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心期刊有北核，南核，科技核心，cscd等，在国内期刊权威度排行上，南大核心＞cscd>北大核心＞科技核心。科技核心相对来说好安排，但是大多评职称或者毕业等成果要求都是得北核甚至南核以上，于是核心价格水涨船高，而且要求高。科技核心再差也是核心，只要单位不要求指定哪个核心，都是可以考虑的。起源1931年著名文献学家布拉德福首先揭示了文献集中与分散规律，发现某时期某学科1/3的论文刊登在2%的期刊上。196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了二次文献在期刊上的分布，发现75%的文献出现在10%的期刊中。1971年，SCI的创始人加菲尔德统计了参考文献在期刊上的分布情况，发现24%的引文出现在25%的期刊上，等等，这些研究都表明期刊存在“核心效应”，从而衍生了“核心期刊”的概念。依据布拉德福定律，如果科学期刊按其所刊载某一学科论文的数量多少，依递减顺序排列并划分出一个与该学科密切相关的期刊所形成的核心区期刊区以及另外几个区。使每个区中的期刊载文数量相当，则核心区期刊数量与相继区的期刊数量成1：n∧2：n∧3：n∧4……即刊登与某一学科或专业有关的论文较多的那些期刊。
2011中国十大杂志（期刊）排行榜》：《读者》 综合类《半月谈》 时事政治类《知音》 综合类《瑞丽》 时尚/女性类《南风窗》 政经新闻类《新周刊》 时事生活类《财经》 经济类《中国国家地理》 科普类《青年文摘》 综合类《家庭》 生活类
《经济研究》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 100836《经济学动态》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 100836《财贸经济》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 100836《中国工业经济》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 100836《经济管理》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 100836《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 100732《金融研究》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金融学会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18号华融大厦 100037《财政研究》国家财政部、中国财政学会 北京市复兴门外三里河财政部内 100820《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市中关村大街31号 100080《经济科学》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市中关村北京大学法学楼四层 100871《财经研究》上海市武东路321号乙/200434，上海财经大学学术期刊编辑部《财经科学》西南财经大学 四川省成都市光华村 610074《财经问题研究》东北财经大学 辽宁省大连市黑石礁 116025《管理评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学院 北京市玉泉路19号甲 100039《南开管理评论》南开大学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4号南开经济学院大楼1011室 300071《中国经济问题》厦门大学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 361000《经济评论》武汉大学 湖北省武汉市珞珈山 武汉大学 430072
根据发行量，美誉度，覆盖面综合考虑，中国十大最畅销杂志为：《读者》 (综合性期刊领导品牌,十佳杂志品牌)《知音》 (综合性期刊领导品牌,十佳杂志品牌)《中国国家地理》 (科普类杂志领导品牌,十佳杂志品牌)《瑞丽》 (时尚/女性类杂志领导品牌,十佳杂志品牌)《南风窗》 (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政经新闻杂志,十佳杂志品牌)《新周刊》 (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十佳杂志品牌)《家庭》 (以婚姻家庭为主的生活类期刊领导品牌,十佳杂志品牌)《财经》 (经济类刊物领导品牌,十佳杂志品牌)《健康之友》 (健康生活服务类期刊领导品牌,十佳杂志品牌)《爱情 婚姻 家庭》 (以婚姻家庭为主的生活类期刊领导品牌,十佳杂志品牌)【主要杂志简介】《读者》——最精致的小资男人。《读者》的品位决定了读者的销量，这本创刊于八十年代，植根于内陆的文摘杂志在近十年的时间，一直盘踞在中国杂志业的颠峰。有人说三代创造一个贵族，但是《读者》却用十几年的时间创造了中国杂志的一个贵族并且是唯一贵族，读者的选材区别于国内大多文摘类杂志，在整个刊物中尽情流露着思想的细腻和深度，人文的博大和文化的精致，这是影响着中国数千万小知识分子的一个纸杂志，其中大量出现着国外精品启迪散文和台湾林清玄的佛性散文以及刘墉的哲理化短文，当然也收罗有大量反应中国社会和文化现实的理性评论文章，不张扬的，透着内蕴和时代精髓的《读者》，吸取了甘肃的黄沙苍凉的艺术品位和兰州的内敛风格，在不经意之间，自然的成长为中国杂志的贵族，他的未来，我们仍可热情期待…… 《知音》——最恶俗的伪真诚。《知音》走的是煽情路线，并且走得相当成功，巨大的销量只是证明这种成功的一个方面，知音以所谓的纯情故事取胜，在整个刊物中大量的充斥了凡人的所谓不平凡的感情和爱情故事，相濡以沫，白头偕老，风雨人生，以痛苦见证坚贞，以坚贞见证伟大，以伟大见证幸福，矫情的故事一次一次上演，在大量的故事被粗糙的复制以后，所谓的职业写手成为一个边缘而新兴的职业，他们大量的复制着感动和幸福，而知音的责任就是不厌其烦的传播和鼓吹这种感动和幸福，相同的故事，相同的煽情方式和相同的矫情，让我们轻信了这个世界无言的美丽和无所不在的真诚，而据可靠的内幕消息，写手们所创造的感天动地的人间眷属，多是浮夸和任意杜撰之后形成了海市蜃楼，这是中国当代做虚伪和最矫情的一本杂志，盘踞于以女性为主要读者的对象当中，而带给社会的唯一结果就是，让更多无辜女性更加轻信爱情的力量，并且沉迷于这种力量当中不可自拔，所以，知音让我们读到喜剧的同时，却即将去导演并且正在导演着更多的人间悲剧，这就是虚伪矫情带给读者和社会的代价…… 《青年文摘》——最文学的青年梦。 文学青年一般最先接触的杂志多是《青年文摘》，这是一本倾向于青春路线的文摘杂志，如果说《读者》是实力派歌手，那么《青年文摘》就一定是一个偶像派明星，这样的价值取向使青年文摘在风格上形成了与《读者》不同的内容。但是这样做的代价也是显然的，在一个流行深度和内蕴的时代，青年文摘就象浮在水面的芦苇，美丽的开，美丽的谢，但是却没有厚实的思想土壤。从文学青年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本在文字上对文学爱好者具有启蒙价值的通俗语言老师，其间的文字多半亲切纯情而又富有感染力，是模仿和吸取营养的好地方，只是真正的文学青年不应该拘泥于此，以为等待他们的应该有更美丽的梦……
1、《收获》：纯正、独立；偶尔会跟点风，比如，“像卫慧那样疯狂”。 2、《十月》：老牌刊物，有自己的风格和追求。 3、《山花》：艺术、大气、先锋，不拘一格，“慧眼识珠”。 4、《小说界》：有好看的东西，比如：“品中国文人”系列；有时可以与《收获》相媲美。 5、《天涯》：思想、文学、在民间。 6、《花城》：南方文学杂志的翘楚。 7、《滇池》：边陲但不边远。主编张庆国是个非常有想法的人，也是很懂小说。 8、《福建文学》：闽南文学的一朵奇葩。小说编辑“老练”对作品的选择也很老练。 9、《山东文学》：齐鲁大地文学阵地的主心骨。 10、《散文》：散文界最好的刊物，不媚俗，不傲气，始终如一。
国内最具科普影响力杂志有《环球科学》《科学焦点》《科学世界》和《博物》等。回答完毕
司马迁
我国近代以来编辑出版事业的重大成就之一，是出现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精于编辑业务、成绩卓著的编辑家、出版家，人才辈出，前后相望。在现代出版界中，王子野同志就是这样一位著名的编辑家、学者和评论家。王子野，原名程扶铎，1916年出生于安徽绩溪。1930年小学毕业后，因家境贫寒辍学，不久到上海亚东图书馆当练习生。由于他勤奋学习，博览群书，学问日增，思想上也不断进步。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38年入延安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第二秘书处秘书，兼任军政学院哲学助教。1941年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组长。1942年后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图书资料室副主任，中央军委编译局翻译处处长，《晋察冀日报》编委，1948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出版科科长、出版委员会委员，从此一直在编辑出版岗位上工作。60多年来他对我国现代出版事业做出极大努力，有着重要的业绩和贡献，赢得很高的声誉。建国后，王子野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处长，在胡愈之的领导下，曾积极参与创办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文献性刊物——《新华月报》，总揽编辑、出版业务全局，并负责编委会，奠定了该刊的编辑宗旨和编辑风格。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成立后，王子野任该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在50、60年代长期担任领导编辑职务，对有系统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大量理论翻译读物，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对待，但他对党、对马克思主义坚信不移，坚持做学问，追求真理。1975年，从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调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任理论组组长。1977年至1982年任国家出版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在国家编辑事业领导岗位上，拨乱反正，落实出版政策，重视出版人才和出版物质量，关心和提倡书籍装帧艺术，并多次撰文评论，起过很好的作用。80年代以后，兼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国家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一届副主席、第二届副主席、第三届名誉主席，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一、二届副会长，仍一如既往，关心出版工作。他亲自为《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一书审同，并撰写该书“绪论”部分；经常在中央级报刊上推荐好书、评论作品。他关心和支持编辑学、出版学的研究，为多咱编辑著述撰写序文。他说：“社会上各种行业都有自己的专门学问，经济有经济学，教育有教育学，新闻有新闻学，书刊出版后也有专门的目录学、版本学、图书馆学，惟独出版工作本身缺少专门研究。是出版工作没有东西可研究吗？不是的。出版的历史起码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以前，反正比新闻早得多。要研究的东西不是很少，而是很多。就是因为不被重视，所以才留下缺门。这空白总不能永远留下去，出版学早晚总要在众多的学科中占一席应的位置。”（1982年《韬奋与出版》一书序）王子野鼓励编辑进行出版理论研究，曾主持全国出版研究年会和编辑出版理论优秀论文的评奖工作。还提倡编辑要读书学习、博学多能，成为通才，并要继承和发扬出版的优良传统。1990年王子野向《出版工作》编辑部建议，约请一些老编辑写一写自己是怎样做编辑工作的。之后该刊开辟“我怎样做编辑工作”专栏，陆续发表了许多著名编辑所写的具体经验和切实体会，在编辑出版界起到了广泛的有益作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王子野为出版对外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先后访问日本、美国、意大利等国，跟这些国家的出版界人士广泛接触，宣传了我国出版事业的成绩，促进国际合作出版的开展。王子野是国内外公认的享有盛誉的出版家、编辑家。一王子野的编辑出版工作是跟人民出版社的建立与发展分不开的。自人民出版社成立起，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止，他一直是该社的主要领导，长期主持编辑工作，1960年起任社长兼总编辑。有系统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是人民出版社一项重要的任务。建国初期，除出版《马恩文选》外，还有马列原著单行本，王子野重视序言的校订工作，特别是列入“干部必读”的部分，经常亲自跟译者联系（曹葆华等）。1954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成立后，马列原著的翻译出版进入更有计划、有系统的新阶段。继《斯大林全集》出版以后，《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39卷的出版工作，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60年代，又开始了出版《列宁选集》的工作，王子野亲自撰文在《人民日报》上介绍。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的翻译出版工作，王子野有一种真挚的感情和执着的追求。1984年9月在新版的《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出版发行座谈会上，王子野满腔热情地发言，希望译文精益求精，新版能反映出我国自己的特点，要有自己写的前方和注释；对《全集》的装帧设计要求成为善本书。这些真诚的意见，也是他一贯的主张。王子野在人民出版社时多次讲到普列汉诺夫翻译马恩著作时增加自己注释的做法。因此人民出版社出版《费尔巴哈论纲》时，就附了普列汉诺夫写的注释。在“文革”中陈伯达曾以此作为批判王子野叛徒哲学的根据，王子野因此而受到迫害。作为编辑家的王子野，认真贯彻出版方针。人民出版社建社不久，为了执行编辑出版分工原则，他坚决主张不出版专业分工以外的书籍，得到上级领导机关的支持。在编辑工作中，王子野十分重视出版物的质量。他主持出版社的编辑业务，亲自审稿，对各级编辑的审稿意见，总是写上自己意见、看法，或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但很有说服力。有一部关于辩证法的翻译书稿，编辑的审稿意见很简单，王子野看了书稿以后，写道：“虽然你们三番四覆地修改，然而遗留下的问题还不知有多少（而且都是十分严重的）。我对你们的校定者和审稿者也是有意见的。”接着指出该稿译文上的不妥之处、译者杜撰的名词术语，以及误译的例子。然后又说：“希望你们从这部稿子的校定、审读的错误中得出必要的教训，以改正今后的工作。我的意见如不对，也可批评。”（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往往有些译稿原文比较粗疏，即使译者是名家，王子野总是要编辑把审稿意见告诉译者，让译者自己了解后进行校改。1954年以前，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不少从苏联翻译的哲学、社会方面的小册子。后来认识提高了，1954年9月间，王子野在一本重印书上批语：“不要重印苏联一些教条主义的小册子。”对于选题，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一般书的选译，必须十分慎重，可缓就缓，可不译就不译，这样做，不会吃亏”（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王子野对于国内一些学者的著作稿，同样认真审读。一部阐述新中国初期建设成就的书稿。王子野的审稿意见是：“这部稿子只是一些数字的堆积，再插进一些《共同纲领》的引文，使人无法读下去。照此样子不作较大的修改不能出版。我想修改的主要要求是充实血肉，每一个问题都必须讲清道理。材料是很多的，……有血有肉又有骨头，才能读下去。”另一部学术著作的审稿意见，是这样写的：“对苏联学者的见解要认真加上一番消化功夫，不要信手大段大段地抄录。但是参考书在文末须作交代。”（以上均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王子野还经常提醒编辑部的同志，编辑工作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一定要认真掌握好政策，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而他自己在编辑工作中的认真严肃、严格细致的工作态度与作风，也是直接影响到全社编辑的业务素质与工作作风的。王子野除了审稿，还要审读、修改编辑撰写的图书“内容提要”文字，有时改动得几乎是重新撰写的。人民出版社在建社后就建立总编辑在审读、签发书稿时，同时要审读、签发书稿的“内容提要”的制度。王子野还重视出版社的书刊资料工作，认为做好藏书资料工作，对培养出版社编辑人员有很大作用。人民出版社初期的内部刊物《出版周报》，刊载上级有关编辑出版工作的指示、选登读者对出版物的批评与建议，以及社内人员在编辑出版工作中失误的检查。诸如“新华时事丛刊”的编辑工作，书刊中重大的校对错误等，都刊出有关编辑、校对人员做出的检查和认识。对于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培养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起了很好的作用。60年代初，王子野在全社人员大会上提出编辑出版工作中的“三风”、“一严”问题。“三风”就是：勤俭朴素的作风、谦逊团结的作风、踏实细致的作风。“一严”就是一切从严，首先是政治上从严。从编辑出版到行政管理，每一环节都要求严字当头。选题组稿、审稿、加工要严，出版校对也要从严，行政管理制度的执行也要从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出版质量的不断提高。王子野还认为，提高书稿质量，首先必须领先著者、译者、编辑的努力。因此，出版社除了加强编辑工作，在社内培养出更多的好编辑外，同时还应当推动著者、译者和编者也积极改进自己应做的工作，双方努力才能达到书稿质量的普遍提高。讲到出版社要团结一大批认真著译的作者，总是王子野自己是做得很好的。他亲自在编辑访问作者的“访问记录”上写意见、作提示，有时还在全社人员大会上表扬或批评，还提倡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到出版社做学术报告；他自己跟曹葆华、曹汀、朱光潜、吕振羽、季羡林、戈宝权等一大批学者专家——作者都有很好的交往。其实，王子野对于社会上人才的重视与爱护，也是很突出的。60年代中期，他在出版社时，将一位研究普列汉诺夫的专家王荫庭，请到出版社来让他翻译作品，发挥专长。粉碎“四人帮”以后，王子野满腔热情、鼓励安徽一位美学家郭因出版学术著作。郭因的两本专著《中国绘画美学史稿》和《艺廊思絮》，分别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和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在后记和向王子野的赠书中表示了他的感激之情。安徽有位青年学者徐学林，研究徽学，学有专长，对安徽出版史情有独钟，写出过大量的论文。王子野对他十分关心和鼓励。我很了解王子野对于人才的爱护和对有价值书稿的重视，只是他不愿意多说自己是怎样做的。图书质量是由内容与形式两部分构成的。王子野对于图书的外观形式——装帧设计也是十重视的。无疑，这和他的哲学、美学素养，以及对艺术的爱好是分不开的。他在总编辑岗位上经常关心图书的封面设计和装帧形式，为封面设计出主意。所有这些，可以看出在人民出版社的发展过程中，终结着王子野的心血和贡献。1985年纪念人民出版社建社35周年时，王子野用秀丽的行书写下这样的题词：“乐为他人作嫁衣。”这也是对他自己服务、献身编辑出版工作的真实写照。二早在建国前后，王子野有过做研究工作的想法。他曾经说到自己对哲学、美学的爱好，到北京以后，想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而不是编辑出版工作。不过，王子野又确实干了一辈子的编辑。王子野是编辑家，然而他又是学者和评论家，也是位勤奋的翻译家。他对中外文学、哲学、历史有很深的修养，对翻译工作也很有造诣，。在延安时期就译过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以及文艺理论方面的书籍，如《西洋哲学史简编》、《历史唯物论》、拉法格的《思想起源论》、《邓肯自传——补篇》等。撰写哲学、美学、文学评论、戏剧评论，以及杂文作品和读书笔记，出版过多种著译单行本。1984年三联书店出版的《槐下居丛稿》就是他几十年在编辑工作之余创作的结集。1991年11月，首次胡适学术讨论会在安徽绩溪召开。王子野被邀请参加了这次会议。作为胡适的同乡和后辈，他作了题为《以辩证观点研究胡适》的发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在文化学术领域的多方面开拓工作予以肯定。因此提出：“对胡适的学术思想采取探讨，也就是把以前倒污水时倒掉的婴儿捡回来。当然应当小心，在捡婴儿的时候不要把污水带回来。……我以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双百方针，允许大家发表不同意见，做到畅所欲言，心情舒畅。”这个发言受到与会同志的好评。作为学者，王子野博览群书，勤于钻研，他藏册极富，坐拥书城。他是珍爱图书的藏书家，又是广泛涉猎的学问家。人们很惊奇地发现，王子野面对大量藏书，但又随时能够找出来使用。在王子野的读书习惯中，对于外国文学的若干名著往往喜欢对照外文原文进行阅读。他懂得俄、英两种文字，去世前几年还在自学法文和日文。一次我去看望他时，这位白发老人正面对着电视机认真地学外文。他对学问的执着追求，数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老而弥坚。这也是编辑家一种极其宝贵的品质，是使他集编辑家与学者、评论家于一身的重要原因。80年代以后，人们经常能够见到王子野的书法作品。从图书刊名题字、题词到条幅，生动的行草或古朴的篆隶，似乎突然出现了一个书法家的王子野。其实王子野的书法是很有功底的，只是过去忙于编辑业务和出版领导工作，无暇顾及。这几年他有更多的时间追摹金石、研修魏碑；草书则倾慕于右任体，而又着意融合诸家，化为己长。需要说明的是，王子野在书法上的成就，有着深厚艺术修养的基础。他很喜爱中西绘画，他的藏书有大量的中外画册，对作品有很高的鉴赏能力，曾经为画家袁运甫等人的作品作序评论。他能刻竹、治印，这些艺术修养使他的书法别具神韵，我曾见到过他挥毫书写碑记。三跟王子野共事合作过的，或者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人们，都会一致称颂他写得一手好文章，清新流利、通畅晓达；同时也会觉得他讲着带有浓重乡音的普通话，讲话、做报告时往往缺少鼓动性和条理性。平时相处，容易见到他不苟言笑、严肃庄重的一面，不易发觉他平易近人、风趣幽默的一面。50年代在出版社时，王子野在食堂跟大家一起排队买饭，很爱聊天、说笑话。他称赞一个工友的工作有条理，说他有“大将风度”。一次，北京东城智化寺举办个人采集的蝴蝶标本展览，他见人就介绍。只要读一本好书，不住地向人推荐；如果是一本不满意的书，也要说出批评意见。跟他在一起开会，晚上喝了点酒，就会闲聊，从学问到生活，无所不谈。王子野平日生活相互做事极其认真、细致而又有条理。他日常伏案读书、写作的书桌，总是干干净净，书本和笔纸放得很有规律。书桌抽屉里的东西，也是井井有序。明窗净几，为他创造了文思如涌、学问日进的良好环境。1993年春天，我去拜访王子野同志，正巧王子野同志不在家，出来开门的是他的在初中学习的孙子小遥。在小遥居室的墙上，我见到王子野用工整楷书写的几句话：多做好事，少说空话，先做后讲，做了不讲；别人的好事，一件不忘，自己好事，做了就忘。这是王子野赠给他后辈的座右铭。我觉得正是他自己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标准的表现。应该说，也是王子野自己的座右铭。这种高尚的情操和职业道德，同样需要在编辑出版界大大提倡和发扬的。[2]
中国第一位编辑大师孔子中国古代编辑理论的奠基人刘向、刘歆父子 建立古代编辑理论体系的刘知几以会通观点发展编辑理论的郑樵 古代编辑理论的集大成者章学诚首创纪传体编辑体裁的司马迁 首开断代史编辑体裁的班固开创佛教经录编辑体裁的道安
我国著名的编辑家，1936年出生于江苏武进县，男，著有《柳宗元新传》（1989年）、《编辑学论稿》（1989年）、《编辑理论研究》（1995年）等，另有文艺学、哲学、经学、史学、文字学等方面论文数十万字。列入《中华当代文化名人大辞典》、《世界名人录》等国内外辞书。
司马迁(前145年-前90年)西汉“世界历史之父” 汉代伟大的编辑学家，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完成《史记》编纂工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太史公、历史之父。1957年，司马迁被联合国命名为“世界历史之父”。
我有很多著名的编辑人，比如说李开德就非常有名，他特别有才华
中国第一位编辑大师孔子中国古代编辑理论的奠基人刘向、刘歆父子 建立古代编辑理论体系的刘知几以会通观点发展编辑理论的郑樵 古代编辑理论的集大成者章学诚首创纪传体编辑体裁的司马迁 首开断代史编辑体裁的班固开创佛教经录编辑体裁的道安
关于沈先生最大最广为所知的应该就是《读书》的编辑吧，当时沈先生要广开言路，达成“通识”，为知识分子创造一个精神家园。他最怕的是不允许各种观点并存。世界太复杂了，他希望兼容并蓄，才是完满。 他在工作的地方里营造了生动而活跃的气氛，这决定了《读书》杂志的洒脱风格 ，并且影响文章风格，使《读书》形成了既不乏对学术文化界的前沿思考，又坚持大众化的轻松活泼的独特风格，延续了一代人的精神追求和文化梦想。
在中国当代出版史上，沈昌文是举足轻重的一位出版家。他毕生从事出版行业，主编的杂志《读书》长时间风靡于知识分子群体，执掌三联期间主持出版的《随想录》《金庸全集》《蔡志忠漫画》等，影响了几代读书人。沈昌文本人机智幽默又放浪形骸，颇得业内人士和学者的敬重、爱戴。在出版行业内，他被称为是武侠小说里“深蕴内敛的中年练家子”，是无法复制的“思想的邮差”。他辉煌的出版史，也是中国当代出版史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