灰坑作了具体的分析和推测，认为“一些灰坑底部及四周采用卵石（有的内含大型砾石）垒砌而成，推测应是进行石器加工的场所或有其他用途。个别灰坑内还发现涂有鲜红色颜料的石块，可能具有某种宗教含义。有的坑内还发现数量较为丰富的陶器堆积，应是以理葬陶器为主、具有特殊含义的器物坑。少量口小底大的圆形袋状灰坑底部平整且较深，可能为贮存粮食等实物的窖穴[31]。曾经，在湖北天门肖家屋基遗址的发掘过程中，遗址中部发现一个面积颇大的水塘，先被断为具有宗教性质的遗迹。后来注意对水塘细部的清理和观察，通过水塘边缘、塘底及水塘附近的遗迹、遗物留存和堆积的分析、推断发现，认为该水塘应是“一处与盥洗、制作石器也许还包括汲取生活用水等活动有关的场所，而基本否定了原有的宗教性质遗迹等推测[32]。杨鸿勋先生在谈到建筑考古学时说：“将新石器时代古池塘底的木构井干挖出，而解释为‘原始崇拜建筑’的遗迹；将殷商宫殿‘土阶’的残迹误认为完整的‘祭坛’……”等等，这些错误都是缺乏专业知识所造成的[33]。将很多生产、生活性遗迹、遗存断为宗教性遗迹、祭祀场所，除了与工作细致程度不够、专业知识不够有关外，可能还有一种潜在或显在的观念和印象在起作用，即认为新石器时代的人类（亦即原始人类）很愚昧、生活中凡事皆有神灵，处处要崇拜、祭祀，这种观念和印象的存在显然与文化人类学的一些认识和观点有关。 ; 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出土了大量的“骨耜”和稻谷遗存，以前学者依据文献资料、民族学材料对河姆渡“骨耜”的形制、用途以及当时的耕作方式等作了不少研究，其说纷纭。黄渭金先生详尽地分析了各类“骨耜”的加工、使用特征和痕迹，认为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耜”实际上包含了专门用于翻耕农田的“骨耒”、修整水田的“骨耜”和平整农田的“平田器”，“至于双齿刃、斜刃和平刃等刃部特征是由于骨料的再加工、再利用所形成”，而河姆渡遗址的耕作方式应该是“踏耕”和“耜耕”并存，“它们是一种并存关系，并不互相矛盾。‘刀耕火种’不适于河姆渡的平原沼泽型稻作农业”。他最后说：“以前学者对河姆渡骨耜的论述，大多偏重于古代文献史料的考证及民族学材料的引用，忽视了对现成考古实物资料的探索，笔者在此并非贬低和鄙视文献史料及民族学材料在考古研究中的地位，而旨在说明考古学的研究还是要以考古发掘资料为主，文献史料和民族学材料可作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补充和旁证，如此才会使我们的研究更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34]。著名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在其著作中说：“猪、羊在原始生活中居较不重要的位置”[35]，这一认识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显然是相违背的，因为无论是作为食物、营养来源、物质财富或者是作为精神信仰、原始宗教方面的象征、借代物，猪在原始人类的生活中都是非常重要的[36]。林先生的认识显然不是“以考古发掘资料为主”而得出的。 2、关于精神文化; 关于原始社会、史前时代的精神文化，原始人类最重要的精神信仰和崇拜对象，人们最普遍的印象可能就是“图腾”。如果将这个问题交给中学生去回答，十之八九他们都会说：图腾；电视、书刊里面如果出现某个古代文化、器物中的动、植物图像，看起来很重要的样子，有文化的人多半会脱口而出，那就是图腾。“图胖”就是这样普遍地存在于原始人类的生活和现代人的头脑之中，不仅“大多数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认为新石器时代彩陶上的动物纹样及其象征性纹样是古代氏族部落的图腾标志”[37]，而且“目前只有触及到中国各民族古代社会的文化，不仅有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提到图腾，民族学家、宗教学家、古文字学家、家、美学家、美术史学家、神话学专家、民间文学专家和民俗学专家也几乎都要照讲图腾。然而，许多著述往往是将‘图腾’一同做简单的套用，普遍缺少应有的论证和具体的说明”[38]。研究原始文化的著名学者也不例外，如朱狄先生就有这样直接而简洁的判断：“1963年，山东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中，在一件石器上发现的兽面纹饰和饕餮纹十分相似，而半坡彩陶上有鹿纹；江苏邳县大汶口遗址（此处似有误会：大汶口遗址在山东泰安县，而江苏邳县有大汶口文化大墩子遗址——王先胜）中发现有猪头纹；马家窑文化类型和辛店文化的彩陶上有狗纹。这样，地下发掘说明图腾之说不无根据”[39]。丁山先生说：“在氏族社会，以图腾为宗神，每个家族的闾里之口都立有图腾柱（Totompole）以保护他们的氏族。所谓图腾柱，大抵雕刻为鸟兽怪物形”[40]。陆思贤先生继续发挥说：“其为鸟兽怪物形，在中国古史的传说中，龙、凤是其中最有名的，其他虎、豹、熊、罴、龟、鳖、蛇、鱼，包括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中游的，还有住洞穴里钻的，无所不有，又有神柱圣树，奇花异木，都应是图腾形象的实录。它们被装置在图腾柱上，氏族林立，图腾柱也林立，在当时祖国的大地上，有多少图腾柱，大概是不计其数的。或可以说，氏族制时代也就是图腾时代、图腾世界，那么图腾文化、图腾，也就是原始文化的核心或纲领”[41]。也有学者将现今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图腾”作了统计、归纳，不少民族的图腾多达几十种，也有的仅有一、二种[42]。大约哪个民族经常和哪些动植物打交道、对其有所礼敬，在日常生活的器物上有所表现、在礼仪活动中需加以利用，那便成为该民族的图腾。“图腾”真是这样广泛而深刻地存在于中国史前时代和原始民族的生活及精神世界中吗？对此，我们需略加认真地考察一番。 ; 权威的《辞海》解释“图腾崇拜”，说它是“原始社会一种最早的宗教信仰，约与氏族公社同时发生”，而氏族公社“产生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的晚期”[43]。研究图腾文化的学者说：“世界上大多数学者认为图腾文化形成于旧石器中期或晚期，而新石器时代是图腾文化的衰退落和演变期”、“根据国外考古学资料，图腾文化发生于旧石器中期，繁荣于旧石器晚期和中石器时代。欧洲发现的众多的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和雕塑等，证实当时图腾仪式、图腾歌舞是丰富多彩的”，而“新石器时代是图腾文化开始衰落的时期
对残疾人社会保障的思考社会对于残障人士的生活是否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残障人士要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加舒适？社会工作本土化研究。因为社工首先还是来自于欧美国家，它在这些国家已经有了很好的发展，但是它是否已经成功融入我国文化了呢。题主可以针对这个角度进行研究。社会建设视野下妇女社会工作在当今社会，男女平权越来越被提出，那女性在社会工作中担当了什么角色呢？
社会选题最近是社交科学类的比较火，最能吸引注意力的不再是道德伦理，现在一个动物都能引起比人更大的关注度，这是人性的沦陷。可以以此为题
“社会批判理论”是批判的终结——评“社会批判理论”的绝对否定观今天，几乎整个人类都浸泡在经济的海洋中，思想的花朵开始枯萎，哲学成了不合时宜的“文物”。所以，“批判”这个带有浓重理性色彩的词语几乎被人们忘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感性地体验着“竞争”的乐趣。但是，在近现代思想史上，“批判”一词曾经红火过，在今天回忆起这个词语，或许能够获得些微的学术乐趣。因为一个无批判和不再需要批判的时代，可能恰恰是从激烈的批判时代衍生而来的。象法兰克福学派这样的批判理论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在它之后的思想家又怎能再度拣起批判的“眼镜”呢？我们知道，在德国哲学家眼中，“批判”一词是倍受青睐的。自从康德用“三大批判”构建起哲学大厦以来，批判就成了哲学家手中的法宝。在黑格尔哲学解体的过程中，“青年黑格尔派”曾使批判泛滥过。在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再一次滥用批判，把哲学批判发展到顶点，以致于再也无路可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批判的终结，因为，这种批判对现实中的一切存在所作的绝对否定，使哲学不再是人类的理性，而完全成为哲学家愤世嫉俗的牢骚。一、把“批判”写在旗帜上法兰克福学派是由众多理论家组成的一个思想流派，不同思想家的理论观点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激烈的批判精神使他们在社会批判理论的旗帜下聚拢在一起。社会批判理论对现存社会进行的激烈批判涵盖了现代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这令以往一切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们都难以望其项背。具体地说，社会批判理论是一种致力于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这种理论要求在总体上认识和理解社会生活、全面把握社会发展的泉源。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从一开始运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现成结论去度量现代资本主义，到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等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结合在一起，再到最终形成一套独立的社会批判规范和方法为止，法兰克福学派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实现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尽管远非彻底但却非常全面的批判。早在法兰克福学派奠基时期，霍克海姆在题为《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这篇社会批判理论的纲领性宣言中，就提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以坚决的批判，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正义、人道的社会。霍克海姆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而批判的时代所需要的是批判的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所致力于建立的理论就是适应批判的时代要求的批判理论。在霍克海姆看来，传统理论是产生于现存社会制度并把现存社会制度作为自然的、永恒的东西接受下来的理论，它以维护现存社会制度为宗旨。它在对历史事件加以解释时，以为与操纵物理自然过程相似，都要求积累一大批知识，甚至是一套经过整理的假说提供的知识。由于积累知识的需要，理论的概念总会被绝对化，变成了具体化的意识形态范畴，而理论的批判功能却因此与它绝缘了。传统理论的理论活动特点“不管是象在历史学和其他具体的描述性学科里那样，问题在于综合大量资料并获得普遍规律，学者特有的主动性(即理论活动)都是接受、改造实际知识，使它合理化。”[1]因而传统理论对于现存的社会制度有着修补功能，善于发现现存社会枝叶上的不和谐因素并提出修改方案。而现存社会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却被作为先定的合理形式，并且被作为检验和排斥任何新产生的不谐和因素的标准。霍克海姆认为，与传统理论不同，批判理论独立于现存社会制度之外，把现存社会制度理解为一个系统的过程。在对现存社会碃孩百绞知悸版溪保娄秩序的批判中破坏一切既定的、事实的东西，证实它们的不真实性，从而加以否定。他说：“批判理论关注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2]，它不在于揭示某些社会弊病，并提出救世良方，而是把一切弊病看作现存社会结构的组织方式必然造成的，它拒绝承认现存社会结构中具有任何有用的、适宜的和富有价值的因素。批判理论从具体的、现实的、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出发，去认识他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所遭受的异化，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和文化意识形态危机，寻找个人解放的道路。批判理论拒斥对社会历史作抽象的、逻辑的探讨，要求具体地分析社会历史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进程，它认为社会历史是一个主体-客体统一的和运动着的总体。因此，批判理论超越一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一种现实的、具体的人的立场和政治实践，它除了对废除社会不公正感兴趣之外，再无其它要求。也就是说，批判理论是从属于反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的，是这个斗争的产物和一部分，它自从诞生那一刻起就是独立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对这个社会展开批判的。二、社会批判理论的特征霍克海姆认为社会批判理论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首先，批判理论怀疑既定的社会存在是现实的人的先决条件。霍克海姆说，尽管批判理论“产生于社会结构，但它的目的却不是帮助这个社会结构的任一要素更好地运行；不管从它的主观意图还是从其客观意义来说，都是如此。相反，当较好的、有用的、恰当的、生产性的和有价值的范畴被人们在现存社会秩序中加以理解时，它怀疑它们，并拒绝承认它们是我们对之无能为力的非科学的先决条件。”[3]因为，“在采取了批判态度的人看来，现存社会整体的两面性是一个有意识的对立。他们认为现存经济形式及由此产生的全部文化都既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又是人类目前能够并且已经给自己提供的组织的产物。因此，他们认同于这个整体，并认为它就是意志和理性。这个整体是他们自己的世界。同时，他们也感受到，社会可以与非人的自然过程、可以与纯粹的自然作用相比拟，因为由战争和压迫支撑着的文化形式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自觉的意志的创造物。这个世界不是他们自己的世界，而是资本的世界。”[4]批判理论之所以认同现存世界的整体，其目的正在于否定这个整体。因为这个整体无非是由劳动分工和阶级划分构成的社会结构，无非是由个人活动之间的盲目作用决定的，一旦批判理论使个人活动从盲目性之中摆脱出来，纳入有计划的范畴，就能够实现对这个社会结构整体的否定。其次，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不同。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在一种“确定的框架”中活动，他与既有社会是统一的。批判理论则不同，它是一种不接受既定框架的思想。批判理论的主体“‘作为’科学家，学术专家把社会现实及其产物看作是外在于他的东西”，但他的目的则在于“试图消除个人目的性、主动性、合理性与那些社会建立于其上的劳动过程关系之间的对立”，“期待一种新型的劳动组织”，把知觉给予的客观实在“认作是原则上应该由人类控制的产物、或至少在将来会实际上由人类控制的产物”。[5]因此，“批判思想既不是孤立的个人的功能，也不是个人的总和的功能。相反，它的主体是处在与其他个人和群体的真实关系之中的、与某个阶级相冲突的、因而是处在与社会整体和与自然的关系，网络中的特定个人。这种主体与资产阶级哲学中的自我不一样，他不是一个数学点；他的活动构成了当前社会。”[6]再次，批判理论的唯一功能就是变革社会。霍克海姆认为，批判理论超越于阶级利益而不受这种利益所局限。持批判态度的人“对社会矛盾的描述不只是对具体历史状态的表达，而且还是促进变革的力量。”[7]批判理论不准备系统阐述某个阶级的感情和观念，它是与那些要求替无产阶级代言的理论不同的。同样，批判理论与一切资产阶级学说也是不可调和的，因为，它“不会为既存的现实服务，而只能吐露那个现实的秘密。不管在任何特定环节上可能发现的荒谬和错误有多么不可辩驳，不管那种可能表明是复仇行为的错误有多么多，批判理论事业的总趋向是不接受所谓人类健全理智的制裁。”[8]批判理论并不寄希望于财产关系的变革和新的社会合作方式所带来的生产率的增长，而是谋求社会性质的变革和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对于持批判态度的人，“他的职业就是斗争”，通过他的斗争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由于批判理论具有超越于阶级利益和超越于现实社会的性质，所以，它彻底变革社会的功能是具有充分保障的。第四，批判理论的目标是彻底消除现存社会的非正义和追求未来社会的合理状态。霍克海姆说：“批判理论追求的目标-社会的合理状态，是由现存的苦难强加给它的。”[9]现存的苦难是批判理论的动力和源泉，因为现存的苦难能够促使人们要求建立起一个合理社会的趋向，而不至于使思想成为偶然地认识到自己的东西。同样，正是现存的苦难把追求未来合理状态的努力放置在对现在的批判之中。在批判理论看来，对现在的批判本身就是把当代社会转化为一种正义社会的活动。对于批判理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它形成了永远与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动态统一，它对社会矛盾的描述不限于对具体的历史状况的表达，而且旨在促进社会变革。所以，批判理论是一种超越现在的现实，它关于消除社会分裂和非理性状态的见解，它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在其批判中不断地得到更新。在法兰克福学派以后的成长过程中，霍克海姆对批判理论作出的上述规定得到了证实。马尔库塞、弗洛姆，甚至哈贝马斯都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方面表现非凡的人物。他们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单面性”的指责，对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合法性的怀疑都体现了不屈的批判精神。但是这种批判远非是积极的，因为它把现实的社会存在与现实的人割裂开来，把批判的主体限制在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的少数科学家、学术专家之列，试图超越一切阶级，用所谓“正义”与“非正义”来取代革命阶级的价值评判，所以，它走上了绝对怀疑论的道路。它不仅怀疑现实存在的合法性，而且对自身的存在也产生怀疑。在这种绝对怀疑的前提下，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也必然会在“不断超越”的要求中化为乌有。三、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以“否定的辩证法”作为其哲学基础的。早在1941年，马尔库塞在其《理性与革命》这部专门探讨黑格尔主义的著作中就以其特有的理论敏觉嗅到了否定的辩证法的思想，试图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提供“否定的”哲学基础。1947年，霍克海姆与阿多尔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出版，标志着他们亲手建立起来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否定的辩证法已初具体系的雏型。1966年，阿多尔诺发表了《否定的辩证法》这部专门著作，从而使否定的辩证法理论得到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在《理性与革命》中，马尔库塞极力去发现“批判的黑格尔”，他不仅在早期黑格尔那里发现了作为政治学范畴的国家整体和作为伦理范畴的文化整体的否定内涵，而且，通过对黑格尔逻辑体系的考察，把握客体、主体、实在、因果性等一系列范畴所标示的否定统一体；通过对黑格尔精神哲学的考察，揭示制度化了的交换关系整体、法律制度整体对个体的否定，并进一步超越这种否定，从未来的意义上理解被黑格尔规定为普鲁士现实的“在共同利益之中统一起来的自由个体的联合”。马尔库塞甚至干脆把黑格尔哲学称作“否定的哲学”。在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逻辑学”、“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分篇考察中，马尔库塞继续探求可供社会批判理论汲取的质料。马尔库塞认为，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自我意识必然证明其自身的世界被分成了对立的两个领域，一个领域是人在其中受制于他的劳动，以至于劳动限定了他的整个存在；另一个领域是一部分人占有和拥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由于这种拥有和占有而使其成为主人。”[10]由于这两个领域的存在，自我意识就只能从其“对立”的意识中获得自由。因为，作为客体的整体束缚了我的自由，致使自由是走出思维的领域，进入自我意识完全实现了自己的世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对现实持积极的“否定态度”。在马尔库塞看来，这种积极的“否定态度”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所正在身体力行的。“否定的辩证法”这个词是由阿多尔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提出来的，它是社会批判理论彻底反传统的标志。就如阿多尔诺在其《序言》的第一句话中所指出的：“否定辩证法是一个蔑视传统的词组。”辩证法这个概念已经蕴含着否定的含义，即通过否定达到肯定，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中也已极力证明“否定性”是辩证法的基本特征。阿多尔诺认为仅仅去发掘辩证法的否定内涵还不够，必须在“辩证法”之前冠以“否定的”这一定语，才能更彻底地突出辩证法的否定特征，才能表明社会批判理论的绝对否定性。因为，在社会批判理论这里，否定就意味着批判、革命。既然他们从不准备在现实社会中发现物质革命的主体，去完成物质的行动，而仅仅期望通过自己的理论批判去实现社会变革，那么在他们理论的旗帜上写上“否定的”一词，也许能起到惊世骇俗的作用。阿多尔诺认为，辩证法是一种尊重客观事实的思维方式，是关于社会和自然的对抗的普遍解释原则。当然，作为普遍解释原则的辩证法决不停留在对表层的解释上，而是要求对现实的内在联系作以批判性反思，因此，辩证法只能是否定的。阿多尔诺认为，否定的辩证法正是从这一点开始了它的思维进程的。否定的辩证法的任务就是去“探求思想和事物的不相称性，在事物之中体验这种不相称性。”否定的“辩证法不必害怕被指责为不管事物的对抗性是否被平息都坚持客观的、对抗的固定观念。在未平息的总体中，任何个别的事物都是不平静的。”因为，“辩证法倾向于不同一的东西。”[11]阿多尔诺所理解的辩证法只有一个原则，即绝对的否定，他说：“被否定的东西直到消亡之时都是否定的”。不过，阿多尔诺一再声明，这种绝对否定的辩证法决不进行抽象的否定，而是进行现实的否定，即坚持不懈地否定它不愿意认可的现存事物，即使否定之否定也不会意味着肯定，他说：“否定之否定并不会使否定走向它的反面，而是证明这种否定是不充分的否定。”[12]如果认为否定之否定能够走向肯定和同一性的话，那只能是一种一开始就从肯定性出发的唯心主义幻想。“否定的辩证法”是“社会批判”的哲学表述。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阿多尔诺表明了一种思想倾向，即对一切现实的和有可能成为现实的东西的作出绝对的否定。当然，对于社会批判理论来说，一切现实的存在无非是传统的凝结，对现实的批判也就意味着与传统的彻底决裂。因为，在他们眼中，现实存在着一切，无论是观念形态还是物质形态的东西，都已经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桎梏，人类的未来必须以现实的一切彻底毁灭的前提下。这无疑是一种激烈的历史虚无主义，是对社会革命一词的误解。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历史的延续，不仅人的现实存在必须不断地从传统的存在中汲取其精华，而且，关于人类社会未来的设计也需要以传统的存在为前提。所以，面对传统必须作出理性的抉择。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否定都是事物前进和发展的环节，社会的进步正是通过否定之否定来实现的。而社会批判理论则把否定看成是绝对的东西，认为现实和未来之间是绝对对立的，所以它用以取代现实的所谓未来，只能是虚幻的、不具有成为现实的可能性的乌托邦。
（现代人类学）里面有题材你可以参考下，不过你自己还是得多思考
文化人类学给人的概念太复杂，让人类文化基础认知完全让西方学者牵着走，论文写作强调的是创新、是深入浅出的思想理论，不是你抄我和我抄你的文字拼接。我有三点基本的认知:一是人类学本身就是研究文化的，人之所以是一种高级动物就是因为有文化，文化是人类的一种高级认知行为，是源于自然又超越自然的一种创新，而动物不可能有超越自然的行为文化，因此，讲人类学就是讲区别于动物的文化学；二是人类文化创新的本源是“耕种”，这种源于自然又超越自然的行为充分展现了人类对自然高级认知的行为过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人类创新结果；三是文化创新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界面，不要再用石器时代的工具区分人类，因为纯天然的石头什么样的都有，但基于文化创新的飞机坦克除了人类谁也造不出来。因此，人类文化学就应该是组织文化管理学，它是人类自我超越的创新行为。写这些创新题材的论文才有意义。
《宇宙的起源》看过网上各国的科学家对宇宙起源的各种幻想，觉得现今人类幻想还是非常狭隘，思维还是局限在物质上，现今世界顶级科学家跟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先民比起来就是幼儿，中华民族祖先的伟大智慧已经是人类最高智慧是人类终极智慧，现在的中国人并没认识到祖先的伟大智慧因为现在的中国人没能理解祖先留下的智慧，却把这位大智慧说成迷信这是中国人的悲哀更是全人类的悲哀，八卦六十甲子黄帝内经易经这些祖先留下的智慧不仅揭开了人类起源更揭开了宇宙起源，这些瑰宝价值不仅如此而且把人得病的机理以及如何治疗疾病等等说的清清楚楚，运用这些瑰宝攻克癌症艾滋病是很简单的事。现在的中国科学家（所谓的）一提到八字算命就一口否定说是迷信，迷信一词只在中国有，先不讨论八字是否迷信但是首先要探讨八字算命的真正原理，探讨六十甲子的真正含义，为什么祖先只做六十甲子而不采用五十，六十甲子只是用来计年的吗？黄帝内经中的甲子壬午又是何意？五行的含义又是什么？这些都是人类终极的课题。宇宙的起源；宇宙最初的形态是没有物质没有星球的，只有一个巨大的五行磁场球也就是宙子球，（宙子是宇宙物质的最基本磁场也就是五行磁场，宙子磁场有质量有能量有速度，不同宙子磁场的相互作用可以产生物质产生生命也可以使物质湮灭是生命死亡，宙子磁场的速度使光速的无数倍，宙子磁场从太阳发射到地球上仅用亿分之一秒，从宇宙的一段到另一段也只用几秒钟，宙子磁场可以穿透任何物质和物体并在不同物质中留下痕迹）（太阳就是一个巨大能量的宙子球）五行磁场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巨大的宙子球能量达到极点发生爆炸产生了两个宙子球，这两个宙子球是有正负的而且相互滚动绕行，正负之间的相互作用又使这两个球能量达到极点又发生了爆炸产生了四个宙子球，宙子球经过无数次的爆炸达到了宇宙一个暂时稳定的状态，这时宇宙还没有行星只有无数个不同方位的宙子球，这些宙子磁场球在磁场的相互作用下有序的运行同时不同磁场的相互作用而产生了各种物质，这时宇宙一片混沌不同物质相互撞击相互吸引，渐渐的相同物质在它们相应的宙子磁场球周围聚集形成了行星，太阳系就是这样形成的，太阳形成的初期是没有地球的，这时宇宙还不断的产生物质，太阳系的各大行星不断的排除不属于自己的物质，这些被行星排出的物质和来自宇宙的物质汇集形成了现在的地球，太阳系各大行星上的物质都很纯只有地球上的物质繁杂原因就是地球是由不同物质所组成，地球是太阳系的垃圾球正因为如此才能产生生命，月球的形成要早于地球，地球最初形成的初期没有任何生命而且自传和绕着太阳运转是很慢的，随着宇宙的磁场增强地球运行的速度加快磁场也增强，地球不断的向外发出磁场同时也不断的接受来自宇宙的不同磁场，这些不同的磁场相互作用而在地球上不同地区产生了大量的各种各样单细胞生命体，这些单细胞的生命体其中就有人类的细胞体，但是在这些单细胞产生的初期就分成了高级和低级，随着地球磁场的不断增强高级细胞体演变成双细胞体，在随着地球磁场的增强最后地球上的生命演变现在的状态。草药治病的真正原理就在于此，因为人类与植物动物及地球上的物质本性是一致的所以草药能治病，如果人类和这些物质的本性不一致那么人类就无法生存，生命就不会产生，现在的中医学家没有一个知道草药治病原理，这样又如何能治愈疾病。宇宙运行离不开正负而黄帝内经易经八字六十甲子也没有离开阴阳，人的疾病多种多样病毒的病菌的千奇百怪但是这些必须有一个通性，比如：人身上的土旺了（土主脾胃）可以导致胃痛牙痛晕车妇女月经不调乳房增生人愚钝等，金旺（金主肺大肠）可以导致皮肤生疙瘩感冒肠炎结肠炎等，病菌也有智能不同的病菌都会寻找它们适应生长的环境，当一个人身体五行不平衡时容易感染病菌（内分泌失调），现在中医所说的病处为虚为弱这是胡说，旺者为病弱者为安。八十年代中国出现了大量的周易家，周易中提到的太阴这些们说是太阴就是月亮，太阴是指太阴系，太阴系也是个星系，它和太阳系的磁场量基本相同，太阴系与太阳系是相互绕行的，太阳系与太阴系绕行一周正好是地球的六十年，六十甲子就是根据这个而得来，六十甲子不仅记录年份更记录了地球在六十年里所经过的来自宇宙不同的磁场。宇宙现在冷然还在不断产生物质，地球上每时每刻还在不断的产生生命，宇宙暂时的安定确实地球的几百亿年，人类研究的课题就太多太多了，我仅此两篇算是幻想的文章来启发智者。我的信箱：
文化人类学用于史前研究存在的问题摘 要：本文以考古材料为基础，列举、大量事实和案例，说明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材料用于史前，无论在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方面都会存在明显的，同时也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即是：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材料，对原始人类和原始文化的认识，均是来自或建立于现- 摘; 要：本文以考古材料为基础，列举、大量事实和案例，说明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材料用于史前，无论在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方面都会存在明显的，同时也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即是：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材料，对原始人类和原始文化的认识，均是来自或建立于现当代地球上仍然残存的原始民族、土著居民生活和生存之状况，它们与古代、埃及、西亚、印度、印第安人文明、米诺斯文明这些人类文明的“主流”各是一回事，二者不能人为等同；文章还着重分析了中国“图腾”问题，认为图腾在中国古代文化或史前文化中难以证实，值得怀疑，同时指出文化人类学中没有“文化”这一项目或是其先天性重要缺失，故不能据此去判定和推测人类古代文明、文化之“主流”。; 关键词：文化人类学;; 史前研究;; 问题和原因;; 科学文化; 一方面由于记载有限或残损不全，更由于相当于史前而言，现存古代文献一般都显得非常晚近，而神话传说非史实记录，其中事象多被人们视为古人想象、幻想、虚构之情景（这由中国“古史辩”派的认识及各种相关的工具书与研究对于“神话”的定义可以看出[1]），另一方面现今的学者多相信西方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考察现当代地球上仍然存在的原始民族、土著居民所得关于原始文化的结论，相信中国上古及史前时代文化、程度与现在地球上仍然存在的那些原始民族、土著居民是处于同样的发展阶段、状况，所以学者在考察中国古代和史前时代文化时常用、多用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结论、认识和方法去比对、观照。本来，这是一个正常的、有益的现象和方法，但是在当代中国、在学术界，似乎有一种滥用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资料的现象和倾向，文化人类学及有些观念、认识被抬高到了一个不恰当的地位，乃至可能存在被人用于装潢门面或用于摆脱话语困境、研究困境的情形。我们在有关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宗教、文学、制度、神话等研究领域尤其是有关上古和史前时代考古研究及有关著述中，常常可以看到作者或帮助宣传者介绍说“运用了文化人类学”、“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研究”等等用语，而这些研究和著述中又的确充斥着图腾、神灵、巫术、崇拜、祭祀、母系、父系、公有、私有等等诸如此类的语汇和相关论述。其中既有系统的著述、建构，也有零星的或简单的相互比对、参照，甚至也不乏直接将图腾、巫术、祭祀、种种“崇拜”等用于史前遗存及文化现象，所得结论、认识正确与否多半经不起检验、质问或不容易判断、无法判断。作为研究人类文化起源及进化[2]的文化人类学本身的先天性缺失及局限，文化人类学用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尤其是史前考古、史前研究存在的问题，似乎少有人谈及，所以本文主要谈一谈文化人类学用于中国史前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先例举现象和事实，后谈为什么会“存在问题”，不妥之处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 一、“问题”列举和分析; 无论史前时代或历史时期，我们都可以把整个人类文化划做三大块，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含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关于社会制度，涉及家庭、氏族（胞族）、部落、由母系发展到父系、由公有发展到私有等一系列概念、术语和理论，这些东西在面临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材料时的不适应笔者在《“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10—11）》中已有一些例举和涉及，这里不再重复。这里谈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两方面（当然事实上物质、精神、制度三者是相互关联的）。; 1、关于物质文化; 摩尔根将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三个阶段，其中野蛮时代又分为低级、中级、高级三段。关于低级野蛮时代（约当新石器时代初期）之社会，摩尔根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认为该时期或社会在东半球是指“那些流行制陶术而尚不知饲养动物的部落”，而在西半球是指从懂得制陶术到“用灌溉法种植玉蜀黍等作物以及用土坯和石头来建筑房屋”之前的阶段[3]。摩尔根的论断主要来自对美洲印第安人的考察，所以关于西半球的认识大体上是不错的，但关于东半球，摩尔根的认识却与后来的考古发掘结果不相吻合：人类文明最早的起源地西亚地区中石器时代的凯巴拉文化（约前6万年—前1万年），其“居民过着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生活，有矛、镞等细石器，并以刮刀剥制兽皮蔽体。从兽骨较集中的情况看，可能已有畜牧的萌芽，如佩特拉附近的马达马格遗址，山羊骨占全部兽骨的82%；卡尔迈勒山附近的法拉赫遗址，羚羊骨已占74%。一般认为，这种现象表明可能已出现放牧，这些山羊或羚羊可能即是最早的家畜”。此时凯巴拉文化居民尚未发明陶器，即使由凯巴拉文化发展而来的呐吐夫文化，仍然是一种“无陶新石器文化”[4]。在西亚的前陶新石器时期，许多地方都已有成熟的家畜饲养：如黎凡特南部的耶利哥已种植小麦、豌豆、燕麦，出现了“确实的家畜山羊”，土耳其恰约尼遗址发现有小麦、大麦、豌豆、扁豆的种植，有绵羊、山羊、猪等家畜，安纳托利亚地区也已产生最初的农耕和畜牧，家畜有猪、绵羊、山羊，伊拉克东北部的耶莫遗址也已种植小麦、大麦，驯养家畜，它们的年代都在前6000年前，此未出现陶器[5]。东半球的另一个农业起源中心中国，畜牧的发生也不迟于制陶业，而是大体上同时：在距今约一万年前，陶器开始出现，同时可能已有鸡、猪、狗的饲养，如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出土的鸡骨、猪骨、狗骨，被认为可能是家畜；尤其是同一时期广西桂林甑瓦皮岩洞穴遗址上下层都有较多猪骨出土，“据鉴定有67个个体，猪的年龄数值比较集中，以1—2岁间的成年猪最多，罕见长大粗壮的犬齿，门齿一般都较细弱，未见有磨蚀深重的第三臼齿，这些都是反映人工饲养和被宰杀的结果，饲养的时间又较偏长”。而到距今8000年左右，制陶业初步发展起来时，鸡、猪、狗等家畜的饲养也亦很普遍和成熟，牛、养的饲养可能也已开始，如裴李岗、磁山、贾湖、大地湾、跨湖桥等遗址的相关发现[6]。 ; 陶器是新石器时代人类生活中使用最普遍的一类日用品，也被考古学家视为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和标志之一。关于陶器的起源，恩格斯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常常被学者引用：“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形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7]。恩格斯这个论断受到摩尔根《古代社会》的，而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说法又来自人类学家泰勒《人类远古史研究》，泰勒又是借鉴了别人的观点：戈盖“于上一个世纪最先提醒大家注意陶器发明的过程，他说，人们先将粘土涂在这样一些容易着火的容器之上以免被烧毁，以至后来他们发现单单用粘土本身即可达到这个目的，于是世界上便出现制陶术了”[8]。民族学资料中的确有这种情况，比如林惠祥先生就列举了南美洲的土人、亚里桑那的哈瓦苏派人都将纺织物敷泥，然后用于盛物在火上烧烤，用以说明有些陶器可能是这样制成的[9]，但是说陶器起源于在编织物上敷泥，经烧烤而成，迄今在考古学上并无确凿而充分的证据。;;;; 学者一般都认为陶器的发明是伴随着定居和种植农业的发生而出现的，是应谷物贮藏、炊煮以及盛水盛汤之需而产生[10]。这种认识实际上意味着陶器的起源和发明是因为人类进化历程、生活方式中某些内在的及动力因素在起作用，而不是因为敷泥于编织物烧烤或因偶然失火而导致。这种认识大体上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而且可以认为它就是来自于现代考古发掘和研究。现知人类各种不同的古代文明中，早期陶器出现的时间有早有晚，也不都与种植农业相伴生，但是没有发现陶器起源于编织物敷泥烧烤的证据。以人类历史上农业起源最早的西亚为例：西亚地区在陶器起源之前曾经历大约1000年的前陶新石器时期（约8000前—前7000年），而此期已有比较成熟的种植农业和家畜饲养，甚至在年代更早的中石器时代如纳吐夫文化中已有农业起源的迹象并已开始家畜饲养[11]。在已有种植农业的无陶新石器时期，应该存在能够代替陶容器的器物（能够盛装汤水，能在火上烧烤、蒸煮）。考古发掘表明，这类器物在西亚的前陶新石器时代应该是木、石类容器（木器可盛汤水）尤其是石器：贝达遗址文化堆积为前陶期及中石器时代遗存，其石制品有臼、杵、碗、盆等，哈吉拉尔遗址前陶器遗存有大理石碗碎片，基罗基蒂亚遗址前陶期遗存有类型各异、大小不一的石制容器，其器型有带流的盆、碗，也有盘、长柄勺等，耶莫遗址前陶期也发现石臼、石杵、马鞍形手磨、户枢、石球、石斧等[12]。西亚最早的陶器发现于黎凡特北部的穆赖拜特遗址，“这些陶器过于粗糙，烧得不透，气孔犹存，不能盛水，还不能代替木石制作的空器”[13]；在土耳其恰塔尔休于遗址出土的早期陶器“胎中掺有草和砂砾，颜色为奶黄色或浅灰色，表面光亮，器型常见平底的深碗、浅盆，火候较低”，考古学家认为当时“陶器数量不多，可能是由于当时的居民使用木、石制容器及篮子之故”[14]。由于人工用火的出现远远早于种植农业的发明，火能使泥土坚硬乃至不透水这种认识和知识的形成也当早于种植农业的出现，同时编织物的产生也当早于种植农业（因为采集所需），所以如果陶器因敷泥于编织物再经烧烤而发明，那么在西亚的前陶新石器时代应该已普遍使用陶器而不会是制作更为困难、更费工时的石质容器，而最早陶器的出现有可能上溯到西亚的中石器时代，因为其时种植农业已开始萌芽。显然在西亚，陶器的出现更多的是模仿和替代木、石容器尤其是石器（前陶时期制作和使用木、石容器应该是所谓“木器时代”、石器时代传统的一种延续，这导致西亚陶器的出现滞后于种植农业的发生）而非编织物，当然并不排除陶器在造型上会模仿编织物。在亚洲另一个农业起源中心中国，已有证据表明制陶业的出现正是与原始农业存在着共生关系[15]，早期的制陶方法主要是捏制、片状贴塑（泥条盘筑法应更晚一点），但是发现最早陶器有捏制而成的证据而无敷泥于筐篮烧制的证据[16]。陶器如因在编织物（或木制容器）上敷泥烧烤而起源，那么在早期陶器、陶片上必会留下证据（或者陶器、陶片里面有编织物痕迹，或者陶胎的中间层有编织物痕迹），但是迄今为止并未见有这种证据或相关报道。 ;;;; 日本的农业起源时间很晚，但它却是世界上最早出现陶器的地区：日本爱媛县上黑岩阴遗址曾出土距今约1·2万年前的陶器，后来在除北海道和冲绳以外的地区都发现了早期陶器。“最近在长野县下茂内和鹿儿岛县简仙山，都出土了经测定约为距今1·5万年前的陶片，其中鹿儿岛的陶片烧成温度只有400度——500度，质地疏松，还没有完全陶化，可谓名符其实的土器。1999年，日本青森县大平山元一号遗址出土了无纹饰陶器，其陶片附着碳化物的碳测校正年代为1·6520万年——1·4920万年，在国际考古界引起了轰动”[17]，但是没有发现这些陶器的制作和生产与编织物有关。据研究，我国和日本、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等世界上最早出现陶器地区的早期陶器大多是圆形球体，平底器很少，其原因除了模仿陶器出现之前人类广泛使用的植物果壳形状、制作相对容易、容积又较大以外，“最初的陶器首先考虑的是满足炊事需要，然后才是盛储需要，或者说先有煮饭的锅，后有盛饭的碗。圜底器物支架在几块石头上，便能生火加热，也较为稳固，而且采热功能好” [18]。显然，早期陶器制作成圜底形，不会是模仿编织物而成，因为后者一般不会是圜底，既不实用也没有必要。可见恩格斯关于陶器起源的论断是不正确的，来自文化人类学的资料和认识是不能直接与人类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现象划等号的。 ;;; 严文明先生在分析半坡、姜寨等遗址发现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聚落、房屋及当时的家庭、婚姻形态时，认为那些有灶有炊具和饮食器、有5米宽土床而粮食储备很少的小房子应该是供过对偶婚姻生活的夫妻和他们的婴幼儿居住的地方，而老人和较大的孩子可能要住中等房子或其他小房子。与此同时，他发表了一番议论：有人说“原始社会生产技术水平那么低下，盖一座房子很不容易，哪能象我们现在住得那么宽敞？从前彝族的穷苦人披个麻袋在屋檐下一蹲就能睡一夜觉，仰韶一二十平方米的房子不是足以蹲一二十人吗？这从表面看起来也好象有些道理。如果全部都是空房子，就没有法子驳倒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法”[19]。这是说不能用民族学材料去衡量和比对史前考古所发现的材料。如果放开眼界，我们会发现，严先生这里所论及的现象和情形并不是孤立的：; 在西亚，距今约9000—8000年的有陶器新石器时代，具备一定规模的聚落遗址已普遍出现技术高超的原始建筑及房屋、居所：哈吉拉尔遗址的前陶新石器时期已有用泥砖建造的方形房屋，其大墙有石基，壁面及地面涂有灰泥，重要房间的地面铺小石子或卵石，门道可能设于屋顶；进入有陶新石器后期，该遗址见有9座房屋，均长5米、宽6米左右，方砖墙厚达1米，以石为基，每座房屋开有两门[20]。基罗基蒂亚遗址位于一座陡峭的小山上，其房屋墙壁的下半部一般用石灰石砌筑，上部和圆形屋顶用粘土、土坯等材料建造，有些房子建有双层墙；大型房屋内则有两根石柱，用来支撑半圆形的阁楼，阁楼有小梯上下，可能是睡觉之处，屋内石铺地面上设有灶等生活设施，屋外有用墙围起来的院落；有些房屋中还建有走廊、仓库、碾谷房、厨房、石桌等[21]。恰塔尔休于遗址发现的房屋“由土坯砌成，每一房屋由一面积5米×4米的起居室和一个至几个附属房间组成。房屋平顶，在两根大梁和许多小梁上铺苇草和干砖。屋顶有长方形入口以供进出，起居室与附属房间有低矮的门洞相通，门洞高仅77厘米。屋内南部有木梯和炉灶以及放燃料的柜子，另有平台和长凳以供坐卧……”[22]。索万遗址内“有砖坯结构的T形建筑3座，均由许多大小房间组成，布局规整。房屋的地面和墙壁涂抹泥灰，以外扶壁墙承托支撑屋顶的木板。其中的一座建筑似具有宗教的职能，在一房间的壁龛内发现一“母神像”[23]。1999—2000年，德国考古学家汉斯·格奥尔格·格贝尔领导的一个国际考古小组在约旦的巴亚村发现一座新石器时代早期墓室及许多壁画，同时该遗址还表明：约在9000年前人们建有一些两层的房子，显示出当时居民极高的建筑水平。考古学家说，考虑到巴亚村是建在约1000米高的岩石陡坡上，跟外界很难沟通，这一成就更显得了不起[24]。在中国，距今7000—5000年的仰韶时代，房屋建筑技术和取得的成就也非常可观：甘肃秦安县大地湾仰韶文化大型房基F901被称为“原始宫殿遗址”，其总面积达420平方米，由主殿、左右侧室、后室及前沿附属建筑构成；其主殿按后世构架原理当是十柱九间，其顶梁大柱直径达57厘米；在主室中辅助顶梁大柱的两个较大的木柱之外侧，又各增立了三个直径为10厘米左右的小木柱或木板作附衬，然后用草泥包裹为一体，组成一个外径为80厘米的大柱，再抹上白灰面；其墙体用红烧土筑成，壁面抹石灰压实，居住面用碳性料礓石铺垫，打磨得光亮照人，坚硬尤如今日的水磨石地面，而据甘肃省博物馆化验室技术鉴定，这种料礓石经火烧粉碎后的物理性能，相当于现代所使用的100号矾土水泥[25]。湖北枣阳雕龙碑遗址15号房址以及陕西扶风案板遗址的大型房址，其建筑规模、技术与大地湾F901不相上下，前者的墙壁以密集的木料栽立而成，木柱之间的间隔仅有1—10厘米，“所有的木材都经精选和细加工，形状方正，棱角分明，十分规整”[26]，后者“在主室内近四角处，对称地分布着4个直径达4—5米的大柱洞”[27]。河姆渡遗址发现距今7000年前的干栏式长屋，现存桩木和长圆木220余根，较规则地排成四列，计宽约7米，最长一列桩木为23米，所以其室内面积应在160平方米以上[28]。1999年至2001年，中国的考古学家在河南灵宝西坡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距今5500年前仰韶文化的特大型房址，其整体面积达到516平方米，四周有回廊，其柱洞直径大都在45米—7米之间，室内居住面自上而下分五层处理，各层均十分致密而坚硬，其中第三、四层近似当代混凝土，最上层为灰白色细泥。考古学家认为：依下部结构推测，该房屋可能为四面坡式建筑，由于面积大、跨度广、布局复杂，也可能为重檐结构，“仅从保存较好的下部房址便不难想象，此房屋曾经是一座多么宏伟的建筑”[29]。无论是西亚新石器文化或是中国新石器文化仰韶时代房屋建筑所取得的成就、达到的高度，都是现、当代地球上那些原始部落、土著居民所不及的，更不用说古代埃及的金字塔、方尖塔、神庙，古代印度哈拉巴文明、巴比伦和苏美尔、玛雅文明以及米诺斯文明的城市、宫殿、神庙建筑。故知文化人类学所考察的现、当代仍存之原始部落、落后民族材料与中国、西亚、埃及、印度的古代文明及其新石器时代可比性甚微。 ; 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的大量“灰坑”历来被视为“垃圾坑”、“祭祀坑”，近年来有学者研究，“灰坑”中其实有一部分可能是“粮食窖”，另有一部分则可能是“小水田”或“水坑”、“水塘”、“水井”、“水渠”、“鱼塘”等农田水利设施。刘志一先生认为“祭祀坑”一说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在“远古时代原始祭祀中，即使祭地神也没有挖坑祭祀的习俗。只有到了商、周时期或早一点的夏代才有挖坑祭祀的习俗出现的可能”[30]。最近四川的考古学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茂县营盘山遗址发现120余座灰坑，其形制规格各异。他们对这些灰坑作了具体的分析和推测，认为“一些灰坑底部及四周采用卵石（有的内含大型砾石）垒砌而成，推测应是进行石器加工的场所或有其他用途。个别灰坑内还发现涂有鲜红色颜料的石块，可能具有某种宗教含义。有的坑内还发现数量较为丰富的陶器堆积，应是以理葬陶器为主、具有特殊含义的器物坑。少量口小底大的圆形袋状灰坑底部平整且较深，可能为贮存粮食等实物的窖穴[31]。曾经，在湖北天门肖家屋基遗址的发掘过程中，遗址中部发现一个面积颇大的水塘，先被断为具有宗教性质的遗迹。后来注意对水塘细部的清理和观察，通过水塘边缘、塘底及水塘附近的遗迹、遗物留存和堆积的分析、推断发现，认为该水塘应是“一处与盥洗、制作石器也许还包括汲取生活用水等活动有关的场所，而基本否定了原有的宗教性质遗迹等推测[32]。杨鸿勋先生在谈到建筑考古学时说：“将新石器时代古池塘底的木构井干挖出，而解释为‘原始崇拜建筑’的遗迹；将殷商宫殿‘土阶’的残迹误认为完整的‘祭坛’……”等等，这些错误都是缺乏专业知识所造成的[33]。将很多生产、生活性遗迹、遗存断为宗教性遗迹、祭祀场所，除了与工作细致程度不够、专业知识不够有关外，可能还有一种潜在或显在的观念和印象在起作用，即认为新石器时代的人类（亦即原始人类）很愚昧、生活中凡事皆有神灵，处处要崇拜、祭祀，这种观念和印象的存在显然与文化人类学的一些认识和观点有关。 ; 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出土了大量的“骨耜”和稻谷遗存，以前学者依据文献资料、民族学材料对河姆渡“骨耜”的形制、用途以及当时的耕作方式等作了不少研究，其说纷纭。黄渭金先生详尽地分析了各类“骨耜”的加工、使用特征和痕迹，认为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耜”实际上包含了专门用于翻耕农田的“骨耒”、修整水田的“骨耜”和平整农田的“平田器”，“至于双齿刃、斜刃和平刃等刃部特征是由于骨料的再加工、再利用所形成”，而河姆渡遗址的耕作方式应该是“踏耕”和“耜耕”并存，“它们是一种并存关系，并不互相矛盾。‘刀耕火种’不适于河姆渡的平原沼泽型稻作农业”。他最后说：“以前学者对河姆渡骨耜的论述，大多偏重于古代文献史料的考证及民族学材料的引用，忽视了对现成考古实物资料的探索，笔者在此并非贬低和鄙视文献史料及民族学材料在考古研究中的地位，而旨在说明考古学的研究还是要以考古发掘资料为主，文献史料和民族学材料可作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补充和旁证，如此才会使我们的研究更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34]。著名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在其著作中说：“猪、羊在原始生活中居较不重要的位置”[35]，这一认识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显然是相违背的，因为无论是作为食物、营养来源、物质财富或者是作为精神信仰、原始宗教方面的象征、借代物，猪在原始人类的生活中都是非常重要的[36]。林先生的认识显然不是“以考古发掘资料为主”而得出的。 2、关于精神文化; 关于原始社会、史前时代的精神文化，原始人类最重要的精神信仰和崇拜对象，人们最普遍的印象可能就是“图腾”。如果将这个问题交给中学生去回答，十之八九他们都会说：图腾；电视、书刊里面如果出现某个古代文化、器物中的动、植物图像，看起来很重要的样子，有文化的人多半会脱口而出，那就是图腾。“图胖”就是这样普遍地存在于原始人类的生活和现代人的头脑之中，不仅“大多数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认为新石器时代彩陶上的动物纹样及其象征性纹样是古代氏族部落的图腾标志”[37]，而且“目前只有触及到中国各民族古代社会的文化，不仅有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提到图腾，民族学家、宗教学家、古文字学家、家、美学家、美术史学家、神话学专家、民间文学专家和民俗学专家也几乎都要照讲图腾。然而，许多著述往往是将‘图腾’一同做简单的套用，普遍缺少应有的论证和具体的说明”[38]。研究原始文化的著名学者也不例外，如朱狄先生就有这样直接而简洁的判断：“1963年，山东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中，在一件石器上发现的兽面纹饰和饕餮纹十分相似，而半坡彩陶上有鹿纹；江苏邳县大汶口遗址（此处似有误会：大汶口遗址在山东泰安县，而江苏邳县有大汶口文化大墩子遗址——王先胜）中发现有猪头纹；马家窑文化类型和辛店文化的彩陶上有狗纹。这样，地下发掘说明图腾之说不无根据”[39]。丁山先生说：“在氏族社会，以图腾为宗神，每个家族的闾里之口都立有图腾柱（Totompole）以保护他们的氏族。所谓图腾柱，大抵雕刻为鸟兽怪物形”[40]。陆思贤先生继续发挥说：“其为鸟兽怪物形，在中国古史的传说中，龙、凤是其中最有名的，其他虎、豹、熊、罴、龟、鳖、蛇、鱼，包括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中游的，还有住洞穴里钻的，无所不有，又有神柱圣树，奇花异木，都应是图腾形象的实录。它们被装置在图腾柱上，氏族林立，图腾柱也林立，在当时祖国的大地上，有多少图腾柱，大概是不计其数的。或可以说，氏族制时代也就是图腾时代、图腾世界，那么图腾文化、图腾，也就是原始文化的核心或纲领”[41]。也有学者将现今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图腾”作了统计、归纳，不少民族的图腾多达几十种，也有的仅有一、二种[42]。大约哪个民族经常和哪些动植物打交道、对其有所礼敬，在日常生活的器物上有所表现、在礼仪活动中需加以利用，那便成为该民族的图腾。“图腾”真是这样广泛而深刻地存在于中国史前时代和原始民族的生活及精神世界中吗？对此，我们需略加认真地考察一番。 ; 权威的《辞海》解释“图腾崇拜”，说它是“原始社会一种最早的宗教信仰，约与氏族公社同时发生”，而氏族公社“产生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的晚期”[43]。研究图腾文化的学者说：“世界上大多数学者认为图腾文化形成于旧石器中期或晚期，而新石器时代是图腾文化的衰退落和演变期”、“根据国外考古学资料，图腾文化发生于旧石器中期，繁荣于旧石器晚期和中石器时代。欧洲发现的众多的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和雕塑等，证实当时图腾仪式、图腾歌舞是丰富多彩的”，而“新石器时代是图腾文化开始衰落的时期
（现代人类学）里面有题材你可以参考下，不过你自己还是得多思考
如何选论文题目1、个人的特长和兴趣。应当在自己特长的范围内选择自己兴趣较大的题目，否则很难写出有特色的、满意的论文。2、选题的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应选择本学科中在理论上具有指导意义，对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实用价值的题目，如果你对某一选题有哪些理论应当总结、修正、发展；哪些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应当解决，如何解决心中无数，免强写这样的题目也只能泛泛而论，质量不高。（1）资料来源。主要考虑对拟选题目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是否初步掌握，需要的第一手资料有无可能取得，即没有现成资料又不能取得第一手资料的题目就很难研究下去。（2）考虑时间、经费条件，选择难度和范围适中的题目。选题的难度过高、范围过大、很难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选题太易、范围太小又会影响论文本身价值和考生自身潜力的发挥。3、初步确定选题后，应准备一个书面材料，以便在与指导教师交流时将有关问题确定下来。书面材料的内容包括：（1）明确所选题目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即准备解决什么理论问题和实际应用问题。（2）对研究的题目，自己掌握了哪些资料，还缺少哪些资料，准备怎样解决？（3）对撰写所选题目论文的初步设想，列出论文的框架结构；论文分成哪几个部分，每一个部分写什么问题，从哪些方面来写，这也就是论文的粗纲。（4）写作计划。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订出详细的提纲、论文初稿、的时间安排和各阶段工作的大体步骤。
注重选题的实用价值，选择具有现实意义的题目理论联系实际，运用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对实践活动进行研究，提出自己的见解，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不仅能使自己所学的书本知识得到一次实际的运用，而且能提高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现实意义的题目大致有两个来源：(1)现实社会中急需回答的重大或热点问题。文科题目大多来源于此;(2)在本地区、本部门、本行业工作实践中遇到的理论或现实问题。 注重选题的创新价值，选择具有新意的题目毕业论文成功与否、质量高低、价值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论文是否有新意。所谓新意，即论文中表现自己的新看法、新见解、新观点或在某一方面、某一点上能给人以新的启迪。论文有新意，就有了灵魂，有了存在的价值。新意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考虑：(1)观点、选题、材料直至论证方法都是新的。这类论文写好了，价值高，影响力大，但难度大。选择这类题目，须对某些问题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且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写作经验。对于毕业论文来讲，限于学院的条件，要十分慎重，不提倡选择此类题目。(2)用新的材料论证旧的课题，从而提出新的或部分新的观点或看法。(3)以新的角度或新的研究方法重做已有的课题，从而得出全部或部分新观点。(4)对已有的观点、材料、研究方法提出质疑，虽然没有提出自己新的看法，但能够启发人们重新思考问题。以上四个方面只要能做到其中一点，就可以认为文章的选题有了新意。以上就是关于论文选题方向的相关分享，总之，在选题的方向确定以后，还要经过一定的调查和研究，来进一步确定选题的范围，以至最后选定具体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