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的实施取得了巨大的成效，这主要体现在：使我国人口到2004年年初才达到13亿左右，将达到13亿的时间推迟了整整5年。但我们在看到这一优势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背后蕴含的、在发展过程中将愈演愈烈的种种问题。据有关预测中国在21世纪头20年内，将出现新中国建立后的第四次出生人口数高峰期、劳动适龄人口数高峰期、城镇人口数高速增长期，并面临2020年后的老年人口数高速增长期。为何说刚说我国计划生育取得了一定成效现在又说我国又将面临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呢？这主要是因为，在这种成效下，国家的监理力度有所松弛，外再加上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多子多富的思想在广大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又有了抬的趋势了。 其实就在我们所取得的成效中也同样蕴含了种种问题，诸如新增劳动力的数量在逐渐下降。虽然我国是第一人口大国，但从人口学角度来说，实际的劳动力供给总量压力在慢慢消退：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出生的那代人进入劳动力大军之后，我国每年的新生劳动力将会明显减少。比如说，在第五次人口普查时，10～14岁人口有2亿，5～9岁人口有9000多万，但0～4岁人口只有6800多万———下降速度极其迅速。南方某些地区出现的所谓民工荒，除其他因素影响外，也受了最近几年新增劳动力不断下降的影响。 而我国人口将步入急速老龄化的路途已是不争的事实了。伴随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我国于2000年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如果今后的新生人口仍如近几年那样迅速降低，那么老龄化水平的增速就会相应加快，我国将步入急速老龄化的路途。近期的人口预测发现，2020年之后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将呈加速度状，至2050年，在每100个人中，就有30个60岁以上的老人。届时，我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将比世界平均老龄化水平高出10个百分点。 婚龄人口的挤压现象也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我国新生人口性别比自20世纪中期失衡以来，新生婴儿性别比一直处于上升之中。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该年0岁人口的性别比达到了令人震惊的119∶100(男婴与女婴之比)。2003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又显示，0岁～4岁男女平均性别比为22∶100。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新出生的人口，在进入婚龄段后，会碰到前所未有的婚姻挤压，从而对我们建设和谐社会与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 另外一个大家可能会忽视的问题就是近年来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相当快，这无疑大大加在了其聚集区的生态环境压力。我国现行人口政策实行因地区、因城乡、因民族不同而不同的人口控制政策，即城市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夫妇可生育一个以上的孩子；少数民族夫妇可生育比汉族夫妇更多的孩子。从1982年到1990年，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率达到年均87%；从1990年到2000年，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率虽然有所下降，但由于总量的上升，现在少数民族人口已占我国总人口的41%，总量超过1亿人，比1982年第3次人口普查时期净增加了4000多万人。在城市少数民族人口增长较为缓慢的情况下，大多数少数民族新增人口分布在农村和牧区。这会给那些地区的资源和环境带来更加沉重的压力。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鉴于上述种种问题，我们有哪些解决措施呢？俗话说：“解钤还需系钤人”。讨论未来我国的人口发展战略，就必须针对以上几个问题重点思考应对策略。首先，计划生育依旧应当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坚决贯彻。同时要加强教育尤其是从小教育，要将“多子多富”的思想彻底低头。其次，要将人口生育政策应逐渐统一。我国分地区、分城乡、分民族的人口控制政策的正面意义是：城市在上世纪70年代以来生育率的降低，导致了城市劳动力总体的短缺，为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流动提供了空间。但这一政策的负面影响是：在城市大范围形成了家庭抚养关系的4∶2∶1结构，既刺激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也导致了城市家庭养老微观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城市未来的老人很难奢望得到子女传统意义上的“伺候”。因此，在城市化进程加速、流动人口主要为婚龄育龄年龄段人口所组成的新形势下，统一全国的人口生育政策，有利于减轻少数民族人口聚居区的环境压力，也有利于减缓城市家庭抚养关系变化带来的压力。 再次，在面对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问题，除了要做好相关人员安置，更重要的还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生产力才是硬办法。
房价、育儿成本高企背景下，生三孩不现实！ 解决人口老龄化，其实是为了拉动经济、解决社保，对此，不只人海战术一条路， 从人口数量转向 人口质量，一样可以拉动经济，解决社保。 比如：10个低能力的人，给GDP的贡献可能只有100万，但1个高能力的人可能就会创造100万的GDP，一样的效果。 所以，重点应做从幼儿到大学的全面改革，才是解决经济发展的根本。一味强调人口数量，寄希望于人口红利，不可取。
当我拿到这本书《新课程百问—语文》时心想：新课程实施了这么久了这一百个问题还用学有点不屑一顾。可当我静心阅读时发现作者提出的许多问题的确令人深思许多观点令我耳目一新：如：《“灌水”与“引水”》、《“因材施教”新解》、《负担辨证》、《也是木桶》等等而其中的《仍然要提倡科学精神》一文的阅读让我受益非浅。下面就谈谈我的认识：曾几何时我们教师只要一上到公开课似乎习惯于从网上搜集到特级教师或名教师的教学设计或课堂实录不假思索不依据自身的教学风格或已经具备的教学条件更不考虑班级学生的实际情况一切照搬照用。结果学得不伦不类令人啼笑皆非教学效果可想而知。作为一名教师我们应该包抱着科学态度不迷信教参考不能迷信专家不能迷信课本应该结合自身条件探索出适合自己的教学路子。我们要向特级教师或名师学习要不断思考：他们对某一课是如何处理的？为什么这样处理？效果如何？从而以他们的教学思想与教学理念来指导我们的教学实践。在课堂教学中我们提倡尊重学生要善于表扬与赞赏学生。但却常常出现教学、学生的掌声不绝于耳的现象。是学生的发言真的那么精彩真的值得大加赞赏？否！我们的教师对待学生的答案不加辨析一味的加以肯定似乎持否定态
面对当前的国际形势，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摘 要] 中共十六大对刚迈进21世纪的作出了两个清晰而准确的基本判断：一是党所处的历史方位，二是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任务。从两个基本判断出发，全面客观地审视我们当今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所提供的机遇和挑战。[关键词] ； 国内外环境； 机遇和挑战刚迈入21世纪之时，在十六大清晰而准确地作出两个基本判断：一是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我们党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二是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任务。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人深刻地理解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必将在前进路上不迷失方向；清醒地牢记自己的历史任务，必将为实现奋斗目标而不动摇。从上述两个基本判断出发，全面客观地审视我们当今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所提供的机遇和挑战，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21世纪初期是中国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期从国际环境来看，和平、发展、合作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潮流。世界政治力量对比有利于保持国际环境的总体稳定。稳中有变、和中有斗、缓中有紧、喜中有忧，对我国利多于弊。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加快，我国与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日益加深。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相互补充，外部环境总体上对我国发展有利。从国内环境来看，我国经历了56年的建设，已经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成为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大国。目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居于世界第7位，中国进出口贸易居于世界第3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国际形势黄皮书《2006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认为，中国的综合国力已超过日本（第7位），居世界第6位。从整体实力看，中国仍属于国力次强国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新阶段，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以下有利条件：（一）发展需求劲头足第一，居民消费结构迅速提升。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正处于迅速提升的状况。“老四件”（即手表、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持续了几十年，80年代逐步兴起的“新四件”（即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高级音响）现在已司空见惯，进入21世纪之初的“新新四件”（即商品住房、小汽车、通讯、旅游）正迅猛发展。随着居民消费结构逐年升级，居民消费支出总额倍增。2000年城市居民消费开支只有2184元，到2004年达7180元，增长达3倍；2000年农村居民消费开支只有515元，到2004年达2185元，增长4倍多。上述情况表明，我国消费市场非常广阔，商机无限，广大人民改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迫切要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无穷尽动力。第二，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据2005年12月经济普查第三号公报发布，我国2004年一、二、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是：第一产业为1%，第二产业为3%，第三产业为7%。这表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但仍未达到完全合理和优化。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将对产业结构调整实施大动作，要重点抓好三件大事：一是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二是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三是加强基础产业设施建设。第三，加速城镇化的进程。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2003年我国城镇化占53%，预计2010年达到47%，2020年达到55%。加速城镇化的进程，不仅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同时是保持我国发展需求的势头一项长远的举措。（二）发展基础较好第一，我国有取之不尽的劳动力资源，拥有丰富的科技人力和人文人力资源，并具有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第二，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在5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我国“十五”计划期间完成了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如小浪底工程、三峡工程。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已初见成效。南水北调正在筹划实施中。到目前为止，全国高速公路大体联网，最低程度是省内联网。第三，科技教育基础较好。建国以来，经过几代人的持续奋斗，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取得了令人鼓舞的巨大成就：取得了一大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科技成果，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学科体系，拥有一支可信赖的有水平的科技人才队伍；我国国民教育体系相当庞大，已拥有保持在校学生一千多万的共计1731所高等学校，全国普及义务教育人口达适龄儿童的98%左右，整个国家的文化科学知识素质有很大提高。2006-7-25 16:25 jerry（三）初步具备发展的体制保障以公有制为主体，非公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建立起来；国内统一的开放的市场逐步形成，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已逐步接轨；政府职能正朝着“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转变，为全面建立起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制度而努力。此外，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四）社会政治保持长期稳定党中央和国务院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高度重视保持社会稳定。一是正确对待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发展变化的种种表现，特别是群体性事件，努力做到及时发现，正确处理，有效处理；二是高度警惕来自敌对势力的破坏、颠覆和渗透等活动，重拳出击违法犯罪的案件，以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二、21世纪初期是中国各种矛盾的凸显期（一）两个基本情况我国是个经济大国，却不是经济强国。以2002年为例，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NP）排在世界第6位，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127个国家中排在第73名。美国等18个国家早已完成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即第一次经济现代化；现在美国等6个国家已经从工业社会进入知识社会的发展阶段，即进入第二次经济现代化进程；其他12个国家也迈入第二次经济现代化的起步阶段。中国目前还在推进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中后期。当今中国，农业社会、农业劳动力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50%，相当于1870年美国、法国和德国的比重水平。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由于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因素，我国东中西部国民生产总值在全国的比重很不平衡。1978―2003年东部经济上升，中部西部经济下降。这说明我国地区发展不协调是非常突出的，具有多层次、多侧面的特征，这个不协调不仅存在于经济发展的差距，也存在于社会发展的差距。（二）七大主要问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这个问题早在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就提出来了，到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强调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我国实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努力进行了多年，但现状依然是：取得明显进步，水平依然很低，矛盾非常尖锐。因此，要下定决心，找到发展生产力的正确途径。产业结构不够合理。1978年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有所变化，但这样的结构，不仅低于高收入国家，而且也低于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反映了第三产业内部存在结构低水平。这种低水平在第三产业内部表现为，生活性服务长期占主导，生产性服务业处于非主导地位。这表明金融保险、房地产、物流产业、科技开发、信息资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发展迟缓。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也反映了我国城镇化发展滞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只有24%，在世界50个主要国家中我国排行24位，排在印度和巴西之后；美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60―70%。我国对外技术的依赖程度高于50%，美国、日本只有5%以下。事实深刻地告诉我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关键。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我国是个人口大国、资源小国，这对矛盾将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是缺水的大国，人均拥有量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4，全国600个城市有400个缺水，110个严重缺水。我国耕地只有世界人均耕地水平的40%。从1996年至2003年底的7年间，我国减少耕地达1亿亩。此外，石油人均储量只有世界人均储量的3%，天然气只有1%，铜是5%，铝是7%。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趋严重。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相当艰巨，是“重中之重”。我国人口近13亿，农村人口占3%，农村中的赤字县占35%，每县平均负债约400多万元，每村平均负债约20多万元，全国贫困县592个。近年来某些农村出现了不可忽视的“返贫”现象。十六大后党中央鲜明地提出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对农民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现在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时候了，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今后五年到十年，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突出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具备相应的物质基础，然而，在经济发展条件下，不能适时解决突出的社会发展问题，就会产生影响社会稳定和妨碍经济发展的尖锐问题。近十多年来，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突出问题的解决。但是，随着社会转型时期的激烈变动，产生的社会问题仍是层出不穷。当前最突出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是：就业不足、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和分配不顺三大问题。较深层次的是教育、文化和医疗三大问题。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亟待解决。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来，但是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仍未得到彻底解决，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要作长期的努力，当前全党必须打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战。第一，政府职能转变还没有从根本上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尚未完成；要继续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各级政府在社会管理的公共服务职能有待大力加强。应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和行政监督机制。2006-7-25 16:25 jerry第二，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发挥主导作用；加快国有大型企业股份制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探索和解决好建立现代企业的途径；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加强非经营性资产、自然资源资产的监管制度。继续深化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所有制。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经济、引导个体、私营企业制度创新，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进入金融服务、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等领域。第三，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第四，加快转变对外贸易方式，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爆发一场世界战争。
浅论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贫困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一个贫困人口自身必须面对的个人问题?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对于贫困的理解要在更大的社会系统背景中进行,而不是仅仅关注贫困人口这一亚文化群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贫困是一个经济匮乏的现实,但贫困的持续以及在其持续的过程中引发并连带的其他相关问题(如犯罪、受教育程度低下等)表明,改善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足以减少所有与贫困相关的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这一宏观背景中,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理解离不开这一背景。何谓“转型期”?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包含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具备以上涉及的所有情况。何谓“城市贫困人口”?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定义认为,城市贫困人口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主要表现为: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性地低于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1]。文森特·帕里罗在《当代社会问题》一书中指出,公认的社会问题一般具备四个要素:第一,它们对个人或社会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害;第二,它们触犯了社会里一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第三,它们持续很长时间;第四,由于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会作出不同评判,对它们的解决方案也往往多种多样,因而在如何解决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2](P6-13)。这四个要素可以简单归纳为四点:即对个人或社会的损害;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持续性;过多的解决方案。本文将基于上述对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理解,以及界定社会问题的四个要素来论述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一、转型期与城市贫困人口新中国成立以前,城市贫困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不低于60%,城市贫困人口相当普遍。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市中基本上不存在贫困人口,存在的是与全国农村基本一致的“共同贫困”人口,全国人民都在“共同贫困”的状态下生活着,这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面临的问题相当严重。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号召,打破了“共同贫困”的局面,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许多百万富翁,但随之也产生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城市中贫困人口逐年上升[3]。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展,社会转型和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进行了全面的改组和调整,这使城市下岗职工迅速增加。在当前社会救济制度和失业保险尚未健全的条件下,相当一部分的失业和下岗人员在再就业之前就已经进入城市贫困人口的行列,同时,一些退休较早和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也极易陷入贫困。除此以外,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城市中还存在着大量农民工,他们往往收入较少、缺乏社会保障,也容易成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根据官方统计,截止到2008年3月31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200万人,平均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73元人民币。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研究报告则表明,城市贫困人口规模被低估了,实际数目约4600万人,占总城镇人口的8%,这个比例要高于农村[4]。城市贫困人口的扩大,不仅会导致城市贫困家庭生活困难,而且还会引发城市社会中的一系列其他相关问题。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个人和社会的损害因贫困造成的后果,不仅对贫困人口本身有害,也对社会有害。首先,对于城市贫困人口自身及其家庭来说,贫困的现实对他们的健康、教育、就业、住房、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损害。在商业化的城市社会中,贫困人口的购买力低下,这不仅会导致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困难,而且还会导致他们难以平等地享用城市教育、医疗及其他各方面的服务。城市贫困人口在这些方面的落后会使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生理素质低于非贫困人口,从而间接地导致他们的社会阶层地位下降,同时,也导致“贫困代际传递”,使他们的下一代仍可能面临贫困的窘境。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贫困人口却无法公平地像非贫困人口一样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贫困人口的一种社会排斥。其次,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存在也对社会有着负面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城市贫困人口劳动力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影响社会生产的增长,从而制约社会的供给水平;城市贫困人口群体由于经济条件匮乏,消费能力和水平都低下,从而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大。第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变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经之路,而日益增多的城市贫困人口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第三,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多以及贫困程度的加剧影响社会的稳定。城市贫困人口大多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贫困人口的最低生存需求,但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这些人口许多最起码的需求还是无法得到满足,而且还面临社会歧视、子女教育等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现实生活中面临的这些问题和心理的不公平感可能会刺激他们发生越轨行为甚至犯罪,从而危害社会的安定与团结[3]。三、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某些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文森特·帕里罗在解释“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这一要素时指出:“所有社会都包括若干个阶层或等级,它们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和声望……然而更为通常的情况是以经济为基础划分的等级,统治阶层的划分主要是由人们的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所决定的。地位较高的人明显地拥有最多的权力和制定社会规程、决定政策以及推进社会活动的影响力。”[2](P7)在我国,情况却有所不同。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只能用来决定它们的拥有者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而社会规程、政策等是由国家的政府部门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制定的。如果说我国的城市贫困人口触犯了某些权力集团的标准,那么,更多地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给政府管理社会及调动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麻烦,以及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进行收入再分配而引起“富人阶层”的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间接地触犯了“富人阶层”的利益。一方面,城市贫困人口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制约着社会、经济等的顺利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势必要实施针对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保险等,而用于这些措施的经济支出来源于国家税收,这样,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就间接地触犯到税收对象(有一定收入的人)的利益。从这两方面来说,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会触犯到社会中某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四、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持续性在我国,虽然贫困问题早已存在,但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主要是制度性贫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形成的一整套就业、住房、教育、医疗以及退休等社会保障已失去了效用,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体制正在逐步的健全中,在这种形势下,城市中原有体制下的获益者成为体制变革的利益受损者。那些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不具有劳动力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或接近退休年龄的没有一技之长的工人成为被劳动力市场首先抛弃的人,这些人的生活水平下降或直接步入贫困的行列。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变革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制度性的下岗与失业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随之,这部分城市贫困人口会长期存在。此外,随着转型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贫困人口也逐渐向城市中蔓延。世界银行的Martin Ravallion (2001)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贫困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速度要快于城市化速度,结果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快速地向城市移动[5]。城市化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趋势,取缔户籍制度和城乡经济融合成为持续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当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选择在城市定居生活之后,如果城市经济增长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城市仍将他们排斥在城市福利政策和公共服务大门之外,这些庞大的边缘化人口就极易演变成脆弱的群体,加大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可见,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中,城市贫困人口将会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城市化的发展而持续地存在。五、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过多解决方案为解决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对策。例如,针对下岗职工的“两个确保”,即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针对全国城镇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失业人员的免费再就业培训;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以及城市扶贫小额信贷等。虽然这些措施的实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没有最终消除城市贫困人口,一部分城市贫困人口“脱贫”以后不久就又“返贫”,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依然随着转型期社会的发展而存在,并演变出更多的城市社会问题。综合以上分析,在我国转型期的这一社会背景下,城市贫困人口不仅给自身及其家庭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也给社会的良性运行带来不利影响,同时,城市贫困人口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或间接地触犯到社会中其他一些阶层的利益和准则。不仅如此,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将会随着社会转型的长期性而在我国社会结构中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我国针对贫困出台过非常多的解决办法,但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仍未得到妥善的解决,因为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植根于我国社会转型这一社会背景中。由此可见,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08年10月9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重大原则有：必须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始终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必须切实保障农民权益，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始终把改革创新作为农村发展的根本动力。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把着力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作为加快推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必须坚持党管农村工作，始终把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作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政治保证。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08年6月10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胡锦涛在同团共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和团十六大部分代表座谈时希望青少年把火红的青春奉献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丽事业。
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取得圆满成功
北京时间2008年9月28日18时28分，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圆满成功。执行本次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是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我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出舱活动关键技术的国家，中华民族漫步太空的梦想终成现实。
北京奥运会
2008年8月第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以取得51枚金牌、100枚奖牌的优异成绩，第一次名列奥运会金牌榜首位，创造了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奥运会以来的最好成绩。
抗震救灾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我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受灾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和经济社会发展蒙受了
和谐社会的话题成为当今人们关注的焦点，其中一方面的原因是中国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尽管人们对贫富差距所引发的关于效率与公平、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乃至贫富分化的合理性等问题仍有异议，但在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以及不同收入群体所受的不公正待遇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上，在缩减贫富差距、均衡利益差别等问题上，已民心所向、势在必行。因此，应该从造成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事实和原因着手，不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引导社会走向稳定，走向和谐。2004年12月20日，湖南省邵阳市中意房地产公司负责人傅中意与邵阳县建设局长邓节生在邵阳湘桂黔建材城因砸车发生争执，邓节生忽然倒地身亡。随之发生了罕见的大规模“扛尸”事件，4天中死者尸体摆放在傅家中，上万人进入现场，傅的住宅被砸毁，傅中意的妻子杨丽芳多次请求警方制止死者家属的打砸行为，却没有人搭理。傅中意在“扛尸”高潮中出逃。那些参与“扛尸”事件的人用墨汁和红色喷漆在傅家墙壁上写道：“有钱算什么！”“为富不仁者杀！”“血仇必报”… 据有关研究表明，一个人处于自信时，思维能力非常活跃，精神也一直保持乐观、积极向上的状态；而处于自卑时，就显得思维反应迟钝，看上去也精神萎靡，像冬天霜打过的茄子一样，整天都是蔫的。 有人说：有自信，不一定能成功；但没有自信，就一定不能成功。你想成功吗？如果想的话，赶紧令自己充满自信，再立志、创业。看，成功就在不远处向你招手
面对当前的国际形势，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摘 要] 中共十六大对刚迈进21世纪的作出了两个清晰而准确的基本判断：一是党所处的历史方位，二是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任务。从两个基本判断出发，全面客观地审视我们当今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所提供的机遇和挑战。[关键词] ； 国内外环境； 机遇和挑战刚迈入21世纪之时，在十六大清晰而准确地作出两个基本判断：一是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我们党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二是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任务。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人深刻地理解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必将在前进路上不迷失方向；清醒地牢记自己的历史任务，必将为实现奋斗目标而不动摇。从上述两个基本判断出发，全面客观地审视我们当今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所提供的机遇和挑战，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21世纪初期是中国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期从国际环境来看，和平、发展、合作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潮流。世界政治力量对比有利于保持国际环境的总体稳定。稳中有变、和中有斗、缓中有紧、喜中有忧，对我国利多于弊。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加快，我国与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日益加深。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相互补充，外部环境总体上对我国发展有利。从国内环境来看，我国经历了56年的建设，已经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成为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大国。目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居于世界第7位，中国进出口贸易居于世界第3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国际形势黄皮书《2006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认为，中国的综合国力已超过日本（第7位），居世界第6位。从整体实力看，中国仍属于国力次强国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新阶段，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以下有利条件：（一）发展需求劲头足第一，居民消费结构迅速提升。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正处于迅速提升的状况。“老四件”（即手表、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持续了几十年，80年代逐步兴起的“新四件”（即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高级音响）现在已司空见惯，进入21世纪之初的“新新四件”（即商品住房、小汽车、通讯、旅游）正迅猛发展。随着居民消费结构逐年升级，居民消费支出总额倍增。2000年城市居民消费开支只有2184元，到2004年达7180元，增长达3倍；2000年农村居民消费开支只有515元，到2004年达2185元，增长4倍多。上述情况表明，我国消费市场非常广阔，商机无限，广大人民改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迫切要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无穷尽动力。第二，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据2005年12月经济普查第三号公报发布，我国2004年一、二、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是：第一产业为1%，第二产业为3%，第三产业为7%。这表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但仍未达到完全合理和优化。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将对产业结构调整实施大动作，要重点抓好三件大事：一是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二是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三是加强基础产业设施建设。第三，加速城镇化的进程。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2003年我国城镇化占53%，预计2010年达到47%，2020年达到55%。加速城镇化的进程，不仅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同时是保持我国发展需求的势头一项长远的举措。（二）发展基础较好第一，我国有取之不尽的劳动力资源，拥有丰富的科技人力和人文人力资源，并具有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第二，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在5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我国“十五”计划期间完成了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如小浪底工程、三峡工程。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已初见成效。南水北调正在筹划实施中。到目前为止，全国高速公路大体联网，最低程度是省内联网。第三，科技教育基础较好。建国以来，经过几代人的持续奋斗，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取得了令人鼓舞的巨大成就：取得了一大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科技成果，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学科体系，拥有一支可信赖的有水平的科技人才队伍；我国国民教育体系相当庞大，已拥有保持在校学生一千多万的共计1731所高等学校，全国普及义务教育人口达适龄儿童的98%左右，整个国家的文化科学知识素质有很大提高。2006-7-25 16:25 jerry（三）初步具备发展的体制保障以公有制为主体，非公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建立起来；国内统一的开放的市场逐步形成，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已逐步接轨；政府职能正朝着“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转变，为全面建立起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制度而努力。此外，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四）社会政治保持长期稳定党中央和国务院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高度重视保持社会稳定。一是正确对待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发展变化的种种表现，特别是群体性事件，努力做到及时发现，正确处理，有效处理；二是高度警惕来自敌对势力的破坏、颠覆和渗透等活动，重拳出击违法犯罪的案件，以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二、21世纪初期是中国各种矛盾的凸显期（一）两个基本情况我国是个经济大国，却不是经济强国。以2002年为例，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NP）排在世界第6位，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127个国家中排在第73名。美国等18个国家早已完成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即第一次经济现代化；现在美国等6个国家已经从工业社会进入知识社会的发展阶段，即进入第二次经济现代化进程；其他12个国家也迈入第二次经济现代化的起步阶段。中国目前还在推进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中后期。当今中国，农业社会、农业劳动力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50%，相当于1870年美国、法国和德国的比重水平。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由于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因素，我国东中西部国民生产总值在全国的比重很不平衡。1978―2003年东部经济上升，中部西部经济下降。这说明我国地区发展不协调是非常突出的，具有多层次、多侧面的特征，这个不协调不仅存在于经济发展的差距，也存在于社会发展的差距。（二）七大主要问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这个问题早在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就提出来了，到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强调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我国实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努力进行了多年，但现状依然是：取得明显进步，水平依然很低，矛盾非常尖锐。因此，要下定决心，找到发展生产力的正确途径。产业结构不够合理。1978年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有所变化，但这样的结构，不仅低于高收入国家，而且也低于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反映了第三产业内部存在结构低水平。这种低水平在第三产业内部表现为，生活性服务长期占主导，生产性服务业处于非主导地位。这表明金融保险、房地产、物流产业、科技开发、信息资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发展迟缓。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也反映了我国城镇化发展滞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只有24%，在世界50个主要国家中我国排行24位，排在印度和巴西之后；美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60―70%。我国对外技术的依赖程度高于50%，美国、日本只有5%以下。事实深刻地告诉我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关键。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我国是个人口大国、资源小国，这对矛盾将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是缺水的大国，人均拥有量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4，全国600个城市有400个缺水，110个严重缺水。我国耕地只有世界人均耕地水平的40%。从1996年至2003年底的7年间，我国减少耕地达1亿亩。此外，石油人均储量只有世界人均储量的3%，天然气只有1%，铜是5%，铝是7%。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趋严重。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相当艰巨，是“重中之重”。我国人口近13亿，农村人口占3%，农村中的赤字县占35%，每县平均负债约400多万元，每村平均负债约20多万元，全国贫困县592个。近年来某些农村出现了不可忽视的“返贫”现象。十六大后党中央鲜明地提出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对农民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现在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时候了，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今后五年到十年，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突出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具备相应的物质基础，然而，在经济发展条件下，不能适时解决突出的社会发展问题，就会产生影响社会稳定和妨碍经济发展的尖锐问题。近十多年来，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突出问题的解决。但是，随着社会转型时期的激烈变动，产生的社会问题仍是层出不穷。当前最突出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是：就业不足、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和分配不顺三大问题。较深层次的是教育、文化和医疗三大问题。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亟待解决。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来，但是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仍未得到彻底解决，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要作长期的努力，当前全党必须打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战。第一，政府职能转变还没有从根本上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尚未完成；要继续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各级政府在社会管理的公共服务职能有待大力加强。应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和行政监督机制。2006-7-25 16:25 jerry第二，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发挥主导作用；加快国有大型企业股份制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探索和解决好建立现代企业的途径；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加强非经营性资产、自然资源资产的监管制度。继续深化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所有制。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经济、引导个体、私营企业制度创新，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进入金融服务、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等领域。第三，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第四，加快转变对外贸易方式，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裸捐 带来的思考 “裸捐”一词很荣幸的登上了2010热词榜，被网友们热议。 “裸捐”从字面上的解释是把自己的所有资产捐献出去，帮助有需要的人群。既然谈到了裸捐，那么不得不提一个代表人物——陈光标。据相关报道指出，2010年9月5日，有“中国首善”之称的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在其公司网站上刊出了致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一封信，陈光标在信中指出：“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将不是捐出一半财富，而是向慈善机构捐出自己的全部财产。”他曾在微博中发表了一句话：“我“裸捐”是给盖茨和巴菲特两人中国之行的见面礼。陈光标的善行收获了无数的鲜花和掌声，但质疑之声却也一直不绝如缕，如影随形。某著名论坛搞了一次网络调查，虽然有6成的人对陈光标赞誉有加，但也有4成的人并不认可，更有两成的网友质疑其动机不纯，是伪慈善。陈光标事件给中国富人带来了莫名的压力，有调查指出，越是有钱的家庭就越想他的子女继承自己的事业。全球首富比尔•盖茨在宣布退休时，将580亿美元的个人资产全部捐给自己和妻子名下的基金会，创造了“裸捐”之最。中国也有很多人承诺“裸捐”。据了解，著名相声演员牛群早在2002年宣布，把自己的一切有形和无形资产捐给中华慈善总会。因为牛群自称“将自己的一切都捐了个干净”，因而被媒体戏称为“裸捐”。牛群的做法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感动了无数人。但仅仅两年之后，牛群又到中华慈善总会做了第二次公正，撤销原先的捐赠声明及承诺。成为了一时老百姓茶余饭后的笑谈。根据各方面的资料显示,对于此次“裸捐”的态度是否端正？人们在“裸捐”问题中该何去何从？对于祖国的花朵的中学生们对金钱观该如何正确对待？我认为——一、“裸捐”态度不端正在现今经济迅速发展，但人居GDP还排在世界100名左右的中国，超级巨富群体的存在成了个敏感的话题。根据美国《福布斯》杂志的全球富豪榜，去年中国的超级巨富人数比前年增长了31%，达到64人，总人数在世界各国中仅次于美国。中国其实存在许多有能力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只不过不一定是“裸捐”，帮助他人是出发点好的，但裸捐的话，有真正的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呢？再例如前一阵子的“章子怡诈捐门事件”，闹得满城风雨，这些事件的真实性我们平民百姓无法证实，但是我认为，他们的态度一开始就不正确。俗话说：一百万是钱，一分钱也是钱！” 小时候常常唱的那首“我在马路边见到一分钱，把它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的情怀又去了那里？是不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思想也潜移默化，发生了改变？其实无论你捐一百万还是一分钱，有那份“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精神就好。如果一开始是为了炒作，为了出位，为了所谓了荣誉感，那么我奉劝你，还是不必了，捐钱靠的是良心而不是私心！大家都知道的常识是：钱都是赚回来的，大风跟你没亲戚关系，不会把钱无缘无故的吹给你！所以说，不管是巨富还是中层阶级亦或是穷人，每一分钱既然都是辛辛苦苦的血汗钱，就更不应该昧着良心干着这些为“名声”而战的事情。巨富有所谓的“裸捐”，穷人也凭着自己的良心奉献着自己的爱心。据报道，在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中，有位老人步行了一两个小时，到捐献现场捐出了自己仅有的积蓄。当现场的工作人员看到老人家那瘦骨嶙峋的双手捧着的那把零钱，眼眶顿时湿润了，感动的泪水不自觉的流了下来……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有义务奉献自己的爱心使有需要的人受到帮助。二、中学生应树立正确的金钱观 “裸捐”行为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更对正在树立金钱观的中学生带来巨大的影响。他们会不会就此把捐款当做炫耀财富、攀比的手段，对捐出款项较少的人嗤之以鼻，因而失去捐款的原有意义呢？明确了金钱的来之不易，更要知道金钱观。正确的金钱观，指导我们通过合乎道德与法律的正当途径挣钱，把钱用到 有利于国家社会，有利于他人的地方，用到有利于全面发展自己、实现人生价值的地方。树立正确的金钱观，能使我们的灵魂更纯洁，道德更高尚，人生更有意义。对于金钱，要取之有道。用正当的手段挣钱、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致富，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是光荣的；不义之财终被夺，靠非法手段获取钱财，绝没有好下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如果一旦触犯法律，警察不会视而不见，触犯法律者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对于金钱，要用之有益，用之有度。要把钱用到最有需要的地方。就如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学校都会很快的组织我们参加捐赠活动。我们这个时候的会很乐意的捐出储钱罐里的钱，毫不犹豫，绝不含糊。 要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让钱发挥更大的作用。三、对待“裸捐”的态度我认为，从情操方面讲，能真正做出“裸捐”行为的人，都是伟人。如比尔•盖茨。但并不是说，不裸捐的就不是伟人，那位老人家也是伟人。而对于牛群的闹剧，置之一笑未必不是个好方法。现今社会上存在不少的不良风气，不仅仅需要政府的大力根除，每一位公民都要尽自己的义务维护公益事业的纯净！最后,希望“裸捐”事件的萌发能给大家，给社会带来深思。愿你我能共同维护公益这片净土，愿捐款这项充满爱心的事业不要受到与利益相关联的玷污，愿社会上真正洋溢着“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风尚。
回答 您好，请稍等，小度马上给你满意的答复，稍等几分钟，谢谢！(温馨提示，解答结束后，如果您还满意，可以给我赞哦) 您好，因为人口老龄化严重。 人口老龄化（又称人口老化或人口高龄化、老龄化社会）是指人口生育率降低和人均寿命延长导致的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现象。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世界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预期到2050年，老龄人口会达21亿。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1年9月，全国有149市已进入到深度老龄化，东北三省36地市全部进入深度老龄化。 目前，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我国一个极为严峻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着我国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 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 社会负担加重,社会文化福利事业的发展与人口老龄化不适应；家庭养老功 能减弱；老年人对医疗保健、生活服务的需求突出。2030年，我国60岁以上老人比例将接近四分之一。 综上所述，因此说人口问题始终是一个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 小度很高兴为您服务！愿您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假如您还有其他疑问，可以继续咨询！我会及时为您解答，别忘了赞哦，十分感谢您。 更多8条
那就是计划生育控制人口的发展，和解决控制人口老龄化。
目前我国人口出现的突出问题是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的新常态 尽管依然顶着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帽子，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出现严重扭曲。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了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的新常态。 国家应对这个问题的对策就是全面放开二胎政策。2015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
回答 人口基数大，人口素质不高。解决的办法，实行计划生育，大力发展教育。 人口老龄化现象开始出现。解决的办法，加速产业转型，大力发展高科技和新兴产业，提高人口素质。完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千万不可轻易的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以免人口反弹。 人口分布极不平衡。解决办法，大力开发西部等贫穷落后地区，统筹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经济协调发展。 性别比例失调。解决的办法，只能靠人们的觉醒啦！现在生个女孩要比生个男孩好。 更多2条
浅论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贫困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一个贫困人口自身必须面对的个人问题?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对于贫困的理解要在更大的社会系统背景中进行,而不是仅仅关注贫困人口这一亚文化群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贫困是一个经济匮乏的现实,但贫困的持续以及在其持续的过程中引发并连带的其他相关问题(如犯罪、受教育程度低下等)表明,改善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足以减少所有与贫困相关的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这一宏观背景中,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理解离不开这一背景。何谓“转型期”?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包含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具备以上涉及的所有情况。何谓“城市贫困人口”?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定义认为,城市贫困人口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主要表现为: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性地低于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1]。文森特·帕里罗在《当代社会问题》一书中指出,公认的社会问题一般具备四个要素:第一,它们对个人或社会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害;第二,它们触犯了社会里一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第三,它们持续很长时间;第四,由于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会作出不同评判,对它们的解决方案也往往多种多样,因而在如何解决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2](P6-13)。这四个要素可以简单归纳为四点:即对个人或社会的损害;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持续性;过多的解决方案。本文将基于上述对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理解,以及界定社会问题的四个要素来论述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一、转型期与城市贫困人口新中国成立以前,城市贫困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不低于60%,城市贫困人口相当普遍。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市中基本上不存在贫困人口,存在的是与全国农村基本一致的“共同贫困”人口,全国人民都在“共同贫困”的状态下生活着,这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面临的问题相当严重。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号召,打破了“共同贫困”的局面,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许多百万富翁,但随之也产生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城市中贫困人口逐年上升[3]。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展,社会转型和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进行了全面的改组和调整,这使城市下岗职工迅速增加。在当前社会救济制度和失业保险尚未健全的条件下,相当一部分的失业和下岗人员在再就业之前就已经进入城市贫困人口的行列,同时,一些退休较早和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也极易陷入贫困。除此以外,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城市中还存在着大量农民工,他们往往收入较少、缺乏社会保障,也容易成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根据官方统计,截止到2008年3月31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200万人,平均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73元人民币。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研究报告则表明,城市贫困人口规模被低估了,实际数目约4600万人,占总城镇人口的8%,这个比例要高于农村[4]。城市贫困人口的扩大,不仅会导致城市贫困家庭生活困难,而且还会引发城市社会中的一系列其他相关问题。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个人和社会的损害因贫困造成的后果,不仅对贫困人口本身有害,也对社会有害。首先,对于城市贫困人口自身及其家庭来说,贫困的现实对他们的健康、教育、就业、住房、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损害。在商业化的城市社会中,贫困人口的购买力低下,这不仅会导致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困难,而且还会导致他们难以平等地享用城市教育、医疗及其他各方面的服务。城市贫困人口在这些方面的落后会使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生理素质低于非贫困人口,从而间接地导致他们的社会阶层地位下降,同时,也导致“贫困代际传递”,使他们的下一代仍可能面临贫困的窘境。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贫困人口却无法公平地像非贫困人口一样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贫困人口的一种社会排斥。其次,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存在也对社会有着负面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城市贫困人口劳动力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影响社会生产的增长,从而制约社会的供给水平;城市贫困人口群体由于经济条件匮乏,消费能力和水平都低下,从而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大。第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变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经之路,而日益增多的城市贫困人口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第三,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多以及贫困程度的加剧影响社会的稳定。城市贫困人口大多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贫困人口的最低生存需求,但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这些人口许多最起码的需求还是无法得到满足,而且还面临社会歧视、子女教育等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现实生活中面临的这些问题和心理的不公平感可能会刺激他们发生越轨行为甚至犯罪,从而危害社会的安定与团结[3]。三、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某些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文森特·帕里罗在解释“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这一要素时指出:“所有社会都包括若干个阶层或等级,它们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和声望……然而更为通常的情况是以经济为基础划分的等级,统治阶层的划分主要是由人们的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所决定的。地位较高的人明显地拥有最多的权力和制定社会规程、决定政策以及推进社会活动的影响力。”[2](P7)在我国,情况却有所不同。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只能用来决定它们的拥有者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而社会规程、政策等是由国家的政府部门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制定的。如果说我国的城市贫困人口触犯了某些权力集团的标准,那么,更多地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给政府管理社会及调动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麻烦,以及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进行收入再分配而引起“富人阶层”的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间接地触犯了“富人阶层”的利益。一方面,城市贫困人口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制约着社会、经济等的顺利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势必要实施针对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保险等,而用于这些措施的经济支出来源于国家税收,这样,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就间接地触犯到税收对象(有一定收入的人)的利益。从这两方面来说,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会触犯到社会中某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四、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持续性在我国,虽然贫困问题早已存在,但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主要是制度性贫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形成的一整套就业、住房、教育、医疗以及退休等社会保障已失去了效用,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体制正在逐步的健全中,在这种形势下,城市中原有体制下的获益者成为体制变革的利益受损者。那些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不具有劳动力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或接近退休年龄的没有一技之长的工人成为被劳动力市场首先抛弃的人,这些人的生活水平下降或直接步入贫困的行列。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变革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制度性的下岗与失业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随之,这部分城市贫困人口会长期存在。此外,随着转型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贫困人口也逐渐向城市中蔓延。世界银行的Martin Ravallion (2001)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贫困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速度要快于城市化速度,结果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快速地向城市移动[5]。城市化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趋势,取缔户籍制度和城乡经济融合成为持续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当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选择在城市定居生活之后,如果城市经济增长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城市仍将他们排斥在城市福利政策和公共服务大门之外,这些庞大的边缘化人口就极易演变成脆弱的群体,加大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可见,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中,城市贫困人口将会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城市化的发展而持续地存在。五、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过多解决方案为解决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对策。例如,针对下岗职工的“两个确保”,即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针对全国城镇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失业人员的免费再就业培训;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以及城市扶贫小额信贷等。虽然这些措施的实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没有最终消除城市贫困人口,一部分城市贫困人口“脱贫”以后不久就又“返贫”,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依然随着转型期社会的发展而存在,并演变出更多的城市社会问题。综合以上分析,在我国转型期的这一社会背景下,城市贫困人口不仅给自身及其家庭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也给社会的良性运行带来不利影响,同时,城市贫困人口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或间接地触犯到社会中其他一些阶层的利益和准则。不仅如此,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将会随着社会转型的长期性而在我国社会结构中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我国针对贫困出台过非常多的解决办法,但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仍未得到妥善的解决,因为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植根于我国社会转型这一社会背景中。由此可见,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
\\世界人口问题论文 （地理小论文） 一、影响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 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对人口自然增长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它决定了人口的增殖条件和生存条件，通过改变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来影响人口的自然增率。一般情况下，当人口数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时，人口自身的再生产必将会刺激；当人口数量超越了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消费总数后，人口自身的再生产必将受到遏制。在现代生产力水平下，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往往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经济因素对人口机械增长也有重要影响。通常情况下，经济发达或发展速度较快的地区，对人口具有一种吸引力和凝聚力，人口机械增长为正值；相反，经济落后或经济发展速度缓慢的地区，对人口会产生一种排斥力和离散力，人口机械增长一般为负值。 文化因素： 这一因素更多地影响着人口的自然增长。随着科学文学水平的提高，人口自然增长率趋于下降，现代社会里这一趋势尤为明显，其表现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由于人们接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平均婚龄也会相应推延；二是科学文化水平愈发达，人们的生理知识、育儿知识、保健知识就愈丰富，促成婴儿死亡率降低；三是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愈高，就愈加注意自身及其后代各项素质的提高，少生优育，把有限的收入用于将子女培养成具有更高科学文化素质的现代人。 医疗卫生因素： 医学的进步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对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有着直接影响。首先，它使得因各种疾病致死的死亡率下降，从而降低人口死亡率，延长人口平均寿命；其次，它对控制生育和实行优生优育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世界人口分布 人口地理分布是人口增长过程在空间的表现形式。它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即深受自然条件的影响，更受制于社会、经济、政治制度。 世界人口分布不平衡 由于世界各国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因而人口的地理分布是不平衡的。世界人口空间分布分为人口稠密地区、人口稀少地区和基本未被开发的无人口地区。据统计，地球上人口最稠密地区的约占陆地面积的7%，那里却居住着世界70%人口，而且世界90%以上的人口集中分布在10%的土地上。人口在各大洲之间的分布也相当悬殊。欧亚两洲约占地球陆地总面积的2%，但两洲人口却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尤其是亚洲，世界人口的60％居住于此。非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一半而人口尚不到世界总人口的1/4。大洋洲陆更是地广人稀。南极洲迄今尚无固定的居民。欧洲和亚洲人口密度最大，平均每平方公里都在90人以上，非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平均每平方公里在20人以下。大洋洲人口密度最小，平均每平方公里才2．5人。世界人口按纬度、高度分布也存在明显差异：北半球的中纬度地带是世界人口集中分布区，世界上有近80%的人口分布在北纬20°～60°之间，南半球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11％多；世界人口的垂直分布也不平衡，55％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海拔200米以下、不足陆地面积28％的低平地区。由于生产力向沿海地区集中的倾向不断发展，人口也随之向沿海地带集中。目前，各大洲中距海岸200公里以内临海地区的人口比重，已显著超过了其面积所占的比重，并且沿海地区人口增长的趋势还会继续发展。从国家看，情况也是这样。目前世界上约有2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人口1亿以上者有10个国家，它们是中国、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联邦、巴西、日本、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孟加拉。这10国人口总数共有5亿多，约占世界总人口的60％。此外，世界上还有一些人口非常少的国家，如瑙鲁(0．7万人)、安道尔(5万人)、圣马利诺(2．3万人)、摩纳哥(3万人)、梵蒂冈(1380人)。从各国人口密度来看，摩纳哥的人口密度最大、每平方公里达2万人，新加坡4300人，梵蒂冈1920人，马尔他1110人等。世界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有法属圭亚那(1人)。蒙古(1人)、纳米比亚(2人)、利比亚(2人)、毛里塔尼亚(2人)、冰岛(2人)等。 人口越来越向城市集中 近代以来，世界人口越来越向城市集中，使全球人口分布表现出大小不等的一些密集的点。进入90年代，全世界总人口中已有49％以上集中于城市。 世界人口最稠密和最稀少地区 从人口地区分布图上能确切地反映出人口的实际分布状况。世界人口分布最稠密的地区有如下几类：①沿海沿湖的平原地带。特别是一些海岸线比较曲折、具有优良港湾地区，或某些大河入海口处。如亚洲大陆东部沿海区、南亚沿海区，欧洲波罗的海沿岸区，大西洋沿岸、地中海沿岸、非洲几内亚湾沿岸区，美国大西洋沿岸波士华地区，佛罗里达和墨西哥湾沿岸区、太平洋沿岸加利福尼亚、西雅图—温哥华(加)地区，五大湖地区，巴西——委内瑞拉沿海区，阿根廷——乌拉圭沿海区，智利——秘鲁沿海区、澳大利亚东南部沿海区；②流入三大洋的一些大河的中下游平原地带或河口三角洲地区。亚洲东部、南部尤为突出。③若干温带和热带的岛屿和半岛上。岛屿四面环海，半岛三面环海，若位置适中，并兼有优良港湾，则往往成为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地区；④内陆某些矿产资源丰富的地方。由于矿业开发，以及修筑铁路和公路，随之成为工业中心而形成一个城镇集团；⑤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某些内陆高原上。由于地势较高，没有平原或低地区那样炎热和潮湿，危害人们健康的热带疾病也大为减少，如墨西哥高原、巴西高原、秘鲁高原、东非高原等地；⑥沙漠中的绿洲地区等。世界人口非常稀少地区的有以下几类：①两极圈以内地区；②北半球北纬50度至北极圈之间广大的原始森林地带；③回归线附近和温带大陆内部的沙漠、戈壁地区；④热带雨林区；⑤高山地区。 三、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的人口论认为，人有两重性。人一方面是消费者，另一方面是生产者。人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生命过程都要消费生活资料；人作为生产则是相对的、有条件的。首先要具备一定的年龄条件，老人和小孩只能作为消费者，不能作为生产者；其次，要具备一定的身体条件，残废的人、有病的人都很难成为生产者；再次，人作为生产者要占有或使用一定的生产资料。此外，作为生产者还必须掌握一定的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所以人口增长要与物质资料增长相适应，如果做到这点，无论是人口多，还是人口少，都对生产有促进作用。如果人口增长大于物质资料的增长，一部分过剩人口无法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将从生产者转变为消费者，这将加重社会负担；如人口增长慢于物质资料的增长，一部分生产资料将无法与人口相结合，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开发，同样会影响生产发展。所谓人口问题就是人口增长与物质资料的增长不相适应并且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增长速度。马克思认为，通过人口自我调节，人类完全能够使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相统一。 所以现在人们应该有计划的生育，使世界人口与自然和社会相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