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关注》是一本以中年男性为主要读者对象的精品刊物。本刊开辟家事、国事、天下事、开心事、男人的事等专栏，荟萃200余篇优秀文章，期期精彩，篇篇耐读。《非常关注》是一本以精华荟萃为内容的杂志，相比《特别关注》，可读性不是很强。本人建议你看《特别关注》，它是一本男人的杂志，更是一本女人了解男人、走近男人世界的杂志。如果你想买的话，可以直接上杂志铺网站去买。
特别关注的竞品是特别文摘知音的竞品是家庭医生等
《特别关注》好看，有点励志的意味
《特别关注》杂志一年十二期，每月一期，每月九号出版，杂志的定位是成熟男性的文摘读物。这家还有一个杂志《特别关注（爱你）》也很好看。
《读者》的魅力 《读者》，这样一本看似平凡的杂志，有着怎样的力量，可以打动世界百万读者呢。 核心竞争力 最初《读者》曾以美国《读者文摘》为效仿对象，如今，它已找到了外国作品与中国读者之间的沟通方式：选择外国作品时，以“开阔眼界”“反映人性美”为原则，以实用的信息丰富读者的知识，以感人的作品启迪读者的心灵，引导读者以中国人的价值理念理解西方文化中的各种现象。 读者给它的评语是“书淡如菊”，在这个喧嚣的时代，《读者》，的确显得淡漠而安静。正如戏剧家魏明伦评论道：“《读者》不靠‘枕头’，不靠‘拳头’，却能超越‘两头’书刊的销量。靠的是什么？文学感染力，知识信息量，观赏趣味性，德育、智育、美育，多种维生素。”不媚俗、不炒作，清新淡雅的封面，温馨流畅的文字，自创刊二十三年来一直如此。 在一次研讨会上，《读者》总编彭长城总结杂志至今受欢迎的原因时说，不断创新与关注“真善美”是《读者》成功的原因。“杂志有一个口号，叫博彩中外、汇聚精华、启迪思想、开拓眼界，开放性的视野打开了外部世界的窗口，同时也更深层次地了解了我们自身的文化根源。杂志的很多栏目跟人有实实在在的联系，关注人的精神生活、素养的提高和感情的释放。” 定价策略 这本创刊于甘肃的16开文摘性大众刊物，本着“博采中外、荟萃精华、启迪思想、开阔眼界”的宗旨一路走来。刊登的文章涉及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历史、科技、卫生、教育等多个领域。 《读者》一直秉承高质低价，64页黑白文字，20页彩色插图，售价3元，为同类、同等印刷质量刊物中售价最低。刊载文章全部来自读者的推荐，发表时刊出推荐者姓名。实行一稿三酬，原作者、原刊发媒体、荐稿者皆有稿酬。 平民化之路 有人说，《读者》好像一直隐藏在某个角落，静静地发出某种声音，那种声音不强大，却很有分量。让这种安静有如此分量的，是对读者的尊重和对社会的责任。打开一期《读者》，在不那么沉重的凡人小事中，扑面而来的是浓浓的人情味与对人生、人性的真切关怀。这种关怀散发着一种绵绵磁力，吸引着寻求温暖的灵魂。 有时，这种直指心性的关怀还能够摆脱不同文化背景的牵绊。至真至善至美的情感，是畅行无阻的语言。海外《读者》已累计发行50多万册，读者遍布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 非典时捐款、教师节时赠阅、慰问戍边官兵，参与社会公益事业，《读者》有一副热心肠。在甘肃刘家峡，有林地5000亩，名为“读者林”，是《读者》在全国读者中募得钱款植建而成。而今，“读者林”的规模已达2万亩。一位中学校长说，《读者》为人们种下的，既有今天就可以开放的花朵，也有明天才可以发芽的种子。（右图：《读者时代———一本杂志和她所影响的生活》） 产业链延伸 《读者》的主编彭长城曾说，在市场竞争中，杂志的危机时时刻刻都存在着，要使这个特殊商品像常青树一样生存，既要把它作为一项文化事业来兴办，又必须当成一个文化产业来经营。 为了方便更多的读者，《读者》盲文版、维文版相继推出；为了给农民办一份属于他们的杂志，《读者·乡村版》于2000年诞生；为了拓展海外市场——继2003年成功“借河行船”打开北美市场之后，时值一周年，《读者》又成功进入欧洲和澳洲市场。正在筹划中的原创版、英文版也将很快面世。伴随着《读者》的忠实读者群的日益扩大，《读者》的事业也“越做越大”，《读者》品牌的产业链条正在不断加长和连接。中国期刊业 一个难解的棋局 读者的成功是中国期刊界的一个奇迹，然而也仅只是一个奇迹！我们在欣喜之余，不应忽视的还有很多： 在一篇题为《左边杂志，右边堕落——我的阅读品味是如何堕落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非常真实的写出了目前期刊界的现状，“大大小小的报摊上，摆满的是花花绿绿的时尚杂志，超级模特、电影新星、流行歌手，搔首弄姿地占据着它们的封面；锦衣华服流行情报、欧美家居经典介绍、怪异名车强档出击、美酒咖啡倾情推介，挤眉弄眼地拥塞在它们的内芯。” 另一方面，美国的时代华纳，在上海建立了他们的院线系统，德国的贝塔斯曼在全国建立了书友会，新闻集团在广东落地了……这些一百亿美元以上的营业额的文化和媒体大鳄，携多种媒体跨国界而来了。他们虎视眈眈的不仅仅是我们的报业，还有期刊这块回报最为丰厚甚至可以说暴利的“蛋糕”。偏安一隅的中国期刊业又将如何同他们竞争呢？（左图：《读者》的封面也成为许多人的收藏） 面对内疾外患，我国期刊将如何加快发展步伐，迎头赶上呢？也许我们可以通过对比中美期刊业窥得一二： 新闻期刊的彼尊我卑 相比较于美国三大新闻杂志位居整个杂志业前列的发行量和广告收入来说，中国却还没有一份具备真正强大影响力的新闻周刊，在中国杂志市场占据主要地位的依然是妇女杂志、文摘杂志、娱乐杂志和健康杂志。 我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集中涌现了一批“新生代”新闻周刊，除《三联生活周刊》外，《深圳周刊》、《新民周刊》、《新周刊》以及《中国新闻周刊》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但10年过去了，这批新闻周刊直到目前为止仍然停留在继续成长的阶段，在整个中国媒介环境中依然颇为尴尬处于弱势地位，充其量也还只是一种“半主流”或“准主流媒体”。 纵向来看，在时政新闻、评论与财经新闻方面比较突出的，目前只有《南风窗》、《嘹望东方周刊》和《财经》三本（当然，《财经》还不属严格意义上的时政新闻期刊）；在社会新闻、文化报道方面，中国《新闻周刊》与《三联生活周刊》各具特色；在区域化方面，《新民周刊》、《深圳周刊》各霸一方；《新周刊》则是在这些领域之间游走，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位。 不同盈利模式下的价格悬殊 从《读者》的经验可以看出他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得益于低价位。尤其是在目前中国期刊的整体价格均普遍偏高的情形下。一位旅居美国、曾是《三联生活周刊》专栏作家的娜斯在其随笔集《东看西看》中形象描述了中美两国杂志价格的巨大差异：“说到杂志，我对中国杂志的第一大感受就是：贵。美国杂志靠广告挣钱，又靠读者数量去吸引广告商，所以订阅杂志本身是一项极便宜的消费。” 中美期刊的巨大价格差异和各自不同的盈利模式有关：中国期刊靠发行维持收支平衡，而美国则基本上依靠大量广告赚取利润，并不单纯依靠杂志的发行收入，采取发行与广告经营并举的战略，使杂志获得全方位、综合性的成长。许多杂志的经营甚至更多地倚重广告。而在中国，由于杂志还不是主流媒体，所以目前大多数杂志的广告页数远远少于编辑页数，目前的中国期刊依然主要是靠发行赚钱维持生计。 中国期刊的高价格制约了读者数量，而读者数量少的杂志自然不会吸引投资人和广告商的目光，在广告投放量稀少的情况下，期刊又只能以相对较高的上市价格维持自身经济平衡，如此往复，恶性循环。 产业化、集团化程度的巨大差异 让我们来看看这组数字：目前，我国已有39家报业集团，但期刊集团却只有《家庭》1家；美国出版三本以上杂志的期刊集团有500个。中国9000本期刊分散在5000多家杂志社中，平均每家杂志社运作6种杂志；中国刊物最多的期刊社拥有12种刊物，而西方大期刊集团拥有60到80种刊物。（右图：《时代》每期的封面都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最典型的例子是《时代》周刊。从1923年创刊起，时代公司连续成功推出了《生活》、《体育画报》、《人物》等一系列畅销杂志，并在世界几十个国家出版国际版。20世纪60年代至今，时代公司陆续进入电影娱乐、有线电视、音乐和互联网等领域，发展为著名的时代华纳媒体集团。 事实上在我国的期刊市场上已经发展起来一大批具有集团化经营能力的期刊社，比如《读者》、《知音》、《时尚》等。期刊集团化已是历史的必然，一个出版社活杂志社只出版一本杂志，已越来越无利可图，甚至几乎是不现实的。尤其是发行、广告、宣传、管理成本的不断增长，将使那些只有一本刊物的刊社难以在竞争中生存下去。报刊治理整顿 如何走好这步棋 2003年中国报刊治理整顿，是建国以来报刊工作涉及面最广、影响最大的一次变革。就期刊而言，主要源于“划转”这一举措带来的办刊宗旨、方向以及相关的一系列问题。 划转，顾名思义，一是划，就是期刊主管主办者由原来的党政机关，划归为其他单位或者团体。二是转，期刊的报道宗旨、方向，由原来纯粹指导工作，转为面向市场。这两种情况都需要研究如何吸引读者，开拓市场。划转后的期刊怎么办？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著名期刊的经营理念值得一读： 实行严格的编辑和经营相分离 国外著名期刊普遍将内容编辑质量视为刊物的核心竞争力，注重维护自身品牌。为了确保内容不受广告商和经营环节的影响，刊物内部大多将编辑部门同广告、经营部门业务严格分离，采编报道不同广告、经营发生任何关系，广告、经营部门无权过问采编部门的事务。这种制度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刊物的定位和编辑方针的实现。（左图：我国期刊市场鱼龙混杂） 注重品牌战略，延伸品牌效应 国外各家著名期刊非常注重开发品牌资源，逐步营造以期刊品牌为核心的媒体集团。《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将自身品牌向图书、图片库、教育产品、地图、电视节目、网站等方面推广，充分发挥该品牌的强大影响力。《电视指南》杂志拥有《电视指南－名人逸事》、《有线电视指南》等系列子刊，并相继开发了电视指南频道和电视指南在线网站。《读者文摘》、《新闻周刊》也以各自品牌为纽带，整合不同媒体资源，形成多媒体集团。 充分应用高新技术，积极开发新型媒体 高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往往能为传媒产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时代公司抓住摄影技术出现的契机，成为图片新闻的先驱和出版业的领先者；50年代当电视冲击出版业的时候，投资广播电视和有线电视网。华纳公司依托电影新技术起飞。美国在线（AOL）运用互联网技术发展为世界最大的ISP服务商。时代华纳与美国在线的并购更是“大媒体观”下媒体融合的典范。《读者文摘》、《新闻周刊》、《时代》等期刊都先后开发了自己的门户网站。《时代》的门户网站并不仅仅将刊物内容平移到网上，而是报道更全、角度更新、分析问题更透彻深入，还可以滚动发布、连续报道、追踪采访，充分发挥网上时效性强内容丰富的优势。 在保持刊物传统编辑方针的基础上，结合时代需要不断创新 国外著名期刊非常重视以读者阅读需要为中心，在内容上不断创新，以保持刊物的长盛不衰。美国《人物》周刊最初主要是一份影迷杂志。进入20世纪80年代，该刊扩大报道范围，加强了对广大民众所关心的重大突发性事件的深度报道，如里根遇刺、旧金山大地震等，社会新闻色彩越来越浓。90年代，该刊在报道即时新闻的同时，着重加强对癌症、早孕、饥饿、虐待儿童、种族歧视等中长时段社会性问题的报道，力图引导读者全面了解社会。 适应不同读者群体的阅读需要，内容风格趋向细化 国外著名期刊十分重视市场调查，研究不同读者群体的年龄结构、性别比例、职业收入、阅读习惯，以此确定办刊思路和内容取向。美国《商业周刊》、《财富》、《福布斯》同为著名的三大商业财经类期刊，但内容风格有着显著不同。《商业周刊》新闻性最强，是三者中唯一的周刊。《财富》重点强调企业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力，更侧重于对企业，尤其是大公司的报道。《福布斯》则推崇精英群体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力，总是不遗余力地介绍企业家，介绍企业的成功之道。
文体（注：“文体”一词在现代文学中主要有三义：一为作品体式（或称体裁），如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英国诗体极多，且有不限章节不限押韵之散文诗。”二为作品的语言形态，如瞿宣颖《文体说》：“欲求文体之活泼，乃莫善于用文言。”三为作家风格或流派特色，如“冰心体”、“语丝体”。本文将文体界定为：由语言形态、结构模式和叙述方式等因素所构成的作品的形式审美规范，有时也指由这种规范所形成的作品类型。）的建构和演变，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确切地说，是中国文学告别古典时代逐步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遗憾的是，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迄今仍然十分薄弱。因此，本文的目的是想借“鸟瞰”这种粗疏的审视，以引起研究者应有的理论关注。 近代文体变革考察 文体古典形态的终结和现代形态的确立是以近代文体的嬗变为其先导的。这种嬗变虽然未能从整体上推翻古典文学的体式系统，但却在文体意识、文学语言形态和各类文体的内形式规范方面，为现代文体的确立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传统文体意识将文学文体和非文学文体混为一谈，构筑起一个颇具特色的杂文学文体系统。其中，诗歌、散文（文学和非文学散体文章）居于正宗地位；小说（包括戏剧）反而被拒之于文学大门之外。正如鲁迅所说：“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注：鲁迅《草鞋脚·小引》。）这种状态严重阻碍着文学文体的发展。但到戊戌变法前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严复、夏曾佑于1897年揭橥其义，后由梁启超于1902年明确提出的“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新观念，不仅将小说列入文学文体范畴，而且改变了传统文学文体之间的结构关系。这一文体意识直接影响了五四现代小说的勃兴，也局部冲击了杂文学文体意识。1903年后，在“西学”影响下，王国维、鲁迅等人又进一步在文体论上提出了“情感说”，以是否表达人的感情，作为界定文学文体与非文学文体的标准，从而终结了传统的杂文学文体体系，初建起西方现代型的纯文学文体体系，为“五四”诸文学文体的诞生，起了重要的清场奠基的作用。 改变传统文学的语言形态，也是近代文体改革的主要目标。自龚自珍起，要用“俗语”（即口语）进行创作的思想就已经萌蘖。1886年，黄遵宪又就诗歌的语言问题，提出了“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主张。此后，梁启超又进一步依据世界文学进化的历史规律明确指出：“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成俗语之文学也。”（注：梁启超《小说丛话》，《新小说》第7号，1903年。）伴随理论的呼唤，“俗语”也大规模进入近代报刊。与此同时，自洋务派的郭崇焘、薛福成起，改良派和革命派中的许多人，也在理论上提倡并在诗文中大量引入日本和欧美的“新名词”。这样，近代文学的语言变革便沿着两个方向（通俗化和欧化），朝着建立文学语言形态现代化的目标发展。虽然，这一时期它还未能彻底推翻古典文学的语言规范，但却以一种崭新的“白话”形态，为五四现代文体的诞生准备了语体条件。 文体意识和语言形态的变革以及西方文学的大量译介，也引起了各类文体内形式规范的变化。最先的变化是从封建正统文学最牢固的堡垒——诗歌与议论性散文开始的，它的主要演变方向是诗的散文化和散文的报章体化（即社会化和通俗化）。正如钱钟书所说：“文章之革故鼎新，道无它，日以不文为文，以诗为文而已。”（注：钱钟书《谈艺录》，开明书店版第36页。）戊戌政变前后，小说文体的变革被推到前台，并迅速获得较为显著的成就，诗文的变化反倒缓慢下来，这不仅表现在“新小说”数量的突飞猛进，也表现在古典小说情节模式的局部瓦解。戏剧文体的变革最为艰难，但从戊戌政变后开始的旧剧改良到继起的新剧（早期话剧）运动，戏剧文体明显地朝着以说白为主的方向发展。这一切，从各类文体的改革速度、程度到改革的基本走向，都直接影响到五四时期文体改革态势以及各类现代文体的形态面貌。 下面，我们在以上综论的基础上，分别就各种文体作些具体的说明。 先说诗歌。我认为，近代诗体的革新与“五四”新诗文体规范的确立之间的关系，主要不是表现在革新后的近代诗体给“五四”新诗提供了多少足资效仿的艺术样本，而是在于近代（特别是“诗界革命”时期）诗体革新的观念和方法乃至方向对创立“五四”新诗体的启示。正如朱自清所指出的，诗界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对民七的新诗运动，在观念上，在方法上，却给予很大影响。”（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 从观念上来说，近代诗体改革已有了推翻古典诗体规范的崭新意识。古典诗歌的形式规范经过一千余年的惨淡经营，逐渐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的文体结构系统。宋代以降的诗体改革，都只能是在规唐模宋基础上的局部调节。鸦片战争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这种观念终于在一代新型知识分子的思维世界中产生了动摇，谭嗣同于1896年在金陵刊刻的《莽苍苍斋诗·自叙》中说：“三十前之精力，敝于所谓考据词章垂垂尽矣。勉于世，无一当焉。奋而发箧，毕弃之。”这种思想代表了当时“诗界革命”大多数倡导者的心声。继之，南社诗人马君武在著名的《寄南社同人》一诗中把这种思想表达得更为鲜明：“唐宋元明都不管，自成规范铸诗才。须从旧锦翻新样，勿以今魂托古胎。”要求诗歌从古典规范中解放出来，“自成模范”，这种思想实际上已成为“五四”诗体革命彻底地除旧布新的先声。 从方法上来说，近代诗体选择了与传统迥然不同的新的改革途径。朱自清在谈到中国诗歌的发展时说：“按诗的发展的旧路，各体都出于歌谣”，但“新诗不取法于歌谣，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外国的影响”。（注：《新诗杂话·真诗》。）五四新诗取法途径的改变，实际上正是肇始于近代。梁启超认为，要改革诗体，“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要达其目的，“不可不求之于欧洲。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复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注：梁启超《夏威夷游记》。）康有为在评论黄遵宪的诗时说：“以其自有中国之学，采欧美人之长，荟萃熔铸而自得之。”（注：康有为《人境庐诗草·序》。）他本人也呼唤：“新诗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注：见《康南海先生诗集》。）都说明了这一点，而鲁迅作于1907年的诗论《摩罗诗力说》，号召以19世纪西方浪漫主义诗歌为参照系改造中国传统诗歌的主张，则更可以看作是“五四”新诗取法途径的先声。 崭新的诗体改革意识和取法途径，必然导致崭新的诗体改革方向，这个方向便是：在语言形态上以“俗语”代替文言，在结构模式和叙述方式上以自由化代替格律化。当时，不但改良派的梁启超、黄遵宪等人竭力鼓吹“以俗语入诗”，继起的革命派的周实也认为，“讲格律，重声调”“乃文章诗歌之奴隶”。（注：周实《无尽庵诗话·序》。）诗歌创作也呼应了这一理论要求，语言愈来愈通俗化，部分诗歌已打破了五七言的句构形式，这一时期大量出现的“歌体诗”（如梁启超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秋瑾的《宝刀歌》等），语言通俗，句式自由，已可看作是向“五四”新诗过渡的一种形式。 总起来说，近代诗体变革虽然仍未冲破古典诗体的整体规范，但在观念、方法和方向上已为“五四”新诗体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五四”新诗的倡导者们曾经多次提到了这一点。（注：参见钱玄同《寄陈独秀》，《新青年》3卷1号；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同上3卷3号。）可以说，他们正是沿着近代诗体打开的通路，总结了它的历史教训，以更彻底、更科学的姿态继续拓进，才赢来了现代诗体的诞生。 近代小说的文体变革，始于戊戌政变前夕梁启超、严复和夏曾佑等人对小说政教功能的强调，完成于1902年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纲领的提出以及此后翻译和创作小说的繁盛。它虽然未能从整体上实现小说文体向现代转化的历史任务，但却在文体观念和文体实践两个层面上以新旧杂糅、良莠并存的过渡形态，为现代小说的诞生作了必要的准备。 在文体观念上，梁启超等人企图通过提高小说的文体地位和强调其政教功能以达到改良群治目的的主张，固然有其幼稚的一面，但它对改变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密切小说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启示了“五四”时期启蒙主义小说家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谓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注：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的创作方向；对此，鲁迅本人就有过明确的说明。（注：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至于此后黄摩西对古典小说“千篇一律之英雄封拜，儿女团圆”（注：黄摩西《小说小话》，1907《小说林》。）的结构模式，以及众多理论家关于“新小说”语体“雅与俗”的思考或批判等，也同样为“五四”现代小说倡导者开辟了新思维的道路。 在文体变革的实践上，首先要提到的是外国小说的译介。据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的不完全统计，从1875年至1911 年， 翻译小说多达600多种，为当时小说总数的三分之二。尽管在这股“翻译热”中， 小说家的选择取向囿于以小说改良群治的幼稚观念和中国读者旧的审美趣味，较多地趋向侦探、政治和言情三种类型，但必须以西洋小说改造中国传统小说的实践方向却日渐明确。也正是这一点，给五四时期的小说革新提供了至为重要的历史启示。另一方面，与中国传统小说迥然“异质”的西洋小说的大量引进，也造成了传统小说文体规范的开始解体和新型小说形态的初建：在语言体式上，初步形成了一种调入方言土语、文言韵话乃至新词语、新文法的崭新的白话文，作为小说的语体形态；在叙述模式上，开始产生对传统规范（顺时空叙述、全知视角、情节中心、叙述和言行描写为主等）的大幅度背离，出现了倒装叙述、限制视角、非情节化倾向和注重心理、细节描写等等。这一切，也同样为“五四”现代小说的诞生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近代散文的变革是在记叙性和议论性两种类型的散文中进行的。记叙性散文的变革始于洋务运动时期出国人员对西方文明的“介绍”。当时，这些“介绍”性的散文，在不断走向开放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中，如“雨后春笋，纷纷刊行，内容充实的不下几十种”。（注：唐韬《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文艺研究》1982年第6期。 ）如薛福成的《出使日记》、《观巴黎油画记》、黎庶昌的《西洋杂志》和《巴黎赛会纪略》等，分别以“游记、随笔、采风录、见闻记”等形式，“叙录了西方社会的政教风俗，生活方式”。（注：唐韬《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文艺研究》1982年第6期。）这些散文， 在文体规范上已部分冲破了桐城义法的束缚，为“五四”现代记叙抒情散文的创建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经验。 比较起来，近代议论性散文的变革对“五四”散文的影响更大。这种变革，沿着否定“文化载道”和“代圣立言”的共同方向，形成了两个侧重点，一是追求语言体式的“言文合一”。清朝散文原以桐城派古文为正宗，其语言体式不仅高度文言化而且还刻意追求音节和谐，讲求声律，造成了与口语的严重分离。这就不能不与日益高涨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发生尖锐的矛盾。因此，从近代初始，文坛上就出现了一股反对桐城古文、创立接近口语的“朴实明晓”的新体散文的潮流，而梁启超则是这一潮流中贡献最大的作家。戊戌政变后，他于1902年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为适应启蒙宣传的时代要求，取法日本德富苏峰等人善于表现欧西文思的日本报章文体，创立了“新文体”。新文体的历史贡献，在于它给实现议论性散文语体的“言文合一”，启示了一条正确的途径：一是输入本民族有生命力的口语成分，一是输入已在社会上流行并成为口语一部分的外来词语和语法，以废除文言的语体系统。正如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新文体”尽管在实际上并未彻底实现议论性散文的口语化，但却为实现这一目标起了重要的清障开路的作用。“五四”时期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都高度评价梁启超“新文体”的历史贡献，其原因即在于此。 另一个侧重点是追求议论性散文论述方式的科学化。古典议论性散文发展到明清，其空泛陈腐倾向已达到十分严重的地步。正如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以过激的言词所指出的：“归方刘姚之文，或希荣慕誉，或无病而呻，满纸之乎者也矣焉哉。每有大作，摇头摆尾，说来说去，不知道说些什么……。其伎俩惟在仿古欺人，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1905至1907年革命派与唯心派论战中出现的文章，首次引进西方的形式逻辑，使论述方式具有了现代科学的色彩。此后，章士钊将这种论述方式进一步作了发展，创立了所谓“剥蕉”式文体，即运用归纳和演绎等推理方法，围绕论点层层深入，使论述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思辩力。这些变革，虽然未能彻底脱掉古文的外壳，因而其文章被胡适称为“倾向欧化的古文”，但它对实现“五四”议论性散文向现代转变，却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青年》前期作者陈独秀、高一涵、李大钊、吴虞和胡适等人的文章，大都受到章氏“剥蕉”文体的影响。 总起来说，近代议论性散文在文体功能、语言体式和论述方式等方面的变革，已走到了现代的大门前。现代散文首先从议论性散文起步，固然与社会现实的需要有关，但议论性散文在近代的变革成就，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戏剧文体发展的现代进程始于1907年，但在此以前的近代戏剧改良却为其奠定了必要的历史基础，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文体观念的更新。近代先进的知识分子出于欲借文学之力“改良群治”和“开启民智”的目的，激烈抨击轻视戏剧文学的传统观念。他们认为：“欲先善国政，莫如先善风俗，欲善风俗，莫如先善曲本。曲本者，匹夫匹妇耳目所感触易入之地，而心之所由生，即国之兴衰之根源也。”（注：转引自朱德发：《中国五四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 年11月版。）甚至还有人把小说和戏剧进行对比， 认为“戏剧之效力，影响于社会较小说尤大”。（注：铁《铁瓮烬余》，《小说林》12期。）这些看法虽然过分夸大了戏剧文学的功能和地位，但对引起人们重视文体的改革，并促使其向现代的历史转变，无疑是十分有利的。 其次，近代戏剧改良也为实现戏剧文体向现代的历史转变启示了一条正确的途径。近代以来，一些戏剧改良者“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总是打算从旧的戏剧传统里蜕变出新的东西来，结果发现这种努力是很不成功的”，（注：张庚《中国话剧运动史初稿》，1954年《戏剧报》第4期。 ）于是一些有识之士便开始探索取法西洋戏剧以改良中国戏剧的道路。如有人主张，“淘汰而改正”中国古典戏剧的取材，选择“西国近今可惊、可愕、可歌、可泣”的重大历史事件，“一一详其历史，摹其神情，务使须眉活现，千载如生。”（注：箸夫《论开智普及之法首以改良戏本为先》，引自《中国五四文学史》第587页。 ）有人提倡莎士比亚的悲剧，主张中国剧界“必以悲剧为之”。还有人主张“采用西法”，在剧中增加演说成份。这些主张虽然还未明确提出移植西洋话剧以建构中国戏剧文体，但它把改革途径的视线从传统戏剧引向西方戏剧，其意义却非常重大。 再次，近代戏剧改良也兆示了现代戏剧文体发展的基本方向。戊戌政变前后，汪笑侬、夏月润、潘月樵等“旧的与新的戏子们”，着重从舞台实践的角度对戏剧的传统规范进行了改革。他们或多或少地采用了西洋话剧的形式，在叙述方式上以说白为主，采用生活化的布景，“当然也不必再如旧时演戏，开门上梯等，全须依靠代表式的动作了”。（注：洪深《中国新文学大系·现代戏剧导论》。）这些改革虽然还只是在传统戏剧文体规范的坚冰上划开了一道裂痕，但它却让人们从裂痕中看到了“趋于写实一途”的话剧将成为现代戏剧主要形式的必然趋势。 在以上三个方面所奠定的基础上，从1907年开始，现代戏剧文体的创建终于拉开了帷幕。是年三月，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新派剧影响下成立的“春柳社”，演出了法国名剧《茶花女》第三幕。接着，又上演了曾孝谷根据美国斯陀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黑奴吁天录》，这是我国早期话剧第一个完整的剧本。其后，“春阳社”和“新剧同志会”等许多话剧团体也相继在国内成立，演出了许多意译和改编的外国剧本，以及模仿创作的一些话剧。从1907年到新文学运动兴起的这10年间，是现代戏剧文体的开创期，其主要成就有如下两点： 一是逐渐结束以西洋戏剧改造传统戏剧的做法，确立“移植”西方话剧以作为现代戏剧主要形式的文体观念。在现代戏剧运动的初期，占统治地位的戏剧观念还是以西洋话剧精神来改造传统戏剧。也就是说，改革者并不准备彻底抛弃旧戏的基本形式框架。他们认为，虽然“专取说白传情”的“话剧”已在国内“是处流行”，但“戏以歌唱为之、自应有事”。（注：王梦生《梨园佳话》，商务印书馆1915年。）这时，一些有识之士却认为这类有唱的所谓新戏“止可谓之为过渡戏，不可谓之为新戏，新戏者，固以无唱为原则者也”。（注：李涛痕《论今日之新戏》，《春柳》第1期。）这表明， 人们已注意到将话剧与改良戏剧加以区别，并认为新剧应走“移植”话剧的道路。正是与这种戏剧观念相适应，早期话剧的文体实践越来越深入。辛亥革命以后，随着所谓“文明戏”演剧活动的衰落，陆镜若、欧阳予倩等人都在努力探索着现代戏剧发展的正确道路，创作了《母》、《新村正》、《燕支井》等较为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在结构模式上，已打破了古典戏剧的形式规范，而以人物性格之间的矛盾构成强烈的戏剧冲突；在叙述方式上，程式化的动作和歌唱也全部废除，改为只用对话，语言体式也更加口语化。尽管这时的戏剧还不能完全割断古典戏剧体式的尾巴，但它却日趋话剧化。 近代的文体改革，无论是文体意识、语言形态、还是内部形式规范，都由于改革者主体的思维结构、社会客体诸多因素（政治经济力量、文化条件、读者审美心理等）的时代局限，未能跨入现代的大门；而这种历史情状，也正是五四文体革命崛起的直接原因。 “五四”小说文体规范的更新同近代一样，主要也是在文体观念和文体实践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在文体观念上，陈独秀、鲁迅和新潮社、文学研究会的一些人，批判地继承了梁启超的“文体功能说”，力主“小说的第一个责任，就是改良社会”。（注：志希（罗家伦）《今日中国之小说界》，1919年1月《新潮》1卷1号。 ）但他们已不再把小说与政治改良直接地联系起来，而是普遍地看到了两者之间还有“人性”、“人的情感”这个中介物；同时，也纠正了梁启超视小说为改良群治的狭隘工具论，赋予了小说独立存在的价值。如鲁迅就明确指出：“文艺之所以为文艺，并不是贵在教训，若把小说变成修身教科书，还说什么文艺。” 第二个十年是现代文体的成熟期。这一时期的文体发展，承继创立期的成就与不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呈现出新的演变态势。 表现之一是某些文体亚类型的消长兴衰。文体消落最突出的领域是诗歌，1926年前后，不满于初期白话诗过分自由化的倾向，崛起了以新月派同仁为代表的新格律体诗。几乎是同时，以李金发为代表的初期象征体诗也出现于诗坛之侧。但进入第二个十年之始，象征体便从诗坛陨落。1931年顷，盛极一时的新格律体也消匿于诗坛。与此相反，这一时期许多文体亚类型却勃然而兴。诗歌方面有臧克家为代表的半自由体和戴望舒为代表的新象征体。半自由体是对新格律体的反拨，它反对诗体的完全散文化，也反对过分的整齐律，而是将二者之长加以融合（如臧克家的诗集《烙印》）。新象征体继承了李金发等人善于用意象进行“暗示性抒情”的叙抒方式，但又不像李诗那样晦涩、朦胧（如戴望舒的《雨巷》）。小说方面除了前一时期还处于萌蘖状态的中长篇体式在这一时期确立并成熟外，还出现了以施蛰存、穆时英和刘呐鸥为代表的新感觉派所创建的感觉小说和心理分析小说。散文方面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30年代初期报告文学的勃兴。而戏剧文体方面同样引人注目的则是多幕剧体制的确立和成熟。这一时期的文体消长有多方面的原因，它既同社会政治形势与社会思潮的剧变有关；也同文体经验的积累和读者审美心理的变化有关；而创作主体及其思维方式的更新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表现之二是文体意识的全面自觉和文体规范的成熟与深化。 第一个十年对文体价值、功能和规范的认识主要集中于诗歌和小说，散文则集中于杂文，至于“叙事抒情部类的理论，不象杂文的有鲁迅那样，既是创作大师，又是理论的建立者，所以他在开创期并没有系统的介绍和阐明”。（注：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戏剧文体的研究文章则更为鲜见。这一时期情况有了很大转变，特别是在散文方面，各种有关小品散文文体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兴盛一时，报告文学的文体研究也如异军突起，成绩卓然。（注：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70—175页。）戏剧文体研究虽然仍不理想，但比起前一时期则有了长足进展，尤其是民众戏剧社的一些理论家，对现代情节剧文体规范的研究，已基本上达到了系统性和科学性的程度。（注：参见孙庆升《为中国话剧的黎明而呼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年第2期。） 伴随着文体意识的全面自觉，文体规范的实践也不断成熟和深化。在第一个十年业已基本成熟的文体都是一些体制简短的样式，如短诗、短篇小说、杂文、独幕话剧等。而这一时期，文体建构普遍向着篇幅较长或规范相对较为复杂的样式深化，因此，长诗、中长篇小说、报告文学、多幕剧的创作蔚为大观；而且不论长短繁简，大多数现代文体规范在这一时期都达到了成熟。在语言形态上，作家们普遍从对“白话化”的一般追求上升到对语言审美特性的高层追求。在结构方式和叙述方式上，也达到了娴熟的程度。如小说方面，像上一时期鲁迅所批评的“技术是幼稚的”现象已完全绝迹，而代之以茅盾、巴金和老舍等一大批小说家所奏出的一曲曲动人心弦的优美乐章。 表现之三是文体形态上食洋不化现象的改进。由于不断深入的唤起民众的现实政治需要，大众审美心理的制约和创作主体对如何利用外来文化改造传统文化的历史课题的反思等原因，作家们开始重视并较为自觉地探索文体民族化的问题。民族化在这一时期主要集中于大众化的层面。“左联”对大众化的理论倡导和多次讨论，以及中国诗歌会对诗体大众化的呼唤，加速了文体大众化的进程。在诗歌方面，不少作家主张“技巧不能过于脱离大众”。（注：“文体”一词在现代文学中主要有三义：一为作品体式（或称体裁），如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英国诗体极多，且有不限章节不限押韵之散文诗。”二为作品的语言形态，如瞿宣颖《文体说》：“欲求文体之活泼，乃莫善于用文言。”三为作家风格或流派特色，如“冰心体”、“语丝体”。本文将文体界定为：由语言形态、结构模式和叙述方式等因素所构成的作品的形式审美规范，有时也指由这种规范所形成的作品类型。）因而他们的作品从语体到格式都趋向通俗化，前一时期过分欧化的现象得到很大克服，甚至出现了不少拟民歌体的作品，如蒲风、温流和臧克家的一些诗作。其它文类如老舍的《骆驼祥子》等小说，叶圣陶和丰子恺的散文以及李健吾的剧作也都既消除了文白杂糅的弊端，也消除了洋味十足的毛病，在文体上变得平易、朴素。 抗战爆发后至解放战争胜利这10余年间，由于当时国统区（包括“孤岛”地区）和解放区（抗战期间称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两种既具有政治差别、也具时代甚至文化差别的地区的划分，现代文体的发展在两条支脉上也出现了迥然不同的动态趋势。 国统区文体演变的总趋势，依然是沿着五四文体革命开辟的道路，继续以西方文体为参照系，发展着现实需要的各类文体。抗战初始，由于唤起民众投入民族救亡事业的迫切需要，大众传播媒介性质更为鲜明的小型简便的剧作形式充当了各类文体的先锋，独幕剧、街头剧、活报剧一时十分活跃。与此相似，短诗、朗诵诗、杂文及一向被称为“文艺的轻骑兵”的小型报告文学也特别兴盛。对于五四以来的新诗家族来说，朗诵诗是一个全新的亚类型。它诞生在抗战初期进步文化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武汉，作者主要有高兰、冯乃超、光未然等。朗诵诗从文体基本形态来看属于自由体，但由于宣传功能的突出和传播方式的特殊，又与一般自由体略有不同。朱自清说：“宣传是朗诵诗的任务，它讽刺、批评、鼓励行动或者工作。它有时候形象化，但是主要的在运用赤裸裸的抽象的语言；这不是文绉绉的拖泥带水的语言，而是沉着痛快的，充满了辣味和火气的语言。这是口语，是对话，是直接向听的人说的。”（注：《论朗诵诗》，《论雅俗共赏》，观察社1948年5月版第37页。）这种概括是比较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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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好看，有点励志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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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数著名，当提科学。
我推荐一个国外的科学杂志，《science》这个杂志覆盖的面特别广，有关于宇宙起源的，有关于人类如何诞生的，基本上每一期让人阅读后茅塞顿开，增加知识。
我不知道这个里面说比较知名的科学类杂志，到底指的是咱们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如果是国内的这之类的杂志书还是非常多的，如果是国外的，当然也会有很多这方面的杂志，比如那个英国自然杂志就相当的不错。
我觉得应该比较有名的是Science和Nature吧。只涉及物理，生物，化学，没有数学内容，但是比较普及。
据美国地质调查所和国际能源机构统计(美国地质调查所，2000)，世界石油储量的分布很不均衡。2000年全世界石油剩余储量为89×108t，大于10×108t的国家有20个，其中中东国家和地区的石油储量大约占据世界储量的1/2;其次为俄罗斯，大约占14%(表1－1)。据1998年世界《油气杂志》统计，世界石油剩余储量为1331×108t，待探明储量670×108t，非常规石油资源(4000～7000)×108t。按现在全世界每年消费石油30×108t计算，至少到2040年以前，石油仍然是一种不可替代的优质能源。全世界2000年年产量上亿吨的国家有13个，按产量高低顺序为沙特阿拉伯、美国、俄罗斯、伊朗、挪威、墨西哥、中国、委内瑞拉、阿尔及利亚、伊拉克、阿联酋、尼日利亚和英国;年产量为(9000～3000)×104t的国家和地区有6个，按产量高低顺序为科威特、巴西、利比亚、印度尼西亚、卡塔尔、哈萨克斯坦和科威特(包括沙特中立区)。除此以外，还有其他70多个国家和地区产油，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罗马尼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埃及、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安哥拉、丹麦等，2000年的产量共计为28×108t。全世界2000年总产量为22×108t(表1－1)。据2000年资料，世界天然气剩余储量超过1×1012m3的国家共有16个。俄罗斯居首位，达1×1012m3，其次是中东的伊朗、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伊拉克和科威特，合计3×1012m3。这些国家的可采储量占世界的79%。中国剩余储量为4×1012m3，居世界第15位(表1－2)。表1－1 世界已探明石油剩余储量和石油产量分布表1－2 世界各国天然气资源概况
1 世界石油工业发展史从石油使用的角度看，世界石油发展史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1）煤油时代近代石油工业是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缓慢发展起来的。当时，人们仅从石油中提炼煤油，用来点灯照明。煤油灯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时髦、最明亮的灯。至于石油中比煤油轻的汽油和比煤油重的其他组分，则被当作易燃易爆的危险品或又脏又臭的废品，弃之唯恐不及。2）汽油时代1878年内燃机发明成功，1885年汽车问世。大量的汽车需要汽油；摩托车、螺旋桨飞机、汽艇等用的也是内燃机，也需要汽油。但石油中所含的汽油组分有限，于是把重质组分加热裂化成汽油组分的裂化工艺应运而生，从而促进了石油工业的发展。1900—1940年，原油主要用来提炼汽油，因而被称为汽油时代。3）燃料和化工原料时代1940年以后，化学工业的发展，需要用石油产品作为它的优质原料，逐步形成了新兴的以石油和天然气为原料的石油化学工业。从1951年起到1967年，美国等发达国家基本上完成了石油代替煤炭成为首要能源的历史性变革。加之近代喷气式飞机和航天事业的发展，要求高质量的石油产品作为燃料，石油工业就必然发展到燃料和化工原料时代。1973年发生了世界第一次石油危机，油价大幅度上涨，结束了廉价油的时代。这也促进各国寻找新的替代能源并努力提高降耗节能水平，但石油的燃料和化工原料时代仍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持续下去。2 世界油气储量1）原油储量原油储量在全球的分布极不平衡，大都集中于少数地区和国家。2013年世界石油探明剩余可采储量为76×108t，其中委内瑞拉占86×108t，占世界总储量的1％，居世界第一。整个中东地区的原油储量接近世界总储量的一半。中东地区的原油产量高、投资少、成本低、效益高，是世界上其他地区无法相比的，有“世界石油宝库”之称。中东地区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地区，也是最大的原油出口地区。原油主要出口到美国、日本和西欧等地。因此，中东地区原油产量的大小直接影响着国际原油的价格。三次中东战争、两次世界能源危机以及1991年的海湾战争无不与中东的石油有关。2013年世界原油探明剩余可采储量排名前10位的国家如表6-1所示。表6-1 2013年世界主要产油国家石油探明剩余可采储量2）天然气储量2013年，全球已探明的天然气剩余可采储量为9×1012m3。世界上天然气资源最为丰富的是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其次是中东地区，拉美地区的天然气储量也相当可观。其中位居世界前10位的国家天然气剩余可采储量如表6-2所示。表6-2 2013年世界主要产气国家天然气剩余可采储量2013年，我国天然气探明剩余可采储量居世界第13位。3 国际石油组织与公司石油工业是国际性行业。目前世界石油年产量的一半以上为可贸易量。在世界石油舞台上，石油输出国组织和石油“七姐妹”是两支举足轻重的力量。1）国际石油大公司石油“七姐妹”指的是七家国际石油公司。它们是埃克森美孚、壳牌石油公司、莫比尔公司、德士古公司、英国石油公司、雪佛龙石油公司和海湾石油公司。世界石油大公司虽是跨国垄断组织，但并没有正式的组织机构，只有一系列协定。它们为各自的利益既互相联合又互相斗争。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诞生动摇了跨国石油公司对石油勘探、开发和价格的垄断。经过逐步的合并收购，现在石油“七姐妹”合并为四家国际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英国石油、壳牌、雪佛龙，图6-5、图6-6、图6-7、图6-8分别为四家国际石油公司标志。图6-5 壳牌图6-6 埃克森美孚图6-7 英国石油图6-8 雪佛龙2）石油输出国组织1960年9月，来自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委内瑞拉的代表在巴格达开会，决定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西方石油公司，维持石油收入。9月14日，五国宣告成立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后来阿尔及利亚、厄瓜多尔、加蓬、印度尼西亚、利比亚、尼日利亚、卡塔尔、阿联酋等国陆续加入，成员国达到13个，成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主要石油生产国的国际性石油组织。1992年1月1日，厄瓜多尔正式退出。伊拉克在海湾战争后受联合国制裁，至今未能重返石油市场。目前，石油输出国组织共有12个成员国，总部设在维也纳。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宗旨是协调和统一各成员国的石油政策，并确定以最适宜的手段来维护它们各自以及共同的利益。欧佩克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斗争：参股、石油国有化运动、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援助。201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石油探明剩余可采储量99×108t，占世界总储量的73％，其中排在前三位的成员国分别是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拉克。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石油产量为7×108t，约占世界石油产量的8％，其中排在前三位的成员国分别是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联酋。4 世界石油工业前景石油资源究竟还能用多久？这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曾出现“石油资源很快枯竭，石油工业即将走向穷途末路”的悲观论调。而事实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对地下资源的认识不断深化，油气资源量在不断增加。20世纪40年代预测石油资源量为500×108t。1983年在伦敦召开的第十一届世界石油大会估算的全球石油资源量为2460×108t；1994年在挪威斯塔万格举行的第十四届世界石油大会预计的石油资源量为3113×108t；2000年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召开的第十六届世界石油大会上，美国联邦地质调查局公布了他们的评估结论：全球石油资源量为4138×108t，天然气资源量85×1012m3。今后，随着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对油气资源的评估值还会增加，石油工业发展的资源基础还会扩大。美国《油气杂志》（OGJ）2013年12月2日发布年终统计数据：预计2013年全球石油（包括原油和凝析油）产量略增8％，至64×108t；全球石油剩余探明储量增长4％，至76×108t，按目前开采速度还可开采60年；全球天然气剩余探明储量接近199×1012m3，同比增长4％，根据2012年的产量数据，全球天然气尚可开采57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重油、高凝油、沥青砂、页岩油、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也正在被普遍地开发和利用。特别是开发利用埋藏在深海以及冻土层内的储量异常丰富的天然气水化物，在不远的将来也将成为现实。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世界油气资源的潜力是巨大的。在未来50年内，石油和天然气仍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能源，仍然是维系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格局平衡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