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十事诗》弈之概括离骚大意前部：引路、被屈；不屈、遭怨；申理。后部：叩天、求女；问卜、请神；他投。五律•屈原引路（一）秋来春早去，迟暮美人悲。前圣光明引，先王勇武随。党人终困步，国势日趋危。正路仍遥远，应骑骏马追！五律•屈原被屈（二）继前王勇武，为善政忙奔。正盼芷兰茂，刚称冠带纯。失约于早上，分手在黄昏。美女遭人妒，灵修错退婚！五律•屈原不屈（三）困惑迷途内，徘徊正路前。失蹄唯退后，抚马再争先。花草出泥美，芙荷入世鲜。身伤心未变，香冠顶山巅。五绝•屈原遭怨（四）结党握朝政，行单弃羽山。不听亲姐劝，逐户解说艰。 五律•屈原申理（五）历史当为鉴，民心自有公。汤禹德正立，桀纣理亏终。政善国中兴，君明世大同。任由身首碎，誓不改初衷。五律•屈原叩天（六）驾凤迎风上，携兰献阙前。孤身追落日，深夜叫开天。宫卫倚门望，哲王恋枕眠。乌云忽聚散，暴雨下涟涟。五律•屈原求女（七）策马登山去，昆仑觅爱娲。高丘无美女，灵殿有琼花。有美深闺躲，无媒白发加。情怀何处诉，浊世怎成家！五律•屈原问卜（八）谁是我心爱，她人在哪方？时时无眷恋，处处有芬芳。粪臭刚弥漫，花香立隐藏。顽石充美玉，明辨盼君王。五律•屈原请神（九）众神如伞降，灿灿耀灵光。法具明君现，臣贤美政藏。风云失际会，花草掉芬芳。哀杜鹃啼血，远游寻四方。七律•屈原他投（十）远去时难留也难，停行美政楚天残。茫茫赤水今朝渡，赫赫西方当晚欢。缓步收鞭皇界望，低头回目旧乡看。车夫悲痛马儿恋，抱屈含冤汨水寒！
可以从意象方面写啊。
首先，《诗经》是民间创作，大部分是民歌——十五国风。而《楚辞》是文人创作，所以在这一点上就决定了语言运用和关注方向上及表达方法上的不一样。其次，《诗经》更多的现实主义色彩，因为它以百姓为出发点，大部分以历史什么的现实存在的为比喻，所以是现实主义的发端；而《楚辞》则是浪漫主义的开始，因为《楚辞》里面大量运用了神话等带有明显楚文化神秘色彩的内容，所以被认为是浪漫主义的起点。再者，《诗经》大部分是四言诗，夹杂二言至八言不等的杂言，为后世律诗绝句等格律诗做出尝试；而《楚辞》则以楚方言为特色语言运用，“兮”字为代表，开创了后世“骚体诗”等问题。最后，他们的最后的也是最大的区别就是：《诗经》成为经典，为后世所有学子科举的必读经典及试题出处，入《四库全书·子部》。而《楚辞》则作为辅导书目，入《四库全书·集部》。地位立显。赞同0| 评论
《屈原十事诗》弈之概括离骚大意前部：引路、被屈；不屈、遭怨；申理。后部：叩天、求女；问卜、请神；他投。五律•屈原引路（一）秋来春早去，迟暮美人悲。前圣光明引，先王勇武随。党人终困步，国势日趋危。正路仍遥远，应骑骏马追！五律•屈原被屈（二）继前王勇武，为善政忙奔。正盼芷兰茂，刚称冠带纯。失约于早上，分手在黄昏。美女遭人妒，灵修错退婚！五律•屈原不屈（三）困惑迷途内，徘徊正路前。失蹄唯退后，抚马再争先。花草出泥美，芙荷入世鲜。身伤心未变，香冠顶山巅。五绝•屈原遭怨（四）结党握朝政，行单弃羽山。不听亲姐劝，逐户解说艰。 五律•屈原申理（五）历史当为鉴，民心自有公。汤禹德正立，桀纣理亏终。政善国中兴，君明世大同。任由身首碎，誓不改初衷。五律•屈原叩天（六）驾凤迎风上，携兰献阙前。孤身追落日，深夜叫开天。宫卫倚门望，哲王恋枕眠。乌云忽聚散，暴雨下涟涟。五律•屈原求女（七）策马登山去，昆仑觅爱娲。高丘无美女，灵殿有琼花。有美深闺躲，无媒白发加。情怀何处诉，浊世怎成家！五律•屈原问卜（八）谁是我心爱，她人在哪方？时时无眷恋，处处有芬芳。粪臭刚弥漫，花香立隐藏。顽石充美玉，明辨盼君王。五律•屈原请神（九）众神如伞降，灿灿耀灵光。法具明君现，臣贤美政藏。风云失际会，花草掉芬芳。哀杜鹃啼血，远游寻四方。七律•屈原他投（十）远去时难留也难，停行美政楚天残。茫茫赤水今朝渡，赫赫西方当晚欢。缓步收鞭皇界望，低头回目旧乡看。车夫悲痛马儿恋，抱屈含冤汨水寒！
太多了吧！
没那么多
宋词是继唐诗之后的又一种文学体裁,基本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大类 婉约派的代表人物：南唐后主李煜、宋代词人：李清照、柳永、秦观、等 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辛弃疾、岳飞、陈亮等 远从《诗经》、《楚辞》及《汉魏六朝诗歌》里汲取营养,又为后来的明清对剧小说输送了有机成分 词最早起源于民间,后来,文人依照乐谱声律节拍而写新词,叫做“填词”或“依声”从此,词与音乐分离,形成一种句子长短不齐的格律诗五、七言诗句匀称对偶,表现出整齐美；而词以长短句为主,呈现出参差美 词有词牌,即曲调有的词调又因字数或句式的不同有不同的“体”比较常用的词牌约100个词的结构分片或阕,不分片的为单调,分二片的为双调,分三片的称三叠按音乐又有令、引、近、慢之别“令”一般比较短,早期的文人词多填小令 58字以内为小令, 59—90字为中调,90字以外为长调 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一颗巨钻,在古代文学的阆苑里,她是一块芬芳绚丽的园圃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丰神,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妍,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胜直到今天,她仍在陶冶着人们的情操,给我们带来很高的艺术享受
首先，《诗经》是民间创作，大部分是民歌——十五国风。而《楚辞》是文人创作，所以在这一点上就决定了语言运用和关注方向上及表达方法上的不一样。其次，《诗经》更多的现实主义色彩，因为它以百姓为出发点，大部分以历史什么的现实存在的为比喻，所以是现实主义的发端；而《楚辞》则是浪漫主义的开始，因为《楚辞》里面大量运用了神话等带有明显楚文化神秘色彩的内容，所以被认为是浪漫主义的起点。再者，《诗经》大部分是四言诗，夹杂二言至八言不等的杂言，为后世律诗绝句等格律诗做出尝试；而《楚辞》则以楚方言为特色语言运用，“兮”字为代表，开创了后世“骚体诗”等问题。最后，他们的最后的也是最大的区别就是：《诗经》成为经典，为后世所有学子科举的必读经典及试题出处，入《四库全书·子部》。而《楚辞》则作为辅导书目，入《四库全书·集部》。地位立显。赞同0| 评论
<论语>吧，读思想过深的，反而有点得不偿失，个人观点啊。
那太多了 先秦诸子散文和先秦历史散文都值得看
祝贺你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
《楚辞概论》商务印书馆 1934《先秦文学》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4《读骚论微初集》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7《屈原》胜利出版公司 1946，三联书店 1953《楚辞论文集》上海古籍文学出版 1957《陆游诗选》（宋）陆游著，游国恩、李易 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中国文学史大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离骚纂义》中华书局 1980《天问纂义》（游国恩编，金开诚补辑）中华书局 1982《游国恩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 1989《游国恩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 1989《中国文学史纲要》《文章义例》《修辞举例》（讲稿）
《全唐诗》《全宋词》《史记》《文史通义》。。。太多了
三闾大夫就是管理王室的，相当于清朝宗人府宗正。现在应该没有这个了，勉强算是中纪委主任？左徒就是左丞相，主管外交，也可以对国内指手画脚，所以比外交部长大一些，相当于美国国务卿的角色或者新中国早期的政务院总理当时政务院总理是兼任外交部长的就一任，周恩来
《楚辞通故》，作者姜亮夫。按内容分为四辑十部：第一辑为天事、舆地，人事部；第二辑为历史、意识、制度部；第三辑为文物、博物、书篇部，第四辑为词部。举凡楚辞词语以及关涉楚辞研究者，尽列于书中。释词以历史与语言为中心，旁及其他学科，精阐流变，多所发明。书中附有珍贵图片、图表，颇有学术价值。作者简介先后著有《瀛涯敦煌韵辑 》《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陈本礼楚辞精义留真》《屈原赋校注》《陆平原年谱》《楚辞书目五种》《楚辞今绎讲录》《楚辞学论文集》《楚辞通故》《莫高窟年表》《敦煌学概论》《屈原赋今绎》《敦煌学论文集》等1000多万字的研究著作。其中《楚辞通故》一书被海内外专家誉为“当今研究楚辞最详尽，最有影响的巨著”。荣获全国高校首期人文社会科学家研究一等奖。
姜亮夫的学术视野极为宏远，研究范围极为广阔，李学勤先生就此有“宽无涯涘”的评价。据《姜亮夫全集》前言所举，有楚辞学、敦煌学、语言学、历史学四大方面，“而在这些方面他都有为学人所必读的重要著作，其贡献之大，乃世人共见”（李学勤：《姜亮夫全集序》）。而据姜亮夫先生自己说，史学是他创立学术功业的长期实践的一个“中心”。在《史学论文集序》中，可以看到他这样的话：“我一生治学至杂，但也有个不太明显的中心——古史，往往被楚辞、汉语、敦煌、文学等冲淡，而史学的问题自‘五四'以后，非常庞杂，学说纷起，新材料也时时发现，我在这潮流中，追逐不已，为许多科学性强的学说所震撼。”于是，“下决心走朴学道路，与史学正式接触。曾发愿注《后汉书》，但王先生昆明湖之痛第一想到屈原，所以廿八岁写成《屈原赋校注》，从此对古史接触多了，于是才扩大为古史学的研究。”他还写道：“总的说来，治史是我的治学目的”，“志趣所在，主于古史与近世史”。姜亮夫先生在《楚辞通故·自叙》中又说道：“要之以语言及历史为中心，此余数十年根株所在”。对于列于《姜亮夫全集》中第一种专著的《楚辞通故》，姜亮夫先生曾经说：“全书似当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归趣。然予于马列新说不练达，无真知，若徒衣被华采，而运不中程，则对学术为伪妄，为不忠实，以媚世冒不诚之罪辜。余钝根人也，性躁而疏，亦颇知其率直浅露，勿事于侜张，其有未达，愿学焉而已。”“辩证唯物主义非强学不可知。余学之不专，敢以真诚为言，虽愚暗莫能通达，浪费精力时间，乃至纸笔、物质，不能不深自检束者矣！”（1卷第2页，第5页）这是1976年秋天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留下的文字，由此可以察见学者深心的“真诚”和“率直”。那么，在这里，姜亮夫先生所谓“运不中程”的“程”，指的是什么呢？“程”在这里，应当是指学术的法度、程式、规范、原则。《孟子·离娄上》开篇就写道：“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按照汉代学者赵岐的解释，“离娄，古之明目者。”“公输子鲁班，鲁之巧人也。”“虽天下至巧，亦犹需规矩也。”孟子接着又说：“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规矩，方员之至也。”以“目力”和“规矩”的结合，则可以不穷其用。孟子以工匠技术为喻言政治文化，《孟子·告子上》又记录了他的名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赵岐注：“大匠，攻木之工。规，所以为圆也。矩，所以为方也。诲，教也。教人必以规矩。学者以仁义为法式，亦犹大匠以规矩者也。”孟子在这里所讲述的道理，是直接的政治范畴的王道主义或者道德范畴的“仁义”精神的宣传，然而从学术层面来理解，或许也可以借用以强调学术“法式”或者学术的“程”的作用。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一六《试文格式》中就有这样的论说：“孟子曰：‘大匠诲人，必以规矩。'今之为时文者，岂必裂规偭矩矣乎？”我们面对现在的社会文化形势，其实同样也可以看到“今之为时文者”中颇多“明目者”和“巧人”“裂规偭矩”的行为，即对于学术原则和学术规范的破坏和违背。久已成为中国学术优良传统的“法式”和“程”或说“规矩”，最主要的是实学的原则。在关于《楚辞通故》一书总体学术宗旨的陈述中，姜亮夫先生有“以实证定结论，无证不断”的说法。对于这一原则，姜亮夫先生以为“似颇合科学律令，与辩证唯物主义相表里者”。这种科学风格在空疏之风有所上扬，学术泡沫充溢书市，“徒衣被华采，而运不中程”者大有人在的今天，应当有益于指正学术途径，净化学术气氛。姜亮夫先生在《楚辞通故·自叙》中说，他生平治学，在于“以语言、历史相关合，求所以为国宣教，为青年作导游”。如果有一些青年学子能够有心继承这种实学传统，发扬这种实学精神，则可以不愧对老一代学者的苦心。那么，我们也许还可以借用孟子的话来形容这种科学的学术风格的传递：“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我们强调“以实证定结论，无证不断”的实学传统的科学意义，并不是否定博采和创新。就姜亮夫先生的学术实践而言，是始终重视学术视野的扩展和学术方法的更新的。他所谓“五四”以后史学“学说纷起，新材料也时时发现”，自己曾经“在这潮流中，追逐不已，为许多科学性强的学说所震撼”的回忆，就是证明。李学勤先生总结说，“姜亮夫先生于三十年代广读马克思、恩格斯及摩尔根、穆勒利尔、梭罗金、涂尔干等人的著作，并于1935年赴欧洲，于巴黎大学进修考古学。他与马伯乐、伯希和、戴密微、叶慈、翟理斯等英法汉学家结识，且在法京国民图书馆应王重民先生之邀，检阅敦煌卷子，多有收获，足见他的学术，绝非闭门墨守者可比”（《姜亮夫全集序》）。姜亮夫先生自己也曾经说，他的古史研究，注意利用“我们考古工作大发达”的有利条件，成果中也“有些文化人类学的踪影”，他甚至主张“把自然科学许多说素尤其是材料引入人文科学，来对文史作一些具体分析”，这些都是传统史家无可比拟的。姜亮夫先生对考古文物的重视，特别值得史学工作者关注。他曾经说，当年前往欧洲，“本意想学考古学”，“我看了巴黎的四十多个美术博物馆，伦敦的大不列颠博物馆，加深了我如何用科学方法研究古籍的想法”，他甚至曾经准备“跟着到希腊、埃及去考古发掘”。姜亮夫先生在古史研究中，也注目“民俗史的舞台”，重视对“由礼俗转化为民俗”以及相反“借民俗可知礼俗的根源”等社会文化现象的考察。他回顾自己学术生涯时，所谓“余一生无他业，日与故纸堆为侣”，然而“生平治学方法，亦多所变革”的总结，应当说是符合事实的。正如姜亮夫先生自己所说，在追求“铢两悉备，确切深透”的基础上，“为新方法（综合）、新课题而努力，是余之愿也”。一方面求实，一方面求新，正是姜亮夫先生学术工作的原则。 姜亮夫先生以治楚辞学和敦煌学知名，然而对于秦汉史研究亦多有令专门治秦汉史者惊异的成就。姜亮夫先生自己曾经说：“秦代史中，我只写过一小本《石鼓文小考》及一篇《诅楚文考》，《诅楚》已入《楚辞学论文集》一书之中，《石鼓文小考》后来散入《读书朴识》中去了。”这两种成果，严格说来，应当说是“秦史”研究，而非“秦代史”研究的收获。姜亮夫先生这里的“秦代史”一语，体现出将秦史研究前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史的思路，在他的学术意识中大概早已形成。有关两汉社会政治学术文化等方面的论著，姜亮夫先生说：“即以‘《史》、《汉》优劣'一个小题而论，我同金鹤望先生有过讨论，因搜集一下过去的讨论，即得文至卅多篇，而一切分别专科，如《地理志》、《河渠书》、《艺文》、《食货》等研究的论文也实在不少。我有过一本《读书朴识》，《史》、《汉》的摘记为多，但都是语言文字考证为主，我已收入《商旧录》中。”《桓谭疑年的讨论》则收入《史学论文集》“还有《国策论》上下两篇，主要是说西汉以‘孝'治国，加深了中国家庭的牢固性，东汉末以义气相尚，一方面成英雄割据，一方面也成为义气相尚的民风，乃至于后世江湖义侠之所由，……”。对于也可以归入汉史研究成果的一篇早期文稿《曹子建与洛神赋》，姜亮夫先生有语极诚恳的回忆。他写道：“……残存一篇《曹子建与洛神赋》，金先生说‘思路奇古，未必服人之心'，不知何人说与季刚黄先生知道，他见我时说：‘你学胡适格式，他以类书为文，你连类书都未翻过。……'这是我一生受严师最大的一次教诲，从此以后，不依靠类书，也知道了类书对做学问的限度。不知为何，近年来一位河南大学的同学把原稿送还我，我第一次重见此文，近来想想‘严师为难'，决定连这稿也烧掉，以求心之所安。”学术大师面对传统实学“格式”和“严师”“教诲”毅然焚稿以求心安的故事，可以看作学术史的珍闻，作为后生学子，读来不能不深为感动。 《中国声韵学》上海 世界书局 民国22 [1933]《敦煌 伟大的文化宝藏》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6《陆平原年谱》上海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张华年谱》上海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中华书局 1959《晋陆平原先生机年谱》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民国67[1978]《楚辞今绎讲录》北京出版社 1981《古文字学》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4《楚辞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敦煌学概论》中华书局 1985《莫高窟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楚辞通故》济南 齐鲁书社 1985《敦煌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敦煌碎金》，陶秋英纂辑，姜亮夫校读，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2《楚辞书目五种》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古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姜亮夫文录》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屈原赋今译》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文学概论讲述》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0